中國歷史上的士有什麼特點

『壹』 中國古代各個階段士階層的特點，謝謝

士
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原來可能指原始社會末期與氏族部落首領和顯貴同族的武士，進入階級社會後，他們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因古代學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貴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識，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識和技能之人的稱呼 。春秋時代，各國之間征戰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車戰及武士的作用減小士的地位也出現了上升或下降的變化。有些卿大夫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設法招徠士眾以張聲勢，很多士便投靠到他們那裡。還有部分士為解決經濟困難去為人辦喪事，當贊禮，或經營工商業；也有人從事私人講學，傳授文化知識，從此中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士。他們游學各國，思想活躍，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促進文化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戰國時代，爭霸和兼並戰爭更為劇烈，於是朝秦暮楚的游說之士應運而生。他們穿梭於各國間，充當說客，縱橫家便是其代表。這時各國封君權貴的養士之風也很盛行。秦漢時期，士的內涵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士，稱為士大夫時，可以指軍隊中的將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權和州郡縣供職的官吏的泛稱；稱為士人時，則一般特指具有較高封建文化素養、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知識分子。漢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風骨氣節及學識才能），一旦成為名士，功利官位會接踵而至，故士人或著意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恪守封建綱常名教；或浮華交遊，廣結朋黨，相互吹噓，以沽名釣譽。東漢後期，在士人中間清議品題人物之風極盛 。這種人物品題屬於民間范圍。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確立 ，品評士人之權收歸政府。凡由中正品評者，皆據其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給予不同品第（鄉品），然後授予各種官職。未經中正品評者，不得仕為品官。於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種特定階層的含義。士庶對立，漸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為士，否則為庶。士人中，又出現憑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顯並累世居官的家族，是為士族。士族在東晉時達到極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後，士族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士作為一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宋以後 ，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品官。

『貳』 春秋的士具有哪些性格

中國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在它的傳承、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古代知識階層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認為，知識階層並不是近代獨有的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知識階層，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識分子的問題」。他指出「知識階層在中國古代的名稱是『士』，但『士』卻不是一開始就可以被稱作知識階層。『士』之變為知識階層，其間有一個重要的過程」。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階級的流動，「導使士階層在社會性格上發生了基本的改變」。本文就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作一些考察，並對余英時先生的有關論點提出商榷意見。

春秋戰國時代新興知識階層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徵

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士」的稱呼由來已久，論者從文字訓詁的角度對「士」的原始含義和指稱作過種種解釋。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獻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級貴族。《左傳》桓公二年：「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國語·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足以說明士屬於低層貴族。所謂「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祿田，與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質不同。西周時代禮不下庶人。《儀禮》記載先秦名物制度甚詳，其《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士虞禮》五篇，皆冠以「士」。姚際恆指出：「其實多通大夫以上而言，蓋下而為民，上而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①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士是處於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個低層貴族等級。

作為貴族，士要具備當時貴族所必需的一些專門知識。學習的科目是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顧頡剛認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學「表面固為禮節，為娛樂，而其主要之作用則為戰事之訓練。故六藝之中，惟書與數二者乃治民之專具耳」②。強調士之訓練以射、御為主是對的，但認為禮、樂訓練是表面文章，「惟書與數二者乃治民之專具」，這個說法似難以成立。作為低層貴族，禮、樂訓練也是治民必備之知識。《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禮記·王制》說：「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士之所以是士，身份地位高於「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這些「執技以事上者」，除了因為他屬於低級貴族之外，他的文化素養也遠非後者所能比擬。如果只會射御而不懂禮樂書數這些道藝，那就不成其為合格的士了。

西周和春秋前期，車乘甲兵由城邦的國人組成，野人只能當徒兵，而士則是這支軍事力量的重要骨幹。《國語·魯語》說：大夫有「貳車」，士有「陪乘」。所謂「乘馬之法」是「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③，甲士即由士擔任。執干戈以衛社稷，是士必須履行的義務。《禮記·王制》雲：「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士除了擔任軍事力量的骨幹之外，還是城邦國家選拔官吏的重要來源。《禮記·王制》有一套司徒、司馬選拔士之賢俊「以告於王，而定其論」的制度。「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記》成書時代雖在戰國或秦漢之際，但《王制》所載的一些制度當有歷史根據。《國語·周語》載內史過談到西周的制度時說：「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可見士雖然是低於大夫的貴族等級，也和大夫一樣可以擔任官職，但多數情況下是公卿大夫的屬官或其家宰。《國語·魯語》說，卿大夫「序業」，士則「受業」，反映了他們之間的上下關系。士作為基層官吏，除了管理稅收府庫這類工作之外，還要承擔執法的任務。《周禮·秋官·小司徒》：「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小司寇」屬官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朝士」，職責都是聽訟斷獄。執法之吏多由士承擔，這大概與古代兵刑不分的傳統有關。

先秦文獻中的「君子」，是貴族的通稱，而「士君子」則專指有官職的士。《墨子·非樂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同書《尚賢下》：「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由於士的貴族身份是城邦國家各級官吏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所以文獻中有時也用「多士」來泛稱各級官吏。如《詩經·周頌·清廟》就有「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的詩句。

但是無論在西周或春秋，並非所有的士都擔任官職。《管子·乘馬》：「士閑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孫詒讓雲：「謂不為君臣，則與民同受九職之功，而不得受分頒之賜給也。」①「不為君臣」的士，即不擔任官職者，他們不得享受「分頒之賜給」，但仍要服兵役。《詩經·國風·標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氓》：「於嗟女兮，無與士耽。」《野有蔓》：「士與女，方秉蕳兮。」所詠之「士」應多是不任官職的士。

《管子·小匡》記齊桓公問「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說：「聖人之處士必於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主張士農工商四民「不可使雜處」。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認為「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②。其實，士農工商四民之說雖屬後起，但他們原先確實是各有居處而不得混雜的。在國野畛域尚未消失之前，住在國中的士農工商，「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③，各有固定的居住區。《國語·齊語》有同樣的記載：「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所謂「昔聖王」之時，當指先前的西周時代。這種依身份劃分和帶有封閉性的居住區的布局，是由當時階級關系別貴賤的需要所決定的。士是低層貴族和有職之人；農是具有國人身份的農民；工商食官，勞動者大多是奴隸。他們各有居處，不相往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①。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激烈變動的時代。在這個社會轉型時期，新舊事物共生而混雜，「奇辭起，名實亂」，「貴賤不明，同異不別」②。階級和等級關系都出現了巨大變化，士的成份隨之也就不再限於低層貴族了。③春秋時期，不少士已喪失了貴族身份而淪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長的平民則脫穎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來。《管子·問》：「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這些士或親自耕田，或因貧困而借債，顯然都已非享有祿田的貴族。前引《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載管仲建議恢復「昔聖王」之時讓士農工商分區居住的制度，也說明到了齊桓公之時，士已經被視為和農工商並列的「四民」。值得注意的是，並非貴族出身的管仲，由於家庭貧困，曾和鮑叔牙一起做過生意，「分財利多自與」④。管仲沒有受過系統的六藝教育，但他憑借自己的才能，卻因緣際會，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成為春秋時代最傑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先世雖是貴族，但他少時也「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⑤；亦即在季孫氏手下當過管理倉庫和畜牧的小吏。墨子出身不詳，學者或疑「墨」為刑徒之稱⑥，從墨子的言行來看，說他出身微賤當不為過。孔墨這春秋時期的兩大學派，其門徒很能說明士的成份之復雜。《呂氏春秋·尊師》說：「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這些村夫、牙商、盜賊和騙子，都得以成為顯學名士，在貴賤有別、等級森嚴的制度沒有崩潰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士作為新興知識階層的崛起，是春秋時代階級關系變動最重要的歷史內容之一。

到了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公室和私門爭相養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門了。範文瀾把戰國時代的士分為四類：一類是學士，如儒、墨、道、名、法、農等專門家，著書立說，提出各種政治主張，在文化上有巨大貢獻。一類是策士，即所謂縱橫家，長於政論，憑口舌辯說獵取富貴。一類是方士或術士，可分兩等，一等是天文、歷算、地理、醫葯、農業、技藝等學科的專門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貢獻；一等是陰陽、卜筮、占夢、神仙、房中術等騙取衣食的遊客。最下一類是食客，數量最大，流品最雜，其中包括雞鳴狗盜之徒，任俠刺客、奸人犯罪、賭徒屠夫和市井無賴等。①範文瀾上述分類中的某些人雖然並不屬於知識階層，但他比較全面地概括了戰國時代士的職業分途和社會屬性，為我們理解士作為新興知識階層的構成和整合提供了一個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切入點。

由於士的流品復雜，其稱呼的覆蓋面非常廣泛，因而戰國時代的士並不能和知識階層劃等號。那些沒有掌握文化知識的武士、游俠和食客之類，顯然是不能列入知識階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古代知識階層原型的士，看成僅限於先秦諸子各學派的道術之士。不同時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歷史內容。春秋戰國是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發生深刻變化和迅速發展的時代，新興知識階層在從其先輩那裡繼承歷史積淀的文化知識的同時，不但會舍棄一些不符合時代需要的舊的文化知識，還會創造一些時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識。就總體而言，春秋戰國時代的新興知識階層不但在知識結構方面比西周的貴族階級合理，更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而且其隊伍的規模也要比西周的士龐大得多。

《禮記·王制》說：「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士的射、御教育已經退居次要地位，而《詩》、《書》則成為與禮、樂並重的學習科目。事實上，到了春秋後期，禮樂在一些諸侯國已經崩壞，不論是新興知識階層或貴族階級，有許多人已經不熟悉那些繁瑣的禮儀和缺乏生命力的音樂舞蹈了。魯國的孟僖子對禮儀不熟悉，感到遺憾，臨終時吩咐他的兒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去師事孔子。魯國貴族如此，其他諸侯國貴族不懂禮的恐怕就更多了。但在禮樂崩壞的同時，器用之學卻獲得了發展的機遇，這也就造就了一批器用之學的知識分子。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中談到諸子百家的興起時說：「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范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雲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章學誠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春秋戰國之前，在「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的情況下，「道」是不離「器」的；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王官之學散在民間，「官師治教分」，「道」和「器」就分離了。自此之後，諸子皆紛紛言「道」了。「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①

余英時在引用章學誠上引這段話時說，王官之學散為百家之後，「從此中國知識階層便以『道』的承擔者自居，而官師治教遂分歧而不可復合」②。關於官師治教是否分而不可復合，我們在下文還要論述，這里要指出的是，章學誠認為春秋戰國之後「道」、「器」分離是學術發展的趨勢，「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而是「仁見謂仁，智見謂智」，這個見解確實是很精當的。余英時把章學誠這段話援引為「道統」觀念當時「已露其端倪」的佐證，似與章氏原意並不一致。「道」、「器」分離之後，新興知識階層崛起，其中有些人確實只是坐而論「道」，以「道」自任；但「道」已經多元化，「因人而異其名」了。與此同時，社會上還出現了一批天文、歷算、地理、醫葯、農業、技藝等器用之學的專門家，他們也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莊子·天下》篇說：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莊子慨嘆王官之學散在百家之後，「內聖外王之道」就「暗而不明，郁而不發」了。他所說的「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的「百家眾技」，就包括上文所舉各方面的專門家在內。他們雖然是「一曲之士」，不像先秦諸子那樣對「道」感興趣，而只從事器用之學，但也屬「百家」的一部分，也應歸入新興的知識階層。西方近代學者把知識分子限定在關心社會政治現實並持批判態度的人文學者這一群體。我們在探討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形成和演變時，沒有必要完全接受西方學者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和標准，應該從我國具體的歷史實際出發來作出自己的理論概括。戰國時代，正是由於新興知識階層成份的變化及其知識結構的改善，才突破了先前一統的道德標准和學術規范，出現了百家紛呈，「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的局面，並產生了一大批人文道術和科學技術的著作。在《周禮》和《管子》等書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設計，還可以看到許多有關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考工記》是古代手工業技術規范的總匯，甘德、石申的「星占」記錄了觀測天文的珍貴資料，《禹貢》開創了我國古代地學分區域和分部門研究的範例，《墨經》反映了我國古代光學、力學和數學等方面的許多成就，《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總結了傳統農業的重要生產經驗。對於這些科學技術方面珍貴歷史遺產的作者，我們顯然是沒有理由把他們排除在古代知識階層之外的。

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的篇首曾正確地指出西方學者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並不適合於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可惜他並未能把這一觀點貫徹到自己的論述當中。他引用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思（TalcottParsons）關於「哲學的突破」的觀點，認為「哲學的突破」與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有極密切的關系，突破的結果形成了一個「文化事務專家」集團，他們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最初型態。①在余英時看來，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就是中國「哲學的突破」，而以儒、墨兩家為先導的諸子，正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哲學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關系之中而各有職事：他們並沒有一個更高的精神憑藉可恃以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但『突破』以後，士已發展了這種精神憑藉，即所謂『道』。」②按照這種觀點，中國古代一些從事器用之學而並不把「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的「道」作為「精神憑藉」的專門家，也就被排斥在新興知識階層之外了。在另外地方余英時又說：「中國知識分子從最初出現在歷史舞台那一剎那起便與所謂『道』分不開，盡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義。」①「知識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所以根據『道』的標准來批評政治、社會從此便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內之事。」②我們不否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有些人確實以「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作為自己的精神憑藉，他們的價值取向和政治態度在中國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筆珍貴的遺產。但如果把「道」視為一種價值取向的話，那麼應該說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而決不能歸結為「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漢書·藝文志》歸納先秦至西漢的諸子百家，其中如農家、天文家、陰陽五行家、數術家、刑法家、醫家、方技家等，自有他們的「精神憑藉」，但這些人顯然與「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的「道」是疏遠的。而他們的成就和貢獻，同樣也是傳統文化珍貴的遺產。事實上，即以余英時最推崇的儒家來說，許多人也未必都是以「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作為自己的「精神憑藉」。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是個多義性的概念。《老子》雲「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是一種自然的法則或萬物之宗。在儒家學說中，「道也者，治之經理也」③，亦即是一種治國的常規條貫。余英時認為孔子強調「士志於道」，而儒家之「道」即是仁義學說。孔子「努力給它貫注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的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④。對於孔子學說的真諦，學者可以有自己的詮釋。但應該指出的是，作為具有人文關懷精神的「道」，並不始於孔子和儒家學派。《尚書·康王之誥》⑤說：「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之後人。」這里所說的「道」，即是對包括士在內的貴族階級的一種政治和道德的要求。《詩·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全色，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仲山甫可以說是恪守「道」的一個典型。《左傳》桓公六年載季梁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同書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強調為政之道要「利民」、「為民」，這種理念和孔子及儒家後學的「民本」思想也是一脈相通的。盡管孔子和儒家學派對「道」的詮釋賦於了更多的新的內容，但我們卻不能抹煞它與先前「道」的觀念的歷史聯系。

「道」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在西周曾經是包括士在內的貴族階級為自己樹立的政治和道德的准繩。但如前所說，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社會關系的激烈變動和士的分化，「道」的觀念已呈現了多元化演變的趨勢。孔子繼承和發展了先前「道」觀念的一些積極內容，強調士要「志於道」，亦即要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園。《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篇又載：「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但是，孔子對「道」的這種要求，其弟子門人未必都能做到。至於其他學派或沒有學派的知識分子，各有自己的價值取向和道德理念，他們或者是談不到「志於道」，或者其心目中的「道」與儒家所理解的「道」並不一樣。楊朱「為我」，他的「道」與余英時對「道」所詮釋的「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恰恰相反。墨子「兼愛」，倒是可以說發展了「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但這種泛愛的關懷卻又受到儒家的非議。孟子就把墨子和楊朱一鍋煮，斥責他們「無父無君，是禽獸也」①。儒家鼓吹仁義，法家則公然宣稱明主「不道仁義」②。先秦諸子的價值觀念是如此地扞格不入，乃至互相攻擊，怎麼能把孔子所說的「士志於道」說成是新興知識階層的性格特徵，並且說正是孔子對新興知識階層性格特徵的形成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呢？③「士志於道」是孔子理想主義的精神，把這種理念看作是現實生活中新興知識階層共同的性格特徵，是對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系的一種虛幻的顛倒，並不符合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實際。

余英時強調士的價值取向「以『道』為最後的依據」，「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①其實，驅使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去求學、求職和從事政治活動的動力，決不是什麼「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而主要是現實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和對經濟利益與權勢的追求。《呂氏春秋·博志》載：

「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史記·蘇秦列傳》說，蘇秦家貧，為兄弟嫂妹妻妾恥笑，「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他取六國相印、榮歸故里後，昆弟親友惶恐恭迎，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寧越與蘇秦求學求仕的事例，在春秋戰國時代新興的知識階層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墨子·尚賢》說：「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正如錢穆所說，儒墨兩派的門徒都「相望以仕進者」，「覬仕為心理之同，游仕為世風之變，雖大師無如何。」②孔子在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的同時，接著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鄭玄註：「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③這是對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食」的深刻的詮釋。孔子並沒有用空洞的「宗教精神」來宣揚「道」，而是直率地指出，只會耕田而不學的人不免於飢餓；如果學而謀道則「祿在其中」，可以做官享受俸祿，雖不耕田而得免於飢餓。這完全符合當時士的價值取向。荀子同樣也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④

我們不贊成把「士志於道」說成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性格特徵，但並不否認古代知識分子中有些人確實非常虔誠地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信念。孔子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①孟子說：「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②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傑出代表，他們都是非常「志於道」的，但他們並不把「志於道」和「仰祿」對立起來。孔子自己「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③。孟子認為，「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④當然，士的流品很復雜，所以價值取向也很不一樣。有的「仰祿之士」只熱衷於追求富貴，與「志於道」的「正身之士」不可同日而語，例如一些以口舌獵取富貴的游說之士就是如此。但恰恰是這個歷史事實，說明「士志於道」不能用來概括新興知識階層的性格特徵。因為這些並非「志於道」的游說之士，同樣也是新興知識階層的組成部分。余英時引用荀子把士分為「仰祿之士」和「正身之士」，承認士階層有分化，又說：「由於所處的時勢不同，荀子筆下之『士』其流品已甚雜，不可與孔子所言『士志於道』之『士』等量齊觀，只有荀子所說的『君子』或『士君子』才與孔、孟所稱道的『士』約略相當。」⑤其實，自從春秋時代士不再完全成為貴族階級的一部分而是作為新興的知識階層出現，其流品便已日趨復雜，並不待到荀子生活的戰國後期。

當士還是貴族階級的一部分時，所謂「士食田」，說明他們是有恆產而不必仰祿的。西周的士之所以不能稱為知識階層，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知識，也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精神憑藉和道德標准，而是因為包括士在內的貴族階級壟斷了文化知識，排除社會下層廣大的平民和奴隸享有學習文化知識的權利。西周士的這種封閉性，使得一個超越貴族階級之外的知識階層無從產生。只有在貴族階級已經分化瓦解之後，王官之學散在民間，「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⑥，才為新興知識階層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歷史條件。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已不再是貴族階級的一部分，而是「四民」（士、農、工、商）之首。它的成員既有沒落的貴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識的平民乃至奴隸。這個在社會轉型時期來自不同階級的士階層，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新興知識階層的原型。新型的士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他們雖有文化知識但沒有「恆產」，雖有精神追求但價值取向並不一致。他們或靠文化知識作為仕宦的敲門磚，或者靠一技之長獨立謀生。總之，不受身份貴賤限制，依靠知識謀生或仕宦，在價值取向上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這才是新興知識階層基本的性格特徵。

『叄』 春秋戰國時期的士族特點

春秋戰國時期的士族特點：

1. 按門第高低分享特權，世代擔任很重要官職。

2. 士族佔有大量土地回和勞答動力，建立起自給自足、實力雄厚的庄園經濟。

3. 不與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介紹：「士」，上古掌刑獄之官。商、西周、春秋為貴族階層，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

『肆』 舉出幾個歷史上有名的士

魏——信陵君——侯嬴——朱亥

楚——春申君——朱英

齊——孟嘗君——馮諼——雞鳴狗盜的兩位

趙——平原君——毛遂
—————————————————————————————————
士是周以來的一個貴族等級，是貴族的最下層

周代分封制規定貴族有四個等級：天子、諸侯、大夫和士

以上三個等級都有一定的田產，全國土地歸天子所有，天子封諸侯國給諸侯，諸侯再封邑給大夫，而士不能佔有土地，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無恆產」

但是士階層也有自己的貴族尊嚴，佩劍是貴族的標志，因此無論士有多窮也要佩劍，因為這代表他貴族的尊嚴，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有恆心」

在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地位有所提高，春秋時期一些居於士階層的大夫家臣就掌有重權，例如孔子時代的陽虎，到了戰國時代，士主要分為幾個類型：文士、武士、辨士和謀士，根據他們的名字就能夠猜出他們的專長

這些士依附在大夫和諸侯身邊，為他們出謀劃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門客，主公為他們提供食宿，他們就要對主公盡忠，但他們絕對不是奴隸，因為他們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主公失勢或對他不好，他就可以選擇離開

戰國四公子都有蓄養門客的習慣，經常門下食客三千，信陵郡竊符救趙中的雞鳴狗盜之徒就是士，只要有一技之長就是士!

士後來發展成為農民和小地主

在孔子的學說中，士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重任，孔子認為當時的士是周朝的希望

東漢之後出現的士族已經和周代的士很不一樣了

士這個階層一直維持到西漢，韓信的謀士蒯通就是士！

『伍』 戰國時期的士是哪一類人舉出幾個歷史上有名的士，各有什麼故事

士是周以來的來一個貴族自等級，是貴族的最下層 周代分封制規定貴族有四個等級：天子、諸侯、大夫和士。
到了戰國時代，士主要分為幾個類型：文士、武士、辯士和謀士.其中武士有著名的荊軻,以刺秦始皇而出名.辯士有縱橫家張儀和蘇秦,張儀以橫破蘇秦的縱,而成就秦國的統一六國.
戰國四公子手下的士很多，也很有名，毛遂自薦中的毛遂是平原君的門客；信陵君竊符救趙用的門客計謀；
馮諼是孟嘗君手下著名的士，馮諼助孟嘗君奪回相位；此外還有
秦---商鞅
魏---李悝
韓---申不害
楚---吳起
鄭---子產

『陸』 古代士人有哪些特徵

1 士人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

2 西周時的士人是貴族序列中最低回的一個等級；答

3 春秋時，士人利用熟悉古典文獻的優勢授徒講學、著書立說、互相辯駁；

4 戰國時的有些士人為了施展政治抱負而周遊列國，勸說國君採用自己的主張，

是各國改革、外交的主要參與者；戰國時期的士人自詡「以天下為己任」。

在同各國國君的關繫上，強調人格的獨立。

5 春秋戰國時期的士人的行為主張對後代人產生了深遠影響。

6 在創造和傳播文化方面中國古代士人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士人是

文化教育的推動者；是文學作品的主要創作者；還是科學技術進步的促進者。

『柒』 中國古代著名的士有誰

「士」的概念很廣泛。
「士」，上古掌刑獄之官。商、西周、春秋為貴族階層，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戰國時的「士」，有著書立說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歷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

名士
典型代表：荊軻、馮諼、蘇秦；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孫子、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子、公孫龍、鬼穀子、張儀、魯仲連，等等。（http://ke..com/view/341.htm）
秦漢以後的士大夫：董仲舒，「竹林七賢」，（程朱理學：）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蘇軾、米芾、蔡京......等等。略(http://ke..com/view/20629.htm#2)

『捌』 中國的士

士是周以來的一個貴族等級，是貴族的最下層

周代分封制規定貴族有四個等級：天子、諸侯、大夫和士

以上三個等級都有一定的田產，全國土地歸天子所有，天子封諸侯國給諸侯，諸侯再封邑給大夫，而士不能佔有土地，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無恆產」

但是士階層也有自己的貴族尊嚴，佩劍是貴族的標志，因此無論士有多窮也要佩劍，因為這代表他貴族的尊嚴，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有恆心」

魏晉南北朝雖處於長期分裂對峙狀態，但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多有建樹，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這一時期初創的政治、經濟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歷史現象，它的特點是按門第等級區別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不同地位；從歷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個萌芽、形成、充分發展（又稱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長過程；我們應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把士族制度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的分析和評價。
運用發展的觀點認識士族制度的產生、發展、衰落消亡的過程和科舉制度產生的必然性。

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為基礎，以門第為標准，在社會上形成的地主階級中的特權階層（享有很高的政治、經濟特權的豪門大族）。世族又稱門閥土族，是地主階級中的一個特權階層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稱寒門。
特點（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門第高低分享特權，世代擔任很重要官職；（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經濟上：
士族佔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建立起自給自足、實力雄厚的庄園經濟；（品官占田蔭客制為士族制度提供經濟保障；）
(3)社會生活：
不與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談，占據高級文官職位。

演變
(1)萌芽（東漢）
政治：自漢武帝以來崇尚儒術，官僚多以經術起家，至東漢 時逐漸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狀況。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夠憑借家世出身參與政權。
經濟：西漢中後期，土地兼並十分嚴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體的豪強地主勢力。東漢政權是在豪強地主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因此，豪強地主在東漢王朝享有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他們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經濟上兼並土地，經營庄園，漸成割據，逐漸成為名門大族。士族地主（又稱世族、門閥地主）在東漢開始形成，為後來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制度的確立提供了階級、經濟基礎。

（2）形成（曹魏、西晉）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統治階級頒行各項法令，從制度上維護士族地主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權。曹魏政權實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標志。
（2）鞏固（西晉）
西晉建立後，司馬氏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對他們繼續實行放縱和籠絡的政策，從而形成了典型的門閥政治。

（3）鼎盛（東晉）

東晉時士族制度得到充分發展，進入鼎盛階段。原因是東晉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東晉政權是司馬氏皇權和以王、庾、桓、謝諸大姓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處於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吳姓士族的聯合專政，這種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東晉末年，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那時士族門閥的勢力足以與皇權並立，甚至超越皇權，皇帝都要依賴士族的支持，門閥政治達到鼎盛。這一時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祿，壟斷政權，經濟上封錮山澤，佔有大片土地和勞動力，文化上崇尚清談。為維護這種制度，東晉南朝時，士族非常重視編撰家譜，講究士族世系源流，作為自己享有特權的憑證，於是譜學勃興，譜學專著成為吏部選官、維持士族特權地位的工具。
這一時期土族政治上擁有特權，清官要職被士族壟斷；經濟上擁有田莊，佔有大量土地人口，還經常與官府爭奪勞動力人口；文化上家學傳承，占據壟斷地位，還大興譜牒之學，崇尚清談玄學，擅長長書法、繪畫等藝術；社會上不與庶族通婚往來等。士族把持大權，卻不願涉身實務，在優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4）漸衰（南朝）
東晉後期到南朝時期士族制度逐漸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於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門閥士族特別是高級士族憑借門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級官職。特殊的社會環境使許多士族不思進取，沉溺於清閑放盪的生活，不屑於政務軍務。加之士族是近親聯姻，身體素質極差，因此東晉與前秦淝水之戰以後，一些庶族出身的將領脫穎而出，顯示出較高的政治、軍事才能，聲望與權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齊、梁、陳開國諸帝均為庶族將領。南朝帝王雖無法改變高級士族壟斷高官的局面，但卻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卻握有實權的職務，在實際執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權。這一時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農民起義的打擊；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受到打擊、削弱。上述三種原因相互作用，極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階級、經濟基礎。
到了南朝時期，由於門閥世族自身的腐朽。喪失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統治能力；社會階級矛盾的沖突和激化，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機以軍功崛起，在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進而典掌機要，控制地方，統帥軍隊，以武功 稱帝，如劉裕、蕭道成等，打破了門閥地主一統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時雖據高位，卻已無實權，走向必然的滅亡。後經候景之亂、隋滅陳等變化，門閥等級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躍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兩代，廢止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制，"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終於使產生於魏，盛行於晉的門閥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終消亡。

（5）消亡（唐末）
隋唐時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舉制的實施使門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過考試參加到政權中來，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礎「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推行使一部分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其禁止無限占田和隨意買賣土地的規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並和保護自耕農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經濟基礎。二是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三是農民戰爭進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從此，存續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終在歷史舞台上消失。

形成原因
（1）歷史根源:東漢以來的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2）政治原因:魏晉政權統治基礎是士族，皇帝依賴於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勢力，維護政治特權的工具，）
5、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華的生活、與身俱來的特權導致士族缺乏執掌政權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東晉、南朝統治集團內部斗爭激烈，庶族乘機逐漸典掌機要；
（3）侯景之亂的沖擊。晉朝南渡士族「寢略殆盡」；
（4）隋唐科舉制的實行動搖了士族的政治基礎；
（5）唐末農民起義的打擊。（徹底掃盪結束士族制度）
6、影響
士族制度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突出的政治特點，也是西晉政治腐敗黑暗的表現，決定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門閥特色，對後世影響深遠。
消極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經濟特點，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往往特別尖銳，導致南北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士族田莊經濟強化了封閉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士族是地主階級中的腐朽集團，越到後期愈發腐朽，是一群社會寄生蟲。
客觀上的積極作用：1．經濟上，士族田莊經濟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佔有大量勞動力，強化了封建依附關系，在魏晉動盪的政治局勢下，編戶農民依附於世家大族，有較為保障的生產條件，這對封建經濟的發展顯然有利；而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相對安定，作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來南方立國創業，客觀形勢使得他們成為開發南方經濟的組織者，他們在南方建立的田莊、山墅，畢竟對江南荒丘山澤地區的開發起了推動作用。2．民族關繫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動北方各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優裕，有條件從事文化事業，部分士族蔑視禮法，倡導個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像和浪漫色彩，因而東晉南朝時期在哲學、文學、書法、繪畫、科學上有較多的成就，並且富有特色

與士族對立的是庶族：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比起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來，更顯得優越。世族、寒門兩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論》）。因此，這兩個階層之間是不相往來的。寒人雖致位通顯，上升為貴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見世族，亦不為世族之所禮接，甚至會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後兄路廢之孫路瓊之，和王僧達做鄰居，瓊之「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 身昔門下騶人路廢之者，是君何親 」（《南史·王弘傳子僧達附傳》）。於是叫左右把路瓊之坐著的床燒掉，搞得路瓊之下不了台。宋吳郡張敷為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以為與張敷是同僚，商量是否應該去拜訪他。周赳說：「他倘若不招待我們，我們會很難堪，我們還不如不去。」秋當說：「我們也已經有相當地位了，既是同事，隨便坐坐總可以。」這樣，他們兩人就決定去看張敷。張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 移我遠客 」（《南史·張邵傳子敷附傳》），表示不願意和寒人共坐。秋當、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齊中書舍人紀僧真，曲掌機要，曾請求齊武帝蕭賾：「臣出身本系武吏，榮任高官，又替兒子娶得舊門荀昭光家的女兒作媳婦，現在我沒有其他要求了，只請求陛下允許臣列入士族！」齊武帝說：「 由江斅、謝淪，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 移吾休讓客。 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南史·江夷傳曾孫斅附傳》）。世家大族社會地位的優越與對當時官位身份的嚴格區別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敝端，已可概見了。

世家大族為了要表示自己門第族望的特別優越，為了不使混淆所謂「士庶天隔」的界限，他們就必須不與寒門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對婚姻的選擇，特別重視門第，高門望族一定和高門望族結親，吳郡顧、陸、朱、張四姓也一定自擇素對，或者和會稽孔、魏、虞、謝四姓結親。一方面他們不以連姻素門出身的南朝帝室為殊榮；另一方面，他們也以「營事婚宦」，不得及其門流為恥。因為「婚宦失類」，就會受到本階層人士的排斥和非難，他們金字招牌的門第就會變得不光彩，他們以後的政治前途就會黯然失色的。

然而南朝寒門出身的將帥，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總方面。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既是那麼大，所以有少數世家大族與這一批暴發戶結起親來，如琅邪王錫（王尊七世孫）以女妻沈廢之子沈文季，陳郡謝超宗（謝玄玄孫）「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南史·謝靈運傳孫超宗附傳》），謝脁妻王「敬則女婚，像「東海王源（王朗七世孫）嫁女與富陽滿氏」滿璋之子滿鸞，滿氏「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南齊御史中丞沈約上表彈劾，以為王源曾祖位至尚書右僕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顯，而滿璋之雖任王國侍郎，璋之子滿鸞任吳郡主簿，可是滿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玷辱世族，莫此為甚，故請政府革去王源官職，剔出士族，「禁錮終身」（《昭明文選》卷四十沈約《奏彈王源》）。可見寒門、世族的界限，還是極嚴格的。

社會上士庶的區分愈嚴，世家大族愈互相標榜門閥，「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習慣上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商標。自西晉末年中原世家大族開始播遷渡江，一個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為世家大族，用不著自行表祿，遷徙到其他地方以後，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謝氏或江氏就不是，一處地方，新遷來一家姓王或姓謝的，誰知道他是哪裡的王氏或哪裡的謝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鄭重聲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別的王氏，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而非別的謝氏、江氏了。可見所以重視郡望，是講究門閥制度的必然結果。……

由於重視門閥，於是譜牒百氏之學，遂成為專門的學問。平陽賈淵，祖弼之，父匪之，祖孫三代以譜學名家。弼之，晉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譜。宋劉湛、齊王儉、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譜》，俾便吏部詮敘之用。「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唐人柳芳語），故宋、齊以下，不熟悉譜學的，即認為不能居吏部之職
參考資料：選自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在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地位有所提高，春秋時期一些居於士階層的大夫家臣就掌有重權，例如孔子時代的陽虎，到了戰國時代，士主要分為幾個類型：文士、武士、辨士和謀士，根據他們的名字就能夠猜出他們的專長

這些士依附在大夫和諸侯身邊，為他們出謀劃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門客，主公為他們提供食宿，他們就要對主公盡忠，但他們絕對不是奴隸，因為他們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主公失勢或對他不好，他就可以選擇離開

戰國四公子都有蓄養門客的習慣，經常門下食客三千，信陵郡竊符救趙中的雞鳴狗盜之徒就是士，只要有一技之長就是士

士後來發展成為農民和小地主

在孔子的學說中，士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重任，孔子認為當時的士是周朝的希望

東漢之後出現的士族已經和周代的士很不一樣了

士這個階層一直維持到西漢，韓信的謀士蒯通就是士

『玖』 歷史上的士有哪些

士是周以來的一個貴族等級，是貴族的最下層

周代分封制規定貴族有四個等級：天子、諸侯、大夫和士

以上三個等級都有一定的田產，全國土地歸天子所有，天子封諸侯國給諸侯，諸侯再封邑給大夫，而士不能佔有土地，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無恆產」

但是士階層也有自己的貴族尊嚴，佩劍是貴族的標志，因此無論士有多窮也要佩劍，因為這代表他貴族的尊嚴，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有恆心」

在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地位有所提高，春秋時期一些居於士階層的大夫家臣就掌有重權，例如孔子時代的陽虎，到了戰國時代，士主要分為幾個類型：文士、武士、辨士和謀士，根據他們的名字就能夠猜出他們的專長

這些士依附在大夫和諸侯身邊，為他們出謀劃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門客，主公為他們提供食宿，他們就要對主公盡忠，但他們絕對不是奴隸，因為他們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主公失勢或對他不好，他就可以選擇離開

戰國四公子都有蓄養門客的習慣，經常門下食客三千，信陵郡竊符救趙中的雞鳴狗盜之徒就是士，只要有一技之長就是士

士後來發展成為農民和小地主

在孔子的學說中，士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重任，孔子認為當時的士是周朝的希望

東漢之後出現的士族已經和周代的士很不一樣了

士這個階層一直維持到西漢，韓信的謀士蒯通就是士

『拾』 古代的士是什麼意思

士，是作為封建社會中最基礎的貴族，也是最高級的百姓。歐洲有騎士，日本有武士，而中國的以知識份子為代表的士族階級。

士的階層很早就出現了。

西周、春秋時代，士，在政治上居於卿大夫與庶民之間，處於貴族的最低層，幾與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於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舉；

在經濟上，士有一定數量的「食田」，祿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勞而食；在文化上，士受過禮、樂、射、御、書、數等多種教育。

他們的社會職業因而是多樣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諸侯的宮廷和基層行政機構中擔任一般職事官。

春秋中後期，士作為一個社會等級逐步解體。由於禮崩樂壞、宗法制鬆弛以至於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藝知識，已經一無所有；另一方面，士在失去「鐵飯碗」的同時，也擺脫了宗法制的束縛，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

而大國爭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諸侯國爭相「尚賢」「使能」，從而刺激了社會對智能、知識的需求急劇增長；

以傳播文化與政治知識為主的私學在這一時期大量涌現，不僅培養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爭輕重尊卑貴賤，而爭於道」的文化理念。種種歷史機緣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10)中國歷史上的士有什麼特點擴展閱讀：

士族鼎盛時期：

中國古代最顯赫的十大名門望族：

1、隴西李氏；2、趙郡李氏；3、弘農楊氏；4、太原王氏；5、琅琊王氏；6、陳郡謝氏；7、清河崔氏；8、滎陽鄭氏；9、范陽盧氏；10、太原溫氏。

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中部分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家族所構成的一個特殊階層便是士族。東漢世家豪族發展的延續，是士族的淵源；

而魏晉統治階級的政策是導致士族形成的直接原因。曹魏九品中正制規定門第為定品的主要條件，使當朝顯貴子弟官運亨通；魏、吳給公卿客戶和西晉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蔭客，使顯貴廣占田地、佃客和奴婢。

因此，魏晉士族必是當朝顯貴，只有在魏晉獲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晉蟬聯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資格列名士族。如琅邪王氏，王祥仕魏晉，累遷太常、司徒、太尉、太保；潁川庾氏，庾嶷為魏太僕，從子峻為晉司空；

陳郡謝氏，謝纘為魏典農中郎將，子衡為晉國子祭酒等。東晉是士族勢力發展的鼎盛時期。東晉政權是司馬睿倚仗琅邪王氏之王導、王敦等的策劃和支持建立起來的，故諺稱「王與（司）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

其後門閥士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輪流執政，而形成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之局。這時士族勢力平行甚至超越皇權，皇權政治演化成門閥政治。

士族為維護自身利益，故修撰族譜，禁止與非士族的寒門聯姻，拒絕與寒門往來。南朝劉宋時，寒門出身的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有一次去拜訪士族張敷，敷命移座遠客，不與接觸。

士族不做事繁務劇的小官，即所謂「濁官」，以標榜門第高貴。東晉以後，士族與寒門的界限基本凝固，只有極少數的寒門能夠上升為士族。

而士族在發展中也有分化，如清河崔氏門第高於博陵崔氏，琅邪王氏後裔的門第也有高下之別。南朝士族漸趨沒落。由於皇權壓抑，雖授高官而不給實權；

也由於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如何則秘書（郎）」，生而富貴，遂不思進取，縱情聲色，窮奢極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

在侯景之亂中，南朝士族死亡殆盡。北魏孝文帝為鞏固統治，制定了嚴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為4個等級，據等級享受政治經濟特權。士族制度在魏晉南朝是習慣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規定。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陰之變時遭到沉重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