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關於明朝任何一個皇帝的論文。
論朱元璋的濫殺心理
朱元璋的濫殺心理，以及建立在這種心理基礎之上的一系列殺戮行為，給明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應當承認，朱元璋的這些極端行為，盡管頗有些矯枉過正，但確實給平民百姓帶來一些切實好處。平民百姓是位於社會底部的階層，常常遭受欺壓和侵害。大體說來，當時對平民百姓生活造成嚴重損害的三類人，一是上瞞下欺、漁肉百姓、貪得無厭的貪官污吏，二是力行兼並、巧取豪奪、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三是不事生產、敲詐勒索、為害鄉里的逸民流氓。這三類人，正是朱元璋殘酷打擊的對象。經過這些大規模地誅戮打擊，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土地兼並，加強了自耕農的地位，減輕了強加或轉移到農頭上的各種賦役、攤派和勒索，減少了游食寄生階層的人數，使百姓增強了發展生產的能力和積極性，對明初社會從戰亂之後的殘破景象中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有一定促進作用。《明史·循吏傳》在評論明初吏治時，謂「明太祖懲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重繩貪吏，置之嚴典」，「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渙然丕變矣」，確非虛譽。
但是，也應看到，朱元璋的濫殺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亦是十分嚴重的。第一，大批文人學士橫遭殺戮，使得文化界籠罩著一層濃重的恐怖氣氛，從而窒息了文學藝術、學術思想的發展。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國，對南人在政治上採取壓制政策，但在文化統治方面，卻頗為疏闊，南方士人雖仕途艱難，但卻能留連詩酒，抒發胸臆。即使是在元末的戰亂時期，由於割據群雄多採取延攬知識分子政策，文人學士們不難覓得一方安居之地。但在朱元璋統治時代，士人們卻經歷了一場浩劫。以素有「人文淵藪」之稱的蘇州為例，元末割據其地的張士誠「頗收召知名士，東南士避兵於吳者依焉」[46]，出現了「盛稷下之儒」[47]的局面，文風極為昌盛。朱明立國後，吳中士人飽受摧殘，如馳名詩壇的「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竟無一人免於朱元璋之毒手[48]。著名士人駢首就戮，使文化事業遭受了無可挽回的損失，而尤為嚴重的是，倖存下來的士人為保護身家性命，不得不對自己的思想感情嚴加鉗制，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文學藝術和學術思想的生命力。《明史·儒林傳》謂明初儒者「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篤踐履，謹繩墨，守先儒之正傳，無敢改錯」，可見其時文化學術已陷入了極其嚴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第二，朱元璋對功臣宿將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戰爭是由人進行的，軍事人才是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過長期戰爭的檢驗和磨練，明初中央政府擁有許多富於才乾的將領，他們奉命四齣征討，練兵屯守，起到很大作用。這些將領功高震主，對中央集權構成威脅，朱元璋加以打擊、限制，也是勢所必然。但是，朱元璋矯枉過正，採取了毀滅性打擊方式，「元功宿將相繼盡矣」[49]，遂致中央政府缺乏將才。朱棣在朱元璋死後敢於發動「靖難之役」，這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建文帝的失敗，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經過朱元璋的大肆誅戮，他無將可使。首先派出的耿炳文雖是倖存下來的老將，但缺乏總制大軍的經驗；繼爾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軍事才能的紈袴子弟。以致朝廷方面在軍力上雖占據優勢，卻節節敗退，最終帝座易主。皇家內部的這場爭斗，使剛剛從元末戰亂中恢復起來的社會經濟再次遭受摧殘，對此朱元璋是不能辭其咎的。
第三，朱元璋雖然採取一系列措施恢復和發展經濟，但他過分地實施誅戮政策，也在某種程度上給經濟帶來損害。在懲治貪官污吏時，朱元璋提倡徹底清查，《御制大誥·問贓緣由第二十》規定：「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究贓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賄於部，則拘布政司至，問斯贓爾自何得，必指於府。府亦拘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這樣做固可使貪吏無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卻也易生流弊，審理者務為嚴酷以當上指，株連蔓引，往往累及無辜。如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50]。對富戶過分地誅戮打擊，對社會經濟發展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一向富饒的蘇州在明初陷於殘破，除戰爭因素之外，朱元璋的嚴酷打擊也是重要原因。許多學者認為，打擊富戶會壯大自耕農階層，有利於經濟發展。筆者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應看到，過於激烈的打擊行為，會打斷社會階層的必要發育過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耗費社會積存的剩餘財富，從而對社會發展產生滯礙作用。
第四，朱元璋缺乏節制的誅戮行為，對官僚集團的素質和行政績效也造成不利影響。其一，許多優秀人才不願進入官僚行政機構，而是「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51]，朱元璋雖設「寰中士大夫為君用」之科加以網羅，終有遺逸。其二，自願或被迫進入行政機構的優秀人才，也難以施展其才，許多人甚且不保首領，正如茹太素所說，「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52]。其三，在恐怖氣氛下，官員唯唯諾諾，畏首畏尾，很難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而且，朱元璋一味以嚴刑恫嚇臣下，「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53]。其四，朱元璋依靠誅戮手段使官員隊伍不斷得到更新，固然可使奸惡官吏不致長久為非，但也使一些循良官吏無法實現其利於百姓的政策措施，如循吏方克勤很有治績，受到朱元璋嘉獎，後「為屬吏程貢所誣，謫役浦江，復以空印事連，逮死」[54]。
此外，朱元璋的濫殺，還給後代子孫樹立了惡劣的樣板。他雖然一再強調自己洞悉人情善惡，可任意施為，後代嗣君宮生內長，不諳世故，只可依律而行，不可濫用刑罰。但是，先例既開，必將謬種流傳。朱棣之誅殺建文臣子，手段極其殘酷，不能不說是受了乃父先例的影響。明武宗、世宗為諫諍事，一次杖殺朝臣十幾名，從中也可看到朱元璋濫殺的影子。
綜上所述，朱元璋之所以「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55]，把重典政策奉為治世圭臬，是由他的個性決定的。在他身上，存在著強烈的攻擊沖動和施虐偏好。明朝建立前，為了實現創業大計，他基本上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不使之暴發，但在正式登上皇位後，則開始放縱自己的本能沖動，而且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冷酷暴虐，成為心理嚴重變態的殺人狂。他不僅濫殺無度，而且對殺人手法有著非同尋常的興趣，創制了許多慘無人道的新奇酷刑。洪武時期大大小小的殺戮行為，都應該首先放在這一心理基礎上加以理解，當然也應充分注意其他心理因素對其濫殺行為的促發作用。如功臣集團的覆沒，與朱元璋深刻的猜忌心理有關；文字獄的出現，既與猜忌心理有關，更與其自卑心理相連；至於對害民官吏和遊民逸夫的誅戮打擊，則與其政治理想不能實理造成的挫折心理是分不開的。朱元璋的濫殺，雖有助於清除貪官污吏、地方豪霸、逸民流氓等各類害民者，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促進作用，但也造成十分嚴重的消極影響，如窒息了文學藝術和學術思想的發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降低了官僚集團的素質和治政績效，就是對於經濟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損害。而且，還給後代子孫樹立了惡劣的樣板。道德與法律，對於社會秩序之維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先秦時期，統治者就將禮與刑奉為治理國家的兩大原則，秦漢以來，歷代帝王更是多將儒、法之道融匯運用。刑罰之設，自不可免，最高統治者大權在握，濫殺之舉亦不鮮見。不過，像朱元璋這樣殺人如此之多、手法如此殘酷的君主，在歷史上也是為數不多的。不從其個性心理特徵入手加以剖析，委實難以理解。
❷ 明史：選一角度寫明朝的論文，啥角度呢
論題的選擇要看樓主本人的情況,從提問來看真的好有學問,至於新意么就要看寫作者的素養了,新意可以是最新發現,也可以是推陳出新,一句話自己要有一個主見!
❸ 歷史論文怎麼寫出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閹,江蘇無錫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早期維新思想家和外交家。在長期從事洋務活動和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期間,潛心研究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風俗人情,冷靜地考察歐洲社會的得失利弊,並力圖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效法西方,革新政治,振興工商,保護華僑,富強祖國的一系列主張。其中,豁除海禁,保護僑民的思想就是他一系列主張中最具有時代特色和進步意義的一部份。
一
薛福成的護僑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同他參與洋務活動和對外交涉的社會實踐密切相關。
薛福成出生於晚清道光中葉,成名於同治年間,主要的社會活動是在光緒朝的前期,即19世紀80—9o年代,這個時期是中國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最初階段,天朝上國盡善盡美的神話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中華帝國長期閉關自守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列強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在華通商、傳教、居住、游歷等特權,朝野上下有識之士均視為「古今一大變局」。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空前尖銳,人民的反抗活動不絕如縷。薛福成有感於時局變化劇烈,從小就「慨然欲為經世實學」,遍覽群籍,以期練就經邦濟世之才,「以備國家一日之用」。…他不再走「迪迫場屋,槁項黧馘,以老死牖下」』的科舉之路,而對洋務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上承林魏「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張「奪其所長而乘其所短」。J1865年,他向曾國藩上萬言書,提出「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等政治主張,極得曾的賞識,被延攬入幕,與黎庶昌、張裕釗、吳汝淪並稱「曾門四子」。七年的幕府生活,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朝廷機要,熟悉兵事吏事,並親身參與了曾氏舉辦的「洋務」事業,拓寬了他對西學認識的視野。1874年,帝死後,清廷決定「博採讜言,用資治理」,諭令「內外大小臣工,竭誠抒捆,共濟時艱」。j薛福成應詔陳言,向朝廷提出了「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議十條」,引起很大反響,使他由「微官末秩」一躍而成為朝野知名人士。丁寶楨說他「學堪致用,識略閎深」,郭嵩燾譽其「博學多通,精習西洋地勢制度」,舉薦他「可勝公使之任」。薛福成過人的才識更為洋務首腦李鴻章所注目,應詔陳言不久,李即招他人幕,奉為上佐,依為股肱。薛福成自此開始了與洋人面對面的交往,對世界的認識已非一般士大夫可比。在北洋幕府的十年中,他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多所贊襄策劃,參與了許多中外交涉,列強竭力維護其僑民利益給薛福成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二
薛福成的護僑思想內容豐富,主要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一)華僑是炎黃子孫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對祖國有很強的向心力。吸收僑資可以幫助國內興辦實業,辦理僑務是「收權利而銷外侮」的大事。薛福成認為,一個主權國家應該有義務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海外子民,否則會喪失海外僑民對祖國的信賴。因此,他每到一地,總是親自或派人實地考察,及時將僑情上奏清政府,「總期捷聲息而通隔閡,收權利而銷外侮。」他指出:「中國出洋之民數百萬,粵人以傭工為較多,閩人多富商巨賈。」充分肯定華僑擁有不可忽視的經濟實力。他說「余嘗考越南、暹羅、柬埔寨等國,雖往往多受西人約束,而貿易開礦諸利權,華人操之者六、七,西人操之者二、三。」暹羅曼谷「為通商巨埠」,「閹境華民約有十三萬,商務樞紐大半歸之」,「至若呂宋,葛羅巴,婆羅洲,蘇門答臘,澳洲等處,商礦種植之利,華人約占其大半。」緬甸仰光「華商不下五、六萬人」,印度加爾各答「尤多殷實華商」,』基於此,他主張引進僑資振興工商業,指出:「夫英、荷諸國招致華民,開荒島為巨埠,是彼能借資於我也。華民擅於才,操利柄,不思聯為指臂,又從而擯絕之,是我不能借資於彼也。」薛福成實際上批評了朝廷歧視和限制僑民的錯誤政策。為了提醒政府認識華僑的經濟實力及在中外商務中的作用,薛福成作了深入調查,「每歲中國之銀流入外洋者,約一、二千萬兩。又考數年前美國舊金山銀行匯票總賬,每歲華民匯人中國之銀約合八百萬兩內外,雖該處工資較豐.而人數尚非最多。則推之古巴、秘魯可
知,推之南洋各島又可知。夫中國貿易與各國相衡虧短甚巨,然尚有周轉者,以華民出洋所獲之利足資補道也。」l19J可見,華僑的資金對中國是多麼重要。不僅如此,薛福成還特別關注華僑的政治態度,肯定華僑的愛國愛家之心,指出他們「雖居外洋已百餘年,正朔服色,仍守華風,婚姻葬祭,亦沿舊俗。近年來各省籌賑籌防,多捐巨款,競邀封銜翎頂為志榮幸。¨馴可見華僑是炎黃子孫的一部分,關心僑民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華僑的經濟力量是中國同列強進行商戰所不可忽視的。
(二)通過對海外華人社會的多年考察,他認為海禁是束縛僑民的最大枷鎖。因此,他要求改變傳統的僑務政策,主張華民來去自由,要求政府與各立約國詳訂章程,維護僑民利權。清朝繼承了明朝對海外華人的歧視政策,因而在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之後,為了鎮壓沿海一帶的抗清斗爭,曾實行了十分嚴厲的「海禁」措施。1656年,朝廷頒令:「……商民船隻私自下海,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但奏聞處斬,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其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緝,皆革職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舉首,皆處死。」康熙皇帝於1712年詔令:「……所去之人,留在外國,將知情者同往枷號三月。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沿海文武官員,隱匿不報者,從重治罪。」【j由此可見,清朝中前期的法令是嚴禁出洋謀生的。1840年以後,盡管朝廷沒有變更這一律例,然事實上由於列強的介入。華人(主要以苦力形式)的出海謀生已成了不容爭辯的事實。薛福成使歐不久,正值巴西、墨西哥等國急需華工前往。薛福成極力贊同華工出洋,他在《許巴西墨西哥立約招工說》一文中指出:「方今美洲初辟,地廣人稀,招徠遠民,不遺餘力,」朝廷應「乘此時與彼兩國詳議約章,許其招納華民,或傭工,或貿易,或藝植,或開礦。」由於政府以前對在洋華民不予重視,僑民利權受到很大損傷,致使「美國有驅逐華民之政;秘魯國及荷蘭、西班牙所屬各島,或迫之人籍,或拘之為奴;而澳大利亞一洲,亦有薄待華民之意」;_2j鑒於華工在外處境悲慘,屢受蹂躪壓榨,薛主張與相關國家「議立專章,添設領事」,以期「操縱由我」。他呼籲朝廷應多為華工設想,在與外國立約時應明文規定「始終優待」華工,務使華民有自主之權,往返自如,出入無禁,以「杜其驅逐之漸。」_2晚清時期,大部分華工是被「掮客」、「拐匪」、「洋人」誘賣至國外,政府長期沒有相關的護僑措施,致使漂泊異鄉的子民飽嘗人間辛酸,淪為變相奴隸,大部分華工由於毫無人身保障死於非命,秘魯、古巴、美國、加拿大的華工悲慘命運就是很典型事例。由此可見,薛福成將華僑問題上升到國家政策的高度來思考是多麼重要。為此,他奏請豁除舊禁招徠華民,保護歸國僑胞。鑒於奸胥劣紳依恃舊禁訛索、迫害回籍華僑,薛福成痛感舊律條的危害,指出「時勢互殊,例意已變。」t24]政策應因時而變,因勢而定,「此等舊例,在今日原同隔歲之舊歷,積年之廢券,存之毫無所用,而一經鏟除,可以禁喝訛索,招徠羈旅,收拾既散之人心,挽回積壞之大局。所裨實非淺鮮。」他奏請「申明新章,豁除舊禁,以護商而廣招徠。」嗣後,清廷出於客觀形勢的需要,接受了薛福成的奏議,「敕下刑部將私出境之例,酌擬刪改,並由沿海督撫出示曉諭:凡良善商民無論在洋久暫,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領事官給與護照,任其回國治生置業,與內地人民一律看待。」「並聽其隨時經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訛索,違者按律懲治。」_27_這一政策的實施盡管有客觀的必然,但與薛福成的主觀努力是分不開的。
(三)薛福成認為要維護僑胞的合法利權,必須在海外有華人處設置領事,他希望朝廷以國家的名義運用外交途徑保護僑胞。薛福成認為,在華僑聚居之地設立領事機構,對解決日益增多的外交交涉事件和有效地保護海外僑胞具有重要意義。他指出,「外洋諸國莫不以商務為富強之本,凡在他國通商之口,必設領事以保護商人,遇有苛例隨時駁阻,所以旅居樂業,商務日旺,即游歷之員,工藝之人,亦皆所至如歸。」又說,「領事一官關系緊要,」「蓋枝葉繁則根本固,耳目廣則聲息靈,民氣樂則國勢張。」l】『『領事一官,在彼外洋雖無官轄華民之權,實有保護華民之責。縱令妥訂條約章程,必得領事隨所見所聞與彼地方官商辦,則洋官亦得藉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駐洋使臣欲與外部辯論,亦必以領事一官所報為憑,方能使洋官有所顧忌,此領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設之由。」I293他向朝廷上了《通籌南洋各島添設領事保護華民疏》,主張在南洋各島荷屬蘇門答臘的日里埠、葛羅巴、三寶隆,西屬的小呂宋,英屬的香港、新金山、仰光、法屬的北圻、西貢等埠設置領事,在英屬檳榔嶼設副領事,「慰情於絕遠,不啟華人觖望之端;收權力於無形,不開外人訕笑之漸。所獲裨益,較之所費奚啻十倍。」l30j薛福成的這一提議雖未被朝廷採納,卻體現了他設領護僑的進步思想。為了在英屬各地添設領事。他殫精竭慮與英方周旋,並成功地在新加坡增設了總領事。這使他大受鼓舞,高興地說:「惟念南洋准添領事。則法、西、荷各國屬地,皆可以次仿行,徐商添設,於海外商民。大有裨益。」[]為了突出領事在對外交涉和保護華僑中的重要作用,薛福成將其與保家衛國的將相相提並論,指出「戰資乎將。守資乎相,和資乎使,殆有交相為用而不可闕者。且相臣主內政。使臣主外務,綏外則內方可治,外與內相表裡也。」這就將設置領事這一問題上升到定國安邦的高度,認識是很深刻的。
(四)薛福成認為政府不僅應當保護華僑利益,而且應當導民出洋生財致富。康熙以來,「戶口蕃衍,實中國數千年未有,然生計之艱,物力之竭。亦由於此。」[33j薛福成清楚地看到當時人滿為患的現狀,再加上天災人禍頻頻,已造成「昔供一人之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廬舍,而今居二十人」,針對這種情況,他觀察了西方國家的海外殖民活動,指出西方人「善尋新地,天涯海角。無阻不通。無荒不墾。其民遠適異域視為樂土者,無歲無之。」因而發出感嘆:「噫!彼以此法治民。雖人滿,何嘗不富也!而況能使其不滿也。」他認為當時中國人多地少,農業生產已無發展餘地,「謂中國地有遺利軟!則已山之坡,水之滸暨海中沙田、江中洲址,均已墾辟無余。抑謂人有遺力軟?則中國人數眾多,人工之廉,減於泰西諸國十倍,竭一人終歲勤動之力,往往不能仰事府畜。」他主張中國應當效法西方國家實行大規模的海外移民,認為這「不啻於中國之外,又辟一二中國之地,以居吾民以養吾民也。於以張國勢、厚民生、紓內憂、阜財用、廣聲氣,一舉而五養備焉。救世之要。莫切於此。」_j薛福成的人口理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他提出這樣振聾發聵的主張,在當時確實是驚世駭俗的。
❹ 明朝官史·史集的參考文獻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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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明史之亂吧!給你條線,倒數第2個封建王朝期間發生了-燕王之亂-土木堡之變-奪門之變-等一系列有史實記載的政治變革,很多事件影響了明代甚至清代乃至今日之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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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市鎮群體研究
❼ 看完明朝那些事後的歷史論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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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畢業論文是否學員獨立完成即檢驗畢業論文的真實性是進行畢業論文答辯的目的之三。撰寫畢業論文，要求學員在教師的指導下獨立完成，但它不像考試、考查那樣，在老師嚴格監視下完成，而是在一個較長的時期(一般為一個學期)內完成，難免會有少數不自覺的學生會投機取巧，採取各種手段作弊。尤其是像電大、函大等開放性大學，學員面廣、量大、人多、組織鬆散、素質參差不齊，很難消除捉刀代筆、抄襲剽竊等不正之風的出現。指導教師固然要嚴格把關，可是在一個教師要指導多個學員的不同題目，不同范圍論文的情況下對作假舞弊，很難做到沒有疏漏。而答辯小組或答辯委員會有三名以上教師組成，鑒別論文真的能力就更強些，而且在答辯會上還可通過提問與答辯來暴露作弊者，從而保證畢業論文的質量。
❽ 關於明朝的論文
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史，最絢爛的時代好象都是亂世。由上古的《山海經》傳說，到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是可謂一時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統一六國便有了『焚書坑儒』，----漢朝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至清朝的』文字獄」和現代的諸如『書報檢查制度「等。往往瀟灑如意者少，縱橫天下者少，到是產生了不少諸如《思舊賦》一類的文章。其實就是當代也還有』文革『；在台灣，李敖柏楊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這場歷史和歲月的洪流中，或搖尾乞憐，或登堂入室；或隱於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來是一副無比壯麗的畫卷：其實不論那一種結局和方式，都只能說是只有悲劇，沒有喜劇。最後的一次文化的高峰應該是』五四」罷？本世紀80年代的思想界由於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環境，曾經起過一些波瀾，那時的文學也曾有與之呼應的東西萌現。不過註定是曇花一現。至此，就再也沒有什麼大動靜。
讀史使人明智。---咱們回來看明代。明朝統一天下後，中央集權的政治環境空前險惡，宋濂、劉基等著名文人先後黜殺----正統文學的沉寂，剛好成就了通俗小說和小品文的繁榮。這時候有些積淀已久的文化特徵就很典型的顯現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瑣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們似乎也並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華似錦，如日照群山；或艷麗或陰暗或平靜淡泊的心理態勢，林林總總光彩眩目。這些就是我們先天的胎里帶來的氣質。
看來政治險惡是一方面，社會風氣與經濟、文化也是和文學息息相關。不管那一個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尋求一個展示、發揮的空間。經世治國也好，詩文自樂也罷都是一個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麼聲音都應該有，不平之聲更多。古人雲：「不平則鳴」----當然「平」也可以「鳴」，只是似乎只有這「不平之鳴」更加復雜有味。
----現在就沒有』不平之鳴『了么？no.中國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還要有相當的一段路要走。文學作為最能體現社會發展階段特徵的一種意識形態，也是與之相呼應的。對了，有一個唐朝的特例。說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體可以看出：雖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權，但由於統治階級的英明，國家實力的強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脹，文化優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還可以從盛唐的詩歌中領略那種文學上的輕松愉悅的心態，這種心態的流露是真誠的，可以想見哪個時代文人門自由發揮的神姿。到了現代（有學者認為我們現在正走向類似「盛唐」的時代），民主和自由作為社會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賽先生』依然作為兩面偉大的旗幟，更加切近人們的理想。但是，這可能需要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素質的提高，而不只是經濟力量的提升。21世紀的中國是處於一個上升時期的歷史階段。在這段歷史性的變革之中，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變革成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趨，狼狽不堪。在一個所有文化現象都得不到充分顯現的時代，文學也同樣不可能成為主角。
文學作為傳達思想的藝術形式的功能被人為的淡化了。因為當今世界的當權者的有些做法並沒有超脫「獨尊儒術」的境界（包括所有國家）。民主和自由永遠是相對的，這決定文學作為一種物質性很弱的東西往往會被排除在社會核心之外。同樣，作為文學的創造者，文人們也永遠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依附於某種物質性的，實在的東西----如果不是強權，就是財富。這樣文人門的獨立性也永遠具有局限性：所謂「書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國文學史。明代卷》籠籠統統介紹了一個朝代或者幾個時代的，文學和文人的命運。讀書需要自己的眼睛----這些東西很難用某一個具體的名詞來表達，這就好象是某種慣性：你的眼光往往來源於你身後的一種文化的傳承和積淀。此上的雜感，可以想見，也並沒有走出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路子。好在，現在畢竟不是寫《思舊賦》的時代了。
唐朝前期馬牧業興旺發達，首先是與馬匹在當時國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開的。唐朝立國之初，承隋末征戰亂離之後，馬政殘敗不堪，只有牝牡三千餘匹，頗有西漢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的景象。然而當時征戰頻仍，軍隊和館驛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馬匹來充當戰騎和運載工具。馬牧業的發展成為當務之急。
唐初，統治集團在基本上穩定了國內局勢以後，面臨的一個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消除邊患。當時「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1）〕從武德四年開始，突厥不斷騷擾唐朝邊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頡利可汗率精騎十餘萬，進寇武功，京師戒嚴。
面對突厥日益嚴重的軍事壓力，秦王李世民根據突厥「惟勁騎奔沖」的特點，主張加強軍隊騎兵的建設，用軍事進攻的戰略，徹底擊潰突厥軍隊，一勞永逸地解決邊患問題。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於軍隊的建設。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諸衛將卒習武於顯德殿，並說：「我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戰，亦望汝前無橫敵。」由於唐朝重視軍隊訓練，不久「士卒皆為精銳。」〔（2）〕貞觀三年，反擊突厥的時機成熟，唐太宗遣派軍隊十餘萬，分兵六路，向突厥發起大規模的進攻。戰爭爆發後，代州道行軍總管李靖親率精兵，自馬邑出擊，一舉襲破定襄城，頡利可汗狠狽逃遁。李靖隨即選派輕騎兵一萬，攜二十日干糧，深入追擊。「靖軍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眾因而潰散。」在這次反擊戰中，騎兵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從滅亡了東突厥以後，對外戰爭基本上就從防禦性的自衛戰爭，轉變為進攻性的戰爭，由於軍事戰略的轉變，就使唐朝前期的對外戰爭，具有了如下主要特點：
第一，戰爭主要是漢族與「夷狄」之間的沖突。唐朝前期與突厥、吐谷渾、薛延陀、奚、契丹、高麗等，都發生過戰爭，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麗之間的戰爭，不僅規模大，而且持續時間長。要同這些善於騎射的游牧民族作戰，就離不開騎兵。
第二，戰場遼闊，長途奔襲。唐朝前期多次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遠征。如貞觀九年，唐軍遠征吐谷渾〔（3）〕」、貞觀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寶六年，唐將高仙芝率步騎一萬人遠征小勃律國〔（5）〕等，不僅以騎兵為主，而且從征步兵也自備私馬。
在唐朝前期的戰爭中，為了縮短行軍時期，提高進攻速度，增強攻擊的突然性，唐軍往往使用大量騎兵。杜佑《通典》記載的李靖兵法說，「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軍隊兵種配備的情況。天寶元年，唐玄宗窮兵黷武，全國共有軍隊五十七萬四千人，其中邊鎮兵四十九萬人，戰馬八萬余匹，分屬十個節度使。如河西節度使赤水軍幅員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萬三千人，馬一萬三千匹。其它如河東節度使大同軍有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橫野軍有兵三千人，馬一千八百匹。騎兵在唐朝軍隊中已佔有相當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說，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騎兵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是各國軍隊的主要兵種。」
第三，戰爭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將。李淵在太原起兵時，軍隊里就有蕃兵蕃將。唐太宗開創了大量使用蕃將蕃兵的先例。貞觀初年，「自突厥頡利破後，其餘酋長至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鐵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將軍，領兵征戰。到開元天寶時，使用蕃將有了更大發展，如安祿山、歌舒翰等蕃將都任節度使，手握重兵，坐鎮一方。陳寅恪先生說：「玄宗後半期，以蕃將代府兵，為其武力之中堅。」〔（6）〕
蕃兵也經常被征調。如貞觀八年，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眾擊吐谷渾。貞觀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郭孝恪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騎十萬征龜茲。永徽二年，弓月道行軍總管契bì＠①何力與梁建方征調秦、成、岐、雍州府兵三萬及回紇兵五萬騎，平西突厥賀魯叛亂。
蕃將蕃兵在戰場上，只有和戰騎相結合，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乾元二年，唐將李光弼在河陽戰場上抗擊史思明叛軍，他命令蕃將論惟貞部投入戰斗。論惟貞說：「貞，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7）〕可見蕃將在戰爭中是離不開戰馬的。
唐軍在戰爭中，騎兵部隊擔負攻擊、牽制、迂huí＠③、側擊等多方面的作戰任務，因此，戰馬損失也很嚴重。如貞觀十九年唐軍征高麗，「初入遼也，將士十萬人，各有八馱，兩軍戰馬四萬匹。及還，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馱及戰馬死者十七八。」〔（8）〕龍朔二年，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率輕騎一萬四千人討伐鐵勒，「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對外戰爭所以能夠堅持數十年之久，並且不斷取得勝利，揚國威於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稱雄於世的強大軍隊。而空前發達的馬牧業為其提供源源不絕的大量高質量的戰馬，為軍隊保證了堅強的戰鬥力。由於戰爭對戰馬的依賴，也就為唐朝發展大規模國家監牧養馬和民間養私馬，繁榮馬牧業生產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唐朝發達的館驛交通需要大量的驛馬
唐朝前期國家疆域廣大，「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為了滿足當時國內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備的館驛制度。從長安通往全國各地的主要交通線上，每隔三十里設一館驛，以傳送公文，迎送來往官吏。當時唐朝有館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二百六十所，水陸相兼驛八十六所，依照館驛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別等級供給一定數量的驛馬。按規定京師都邑亭驛配馬七十五匹。諸州縣館驛配馬分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險峻，道路崎嶇和江南嶺南等地區不宜大馬賓士，配備蜀馬。
同時，唐朝還有遞馱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馬匹。《唐六典》卷三《戶部尚書》載：
「凡親王入朝，皆給車牛馱馬，車牛六十乘，馱馬一百匹。若大妃回來，加車牛二十乘，馬二十匹。別chì＠④追入，給馬六十匹。內外百官家口應給遞送者，皆給人力車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車七乘，馬十匹，驢十五頭，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車五乘，馬六匹，驢十頭，三品，手力二十人，車四乘，馬四匹，驢六頭，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車二乘，馬二匹，驢三頭，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車一乘，馬二匹，驢二頭，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車一乘，馬一匹，驢二頭。若別chì＠④給遞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滿此數，無車牛處，以馬驢代。」
唐朝軍隊出征，所經州縣要提供遞馱。開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guàn＠⑤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chì＠④許之。」〔（11）〕胡三省《資治通鑒》注釋說：遞馱者，沿途遞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
驛馬用途日益廣泛。李肇《國史補》說：「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謝枋得《註解選唐詩》說：「明皇天寶間，涪州貢荔枝，到長安，色香不變，貴妃乃喜。州縣以郵傳疾走稱上意，人馬僵斃，相望於道。」由於濫用驛馬，驛馬耗損也非常嚴重。玄宗時，河南府官在「奏論驛馬表」中稱訴：「今月一日中使魏光勝至，伏奉手詔，當管每驛更加添鞍馬，不得停留往來使命者，優以所到郵傳以備急宣。臣某中謝，伏以當府重務，無過驛馬，臣到之日，唯此是圖，雖牧市百端，死損相繼。蓋緣府界闊遠，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馬蹄又軟，馳驅石路，bì＠⑥踣實多。比於陝虢以西，以汝鄭等處，道路稍異，日夜倍憂。又西自永寧，東自汜水，南到臨汝，北達河陽，正驛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備，動以久缺，此皆臣無政術，上軫聖心，＠⑦地局天，不足所處。臣今分遣吏，稍加價錢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這封論奏驛表反映了唐朝統治者對驛馬的高度重視和驛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視馬政建設大規模發展國家監牧養馬
馬牧業是保障唐朝強大國防軍事力量和交通運輸的必要條件，同唐朝興衰休戚相關，唐朝統治者非常重視馬牧業。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為唐朝的馬政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貞觀初年，唐朝把隋朝遺留在長安東北赤岸澤牧場的三千匹牝牡馬遷移到隴右，創建了國家監牧基地。
唐朝為了發展國家馬牧業，建立了規模宏大、組織嚴密的馬政機構和監牧制度。《唐六典》載：
「太僕寺，卿一員，從三品。少卿二員，從四品上。卿之職掌邦國jiù＠⑧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jiù＠⑧、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禮及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凡監牧羊馬所通籍帳，每歲則受而會之，以上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丞四人。從六品上。主簿二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獸醫博士四人，獸醫六百人，學生一百人，亭長四人，掌固六人。」
「凡馬五千匹為上監，三千匹以上為中監，以下為下監。凡馬牛之群以百二十，駝騾驢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長牧尉。補長以六品已下子、白丁、雜色人等為之；補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隨文武簡試與之。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粗良，以數紀其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粗馬之監稱右。其雜畜牧皆同下監，仍以土地為其監名。凡馬各以年名籍之，每歲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為一，常以中秋上於寺。諸牧別立南使、北使、西使、東使以分統之。」
唐朝政府頒布律令，從法律上保護馬牧業發展。《唐律疏議》中的jiù＠⑧庫律規定：
「諸牧畜產，准所除外，死失及課不充者，一，牧長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過，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減三等。」
「系飼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監，各隨所管牧多少通計為罪。仍以長官為首，佐職為從。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給程以訪，過日不獲，估而征之。謂給訪限百日不獲，准失處當時作值征納，牧子及長官各知其半，若戶奴無財者，准銅依加杖。」
《唐律疏儀》中賊盜律規定：
「諸盜官私馬牛而殺者徒二年半。」「諸故殺官私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殺馬牛者徒一年。」
開元二年六月chì＠⑨：「殺牛馬騾等犯者科罪，不得官當，蔭贖。公私賤隸犯者，先決杖六十，然後科罪。」〔（13）〕
唐朝前期，統治集團慎重選拔任用馬政官員。唐初宰相長孫無忌認為「群牧事重，委在長官。」開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諸道牧監有缺緊要者，委本使司簡擇明閑牧養者，奏付選司勘實補擬。如非其材，所由科貶，經負犯者，不在奏補之限。」〔（14）〕，因此，從貞觀至開元，出現了張萬歲、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稱能吏的馬政官員。唐朝宰相張說撰寫的《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說：「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少卿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代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於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而掌之。」〔（15）〕張萬歲經營馬政的建樹，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贊譽：「唐用張萬歲典馬政，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吏。」〔（16）〕王毛仲，嫻習弓馬。開元初，為內外閑jiù＠⑧兼知監牧使，」部統嚴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迥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之如雲錦。」〔（17）〕縣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開元中歷任太僕少卿、太僕卿，政績顯著，〔（18）〕開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馬政修舉，與統治者認真選用馬政官吏這一點是分不開的。
唐朝建立了馬匹的醫療制度和機構。唐朝太僕寺設有獸醫博士四人，獸醫六百人，學生一百人。尚乘局有獸醫七十人，太子仆寺有獸醫二十人。其獸醫人數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見的。地方州縣也設有獸醫機構和人員。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進者，留付隨近州縣，養飼療救。粟草及葯官給，而所在官司受之，須療養有法。隴右監牧也設置病馬坊：「內jiù＠⑧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倭之、艾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後入之。」〔（19）〕
唐代的獸醫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醫療經驗，並撰寫了獸醫著作。值得特別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驥集》，這是一部學術價值很高，影響深遠的名著，不僅為當代所重視，而且在宋、明兩朝，還曾經作為官版印刷，廣泛發行，甚至傳到國外。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譯出版了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驥集》是我國現存最古的一部獸醫著作，仍受到科學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唐朝前期重視改進中國馬匹的品種，提高馬匹的素質。貞觀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當地發現一匹隋朝開皇年間從大宛進獻的名馬流落在民間，「老於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禿，皮肉穿穴。」這匹馬被送到京師時，唐太宗親自到郊外長樂坡迎接，並派人精心調理，「飼以鍾乳」。後來此馬產下五匹馬駒，長大後都成為駿馬。
唐朝通過對外馬匹貿易，從境外引進大量品質優良的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購馬匹。開元年間，唐朝每年從突厥買馬三、四千匹。開元二十四年買馬達一萬四千匹，付給馬價絹五十五萬匹。《資治通鑒》卷二一三說唐玄宗「每歲＠⒂繒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太平廣記》韓干篇記載說：「開元後，四海清平，外域名馬，重譯疊至，然而砂磧且遙，蹄甲多薄。玄宗選其良者，與中國之駿，同頒馬政。自此，內jiù＠⑧有飛黃、照夜、浮雲，五方之乘，奇毛異狀，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劉禹錫《傷我馬詞》說：「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其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
唐朝周邊國家和地區經常給唐朝進貢，貢獻的禮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駿馬。如高祖時，康國獻馬四千匹。貞觀四年，龜茲獻名馬。貞觀十一年，jì＠⒃賓國遣使獻馬。貞觀十七年，薛延陀獻馬五萬匹。長安二年，吐蕃遣使獻馬千匹。貢獻來的馬匹。許多是珍貴的良種名馬，如康國馬，體格特別高大壯碩，「今時官馬，猶是其種。」〔（20）〕
私人養馬業興盛繁榮促進了唐朝養馬業的全面發展
唐朝前期馬牧業的興旺發達，是與當時民間盛行私人養馬和社會尚武的風氣分不開的。我國古代自從晉朝永嘉之亂，「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開始入主中原，形成漢夷雜居。如果從西晉末年永嘉年間算起。其間十六國時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著，元魏統一黃河流域，歷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延續至隋末唐初，又復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會的生活習俗深受胡俗的影響，與秦漢時期相比，有了很大的變遷。杜牧《樊川集》載《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說，盧秀才名霈者，「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斗之事。」《舊唐書》李珙傳說「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為務。」《新唐書》王難得傳說「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恩叔，少隸軍試為太子賓客，難得健於武，工騎射。」……由於社會風氣的薰陶，唐朝貴賤士庶尚武成風，酷愛騎馬，為私人養馬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唐代婦女騎馬之風也很盛行。《新唐書》車服志說：「初，婦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頸，坐擔以代車。命婦朝謁，則以駝駕車，數下詔禁而不止。武後時，帷帽益盛，中宗後，乃無復矣。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效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帽亦廢，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為騎馬，貴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22）〕天寶時，楊貴妃每騎馬，則大宦官高力士執轡授鞭。外戚楊國忠「有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23）〕《全唐詩》花蕊夫人《宮詩》描寫宮女初學馬術的情景說：「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鞍騎怯又嬌，上得馬來才欲走，幾回拋kòng＠⒇抱鞍橋。」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騎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紙空文。「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馬，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最為僭越。」〔（25）〕
由於馬匹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需要，唐朝私人養馬極為興盛，是唐朝馬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貴族官僚飼養大量私馬。唐太宗子越王李貞「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給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26）〕太平公主在開元初被誅時，「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征斂不盡。」〔（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28）〕《新唐書》兵志載：「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貴族官僚為了設置私人牧場，大肆侵佔國家和農民的土地。為了抑制土地兼並，天寶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兩京去城五百里內不合置牧地，地內熟田仍不得過五頃以上、十頃以下，其有餘者仰官牧。」〔（29）〕唐朝規定，每匹驛馬國家配給牧地二十畝，按此標准計算，則兩京五百里內私人可以佔有養五十匹馬的熟地。
唐代民間富人也大量養私馬。「盤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30）〕《太平廣記》於遠篇說：「鄴中富人於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常養良馬數十匹。」
唐代農民養私馬。唐朝前期實行府兵制，農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規定，府兵被征點服役，所需戎器馱馬鍋幕糗糧均須自備。《唐六典》兵部載：「凡差衛士征戍鎮防，亦有團伍，其善弓馬者為越騎團，余為步兵團，主帥以下統領之，火十人，有六馱馬，若無馬鄉，任備驢、騾及牛。」「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唐朝規定，戰馬由官府給錢購置或供給監牧馬，後來「諸州府馬缺數稍多，既合官填，復須私備。」〔（31）〕因此，唐代農民也普遍養私馬。
唐代空前繁榮的社會經濟為私人養馬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唐六典》太僕寺記載了官馬每天的飼料數量。閑jiù＠⑧馬每匹草一圍，粟一斗，鹽六勺。監牧馬春冬季節每匹草一圍，粟一斗，鹽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糧標准則為：「其糧丁口日給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諸戶留長上者，丁口日給二升五合，中男給二升。〔（32）〕唐代養馬正是所謂「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如沒有發達繁榮的社會經濟，要產生這樣盛大規模的養馬業是不可能的。
為了發展社會馬牧業，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勵民間私人養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發展民間養私馬。他說：「師行必籍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掛籍之口，人稅百錢。又馳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視。唐玄宗即位後，在積極發展國家監牧養馬的同時，也重視發展私人養馬，並革除了一些妨礙私人養馬的弊政。唐初武德時，就實行按資產多少，把戶分為三等，不久改為九等，按戶等交稅。官府定戶等時把私人養的馬也作為資產，私馬多戶等就升高，戶稅也增加負擔，從而挫傷了農民養私馬的積極性。同時，州縣有郵遞軍旅之役，官府總是加在養私馬戶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34）〕這對養馬戶來說，更是一種災難。唐玄宗針對「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騎射之士減曩時」的情況，於開元九年下詔規定：「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上，免貼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資。」「若要須供擬，任臨時率戶出錢市買。」〔（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減輕了養私馬戶的經濟負擔，調動了農民養馬積極性，促進了唐代馬牧業的發展。天寶十五年，安史叛軍攻入長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軍以助軍。至平涼郡，sōu＠（21）閱監牧公私馬，得數萬匹，官軍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戰亂之後，僅在關輔地區一次就市馬三萬余匹。由此可見，唐朝前期私人養馬業是何等的興旺發達。
綜上所述，唐朝前期馬牧業空前繁榮發達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從主觀上來說，是由於馬匹在國防軍事、交通運輸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統治者高度重視馬牧業生產，為此組織和制定了系統完整的馬政機構和制度，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監牧基地，大力開展對外馬匹貿易，採取了鼓勵養私馬的措施和政策；從客觀上來說，自西晉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遷徙內地，帶來了塞外習俗和畜牧生產的經驗技能，並在北方漢人中獲得傳
❾ 1000字左右的明朝論朱元璋的歷史小論文怎麼寫
元末，百姓震盪，元政府之嚴苛，太祖本庶民，因逢大旱，家中父母兄弟繼版死。後之為僧權，要過飯，後加入郭子興之兵，始帶兵擊戰。不知何故，朱元璋持兵之強，少不習法，亦不讀書。而後朱元璋勢力愈大。郭子興不復信任，始疑之，朱元璋遂領湯，常遇春等自立。再後，中原僅四方勢力，一為元之蒙古人，二是士誠，三是陳友諒，四是朱元璋。其實諸勢皆在夾縫中求生。朱元璋趁機擴大實力，遂屠滅陳友諒，伐蒙元，建立大明。大明建之初尚半壁江山。太祖率軍北伐，將蒙古逐出中原。一統天下。國家建立之初，諸方所定，而朱元璋手下大將開始邀功，或貪污。太祖誅功臣者亦原因在此。後太祖嚴懲貪腐。過於嚴苛。百姓雖穩，而不寒而慄。
❿ 論文關於明朝寫什麼好
比如，為什麼崇禎勵精圖治，卻仍然亡國呢？就寫明朝中期的腐敗，從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