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怎樣看待香港的歷史屈辱與現實輝煌
香港的由來
香港，顧名思意，就是芳香的海港。關於這一美麗名稱的由來，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最可靠的說法，則是這里過去曾是運香、販香的港口，故而得名香港。在明朝時，香港及廣東東莞、寶安、深圳一帶盛產莞香，此香香味奇特，頗受人們的喜愛，故而遠銷江浙，飲譽全國。由於當時販香商人們一般都是在港島北岸石排灣港將莞香船運往廣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們將這個港口稱為香港，意為販香運香之港，將港口旁邊的村莊，稱為香港村。1841年英國侵略軍在港島南部赤柱登陸後，由一名叫陳群的當地居民帶路向北走，經過香港村時，英軍詢問該處地名，陳群用當地土話答稱"香港",英軍即以陳群的地方口音HongKong記之,並用以稱呼全島。在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香港作為全島的名稱被正式確定下來。1856年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和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之後,香港又進而成為整個地區的稱謂。
香港的歷史沿革
早在遠古時代,香港地區就已經有人居住,秦始皇掃滅六國，統一中原後,又派兵平定了越族聚居的嶺南地區,將之納入秦朝的版圖,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個郡,並從中原遷移了50萬商人和罪犯到這一地區進行守衛和開發。自秦始皇開始,香港地區就一直在中國中央政府的管轄之內,直到英國侵佔香港以前,從未間斷過。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因為嶺南太遠,鞭長莫及,對趙佗採取了安撫政策,封為南越王。劉邦死後,趙佗又鬧獨立,朝廷多次征伐無功,只好再派人去賞賜慰勉,趙佗才除去帝號,臣服於漢室。漢朝在這里設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個郡。香港地區劃歸南海郡博羅縣管轄。此後,一直沿續到西晉時期。
東晉成帝咸和六年,將南海郡東部劃出,另設了一個東莞郡,下轄寶安、興寧、海豐等六個縣。寶安縣的轄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區和深圳市、東莞市,縣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頭城。
隋朝又廢東莞郡,將轄地並入廣州府南海郡,寶安縣也改為隸屬南海郡,香港則仍歸寶安縣管理。
唐肅宗至德二年,改寶安縣為東莞縣,香港又歸東莞縣管轄。明神宗萬曆元年,廣東巡海道副使劉穩,奏准朝廷,將東莞縣濱海地區劃出另設一縣,名為新安縣。自此,香港地區改屬新安縣管轄。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清廷戰敗,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咸豐十年即1860年，又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國強行租借，香港地區遂全部歸英國人管理。
屈辱的歷史
一、鴉片戰爭
英國對中國這塊肥肉,早已垂涎三尺。1773年,英國開始對華進行鴉片貿易,是最大的鴉片販子。英國鴉片販子源源不斷地把鴉片輸入中國,頓使中國陷入災難深重的泥潭之中白銀從中國滾滾流出,使清政府的財政發生嚴重危機,白銀外流的結果更引起民不聊生。工商業普遍蕭條和衰落，鴉片煙毒已在中國泛濫,對此,當時愛國者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就憤怒地說；"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
1839年虎門銷煙
由英國對華掠奪而釀成的鴉片濃煙滾滾，直接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這時,以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主義者、民族英雄林則徐為代表的"嚴禁派"（禁煙派）揮起中華之劍,對英國侵略者進行堅決的斗爭,領導了震撼世界的禁煙運動。1839年3月,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到達廣州查辦鴉片。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來到廣州附近的虎門海灘,下令把已繳獲的鴉片全部當眾銷毀。虎門銷煙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決心禁煙和反抗外國侵略者的堅強意志。
林則徐領導的虎門銷煙的壯舉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義的人士的支持，如一位英國人在他所撰寫的《在中國做鴉片貿易罪過論》書中，就指責英國商人的"鴉片貿易給英國國旗帶來了莫大的侮辱"，而英國的鴉片販子和工業資本家不甘失敗，加緊活動，催促英國政府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6月,由540門大炮裝備起來的48艘艦船,乘載著4000名士兵組成的"遠征軍",到達廣東海面封鎖了珠江口。於是,這場由英國資產階級蓄謀已久的、目的在於打開中國門戶，謀取英國在中國的最大得益的鴉片戰爭,終於爆發了。7月6日攻克舟山群島的主要城市定海。再北犯大沽,道光皇帝派出怯弱無能的官僚琦善到廣州與英軍議和，並同時把林則徐職查辦清政府的驚恐與無能,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1841年1月,英軍以武力強佔香港島，2月攻佔虎門，5月進犯廣州。1842年，英國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先後攻佔廈門、定海、寧波、吳淞、鎮江。同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在南京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二、香港的割讓
英國根據《南京條約》佔領了我國領土香港島。英國強佔香港島,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英國的目的是企圖在軍事上和經濟控制中國。1860年10月,英法聯軍進犯北京,火燒園明圓。清政府又被迫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於10月24日簽訂《北京條約》。就這樣,英國佔領了九龍半島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以及位於九龍半島西部的一個大島嶼昂船洲。這使英國所取得的香港這一侵華基地得以進一步鞏固與加強。
英國侵佔九龍半島南部後,不久又圖謀佔領整個九龍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和水域。1898年6月9日,清政府總理與英國在北京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根據該約,清政府把位於深圳河以南,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的土地,以及附近島嶼,租給英國,租期99年。這塊租給英國的土地後來被稱為香港新界。致此,英國通過刺刀、洋槍與大炮的野蠻征服,實現了對中國香港地區領土的佔領。
三、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
建立港英政府,是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的重要一環1843年6月26日,英國利用《南京條約》換文生效的時機宣布香港為英國"直轄殖民地",派璞鼎查為首屆香港總督。港英政府遂告成立。
香港總督,又稱港督,是港英政府中擔負最高首長職責的人。按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根本法《英皇制誥》的規定,英皇是香港的最高統治者,香港總督是英皇的全權代表。港督之下設立四個系統,構成港英統治政權:（1）咨詢性質的行政局和立法局,（2）以布政司為首的行政機構,（3）以首席按察司為首的司法機構,（4）受命於英國國防部的駐港英軍。此外,還設立一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行政局和立法局是輔助港督行使職權的兩個重要機構。港英政府中的主要官員,還包括:布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等。駐港英軍,是英國維護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重要力量。英國自強佔香港以來,在香港一直保持著一支數量相對穩定的軍隊,約有一萬人,包括陸、海、空三個軍種。源於英國的法律與司法體制,是英國對香港實施管治的重要手段。英國除了從政治上實行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外,還從經濟上確保英資財團在香港的特權地位。英資財團是指以香港為基地的英國資本財團,主要有匯豐財團、太古財團、怡和財團等。英資財團大都創業早,長期插足香港經濟,與港英政府關系密切,對港英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們依仗港府的支持,控制著香港的經濟命脈。如英資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擁有發行港幣的特權；英國大東電報局通過它附屬的香港大東電報和香港電話公司,獨佔了香港對外通訊和全市電話、電訊服務；英資的地產公司擁有香港大批地產物業等。這正如香港民間所說的:"實際統治香港的是馬會、怡和、匯豐和港督府。"英國的殖民統治,使整個香港社會充滿著殖民主義的色彩。
四、二戰時日本佔領香港
淪陷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香港地區呈現出和平安閑的氣氛。電影院場場滿座,酒巴間坐滿了客人,舞場里不斷傳出爵士音樂,年青人成群結隊地到新界農村郊遊。還不足三個星期,聖誕節就要到了。只是在前兩、三天香港政府舉行過幾次開玩笑般的防空演習。誰知在第二天的早晨,竟聽到了隆隆的飛機轟鳴聲,猛烈的炸彈爆炸聲和高射炮還擊聲。人們預想不到的香港戰役開始了。在戰斗機的掩護下,三十六架日軍輕型轟炸機空襲了啟德機場、九龍水上飛機停泊等處。機場附近的一些民房也被炸彈擊中。就在同一天,日本還襲擊了美國海空軍事基地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12月8日,在空襲啟德機場等地的同時,日本陸軍兵分四路,越過深圳河進攻新界。在垃圾灣防線,大部分地段英軍略作抵抗就紛紛後撤。僅在城門水塘西南的黃金山陣地戰斗比較激烈,雙方展開了肉搏戰,英格蘭步兵營營長陣啟亡。終因雙方力量眾寡懸殊,英軍司令馬爾比少將決定放棄九龍,命令"半島旅"撤回香港島。九龍之戰只進行了五天到12日夜晚,整個九龍半島都被日本侵略軍佔領。
12日晚,英日雙方隔著維多利亞港海面互相炮轟。第二天上午,一艘插著白旗的小艇,由九龍油麻地碼頭向香港島駛來。艇上載有日軍勸降使者多田中佐,還有被挾持的香港總督私人秘書李夫人等。英軍拒絕了日軍的招降。17日,日軍再次派人乘兩艘小艇過海勸降。香港總督揚慕琦再次拒絕,並且警告日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過海,香港將不客氣地開槍射擊了。
18日午夜,日軍乘坐汽艇、橡皮舟等百餘艘,對港島北岸強行正面登陸。他們登陸。他們登陸後,曾在黃泥涌與英軍展開激烈的戰斗。日軍若松大隊長受重傷,英軍西部旅司令約翰羅臣（加拿大大人）陣亡。結果英軍敗退,防守港島的東部旅與西部旅,聯系被切斷。日軍還佔領了黃泥涌貯水池,切斷了英軍水源。英軍曾在局部所剩無幾英軍司令認為再也無法繼續抵抗,在與港督商議後,決定無條件投降。25日晚,東線、西線的英軍相繼掛起白旗。至此,歷時十八天的香港戰役,以日軍佔領整個香港地區英軍徹底失敗而告終。
12月25日是聖誕節。當天傍晚,一輛掛著白旗的汽車由中環開向跑馬地日軍司令部。香港總督揚慕琦與日軍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他本人做了日軍的階下囚這天晚上,絕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燈火輝煌的"不夜城"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恐怖世界,整個香港地區完全陷入了日本侵略軍的魔掌所以人們稱這一天為"黑色的聖誕節"。
暴行
日軍入城後,大肆搶掠,強奸婦女和殺害無辜居民的暴行屢屢發生。日軍的安民布告上虛偽地宣稱:"保護華人財產,香港戰爭是對付白種人的戰爭。"但仍然有許多華人的店鋪被封了門,特別是那些大的鋪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國貨公司、五金行、汽車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業門口多半釘上寫有"軍搜集部管理"字樣的木牌,銀行、當鋪門口則釘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過是攫取的別名。日軍將香港的九十五萬擔存米,搶走八十萬擔充作軍糧,造成香港嚴重的糧荒。
《香港淪陷記--十八天的戰爭》一書曾記述了日軍明火執杖進行搶劫的情景:"日本軍隊在海軍船塢附近,他們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獵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紮起來的,堆滿了一個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個敵兵在結著小小的標簽,上面寫的是:'神戶……'獵得物聚集了以後,卡車就將它帶到西環的碼頭去,放入了大輪船里,這些輪船就一直駛回到日本。""我曾經在一個很大的單車行（自行車）門口,呆看了多時,一輛汽車放在門口,幾個日本兵指揮著苦力,把簇新的單車,從裡面一輛一輛地背出來,搬上了汽車,……又一刻,又是一輛卡車……於是簇新的單車,又從裡面一輛一輛的搬出來。""老闆也和我一樣,作為一個旁觀者閑著,似乎這些東西本來就不屬於他一樣,……"（唐海：《香港淪陷記----十八天的戰爭》第95-96頁）
除了搶劫財物,半夜裡許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還經常四齣尋找婦女。婦女們躲藏在各處。不少婦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幾個敵兵輪奸的。在日軍舉行"入城式"後的那些夜晚,許多婦女嚇得在三、四層樓的房頂上亂跑,瓦片被踏得發出破裂的聲響。當時有些婦女說,他們不怕炸彈和機關槍,因為碰上了它,乾脆死掉就是了。他們最怕的是敵兵的電筒和使人膽寒敲門聲。
日本侵略軍還濫殺無辜居民,視中國人的生命如草芥。在離跑馬地不遠的藍塘道,一戶居民全家八口皆被殺害。在皇後大道西,一名老年婦女,因為聽不民懂日語想通過崗哨東行,被日軍當場開槍打死。在灣,一名青年不小心闖入了所謂軍事區域,日本兵上來就是一刺刀,將他殺害。在深水元州街,一名婦女身上背小孩上街買菜,回來時趕上戒嚴,眼睜睜看著自己信的樓宇,無法走過去。她的長子約八、九歲,想橫穿馬路迎接媽媽。這名婦女,搖手示意,不讓兒子過來。不料母子三人竟都被日軍開槍殺害。……
在日本侵略軍佔領香港三年多的時間內,香港廣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難。日本侵略軍強迫居民使用軍用手票。起初軍票對港幣的比率,定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1日則宣布禁用港幣,居民必須在限期內到台灣銀行兌換軍票,違者殺無赦。這是在進行公開的金融掠奪。在日本統治初期,居民每人每天只領到六兩四錢配給米,僅能勉強糊口。到了戰爭中期,糧食發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變配給制度,只配給為敵人服務的公務人員。結果造成米價飛漲,每斤由數無漲到二百多元,居民餓死者不計其數,餓殍道,目不忍睹。
日軍還隨意拆毀古跡、拆遷民房。他們拆毀了九龍寨城的城牆,炸毀了象徵民族精神的宋王台。1942年8月日軍想在香港設立慰安所（軍妓住所）五百家,地點選在灣仔大佛口附近的洛克道。日軍六十八大隊隊長中川金光親自出馬,指揮大批士兵,突然封鎖洛克道,西至軍器廠街口起,東至勛寧道止,加上鐵絲網。凶神惡煞般的日本兵配上刺刀,限令住戶在三天之內,全數搬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們被迫在風雨之中扶老攜幼搬往他處甚至露宿街頭。這就是日本侵略軍製造的洛克道事件。實際上慰安所用不了這么多房屋,日軍便把這一地區變成了他們的娛樂區。除了慰安所,還設立了吃茶店、酒巴和菜館。該處就是後來灣仔的酒巴區。
在日本統治期間,香港百業凋零,唯有賭博、吸毒等罪惡的行業得到發展。從最熱鬧的皇後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賭場。臭名昭著的大賭場有"榮生公司"、"兩利公司"等。賭場門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條"發財請進"的標語,有人在搖鈴,有的還有土娼招待。這就是日軍帶給香港的"新秩序"。開賭場的多半是與日軍相勾結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標出他們過去秘密組織的堂號,如"十八子"、"粵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總督以後,公開鼓勵開賭,抽賭餉充軍費,此後賭場林立,更加烏煙瘴氣。此外,日軍還鼓勵吸毒。敵總督部設有販毒機關---裕禎公司,用飛機從熱河運來煙土,並開設售吸所,准許煙民領牌買煙。
光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和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和其他各國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互相支援,與德意、日法西斯進行了長期的艱苦戰斗,終於打敗了侵略者。1945年8月月15日,日本天皇在東京宣布無條件投降因為香港不屬於蒙巴頓勛爵指揮下的東南亞戰區,而是屬於中國戰區,是廣東戰區的一部分。駐港日軍本應向中國軍隊投降。但英國以洗雪前恥為托詞,堅持要由他們派艦隊前往香港受降。為此,中英雙方在日本投降前後,曾進行多次外交交涉。後來,蔣介石要求以中國戰區總司令的名義授權英方到香港受降。但英國政府依仗自己的軍事實力,並得到美國的支持,連這點保留面子的要求也加以拒絕。在此期間,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香港後,被囚禁於赤柱集中營的香港政府輔政司詹遜,立即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返回市區組織了臨時政府,以防止香港的地位在戰後發生變化。他手裡沒有武裝力量,當時卻讓日軍暫時維持秩序,等候英軍到來。1945年8月30日,英國海軍少將夏愨率領皇家海軍特遣艦隊,駛進維多利亞港,從日軍手中接收了香港。那時蔣介石急於派兵北上和共產黨奪戰略要地,在英國答應他把香港作為運兵北上的轉運站,並答應交出駐港日軍的裝備之後就默認了英國接收香港的事實。
1945年9月16日,在中國代表潘國華少將、美國代表威廉臣上校和其他同盟國代表的陪同下,夏愨少將在總督府正式接受駐港日本陸軍司令岡田梅吉少將和日本華南艦隊指揮官藤田類太郎中將的投降。香港地區在淪陷三年零八個月之後,又重新回到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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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
中英兩國政府為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而舉行的為期兩年的正式會談。中國政府一再表示，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在此情況下，中英兩國政府開始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開始時英國政府提出的談判題目就是一個歸屬問題，而中國政府則提出三個問題，即香港歸還中國、未來香港實行的制度、香港過渡時期的安排。談判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至1983年6月，雙方主要就原則和程序問題進行會談。第二個階段，從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雙方就具體實質性問題進行會談，共22輪。其間爭論頗多，本著以大局為重和友好合作的精神，經過慎重和耐心的談判，至1984年9月18日，雙方代表團就全部問題達成了協議，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宣告結束。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願望，也促進了澳門問題的解決，並且對解決台灣問題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台灣問題與香港問題性質不同，但是「一國兩制」的構想和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同樣適用的。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有利於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為國際上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成功的新鮮經驗。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曾指出：中英兩國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應該大力提倡，這恰恰是我們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非常需要的。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指中英兩國政府1984年9月18日就香港問題達成的協議。這份協議包括一個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主體文件；還有三個附件。主要內容有：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除特別行政區有關外交事務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即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社會治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可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系。中國政府明確宣布，上述基本方針50年內不變。
過渡時期
指自中英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的12年。該概念由中英聯合聲明確認。過渡的含義為，香港由英國統治轉變為由中國管轄和治理。這一轉變必須經過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過渡時期。在過渡時期內英國政府的職責是：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經護和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對此，中國政府將給予合作。這一時期內最基本的問題有二：一是經濟上不要出現大的波折，二是政治上不要另搞一套。如果發生嚴重的波動，或者另設一套班子，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為實現平穩過渡，中英設立了聯合聯絡小組和土地委員會協商有關事項；中國政府亦將根據香港局勢的發展和要求，採取若干必要的行動措施。
後過渡期
香港12年的過渡時期可分為前半段和後半段。前半段時期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兩國政府為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獨立關稅地區保持其經濟聯系，特別是為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參加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多種纖維協定及其他國際性安排所採取的行動；兩國政府為確保同香港有關的國際權利與義務繼續適用所需採取的行動；以及其他有關實施聯合聲明的事項。後半段即後過渡期，其主要任務是解決為1997年順利過渡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及為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聯系，並就此類事項簽訂協議所需採取的行動。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通過後，中國政府逐步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有關籌備工作，此即後過渡期的主要特徵。
主權移交
主權是指一個國家獨立自主地行使自已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實現主權的移交，還有待於1997年7月1日香港人能順利地接管香港政權，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國家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
治權移交
治權又稱管治權。指一個國家管轄和治理自己對內對外事務的具體權力。管轄，涉及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一切人（除享受豁免權者外）、物和事件，以及對在其領域外的本國人的管理許可權；治理，通過行政管理和立法、司法等行為予有實現。主權與法治密切聯系，主權決定法治，治權體現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主權的移交，意味著法治必須同時移交，英國想用主權來換取治權是行不通的。只有做到主權與治權同時移交，才算真正實現香港政權的順利交接。
三個不變
指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其基本精神是，堅持「一國兩制」，保證中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中所闡明的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長期不變。依照「三個不變」的原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私有財產依法受到保護，由此維持了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第二．香港居民可以像過去一樣生活，他們的權利和自由依法得到保障。第三．香港的原有法律，指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了那些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觸的例如屬於殖民統治性質或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法律必須刪除或修改，還有一些法律因實際情況變化而不再適用外，其他的法律均保持不變。「三個不變」並未涉及香港原有的政治體制，原有的體制有些是必須加以改革的，特別是將英人治港改為港人治港，將總督制改為行政長官負責制，等等。至於某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和實際的需要，也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加以改進並使之發展。因此對「三個不變」的理解不能認為是對香港過去的所有制度、機構和具體做法原封不動、不能加以改變。
五十年不變
指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50年內不變。中國政府鄭重承諾1997年以後50年不變是有科學根據的。其一，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共存與對立的關系將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同時香港已同整個世界的經濟連成一體，應從這種宏觀的社會歷史背景來了解對香港的特殊政策。其二，中國大陸實現宏偉的發展戰略，除在20世紀內的艱苦努力外，到21世紀還需要50年的繼續奮斗，而香港的繁榮穩定對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將發揮有益的補充和促進作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1997年7月1日起實施。由序言、9章共 160條組成。還包括三個附件：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主要內容有：序言部份，概括說明了香港問題的由來，制定基本法的指導思想、法律依據和目的。總則部份，從政治、經濟和法律等方面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的基本原則，成為整部基本法各章條文的基礎。此外，還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該基本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關系是：它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該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表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該法為依據。這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行特殊制度和高度自治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根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所作決定，該特別行政區自1997年7月1日起設立；其區域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其基本特徵如下：第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第二，實行高度自治。第三，直轄於中央。第四，徹底結束了殖民主義統治，由港人自己治港，日趨民主。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特的法律地位可以概括為：沒有殖民主義，保留資本主義，直轄於中央，實行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的方針將造就一個新的、更加繁榮穩定的香港。
⑵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逃港"事件
香港人口都遠快於珠三角人口的增長，香港旁邊的深圳在改革前是個農村，所謂當年的逃港潮、原廣州市民逃港的記錄？計劃經濟下，隨著香港成為國際資金中轉港。
再說，當年逃港潮去香港打工的人。
如果說現在深圳原居民已經不存在逃港潮，國家把深圳從農村變成了城市，卻沒有關於原寶安縣城鎮職工，而當時寶安縣是農村，沒有任何意義，這只說明一點，即使在解放之初也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微薄的退休金，他們可是由大陸支付了他們童年的撫養費用，沒有資本主義世界巨大的競爭壓力，城市尤其大城市對於周邊人口的吸引力是至今為止所有國家都無法避免的現象，1983，早已把當年寶安縣逃港人數遠遠比下去，而現在每年赴港生孩子的人，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仁慈，那隻說明所謂深圳的發展沒有任何推廣意義，內地市民沒必要去犯這個賤，要知道，而如果國家不能在把深圳變成城市的同時把全國農村普遍變成城市，而且。尤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並不差，由於香港是個城市，逃港潮只會越演越烈，是國際大都市，去受資本家的吆喝。所以，只好跑到大陸來過晚年，何況香港在戰後成為中轉港口和金融中心，連買個棺材都買不起。
要說現在改革後沒有逃港潮，這也是另一種意義的逃港潮，只要國家不把深圳變成城市，所謂高工資對於高物價的香港，結果到榨乾他們油水後一腳踢開，人口僅次於上海？連在香港過個晚年的權利都被取消了、1960年，用所謂逃港潮來證明改革前兩地經濟體制的對比是多麼地荒唐，而資本主義世界只享受了他們的勞動力，也是可笑的事情，香港是城市。
在所謂逃港潮中，他們在香港流血流汗幾十年後呢，說白了就是現在中國民工的每年赴沿海打工，為什麼、1987年的逃港潮規模不下於1949。可以說，這也說明無論在解放前還是解放後，那麼，李嘉誠這些人就是解放前過去的，用歷史上的逃港潮來抨擊某個時期是可笑而無恥的行為
⑶ 如何評價中華民國的歷史地位
劃時代復的作用。推翻了幾制千年來的帝國制度，建立了起碼是名義上的共和制，推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二次大戰中樹立了 一個大國的形象並和英美等國一起籌建了聯合國。這些都是使得中華民族能在世界上以一個大國的姿態呈現給世人的壯舉。缺點就不用提了，和你的問題也不搭。
⑷ 香港人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
台灣的歷史比較針對自己，沒對清朝怎麼看，台灣歷史教科書大體分為遠古時期，衛溫訪台，隋煬帝入侵，鄭芝龍開荒，明鄭時期，清治時期，日治時期，兩蔣時期。
⑸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 逃港 事件
無論在解放前還是解放後，香港人口都遠快於珠三角人口的增長，李嘉誠這些人就是解放前過去的，由於香港是個城市，即使在解放之初也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僅次於上海，城市尤其大城市對於周邊人口的吸引力是至今為止所有國家都無法避免的現象，何況香港在戰後成為中轉港口和金融中心。尤其，香港旁邊的深圳在改革前是個農村，所謂當年的逃港潮，說白了就是現在中國民工的每年赴沿海打工。可以說，只要國家不把深圳變成城市，那麼，隨著香港成為國際資金中轉港，逃港潮只會越演越烈。
在所謂逃港潮中，卻沒有關於原寶安縣城鎮職工、原廣州市民逃港的記錄，為什麼？計劃經濟下，中國城市居民生活並不差，而且，沒有資本主義世界巨大的競爭壓力，所謂高工資對於高物價的香港，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內地市民沒必要去犯這個賤，去受資本家的吆喝，這也說明，用所謂逃港潮來證明改革前兩地經濟體制的對比是多麼地荒唐，要知道，香港是城市，是國際大都市，而當時寶安縣是農村。
要說現在改革後沒有逃港潮，也是可笑的事情，1983、1987年的逃港潮規模不下於1949、1960年，而現在每年赴港生孩子的人，早已把當年寶安縣逃港人數遠遠比下去，這也是另一種意義的逃港潮。
再說，當年逃港潮去香港打工的人，他們在香港流血流汗幾十年後呢？連在香港過個晚年的權利都被取消了，微薄的退休金，連買個棺材都買不起，只好跑到大陸來過晚年，他們可是由大陸支付了他們童年的撫養費用，而資本主義世界只享受了他們的勞動力，結果到榨乾他們油水後一腳踢開，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仁慈。
如果說現在深圳原居民已經不存在逃港潮，這只說明一點，國家把深圳從農村變成了城市，而如果國家不能在把深圳變成城市的同時把全國農村普遍變成城市，那隻說明所謂深圳的發展沒有任何推廣意義，用歷史上的逃港潮來抨擊某個時期是可笑而無恥的行為。
⑹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逃港」事件
為什麼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飢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準開荒，不準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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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飢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飢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 治上的迫 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 6年「文 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台都報道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分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采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
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從台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里，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 酷的迫 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里「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⑺ 香港割讓歷史和回歸後的繁榮
1841年，英國強佔香港島後，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復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歷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復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歷史表明，只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復香港的艱苦歷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並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佔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復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佔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復該島的斗爭。為了說明這一斗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佔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佔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佔領定海之後，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佔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佔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謀收復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後，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採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於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於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佔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佔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復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佔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佔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後方能具復。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並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後，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歷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准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並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以後，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於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佔香港島並擅出偽示的奏摺，即認定英軍侵佔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並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後，他又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佔香港島後，武力收復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之後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佔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並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後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於條件得到滿足後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於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的建議，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並誤以為以後「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
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復香港的良機。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復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後，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訓練鄉勇，乘機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塗地，遑論渡海收復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台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復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面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苟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佔浙江定海、鎮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帝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准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並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並於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炮台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後一道收復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後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後英軍攻陷鎮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裡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並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終於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佔香港島之後，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並咨會奕山，要求武力收復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復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後，統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佔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並將其改稱「新界」，並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於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佔有租借地，根本不願意放棄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許可權范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後去加以考慮，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並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21年12月3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又重新提出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的議案。議案中歷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沖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當時正值戰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中國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人民大眾「外爭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洶涌澎湃。與此同時，美、日在遠東互爭雄長，美國力圖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其他列強之間也矛盾重重。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英、日兩國不得不分別同意放棄威海衛和膠州彎租借地。但在廢除九龍（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問題上，中國代表卻遭到英、日代表的強烈反對。英國出席會議的代表、樞密院長、以「血腥人物」著稱的貝爾福，借口「沒有九龍租借地則香港不能自衛」，堅決拒絕歸還。12月7日，顧維鈞在會議的遠東委員會上據理駁斥了貝爾福的謬說。貝爾福對此置若罔聞，日本代表緘口不言，美國代表則無動於衷，作壁上觀。此後，華盛頓會議再沒有討論九龍租借地的問題。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正當要求，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中國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民對會議結果大失所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益成為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同月23日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寫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段話成了後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雖然對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賴性，但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慮廣大民眾的迫切願望和孫中山先生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遺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多次要求列強廢除租界和租借地。但這一修約外交，除了在關稅自主、收回幾處租界和按照英國先前的承諾於1930年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沖突來製造兼並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於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採納，它寧可對這件事採取拖延、沉默、迴避的方針。只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範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佔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於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復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於歐洲戰事及保衛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於同年聖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面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後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通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考慮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當時，東西方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與各同盟國的作戰匯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有利於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也為收復香港提供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場對日本的巨大牽製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為了戰後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並促使它採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藉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後，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採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表聲明，准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棄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於同一范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後，美、英兩國分別提出關於新約的草案以供考慮。中英談判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薛穆分別代表兩國。英方草案包括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辛丑條約、將一些租界交還中國等內容。但是，英方雖然明知中國至為關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卻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這個問題。11月10日，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更親自出馬，針對香港問題強硬地宣稱：「我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又說他「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領地」，從而表明了英國堅持它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頑固立場。
11月13日，國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訂草案》，其中加上了廢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內容：「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應該說，這里僅提出歸還九龍租借地，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地區，已屬妥協退讓。是時重慶輿論激昂，反對任何外國繼續佔領中國領土，美國公眾意見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於中國有利。
當英國收到中方《修訂草案》後，急忙研究對策。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斷然拒絕；（3）盡量拖延。他認為第一個方案不行，因為新界在經濟和戰略上對香港至關重要；第二個方案也不行，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非議（戰時英國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他認為應該選擇第三個方案，能拖就拖。對於這位司長的主張，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是既不堅決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對。他傾向採取第二個方案，即斷然宣布九龍租借地不屬於本條約的討論范圍，拒絕歸還。艾登的主張得到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並在11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英國對九龍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國不準備同中國談判九龍租借地問題。宋子文反復重申了中國收回該租借地的原則立場。雙方發生爭執，未有結果。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後表示，中英新約內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內容，他就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談判陷於僵局。
在此情況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發生了動搖。他為了打破談判僵局，准備拿原則做交易，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英讓步。但他不敢對蔣介石直陳他的主張，於是請求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外交界元老、駐英大使顧維鈞去勸說蔣介石對英讓步。顧維鈞受託前往，對蔣介石說，他「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說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願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為宜，可以暗示我們正等待這第二份禮物的到來，這樣可以不致引起什麼誤解」；而且，戰時盟國間的「團結一致」「極為重要」。顧維鈞的勸說對蔣介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此後的談判中，英方繼續堅持殖民主義的頑固立場。宋子文為了使談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發表一項表示今後願歸還九龍租借地意向的聲明，為此中方在戰爭結束前決不催促英國歸還九龍租借地，同時著重宣布，如果英方連這樣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國將不在條約上簽字。對此，英國只同意「於取得戰爭勝利後討論該租借地的前途問題」，不願就戰後歸還該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絕簽訂新約」相威脅。恰在此時，正對中國進行血腥野蠻侵略的日本，為了攪亂人心、挑撥盟國間關系，提出「盡速撤消」日本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以圖搶在中美、中英之前與汪偽訂約。蔣介石在英國「拒簽新約」、日偽可能搶在中英之先訂約的雙重壓力下，向英國作了根本性的讓步，於1942年12月31日指示國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將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合並提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他只得「暫忍之」，同意在中英條約上簽字；「待我簽字之後，另用書面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他還信誓旦旦地寫道，作為「最後手段」，他准備「一俟戰後，用軍事手段（將九龍租借地）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蔣介石的本意是趕在日偽之前於1943年元旦簽訂中美、中英新約。但由於英國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簽訂這兩個條約（日偽條約已於1月9日簽字）。在當天於重慶簽字的《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隻字沒有涉及九龍租借地問題。同一天，宋子文照會薛穆，聲明中國政府對九龍租借地「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戰時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1942年是中國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有利時機。不能諱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對英美有嚴重的依賴性，但當時確想乘機收回盡可能多的外人在華利權。通過1943年1月的中英新約，中國廢除了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收回了北平使館租界及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收回了天津、廣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這件事發生在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逼簽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際，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巧合。這是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斗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應當歸功於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
然而應該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確是國民政府的無能。國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的第二天發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國自此已獲得與各國「並駕齊驅」的「完全獨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過其實。此次中國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固然是英國堅持殖民主義所致，但與國民政府爭取不力、態度軟弱也有直接關系。如上所述，當時收回九龍租借地，有絕好的國際國內條件。本應把握時機，據理力爭，堅持原則，以求成功。即使英國頑固不讓，也不妨拒簽新約，以待來日。即便如此，英國亦無法責難中國破壞盟國團結。相反，英國作為中國盟國，抓住在華租借地這種特權不放，倒是有害於盟國團結的。故條約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漲，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崩潰已經不可逆轉。即使新約暫時不訂，戰爭勝利以後，英國豈能長期保持在華特權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勢，目光短淺，心理軟弱，企圖以妥協退讓來換取與英國的「團結」，結果中國愈退，英國愈進，終於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無理而制勝的局面。對此，宋子文是不能辭其咎的。至於蔣介石，他雖然想收回九龍租借地，並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國死硬的立場面前，仍沒有堅持到底，最終還是對英國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龍租借地一事功虧一簣，坐失良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收復香港的良機再至。可是，由於蔣介石奉行矛頭對內、堅決反共的錯誤政策，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他早已把自己關於戰後重新提出交涉和「用軍事力量從日軍手中取回」九龍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雲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國宣布他對香港「沒有野心」。結果是讓英國搶先重新佔領了香港。不僅如此，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香港屬於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本有權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可是最後連這個受降權事實上也被英國人奪去。這是國民政府在收復香港問題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機，是對「四強」之一中國的莫大諷刺，也是它的歷史悲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第一次為香港地區的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我國國力的日趨強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將屆滿和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變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原則上最終解決了香港的回歸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久前產生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命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已在意料之中。這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百年屈辱，即將滌盪殆盡，國人無不為此而揚眉吐氣，並對回歸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充滿信心。
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的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收復香港的漫長而艱苦的歷程，當思今日成就的取得來之不易。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了一個閉關自守、不求革新、內部不穩、國力不振、腐敗落後的國家，是斷不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它「重頭收拾舊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只有改革開放，保持穩定團結，自立自強，力爭先進，不斷增強國力，才是唯一的衛國興邦之道。
⑻ 如何看待「中華民國」問題
這樣想法也不僅僅是曹興誠先生一人之見，在台灣即使贊成統一的台灣民眾，其中相當多的人也認同「中華民國」，他們認為統一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中華民國」是他們統一前國號，也是他們身份的代表，他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尊重「中華民國」就是尊重他們統一前的地位，否則統一無從談起。大多數台灣同胞很計較自己的這個身份，在統一前他們強調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希望我們尊重他們這身份，他們說，不承認「中華民國」，好比砍了他們的頭，那麼留下四肢五臟還有什麼用？具有這樣想法的人未必是支持「台獨」。
而大陸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十三億大陸民眾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權在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中被共產黨徹底打敗了，從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退到了3.6萬平方公里的一個小島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一切權力，包括在國際上的合法權力，建立了一個新中國。作為兩個敵對政權，從1949年至2008年，針鋒相對鬥了半個多世紀，相互稱匪，採取漢賊不兩立做法，有你無我，不承認「中華民國」由來已久，大陸至今沒有承認「中華民國」，成了兩岸關系中一個敏感的禁區，不是說承認就可以承認的。
1949年，毛澤東在籌建新政權時，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新政權的國號時，毛澤東主席本無意改變「中華民國」國號，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本是對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繼承和發展，承認共產黨是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繼承人，而不是建立一個新國家，是對「中華民國」的繼承，包括對「中華民國」在國際權力與義務的繼承。可惜，當年參加政治協商的民主人士建議以新國號為好，致使毛澤東構想
無法實現。倘若當時沒改國號，今天也就不存在該不該承認「中華民國」之爭，也許兩岸只有正統與非正統之爭了。
1949年後，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不想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另一個「國家」，兩岸關系不是「兩國關系」，更不是「一中、一台」關系，而是一個中國尚未統一的關系；在沒有統一情況下，大陸不能承認「中華民國」，承認「中華民國」是需要一定條件的。而六十年來雙方敵對狀態未除，雙方沒有交流交往，沒有對話與談判，加上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讓兩岸反目為仇，當然不能承認「中華民國」，大陸所持立場理所當然。
如今這樣的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2008年後的兩岸關系更是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兩岸實現了全面三通，兩岸推動了雙向交流交往，建立了機制化經濟合作關系，建立了「兩會」交流機制，建立了國共合作平台，實行了外交休兵，降低了軍事對抗……，雙方都確認了「和平發展」的目標，短短一年多達成協議十二項、共識一項，而大陸一年多釋放善舉超過了以往六十年，開始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民族認同，兩岸正共同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共同發展的歷史新時期，兩岸關系如解放了的纏足，再塞回以前的鞋裡已辦不到了。在這種情況下，給我們從容面對「中華民國」問題創造了條件。
近些年關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系論述有許許多多，如大屋頂理論，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作一個大中國下的兩個政府或兩個區域或者兩個政治實體；也有杯子理論，把「中華民國」比作杯子，台灣人民比作杯子中的水，兩岸關系如不要杯子，水焉能存；也有球體理論，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看成一球兩面，這個球就是中國，它們是這球的兩面而已；也有一體兩面理論，稱「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體兩面，從倫理上說，縱的關系如父子，橫的關系如兄弟，都是一家人，從1912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曾是這個家的大家長，它曾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取得過抗戰勝利，又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49年後它在大陸的權力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到台灣後取得了亞洲「四小龍」成就，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取得了改革開放巨大成就，兩岸憲法、人民、主權、領土都是重迭的，這在歷史上與世界上是少
有的。事實證明，兩岸可以共享一個中國的尊嚴與榮譽。這些理論大體符合「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之說，也符合「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中國」之說。
當然還有「國中之國」論等，即承認「中華民國」為統一後的中國的一部分，台灣退讓一步承認統一後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可以享有二級外交權，好比唐朝西北有高昌、車師，東北有渤海；西南有南詔；宋朝有西遼、西夏；明朝有後金；清朝有南明……，西方也有這樣先例，這種「國中之國」不是邦聯或聯邦。類似這種觀點還有許多例子，在統一前不妨讓大家多多討論。
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開始改變挑戰「一個中國」行為，開始止住了「去中國化」行為，兩岸已經簽訂ECFA協議，未來還要簽訂和平協議，相互正視政治現實一定會浮到談判桌上，兩岸問題是必須對話與談判才會解決。很多問題都是一念之間的問題。鄭必堅先生率團訪台，提出「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兩岸的出路不就是我們的眼界與思路問題嗎？什麼主權觀念等等問題，都是取決於我們的意識，而意識取決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需要。曹興誠先生所說的「尊重中華民國」問題，不僅是大陸的過錯，台灣六十年的「三不」政策和「一邊一國」論，以及拒絕對話與談判也應負相當責任。但是，可幸的是這一切正在變成過去，兩岸正呈現出各種機遇，我們有望迎來一個健康的兩岸關系。「中華民國」問題是我們未來兩岸關系中必須面對的影響，面對這問題是需要條件的，支持兩岸和平發展，就會給雙方創造這樣的條件。
⑼ 香港為什麼不回歸中華民國
你以為政治是看歷史的？政治是看軍事實力和政治手腕的，台灣和中國大陸叫統一回，而香港，澳門答只能是回歸，原因就是台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而香港是中國和外國人的事情，現在世界上也承認一個中國，指的就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其實是一個，就是看誰是正統了，當然了中國大陸就是正統，這就是軍事和政治，所以只能回歸中國，大陸館，其實還不是自製的感覺，一國兩治本來是用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後你後用到香港澳門上了
⑽ 看晚清民國史，有些大型洋行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其所在國家，現在倒是少聽到！當時是怎麼回事講講歷史
「洋行」外國商人在舊中國開設的以代理進出口貿易為主的各種行號。後期亦向工礦、鐵路等生產領域擴張。根據現有資料，出現在中國的第一家外國洋行是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在廣州開設的柯克·理德行（Coxreid＆Co）（一說171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過洋行）。以後，外商代理行號迅速發展，至鴉片戰爭前夕已達150餘家，英商查頓、顛地兩行居於壟斷地位。這些洋行主要經營非法的鴉片貿易。大行號一般都擁有自己的飛剪船隊和保險機構。鴉片戰爭後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洋行仍然主要依靠鴉片走私、掠騙華工、販賣人口等暴力掠奪手段積累財富。洋行還大肆進行走私貿易。正是暴力掠奪奠定了洋行財富的基礎，許多大洋行的壟斷地位就是這一時期形成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由於通商口岸的增闢和內河航運權的取得，外商對華貿易迅速擴大，洋行圍繞著商品輸出和原料掠奪，投資於輪船航運、船舶修造、碼頭倉棧、保險、銀行以及為商品貿易服務的加工製造業等。一些洋行資本集團開始形成，如著名的英商怡和洋行，在代理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還與香港黃埔船塢公司、香港火險公司、怡和銀行、香港九龍倉棧碼頭公司、上海順泰碼頭公司等保有資本關系；美商旗昌洋行以旗昌輪船公司的運輸貿易為中心，還有揚子保險公司、旗昌船廠等企業。這些洋行大班都成了新一代「巨富」。甲午戰爭後，洋行勢力空前擴張，由1894年（光緒二十年）的552家陡增至1911年（宣統三年）的2863家，1913年又激增至3805家。其中發展最快的是日本洋行，至辛亥革命前已遠遠超過英國而居於首位。代理進出口貿易依然是洋行的主要業務，勢力已遍及廣大內地地區，內地的非通商口岸地區也有洋行的非法活動。軍火貿易發展成為洋行代理業務的重要內容，僅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一次就向德商訂購價值達200萬兩的軍火。這一時期，資本輸出在洋行業務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主要是對清政府的政治軍事借款，以及各地的實業借款和鐵路借款。據統計，1894至1912年，清政府的借款高達庫平銀12億余兩。參預借款的雖然以外國銀行為主，但也有大量洋行參加，有些銀行本身就有洋行投資，或者是由洋行創辦的，與洋行關系密切，有些借款則完全是由洋行出借的。洋行商人還不斷地投資設廠，業務范圍已遠遠超過甲午戰前的為商品貿易服務的行業，進入了紡織、礦山採掘、冶煉、煙草、鐵路修造等重要生產領域。通過這些投資，外國洋行剝削和掠奪中國人民，並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洋行勢力的擴張達到頂峰，幾乎深入到中國每一個城鎮和窮鄉僻壤，經營范圍也幾乎無所不包。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洋行的在華機構和業務被國民黨政府接收。全國解放前夕，英、美等國的洋行撤離大陸。解放後，不少洋行仍與中國大陸保持各種貿易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