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對地方誌的定義

⑴ 學者對歷史的定義

廣義的「歷史學」是對「史」進行同時合訓而產生的「史有二義」的統一體。

包括：完全獨立於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歷史學家對這種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規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狹義上的史學專指後者。歷史狹義上的史學是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的屬於觀念形態的東西的統一體。

就其性質而言，因歷史學家們考察的角度和出發點的不同，而有「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知識體系」說、「科學」說、「藝術」說和「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整合」說等等不同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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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故事的聯系與區別：」歷史「的意思：」歷「就是經歷的意思，」史「就是過去的事情。歷史一詞，說白了就是」經歷的過去的事情「。故事的意思：』『故』『就是過去，」事「就是事情。故事是」過去的事情「。

從這兩個詞語的意義上來看，它們的聯系就是都是以往的、過去的事情。它們的區別就是」歷史「是」經歷過的事情「，所以歷史要求必須真實。而故事可以分為很多個種類，如寓言故事、童話故事、成語故事等等。從這可以看出，有些故事是可以虛構的，或者是根據人的想像力編造出來的。所以，故事不一定真實。

⑵ 地方誌 是什麼

地方誌，簡稱方誌。方，地方，方域；志，記也；「永誌不忘」、「日誌」即取此意。方誌，就是對一個地方的記載、記述。一個地方、地區的記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經濟地理（經濟地理屬於人文地理，但亦可單列）。一部完善和成功的地方誌應是一個地區的綜合性資料書，它要求對該地區的全部已有事業、客觀條件、社會狀況等作如實記載。簡而言之，地方誌者，地方之全史也。它屬於史學范疇，但不是國史、正史，而是地方史；由於它記載面十分廣博，故推而論之，地方誌亦可稱地方的網路全書。

⑶ 地方誌主要記載哪些內容它的重要性在哪

簡單地說包括社會的方方面面。現在的各市縣方誌體例一般都是按照行業或管理部門進行分類的，而部門志、行業志則主要記載該部門或行業的方方面面的情況的。地方誌的作用在於「存史、資政、教化」。

⑷ 何謂『方誌學大師』

方誌學包括方誌學通論（概論）、方誌編纂學和方誌批評（評論）學。 方誌學通論 方誌學通論，內容豐富。這次學習只涉及方誌與方誌學的產生和發展，方誌的種類，方誌的性質及其與其他類書的區別，方誌的特徵與功能。
第一課 地方誌的起源和發展
據《周禮·春官》記載，周代（—11世紀～—771）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禮·地官》記載：「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方誌之名始於此。時「四方之志」，是記載各諸侯國歷史與現狀的典籍。
春秋戰國（—770～—221），《周易·系辭》中說：「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地理一詞出於此。時有《禹貢》，記述疆域、土壤、物產、賦稅和風俗等；《山海經》，記述山川、道里、民族、物產、葯物、祭祀、巫師等。這些都是民間傳說的地理知識。西漢司馬遷（—145或—135～？）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東漢班固（32～92）的漢書，為地理開創了完善的體例。這兩本名著，為後來的地方誌的出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於方誌的起源和代表作，有起源於《周官》說，《禹貢》說，《山海關》說等等。我國傳統的方誌形式，是在兼收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別史、地理書和地圖特點的基礎上，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而逐步完備起來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遠性，是我國方誌起源的兩個顯著特徵。梁啟超認為「最古之史，實為方誌」。目前已知修志的最早記載在東漢。
方誌的發展從它的形態特點看，可分為地記、圖經和方誌三個階段：
地記階段 1～6世紀，相當於東漢至南北朝，志書的主要形式是「地記」或記，包括郡書、地理書、都邑簿和人物傳等。東漢建武二十八年（52）袁康、吳平等編寫的《越絕書》，反映了江、浙部分地區的地理沿革、城鎮建設、生產情況和風俗習慣等等。這部書已具地方誌的雛型。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志書。
圖經階段 6～12世紀，相當於隋、唐至北宋。志書的主要形式是圖經或圖記。圖經之名，始於東漢。當時但望編寫的《巴郡圖經》，分「圖」和「經」兩個部分。「圖」指的是一個行政區的疆域圖。「經」是對圖的說明文字，兼及境界、道里、戶口、職官等。圖經在南北朝已大量出現。隋朝曾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編修圖經。這也是中國大規模官修志書的開始。唐朝，圖經、圖志、圖記、險要圖、地記、州記、事跡記、郡圖志、職官志、異物志、記、土俗傳、風俗等，遍及全國。現存最早的圖經《沙州圖經》殘本，文字簡潔，敘事明快，對沙州的天象、苦水、渠、澤、堰、堤、驛、縣學、社稷壇、雜神、寺廟、冢、古城、祥瑞、歌謠、古跡等都有詳略不同的記載。北宋，沿襲唐朝每三年一造圖經的制度。宋徽宗元年（1107）朝廷置九域圖志局，開創了國家設局修志的先例。宋代，今市境內，修《化州舊圖經》、《高州舊圖經》、《化州圖經》、《高涼舊圖志》、《陵水圖志》等，均是佚。
方誌階段 12～20世紀，相當於南宋至今，此時期的志書幾乎都稱方誌。 我國志書經歷地記、圖經階段1000多年，到宋代，它的體裁已由史、書、志、記、錄、傳、圖、經、表、乘、略等逐步綜合演變而充實，體例也日趨完備和定型。現存最早以「志」命名的志書，是晉代常璩的《華陽國志》。可以說中國方誌已進入成熟時期。 我市境內曾修《陵水志》，已佚。 元代所修的郡縣志又多以圖經形式出現。我市境內沒有修志的記錄。 明清兩代，更重視修志，有不少著名文人參加修志。清代各地成立修志局，由學正檢查質量。志書內容較豐富，體例較統一，名志多。進入了全盛時期。
修志具如下特點：一是普修省志；二是縣志數量聚增。據統計，全國現存的8000多種志書中，清代佔5000多種；三是縣志類目增多，有的設「人民志」，有的記述礦藏，有的記述少數民族的風俗和反壓迫斗爭，有的記載沿海人民抗倭和海上貿易等；四是增修邊關志和衛、所志。明清兩代我市境內多次修志。
民國時期的志書比清代又有所進步，主要表現：一是注意反映工、農業生產；二是增加了圖表；三是反映人民的疾苦；四是收存了農民運動的資料；五是反映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黃炎培修的《川沙縣志》，增設「概述」，開創了志書綜合性篇目的先例。解放後，1958年，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提出修志。1980年及後幾年，全國組織10餘萬人，其中專職人員2萬餘人，普修省、市、縣三級志書，計劃6000多種。總字數在50億左右。並大量編修各種專業志。這次修志規模之大，出版志書數量之多，志書質量之好，遠遠超出歷代。
我國歷代志書，種類繁多。
按記載的地域范圍不同，可分為：一統志（記述全國范圍）、總志（二省或二省以上）、省志、府志、州志、廳志、縣志、鄉鎮志、邊關志、土司司所志、鹽井志等。
按記載的內容範圍不同，可分為：通志（一般的省、州、縣志和全國性的總志都屬此種）、專志、雜志（記述一地的輿地、政治、經濟、文化等現象，沒有通志那樣完備、系統）。
除以上兩種分法外，還可作如下區分：
從方誌記事內容的時代看，可分為通紀（即貫通古今）和斷代兩種。 從方誌的記事內容和篇目的廣略看，可分繁體和簡體兩種。
從方誌的撰寫形式看，可分為著述體和編纂體（將資料分門別類編纂起來，並大多註明出處）和編述結合三種。從方誌的編纂體例看，又可分為紀傳體、門目體（平行門目，無所統攝）、「三寶體」（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類，有的加文獻。是據《孟子》的「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語而來）、編年體（沒有篇目組織，各種記事和資料都按年代順序編入書中）、紀事本末體（以每事為編，排比其次第，詳敘其始終）和類書體（按編纂書的方法，從許多採摭來的有關地區的資料，按類加以編排，並註明資料出處或附引用書目）。劃分方誌種類的方法途徑不一，看法不一，還有待以後統一認識。

第二課 方誌學的形成和發展

方誌學是隨著修志事業的發展而發展的，但方誌理論往往滯後於修志實踐。明代及以前，方誌理論很零碎，清代方誌學形成，中華民國至今方誌學進一步發展。
一、方誌學的萌芽周朝《周禮·春官》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體現周王朝意識到地方誌的價值和作用。東晉常璩在《華陽國志·序志》里道：「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勛而後旌賢能」。這道出了封建時代方誌傳述忠孝節義，維護綱常禮儀，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唐代李吉甫提及方誌編纂方法時認為「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就不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從此看出，他們重視修志，出發點是為政治服務。宋代，在研究方誌作用和意義的同時，對編纂方面也進行了探索。周應合在撰就《景定建康志》後，在《修志本末》中，強調做好四件事，即「定凡例」、「分事任」、「廣搜訪」、「詳參訂」。還援引別人的話，指出：志書應「削去怪妄，訂正事實，崇厚風俗，表彰人才」。南宋《新安志》撰著者羅願反對把志書簡單地湊成資料匯抄，主張經過編纂者的加工，有取捨，有觀點；所以編纂者應具備一定的學術水平。宋代是地方誌大體定型時期，對後來方誌學的形成起到先驅作用。元明時期，元代發端官修總志《大元大一統志》，許有任奉敕撰寫的《大一統志序》中述：是為了「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能「各盡其職」，「各盡其力」，達到「上下相維，以持一統」的效益。元代志書較為重視效用。在方誌理論探討方面，主要是在評論方誌中，表露一些關於編纂方誌的見解。許汝霖撰《嵊志》，在自序中批評宋代高似孫《剡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的缺點，具體指出「紀山川則附以幽怪之說，論人物則偏於清放之流。版圖所以觀政理，而僅舉其略；詩話所以資清談，乃屢書不厭；他如草木禽魚之詁，道館僧廬之疏，率皆附以浮詞而過其實」。這實際是在闡明選材須精，詳略要當，反對虛妄怪誕，厲行朴實質直的修志主張。對方誌的名目和體例源流也各抒已見。如戴良認為「古者郡國有圖，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記載。今之志書，即古之圖記也」。楊升雲認為：「為圖於首，則職方氏之遺意也。列志於後，則班孟堅之家法也」。這些反映了元代對方誌理論探索的廣度。明代，方誌多，佳志少，方誌理論研究之風不盛。不少人趨於時尚，競相修志，迎合統治者的需要，難免弊病較多。也有人試圖從理論上探討，尋求解決辦法。提得較明確的要算嘉靖《曲沃縣志》的主修者魯生。他指出：一部好志，應該「其載欲悉，其事欲核，其書欲直」。也就是說記載要盡其所有，事實要仔細查對，要秉筆直書。還認為「必廣詢博採，而後無遺跡；循名責實，而後無訛傳；義正詞確，而無贅語；類序倫分，而後無亂章」。這些論述是有價值的。以上各代方誌理論為清代方誌學的形成，起到開掘源流的作用。
二、方誌學的建立和發展
清代方誌發展鼎盛，佳作迭出，大大提高了方誌的學術質量，也使方誌理論研究深入地開展起來。這以前方誌的理論研究大都從志書的序、跋、凡例中反映出來。清代則開始出現專門的方誌理論論著。清初，學者顧炎武在研究、整理地方誌的基礎上，撰寫《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城志》兩部著作，開創了綜合研究和利用地方誌之道。他在《營平二州史事序》里講到：「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師（戚繼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福建）之士人郭先卿在戚大將軍之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不報，與書不合，則再復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誌故，頗稱明悉」。這實際總結了得失，為編修地方誌指明了方向。
近代方誌學家黃本誠認為顧氏序中指出的修志旨要，可概括為五點：一是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常識；二是網羅天下書志以作參考；三是要深入現場進行調查研究，反復勘對，必得其實而後止；四是要有充裕的時間；五是文字要通俗易懂。
康熙年間，保和殿大學士曲沃人衛周祚在《長治縣志》序中指出：地方誌為「天子明目達聰之助，以永扶大一統之治」的重要作用。在《曲沃縣志》序言中，又提出「三長」之論。他說「嘗聞作史有三長，曰：才、學、識。修志亦有三長，曰：正（剛正不阿，不曲權貴），虛（修志者要虛已受人，廣泛聽取意見，不要主觀武斷），公（主持公道，不為門戶之見所左右）。有此三長，又有史才、史學、史識以濟之，編出來的方誌，質量才有保證，也能經得起考驗。
雍正時的方苞在《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中，闡明了許多修志原則，指出：一是體例要統一，「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志書出於眾手，如「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是不行的；二是要由博返約，提倡簡明；三是強調方誌資料的可靠性，要求作艱苦細致的校勘工作。乾隆、嘉慶年間，出現了考據學派和史志學派。
考據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戴震（1723～1777），安徽人，字東原。對經學、語言學有重要貢獻，尤精於名物訓詁，成為考據學大師。「以水系辨山脈，以山川形勢考察郡縣建置和地理沿革」，是他獨到的地理學見解。
錢大昕，江蘇嘉定人，他修志論點：一是佔有充足的資料；二是通曉前代的官制；三是辨別古今地名異同；四是注意人物考訂。主張人物依時代為次，不必分類等。
孫星衍（1753～1818），江蘇陽湖人，修志不少，取材廣泛，但重古代資料，輕視當代資料。考據精釋，但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卻多遺漏疏缺。
考據學派實際上在學術上是「崇古薄今」思想和「銓釋故訓，究索名物」的方法，在修志中的反映。他們重視資料的來源和體例的根據，認為資料搜集後，只要進行排比，註明出處，搞成資料匯編就可以了。所以又稱纂輯派。
編纂派代表章學誠（1738～1801），會稽（今浙江紹興），字實齋，清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著有《方誌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和《修志十議》等獨具精思的論著，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論。要點是：
（一）確立方誌的性質。指出「志乃史載」，「方誌為國史要刪」，「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志屬信史」，「志乃史體」，「國史方誌皆《春秋》之流別也」，史和志兩者名稱雖有不同，但「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為綜核一也」。章氏還辨明方誌在史學上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史的種類很多，地方誌只是其中一種。「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方誌屬歷史學范疇，在史學上有它的地位，他的作用當然無異於「國史」。他說：「史志之書，有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 ¨¨¨，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這就是說方誌具有經世的作用。他還指出，「朝廷修史，必將於方誌取其裁」。方誌能夠起到「國史之羽翼」、「朝史之要刪」的重要作用。章氏從方誌性質、引伸出整套系統的方誌理論。章氏還對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觀點作了批駁，指出「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二）方誌的編纂。
1、要持「史家法度」。提出修志的人必須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實際是把唐代史論家劉知幾《史通》提出的「史才」、「史學」、「史識」三長進行改造，成為對修志家的要求。還強調著書者講究義理，必須有「史德」，不能違名教。
2、確立「三書」、「四體」。志書要合「史家法度」，應當立「三書」、「四體」，即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並認為「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又認為「三書」當中，志是主體，有經世作用，是有裨社會風教的史著，按照它的內容，應當分列為「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他認為，這樣仿效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分立外紀、年譜、考、傳等門類，「變異名色」，是很有好處的，「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這實際是按一邑之史事的性質，給「志」規劃了四個門類，使它既嚴謹，又合於史法。所謂「掌故」，就是有關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紀錄，是作為檔案而保存下來的政事資料。所謂「文征」，則類以文鑒之類，是指一方文獻的專輯，是地方誌中保留的另一部原始資料。這樣立「四體」，解決了不失「著述之體」與保存重要資料之間的矛盾。
3、要求修志克服「五難」、「八忌」、「四要」。即克服清晰世間萬物難、考衷古界難，調劑眾議難，廣征藏書難，預杜是非難等五難；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裝點名勝，忌推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固不變，忌貪載傳奇等八忌；達到要簡、要嚴、要核、要雅四要。他還認為志書所載，應兼通古今，詳近略遠，分成天象、地理、紀傳、禮樂、典政、食貨、藝文等若干門類，具體敘述，使之成為一邑之通史；但所分的門類，不可「繁碎」，失去「史法」，立論力求謹嚴，「據事直書，善否自見」，「不可專事浮文」、總之，修志時一定要注意「持論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嚴，采訪不可不慎，商碓不可不公」。
4、編志辨體。明清兩代，一些地方誌體制雜亂。章氏批評說：「今之通志，與府、州、縣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以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無。書苟可以互相有無，即不可成為書矣」。所謂方誌辨體，就是各類地方誌所記述的內容，應當各有所重，不容混雜。上一級志書不是下一級志書的簡單湊合，下一級志書自然也不是上一級志書隨便拆散而成。他說：「所貴乎通志者，為能閤府、州、縣志所不能合，則全書義例，自當詳府、州、縣志所不能詳。既已詳人之不詳，勢必略人之所不略」。通過辨體，使各類方誌所述內容、范圍、界線劃分清楚，各有側重點，做到各有所載，互不相蒙。
5、建議州縣設立志科。章氏專門寫了《州縣請立志科議》的文章。他認為「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記載而籍備」。他還針對時弊「州縣記載無專人典守，大義缺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主張設立志科，「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平日專門收集、整理、保管檔案資料和方誌資料；民間修造譜牒和傳狀志述，各方面的材料，都要呈副報告於志科。另外，在四鄉各遴選一個士紳，作為采訪人員，收集反映本地歷史和現狀的遺聞逸事，呈報志科等等。還認為志科是常設的、持久的。清末，兩廣總督、洋務派首領張之洞（1837～1909），為《順天府志》寫了《修志略例》27條，用規章條例方式作為修志工作的要求和規劃，對於整齊編纂工作，統一志書體例，保證志書質量起一定的作用。民國時期，由於時局關系，修志時斷時續，但也出現一批熱心修志與研究方誌的人物。產生了不少研究方誌源流、方誌體例和編纂方法的論著。如梁啟超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總成績——方誌學》一文，對清代方誌研究情況進行了總結；李泰棻的《方誌學》、瞿宣穎的《志例叢話》、王葆心的《方誌學發微》、黎錦熙的《方誌今議》和傅振倫的《中國方誌學通論》等著述，主要側重方誌的性質和方誌編纂理論、方誌的收藏和統計、方誌的目錄等方面。在方誌性質方面，傅振倫說：「方誌為記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書」。黎錦熙說：「折衷之論，則謂方誌為物，史地兩性，兼而有之」。瞿宣穎說：「迄於晚近，學術彌光，章氏之說，猶有未盡厭時代所需者，故執章氏說以馭吾國之方誌，在今日，猶多未合也」。這就是說，晚近對史的狹義理解和解釋是：歷史僅載古，不及今；僅記過去，不記現實；僅記載人事變遷，不包括自然現象。從這種理解和解釋出發，那麼，方誌和史書就有所不同了。以上可見，既接受了章氏「志」即是「史」的觀點，又面向現實，向前邁了一步，認識「史」、「志」的不同。由於這種認識的發展，在方誌編修體例、篇目、內容和方法上，也發生了某些變化。志書更多反映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如生產斗爭以及實業志、鹽政志等越來越受到重視。在編纂理論方面，壽鵬飛認為「讀良方誌，可以覘國俗，知理亂，識興衰」，因此，編修的志書要能「正人心，敦風尚，明正誼，垂治規，究興衰之由，陳利弊之要，補救時政之闕失，研求民生之榮枯」。成為「治理之龜鑒」。這樣確定了修志的指導思想和要求之後，再「隨時地轉移」，「因義生例」，編出來的志書便不會犯「人雲亦之，東塗西抹，不知取捨，不務剪裁」的毛病，成為「陳爛帳冊，雜碎字簿」。這種先立「義」後「生例」的主張已接觸到問題的實質，李泰棻強調修志者具備一定的科學知識。「農工商礦各業，為社會生產消費之總，觀所謂社會經濟之源流，並在於此，自須分記合述」，還要「以科學名辭解釋產物，更以科學方法，分析載明」，「始不失為科學的方法」。傅振倫在民國18年（29）草擬的8則志例中，第一至五條就強調「略古詳今，側重現代」；「博採詳志，注重實用」；「特詳悉於社會方面」；「偏重於物質方面」；「廣辟類目，注重科學」等等。黎錦熙在《方誌今議》中提出「今修方誌，不分史地，勿泥體裁，時代所需，須呈「四用」。就是科學資源（地質、土壤、山勢、水文、氣候、生物）；地方年鑒（物質狀態、經濟情形、人事習俗、社會組織、政治進展、人物分布）；教學材料（鄉土教材）；旅行指導」。還提倡「三術」（即「續」，「續」之外宜有所「補」，「續」與「補」之外更宜有所「創」）的修志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人提出修志應注重民生問題。如壽鵬飛在《方誌通義》中強調「有關養民要政，所不宜略也」，「凡不屬於民生休戚地方利病者，無寧從略也」。「方誌之言，當從平民立場，乃得痛陳疾苦」，「有關民生實用，疾苦利弊，雖小必志，既志又必詳且盡焉」。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50年代末，全國有些地方修志，但沒有開展方誌理論研究。1981～1985年，大體是方誌界對方誌的傳統理論的吸收和消化。當時修志隊伍幾乎都是沒有修過志的。對修志理論多數是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當時，一方面學習老專家的理論，一方面介紹普及方誌常識，簡述歷代方誌發展史，評介傳統志書佳作。部分編修工作開展較早的，逐步開展對新方誌編纂方法和技巧的研究。1985～1990年，經過傳統方誌理論的吸收消化，結合修志實踐上升為新理論認識，形成自己的觀點。當時，對方誌基本理論，諸如方誌性質、功能，方誌的體例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對方誌的通用編寫方法及幾體裁志稿的編寫等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反復研究和實踐，上升為新的理論。這些都是修志者實實際際的東西，十分可貴。90年代，全國各地新方誌進入總纂出版的高峰期，只是結合實踐進行了一些總纂和出版實際操作的研究，出現了理論滯後的情況。此後，隨著新方誌的出版，理論研究也隨之深化，研究范圍更廣，層次更深，理論性也更強。至於具體成果，結合下面的問題一起研究。

第三課 方誌的性質

地方誌的性質，是指方誌區別於其他類書的根本屬性。
地方誌的多源性和源遠性，形成了對方誌屬性的多種說法。長期以來，有的說方誌是地理書，有的說是歷史書，有的說是地理、歷史兼備。也就是說方誌學是地理或歷史的分支。這是傳統的說法。國內圖書館在圖書分類中，地方誌的歸類也不一致。上海圖書館在1992年以前，把方誌歸入「歷史」類中的「地方史」或「民族史」小類；1993年以後，在「歷史」類下設「地方史志」、「民族史志」、「方誌學」三類。《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則在「k歷史、地理」類中的「中國史」小類下設「地方史志」欄，下又設「方誌學」、「各代總志」、「各省市區史志」三個小欄。中國人民大學的《復印報刊資料》卻將有關方誌論著歸入「地理」 大類中的「中國區域地理」小類。凡此種種，均沒有把方誌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目前方誌界在方誌性質的研究中，不少同志認為方誌是區別於地理、歷史書的一類獨立門類的地情知識（或地情資料）書。「地情知識書」論者是從方誌學的四要素，即讀者（地情知識的需求者，是方誌事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動力）；地情資料製作者（采編人員，把客觀存在的地情通過社會實踐和科學研究已認識的，並組成書面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資料）；地情知識編纂者（總纂編輯的地方誌專業工作者，把地情資料進行考證、選擇、升華，形成地情知識系統）；志書，即地情知識載體。資料作者、編纂者、讀者三者之間構成了一個地情知識積累傳播循環系統。客觀存在的地情通過地情資料製作者的認識，成為地情資料；地情資料經過地情知識編纂者匯集加工，成為地情知識載體（志書）並得以傳播；讀者通過認識地情知識，從而能更好地從事社會實踐；而在社會實踐中又得到新的認識，產生新的地情資料。由此推斷：方誌學是研究地情知識積累傳播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門應用科學。方誌是地情知識書。
此外，還有「方誌就是一項以編修和使用方誌文本為核心的基礎性學術文化事業」，「方誌就是一項以交流地情信息為根基的學術文化事業」。「方誌是官修的地情書」，「新方誌是一部朴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匯集」、「新方誌是一部朴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著述」等等。但又認為說方誌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仍未找到元理論。說了這么多，主要是提醒大家把目光放寬些，對方誌的性質進行深入的研究。因為修志工作中遇到不少問題都要回到方誌的性質這個問題上進行研究。現就我的體會和方誌與歷史、地理類書的區別方面談談方誌的性質。
一、方誌的性質
上面所說「方誌是地理書」，「方誌是歷史書」的說法不夠准確。方誌已超出地理、歷史的內容，要求也不一樣。說地情知識書，是朴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性著述，恐怕也不僅限於地方誌。我想對地方誌的性質作如下表述：「地方誌是一地自然與社會（或一事物）的歷史和現狀的資料性著述」。這樣表述包含了如下內容和要求：一是記述的對象是「一地自然與社會」或「一事物」；二是時間范圍是「歷史和現狀」；三是「資料性」，但不是資料的簡單堆砌，而是經過科學排比的「著述」。這種提法體現了地方誌的特徵，這些特徵都有別於地理書、歷史書和統計年鑒等一類地情書。這種提法確切不確切，請大家研究。
二、方誌與歷史、地理類書的關系
地方誌的內容含網路，它與地理、歷史、經濟、民俗等多門科學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又有區別。
（一）方誌與地理書的聯系和區別
地方誌中的地理分志與區域地理都要記述區域位置、面積、范圍和地質、地貌、土壤、植被、動物、河湖水系等自然環境要素，以及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等要素。同時地方誌的地理分志受益於地理學的研究成果與知識，而地理學的研究又需取材於地方誌的資料，兩者關系密切。
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一是地理學是基礎科學，就區域地理來說，不僅要描述地理要素的事實，還要分別論述各種地理現狀的成因，以及各要素在區域內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與共同作用；地方誌是應用科學，其中的地理分志及有關地理的內容，只記述其現象，或說「是什麼」，不記述其成因，即寓「為什麼」於「是什麼」的事實中。二是區域地理以空間關系為座標，按其內部要素關系分類記述；地方誌的地理內容是以行政區內的行政類別為記述的座標分門別類，事以類從進行記述，並且盡可能復原歷史狀況，即按時序記述其變化。
（二）方誌與歷史書的關系
史、志的聯系和區別，有人概括為「同源異體，各有特點，相互聯系，殊途同歸」。
史與志在體裁上有密切的關系。今方誌的「述、記、志、傳、圖、表

⑸ 最古之史,實為方誌是誰提出的

梁啟超。

方誌分門別類，取材宏富，是研究歷史及歷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起源於史

如梁啟超說：「最古之史，實為方誌。」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方誌起源於《周官》。所謂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後成書《周禮》亦稱《周官》，宋代司馬光在《河南志序》中認為，周官中的職方、土訓、誦訓的職掌，於後世方誌都不無相似之處。

清代方誌學家章家誠從「志為史體」角度出發，認為春秋戰國時期那些記載地方史事的書籍，如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等，應是最早的方誌。後代許多學者也認為這些史書，類似後來地方誌，具有地方誌的雛形，應稱為方誌之源。

(5)歷史學家對地方誌的定義擴展閱讀

方誌來源於《禹貢》、《山海經》之說，認為方誌是從輿地學科（地理書）演變而成的。禹貢是《尚書》中的一篇，作者不詳，著作時代無定論，近代多數學者認為約在戰國時。這部書用自然分區方法，記述當時我國的地理情況，把全國分為九州，假託為夏禹治水以後的政區制度。

詳細記載了當時黃河流域的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賦、交通等。長江、淮河等流域也有記載，但較為粗略，是我國最早一部科學價值很高的地理著作。

⑹ 什麼叫方誌時期

這一時期指的是1400年到1900年這一段時期，是由我國氣象學家竺可楨根據我國對各時期氣象研究的方法來歸劃出的一段時期，其實很簡單，方誌，即地方誌，各地區的歷史專門記載記錄，其中包括該地方的歷史地理氣象環境（當然這是歷史上的零散記錄），根據地方誌中的地方氣候記錄，來進行對當時氣候的研究，所以竺可楨稱作方誌時期，1400年以前地方誌不是很流行，資料不充分，所以把1400年到1900年劃為方誌時期。

竺可楨選用材料十分講究，對歷史的分析基本上做到了唯材料是舉。《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對氣候變遷的分期，既不是根據溫度變遷的周期，也不是根據歷史朝代的不同，更不是根據紀年方式的變更，而純粹是「根據手邊材料的性質」。把氣候時期分為「考古時期」、「物候時期」、「方誌時期」、「儀器觀測時期」，這種分期方式與氣候變遷本身並無關系，表面上看來極不合自然邏輯，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是最方便實用且能最接近客觀真實的一種方式，典型地體現了他所反復提倡的「求是」精神。

方誌起源於戰國，經歷了七個發展時期：

1．秦漢魏晉是方誌的初步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浙江出現了具有綜合性的志書，如《越絕書》、《吳越春秋》等。《越絕書》是浙江最早的方誌，也是國內最古的方誌，被視作方誌的鼻祖。

2．隋唐時期是方誌進一步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方誌的修纂出現了官修志書，圖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3．兩宋時期是方誌的成熟定型期。這段時期志書的內容和體例已趨完備，在形式上圖經逐漸被「志」所代替，同時出現了許多名志。

4．元明時期是方誌的普及期。這一時期，方誌的種類有所增加，體例更趨完備，尤其是明代為改變方誌龐雜現象而提倡簡志，對方誌發展有重要意義。

5．清代是方誌的鼎盛、提高期。由於清王朝重視修志，加之著名學者參與修志和研究方誌理論，因而清代方誌總的特點是體例謹嚴，種類齊全，數量大增，是分志的鼎盛和提高期。

6．民國時期的方誌是沿著舊志傳統在內容上有所創新。

7．中華人民共和國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新中國第一輪修志，到90年代基本完成。這是盛世修志、志載盛世。

⑺ 地誌學的歷史

因古希臘的數學地理學缺乏精確的數據和天文學基礎，故描述地理學壓倒了數學地理學，成為地誌學或區域研究的「黃金時代」，涌現了許多著作。托勒密曾將小區域的記載稱為地方誌。地誌學按其內容相當於地方誌，簡稱地誌，可按研究對象的區域大小進行分類，如亞洲地誌、中國地誌、台灣省地誌等；也有按研究區域中地理要素分類，如地形志、氣候志、土壤志等。前者通常將區域中的位置、面積、地形、氣候、水文、土壤、植物、居民、物產、交通、聚落、文化、政治等地理要素，作綜合敘述與研究；後者分為更細的要素加以闡述，如氣候志中述及溫度、降水、濕度、風向、氣壓等。中國五代時期地方誌刊行開始大盛，迄至解放前累計超過1000萬種，內容涉及行政區沿革、山川、道里、交通、物產、貢賦、災異、民俗等，並附有地理圖。地誌學的特點是與地區和民族觀察緊密聯系，但沒有因果分析，沒有形成科學的理論體系。

⑻ 比較歷史學與方誌學的異同

方誌學
方誌學是研究方誌現象運動規律的科學。

它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方誌的產生和發展、方誌的性質和分類、方誌的特徵和功能、志書編纂理論、舊志整理和方誌利用、方誌批評和志書評論、方誌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等。

方誌學由理論方誌學、方誌編纂學、方誌學史3個基本結構組成。方誌學理論體系就是由這些結構及其衍生結構所構成的，它的發展則是其基本結構和衍生結構的改進和擴充。

根據編纂的客體不同，方誌編纂學可分為綜合方誌編纂學和專業（專門）方誌編纂學。綜合方誌編纂學又可以分為省志編纂學、自治區志編纂學、直轄市志編纂學、市志編纂學、地區志編纂學、城市區志編纂學、縣志編纂學、鄉志編纂學、村志編纂學，等等。按照社會和專業分工，專業方誌編纂學可分為人口志編纂學、氣象志編纂學、教育志編纂學、地理志編纂學、衛生志編纂學、第一產業志編纂學、第二產業志編纂學、第三產業志編纂學、政黨志編纂學、政權志編纂學、政法志編纂學，等等。依據方誌學和其他學科的交叉關系來分，又有方誌美學、方誌心理學、方誌管理學、方誌人才學、方誌倫理學、方誌教育學、方誌社會學、方誌史學、方誌經濟學、方誌文化學、方誌傳播學、口述方誌學、電子音像方誌學、網路方誌學，等等。

發展簡史：
萌芽期
中國宋代之前關於修志的論述很少，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自序中提到書志有「收地保勢勝之利」，以「佐明王扼天下」的功能。宋、元、明代有關修志的論述的內容增多，如南宋景定年間的《建康志》序對志書提出較全面的要求。到明代的《句容縣志》序、《泉州府志》序、《猗氏縣志》序等一反過去的方誌屬於地理書的傳統，提出志書屬於史的見解。

形成期
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所撰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和顧祖禹所撰的《讀史方輿紀要》，開創了綜合利用和研究地方誌的先河。同時顧炎武在《營平二州史事序》中對編修地方誌提出了系統的見解，為以後修志指明了方向。

清朝中葉，修志成風，名家輩出，產生了探討方誌學方面的專論，形成了以戴震為代表的纂輯派（又稱地學派），和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撰著派（又稱史學派）。兩派在總結前人的經驗和自身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展開廣泛討論，爭論的焦點是地理沿革和地方文獻孰重孰輕的問題。

清朝末期，孫治讓總結出修志總例6條：纂輯、測繪、校讎、采訪、檢查案牘和繕寫。

發展期：
民國以後，對地方誌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出版了大量關於方誌研究方面的專著。

1956年，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成立，1981年中國地方史志協會(1985年改名中國地方誌協會)的成立。

研究內容：
方誌學的研究對象是方誌現象及其運動規律，主要研究內容有：

方誌的產生和發展
方誌的性質和分類
方誌的特徵和功能
方誌的編纂理論
方誌的整理和利用
方誌批評和志書評論

方誌學與與相鄰學科的關系
方誌學的研究領域涉及到地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範圍。
地理學：方誌中所記載的大量的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
歷史學：地方誌史和志書中記載大量許多史料；
政治學：歷代編修地方誌，都是當時政治需要，為政治服務的，歷代地方誌所記述的內容一般都涉及當地的世家大族、社會集團、政權機構和政治制度等。
經濟學：古志書中不少內容反映當時當地人民的經濟生活和關系，有些還是正史書籍中所沒提及的，它是研究古代經濟情況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
考古學：古志中一般列有古跡志，金石志；近代的志書中也詳載本地區的考古發掘的成果，為考古發掘提供了線索和原始資料；考古發掘又可驗證方誌記載的是否屬實。
自然科學：地方誌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學史料，有很多是一般史書中所沒有的。
此外，方誌學還與教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