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戰爭歷史事件

① 總結日本侵華的歷史過程中時間節點和事件

1、九一八事變（1931年，開始侵華）

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沙俄修建，後被日本所佔），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的結果，也是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採取的重要步驟。它同時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2、七七事變（1937年，全面侵華）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

第29軍奮起抗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

3、淞滬會戰（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

淞滬會戰（又稱八一三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是中日雙方在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斗最慘烈的一場戰役。

淞滬會戰開始於1937年8月13日，是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為了把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導改變為由東向西，以利於長期作戰，而在上海採取主動反擊的戰役。

中日雙方共有約100萬軍隊投入戰斗，戰役本身持續了三個月，日軍投入8個師團和2個旅團20萬餘人，宣布死傷4萬餘人；中國軍隊投入最精銳的中央教導總隊及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及148個師和62個旅80餘萬人，自己統計死傷30萬人。

淞滬會戰中日軍因遭到國民黨的頑強抵抗而損失慘重，這場戰役對於中國而言，標志兩國之間不宣而戰、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盧溝橋事變後的地區性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並徹底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計劃。

4、武漢會戰（1938年，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武漢會戰，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在武漢地區同日本侵略軍展開的一場會戰。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武漢外圍沿長江南北兩岸展開。

戰場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廣大地區，是抗日戰爭戰略防禦階段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殲敵最多的一次戰役。

此戰，中國軍隊浴血奮戰，大小戰斗數百次，以傷亡40餘萬的代價，斃傷日軍25.7餘萬，大大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日軍雖然攻佔了武漢，但其速戰速決，逼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並未達到。此後，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5、日本投降（1945年，戰爭結束）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廣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結束戰爭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飛抵芷江洽降。

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標志著二戰結束的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在停泊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主甲板上舉行。

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陸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國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中國首都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1945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舉行受降儀式，這成為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重要標志。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抗日戰爭

② 近代時期日本侵略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

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抗日戰爭。

1、中日甲午戰爭是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按中國干支紀年，戰爭爆發的1894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明治維新的日本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對外積極侵略擴張，確定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此時的清朝是一個通過洋務運動迴光返照的帝國，政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干，紀律鬆弛；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

2、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當時的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大日本帝國、義大利王國、奧匈帝國為首的八個主要國家組成的對大清帝國的武裝侵略戰爭。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成為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導火索，以此為借口，八國聯軍以鎮壓義和團之名行瓜分和掠奪大清帝國之實。

3、抗日戰爭簡稱抗戰，指20世紀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性的全面戰爭。國際上稱作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日本侵華戰爭（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抗戰時間從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結束，共14年抗戰。

(2)日本中戰爭歷史事件擴展閱讀：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抗日戰爭的勝利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捍衛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它洗雪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恥辱，極大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③ 抗日戰爭的歷史事件有哪些

1、淞滬會戰（抗戰時期規模最大、戰斗最慘烈的戰役之一）

又稱八一三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是中日雙方在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斗最慘烈的一場戰役。

開始於1937年8月13日，是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為了把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導改變為由東向西，以利於長期作戰，而在上海採取主動反擊的戰役。中日雙方共有約100萬軍隊投入戰斗，戰役本身持續了三個月，日軍投入8個師團和2個旅團20萬餘人，宣布死傷4萬餘人；

淞滬會戰中日軍因遭到國民黨的頑強抵抗而損失慘重，這場戰役對於中國而言，標志兩國之間不宣而戰、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盧溝橋事變後的地區性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並徹底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計劃。

2、上高戰役

上高戰役是抗日戰爭中中方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場戰役，被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稱為「抗戰以來最精彩的一戰」。

駐南昌的34師團大賀茂因友鄰第33師團預定要調到華北，要求33師團走前配合自己掃盪周圍的中國軍主力，卻因兩個師團嚴重不配合導致34師團扎進4個中國軍的合圍圈。

上高會戰在政治和軍事上，給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極為沉重的打擊，大大加速了其必然走向滅亡的歷史命運，大大減輕了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延緩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同盟的正義戰爭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因而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

3、南京保衛戰（抗日戰爭時期保衛中國首都的戰役）

南京保衛戰，又稱南京戰役，是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失利後，為保衛首都南京與日本侵略軍展開的作戰。

日軍大本營下達「大陸第8號令」，命令華中方面軍與海軍協同，兵分三路，攻佔南京。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首都衛戍部隊司令長官，部署南京保衛戰。因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南京各城門先後被日軍攻陷，守軍節節抵抗，犧牲無數。

唐生智奉蔣介石命令，下達守軍撤退令。守軍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數滯留城內，被日軍大量屠殺，損失慘重。

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4、徐州會戰（抗日戰爭時期一次大規模的防禦戰役）

徐州會戰是抗日戰爭時期中日雙方在以江蘇省徐州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隴海（寶雞至連雲港）鐵路地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防禦戰役，其中以1938年三四月間的台兒庄大戰最為著名，因圍殲日軍一萬餘人，史稱之為台兒庄大捷。徐州會戰對日軍給予了巨大的打擊，大大遲滯了日軍進攻的腳步，為中方部署武漢會戰贏得了時間。

5、長沙會戰（長沙保衛戰）

長沙會戰是指發生在抗日戰爭1939年9月到1942年2月期間，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以長沙為中心的第九戰區進行了3次大規模的激烈攻防戰，也稱為「長沙保衛戰」。

長沙會戰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華軍隊，粉碎了日本消滅中國軍隊主力、「以戰迫降」的戰略目標，振奮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 。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作戰，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地位 。

有力地保衛了湖南廣大地區和我國西南大後方的安全，穩定了湖南局勢，並使之成為支持全國長期抗戰的重要基地。

④ 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四件主要歷史事件

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的生化試驗七七事變
九一八事變

⑤ 日本侵略中國的「十大歷史事件」是什麼

日本侵略中國的「十大歷史事件：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濟南慘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扶立偽「滿洲國」，731細菌部隊。

1，甲午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是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按中國干支紀年，戰爭爆發的1894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乘機也派兵到朝鮮，蓄意挑起戰爭。

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為其躋身列強奠定了重要基礎。

2，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英語：Russa-Japanese War；日語：日露戦爭；俄語：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是指1904年到1905年間，日本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為了爭奪朝鮮半島和中國遼東半島的控制權，而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戰爭。

3，濟南慘案。

民國十七年（1928年），蔣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戰爭，日本軍國主義擔心中國一旦統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於是竭力阻撓北伐戰爭的進行。1928年5月，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進駐濟南、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准備用武力阻止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當國民革命軍於五月一日克復濟南後，日軍遂於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國政府所設的山東交涉署，將交涉員蔡公時割去耳鼻，然後槍殺，將交涉署職員全部殺害，並進攻國民革命軍駐地、在濟南城內肆意焚掠屠殺。此案中中國民眾被焚殺死亡者，達一萬七千餘人，受傷者二千餘人，被俘者五千餘人。同時，日軍在濟南大量扣留車輛，截斷交通線路，並強占膠濟沿線的行政機關。

4，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謀殺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事件。

凌晨5點30分，張作霖乘坐的專列經過京奉、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橋時，火車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葯炸毀，張作霖被炸成重傷，送回沈陽後，於當日死去。但秘不發喪。其子張學良從前線動身，於6月18日趕回沈陽，穩定了東北局勢，直到張學良21日繼承父親職務後，才正式公開發喪。案發皇姑屯站以東，史稱皇姑屯事件。當時在日本國內，由於沒有公布兇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滿洲某重大事件」代稱。

10，731細菌部隊

731部隊，全名為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對外稱石井部隊或加茂部隊。是侵華日軍假借研究內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凈化為名，實則使用活體中國人、朝鮮人、聯軍戰俘進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效果實驗。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武器研究、實驗及製造基地，是日本軍國主義違背國際公約，用活人進行凍傷、細菌感染、毒氣實驗的大本營，是發動細菌戰爭的策源地，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掠奪資源、踐踏中國主權的重要罪證。

⑥ 日本侵略中國十大歷史事件

1、甲午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朝鮮半島稱：清日戰爭，西方國家稱：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戰爭），是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按中國干支紀年，戰爭爆發的1894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

2、八國聯軍侵華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以當時的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日本帝國、義大利王國、奧匈帝國為首的八個主要國家組成的對大清帝國的武裝侵略戰爭。

3、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是指1904年到1905年間，日本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為了爭奪朝鮮半島和中國遼東半島的控制權，而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戰爭。

5、濟南慘案

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民國十七年（1928年），蔣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戰爭，日本軍國主義擔心中國一旦統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於是竭力阻撓北伐戰爭的進行。1928年5月，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進駐濟南、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准備用武力阻止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6、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謀殺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事件。凌晨5點30分，張作霖乘坐的專列經過京奉、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橋時，火車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葯炸毀，張作霖被炸成重傷，送回沈陽後，於當日死去。

但秘不發喪。其子張學良從前線動身，於6月18日趕回沈陽，穩定了東北局勢，直到張學良21日繼承父親職務後，才正式公開發喪。案發皇姑屯站以東，史稱皇姑屯事件。當時在日本國內，由於沒有公布兇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滿洲某重大事件」代稱。

7、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沙俄修建，後被日本所佔），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

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佔沈陽，又陸續侵佔了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

8、七七事變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

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第29軍奮起抗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

9、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指1931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學術界認為開始於12月5日 ）淪陷後。

在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長谷壽夫指揮下，侵華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姦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平民及戰俘被日軍殺害，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超過30萬。

10、武漢會戰

武漢會戰，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在武漢地區同日本侵略軍展開的一場會戰。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武漢外圍沿長江南北兩岸展開。

戰場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廣大地區，是抗日戰爭戰略防禦階段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殲敵最多的一次戰役

⑦ 歷史上日本侵華事件

關於甲午戰爭。日本侵華重大歷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別重大，與此相對應，日本侵華史研究中有三個大熱點:甲午戰爭是第一件，甲午戰爭史研究是第一個。

甲午戰爭是遠遠超過侵台之役的一場大規模的日本侵華戰爭，有的歷史學者把它與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列為同一級別，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將後者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研究是比較有基礎的，近20年來又取得明顯進展，出版了一大批論文和專著。論文從揭示日本在戰前的侵華活動、戰爭准備，剖析戰爭的起因，到研究《馬關條約》及其重要條款等等，涉及這一戰爭過程中許許多多的問題，如陸方、宋德玲的《甲午戰前日本侵華活動與李鴻章》(《東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論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前日諜在華活動述論》(《晉陽學刊》1987年第4期)、鄭瑞俠的《甲午戰爭前日本的輿論及情報准備》(《遼寧大學學報》1993年第6期)、金基鳳的《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問題》(《世界歷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試論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雲南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劉亞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戰爭原因淺析》(《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龍的《日本在發動甲午戰爭中的陰謀活動》(《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論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戰爭與日本間諜》(《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張浩的《甲午戰爭中的日本間諜》(《軍事歷史》1995年第3期)、韓行芳的《甲午旅順大屠殺有關問題淺探》(《遼寧師大學報》1990年第5期)、孫克復的《旅順大屠殺慘案新證》(《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關捷的《日軍旅順大屠殺新論》(《呼蘭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馬關條約>形成問題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試論中日<馬關條約>賠款的影響》(《四川師院學報》1992年第5期)、張英莉的《甲午戰後賠款與日本的「戰後經營』，》(《陝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賠款問題考實》(《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趙福超、白陀碧的《福澤諭吉與甲午戰爭》(《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試論中日甲午戰爭對日本政治和國民意識的影響》(《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舉行的甲午戰爭90周年學術討論會和1994年在同一地點舉行的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都提出大量論文，會後分別結集為《甲午戰爭90周年紀念論文集》(戚其章主編，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繪主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裡面都有若干文章較多地論述日本的侵略。有的專門研究甲午戰爭史的學者出版過個人論集，主要有孫克復的《甲午中日戰爭史論集》(遼寧大學科研處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戰爭史專著有孫克復、關捷著《甲午中日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戰爭陸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編的《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孫克復著《甲午中日戰爭外交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這4本書可以說構成一套遼寧學者編著的甲午戰爭全史。繼此之後，山東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兩者構成另一部甲午戰爭全史，這部書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戰爭成果的結晶，也代表了當前我國研究甲午戰爭史的整體水平。

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的一場戰爭，但談這場戰爭決不能僅談中日，還必須談到朝鮮，朝鮮是甲午戰爭一個重要因素:戰爭是因朝鮮而起的，在朝鮮爆發的，然後又有一些激烈的戰斗是在朝鮮土地上進行的，結束戰爭的條約第一款就是關於朝鮮，如此等等，可以說朝鮮是甲午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有一些論文闡述這方面的問題，如南昌龍的《甲午戰爭與朝鮮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4期)、張恆禮的《評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安徽史學》1993年第2 期)、張振鵾的《中日甲午戰爭與東亞》(《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一書時題目改為《甲午戰爭一一一場東亞地區性戰爭》)等。與此有關還出版了兩本專著，即戴逸、楊東梁、華立著《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繪著《近代中日關系與朝鮮問題》(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較寬，後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資料的基礎上較深入地探討了這個朝鮮因素，是一部頗見功力之作。朝鮮之所以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一個因素，根源於中國與朝鮮間長期存在的「宗藩關系」，這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問題，但迄今對中國學者多少還是一個禁區，在各種論著中往往只能點到為止;倒是一位韓國留學生金在善的一篇碩士論文《甲午戰爭以前中朝宗藩關系和中朝日對朝鮮藩屬問題的爭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 年第1期)，簡要而無所迴避地研究了這個問題。

甲午戰爭的結局對中國、日本及整個遠東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馬關條約》的簽訂引起了中日關系、歐美列強與中國的關系、與日本的關系及其在中國、在遠東的相互關系的新調整。有的學者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調整了對華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戰爭到日俄戰前日本對俄決戰「國策」指導下的侵華策略》(《東岳論叢》 1981年第5期)論述了此時日本對清政府及清統治者的種種「親善」及拉攏等活動。

關於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一員參加對中國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義和團運動時期日本的侵華政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戰爭後十年日本在我國領土上掀起了一場對俄國的戰爭。這是一場帝國主義間的不義之戰，是交戰雙方站在對立的立場同時侵略中國、相互爭奪中國的土地和利權、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戰爭。戰爭以前，日本與俄國為爭奪我國東北和朝鮮(所謂「滿鮮問題」)發生尖銳矛盾;戰爭以後，日本大力鞏固並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所謂「滿洲經營，，)，並走向與俄國勾結以共同抵制美國。對這一段復雜變幻的國際關系中日本侵華的種種活動，學者們從多方面進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戰爭前及戰爭中的情況的有關勛夏、萬安中的《試論日俄戰爭前俄日對中國的爭霸》(《史學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滿鮮互換主義」試析》(《東北師大學報》1994年第4期)、劉永祥的《試論日俄戰爭中日本對華謀略》(《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張志強的《日俄奉天會戰對沈陽之劫掠述實》(《遼寧師院學報》1983年第5期)、馬赫的《日俄戰爭及其爭奪撫順煤礦的真相》(《社會科學通訊》1983年第4期)。趙雲鵬的《關於<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的若干問題》(《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對俄戰爭勝利後逼迫清政府簽訂《東三省事宜條約》的情況及訂約後日本的種種違約侵權行為。關於日本在東三省南部的侵略擴張，有王貴忠的《中日安奉鐵路交涉》(《沈陽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85年第 4期)、王永濤、李莉的《安奉鐵路交涉始末》(《東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靜的《略述中日安奉鐵路糾紛之始末》(《社會科學輯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間島問題」的始末》(《延邊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等。關於日本為鞏固、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而發生的對美斗爭、對俄勾結，有陶文釗的《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1905-1910)》;（《世界歷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國與日俄爭奪中國東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約的簽訂》(《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繩武的《關於第三次日俄密約》(《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學良的(《1910年東北發生鼠疫時中美與日俄間的政治斗爭》(《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頃刻間清王朝被推翻。這時，由日本在華浪人出面，在軍部一些激進侵華分子的支持下策劃「滿蒙獨立」，王樹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首次嘗試一一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4期)對這件事做了詳細的探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得到「天賜良機」在中國推行大侵奪，由此出現了4年多日本在華勢力的大膨脹。這期間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東，與德國交戰(這是日俄戰爭10年後又一次在中國領土上發動的戰爭)，奪取利權;提出「21條要求』，;以對華借款及訂立軍事協定以控制中國。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研究的課題，圍繞著這些問題發表了許多論著，有周武、陳先春的《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華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黃尊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對山東的侵略》(《齊魯學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軍在山東的不法行為述論》(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非法貿易和走私活動》(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軍政殖民統治》(《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1期)、黃尊嚴、王濤的《日德膠澳之戰與中日「行軍區域」問題交涉》(《齊魯學刊》1997年第6期)、米慶余的《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 的背景》(《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郎維成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二十一條要求》(《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談日本的大陸政策和「二十一條」要求》(《世界歷史》1986年第3期)、龔炳南的《「二十一條」最後通碟的時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趙映林的《絕密的<二十一條>是誰泄露的》(《民國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鋒的《西原借款」與日皖勾結》(《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長洪的《西原借款與寺內內閣的對華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與中國軍閥的派系斗爭》(《河北學刊》1983年第4期)、趙占偉的《論西原借款在日本對華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關於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敵」問題》(《東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張惠芝的《淺析<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出籠和實施》(《河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等。一戰期間日本侵華的許多活動都是通過同皖系軍閥的勾結而實現的，日本與皖系軍閥的關系是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勾結的典型。關於這個問題，章伯鋒寫過專文《皖系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歷史研究》1982年第6期)，後來又發表專著《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對雙方的關系做出全面的論述。

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偽。隨著日本學術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中國史學界有人就此展開了討論。發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輯入《田中奏摺探隱集》(劉建業、高殿芳主編，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書中還輯錄了蔡智堪、王家禎以及台灣、日本學者的一些文章)。另外還有雲章的《田中奏摺確有其事》(《東北師大學報》1982年第5期)、沈予的《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再探討》(《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國學者們大多肯定田中奏摺的真實性。筆者對這個問題未做過專門研究，不敢妄評孰是孰非，但總覺得蔡智堪所說打入日本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的情節有點玄乎。也許這個問題要等皇室書庫對外開放才能真正解決。

關於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及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有查建瑜的《濟南慘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東的動因初探》(《江海學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人數淺見》(《東岳論叢》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蘭的《濟南慘案述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專著有李家振的《濟南『滲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二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中的第二個大熱點。近20年來國內發表的有關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難以統計，文章的內容從這次日本侵華事件的前因到後果，旁及有關人物的研究，幾乎包羅無遺，如胡正邦的《論1931年日本對中國的軍事進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來及其後果》(《思想戰線》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變發生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論「九一八」事變爆發的原因》(《山西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楊小紅的《論皇姑屯炸車案與「九·一八」事變的因果關系》(《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滿蒙危機」論與九一八事變》(《北京黨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誠的《論日本經濟危機與九一八事變》(《新疆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董謙、林谷良的《「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經濟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華國的《淺析「九一八」事件的經濟背景》(《湘潭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與「九·一八」事變》(《史學月刊》1983年第1期)、黃耀慧的《中村間諜案與「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郎維成的《日本軍部、內閣與「九一八」事變》(《世界歷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錦州及遼西地區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罪加一等》(《軍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經緯、王連忠、孫建華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奉系官僚資本的侵掠》(《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變後日偽強掠東北海關述略》(《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爾的侵華思想淵源》(《社會科學輯刊》1997年第6期)、趙東輝的《「石原構想」探析》(《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瀾的《日本民間右翼團體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活動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編，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輯錄了大量有關「九·一八」日本侵華的文章。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專著，80年代有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 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劉庭華的《「九·一八」事變研究》(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變60 周年之際，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變叢書》(包括資料書)，共六部，即林聲主編的《「九·一八」事變圖志》，馬越山著《「九·一八」事變實錄》，譚譯主編的《「九·一八」抗戰史》，顧明義、張德良、楊洪範、趙春陽主編的《日本侵佔旅大四十年史》，遼寧省檔案館編的《「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遼寧省檔案館及遼寧社會科學院編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北一一滿鐵秘檔選編》。同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趙冬暉著《「九·一八」國難史》。另有郭大鈞、張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條湖事件前前後後》(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國恥歷史叢書」之一) 等。

與「九·一八」密切相關的是「一二八」。關於日本製造「一二八」事變的研究，有畢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變起因新探》(《安徽省委黨校學報》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變的導火線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黨史》1992年第1期)、陸偉的《日本在滬資產階級與一二八事變》(《上海黨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許多研究「九·一八」的論著都連帶涉及對「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後，日本對華侵略有兩個發展:一是佔領我國東北，組建偽滿洲國;一是由關外向關內推進，陰謀分離華北。偽滿洲國的存在實際上是日本對東北殖民統治的一種形式，正如同甲午戰爭後日本對台灣的直接統治是另一種殖民統治形式。本文不擬具體介紹這兩方面的研究情況，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關偽滿史專著中比較有分量的有兩本，一是姜念東、伊文成、解學詩、呂元明、張輔麟合著《偽滿洲國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連出版社修訂本)，一是解學詩著《偽滿洲國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已編輯出版兩本《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輯，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錄有關論文30多篇。1996年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委會創辦了一個學術刊物《東北淪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務是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東北的野蠻侵略和殘酷的殖民統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發表了不少有關研究成果並不斷提供有關的學術信息。

日本由關外向關內的擴張，以1933年侵佔熱河、發動長城之戰為始，逼訂《塘沽協定》;進而以冀察為重點，策動華北「自治』，，訂立所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製造華北特殊化，等等。關於這一系列侵略活動的研究，有張雅麗的《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世界歷史》 1988年第5期)、張洪祥的(《塘沽協定>與冀東匪禍》(《黨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劉國新的(《塘沽協定>與「華北自治運動」》(《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漢章的《略論「華北自治運動」的起點》(《河北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邵雲瑞、李文榮的《關於「何梅協定」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協定」之辨析》(《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鄭玉純的《從 「華北五省自治」策劃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始末》(《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5期)、封漢章的《試論日本「華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分離活動》(《北京檔案史料》1997年第3期)、劉國新的《七· 七事變前日本的「內蒙工作」及其失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單冠初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策劃侵綏事件的主凶》(《上海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論文集中收錄了若干篇有關此一時期日本侵華政策及活動的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專著，有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敘述抗擊日本的侵略;張篷舟主編的《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記散述這6年間的日本侵華情況。

以「七·七」事變發端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三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的第三大熱點但這方面研究情況的介紹不屬本文的任務。 近代史上70多年間的日本對華侵略觸及兩國關系的各個領域，經濟侵略與掠奪是一個重要方面。近20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當的成果，約略概括有如杜詢誠的《舊中國的中日合辦企業》(《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舊中國投資的幾個特點》(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論近代日本對華紡織資本輸出》(《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5期)、鄭會欣的《日本帝國主義對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的破壞》(《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黃明華的《論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鴉片侵略》(《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對我國東北經濟侵略和掠奪政策的變遷及其實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鄭文雲的《略論東北淪陷時期殖民地經濟的特點》(《黑龍江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劉萬東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對我國東北煤炭資源的掠奪》(《遼寧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傅波的《撫順煤礦案中日交涉始末》(《撫順社會科學》1986年第1-4期)、桑潤生的《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國東北農業的掠奪》(《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張傳傑、孫靜麗的《日本對中國東北森林資源的掠奪》(《世界歷史》 1996年第6期)、饒野的《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對鴨綠江右岸我國森林資源的掠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榮、張慶山的《日本殖民漁業對旅大水產資源的獨霸和掠奪》(《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高樂才的《日本向中國東北地區「試點」移民及其失敗》(《東北師大學報》 1997年第6期)、張麗波的《簡述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入侵》(《東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馮敏、藍海的《試論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學刊》1997年第1期)、鄧鵬的《日本「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始末》(《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11期)、黃耀慧的《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內蒙古東部地區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鄉為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會吉的《日本帝國主義攫取「中東鐵路」始末》(《歷史教學》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買中東鐵路淺析》(《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2期)、熊達雲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經濟擴張》(《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對華北的經濟侵略》(《天津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紡織工業的兼並》(《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鄭會欣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對華北走私問題初探》(《南京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丁則勤、王美秀的《論華北事變前後的冀東走私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張祖國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東地區的走私貿易》(《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蘇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經濟侵略活動初探》(《上海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車維漢的《日本八蟠制鐵所侵掠大冶鐵礦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等等。與大量的論文相比，日本經濟侵華方面的專著太少了，杜詢誠的《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說到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們不能不想到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本應是一個經濟機構，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動很快就超出鐵路及經濟的范圍，它在日本侵華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為學者們著力研究的對象。近20年來這方面的論文可舉出閻伯緯的《歷史上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述》(《歷史教學》1981年第6期)、蘇崇民的《滿鐵史概述》(《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龐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張祖國的《滿鐵與日本對我國東北的資本輸出》(《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滿鐵撫順附屬地」的形成》(《撫順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孫乃偉的《略述滿鐵奉天附屬地的建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張樹純的《「七七事變」前滿鐵對華北的侵略活動概述》(《天津檔案史料》1997年第1期)、楊韶明的《滿鐵初期的調查機關及其活動概述》(《東北淪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滿鐵經濟調查會:日本統治中國東北的「智囊」》(《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5期)、劉永祥的《滿鐵情報調查機構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高樂才的《滿鐵調查課的性質及其侵華活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艷明的《滿鐵調查與日本全面侵華》(《河北學刊》1997年第6期)等。

⑧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事件有哪些

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1935年華北事變、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12月南京大屠殺

⑨ 日本歷史上的重大戰爭戰役有哪些

源平合戰，史稱「治承·壽永之亂」，指日本平安時代末期，1180年至1185年的年間，源氏和平氏兩大武士家族集團一系列爭奪權力的戰爭的總稱。(包括富士川之戰 一之谷之戰 屋島之戰 壇之浦之戰）
名稱說明
「源平合戰」是一般的俗稱，但並不足以正確描述事實，甚至有所誤導。
雖然「源平合戰」的兩大陣營領袖為源氏和平氏，但並不一定所有的源氏就支持源氏，平氏就支持平氏。事實上，同族間的戰爭屢見不鮮。也有父方是源氏，母方是平氏，因而左右為難，不得不衡量利害得失，以致一族分崩離析，彼此交戰的悲劇。類似的故事在數百年後的戰國時代亦多有所聞。
·支持源氏的平家
北條時政、熊谷直實、畠山重忠、梶原景時、三浦義澄、千葉常胤、上總広常等。
·支持平家的源氏
新田義重、志田義広、佐竹秀義、源季貞等。 正中之變後醍醐天皇試圖推翻鐮倉幕府的第一次未遂事件。發生在正中元年（1324年），故名。這年9月，後醍醐天皇召美濃國豪強土歧賴兼，多治見國長等人，抵京都共商起兵倒幕，事泄。鐮倉幕府六波羅探題派兵突然查抄土歧，多治見住所，以煽動推翻幕府罪逼迫二人自殺。隨後又逮捕日野俊基等人，並流放日野資朝至佐渡。
中先代之亂中先代之亂：建武政權時，北條時行欲恢復鐮倉幕府所發生的戰亂。1333年推翻鐮倉幕府後。北條氏利用後醍醐天皇推行新政的失誤，其殘黨在各地紛紛起事，企圖恢復北條的統治。其中以北條高時之子北條時行勢力最大。1335年7月北條在信濃地方豪族趣訪賴重等支持下舉兵，聚集各地殘黨，在武藏地區大敗相模守足利直義的軍隊，攻下鐮倉。8月，尊氏急領大軍東征，收復鐮倉，趣訪賴重等自殺，北條時行逃亡。因時行佔領鐮倉後，稱父高時以前為先代，而自稱中先代，史稱中先代之亂。稻生之戰，又稱為稻生原之戰。是日本戰國時代1556年9月27日（弘治2年8月24日）的一場戰爭。當時尾張國織田信長與織田信勝（信行）在稻生（今愛知縣名古屋市西區）交鋒。稻生是尾張國春日井郡庄內川的一個地名。桶狹間合戰 桶狹間合戰讓一個名字響徹全日本，這個名字叫做「織田信長」。信長因桶狹間合戰而迅速崛起成為一方霸主，之後便開始了夢想統一全日本的戰略。 河越合戰河越合戰是日本戰國三大夜戰之一。其餘兩個分別為：嚴島合戰、桶狹間合戰。
河越城位於整個武藏國的中心地帶，武藏野大平原的北部，在西面和南面是地勢平坦的平原一直向遠方延伸與東邊荒川沿岸的低地相連接。小田原城的北條氏將河越城看作自己進圖天下的第一步，在擊敗關東上杉氏後成功奪得河越城的控制權。但此舉引起周邊大名的不安，於是在北條氏康接任死去的父親北條氏綱繼承家督後，今川家、武田家、關東兩支上杉家的軍事力量懷著各自的如意算盤聯盟後共同對抗北條氏，聲勢浩大的上杉聯軍將河越城團團圍住。嚴島合戰【戰役簡介】嚴島合戰是日本戰國三大夜戰之一。其餘兩個分別為：河越合戰、桶狹間合戰。
嚴島又名宮島，是個周長30.9公里，面積僅30.17平方公里的小島，距離對岸的大野，也不過1.8公里而已。昔日平家曾在此修建了嚴島神社，島遂以社名。姊川合戰 1570年6月，織田信長為報被淺井和朝倉前後夾擊之仇，率領本部和德川盟軍進攻淺井長政。
於是，織田，德川聯軍與淺井，朝倉聯軍在姊川遭遇，隔河布陣。織田軍以坂井政尚，池田恆興，羽柴秀吉，柴田勝家，森可成，佐久間信盛六隊前鋒沿姊川布陣。織田信長統領中軍在後壓陣，另有左軍稻葉一鐵，右軍氏家卜全、安藤守就、丹羽長秀。德川家康領德川軍在織田軍的左方布陣，由酒井忠次、石川數正兩大家老輔助。對岸，淺井長政以磯野員昌為前鋒，自為中軍與織田軍對陣。朝倉軍由朝倉景健，朝倉景紀率領與德川軍相抗。這一戰是側面引軍突入作戰的典範。
開戰伊始，淺井軍前鋒磯野員昌對織田軍猛烈攻擊，織田軍前鋒一到四隊都被擊破。形勢危急之際，稻葉一鐵從後趕上對淺井軍的右側面發動急攻，解救了織田軍前鋒的危機。淺井軍不敵織田軍，敗退。同時，德川軍神原康政也迂迴到朝倉軍的右側面發動急襲。在德川軍的勇猛攻擊下，朝倉軍敗退。姊川一戰，淺井、朝倉兩家大敗，元氣大傷，再也無力與織田信長對抗。最後，淺井、朝倉兩家依次被織田信長所滅。 三方原合戰
1562年，德川與武田聯手滅掉今川家後，兩家領土相鄰面積更大了，關系也日趨惡化。到了1572年，武田信玄加入信長包圍網，並成為支柱；而德川家康是信長唯一的盟友。兩家的沖突已不可避免。
1572年10月，就在信長為包圍網焦頭爛額時，武田信玄終於出兵，率武田與北條聯軍共25000人從信濃攻入遠江，武田四名臣之一的山縣昌景率軍5000進攻三河，秋山信友率軍2000進攻美濃的織田領地，同時武田家的水軍也從駿河出發，軍容極盛。此時德川家康的兵力只有1萬人，除去各城的守兵，實際能調用的兵力只有8000人。信長此時因為各地戰況的緊迫，僅派出了由佐久間信盛和平手凡秀率領的3000援軍。。。。。長篠之戰，又稱長筱合戰是日本戰國時期的一場著名戰役。此戰對於武田勝賴來說，是一幕不得不出演的悲劇。他以外姓回歸本宗，擔任家督後，見威望不足以服眾，面對其父武田信玄留下的諸多驕橫的老將，必須打贏一場決定性的戰役才能使自己的寶座穩如泰山，為此他只能屢屢發兵西進，尋找與織田、德川決戰的機會。然而此時織田信長已從畿內亂局中騰出手來，統率數萬大軍支援德川家康，相比之下，武田軍兵力既寡，士卒也因頓兵堅城長筱之下而日顯疲憊，從純軍事角度來說，勝賴實在應該退兵，但從政治影響來考慮，他卻可悲地不得不經此一戰——只要一退，立刻威信掃地。 手取川之戰天正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明神宗萬曆五年)九月十五日，成功攻陷七尾城的上杉謙信於十七日攻佔能登半島的要沖末森城，接著率領三萬人進入加賀國石川郡的松任城。此時織田軍則是從越前侵入加賀，將小松，本折，安宅，富監一帶的本願寺一揆(農民反抗軍)勢力配合火攻加以消滅後向北推進；而且織田軍的先鋒部隊陣容包括 柴田勝家，明智光秀，羽柴秀吉，前田利家，瀧川一益，丹羽長秀，佐佐成政等織田家中赫赫有名的精銳武將，信長有一戰之意圖.。
知悉織田軍動向的謙信則表示要「堂堂正正地迎擊」謙信在看了由實盛演出的戲「揚名北國街道」時也喊出：「這是好兆頭！」並決心與信長決戰。另一方面，織田軍不知七尾城已被上杉軍攻佔，還好整以暇地渡過湊川=手取川向加賀北部進擊，並屯駐於石川郡的水島，而此地距離松任城僅有六公里。在石川平原充滿了一觸即發的緊迫氣氛時，織田軍終於接到了七尾城陷落的消息，並於九月二十三日深夜開始撤退。謙信見機不可失，立即鼓舞部隊士氣並展開追擊戰，上杉軍出松任城之後，一路向水島進軍，對織田軍的背後展開急攻。由於被謙信的部隊神速推進的驚人氣勢壓倒，無數織田軍被手取川的激流沖走，而來不及逃走被俘的人數超過一千。謙信在初次交鋒大勝之後，威名更盛。
討伐武田1581年為信長全盛期。2月28日於京都天皇內殿的東邊馬場舉行一大展示，即所謂的京都軍馬演練，此演練為以信長為首的織田家一門、丹羽長秀等織田軍團的軍容展示。此時的軍馬演練，正親町天皇亦有出席。信長公記提到此演練：「貴賎群眾者、得以生於如此可喜可賀天皇之世、……心懷感激演練逐次進行，乃成從上古至後世之壯景。」1581年5月，織田軍的攻勢凌厲。並趁防守越中的上杉軍武將河田長親突然死去的空隙，行軍至越中，佔領了大部分的土地，終得以奪回於1581年3月23日即為武田軍佔領的高天神城。此時在紀州的雜賀眾開始內部分裂，支持信長派的鈴木孫一與反信長派的土橋平次等人互相爭斗，導致雜賀眾勢力衰退。接著針對高野山於1581年藏匿荒木村重殘黨與足利義昭密通等與信長為敵的動作，信長派出數十名使者欲和平地解決此事，而高野山方面卻不合理地將信長派去的使者全部殺害。被激怒的信長逮捕織田領地中數百名高野山僧人，並命令河內、大和的各大名包圍高野山。1582年2月1日、武田信玄的女婿木曾義昌向信長提出投奔織田家的請求。信長答應後，於2月3日向信忠發出針對武田的大動員令。於是德川家康從駿河、北條氏直從關東、金森長近從飛驒、信忠從木曾處各自開始進攻武田領土。其兵力數量，據言超出十萬以上。面對此境的武田軍，在伊那城的守城將下條伊豆守遭城兵放逐而獻給織田軍、接著信濃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嶺、駿河田中城主依田信蕃、駿河江尻城主穴山信君等人爭先恐後地投降織田軍，於是連有組織地抵抗都沒有的武田軍就此敗亡。信長出陣討伐武田是在3月8日、當天信忠佔領了甲府，3月11日在甲斐東部的田野除去了武田勝頼信勝父子，至此武田氏滅亡。

山崎合戰
本能寺事變後，秀吉立刻與正面敵人毛利家講和，從備後徹夜趕回姬路城。休養二日後，六月九日，以淺野長政為先鋒，開始向京都進軍，十一日趕到攝津尼崎時，留守有岡城的信長部將池田恆興、崛秀政、高山重友、中川清秀等加入秀吉軍，使秀吉軍的總兵力達到四萬余。十二日夜，大軍在攝津富田扎營，秀吉登上大坂城，會見了織田信孝與丹羽長秀，然後合兵一處向京都進軍。 小牧·長久手之戰小牧·長久手之戰是於天正十二年（1584年）三月羽柴秀吉（即後來的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之間的一場大規模會戰，其時耗費將近一年，雖以德川軍勝利告終，但因羽柴秀吉外交策略奏效，導致德川家康失去此戰的正當性，不得已之下向羽柴秀吉議和，此戰才告結束。而此戰之後，在豐臣秀吉心中亦埋下了對德川家康這位敵手的敬佩和猜忌的種子。小牧·長久手之戰後，羽柴秀吉藉此籠絡了最大的反對勢力德川家康，為桃山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德川家康的實力還依舊保存，成為其日後建立德川幕府的基本力量。關原合戰關原合戰是日本的安土桃山時代以及戰國時代發生於美濃國關原地區的一場戰役。戰役雙方均動員了超過十萬兵力，多數大名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場，是應仁之亂以來全日本的最大規模的內戰。此戰是德川家康與豐臣秀賴的家臣石田三成的直接對決。由於其戰爭的勝負影響了誰可以擁有天下，所以此戰也被譽為「決定天下的戰爭」。最終在小早川秀秋叛變之下，使這場戰爭在一天內分出了勝負，德川家康取得了統治權，為其建立德川幕府奠定了基礎。 大坂之戰發生於江戶時代早期，是江戶幕府消滅豐臣家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