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村歷史事件

『壹』 黃道儀的發明有什麼歷史意義

黃道儀很先進，測量的數據很准確。一行利用這個儀器發現恆星的位置專和古代所測的位置屬有很大不同，第一次發現了恆星移動的現象，大大推動了人類對恆星的觀測和研究。英國的天文學家哈雷，直到公元1712年才提出恆星自行的觀點，這比一行的發現要晚一千多年。

『貳』 求貞觀時期發生的主要歷史事件

貞觀時期發生的主要歷史事件有文成公主進藏、唐滅東突厥之戰、渭水之盟、貞觀之治、唐滅薛延陀之戰等。

1、文成公主進藏

文成公主進藏是指唐朝貞觀年間，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派遣大相噶爾東贊（即祿東贊）為請婚使者，赴長安請婚。

唐太宗將遠支宗女封為文成公主，下嫁松贊干布，並詔令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為主婚使，持節護送文成公主入蕃。

松贊干布率群臣到河源附近的柏海（今青海瑪多縣境內）迎接文成公主，與文成公主同返邏些（今拉薩），並在拉薩為文成公主修建宮室。

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對漢藏兩族的友誼做出了重要貢獻。今天拉薩市的布達拉宮和大昭寺內還供奉著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布達拉宮還保存著他倆結婚房間的遺跡，大昭寺前的唐柳傳說是公主親手所栽。

2、唐滅東突厥之戰

唐貞觀三年（629年）十一月至四年三月，在唐與突厥的戰爭中，唐王朝為消除北方威脅而攻滅東突厥頡利可汗部的重要作戰。頡利可汗率萬餘人慾逃過磧口，遭李績軍堵截，其大酋長皆率眾投降。

頡利逃往靈州（治今寧夏靈武西南）西北的沙缽羅部落，欲投奔吐谷渾，被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俘獲送往長安。

此戰過後，突厥對中原的襲擾得到了遏制，還對周圍的其他少數民族政權起到了極大的震懾作用，唐朝此後極少收到來自其他民族的襲擾，而且突厥的實力得到了極大的削弱，從而保障了中原地區的經濟發展，給後來的開元盛世創造了安定的環境；

同時增廣了唐的北方統治面積，為後來的北庭都護府的建立提供了條件，也為後來的殲滅西突厥創造了機會。

3、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又稱便橋之盟，指的是唐朝時期玄武門之變之後的唐太宗李世民與入侵的東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的結盟。

公元626年，突厥攻至距長安僅40里的涇陽（今陝西涇陽縣），京師震動。此時，長安兵力不過數萬，唐太宗李世民設疑兵之計，親率高士廉、房玄齡等6人在渭水隔河與頡利可汗對話，怒斥頡利、突利二可汗背約。

渭水之盟避免了唐朝在不利條件下的作戰，為自己穩定局勢。為發展經濟、積蓄力量贏得了時間，是唐朝與突厥強弱變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4、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出現的清明政治，經濟復甦，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

唐太宗繼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剋制，虛心納諫；

並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

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時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 ，故史稱「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5、唐滅薛延陀之戰

唐滅薛延陀之戰，是唐太宗時期滅亡漠北薛延陀的戰爭。貞觀前期，唐朝曾與薛延陀結盟，對付強大的東突厥汗國，630年擊滅東突厥。

東突厥失敗後，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東突厥的故土。薛延陀臣服於唐，暗中在擴大自己的力量。

639年，唐太宗試圖恢復東突厥，擁立俟力苾可汗阿史那思摩，以抗衡薛延陀的崛起，薛延陀與新恢復的東突厥進行多次戰爭，以防止唐朝的抗衡。

為了避免薛延陀打敗東突厥，唐將李勣在641年戰勝薛延陀。但是644年，趁唐太宗征討高句麗的機會，薛延陀部隊發起新一輪攻勢，擊敗東突厥，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回中原。

隨後，高句麗尋求薛延陀的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與唐朝直接戰斗。645年，夷男死後，他的兒子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

646年，唐軍反擊並打敗拔灼後，薛延陀的附庸回紇出兵，將他殺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薛延陀滅亡。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文成公主進藏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唐滅東突厥之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渭水之盟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唐滅薛延陀之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貞觀之治

『叄』 龍南歷史上的黃道山是誰

黃道山位於武鳴城東鎮六聯村，在縣城北面7公里。傳說古時道人黃野寧在此修煉成仙，後人立觀祭祀，山因之而稱為「黃道山」，為道教聖地。
黃道山在數山環合之中，以一峰獨秀，山上草木蔥蘢，怪石嶙峋，山前有小橋流水，山中有一岩洞，深500米，上下起伏，洞口開闊，上有石刻「振衣岩」、「宜仙洞」等，始祀黃道、戶六諸神像神位。 1981年經過組織維修、管理以後，遊客紛至沓來。
按照規劃，黃道山將健全現有的游覽設施，提高文化哲理；增加道家文化修煉場及文化內涵；建成以宗教旅遊為主題的游覽區。

『肆』 1351年的歷史大事

陵崗掘出獨眼石人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賈魯指揮十五萬各地民工和兩萬軍隊，開始治理黃河決口。這些民工本來就已經飢餓難捱，到工地後，不僅要承擔繁重的勞役和監督官兵的打罵，而且還吃不飽飯，伙食口糧被剋扣，一股怨氣積郁在胸間。韓山童、劉福通等利用這種不滿情緒，加緊准備發動起義。他們一方面加緊宣傳「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另一方面又仿照歷代農民起義的做法，製造讖語。他們暗中刻了一個獨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鐫上「黃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個大字，將它埋在即將挖掘的黃陵崗（今山東曹縣西南）河道上，同時派人四處散布「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民謠。四月下旬，民工開挖黃陵崗故河道，掘出了獨眼石人。看到石人，對照歌謠，開河民工們驚詫不已，輾轉相告，大江南北，人心浮動，大家都感到造反的時候來到了。五月初，韓山童、劉福通就在潁州潁上（今安徽潁上）發動了起義。雖然開河的民工並沒有參加最初的起義，而是一直堅持在治河工地上，但黃陵崗掘出獨眼石人的讖語應驗卻為紅巾軍後來在中原大地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群眾思想基礎，其潛在的、間接的影響作用不容低估。
四月，以工部尚書賈魯為總治河防使，征發民工十五萬、軍隊二萬人，採取塞北河、疏浚南河之方針，自黃陵崗（今山東瑛縣西南）向南到白茅，又自黃陵崗西至楊青村，合於故首（指由開封經徐州會運河的故道）。民工在黃陵崗掘得石人，背刻「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系白蓮都首領韓山童等所埋。五月，韓山童等准備發動起義，事泄，山童被捕遇害（韓山童在何處拆眾起義的問題，吳晗《朱元璋傳》定為永年縣（今屬河北）白鹿庄。按永年為山童家居之地，距黃河數百里，史載山童傳教，河南及江淮人民多信之，起義地點不應在河北。）。劉福通、杜遵道等起兵克穎州（今安徽阜陽），號紅巾軍（紅軍、香軍）。元將禿赤領「阿速軍」往攻，望見陣勢，即逃。六月，劉福通軍攻克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羅山、真陽（今正陽）、確山等地。方國珍攻浙江沿海州郡，俘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迫使為之要求加官招撫。七月，河工疏鑿完畢。八月，李（李二）、彭大（老彭）、趙君用（趙均用）等據徐州起義。彭瑩玉、鄒普勝、徐壽輝等在蘄、黃間起義，亦稱紅巾軍。放水入黃河故道。九月，元也先帖木兒（丞相脫脫之弟）領兵赴河南。劉福通軍續克汝寧府（今河南汝南）、息州、光州。黃河故道開始通航。十月，徐壽輝在蘄水（今湖北浠水）稱帝，國號天完，年號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倪文俊為大將軍。是時有布王三等稱北鎖紅軍，孟海馬等稱南鎖紅軍，起於襄、漢一帶。十一月，河工全部結束。翰林承旨歐陽玄撰《至正河防記》，記其方略。
賈魯治河
順帝至正四年（1344）五、六月，黃河北決白茅提（今河南蘭考縣北至山東曹縣舊黃河堤）、金堤（今山東范縣至東阿縣南境），臨河郡邑頓成澤國。九年，脫脫復中書右丞相，力排眾議，採納賈魯建言，確定了「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的方案。十一年（1351）四月，以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領河南、北汴梁（今河南開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十三路十五萬民工及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十八翼兩萬軍隊，開始大規模治河。賈魯的治河方法是疏塞並舉，先疏後塞。整個工程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疏浚從黃陵岡到哈只口的黃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楊青村的減水河，工程總長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第二階段是堵塞黃河故道兩岸的缺口、豁口，修築堤埽，以使河復故道後不致出現決溢險情。第三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採用船堤障水法，堵塞白茅堤決口，勒黃河回故道，即東去徐州，合淮河入海。工程從四月二十二日開工，七月完成疏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並開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白茅堤合龍成功，總共花了一百九十天。工程之浩大，為古代治河史所罕見。工成之後，順帝命翰林學士歐陽玄作《河平碑》紀功，賈魯以功授集賢大學士、中書左丞，脫脫賜世襲答剌罕之號。
蘇黎世加入瑞士。

『伍』 三華村的歷史事件

三華村距今已有多年的歷史，村民多姓徐。三華村徐氏之祖叫徐宗遠，據徐氏族譜記載，在此之前徐姓族人在南雄保昌縣居住，徐宗遠在北宋元豐八年（1085）被朝廷任命為南海縣主簿，就來到廣州番禺做官，選擇了這個地方開村，由於徐宗遠在家裡排行第三，相傳他還在村裡開了一家三華茶店，三華村由此而得名。現在的三華村由中華、西華、東華、元華四個經濟社組成，約2平方公里。
池塘前還保留了3座祠堂：福源徐公祠、默庵徐公祠、徐氏大宗祠。其中徐氏大宗祠是三華村徐氏族人的合族祠，供奉的是三華村的開村始祖徐宗遠。該祠始建於清朝初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光緒四年（1878）兩次重修，房屋的很多建築構件還比較完整地反映了不同時期的風格，蝦公樑上的石麒麟、鰲魚雀替、挑頭等建築構件都採用了廣州當地叫做「鴨屎石」的一種石頭，是清初廣泛使用的建築材料，前廊的木樑採用月梁做法，還在梁的底部雕刻精美的花紋，屬於乾隆年間製作，而頭門的檐柱做工精美，線條復雜，具有光緒年間的特點，祠堂的第二進為三門五樓磚石牌坊，上面有乾隆五年（1740）的花縣知縣宋鎬題寫的「派演東明」、「世德作求」。第二天村子有一戶人家要娶媳婦，親朋好友正在緊張地做著准備。轉到隔壁的默庵徐公祠，又有很多村民在籌備明天的婚事，一打聽，原來和隔壁還不是一碼事，看來第二天是個絕對的黃道吉日。默庵徐公祠建於清初，在同治二年（1863）曾經重修過，祠堂內也有一座三門五樓磚石牌坊，上面的「百花富貴」磚雕十分精美，在古村落的祠堂里不多見。這兩座祠堂在2008年12月被公布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從徐氏大宗祠出來，沿著池塘向東北方向就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頗有名氣的中國同盟會廣東番花分會舊址，這個舊址位於集之徐公祠的後樓。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後，三華村的村民徐維揚參加了同盟會。1909年9月他跟隨莫紀彭回花縣建立中國同盟會廣東番花分會，先後動員了300多位農民加入，其間黃興也曾多次光臨，黃花崗起義的前夕，徐維揚奉命星夜回到花縣，組織了100多人的敢死隊參加黃花崗起義，是起義軍中唯一的一支農民隊伍，後來在黃花崗烈士墓還埋葬了18位花縣敢死隊的成員，其中有16位是三華村的徐姓村民。1920年孫中山為三華村親筆題寫了「毀家紓難，功在黨國」八個大字，並派時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的張繼親自送來掛在集之徐公祠。2002年7月這里被公布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清道光十八年（1838）村裡的徐方正考中進士，後來擔任兵部郎中，據史料記載他還參加了鎮壓老鄉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的軍事行動。清同治二年（1863）朝廷封他的祖父徐德魁、父親徐時顯為資政大夫，徐方正在同治七年（1868）修建了祠堂。徐表正：徐方正的表弟，進士，時任兵部主事。徐表正的父親徐時亮是咸豐五年（1855）的舉人。
水仙古廟相傳為祭祀晉金吾上將軍何侍御史而建，也有村民說這是為紀念宋代御史何兆基而建。何兆基是番禺沙灣鎮人，他為官剛正不阿、一生清廉，後被奸人陷害，他臨終前囑咐將他的靈位裝在箱子里拋入大海，沒有想到這只箱子逆流而上，一直漂到三華村，被他的一位摯友後人徐鎮撈到，村民就將他的靈位祭祀在水仙古廟。

『陸』 求烈士黃道的革命故事

黃道，原名黃端章，別號一鳴。1900年4月出生，橫峰縣人。1923年在北京師大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在北京「三一八」慘案中脫險歸來，創建中共橫峰支部，組織了橫峰縣農民協會。北伐軍進入江西時，他在南昌工作，參加了南昌起義。後和方誌敏一道領導了「弋橫暴動」，建立了贛東北蘇區。
黃道是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10月，中央紅軍北上抗日，他奉命留在閩北，任中共閩北分區區委書記，在武夷山區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歷任贛東北省軍委政治部主任、省蘇維埃主席團委員兼秘書長、中共閩北特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閩贛省委書記等職。
抗日戰爭初期，黃道擔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1939年5月，在鉛山河口鎮被反動派陰謀毒害。解放後，遺骨遷葬於上饒市。
黃道思想境界高尚，猶如他正氣凜然的詩章：「踏火歸來又赴湯，隻身亡命是家常。東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兒各一方。嘆息斯民猶困頓，馳驅戰馬未玄黃。烽火稍憩農夫舍，索得濃茶作膽嘗。」臨終前，他囑咐身邊的親人和戰友，要「革命到底，抗戰到底」。陳毅稱贊他是「江西人民革命領袖，中共優秀的領導幹部，馬列主義的活動家，抗日新四軍的創造者之一」。

『柒』 漢朝的重大事件有什麼

漢朝（前202[1]—公元220年），分為西漢和東漢，亦有以西漢與東漢的首都代指，合稱兩京。是繼秦朝之後強盛的大一統帝國。漢代被稱為「炎漢」。又因皇帝姓劉而稱「劉漢」。前202年高祖劉邦建漢，定都長安。文景之治後，漢武帝進一步推動大一統事業。公元九年，王莽篡奪政權，西漢結束。25年，劉秀稱帝，建立東漢，定都洛陽。開創了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萬國來朝。漢朝時期，許多人將漢朝和約略同時期歐洲的羅馬帝國並列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及強大帝國。其疆域鼎盛時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南至日南郡，東至臨屯郡，西至蔥嶺。[5]西漢平帝時期（公元元年），全國人口達7000萬之多。[6]且文化的統一，為中華民族兩千年的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為中華文明的延續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貢獻。華夏族逐漸被稱為「漢族」。220年曹丕篡漢，東漢滅亡。

漢朝是劉邦建立的中國第二個大一統王朝，分為西漢(前202年[10]－公元9年)、東漢(25年－220年)。漢高祖建立西漢，定都長安，又稱前漢；漢光武帝建立東漢，定都洛陽，又稱後漢，西漢與東漢合稱兩漢。

漢高祖劉邦至漢景帝劉啟時期的漢朝，經濟實力緩慢上升，成為世界第一大帝國，至漢武帝時期，大漢王朝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王朝，霍去病越千里大漠大敗匈奴，封狼居胥而還，最遠達到今天的俄羅斯貝加爾湖附近，匈奴帝國戰敗而向西狼狽逃遁。中亞和西域各大國也都聞而懼之。張騫出西域首次開辟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降服中亞大國大宛，西域臣服，開拓了「北絕大漠、西逾蔥嶺、東越朝鮮、南至大海」的廣袤國土，奠定了今日中華的版圖。漢宣帝時期，鄭吉迫使匈奴逐日王降漢，大破車世國，驅逐匈奴在西域勢力，設置西域都府，使得西域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南匈奴降漢，北匈奴單於被陳湯斬殺於康居，發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強音,解決了匈奴問題。到了東漢時期，在大將竇憲的打擊下，迫使北匈奴西逃至歐洲。基本徹底解決了困擾漢朝的匈奴邊境問題。之後東漢明帝遣班超出使西域，打通荒廢已久的絲綢之路。
兩漢王朝有「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昭宣中興」「光武中興」「明章之治」。兩漢時期開疆拓土，國力強盛，人口眾多，西漢全盛時達到六千萬人口，這是漢朝人口最鼎盛的時期，之後連年戰亂，到了西漢末年東漢初年，人口驟降，經過東漢一朝的逐漸恢復，東漢後期人口增至五千六百萬，基本達到了西漢時期的水平。兩漢時期的人口數量直到宋英宗時期才再次超過。
兩漢時期民族融合空前發展，文化科學異常活躍，對外交流意義重大。漢朝進一步奠定了漢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漢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為當時和日後的中原王朝以及東亞地區的社會主流文化。到現今，「漢人」仍為多數中國人的自稱，而華夏族逐漸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被定名為「漢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中國幾千年的統治思想，並且最早開始在京師長安設太學，並且開始儒學中的經學，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生一度多達三萬。漢明帝時期，佛教東渡首次來到中國，在洛陽營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廟洛陽白馬寺，我國第一部漢譯佛教經典是在白馬寺譯出的四十二章經，張道陵創立道教也是影響中國的大事。
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首次開辟絲綢之路，使中國和中亞、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張騫曾經到達大宛(錫爾河上游東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錫爾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國。張騫的副使還到達過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國。以後漢武帝的使者還到達奄蔡(黑海以北)、條支(敘利亞)，武帝時期漢朝使節最遠越過羅馬帝國，到達犁軒(羅馬帝國附屬國，今天的埃及亞歷山大城)，這是漢朝到達的最遠國家，直接和歐洲非洲進行了聯通。中亞、西亞等國也派遣使者到西漢訪問和通商。公元73年，漢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他在西域經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甘英到達波斯灣。166年，大秦使臣來到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中國的首次直接交往。漢光武帝時期，日本國使臣首次來中國，漢光武皇帝冊封日本漢倭奴國金印，漢明帝永平年間，蔡倫改進了造紙術，成為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張衡發明了地動儀渾天儀等。

等等

謝謝

望採納！

『捌』 延安革命事件

延安位於陝西北部,是中國革命的聖地,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她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
延安地處黃河中游,陝北高原南部,東隔黃河,與山西省相望,西以子午嶺為界,與甘肅省接壤;北靠本省愉林地區;南接我省渭南,銅川,咸陽三市.地理位置為東經107度41分至東經110度31分.北緯35度21分至北緯37度31分之間,市區南北直線距離239.12千米,東西間距257.85公里.本地區有很好的植被覆蓋,延安有森林2769.9萬畝.森林覆蓋率為42.9%,有天然草場1856.9萬畝,中草葯品種約500餘種.全市已探明 礦產10多種,其中煤炭儲量71億噸,石油4.3億噸,天然氣儲量33億立方米,紫沙陶土5000多萬噸. 延安,廣義上是指延安市所轄的13個縣(區),既寶塔區,延長縣,延川縣,子長縣,安塞縣,志丹縣,吳旗縣,甘泉縣,富縣,洛川縣,宜川縣,和黃陵縣.總面積370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5.59萬人,其中城市人口59.64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5.5人.平均海拔1000米,平均降水量500毫米,無霜期平均170天,在氣候上屬於大陸性乾旱半乾旱氣候.我們通常說的延安,就是指廣義上的延安.
狹義上的延安就是指今日的寶塔區,是延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陝北地區經濟,文化的中心.全區土地總面積3556平方公里,總人口33.19萬人(農業人口19.87萬)人均耕地面積2.48畝.1982年被國務院發布為全國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1992,1994,1996,2000年被民政部.軍委總政治部命名為全國雙擁」模範城.延安位於」兩黃兩聖」所構築的陝西北線旅遊」金三角」的頂端.優秀文化積淀豐厚,所以延安又是一座旅遊名城,有」中國革命博物館城」之美譽.

延安古稱延州，歷來是陝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城區處於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匯之處的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有「塞上咽喉」、「軍事重鎮」之稱，被譽為「三秦鎖鑰，五路襟喉」。延安之名，始出於隋。1937年，中共中央進駐，同年設延安市，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1949年，改稱縣，1972年，再設市至今，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延安市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天然次生林163萬畝，木材蓄積量308萬立方米；以甘草、五加皮、寄生、牛蒡子、柴胡為主的中葯材近200種；有豹、狼、石雞、杜鵑等獸類、鳥類100餘種；而且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適生作物品種多，具有發展種植業、畜牧業、林果業的良好條件。除小麥、玉米、穀子、蕎麥、黃豆、綠豆、紅豆等糧食作物外，還盛產烤煙、蔬菜、花生、瓜類、薯類等經濟作物。

地處黃河中游的延安，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相傳人類始祖黃帝曾居住在這一帶，「三黃一聖」(黃帝陵廟、黃河壺口瀑布、黃土風情文化、革命聖地)享譽中外，為擴大對外開放和交流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全市有歷史文物保護景點848處，有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刻群洞18個，石窟寺14處，有建於唐代的寶塔山等12處古建築，有革命舊址6處。目前可供游覽的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7處，年接待中外遊客70萬人次。近年來，大力開發旅遊業，恢復了摘星樓、烽火台、摩崖石刻等50多處景點，「天然公園」萬花山新增200畝牡丹，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萬花山「四山」森林覆蓋率達55.4%，被國家林業部批准建設國家級森林公園。

來自紅色之路的感動

——本報「重走延安路」系列采訪活動札記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4月上旬，當《中國藝術報》重走延安路采訪組陝西分隊到達延安,寶塔山真的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這句詩，夢想終於成真。山西分隊在太行山區、河北分隊在西柏坡、貴州分隊
在遵義，同樣感受到延安精神的無處不在。半個月時間里，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在聖地延安、在巍巍太行、在西柏坡、在遵義深入采訪，挖掘《講話》發表60周年以來的珍貴記憶，采擷在《講話》精神指引下神州大地所孕育的藝術之花，尋訪那些在民間流傳的關於藝術、關於偉人、關於革命的動人故事。從4月5日開始到6月初，我們推出了「重走延安路」系列報道，共推出通訊、消息、圖片等各類報道近40篇和專版5個。這些報道刊出後，采訪組的同事們覺得十分安慰，因為我們深入了生活，記錄了歷史，見證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在中國與時俱進的變遷。但我們也覺得遺憾，因為篇幅的限制，采訪過程中許多生動的故事，無法容納在報道中。時間雖然過去兩個月，但是這些細節卻不斷地在我們的腦海中回放。今天，我們願意為大家講述這些深深印在我們腦海中的細節，讓我們分享感動。

毛澤東伏在這張小炕桌上寫出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

我們為前輩艱苦奮斗的精神所感動。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毛澤東這大氣磅礴的詩句，我們曾無數次地反復吟誦。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毛澤東竟然是伏在農家的小炕桌上寫就這首詞的。當我們在瓦窯堡聽人介紹了這張小炕桌，當我們終於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第二展廳「紅軍東征」部分與這張小炕桌相逢，我們永遠地記住了它。年輕的講解員介紹說，1936年2月5日，毛澤東、彭德懷率領東征部隊來到了清澗縣袁家溝，住在農民白育才家中。為了方便毛澤東晚上辦公，房東主動將這張小炕桌搬來。2月6日，陝北普降瑞雪，袁家溝的山山嶺嶺都籠罩在皚皚白雪中。毛澤東觸景生情，浮想聯翩，於2月7日趴在這張小炕桌上寫下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毛澤東離開袁家溝後，房東將這張小炕桌精心保管，並作為傳家寶傳給後代。 1972年6月，延安革命紀念館徵集到這張小炕桌，開始將它作為重要展品陳列展出。講解員深情講述的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讓我們永遠記住了小炕桌，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沁園春·雪》的思想內涵，也讓我們為毛澤東艱苦奮斗和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贊嘆不已。

這樣的樂觀與豪情也體現在陳毅的詩篇中。在采訪延安市文聯的藝術家時，大家不經意地提到陳毅贊美清涼山的詩篇。他們介紹說，位於延安城東北方向的清涼山，不僅是名勝古跡薈萃之地，也是延安時期新聞出版機構的集中之地。新華社、《解放日報》、中央印刷廠、新華廣播電台都設在這里。黨中央的聲音通過通訊社、報紙、電台迅速傳遍抗日根據地，並通過由英國友人林邁可指導建立的英語廣播部傳向世界。因此，清涼山就成了延安與外界聯系的橋梁。陳毅有感於此，賦詩一首：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後來，在與當地藝術家座談時，也有不少人提到這首詩。革命前輩不畏艱辛、執著追求的精神盡在詩中。

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我們也感受到革命者在困境中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和豪邁的詩情。在紀念館中，我們看到了朱德離開自己戰鬥了3年的太行前線回延安之前寫的一首詩：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經過浴血奮戰、千難萬險考驗的朱德，依然意氣風發，對革命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心。

當然，並不僅僅是炮火硝煙中的革命者才有這樣的情懷。對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一樣面臨著艱苦環境的考驗，並且交出了優秀的答卷。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後面的山坡上，有一間低矮、促狹的平房。聽了延安市文聯的同志介紹，我們才知道，這間不起眼的小平房，就是當年冼星海為《黃河大合唱》譜曲的地方。在低矮的屋頂下，在簡陋得近乎於無的條件下，冼星海以他的靈氣、才情和熱愛，寫下了撼人心魄的《黃河大合唱》。

「我就是想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幾首歌」

我們為藝術家與延安、與人民的深情所感動。

在陝西，我們通過采訪前去采風和慰問演出的藝術家和當地文藝界人士的介紹，了解了一位位藝術家與延安的動人故事。

在北京采訪著名畫家張仃時，我們專門給他捎去了從延安帶回來的大棗和小米，這個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老人十分高興，似乎延安的生活就在眼前。

對電影藝術家於藍來說，延安不是遙不可及的夢，而是慈愛可親的母親。「延安是我的母親，1938年，我18歲那年就投向了她的懷抱。我吃過延安的小米，喝過延河的水，更重要的是，我和延安人民一起接受黨的教育。《講話》指引了我的一生，教會了我為人民服務的本領，使我的一生充滿快樂。」當一個人的青春、事業乃至愛情都與延安緊緊相連時，那將是一種怎樣刻骨銘心的記憶？從年逾80的於藍的臉上，從她那激情難捺的言語間，我們找到了答案。

同樣對延安滿懷深情的畫家李琦，則以另一種方式表達著自己的情感。在延安清涼山腳下的解放影劇院前，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劇場走去的李琦駐足不前，凝望著前方籠罩在暮色中的寶塔山，陷入了沉思。此情此景，站在他的身旁，我們不知道這位9歲就來到延安並在這里度過了9個年頭的老人，記憶中珍藏著多少年少的快樂與無憂。他只是輕聲告訴我們，更像在自言自語：「每次來延安，我都要好好看看寶塔山……」

令我們難忘的，還有歌唱家郭蘭英在楊家嶺與延安老鄉一起扭秧歌的情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郭蘭英和一位頭扎白羊肚手巾、挎著腰鼓的當地農民扭起了秧歌。在大家的掌聲中，郭蘭英深情地唱起了《綉金匾》，當唱到「三綉周總理……」時，她再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哽咽得唱不下去。郭蘭英邊擦著臉上的淚水邊說：「我就是想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幾首歌。」

當中國文聯黨組書記李樹文、副書記覃志剛與赴延安采風的老文藝家來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時，大家不約而同地說，我們在《講話》發源地照張相吧。這一張合影，大家的感情非常投入，因為大家要把它當做永遠的珍藏。

陝西省文聯主席、從延安走來的著名作家李若冰說起延安，臉上浮起的是少年般開心的笑容。他始終心懷延安，稱延安是自己的母親，是他的生命之泉。「寫那些關於延安的詩，我投入了很深的感情。」歷經種種生活磨難的著名作家胡征，在西安的家中接受我們采訪時，說得最多的是對延安的深情和對藝術的熱愛，而絕口不提生活對他的不公。延安時期的音樂家曾剛也時常惦念著延安。他在一首名為《念延安》的詩中寫道：陝北山河秀，延安同志親。離家常惦念，夢里也牽情。並將這首詩置於詩集《心聲錄》的開篇，對延安的深情躍然紙上。聽說采訪與《講話》有關，延安時期的藝術家張炎手、汪素華夫婦，馬上打車趕到我們正在采訪的韓維琴、常美容夫婦家中，兩對延安時期的藝術家，給我們講起延安的故事時，彷彿又回到了年輕時期。有意思的是，退休後的韓維琴和其他一些老戰友，把當年由兩個人演出的《兄妹開荒》改為由十男十女來表演，很受歡迎，並一舉奪得首屆中老年健身舞蹈大賽一等獎——「蘭花獎」。老人們說，雖然節目形式變了，但《兄妹開荒》所蘊涵的延安精神沒有變。

在河北石家莊，當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員、如今已經85歲高齡並卧病在床的著名作曲家張魯一說起延安就打開了話匣子，采訪時間由原定的半個小時延長為兩個小時，讓我們采訪能否順利進行的擔心顯得多餘。而張魯已經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並且在我們到達石家莊前一天不慎摔傷了腿。面對後輩關於延安、關於《講話》的提問，張魯顯得十分興奮，如見故人。我們知道，我們的采訪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應該感謝的是革命聖地延安，以及張魯對延安的深情。

在貴州習水三岔河，幾個苗族小朋友唱著動聽的山歌、跳著苗族的舞蹈，為我們獻上美酒。遵義舞協副主席王瑚玫在與其中一個小女孩的交談中，得知她家境貧寒，當場決定捐助她。本報記者深受感動，也認捐了一個女孩。但是，當地民政部門的同志建議本報記者換一個捐贈對象，因為這兩個女孩是姐妹，如果換一個，可以使更多的家庭得到幫助。本報記者馬上表示，不用換，我認捐兩個！有關部門當即決定現場搞一個儀式，儀式上，本報記者認捐的那個女孩一直不說話。但當記者將捐助款交到她手中，她突然跪在記者的面前。記者被震驚了，趕緊將她扶起，勉勵她好好學習，爭取將來成為棟梁之材。此時記者發現，同行的一些文藝家已經落淚。後來同行的人們笑談，年輕的本報記者還沒結婚居然有了 兩個孩子，可謂「拉家帶口」矣。

老人以畢生精力收集關於延安的資料

我們為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人們心中形成一種天然的自覺傳承而感動。

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我們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找到了曾經給毛澤東鬧過秧歌拜過年的兩個老漢。當68歲的賈宜策老漢和88歲的馮志成老漢出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講述當年給毛主席鬧秧歌拜年的情景時，我們感到歷史如在眼前。據說，賈宜策老漢經常到魯迅藝術學院舊址來，給遊人講述當年的故事。正是這種講述，讓我們感到了活生生的歷史，讓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不知不覺中傳承下來。而當賈宜策老漢唱起他自己創作的兩首《送給江主席的歌》時，我們發現，哪怕就是在最普通的這些老漢中間，延安精神也注入了新鮮的時代內容。

「小小紡車吱扭扭轉，搖起了那個紡車紡線線；別看這紡車小呀，力量大無邊，邊區鬧生產，打碎敵人封鎖線……」在棗園，在楊家嶺，年輕的講解員為我們唱起了反映邊區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紡線謠》。大家也跟著唱起來。唱起來的是歌謠，留下來的是精神。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身著軍服的講解員田悅慧也為我們唱起了《武鄉開花調》。在隨後的講解中，她多次哽咽。講到左權在做父親不久就犧牲了時，她禁不住潸然淚下。而我們當中，多數人也早已經眼圈發紅，噙滿淚水。我們隨機采訪了一位年輕遊客：你感動嗎？他說，這樣的時候感動是很蒼白的詞語，我內心的感受無法用語言表達。畢業於山西忻州師范學校的田悅慧如今是該館最優秀的講解員，為了提高講解質量，她到全國各地采訪老將軍、老戰士，購買有關書籍。當一個年輕人以講解革命傳統為職業，並將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入到講解中去時，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延續。

劉偉華是延安市延川縣一個以自己的畢生精力收集跟延安有關的一切資料的老人。當我們慕名來到劉偉華的家中，才發現這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家。幾平方米的一個傳達室里，除了一張床，就是滿牆、滿地的資料，各種有關延安的專題資料，擠在破舊的書櫃里，等待著人們來發掘。近年來，不少延安時期的著名藝術家都來找他幫忙，復印資料，而他也是有求必應。雖然經濟困難，家裡人也不熱心，住房也沒有著落，但是劉偉華依然投入全部心血繼續收集整理延安資料。當記者贊嘆他的資料是一個寶庫時，他說，我就是喜歡這個，希望延安時期的資料不要越來越少。

而在貴州紅軍一渡赤水河渡口所在地土城鎮，當地六七十歲的老阿婆自發地組織起來，穿上紅軍軍服，又唱又跳，給外來的遊客義務講述紅軍的故事。她們把這當作了自己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從她們略顯蒼老的歌聲中，我們聽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這就是後來者對傳統的理解，和建立在情感認同基礎上的自覺的傳承。

「什麼都可以被淘汰，民間文化不能被淘汰」

我們為民間深厚的藝術底蘊而感動。

當老伴用驢拉的地排車，趕了兩個多小時的山路將66歲的延川剪紙大師高鳳蓮送到縣城接受我們的采訪時，我們被深深打動了。當她一邊說話一邊剪出一匹匹活生生的馬時，我們只有驚嘆。當她用一句「就是喜歡剪，拉著牲口就剪牲口，下著雪花就剪雪花」來回答我們的提問，當延川著名的布堆畫家馮山雲發表「為什麼剪得好？就是因為用心剪，沒成名之前用心剪，成名之後還用心剪」、「什麼都可以被淘汰，民間文化不能被淘汰」、「畫完了之後你最好跟農民探討，農民的評論那叫一個精彩」、「女人剪紙是生命的藝術，男人剪紙是生存的藝術」等評論，我們禁不住感嘆：與這些地地道道的民間藝術家相比，我們對藝術、對生活的理解還差得很遠。這些其貌不揚的人們，才是真正的大師。

更加讓人稱奇的，是由延川縣文聯主辦的一張小報《山花》。這張小報自20世紀70年代創辦以來，已經連續出版近200期。「文革」之後，由《山花》報編輯的詩集《延安山花》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發行達到28萬冊，並由香港三聯出版社重印，向海外發行。幾十年來，《山花》共採用稿件近5000篇，海內外不少報刊曾轉載《山花》的作品。《山花》不僅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而且還將路遙、聞頻、陶正等一大批後來的著名作家團結在《山花》的周圍，創造了「山花奇跡」。這是黃河與黃土地所孕育的一朵民間的文藝山花，正是因為它紮根生活，所以才常開不敗。

在赤水四洞溝，陪伴我們的30多歲農民王德華，一路不停地為我們唱山歌，青山綠水間，他的歌聲打動人心。同時，他還隨手拾起路邊倒伏的竹子，根本不藉助其他工具，而是用手把竹子撕成細細的篾條，給我們編出了各種充滿想像力的竹編工藝品。

生活，真的是藝術的源泉；藝術，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而生長在民間的藝術，永遠值得我們用生命去體會。

生活，永遠值得我們感恩。

大家都願為宣傳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一點事

我們為大家的鼎力相助而感動。

中國文聯黨組領導對我們「重走延安路」整個采訪方案給予了大力支持，並提醒我們要注意安全，多向地方的同志們學習。陝西省委副書記張保慶對我們深入一線采訪的做法十分肯定；陝西省文聯黨組對我們的采訪給予了大力支持；陝西省文聯副主席、著名文藝評論家、本報陝西記者站站長蕭雲儒不僅事先幫我們策劃選題、聯系采訪對象、落實采訪用車，而且還一路陪同我們到延安采訪；陝西省文聯辦公室主任、本報駐陝西記者黃道峻全程陪同采訪，為我們做了大量繁雜的事務性工作；延安市委副書記張勛倉、忽培元在接待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依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張勛倉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圖片；延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曹振乾、延安市文聯主席艾生以及一大批延安的藝術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延川縣委副書記高鳳蘭在很短的時間里就為我們組織了當地各門類藝術家的座談會；延安歷史資料收集者劉偉華無償給我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延安電視台的同行對我們的采訪活動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並於「5·23」前夕播放了專題片。本報河北記者站站長張從海和西柏坡紀念館副館長陳宋良等也為我們的采訪提供了重要幫助。山西焦煤集團黨委書記薛山、副書記李瑞林，山西靈石縣煤運公司總經理張建新、辦公室主任王洪亮，山西長治農行行長牛子良等給本報記者的山西之行提供了大量幫助。而山西武鄉農行副行長孫晉剛始終陪伴我們顛簸在太行山區的崎嶇山路中，不辭辛勞，讓我們深深感動。

所有這一切，我們不會忘記。而我們之所以得到這么多關心和幫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采訪的主題：重走延安路。大家都希望我們的采訪獲得成功，都願意為宣傳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一點事情。

「這是我記者生涯中一段難忘的經歷，在我的生命中也有重要意義。」采訪組一位剛剛畢業一年的年輕記者這樣說。她的話也代表了我們采訪組所有同事的心聲。我們在那些用一生去追求理想的前輩身上感受到了對生活的熱愛、對藝術的真誠、對信仰的執著。毛主席要求文藝工作者「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走向廣闊的生活。本報所在地是鄧小平同志親筆題寫的「文苑」。我們從采風中得到的啟示是：作為從事文藝新聞報道的記者，也應該「走出小文苑，走向大文苑」，去捕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文藝事業的精彩和文藝家在實踐「三個代表」、發展先進文化過程中的身影，為傳播先進文化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