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分）採集、狩獵、農耕、放牧（任答2點4分）
（2）儒家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掌握自然規律為社會造福。道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莊子，提出「天人不相勝」，處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儒家董仲舒，天人合一。（任答2點6分）
（3）第一種：我認同1952年倫敦大霧災禍源於18世紀以來的工業革命（6分）
理由：①兩次工業革命蒸汽機和內燃機的使用，煤和石油是最重要的能源，造成嚴重污染；②鋼鐵工業特別是石油化工業發展、汽車的普及也造成嚴重污染；③城市化和城市規模的過度擴張等。
第二種：我認同1952年倫敦大霧災禍源於14－16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10分）
理由：①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肯定人性，批判宗教禁慾主義，肯定人對現世幸福的追求，特別是物質的追求（2分），造成「人慾膨脹」， 追求享受，揮霍浪費；（2分）②文藝復興肯定人的力量和智慧，認為人可以知識來改造自然獲取幸福，確立了人在宇宙的核心地位（2分）；促進近代自然科學的快速發展，增強了人對自然的征服能力，也加劇對自然的破壞（2分）；同時使人類迷信科學，自我崇拜，在自然面前為所欲為（2分（如答宗教改革和進化論等內容言之成理者都給分））
（4）美國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實現經濟轉型，90年代新經濟崛起；經濟全球化加速，美國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美國制定了一系列的環境法案，民眾環境保護運動的推動等。（每點2分）
3. 哪些大學有環境史專業
北京師范大學和南開大學
4. 求一篇關於《環境史與歷史地理的關系》的書評
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及其與歷史學的復雜關系，導致了它與作為歷史學分支的環境史之間的密切而又緊張的矛盾關系。一方面，二者都致力於環境研究，從表面看來除了學術標簽之外沒有什麼大的分別，在環境研究領域是親密的夥伴；另一方面，歷史地理學認為新興的環境史侵入、搶佔了它古老的地盤，而在環境史的發展中，歷史地理學的環境研究又對環境史存在的合法性提出挑戰。必須承認，歷史地理學的確在環境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今後它也不會退出這一領域，但是歷史地理學代替不了環境史，環境史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有它自身的獨特性和優勢，環境史的發展壯大是不可阻擋的趨勢。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既要各有側重、發揮各自所長來為壞境研究做出貢獻，又要突破學科界限的限制，通力合作，互相學習，共同前進。 本文擬分五個部分來展開論述：第一部分從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談起，論述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二者之間密切而又緊張的關系。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在國內外都一直存有爭議，盡管現在已經確認屬於地理學的分支，但是與歷史學仍有密切的關系，歷史學家與地理學家的學術群體並不是壁壘分明的，他們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但是二者也存在一種競爭關系，歷史地理學可能認為環境史侵入了它的地盤。第二、三部分論證為什麼歷史地理學不能代替環境史，即環境史研究的獨特的意義是什麼，這是全文的重點。第二部分論述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在研究對象、目的、理論、方法等方面的差異。第三部分從四個方面論述環境史研究對於學術與現實的重要意義。第四部分論述中國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狀況。首先論述歷史地理學由於其悠久的傳統和特點而在歷史環境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然後通過分析過去以歷史地理學為主的環境研究的不足，來說明在中國發展環境史的現實必要性。 第五部分指出本文論述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最終目的在於加強學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環境史的發展。
5. 歷史上環境變遷的後果（從歷史學角度）
自然環境變遷的後果
自然環境變遷的後果
——《第七章 涇洛流域自然環境變遷的後果、原因、規律》第一節
王元林
載《涇洛流域自然環境變遷研究》
自然環境從地質時代經過歷史時期的變遷而至現今，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涇洛流域自然環境各因子氣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今日黃土高原童山禿禿，林草稀少，溝壑多布，侵蝕沖刷嚴重，出現許多人地矛盾，成為中國二十多個貧困地區之一，這正是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共同作用下，破壞這一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所造成的。清楚涇洛流域自然環境變遷帶來的後果，面對現實，制訂相關政策，為當前這一地區的治理服務。
一、涇洛流域自然環境變遷帶來的最大惡果是水土流失日益加劇。新石器時代，涇洛流域植被良好，森林茂盛，草地肥美，各種動物棲息其間，這從今天涇洛流域數以千百計的新石器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大量動植物遺存足可證明。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原始農業逐漸發展起來。起初，人們在河谷平原和高原之地小范圍開墾，對侵蝕沖刷影響不大。隨著人口增多，人們已不僅在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經營，就是生態環境脆弱之地，秦漢時已出現大規模地開墾高潮，隴東、陝北就是其中代表。隨後雖然東漢以後長達三百多年這一地區多以游牧民族為主，但農業在一些小的地區仍有經營①。隋唐人口增多，隋代隴東、陝北每縣就有上萬戶，隴東、陝北人口達120多萬人，遠遠超過了西漢。唐天寶時隴東陝北人口近百萬。陝北洛水流域近31萬人口，是西漢時的近2倍。宋金在隴東、陝北更是駐有大量軍隊，人口激增。以後各代，這一地區人口一直居高不下。明嘉靖時，雖人口較明初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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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年第2期。
減少，但仍達近60萬，加上逃戶，亦有七八十萬之多。再加上沿邊駐有延綏、固原鎮兵，人口亦當超過百萬。「土人耕牧，鋤山為田」，開荒耕坡，「雖懸崖偏陂，天地不廢」。清乾嘉時這一帶人口達285萬人之多。雖然陝北僅44萬人，但開荒已至山坡險嶺，即使梁峁之地也不放過(詳後)。一般情況下，每增加一人，需增加耕地0.2—0.3頃。陝北、隴東自然還要多些。這樣伐林墾荒，帶來的結果只能使環境惡化，水土流失加劇。農墾之外，歷代在涇洛上游曾置有牧馬苑，牧馬啃食草根，苑田種植苜蓿或糧食，過度地放牧也會破壞當地植被，加重水土流失，只不過不如墾荒帶來的後果嚴重罷了。一般人對黃土高原墾荒帶來的後果認識還不是那樣清楚。據調查和推算，黃土高原在有森林覆蓋的條件下，土壤年侵蝕模數很小，只有100—200噸／平方公里，而毀林開荒，其年侵蝕模數可達10000—20000噸／平方公里，增加100倍。隴東慶陽、平涼，再加上隴西的定西地區，有面積約7萬平方公里以梁狀為主的黃土丘陵溝壑區，一般年侵蝕模數在8000噸／平方公里左右①。涇水上游侵蝕模數最強烈，年侵蝕模數可達1萬噸／平方公里左右。環縣北部丘陵溝壑區年侵蝕模數7769噸／平方公里，慶陽北部丘陵溝壑區7412噸／平方公里，隴東黃土高原溝壑區5746噸／平方公里。而黃龍山、子午嶺、關山(六盤山脈)土石山地森林區年侵蝕模數分別是238噸／平方公里、500噸／平方公里、800噸／平方公里②。其間森林起到的作用還是巨大的。隴東陝北間子午嶺，在同治回民起義前，墾殖指數高達25％—30％，其侵蝕強度相當於現在延安一帶，而年侵蝕模數已達8000—10000噸／平方公里③，水土流失已十分嚴重了。而今，涇洛流域水土侵蝕仍然十分嚴重。隴東、陝北大部分市縣水土流失面積佔到總土地面積的80％以上，環縣、慶陽、鎮原、涇川竟佔到100％，而森林較多的合水(水土流失面積佔到總土地面積57.75％)、富縣(42.05％)、黃陵(48.36％)、黃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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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大學黃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黃土高原整治研究》，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3—14頁、18頁。
②中國科學院黃土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黃土高原地區綜合治理開發分區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1990年，第87頁。
③唐克麗等：《黃土高原人類活動對土壤侵蝕的影響》，《人民黃河》1994年第2期。
(49.14％)，水土流失所佔總土地面積稍低。陝北歷史上人口密度少，開發程度遠較隴東低，今森林仍保持不少，水土流失也就自然不如隴東嚴重，洛水含沙量自然也沒有涇水大。就是渭北旱塬一帶，長武(92.97％)、彬縣(93.84％)、旬邑(84.27％)、淳化(91.60％)、白水(91.63％)等，水土流失在總土地面積中所佔的比例仍然巨大①。昔日洛川塬所在洛川縣，今水土流失面積1500平方公里，佔全縣總面積83％。這里耕地面積較大，占墾殖指數25.6％，耕地中夏糧又占很大比重，夏收後農田休耕，又正值雨季，暴雨易使裸露的地表發生面蝕和溝蝕；溝頭延伸，溝道深切，溝坡變陡，又引起土體的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蝕。朱牛鄉的月合溝在1923—1955年的32年間，溝頭延伸247米(平均每年7.7米)，溝床被切深8.6米，溝道加寬15.4米，共損失塬面耕地19.2畝，流失土壤77.6萬立方米。這樣的溝壑在黃土高原地區不勝枚舉。溝壑的增多，溝道面積增大，使地形更加破碎。今涇洛流域除原外，大量的梁、峁、溝等破碎地形遍地皆是。洛川朱牛鄉溝道面積已達48.5平方公里(總土地面積僅有90多平方公里)，坡度大於25。的陡坡又占溝道面積的53％②。洛川塬地如此，其他破碎地形溝壑之多，面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如此大量的土壤表層土被沖刷，土壤肥力自然下降。據統計，被沖刷的土壤中，每噸約含氮肥0.8—1.5公斤，磷肥1.5公斤，鉀肥20公斤。黃土高原每年要損失肥分5000萬噸，比黃土高原農業年施化肥量多好幾倍③。歷史時期，包括涇洛流域在內的黃土高原地區毀林開荒，輪荒亂墾，使宋時隴東陝北「腴田」、「肥田」後皆成為瘠田、薄田。志丹人曾流傳的這樣俗語：「山保安，牛羊山，米糧川」，當地應是富庶；而清咸豐時，保安(今志丹)「瘠貧之區，水土最劣，以耕稼則多不毛」④，水土流失造成的惡果已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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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科學院黃土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黃土高原地區資源環境社會經濟數據集》，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第222—223頁。
②中國科學院黃土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黃土高原地區重點縣綜合治理與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54頁。
③山西大學黃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黃土高原整治研究》，第18頁。
④咸豐《保安縣志》卷一《地理志》。
涇洛流域水土流失，像其他黃土高原地區一樣，帶來的更大災難是河流中的泥沙增多，河患頻增。今黃河泥沙含量已多達16億噸，其中陝西省每年輸入黃河的泥沙就達8億噸，佔到三門峽以上輸沙量的一半。大量的泥沙淤積在下遊河道中，使河道淤高，行洪不暢，易發生河患。今黃河下游成為「懸河」，正是歷史上泥沙淤積所造成的。而黃河下游洪水災害不斷，其根源正在包括涇洛流域在內的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帶來的泥沙。歷史上黃河下游大約有1575次洪水災害(包括溢、決、改道)，其中先秦時僅發生過7次漫溢，1次改道。西漢時，黃河下游發生3次漫溢，7次決口，2次改道，共發生12次河患。除其他原因外，西漢時由於在包括涇洛上游的黃土高原屯墾，發展農業，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水土流失，河患也隨之增多。東漢以後至隋的五百年間，黃河出現了相對安流的局面，這與黃土高原地區多以畜牧為主，水土流失程度大大減輕有關。唐和五代時，黃河河患增多，與唐五代時變牧為農有關①。宋金元時期黃河河患遠超以前各代，平均每10年分別發生6.5、5.5、27.3次。元時記載人口雖少，但編戶數字並不等於實際數字。明代共發生454次河患，平均每10年發生16.4次。清代發生485次，平均每10年發生17.9次。民國發生103次河患，平均每10年發生41.9次②。河患愈演愈烈，這無疑與人口增多，開墾荒坡溝地，水土流失加重有關。其間水土流失帶來的惡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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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鄭肇經：《中國水利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影印本，第102—104頁。
②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
二、引起涇洛流域生態失衡，各種自然災害日益增多。涇洛上游為黃土高原腹地，生態環境脆弱，歷史上人們在這里發展農牧業，大力墾田，輪作荒田。特別是秦漢時移民屯墾，使這一流域農田栽培植被面積擴大。唐宋金時期，這里為邊防之地，人口增多，屯田面積大增，森林大為減少。明清民國時期，涇洛流域森林遭到徹底破壞。森林破壞，農地增加，水土流失加重，使這里本來就脆弱的自然環境難以恢復，原來森林被覆土壤，調節氣候，涵養水源，減少侵蝕的作用也就不復存在。人為干預自然環境能力的增強，無節制地破壞自然，使這一流域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災害發生的次數增多，發生頻率增加。雖然不是呈直線式上升，但災害日益增多的態勢已十分明了。將歷史上涇洛流域發生的旱澇、雹災、霜凍、蝗災、風沙、地震以及飢荒等災害作一綜合對比可以發現，涇洛流域在公元前2世紀至1世紀上半葉、6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末、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13世紀下半葉至14世紀初、15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上半葉、18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期出現6次災害多發期。這些災害常常相伴發生，甚至一年中幾種災害並行，旱澇、旱蝗、旱雹、旱震、旱與風沙等災相互聯系，這些大災多相連發生，增加了災害的危害性。大災之後，又常出現瘟疫、飢荒，這在明清民國時期表現最為明顯。6大災期中，第一災害多發期發生28次大旱，5次洪澇。第二災害多發期僅西魏至北周和隋代，就發生17次旱災，8次雨澇。唐代旱災年達110次，澇災65次(其中旱澇同年22次)，冰雹30次，霜雪凍48次，蝗災(包括五代)21次。第三災害多發期為北宋初期，時間不足五六十年，卻發生旱災20次，雨澇12次，蝗災9次，雹災霜凍也發生不少。第四災害多發期為元代，旱災25次，澇災10次，蝗災7次，雹災12次，雖第三、四災害期發生次數不如第二災害期，但其發生頻率仍十分頻繁。明清民國時期自然災害增多，土壤瘠薄，隴東陝北農業難有太大起色，自然環境惡化的兆頭已經顯露出來。明至1949年涇洛流域共有12次大旱災期，3次大澇期。這些旱澇災害常常是毀滅性的。如萬曆第一大旱期(1582—1583年)的大旱，「人相食」，死屍枕藉。萬曆第二大旱期(1586—1587年)陝北延安「飢民多死亡」，隴東各縣大飢。天啟崇禎大旱期(1627—1631年)，麥苗盡枯，飢荒尤甚，人死過半，導致了明末大起義。崇禎末(1639—1641年)、康熙末(1720—1721年)、光緒初(1877—1878年)、光緒末(1899—1901年)、民國(1928—1931年)等大旱期亦危害巨大。除氣候原因外，明、清、民國涇洛流域少被覆，易發生乾旱。明代涇洛流域有63次雹災記錄，清代涇洛流域雹災記錄達247次，而民國則是年年有雹災記錄。霜雪凍災明代有52次，清代、民國有148次。雖存有記錄的失誤，但清代、民國霜雪凍災應高於明代。明代涇洛流域蝗災達45次，清代26次，民國11次，如此等等。由於涇洛流域大部分地區仰於天澤，災害發生的多少無疑影響收成的豐歉。水旱之外，涇洛上游即使霜雪雹災也容易導致飢荒出現。上游隴東、陝北出現飢荒的次數和規模遠多於下游關中，與上游自然災害多，自然環境惡劣有關。明以前涇洛流域飢荒出現的次數少。唐代，關中飢荒出現49次。宋代，涇洛流域發生16次飢荒。金代飢荒3次，元代27次。明代，涇洛流域共出現123次飢荒，全流域的飢荒45次，涇洛下游飢荒28次，上游隴東達30次，陝北洛水上游達20次。清代飢荒發生次數更加頻繁，共有167次飢荒，全流域飢荒7次，涇洛下游45次，隴東97次，陝北18次(統計數字不全面)。雖危害程度較明代小，但發生頻率無疑是歷代最高的。飢荒的出現除了人為原因外，大多與自然災害有關。明清涇洛流域自然災害增多，尤以隴東、陝北發生頻繁，大量的統計數字和無數事實足以證明，正是明清在涇洛上游鋤山為田，開山至頂，肆意毀林開荒，使墾田數增多，水土流失面積亦增大，抵禦災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自然災害增多，飢荒頻增，脆弱的生態環境已經惡化。
三、黃土高原自然環境的變遷，不僅使河流水文狀況惡化，而且使河湖湮塞，引起水荒。由於歷史時期大量砍伐林木，森林植被破壞，植物被覆作用降低，不但加速了水力侵蝕，河流泥沙增多，也使河流洪枯量變化大，暴漲暴落。唐時洛水、華池水等流域經過農業開墾，林木減少，洪水時「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禿」，水土流失較大，而像葦谷等一些小的支流，碧波盪漾，與洛水、華池水等還是有區別的，這里侵蝕較弱。清代，葫蘆河(即華池水)流域的子午嶺林區還未遭到破壞，河水清澈，仍可灌溉附近稻田①，河水清濁顯而易見。上述元時靈台的達溪河也還清澈，到清時也已濁浪滾滾。明嘉靖時稱今汭水還較涇水清澈，今情況雖然仍是汭清涇濁，但汭水已開始變混濁，上游華亭、崇信一帶林木減少，農田多辟。歷史上稱作黑水的諸河(古油水以及今直羅河等)今已難窺其原貌，多已變渾。原來稱作寧江的九陵川，清時水色澄碧，今也已變渾濁。不勝枚舉的事例足以證明，河流多已變渾，清流已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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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鄜州志》卷二《輿地部·水利》。
由於森林被覆減少，河流冬枯夏漲、暴漲暴落特點異常顯著。甘泉境的洛水支流，「春夏盈而秋冬涸」。即使洛水冬春時僅「水深二三尺，面闊七八丈」，可涉足而過，而夏季暴漲時，河川「一望無涯，浪高一二丈」。涇水流域亦是同樣。崇信縣各河「旱則河水清盈，汗下欲涓滴」，「潦則洶涌奔騰」，水勢浩大，洶涌澎湃，「漫無抑制」，洪涸特徵十分明顯。暴漲暴落，河患日益增加。歷史上涇水支流在平涼、涇川、靈台、鎮原、慶陽、環縣、寧州、正寧、合水、邠州等縣城旁都發生過河患。而且，河道泛濫亦趨亦烈。洛水流域的保安、鄜州、黃陵、同州發生過多次河水侵城的事件。鄜州城不斷地內縮，就是受歷史上洛水數十次泛濫的影響。就連一些小的支流也在明清時常常為患，平涼城東的浚谷水、涇川的古涇州城和今城外的諸溝水等等皆是如此。
河水含沙量大，暴漲暴落，泛濫不斷，自然難以航行。西周時，涇水已有航運。此後，「涇河水急石多，深淺不一，商船不致往來」。明清雖曾有試航之舉，但由於涇水水淺石多，難以行舟。洛水亦僅可行小船，航行里程僅在大荔以下。形成今天涇洛兩河難於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涇洛流域水文狀況惡化。
涇洛流域自然環境的變遷，還使這一流域水資源枯竭，水利工程難以實施，人們生產、生活難以正常進行，出現水荒。人們原來居於原上，隨著河流的下切，水源遠在深谷之中，往來取水十分不便。包括德靖砦、栲栳砦、金湯寨、鳳川寨等宋金時的軍寨，雖然修建時就建於高處，以利軍事需要；但仍考慮到在河川池泉之旁，以利飲用之便。隨著河流下切，飲水已成為軍寨生存的主要問題。其後這些軍寨大多廢棄，除軍事原因外，飲水不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明清涇洛上游居民多向川穀泉池邊遷徙，就是考慮到水源問題。寧州城居馬蓮水、城北河、九龍水之交，而明時，城「內乏井泉」，與數百年來河流下切有關。類似情形在慶陽等處屢見不鮮。筆者去隴東、陝北考察，水窖和池塘遍布各個鄉村，吳旗、志丹一帶，有些在田間地頭，甚至公路兩旁，利用地勢將雨水匯聚、沉澱，以便使用。在這里，人們把水看作異常珍貴之物，節約用水已成人們的習慣。人們飲水都如此困難，農業生產只有靠降雨來決定豐歉了。建國前，隴東、陝北的水利工程寥寥無幾，正與河道下切、難以飲用有關。今涇洛上游一帶人們往往打數十丈甚至近百丈的深井，就是因為地表水難以飲用而不得不利用地下水。渭北旱塬一帶，「居民每苦地高乏水」，也修地窖以聚雨水。明清涇洛下游掀起打井高潮，與地表水枯竭，流水微小難以滿足灌溉需要有關。
涇洛流域河流泥沙較多，河患頻繁，還使涇洛下游諸湖面積縮小或消失，流域內諸泉湮廢。除氣候原因外，還因森林減少，泥沙增多，湮塞泉澤。涇洛下游的陽華(華澤、赤岸澤等)及其他諸湖的湮廢就是如此。甚至黃河下游的大野等大湖澤的消失，也是包括涇洛流域在內黃土高原水土流失，河道變遷，泥沙淤積的結果。
四、歷史時期涇洛流域植被和土壤的變化，使這一流域土壤承載力低，三料(燃料、飼料、肥料)短缺，土壤肥力下降，糧食畝產降低，土瘠民貧，農業生產徘徊不前。今天，造成黃土高原貧苦的主要原因就是這里生態環境失衡，水土流失嚴重，人地矛盾尖銳。大量的林木減少，地表裸露。明時，隴東「山無木兮山頂禿」，「山頭但有農驅犢」，濯濯童山之上仍植糜種菽①。清時，隴東土壤「瘠磽」，溝坡之苗多仰天澤，稼穡難成②。歷史時期涇洛流域由於人們長期的墾殖開發，致使原來開墾時還較肥沃的土地，開墾二三年後被迫撂荒，自然肥力盡失。這在隴東、陝北各州縣都是如此。不斷地撂荒輪耕，不斷地去開墾新的土地，使涇洛流域農業一方面墾殖面積不斷增加，水土流失面積也隨之擴大。而另一方面，土壤貧瘠，廣種薄收，人民仍然貧困不堪。洛川l縣一帶民眾就流傳這樣的俗語：「種上萬萬頃，哪怕一畝打半升」，人們不管收獲，「有牛沒牛盡管種」③。雖辛苦耕種一年，收獲卻寥寥無幾。正如咸豐時保安縣人所言，「荒山容易起風沙」，「不管年荒與歲豐，十年總有九年窮」④。原來是「牛羊山，米糧川」的保安，土地承載力大大降低，已難與昔日相比。道光時盧坤所作《秦疆治略》，幾乎陝北和渭北旱塬各州縣都是「地瘠民貧」。其實，隴東一帶「原以土質肥沃，農產富裕」，故歷史時期這里人口密度基本上較洛水流域大。加之這里原面較陝北一帶大，自然條件優越，故歷代開墾多所致力。由於濫墾濫伐，「墾殖無方」，只知擴大耕地面積，撂荒輪作，粗放式經營，「致使土地利用失調」，表層耕土「受雨水沖蝕而流走」，「良田敗壞，溝壑縱橫。耕田面積日漸支碎」。雖有施肥，但地力消耗和水土流失，使農業單產降低，經濟衰微。昔日茂密森林，今為濯濯童山。昔日良田與草原，今為「不毛之沙漠」⑤。隨著建國後這一地區人口的膨脹，人均耕地更少，人地矛盾更為突出。為了解決當地糧食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走原來開荒種地，擴大耕地面積的老路子，使水土流失更為嚴重。人們越窮越墾，越墾越窮，農業終是惡性循環。傳統的粗放農業是今日這一地區積貧積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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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寧州志》卷一《地理·山川》引(明)李紳《山水歌》。
②(清)張澍：《天心篇》，收入《歷代詠隴詩選》。
③民國《洛川縣志》卷二四《方言謠諺志·俗諺》。
④咸豐《保安縣志》卷八《藝文》，(清)彭瑞麟《保安雜詠》。
⑤民國《甘肅鄉土志》第七章第八節《水土保持》。
涇洛流域森林草原減少，水土流失嚴重，不但使土壤承載力降低，糧食畝產減少，而且使這一地區像其他黃土高原地區一樣，燃料、飼料、肥料等三料出現短缺。長期以來，涇洛上游以林木、樹枝草灌和作物的秸桿為燃料，樹木燒光，就去刨樹根。樹根、秸桿燒完，就去刨草皮，挖草根，燒牛馬糞。這樣，自然使三料短缺，生計難以維持。寧夏、固原地區就是三料嚴重斷缺之地①。甘肅慶陽地區華池縣，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開荒種田，特別是建國後人口劇增，大量燒柴用材，使這里的子午嶺林區的森林和草原受到嚴重破壞。到80年代初，除東部幾鄉在子午嶺深林區外，其餘全縣其他地方已無林可砍，無荒可墾。相應地，水土流失加重。柔遠河在上世紀60年代輸沙量401.7萬噸，70年代增加到456.3萬噸。同時，全縣大小7700餘條溝至70年代末就有6300多條乾枯②。農業降產，薪材短缺，飼料、肥料亦成問題，自然環境已惡化。
歷史上，受水土流失和人們耕墾的作用，涇洛上游形成溝谷坡地的黃綿土及原地的黑壚土，前者肥力瘠薄，後者成為黃土高原較優良的土壤。而關中受人類長期耕墾和施肥作用，形成耕作性較好的填土。土壤的肥瘠自然影響到農業生產。關中由於自然條件好，地勢平坦，土壤肥美，灌溉便利，雖經自然和人類長期作用，但自然環境惡化的程度遠較隴東陝北輕，自然災害也遠較隴東陝北少。有些還因人類的參與，而使自然環境更適宜於人類的發展。前言關中出現的塿土，鹽鹼地改良自然對促進農業生產起到促進作用。同時，還應指出的是，關中涇洛下游森林減少，湖陂大多乾枯，地下水位下降，沿山及濱河一帶，礫石、沙子多隨洪流而淤積散布，洪潦成災，原來的「淤田」已變成了「淤沙」。農業生態環境惡化，北山旱塬一帶地形破碎，「地瘠民貧」，農業生產環境亦受到很大影響。沙苑自然環境惡化，水草減少，湖泉乾枯，已多出現風沙和沙徙現象，屯墾田地多為風沙侵佔。可見，涇洛下游自然環境的變化，也帶來一定的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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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大學黃土高原研究所：《黃土高原整治研究》，第20頁。
②新編《華池縣志》第一編《地理志》。
總之，歷史時期涇洛流域自然環境的變遷，給這一流域帶來了積極和消極的影響。一方面使許多不良的如鹽鹼土、沙土等土壤得到了改造，培育出了更適宜於農業生產的填土、黑壚土等。歷史上關中有「膏壤」、「沃野」、「天府之國」的美譽，對糧食生產，推動社會進步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而另一方面，人們毀林墾荒，濫墾濫殖，縱火燒山，鋤山為田，使涇洛上游和渭北旱塬的生態環境遭到了空前破壞，水土流失嚴重，地形更加破碎。土壤肥力流失，河患增加，甚至對黃河下遊河道和湖澤等都帶來了嚴重危害。而同時，由於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壞，涇洛流域自然災害明顯增多，尤以旱災最易發生，自然環境的免疫力大大降低。河患頻仍，暴漲暴落，泥沙含量大，多渾濁不堪，難於通航。湖泉池陂大多湮廢，人們生產、生活用水已成問題。由於土壤肥力下降，糧食單產降低，廣種薄收，土壤承載力降低，燃料短缺等，農業陷入惡性循環，人們越窮越墾，越墾越窮，使包括涇洛上游在內的黃土高原地區成為中國現今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6. 中國環境史的發展時期及特點
一般認為，環境史研究肇端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
20世紀90年代，西方環境史學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促進了中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近年來逐漸形成異軍突起之勢。然而，中國環境史研究從思想方法、問題意識、目標指向等方面來說，均非完全舶來之物，而是擁有自身學術基礎和社會條件的。中華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思考可以上溯兩千多年，西漢偉大史學家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己任，就包含了揭示經濟、社會與風土環境相互關系的意圖。從那以後，歷代正史、地方史志及其他著述中都有大量關於地理、方物、風土、氣候和特異自然現象的記錄，包含著許多值得環境史學者利用的歷史生態信息和思想元素。在西方環境史學傳入之前，中國歷史地理學、農林史、考古學等領域的學者已開展了不少相關研究，更為中國環境史學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本土學術資源。
中國環境史研究蹣跚起步之時，我國正朝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方向急速邁進，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幾個世紀的工業文明進程。在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生態環境亦承受著巨大壓力，資源耗減、環境污染不僅嚴重製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而且威脅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
隨著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公眾對生態安全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我們黨和政府審時度勢、順應民心，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把「建設生態文明」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這一新形勢給環境史研究蓬勃興起提供了重要機遇，也賦予歷史學者以特殊的時代使命。
7. 環境史學好就業嗎
再來說還就行，應該是很好追的，因為現在環境是我們現在，所以發展也很重要的問題
8. 環境史：從人與自然的關系敘述歷史
《環境史從人與自然的關系敘述歷史》是201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田豐。本書主要內容分為「環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環境史視閾下的中華文明」、「環境史視閾下的世界歷史」三部分。
9. 環境史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對於這類問來題我們要有自己源的認識。有關環境的研究大體有三類，即：作為自然史研究領域的環境的歷史；作為「社會的歷史」之研究范圍的環境的歷史；作為人與自然之關系研究領域的環境史。環境史與環境的歷史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後者尤其值得重視。環境史研究與第一類研究和第二類研究的關鍵區別分別在於它對人和自然的看法，這就決定了我們在研究人與自然相互影響的歷程時，會以一種具有特色的人與自然互動的視角來重新解釋歷史和人事，由此可以領悟環境史研究的「不能」與「能」，並把握它的內在限度和認識特徵。環境史研究的興起是時代與社會現實的產物與要求，它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明確的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