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

A. 如何評價德國歷史學派的歷史地位

德國歷史學派（The school of German history）的先驅為F.李斯特。此後W.羅雪爾將以 F.K.von薩維尼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B.希爾德布蘭德和K.G.A.克尼斯，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和A.瓦格納。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M.韋貝爾和W.桑巴特。

簡介00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初期在德國出現的庸俗經濟學流派。它強調經濟發展的歷史性和國民經濟的有機體現，代表德國產業資本的利益，對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經濟理論方面，李斯特提出發展國民生產力的理論，批判斯密的單純「交換價值」的理論。在經濟政策上則主張採取國民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徵。

B. 比較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學派的特點，區別，淵源

19世紀初，在德國出現了以國家干預為特徵的歷史學派，這個學派與歐洲經濟自由主義相抗衡。在德國經濟學界佔主導地位長達80年左右。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了新舊歷史學派：舊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至60年代德國經濟學的流派；從70年代開始，歷史學派有了一些新的特點，被稱為新歷史學派。19世紀初，德國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國家，3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還很大。40年代，德國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這就是歷史學派。這個學派最大的特點是：當本民族處於落後的情況下，能夠不甘落後，通過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但此學派否認經濟規律的普遍意義。 制度學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美國產生，到30年代，在美國得到廣泛傳播。這個學派分為早期制度學派和新制度學派。早期制度學派是從歷史學派的一些觀點演變而來的。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後，其經濟思想開始在歐美流行，以凡勃倫為代表的美國早期制度學派逐漸趨於衰落。新制度學派是早期制度學派在戰後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進一步延續和發展。二戰後，凱恩斯的追隨者補充和發展起來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20世紀40至60年代一直佔有主導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又出現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凱恩斯經濟學無法解釋這些國家存在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新制度經濟學為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它繼承了早期制度學派的傳統，並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發展。所以，這套理論和主張被稱為「新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與早期制度學派的區別，只是時代的差別。早期制度學派處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他們根據當時比較低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業的權力結構來為壟斷資本服務。新制度學派則是處在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出現了混合經濟，他們根據新的情況，著重研究社會的權力結構，更加強調國家調節經濟，突出科學技術革命，提出更加具體的措施來為壟斷資本服務。

C. 歷史學派的各國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為李斯特。此後羅雪爾將以薩維尼（1779～1861）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希爾德布蘭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1844～1931）和A.瓦格納（1835～1917）。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韋貝爾（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1841）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經濟理論方面，李斯特提出發展國民生產力的理論，批判斯密的單純「交換價值」的理論。在經濟政策上則主張採取國民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徵。 美國歷史學派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創始人為人類學家F.博厄斯，這一學派主要盛行於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觀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當代美國民族學界。該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他們宣稱人類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類發展的歷史；（2）決定歷史現象的類型和它們的歷程；（3）探討文化變遷的動力。19世紀末，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博厄斯對兩派學說均持批評態度，但其批評的重點是摩爾根和進化學派。
這一學派以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認為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認為他的理論體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羅維所著《初民社會》 （1920）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同樣把文比看作是超社會的，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區」、「文化叢」與傳播學派的「文化圈」、「文化層」雖形式不同，實質卻相去不遠。他們認為可將文比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持質」，若干文化特質結合構成一個文化叢、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
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該從文化特質人手。標准文化特質多的地方為文化區中心，屬於獨創；文化特質少的地方為外圍，屬於傳播。博厄斯及其許多追隨者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斗爭。

D. 德國歷史學派的介紹

德國歷史學復派（The school of German history）的先驅為制F.李斯特。此後W.羅雪爾將以 F.K.von薩維尼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B.希爾德布蘭德和K.G.A.克尼斯，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和A.瓦格納。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M.韋貝爾和W.桑巴特。

E. 為什麼說美國制度學派是德國歷史學派的變種

19世紀30～40年代，制抄度襲學派有了新的發展。代表人物有G.C.米恩斯、A.伯利、C.E.艾爾斯等人。米恩斯和伯利強調了法律制度和法律形式對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方式變化的作用，艾爾斯從技術進步和社會評價標準的變化角度分析了工業化以後的演進趨勢。他們是向新制度學派演進的過渡人物。
制度學派是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該學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標榜，並以此得名。雖然制度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爾曾把其理論的起源追溯到19世紀前期英國經濟學家瓊斯的著作，但實際上瓊斯的經濟理論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都沒有產生重要的影響。說制度學派是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這主要是從方法論方面而言的。
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在方法論上，與當時流行的英國和奧地利經濟學家所採取的抽象演繹方法不同。他們既不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抽象的「經濟人」的組合，也不把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動看成是「自然的」規律起作用的後果。他們採取的是歷史歸納方法和歷史比較方法，強調每一個民族或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活動或發展起來的，從而所闡明的規律性並無普遍的意義。

F. 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學派是西方經濟學的異端派嗎

新舊歷史學派的主要特點是研究方法上強調歷史分析。19世紀初,在德國出現了以國家干預為特徵的歷史學派,這個學派與歐洲經濟自由主義相抗衡.在德國經濟學界佔主導地位長達80年左右.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了新舊歷史學派：舊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至60年代德國經濟學的流派；從70年代開始,歷史學派有了一些新的特點,被稱為新歷史學派.19世紀初,德國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國家,3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還很大.40年代,德國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這就是歷史學派.這個學派最大的特點是：當本民族處於落後的情況下,能夠不甘落後,通過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但此學派否認經濟規律的普遍意義.制度學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美國產生,到30年代,在美國得到廣泛傳播.這個學派分為早期制度學派和新制度學派.早期制度學派是從歷史學派的一些觀點演變而來的.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後,其經濟思想開始在歐美流行,以凡勃倫為代表的美國早期制度學派逐漸趨於衰落.新制度學派是早期制度學派在戰後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進一步延續和發展.二戰後,凱恩斯的追隨者補充和發展起來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20世紀40至60年代一直佔有主導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又出現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凱恩斯經濟學無法解釋這些國家存在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新制度經濟學為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它繼承了早期制度學派的傳統,並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發展.所以,這套理論和主張被稱為「新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與早期制度學派的區別,只是時代的差別.早期制度學派處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他們根據當時比較低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業的權力結構來為壟斷資本服務.新制度學派則是處在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出現了混合經濟,他們根據新的情況,著重研究社會的權力結構,更加強調國家調節經濟,突出科學技術革命,提出更加具體的措施來為壟斷資本服務.

G. 美國與德國歷史學中的蘭克形象是什麼時候寫的

蘭克，作為影響了幾個世紀的歷史學家，他的這種影響力，在我看來，無論是空間的廣度還是時間的跨度，可能都是其它歷史學家所不能比擬的。就像張廣智老師所言：「在西方史學史上，他(蘭克)絕對是一位值得引起高度關注的歷史學家」1.其實，在蘭克身後的這段時間內，他被冠以了各種名號，如「近代時期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永遠無人超越的歷史學家」.等等，但這些溢美之辭往往給人一種華而不實的感覺。相反對於蘭克的贊美，英國「劍橋學派」創始人阿克頓勛爵的一段話卻說的相當到位，他言：「我們每走一步都會遇到這位巨人。他的貢獻比任何人都來的大。盡管有比他某一部著作更好的歷史著述，也許有人在政治，宗教和哲學的見識上，在思想的創新上，高度上和深度上超過了他。但就他的重要著作涉及的領域，就他對優秀人物的影響，就人類所接受並運用的知識中帶有他的靈魂烙印等這些內容來看，他是無與倫比的」。2.
既然蘭克是如此有影響力，那麼關於蘭克史學的評論與研究也自然是十分的豐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其實已經涉及到了各個方面。而這其中最被重視的就是蘭克史學思想中「如實直書」的這一個方面。的確，縱觀整個蘭克史學體系，「如是直書」這一思想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說是蘭克思想中的核心，也是各家爭論的焦點。但其實我們知道，蘭克的史學體系從大的框架來看，是由三部分組成的，也就是說，除了「如是直書」之外還有兩個部分，這兩個一個是宗教觀念，另一個則是政治性，而這兩個部分如果換一種角度來看，就被成為「理念論」。其實，最早提出這個觀點的是美國著名當代歷史學家格奧爾格.伊格爾斯，他在他的一篇名為《美國與德國歷史思想中的蘭克形象》中說道：「非常有趣的是，正是由於蘭克的那個著名的『如是直書』的標榜，為我們樹立了兩個蘭克的形象；一個是理念論者的形象，也是蘭克的德國形象，另一個是『如是直書』的形象，這是蘭克在國外（包括我國）尤其是在美國的形象。」3.我所說的「理念論」正來源於此，換句話說，這同時也是在研究蘭克的德國形象。

H. 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學說史的影響是怎樣的

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是一些抱負頗為宏大的學者,他們在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研究中,一方面追求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另一方面力圖反映人類社會的豐富內容。盡管對現實的關注使他們的理論追求多有前後矛盾之處,在把經濟現象的豐富性帶入理論分析方面也缺乏建樹,但是,他們代表著經濟學發展的一個可能的方向,即「社會經濟學」的方向。他們提供了對已有的經濟理論的批判,使其受惠良多,免於獨斷與狹隘。雖然經濟學至今已經在另一個方向走了很遠,但是,最起碼,德國歷史學派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經濟學成為了今天的樣子,而且他們提出的問題依然有意義。劍橋學派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多·馬歇爾對歷史學派的評價是:他們「追尋、解釋經濟習俗與制度的工作應當得到更高的評價」,這些工作「是我們時代的偉大成就,真正增加了世界的財富」,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拓寬了我們的思想,增加了我們對自身的知識,並幫助我們了解最中心的方面,即世界的神聖統治」( Hutchison ,1988) 。

歷史學派自身的命運雖然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但是,他們的經驗影響了經濟學中制度研究的路徑的發展。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歷史學派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兩組矛盾,即外來的形式理論與本土經驗的矛盾,以及學術研究的價值立場與介入社會問題和社會政策的現實關懷間的矛盾。方法論之爭的核心是在第一組矛盾的解決方式上。施穆勒及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基於其本土意識與現實關懷,強調在充分了解經驗現實的前提下,才可以建構真正完全而妥當的理論。盡管這種理論建構的方向在方法論之爭後失去了影響,但其主張依然有意義。也正是基於這一點,本文提出了所謂理論建構的後發優勢,其實質是在肯定理論前提的條件之下,立足於中國制度創新的時代經驗,化解存在於形式理論與經驗現實之間的張力,重申理論創建的基本路徑,即以理論為起點,通過對經驗現實的潛心研究,發現對理論具有挑戰性的事實,進而建立創新性的理論。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與社會發展起步較晚、文化的歷史積淀又十分厚重的國家,處於社會轉型、制度變遷的歷史時期,如何將源自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國現實相結合,如何在把握經驗現象的基礎之上推動理論的發展,以理論應用來推動理論創新,將是社會研究和理論建設必須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