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夏曾佑

⑴ 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有哪些

陳寅恪（1860——1969）江蘇義寧（今修水縣）人，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原名開貞，我國著名文學家、戲劇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張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是中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開創者，造就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範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文心雕龍講疏》《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等，帶有黨性政治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顧頡剛(1893—1980），原名誦坤，字銘堅，江蘇蘇州人。著名史學研究家，在《詩經》《尚書》以及史前史階段頗有研究，曾發表論文《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漢代學術史略》、《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三統說的演變》、《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夏史三論》、《九州之戎與戎禹》、《鯀禹的傳說》等篇。是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是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位學者。
錢穆 (1895～1990)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江蘇省無錫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代表作有《先秦諸於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史上儒家人文主義史學家的代表，他從歷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學認識的獨特性對歷史認識問題作了闡述。錢穆力圖把傳統史家從事考據所揭示的個別事實的真實構成一個前後連貫、有因有果的時間序列，力求從時間上把歷史綜合為一個發展的整體，著眼於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統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語言學家。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古代文學史》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等。「史學本是史料學」是傅氏史學思想的最基本點,應建設絕對客觀的歷史學。
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先秦、秦漢部分，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呂振羽(1900—1980)，湖南邵陽人，著名歷史學家。著有《簡明中國通史》、《中國民族簡史》等，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倫，河北省永清縣人。中國歷史學家，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西洋文化史綱要》等。雷海宗認為真正的史學不是繁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以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
侯外廬(1903—1987)，山西平遙人，著名歷史學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合著，五卷)等，著重對歷史做整體研究，在思想史領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吳晗（1909～1969） 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省義烏人。 中國歷史學家，著有《歷史的鏡子》、《史實與人物》、《朱元璋傳》、《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頗受當時史界名流青睞，帶有實用史學的觀念。
黃仁宇（1918——2000）美籍華裔，祖籍湖南長沙，《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放寬歷史的眼界》《十九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他的「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在史學界影響深遠。

⑵ 著名的歷史學家

古代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史記》
班彪（3年~年），中國東漢史學家
班固（32年~92年），《漢書》
陳壽（233年~297年），《三國志》
范曄（398年~445年），《後漢書》
劉知幾（661年~721年），《史通》
杜佑（735年~812年），《通典》
司馬光（1019年~1086年），《資治通鑒》
鄭樵（1104年~1162年），《通志》
洪邁（1123年~1202年），《容齋隨筆》
周去非（1135年~1189年），《嶺外代答》
趙汝適(Zhao Rukuò 1170年~1228年，《諸蕃志》
馬端臨（1254年~1324年），《文獻通考》
汪大淵(1311年~ 1350年)，《島夷志略》
李贄 (1527～1602)，《史綱評要》
張燮（1574年~1640年），《東西洋考》
顧炎武（1613年~1682年） 《日知錄》、《肇域志》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讀通鑒論
王鳴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
趙翼（1727年~1814年），《二十二史札記》
錢大昕（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異》
章學誠（1738年~1801年），《文史通義》

近現代
王韜（1828~1897年），《法國志略》、《普法戰紀》、《法蘭西志》、《美利堅志》、《日本通中國考》、《琉球朝貢考》、《法越交兵記》、《西古史》、《西事凡》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國古代史》
梁啟超（1873年~1929年），《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
王國維（1877年~1927年）
柳詒徵（1880年~1956年） 《國史要義》
陳垣（1880年~1971年），《元也里可溫考》《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通鑒胡注表微》
顧頡剛（1893年~1980年），《古史辨》，「層累地造就古史」學說提出者
陶希聖(1899~1988)，《八十自序》《中國社會現象拾零》
黃現璠（1899年~1982年）《廣西壯族簡史》《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壯族通史》
馮承鈞（1887年~1946年），《成吉思汗傳》《中國南洋交通史》《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景教碑考》
陳寅恪（1890年~1969年） 《柳如是別傳》《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元白詩箋證稿》
胡適（1891年~1962年）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呂思勉(1884年-1957年)，錢穆之師。著作《白話本國史》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
錢穆（1895年~1990年），《國史大綱》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郭廷以（1904年~1975年），《近代中國史綱》《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
張蔭麟（1906年~1942年）
勞干（1907年~2003年）
譚其驤（1911年~1992年），《中國歷史地圖集(8卷)》
全漢升（1912年~2001年）
吳晗 (1909年~1969年)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

華人
黎東方（1907年9月15日—1998年12月30日）《中國史之研究》、《中國上古史八論》、《西洋通史序論》、《中華民國簡》，長篇自傳《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獨創的「細說體」系列史書《細說三國》、《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細說民國創立》等，還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譯著。
陳兼（1952年—），《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劍橋冷戰史·中國卷》、《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
黃仁宇（1918年——2000年），《萬曆十五年》、《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大歷史》
葉文心（1948年—）《上海百年風華》
徐中約（1923年—2005年）《中國近代史》、《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外交，1858—1888年》
何炳棣（1917年—），《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
楊聯升（1914年—1990年），《國史探微》、《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升往來書札》
許達然（1940年—）、《十八和十九世紀台灣社會史論》、《台灣人民起事和歷史發展，1683－1894》
王國斌（R· Bin Wang），《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
唐德剛（1920年－2009年），《中美外交史百年史1784-1911》、 《晚清七十年》、 《袁氏當國》

外國

古希臘，希羅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歷史》，歷史之父
古希臘，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古希臘，波利比奧斯（Polybius）（前200年—前118年），以《歷史》(又譯為《通史》、《羅馬史》)一書留名傳世。
古羅馬，尤利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盧戰記》和《內戰記》
羅馬，李維（Livy）（前59年—17年），《羅馬史》
古希臘，普魯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臘羅馬名人傳》
羅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編年史》
英國，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羅馬帝國衰亡史》
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德國，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戰爭藝術史》
英國，丘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語民族史》
法國，費夫爾（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
法國，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
英國，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歷史研究》
法國，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鑒學派第二代學者，《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美國，費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國，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國，L·S·斯塔夫里阿諾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編輯本段日本歷史學家
日本, 白鳥庫吉(Shiratori Kurakichi，しらとり くらきち）,(1865～1942), 岩波書店出版10卷本《白鳥庫吉全集》
日本，內藤湖南（1866—1934）
日本，桑原隲藏(1870-1931),《宋末提舉市舶船西域寬葉香蒲壽庚的事跡》、《東洋史要》、《東洋史說苑》
日本,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神話時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史的研究》、《上古日本的社會及思想》
日本，辻善之助（1877-1955)《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日本文化史》七卷、《日本佛教史》十卷。
日本，池內宏（1878～1952）《滿鮮史研究》全5巻、《元寇的新研究》、《鮮初東北境和女真的關系》
日本，加藤繁(1880～1946），《中國社會經濟史概說》、《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和田清博士序）
日本，後藤朝太郎,（1881-1945）日本著名漢學家。
日本，有高岩（1884—1968）《東洋中世史》、《元代農民之生活》
日本，中村孝也（1885～1970)《德川家康文書的研究》、《 家康的臣僚 武將篇 》、《 國史學 》
日本，原田淑人（1885——1974）,《東亞古文化研究》、《東亞古文化論考》、《東亞古文化說苑》、《唐代的服飾》
日本，和田清(1890～1963),《支那通史》、《內蒙古諸部落的起源》、《明代蒙古史論集 》、《中國史概說》
日本，家永三郎（1913—2002）

⑶ 夏曾佑的史學思想

與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夏曾佑比較早地接受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論觀點。較早地形成了歷史進化論思想，並努力將這種理念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去。他之所以形成這種思想，自然與嚴復的影響分不開。
在天津與嚴復相識後，夏曾佑曾發願要把《天演論》「盡通其義，然後追想成書」，但終未如願。直到晚年，他還贊揚嚴復「一旦出數卷，萬怪始大呈」，對嚴氏翻譯天演論贊不絕口。所以，在教科書開篇，他便提到達爾文的《種源論》，認為該說雖「本於考察當世之生物與地層之化石」，但「條分縷析，觀其會通，而得物與物相嬗之故。」認為這種學說可以破除古代的神造史觀。在《神農氏》一節中，他明確指出，凡文明之國，其進化歷程必由漁獵社會而游牧、而耕稼，只是為時有遲速而已。在《三國末社會之變遷》一節中，又明確肯定優勝劣敗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體歷史問題(如游俠絕滅的原因)時，他也總是試圖說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還進一步認為，不能依據道德准則去衡量歷史進化現象，在《禹之政教》一節明確寫道：「至禹乃確立傳位之定法。蓋專制之權漸固，亦世運進步使然，無所謂德之隆替也。」
有意思的是，夏曾佑認為歷史進化以思想學術為先導，其他歷史因素只能尾隨其後。例如《戰國之變古》一節說：「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必學說先開，而政治乃從其後。」他又認為不是所有的歷史事物都進化，有些歷史事物不但不進化，而且還退化。《文學源流》一節說，《說文》所載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兩千餘名，足見今不若古；「學問愈密，則所用之名愈繁」。漢代以後的中國學問是日益退化的。這個結論當然有些可笑。實際上，名詞術語也有其歷史性。新事物、新思想層出不斷，當舊的語言概念不足以表達時，就會有新的名詞術語出現，而舊語言則歸於自然淘汰，這正是學問進步的表現。《說文》出現於漢代，當然不能完全概括漢以後的語言現象，怎麼可以依據它所載名物的多少來判斷它以後的學術狀況呢？
夏曾佑有時還流露出歷史循環論思想。在致宋恕的信中，他說：「天道循環，往而必返。」《文帝黃老之治》分析中國歷史中太平與革命相互交替的現象，實際上也是在說中國歷史存在著循環公例。
與上述觀念相適應的，是歷史功能與歷史因果的思想。夏曾佑說：「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故史學者，人所不可無之學也。」這就是他在歷史功能上的態度。
夏曾佑並認為，現實社會的發展變化無不具有歷史原因。因此，找到歷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現實變化的依據。換言之，今天之所以開花結果，無不緣於古人播撒的種子。這說明他肯定了歷史發展連續性的不可斬斷，表達了對歷史與現實關系的看法。教科書《敘》說：「運會所遭，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前途之險夷。」第二冊《讀本期歷史之要旨》說：「至於今日，天下之人，環而相見，各挾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為上下。其為勝為負，豈盡今人之責哉，各食其古人之報而已矣。」因此，「以秦漢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國之前途，當亦可一測識矣。」
這種見解有點像是主張因果報應，推向極端，就會成為給現實中某些不合理現象進行辯護的所謂「歷史根據」，削弱人們變革現實的信心。《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就把中國未能盡早實行立憲制的責任推給歷史，說什麼「蓋其為物也大，則感動必遲；抑其建國也古，則守舊必篤。積篤與遲，則其立憲居萬國之終，自然之理，無足怪者。」他認為對現實的改造或變革必須考慮本國的歷史文化背景，曾經專門作《論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一文申論，這是對的，但他依據對歷史功能的認識來為現實辯護，則很有害。
夏曾佑承認客觀歷史規律的存在。《論中日分合之關系》一文說：「天下有自然之勢，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經數千百年之久，神光離合，起伏萬端，而其終也，仍歸於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嘆於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謂「天定」，指自然規律。歷史中也存在與天定相似的規律，即「公例」。他說：「歷史，有一公例。」這種公例，由因果關系構成，故爾《中國社會之原》又說：「天下無無因之果。」這話很容易讓人覺得，萬事都是活該。
因為相信因果，所以夏曾佑在敘述或分析歷史現象時總是去尋找深層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敘列了許多「鬼神術數之事」，指出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於對人類自身知覺及某些自然現象的不理解，可謂夏氏的精彩議論。《孔子之異聞》解釋「諸說之由來」、《三家總論》解釋老孔墨三家興衰原因，均為依據因果思想解釋具體歷史現象的實例。
從教科書看，夏曾佑最讓人佩服的，還是其歷史階段性思想。我們不能不感嘆，夏氏宏觀把握歷史發展脈搏和線索的能力非常強，很富於歷史的抽象力。這突出反映在他對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上面。教科書《凡例》、《古今世變之大概》是其高度概括中國歷史之作。經過他的劃分和概括，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過程眉目清晰、便於把握了。他所運用的上古、中古、近古的模式，也突破了傳統中國史學完全依照王朝體系來劃分歷史的匡格。夏曾佑能夠把歷史看作一個整體，試圖整體地把握歷史走向，這在當時，確實是第一流的史識。
在對某一階段的歷史進行具體論述時，夏曾佑也常常對其進行更加細微的劃分，將歷史編織成一個網路。例如，《禹之政教》認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關系》將周人歷史分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戰國為古今大界，《致宋恕函》視先秦為一大關鍵，《秦之自出》以秦區別古今世界，《涼州諸將之亂》把三國視為時代轉變的樞紐，等等。《晉南北朝隋之行政機關》則提出，古今行政的變化與宗教、政治、學術、民風的發展並不協調，應給予單獨劃分。《三國末社會之變遷》又根據「士」這一特殊社會群體的特點，給予另一種劃定。這些全是夏氏著作的精粹所在。
在講論進化史觀時，今人多強調其與公羊三世說的相異。其實，這是外行的做法。在康有為、夏曾佑們看來，這兩個東西的基本面是一致的，不然他們又如何能把二者捏合到一塊呢？可見，研究歷史還得從既有的事實出發。進化論與公羊三世說，當然不是一個東西。但是，這是無須說的。須深析的，倒是他們形式上的相同以及經今文學派是如何拉大旗做虎皮的。在夏曾佑的著作中，今文經學思想非常明顯。《孔子之六經》明確說「以今文學為是」，《儒家與方士之分離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好學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學，本編亦尊今文焉。」這在夏曾佑那裡，是與進化論觀念相一致的。
夏曾佑的史學思想，首先表現在關於歷史對象的選擇上。他並非對所有的歷史對象都不分輕重緩急地予以敘錄，而是按照個人的理解，有選擇、有側重。教科書《凡例》說：「每時代中於其特別之事加詳，而於普通之事從略。如言古代則詳於神話，周則詳於學派，秦則詳於政術是也。余類推。」在這個層次下面，又各有輕重緩急，例如講周人「皆先詳其興替治亂，而後討論其宗教、典禮、政治、文藝諸事。」那麼，什麼是「特別之事」呢？既要看它在歷史上的實際作用，更要看它對「今日社會」的影響。例如，黃帝蚩尤之役，是我國民族競爭的發端，亦即「吾今日社會之所以建立」，所以給予特別詳細的敘述。
《論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提出，地理、生計、風俗、宗教是國家政治的基礎，宗教尤其重要。《戰國之變古》說：「宗教之改革，此為社會進化之起源，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和種的關系，二是宗教與外族逼處的關系。教和種的關系，他認為二者相輔相成，甲定則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與外族逼處的關系，他認為是構成國家成立的根本。夏氏著書，即力求闡明外族逼處與宗教熏染的關系，進而上探國家成立之本。他所謂「宗教」或「教」，涵義寬泛。不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諸子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關乎社會者」，都是「教」，中間夾雜著一部分學術、風俗、教育而又與種族相關的內容，他統統「每於有大變化時詳述之，不隨朝而舉也。」可見，「教」既是「宗教」，也指「教化」。
種族問題與少數民族相關，所以，夏曾佑對歷史上的少數民族非常重視，視為一項重要的歷史對象。教科書第二冊凡例曾將該冊綱要分為三端，其中第二端就是「關乎外國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類。事無大小，凡有交涉，皆舉其略，所以代表。」與此相應，對邊疆地理給予很大關注。對漢族和少數民族關系及邊疆史地的重視，構成夏著一個顯明特點。
「政治」作為地理、生計、風俗、宗教結出的果實，也被夏曾佑視為一項重要的歷史內容。所謂政治，主要指「關乎皇室者，如宮廷之變、群雄之戰」，也包括「賊」即農民的起義。他把兩漢的歷史歸結為宦官、外戚、方士、經生四類人的相起仆；對兩晉南北朝，則大寫賈後之亂、八王之亂、王敦之亂。對統治者的荒淫殘暴，也時予揭露和抨擊。例如《戰國之變古》說：「戰國之刑，不得謂之國律，皆獨夫民賊逞臆為之者也。」《秦於中國之關系》則說：「夫專制者，所以為富貴，而其極，必並貧賤而不可得。嬴氏可為列朝皇室之鑒戒矣。」相對來說，夏曾佑對經濟、文化、科技等則很少著墨或根本不提。如兩漢，既不講司馬遷、班固的史學，也不講漢賦文學，更不必說張衡的科技成就了。
《刊印憲政初綱緣起》說，中國歷史所書，只是一家之興替，而無民族全體之史。這當然與梁啟超《新史學》一致。《武帝儒術之治》說，漢高祖只是漢朝一家之皇帝，秦皇、漢武則是中國二十四朝的皇帝；教科書第三冊開篇則把中國歷史歸結為孔子、秦始皇、漢武帝三人的歷史；《景帝名法之治》更是對秦皇漢武的「歷史決定作用」大書特書。這些，與梁啟超、陳黻宸等人提倡的「寫民史」主張，又顯得很不協調。那個時候，努力把「民史」主張付諸實踐的，是陳黻宸。
歷史認識的特點取決於歷史對象的特點。《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說：「古人死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俱死矣。色不接於目，聲不接於耳，衣裳杖履不接於吾手足。」這是說，歷史對象的特點與性質，在於它的一去不復返和不可實驗，認識者無法面對認識對象。
那麼，通過什麼去認識歷史？歷史又依靠什麼流傳下來呢？他說：「然則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則未有文字之前賴語言，既有文字之後賴文字矣。舉古人之事，載之文字，謂之書。」就是說，古人依靠由語言文字構成的「書」流傳下來，所以只能以「書」作中介去認識古人。《中國社會之原》進一步說：「昆侖之東……此神皋奧區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動植物之跡，其種人之興替，地學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書存耳。」就是說，作為歷史認識中介，除「書」之外，還有「地學」、「金石」等手段。
但是，第一，「書」有不同種類：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此二者，並紀事之書。」第二，「書」的真實性常常不可靠，因為「古人之書，以筆點漆，則移寫難；簡策繁重，則護藏難；篆隸變更，則傳信難；焚坑迭起，則求備難。」從記載方面看，「自秦以前，其記載也多歧；自秦以後，其記載也多仍。歧者無以折中，仍者不可擇別。況史本王官，載筆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談巷語之所造，屬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難，於此見矣。」總之，「古人多設想之詞，未可據以為實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難矣。」他認為，這種困難會隨著社會發展而增加，感嘆道：「然此猶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學科日侈，日不暇給。既無日力以讀全史，而運會所遭，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前途之夷險。又不能不亟讀史。若是者將奈之何哉！」
這是很精彩的歷史認識觀點。對象不能直接接觸，認識中介不完全可靠，認識主體原有局限，歷史認識真是難上加難。那麼，是否無法達到對歷史的真實認識呢？夏氏認為不是。他說：「雖然，此猶用差器以測天，仍可得不差之數。事在人為而已。」「人為」的具體途徑有兩條：其一、讀史之人應力求進入歷史情境中去。《歷史之益》說：「夫讀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陳，引歸身受，而後讀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與歷史情境的視野融化過程中，認識主體的介入是積極的，所謂「有令人悲喜無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與歷史建立起真正的對話關系，達到「讀上古之史，則見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純粹之倫理」的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態度。《夏傳疑之事》說：「既不得明證，存疑可也。」
對那些不能明確判定的歷史對象，夏曾佑一律採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無的存疑態度。他稱「開辟至周初」的歷史為「傳疑之期」，因為「此期之事，並無信史，均從群經與諸子中見之。往往寓言實事，兩不可分。」《上古神話》則採取將各家記載客觀羅列予以評說的作法，指出讀者只須姑妄聽之。但由於荒誕記載中包含真實成分，故須運用有效方法予以鑒別，將信史與神話區分開來。對此，他在《神話之原因》中以炎黃為例說明之。後世所謂「疑古」，在他已有明確意識。特別是指出「群經」中無「信史」，值得關注。

⑷ 清朝有哪幾個著名的文學家

1、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名沾，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作者，祖籍遼寧鐵嶺，生於江寧（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曹頫之子） 。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寧織造府親歷了一段錦衣紈絝、富貴風流的生活。曾祖父曹璽任江寧織造；曾祖母孫氏做過康熙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做過康熙帝的伴讀和御前侍衛，後任江寧織造，兼任兩淮巡鹽監察御使，極受康熙寵信。

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虧空獲罪被抄家，曹雪芹隨家人遷回北京老宅。後又移居北京西郊，靠賣字畫和朋友救濟為生。曹家從此一蹶不振，日漸衰微。經歷了生活中的重大轉折，曹雪芹深感世態炎涼，對封建社會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

他蔑視權貴，遠離官場，過著貧困如洗的艱難日子。曹雪芹素性放達，愛好廣泛，對金石、詩書、繪畫、園林、中醫、織補、工藝、飲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堅韌不拔的毅力，歷經多年艱辛，終於創作出極具思想性、藝術性的偉大作品——《紅樓夢》。

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窮苦，「滿徑蓬蒿」，「舉家食粥酒常賒」。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於過度的憂傷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貧病無醫而逝。關於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說。

2、納蘭性德（1655年1月19日—1685年7月1日），葉赫那拉氏，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清朝初年詞人，原名納蘭成德，一度因避諱太子保成而改名納蘭性德。大學士明珠長子，其母為英親王阿濟格第五女愛新覺羅氏。

納蘭性德自幼飽讀詩書，文武兼修，十七歲入國子監，被祭酒徐元文賞識。十八歲考中舉人，次年成為貢士。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病錯過殿試。

康熙十五年（1676年）補殿試，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納蘭性德曾拜徐乾學為師。他於兩年中主持編纂了一部儒學匯編——《通志堂經解》，深受康熙皇帝賞識，為今後發展奠定基礎。

納蘭性德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1日）溘然而逝，年僅三十歲（虛齡三十有一）。納蘭性德的詞以「真」取勝，寫景逼真傳神，詞風「清麗婉約，哀感頑艷，格高韻遠，獨具特色「。著有《通志堂集》、《側帽集》、《飲水詞》等。

納蘭性德詞作現存348首（一說342首），內容涉及愛情友誼、邊塞江南、詠物詠史及雜感等方面，寫景狀物關於水、荷尤多,盡管以作者的身份經歷，他的詞作數量不多，眼界也並不算開闊，但是由於詩緣情而旖旎，而納蘭性德是極為性情中人，因而他的詞作盡出佳品，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譽其為「國初第一詞手」。

《納蘭詞》不但在清代詞壇享有很高聲譽，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佔有光彩奪目的一席之地。縱觀納蘭性德的詞風，清新雋秀、哀感頑艷，頗近南唐後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賞李煜，他曾說：「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而有其美，更饒煙水迷離之致。」此外，他的詞也受《花間集》和晏幾道的影響。

3、黃遵憲（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漢族客家人 [1] ，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清朝詩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黃遵憲出生於廣東嘉應州，1876年中舉人，歷充師日參贊、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贊、新加坡總領事，戊戌變法期間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

工詩，喜以新事物熔鑄入詩，有「詩界革新導師」之稱。黃遵憲的作品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等。被譽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

黃遵憲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詩界革命的最早倡導者。由客家商民而上升到官宦的家庭帶有的平民氣息和現實精神影響著黃遵憲，他從中年以後又親身經歷了戊戌前後一系列的政治風浪，這在他心中掀起了軒然巨波。

所有這些，為他提供了創作新意境、新風格、表現新事物的「新派詩」的很好的生活基礎和思想感情基礎。

他忠實地表現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愛國熱忱、痛苦矛盾、理想追求，忠實記錄了中國在那個歷史新階段的許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構成他的詩作的新內容的兩個重要因素是題材新穎、主題新穎。

表現了新時代的生活，新時代的要求，新時代的文化風貌、政治風雲，反映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滲透著現實主義精神，貫穿著反帝愛國圖新的精神。

黃遵憲的詩歌基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同時也帶有浪漫主義的瑰麗色彩，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詩界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礎。他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為追求目標，努力要使我國古典詩歌的舊傳統、舊風格與新時代、新內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風格能夠和諧地統一起來。

運用現實主義方法，反映近代史上的重大事變，特別是反映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有「詩史」之稱。他的詩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封建專制主義、封建學術文化和舊禮教的批判精神。

還利用詩歌直接為改良主義運動服務，宣傳改良主義思想，宣傳外國的科學文明。他的創作基本上實踐了他的理論，取得了成功，以其富有獨創性的藝術在近代詩壇大放異彩

4、譚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1]

譚嗣同早年曾在家鄉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主辦《湘報》，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 [2]

公元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33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譚嗣同代表著有：《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5、夏曾佑（1863～1924）字遂卿，作穗卿，號別士、碎佛，筆名別士。杭縣（浙江杭州）人。進士，授禮部主事。近代詩人、歷史學家、學者。他對今文經學、佛學有精深的研究，對乾嘉考據學和詩文有相當的素養。此外他還注意學習外國史地知識和自然知識。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在天津與嚴復等創辦《國聞報》，宣傳新學，鼓吹變法。後致力於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用章節體編著《最新中國學》《中國歷史教科書》，重版時改名《中國古代史》，是近代中國嘗試用進化論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部著作。

民國時，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後調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他用進化論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史，所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頗有影響。胡適讀過該書之後，「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見地」（胡適日記1930年8月14日）。魯迅評價說：「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樣地清楚」。

⑸ 夏曾佑怎麼讀

什麼是信仰？我認為信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仰就是一種人生追求。信仰不是信賴，更不是遵守，而是一種精神福地的棲居，一種靈魂的皈依。讀書作為信仰，是讀書人心靈家園中那一股源源不斷的清泉，潤澤靈魂、喜悅生命、關照他人、幸福生活。
把閱讀作為一種信仰，這是一種把讀書化為生活一部分的自由狀態。閱讀即是生活，這樣的生活少了一份瑣屑輕浮，多了一份穩定耐久；更多自恃的驕矜，更少空虛的自負。在功利主義世界裡，閱讀為我們維系著一種超然現實的姿態，一種向理想進發的熱情。
在中小學教師隊伍中，就有很多把閱讀當成信仰的老師。張集鎮小學的魏靈敏老師、房村鎮小學的王會連老師都到了將要退休的年齡，但他們沒有放下心中的書籍，而是將閱讀視為生命中最大的善事；棠張鎮小學的朱雅寧、劉夢、蘇惠、王漫、劉兵等幾位同志都是代課教師，他們沒有因為工作是臨時的，而冷漠讀書、放棄讀書，在他們心中，讀書成長是一輩子的修行。這些教師對讀書的推崇和熱愛，讓我們看到了銅山教師的溫情和高尚，看到了銅山教育的未來和希望。
世間萬事消磨盡，只有清香似舊時。讀書能夠給予她的信徒的最大恩賜，不是等身的著作，也不是長長的頭銜，而是一個鮮活的獨一無二的生命，一場獨一無二的人生。「讀書人」三個字，真好比那朝聖者，如果不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如果不是善利不爭，和光同塵，是很難當起讀書人這三個字的！
有人說，閱讀是一種高貴的堅持，堅持的背後是一種幸福的收獲。讀書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它會影響你的思維方式，改變你的說話談吐，讓你看見一個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它培養了你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眼光。
大家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三個人在砌一堵牆，有個人問：你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沒看見嗎？我在砌牆。第二個人說：我們在蓋一座高樓。第三個人說：我在建造一座美麗的城市。十年後，第一個人還是農民工，第二個人成為了工程師，第三個人變成了市長。這就是眼光：既腳踏實地又仰望星空的眼光，而讀書給我們的就是這種眼光。
把閱讀作為一種信仰，要讀好書。讀書不在多，而在精深。青年時期的陳寅恪去拜見歷史學家夏曾佑。夏曾佑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陳寅恪當時很驚訝，以為夏先生老糊塗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時，他才覺得那話有點道理：中國的好書不過那幾十種——《論語》《孟子》《易經》《史記》《詩經》……是讀得完的。人生也有涯，讀書如果不加選擇，即使皓首窮經，收獲也大不到哪兒去。讀書，要讀就讀有價值的書。如果一本書不能給你醍醐灌頂，不讀也罷。我認為，只有多讀具有「高貴血統」的經典書籍，才能真正構建起我們的精神家園，才能讓閱讀真正成為我們的信仰。
讀書，每天不要過多的時間，能讀書一刻鍾就好。一刻鍾不過一頓飯的功夫，不過聊幾句閑話的功夫。教師工作繁忙，但再忙，15分鍾的時間還是能找到的。每天可以早起15分鍾，可以晚睡15分鍾。加拿大著名的內科醫生威廉·奧斯羅就是習慣於在每天晚上休息前看15分鍾書再睡覺，半個世紀從未間斷，結果成了當代最偉大的內科醫生之一。每天讀書一刻鍾，只是你全天時間的1%，和讀書產生的巨大效益相比，1%的時間投資真是太微小了。
每天閱讀一刻鍾，人生從此不相同。天天讀書，天天和高尚的人交流、和有思想的人對話，向內修養自己誠實的真品性，向外貢獻自己的真才和實學，成全教育，也成全自己。信仰閱讀，就是信仰一種人生價值，一種「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窗前讀古書，燈下尋書義，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的人生價值。閱讀迫使我們去思考、去想像、去反省、去成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一個精彩的世界，會遇到一個美好的自己，因為閱讀比其他任何行為都更有力量釋放人的潛能。
北大學者張鳴先生說：「將閱讀作為一種信仰，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不將書丟掉，一切就都不會丟掉。」一位法國作家說：「作為讀者，閱讀時的我們更美好、更高尚。」

⑹ 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有哪些

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王韜（1828~1897年），《法國志略》、《普法戰紀》、《法蘭西志》、《美利堅志》、《日本通中國考》、《琉球朝貢考》、《法越交兵記》、《西古史》、《西事凡》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國古代史》
梁啟超（1873年~1929年），《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
王國維（1877年~1927年）
柳詒徵（1880年~1956年） 《國史要義》
陳垣（1880年~1971年），《元也里可溫考》《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通鑒胡注表微》
陶希聖(1899~1988)，《八十自序》《中國社會現象拾零》
黃現璠（1899年~1982年）《廣西壯族簡史》《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壯族通史》
馮承鈞（1887年~1946年），《成吉思汗傳》《中國南洋交通史》《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景教碑考》
陳寅恪（1890年~1969年） 《柳如是別傳》《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元白詩箋證稿》
胡適（1891年~1962年）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呂思勉(1884年-1957年)，錢穆之師。著作《白話本國史》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
錢穆（1895年~1990年），《國史大綱》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郭廷以（1904年~1975年），《近代中國史綱》《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
張蔭麟（1906年~1942年）
勞干（1907年~2003年）
譚其驤（1911年~1992年），《中國歷史地圖集(8卷)》
全漢升（1912年~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