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歷史事件詳解

Ⅰ 吳晗的歷史評價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對吳晗的評價多為正面結版論，但章詒和所著《往事權並不如煙》（香港所發行的未刪節版本）中，披露說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吳晗曾同康生一樣，利用其職權，強行從中國大陸文物收藏家手中廉價收購珍貴文物。
1950年代吳晗極力主張挖掘明成祖長陵（後改為挖掘定陵），也是為了滿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學術計劃，從而抹煞了吳晗對明史研究的貢獻。
吳晗主張拆除北京城牆和北京的古建築，甚至更提出過改建故宮的構想。這也讓他與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反對拆毀北京古建築派發生激烈的交鋒。

Ⅱ 吳晗是怎麼被折磨死的

被四人
幫害死的准確說他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回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答罷官〉》，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株毒草」，是在「為彭德懷翻案」。誣陷吳晗「攻擊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接著，《三家村札記》也遭到批判。後來又給他扣上「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吳晗從精神到肉體慘遭摧殘，隨後於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於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養女吳小彥於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吳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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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吳晗的軼事典故

吳晗聰慧勤奮，他在清華求學期間便寫下了《胡惟庸黨案考》、《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明代之農民》等一批相當有見地、在史學界有較大影響的文章。1934年吳晗畢業留校任教，開設明史和明代社會等課目，影響直追陳寅恪、張蔭麟這些史學大家。
吳晗年輕時的一個重要史學成績是關於「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爾哈赤入關並建清王朝後，竭力否認建州曾在明朝管轄之內，並在清修《明史》中對過往歷史進行篡改、偽造和歪曲。正如魯迅指出的那樣：「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於內廷，還頒之於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多很有些骨氣的人。」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被一頁一頁撕毀的。
最終考據結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設有「建州衛」，女真族長期隸屬明政府，是中華民族中一員。通過這段研究，吳晗的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正如他在主編《益世報》史學專刊時表達的那樣，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二、求真；三、重視「一向不被人們所重視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記載」；四、「史學是屬於社會的民眾的」。這表明吳晗對官修歷史產生了嚴重質疑，他在《史學》一周年的致辭中寫道：「我們認為帝王英雄的傳記時代已經過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會的、民眾的。」 當吳晗在北京的時候，開始了自己的婚戀，他結識了清華女學長袁震。如果說胡適對吳晗的影響主要是學術上的，那麼袁震不僅有學術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響比胡適更為深遠和有力。胡適的經年教誨被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打得落花流水。
袁震在湖北女子師范時乃董必武學生、中共早期黨員，因戰亂與組織失去聯系。考入清華歷史系後，卻因罹患肺結核長期卧床。袁震的老師吳之椿、同學梁方仲先後照料於她，後因職業變換，他們又委託已是清華教師的吳晗照料她，一來二去，兩人生出幾多情愫，變成了情侶。
袁震在病榻上與吳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對吳晗所具有的「胡適史觀」很不以為然，取笑道：「怎麼老是在胡適面前矮三尺呢？」吳晗則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見對袁震的傾心。後來吳晗也承認：「袁震對我傾向黨、傾向革命、皈依馬列主義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吳晗年長3歲，如此戀情是要遭到吳晗家庭反對的。不過，吳晗頂住了各方壓力，袁震也病體漸愈，兩人終於1939年10月在雲南結為夫婦。

Ⅳ 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人品如何

治學嚴謹
吳晗聰慧勤奮，他在清華求學期間便寫下了《胡惟庸黨案考》、《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明代之農民》等一批相當有見地、

吳晗先生著作集萃(13張)
在史學界有較大影響的文章。1934年吳晗畢業留校任教，開設明史和明代社會等課目，影響直追陳寅恪、張蔭麟這些史學大家。[2]

吳晗年輕時的一個重要史學成績是關於「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爾哈赤入關並建清王朝後，竭力否認建州曾在明朝管轄之內，並在清修《明史》中對過往歷史進行篡改、偽造和歪曲。正如魯迅指出的那樣：「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於內廷，還頒之於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多很有些骨氣的人。」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被一頁一頁撕毀的。[2]
最終考據結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設有「建州衛」，女真族長期隸屬明政府，是中華民族中一員。通過這段研究，吳晗的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正如他在主編《益世報》史學專刊時表達的那樣，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二、求真；三、重視「一向不被人們所重視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記載」；四、「史學是屬於社會的民眾的」。這表明吳晗對官修歷史產生了嚴重質疑，他在《史學》一周年的致辭中寫道：「我們認為帝王英雄的傳記時代已經過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會的、民眾的。」[2]
人物婚姻
當吳晗在北京的時候，開始了自己的婚戀，他結識
吳晗與妻子袁震合影[14]
了清華女學長袁震。如果說胡適對吳晗的影響主要是學術上的，那麼袁震不僅有學術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響比胡適更為深遠和有力。胡適的經年教誨被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打得落花流水。[5]
袁震在湖北女子師范時乃董必武學生、中共早期黨員，因戰亂與組織失去聯系。考入清華歷史系後，卻因罹患肺結核長期卧床。袁震的老師吳之椿、同學梁方仲先後照料於她，後因職業變換，他們又委託已是清華教師的吳晗照料她，一來二去，兩人生出幾多情愫，變成了情侶。[5]
袁震在病榻上與吳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對吳晗所具有的「胡適史觀」很不以為然，取笑道：「怎麼老是在胡適面前矮三尺呢？」吳晗則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見對袁震的傾心。後來吳晗也承認：「袁震對我傾向黨、傾向革命、皈依馬列主義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吳晗年長3歲，如此戀情是要遭到吳晗家庭反對的。不過，吳晗頂住了各方壓力，袁震也病體漸愈，兩人終於1939年10月在雲南結為夫婦。[

Ⅵ 吳晗之死的詳細介紹

吳 晗
(1909-1969)

原名吳春晗，字辰伯，1909年 8月11日生於浙江省義烏縣苦竹塘村。從1928年起先後就讀於杭州之
江大學和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1931年夏進入清華大學史學系學習。從學生時代起即著手研究中國歷史，並取得一定成就，僅在清華讀書的三年中就發表文章40多篇。這一時期受胡適的影響較深，熱心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文章大多是考據性的，其中較有影響的考據文章有《胡應麟年譜》、《胡惟庸黨案考》等。

1934年清華大學畢業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先後任清華大學、雲南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教授，著重致力於明朝歷史的研究。40年代，吳晗的學術思想和治學道路較之三十年代發生了明顯轉變，不再只是埋頭於故紙堆中研究歷史，而是更多地關心時事政治，逐步離開書桌，走向社會，步入抗日反蔣的道路。1943年在昆明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為中國民主同盟）。1944年任民盟中央執委、民盟雲南支部機關刊物《民主周刊》主編。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清華大學，投入反內戰、反獨裁的民主運動，繼續和國民黨反動統治進行尖銳斗爭，僅1946年就撰寫了數十篇歷史雜文。1959年，吳晗從他1943年到1948年寫的歷史雜文中選輯六十篇成《投槍集》。1948年攜夫人袁震奔赴解放區，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建國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全國青聯副主席、秘書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歷史研究》編委，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務委員會常委、副主任委員等。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吳晗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屆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屆政協委員、常務委員、副主席。1958年 11月當選為民盟第三屆中央副主席，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員會主任委員。著有《朱元璋傳》、《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罷官》、和同鄧拓、廖沫沙合寫的《三家村札記》等。主編歷史、地理小叢書一百多種。

Ⅶ 吳晗怎麼死的是誰想弄死他

吳晗（1909～1969年） , 字辰伯, 原名吳春晗，中國歷史學家。浙江省義烏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大學。一年後之江停辦，考入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頗受校長胡適賞識。1930年，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介紹，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館員。1931年初，寫成《胡應麟年譜》。時任教於國立北京大學的胡適因此舉薦吳晗為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工讀生，專攻明史。大學期間，吳晗寫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頗受當時史學界名流青睞。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講授明史課。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吳晗應聘到雲南大學任教授，後到西南聯大任教。吳晗因對現狀日益不滿，逐步投入抗日民主運動。1943年7月，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這一時期，寫下許多歷史雜文，以辛辣的筆鋒揭露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
1946年8月，吳晗回到北平，仍在清華大學任教，並擔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員。
北平解放後，吳晗以副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並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歷史系主任等職務。1949年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他主持了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以及標點《資治通鑒》的工作。隨後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吳晗十分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親自主編了《中國歷史小叢書》和《外國歷史小叢書》。
1957年3月，吳晗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9月，他發表《論海瑞》、《海瑞罵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講真話的精神。並在1960年寫成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吳晗和鄧拓、廖沫沙用「吳南星」筆名，在《前線》雜志發表雜文《三家村札記》專欄，以歌頌正義光明、匡正時弊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傳》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方面達到新的高度，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株毒草」，是在「為彭德懷翻案」。誣陷吳晗「攻擊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接著，《三家村札記》也遭到批判。後來又給他扣上「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吳晗從精神到肉體慘遭摧殘，隨後於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於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養女吳小彥於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吳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9月14日，北京市委在八寶山公墓禮堂為吳晗及其夫人袁震舉行追悼會。其中一副輓詞中寫道：
《罷官》容易折腰難，
憶昔《投槍》夢一般。
《燈下集》中勤考據，
《三家村》里錯幫閑。
低頭四改《朱元璋》，
舉眼千回未過關。
夫婦雙雙飛去也，
只留鴻爪在人間。
現在的清華大學內有一個晗亭來記念吳晗。
吳晗家庭情況：
妻子袁震，養女吳小彥，養子吳彰。
文章、著作：
《歷史的鏡子》、《史實與人物》、《燈下集》、《春天集》、《投槍集》、《三家村札記》、《談骨氣》、《海瑞罷官》 等。

Ⅷ 吳晗的具體資料

吳晗 性別： 男
出生： 1909年8月11日[1]
浙江省義烏縣吳店鄉苦竹塘村
逝世： 1969年10月11日 （60歲）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屬政團： 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共產黨
配偶： 袁震
主要作品

吳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吳春晗，字伯辰，筆名語軒、酉生等，浙江金華義烏人，是中國近代的歷史學家。吳晗先加入民盟，再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副市長。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海瑞罷官》這部劇而被當權者批鬥，最後不得已在獄中自殺，家破人亡。

生平
1929年考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預科。
1930年於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職館員。
1931年因寫成《胡應麟年譜》，同年被薦至清華大學史學系當工讀生，專治明史，頗受顧頡剛、胡適、傅斯年等提攜。1934年畢業，並留校任校，專講明史。
1937年起先後任教於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後重回清華大學執教，曾任清大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1954年起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等工作，後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等系列。
1959年4月，毛澤東提倡要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之後，吳晗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罷官》等作品[2]。
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執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並對《海瑞罷官》進行批判。文章認為《海瑞罷官》宣傳了錯誤的階級思想，「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3]。
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系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由毛澤東指示、各方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掀開了序幕。吳晗在「文化大革命」被認為反毛澤東路線，遭到批鬥。
1969年在獄中自殺，愛人袁震被折磨至死，養女吳小彥神經錯亂在精神病院自殺。

Ⅸ 吳晗編的一套中國歷史通史故事叫什麼名字

《胡應麟年譜》、《江蘇藏書家小史》、《十六世紀前期之中國與南洋》、《由僧缽到皇權》、《明太祖》、《歷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皇權與神權》、《讀史札記》、《投槍集》、《海瑞的故事》、《燈下集》、《春天集》、《明史簡述》、《朝鮮〈李朝實錄〉中之中國史料》、《江浙藏書家史略》，傳記《朱元璋傳》，新編歷史劇劇本《海瑞罷官》，雜文集《三家村札記》(合作)，《吳晗文集》(4卷)、《吳晗全集》（10卷）等。

《吳晗全集》共400多萬字，基本收全了吳晗一生寫作的作品。《全集》分為10卷，其中「歷史卷」佔6卷，「雜文卷」占近3卷，最後一卷收錄了吳晗的詩歌、書信、劇作、工作報告、翻譯作品等。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卷」中，吳晗代表作《朱元璋傳》的4個版本(包括1943年完成的《明太祖》，及《朱元璋傳》1948年本、1955年稿本、1965年本)悉數收入其中。吳晗的雜文集《投槍集》、《燈下集》及《三家村札記》中的吳晗作品，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吳晗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期間的工作報告等均收入全集，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另外，《全集》還收錄了吳晗的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和他的學生如張友漁、薛子正、費孝通、侯外廬、羅爾綱、廖沫沙、千家駒、白壽彝、夏鼐、杜任之、史靖、張習孔、張海瀛等人所寫的紀念文章。

Ⅹ 關於吳晗的小故事

吳晗最後一次喝茅台酒

文/佚名

《海瑞罷官》一劇上演後,當時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買了兩瓶茅台酒,准備邀請幾個好友來家裡暢飲一番.

吳晗將明代有名的清官海瑞的史實編寫成劇本,實為不易.他七易其稿,始覺差強人意,公演快意,於是想與幾個好友相聚,再聽聽他們的意見,並對他要感謝的是毛主席,是他老人家提議寫海瑞的.早在1959年初,毛主席看了湖南花鼓戲《生死牌》後說道:"現在應當提倡海瑞剛直不阿敢直言的精神,"又 說:"海瑞為了 維護封建者的利益罵了嘉靖皇帝,被關進監獄,但為何他知道嘉靖王死了的消息,竟再哭不止,說明海瑞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建議請一位歷史學家寫寫海瑞.於是這擔子就落到了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肩上.

1959年9月,吳晗的,〈論海瑞〉發表後,著名京劇藝術家馬連良十分稱贊,幾次登門請吳晗改寫成劇本,吳晗開玩笑說:"這就叫做'趕鴨了上架'了,我寫史還可以,寫劇本恐怕不成."馬連良再三鼓勁,希望他一定編寫出來.他真是堂屋裡推車---進退兩難了,但還是欣然同意試試.

劇本經過七次修改,總算完工,定名為《海瑞》搬上舞台,由馬連良主演.於是吳晗決定請幾位好友聚聚,因此,馬連良他是一定要請的.他的好友雲南生物研究所所長希陶看完劇本,認為海瑞一生中的故事很多,這里只寫了一個反霸除奸的故事,他建議改為《海瑞罷官》更為切題,於是吳晗就這樣改了. 希陶也是一定要請的.李超是他的妹弟,是冶金部副部長,對他編寫此劇關懷備至,自然也在必請到之列.還有鄧拓,瘳沫沙是他《燕山夜話》的笑友,又在寫作過程中提過不少建議,請他們喝茅台酒那更不待說.

一切籌備工作都暢飲了.不料風雲突變,客未請客,對"三家村"的批判就開始了,按著《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章里竟然誣蔑《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是配合翻案的文章,馬上看出了作者不懷好意,把人往死里整的用心,意識到即將有一場風暴來臨.他心中感到十分委屈,卻又無法申辯,郁結在胸的氣憤更無法渲泄,整天緊鎖雙眉,直愣愣坐在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在此情況下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他哪裡還有心思請客!壁櫃里存放著的那兩瓶茅台酒,了就只好冷落那裡了.

接著,江青和 姚文元等人又組織了規模更大的聲討和批判,其勢欲置吳晗於死地而後快.吳晗在痛苦中神不守舍,真的思念起海瑞來,他多麼希望黨內也出現海瑞那樣的有人物為他伸冤,為他明斷是非,雖然周恩來,***,彭真等一些人中央領導同志都在關心他,安慰他,為他說話,使他在惶恐中得到一點安尉,但從江, 姚等文章的後面出看得見是針對他們的啊!他們顯然也有難言之處,只怕幫不了他吳晗多大的忙.唉,俗話說:"在劫者難逃"啊!!

轉眼到了1966年春節,吳晗想起一次毛主席請他吃*肉喝茅台酒,江青在場,主席博古通今,邊吃邊談.江青自不量力,為了表現自己也有學問,竟不懂裝懂插起話來,自己豪不客氣當場用史實駁得江青面紅耳赤.....既然一切已經瞭然於心,他反倒開始超脫了,他總結自己的一生,幾十年來,一向正正派派的做人,嚴嚴謹謹做學問,從不搞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劣行.為黨,為人民自己都可以說是問心無愧,死而無怨了 !一切都想透了,似乎所有的煩惱與不快全都拋卻,心中反倒鬆快下來.他喊楊廚師給他做了兩道愛吃的菜,拿出平素喜愛的臭豆腐和鹵豆腐乾,接著取出留著請客而沒有請成的茅台酒,自娛自飲起來.....
1966年4月3日吳晗竟被遣送下鄉,接著被關進監獄,受盡了折磨,1969年10月11他便告別人世.想不到這次竟成了他最後一次喝茅台酒,吳晗死時只有60歲,.他的茅台酒還遠遠沒有喝夠啊!
人物軼事：吳晗和夏鼐是如何交往的 穆易

上個世紀30年代初，清華大學兩位志同道合的學子，走到了一起。他們就是後來成為我國著名考古學家的夏鼐與極具歷史研究才華、最終卻以別樣形式聞名全國的吳晗。

1931年，20歲剛出頭的吳晗，因為寫出論文《西漢的經濟情況》，編成一部《胡應麟年譜》，受到了胡適的高度評價。在胡適推薦幫助下，吳晗順利地轉入著名的清華大學歷史系，並馬上覓得一個能夠維持自己生活和支援家庭的工讀生位置。進校第二年，吳晗擔任了學生會所辦《清華周刊》的文史欄主任。在來稿中，他見到了夏鼐的名字。夏鼐舊學根底深厚，文章內容扎實而文字暢達，吳晗便接連刊用了出來。由此熟識，結下了長久的友誼。

大學畢業之前，吳晗約夏鼐一起，討論組織史學研究會事宜。青春熱血，他們很快就拉了一些青年學子和老師，將「史學研究會」成立了起來。這個研究會，後來主辦過兩個日報的「史學副刊」，還是「社會經濟史集刊」的撰稿人。夏鼐後來到英國留學，獲得倫敦大學考古學博士，吳晗則在國內高校任教，但通訊不斷，友誼連綿。

1959年9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寫出一篇《論海瑞》的文章，發表在當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論海瑞》發表之後，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夏鼐讀到了。此文為說明海瑞性格，引了《海瑞行狀》里的一句話:「特其質多由於天植，學未進於時中。」因為是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為使更多層次讀者看懂，吳晗便順筆翻譯了一下:「他的本性是天賦的，大概讀的書和當時的人不大一樣。」夏鼐讀後，認為翻譯得不對，便向這位昔日老友、當時的副市長作者寫去一函。信中，夏鼐指出:尊譯「時中」一語，大成問題。此語出於《禮記·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鄭玄在作注時說:「時節其中。」孔穎達在註疏中認為:「時節其中，謂喜怒不過節也。」意思是他(海瑞)學習還未達到「隨時節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對於處事治家之道，都稱之為「學」，並非單指讀書雲雲。

按今天看來，夏鼐真是位學人。久不寫信，一上來便是挑刺，而且是對當時意氣風發的老友。這篇《論海瑞》，定然是作者十分看重的。但吳晗接信後，立即回了一封:「示悉。承教『時中』譯文，甚是。這是我的疏忽，當在出集子時改正。謝謝。一隔幾十年，頭發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溫舊誼，極喜。以後盼多指教。」

看來，吳晗也是真誠的。那個時代的文人，對於學問，那是十分尊崇的。誰說得在理，那是必須誠服的，並不以官職為尊為諱。吳晗信中有「盼多指教」的話，夏鼐倒沒有當客套話看。事後不久，他又有函，對吳晗有所「指教」。那是1963年春天，夏鼐因病在小湯山療養。難得閑暇，便帶上了吳晗剛出版不久、親自贈送的《學習集》一書。

《學習集》里，收有《〈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運》一文。是關於那首著名的「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詩歌唱者斛律金家族情況的。在行文里，吳晗又譯引了斛律金說他兒子的一句話:「明月獵得雖少，他射的鳥總是背上中箭。」(「明月」為人名)

夏鼐讀後，認為這句話有問題。他便翻閱了記載這句原話的《北史》和《北齊書》中的「斛律金傳」，查出原文為:「光(即明月)所獲禽獸或少，必麗龜達腋。」其他所引斛律金的話，均為「明月必背上著箭」。為弄清原意，夏鼐查到了「麗龜」一詞的出處《左傳·宣公十二年》:「射麋麗龜」。孔穎達所作註疏中說:「麗為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由此可以看出，原文此處是指「獸」，而非「鳥」。因為鳥背並不如龜那樣隆起。

考證完後，夏鼐便又向吳晗寫去一函，開首便說，你文章里譯的「明月獵得雖少，他射的鳥總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論，這是錯誤的。因為鳥飛戾天，獵者仰射，著箭處應在胸部，不會在上面的背部。然後就從訓詁的角度，徵引了自己查過的《左傳》原文及研究者的「疏」語，認為此處雖未確說是飛禽或走獸，但獵人騎在馬上射箭，中箭處才會在背脊而非胸部，「可見此乃指獸無疑」。

因為是朋友，夏鼐倒沒有將話說得僵硬，還乘便開了個玩笑:吾兄酷嗜釣魚，而不習打獵，故易致誤。吳晗的這篇《〈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運》，因為是研究著名詩歌人的，所以最初發表在1962年9期《人民文學》雜志上。由於內容豐富，文筆暢美，在當時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此時到了考古學家夏鼐手裡，一上來就指點錯誤。文人間的交往，真可以見出與眾不同處。

吳晗又是極快回信:「承指出背上著箭是指野獸而非飛鳥，甚是，我確是只會釣魚，不會打獵，有漁無獵，只能算個半個漁獵社會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後，請你吃一次小館子，吹吹牛，如何？」

雖為副市長，又是明史專家，吳晗仍一口認錯。並且親切還以玩笑，「吃小館子，吹吹牛」，由一個副市長口中說出，那不又回到文人的情趣之中了嗎？

說歸說，吳晗後來還真請夏鼐吃了一頓「小館子」。雖然從後來看這頓飯並不那麼好吃。那是1964年的5月間，吳晗在北京慶霄樓，召集修改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幾位同志，商談抽出有關北京城的幾幅圖，另編一集的事，也約請了夏鼐。會議結束，到仿膳飯店來了個聚餐。大家熱鬧一番，吳晗也算踐了自己的前諾。

不料「文革」之中，吳晗遭到殘酷迫害，約夏鼐參加的那次會議，被說成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定名為「慶霄樓事件」。無意間參與其中的夏鼐也因之受到牽連。此事很久之後，夏鼐還自嘲地說:「誰叫你嘴饞，這是活該！」「文革」中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的行徑，於此可見一斑。

夏鼐與吳晗間，是朋友。他們的友誼，建立在情感和對事業真誠追求之中。所以，夏鼐才會在閱讀中，挑吳晗這位身在高位人的「毛病」，挑他的「刺」，並且再一再二；而吳晗，面對老友的不留情面，卻是不藏不掖，坦然認錯，表現出一種求真求實的襟懷風度。本來，這是真正朋友間應有的，在以真理追求為天職的文化人間，這更是基本而高貴的。這或許是我們在記敘這段往事時，融入了一些追想、崇仰和感慨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