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評價王安石

A. 求王安石的歷史評價！

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晚清到現代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啟超曾評價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一度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又更多的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國外
20世紀俄國共產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列寧稱贊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B. 王安石從宋開始人們對他評價如何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
敖器之：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顏習齋：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蔡東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90]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梁啟超：①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綉，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毛澤東：（王安石）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C. 王安石的歷史評價，客觀的評價的話到底怎麼評

對歷史稍微熟悉一點的都知道，王安石可以說算中國歷史上極具爭議性的人物專。
在晚清屬之前，王安石可謂臭名昭著，甚至有人把他和秦檜並列為宋代兩大國賊。雖然在文學造詣上位列唐宋八大家，但政治評價上，王安石一直是抬不起頭的。官方修訂的《宋史》，更是把王安石定義為北宋亡國的元兇。
晚清之後，因為政治需要，王安石突然一下成了媲美孔孟的大聖人，這個形象一直被沿用至今，上了歷史課本，成了一種政治正確。那麼王安石客觀的說，歷史上應該怎麼評價呢？

無論從私德還是變法的初衷，王安石都是無可指責的，否則早就上奸臣傳了。（以王安石身後罵名之甚，沒上奸臣傳也算個奇跡。） 熙寧變法在短期內應該說也算成功的，締造了北宋的巔峰。
但是從結果論來說，熙寧變法並沒有效執行下去，並且演變了黨爭。要知道熙寧之前，北宋處於一個整個中國歷史君臣關系非常夢幻的局面，我敢說中國歷史沒任何一個時代君臣關系要比北宋熙寧變法之前好：皇權和相權達到了一個高度的平衡。而熙寧之後，新舊兩黨爭來爭去，朝政荒廢，朝令夕改，讓北宋迅速的沉淪了下去。說王安石是北宋亡國罪魁禍首，也算公允之論。

D. 時人今人對王安石的評價

撇開正史上的評論，這個人是個復雜集合體。
也許有改革的願望，但手法不當，樹敵過多，這在後世是遭到批評最多的地方。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那個時期完全是個虛假命題。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費。官員疊床架屋，甚至可以給親屬子女帶來十多個」蔭封「，國家財政緊張，巨額軍費，官費拖累經濟，在仁宗朝時已呈不得不變的境地。
神宗初登大位，急於扭轉這個局面，也就啟用了」負國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岷五州外，無論內政、軍事，經濟，財政等諸多方面，王安石變法無一成果。
相反，變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義的青苗法為例--也沒有實際效果。
《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錢谷為本，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聽起來很不錯，與現代的」農業小額貸款「相似。
事實上呢？
全國差異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區本身就比較富裕，農民不需要這些小錢，不願意貸。而山陝山東等丘陵山區的農民則願意貸款，卻得不到這些錢。
地方官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利潤指標，或者強制不需要的農民貸款，或者把這些錢交給地主放貸，需要貸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滿意嗎？
這是王安石所處環境和學識中無法解決的問題，只能簡單地歸咎於反對派的阻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王安石對政見不同者採取了異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辭職要挾皇帝處分反對派大臣，征誅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領袖蘇東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時見到農民被變法所累--似乎現在還有一些地方稱豬為--安石，也見農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蘇東坡提出《寒暑論》意在折衷，區別對待實際情況進行改革，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無情打擊，不用意變法就是我的敵人。
事實上，北宋後期黨爭由此發端。
既然王安石破壞了政治和諧與「君子政治」的傳統，那末，報復也就難免。
神宗死後，掌握政權的高太皇太後與舊黨立即廢除新法，並將新法干將驅逐。哲宗上台後再啟用章淳等，將舊黨成員報復驅逐。哲宗一死，向太後再出手將章淳驅逐，結果沒幾天，書畫皇帝又開始起用蔡京等新黨，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後又是一輪的報復。
北宋，世界歷史上文化，科技，經濟，制度最輝煌的一個朝代就這樣在報復與反報復中來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統治階級精英盡喪，最後留下來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級的人，普通官員和老百姓們就麻木地看著國家被女直人滅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變法起到了一個極端惡劣的破壞作用和引導作用。

E. 怎樣評價王安石

怎麼說呢。
撇開正史上的評論，這個人是個復雜集合體。
也許有改革的願望，但手法不當，樹敵過多，這在後世是遭到批評最多的地方。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那個時期完全是個虛假命題。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費。官員疊床架屋，甚至可以給親屬子女帶來十多個」蔭封「，國家財政緊張，巨額軍費，官費拖累經濟，在仁宗朝時已呈不得不變的境地。
神宗初登大位，急於扭轉這個局面，也就啟用了」負國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岷五州外，無論內政、軍事，經濟，財政等諸多方面，王安石變法無一成果。
相反，變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義的青苗法為例--也沒有實際效果。
《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錢谷為本，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聽起來很不錯，與現代的」農業小額貸款「相似。
事實上呢？
全國差異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區本身就比較富裕，農民不需要這些小錢，不願意貸。而山陝山東等丘陵山區的農民則願意貸款，卻得不到這些錢。
地方官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利潤指標，或者強制不需要的農民貸款，或者把這些錢交給地主放貸，需要貸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滿意嗎？
這是王安石所處環境和學識中無法解決的問題，只能簡單地歸咎於反對派的阻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王安石對政見不同者採取了異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辭職要挾皇帝處分反對派大臣，征誅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領袖蘇東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時見到農民被變法所累--似乎現在還有一些地方稱豬為--安石，也見農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蘇東坡提出《寒暑論》意在折衷，區別對待實際情況進行改革，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無情打擊，不用意變法就是我的敵人。
事實上，北宋後期黨爭由此發端。
既然王安石破壞了政治和諧與「君子政治」的傳統，那末，報復也就難免。
神宗死後，掌握政權的高太皇太後與舊黨立即廢除新法，並將新法干將驅逐。哲宗上台後再啟用章淳等，將舊黨成員報復驅逐。哲宗一死，向太後再出手將章淳驅逐，結果沒幾天，書畫皇帝又開始起用蔡京等新黨，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後又是一輪的報復。
北宋，世界歷史上文化，科技，經濟，制度最輝煌的一個朝代就這樣在報復與反報復中來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統治階級精英盡喪，最後留下來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級的人，普通官員和老百姓們就麻木地看著國家被女直人滅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變法起到了一個極端惡劣的破壞作用和引導作用。

F. 歷史上是如何評價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是怎樣的人 歷史如何評價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鍾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歷史如何評價王安石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G. 列寧在哪篇文章里評價了王安石

長期以來，在我國史學界對王安石及其熙寧變法的研究和評價中，幾乎無人不版引列寧對王安權石的一個評價，即「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
這句話出自列寧在1906年所作《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一文的一個注釋（見《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頁）。

H. 客觀的評價一下王安石這個人

一 改革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音須）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當然，神宗是他的廟號，死了以後才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只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頊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寧變法」。後面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進攻西夏）。看來趙頊這哥們確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只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是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頊死後得到的廟號竟是「神宗」。據謚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歷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頊享用同一個廟號，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當當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歷代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徵（皇帝）。一旦富裕起來（不貧窮），強盛起來（不落後），或貧富拉開差距（貧窮落後不普遍），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貨志》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於前。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眾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財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熙寧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抃叫苦連天，時人諷刺說這五個人剛好是生老病死苦。這種暮氣沉沉的狀況，並非大宋特有，其實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鍾也已悄然響起，只是大家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昇平，是「雲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時，就後悔莫及了。大唐便是這樣。

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

事實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清人趙翼《廿二史扎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寧年間，收入雖達五千零六十萬，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說來，趙頊的國庫，豈不等於是空的？

支出增長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貨志》的說法，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遼夏威脅，長期作戰，歲費彌加。這一條其實包括兩項，即「軍費」和「歲費」。所謂「歲費」，就是大宋每年送給遼國和西夏用來購買和平的錢。這些錢，不但年年要給，而且不斷增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除非能把遼國和西夏滅了。不過宋王朝顯然沒有這個能耐，不被他們滅掉就是萬幸。但買來的和平並不可靠，所以軍費和歲費一樣，也是有增無減。

二是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這同樣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你不可能不讓人口增長，更不能不讓皇親國戚、鳳子龍孫們生兒育女。於是只好相應增加管理的人員和機構，增加職務和官位。結果「祿廩奉賜，從而增廣」。

其三就是制度問題了。宋代實行的，是中書、樞密、三司各自為政的制度。中書就是中書省，管行政；樞密就是樞密院，管軍事；三司就是戶部、度支、鹽鐵，管財政。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間，諫官范鎮就看出了這個制度的問題。范鎮上疏說：「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結果，國庫早已空虛，樞密院卻還在招兵買馬（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貧窮，財政部還在橫征暴斂（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省知道民眾的情況，卻無法制止樞密院的徵兵和財政部的聚斂。當然沒有辦法的。因為這種制度，原本就是為了削減相權加強皇權，哪個皇帝肯改？

實際上，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本身就有問題。從皇佑到熙寧，不過二十年光景，財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增長哪有這樣的速度？顯而易見是加重人民負擔所致。支出的增長速度就更成問題，竟達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裡還能支持得住？

何況神宗還是個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於對遼國和西夏的屈辱退讓，焦心於國家的財政緊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讓自己的王朝振作強大起來。他多次對臣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問題是，到哪裡去找既敢於改革又善於理財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二 時勢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個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天資聰慧，博學多才，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和滿腹經綸，他在二十二歲那年，即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從此踏上仕途。與眾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沒有得意忘形，也沒有飛黃騰達，更沒有上躥下跳結交權貴，為自己謀取高位。從宋仁宗慶歷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間王安石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宋史·王安石傳》說他「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這個志向和這些思考曾促使他給仁宗皇帝上過萬言書。史家認為，這份萬言書其實就是他後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萬言書交上去以後就沒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時機未到。於是，他一次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繼續在地方官任上韜光養晦，並種他的試驗田。王安石謝絕這些任命也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輿論，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朝廷也屢屢「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將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來求他。王安石躲進廁所里，送信人則將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卻又被王安石追上退還。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麼官，都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寧肯在地方上做一個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繼大統之前，王安石確實更願意做地方官。他考中進士以後，曾分配到淮南當判官。照規矩，任期期滿後，可以通過提交論文的方式，在京師謀一個體面的官職（許獻文求試館職）。王安石卻不這樣做（安石獨否），又調任鄞縣當縣長。在鄞縣任上，他「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實在在地為民辦事。更重要的是，他還「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這其實就是他後來變法的預演了。這樣一來，當改革變法時機成熟時，王安石就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准備。
正因為如此，當王安石與宋神宗君臣相遇時，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談了。熙寧元年四月，神宗問王安石，要治國，何為先？王答：「擇術為先」。神宗又問，你看唐太宗怎麼樣？這時，身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說，要做就做堯、舜，做什麼唐太宗呢？這當然很對神宗的胃口。不過這時神宗還很猶豫。他還要繼續考察，看看這個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尋覓已久的人選。直到王安石已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寧二年，在君臣雙方一次金殿對策後，宋神宗才下定決心，銳意革新，厲行變法，並由王安石來主持這項工作。

神宗的決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雖大而才不疏。在這次金殿對策時，神宗曾問王安石，說大家都說你只懂理論（但知經術），不懂實踐（不曉世務），是不是這樣？王安石回答說，理論原本就是指導實踐的（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只因為後世所謂理論家都是庸人，這才弄得大家都以為理論不能用於實踐了。這很在理，也是實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聖意已定：改革變法，非君莫屬。王安石也當仁不讓：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王安石沒有說假話。只要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就不難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為四類。一是救濟農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財政的，如方田法、均稅法；三是二者兼顧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四是整飭軍備的，如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如果不走樣地得到實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國強兵、重振朝綱，就不再是夢想。

就說免役法。

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實就是義務勞動。這是稅收（錢糧）以外的徵收，本意可能是為了彌補低稅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慮到民眾出不起那麼多錢糧，便以其勞力代之。但這樣一來，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錢（賦稅），還要出力（徭役），實在是不堪重負。事實上宋代的力役，種類也實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賦稅之役，有追捕盜賊之役，有傳遞命令之役，不勝枚舉，人民群眾自然也就不勝其煩。但這還不是最麻煩的。麻煩在於，正如《宋史·食貨志》所說，「役有輕重勞逸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偽滋生」。有錢有勢的縉紳人家服輕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在孤苦無告的貧民身上。這些人平時都有終日忙碌的生產勞動，服役太多，則生計無著。於是，為了規避重役，一般民眾「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怕評為大戶人家）；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怕評為人多之戶）」。他們「或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單丁免役）」；甚至鋌而走險，「不得已而為盜賊」。這對於農業生產和社會安定當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雇役」，即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摺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僱人服役。這樣做有三個好處。第一，農民出錢不出力，不耽誤生產；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寺觀出一半，叫「助役錢」），比較公道；第三，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社會上的閑散人員則多了一條生路，兩全其美。所以，後來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就連所謂「舊黨」中人也不以為然。蘇軾就說，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純仁也說，差役一事，應當緩行。可見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實免役法是當時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當然，治本之法是徹底免除力役。但這並不可能做到，而能夠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錢代服勞役，我們已經不得不驚嘆王安石觀念的超前了。因為這種辦法用現代語言來表述，就是「貨幣化服役」，類似於今天的「貨幣化分房」，只不過兩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卻有著驚人的一致。

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方案並非一時沖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它相當科學，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當局的決心也很大，並為此專門設立了類似於「國家體改委」的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均輸、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諸法相繼出台，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在全國鋪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塗地。

三 針鋒相對
反對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不是等閑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簡朴，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鑒》）；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紮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獃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並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並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後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並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復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風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質還嚴重。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於是辭去官職，並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餘如文彥博、韓琦、范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范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鬆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後果的特徵。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實行青苗法所需的經費，也不成問題。因為各地都有常平倉和廣惠倉。我們知道，農業帝國以農為本，以糧為綱，而農業生產靠天吃飯，每年的收成並不一樣。豐年穀賤傷農，災年穀貴傷民，這就要靠政府來平抑物價。也就是說，豐年穀賤，政府必須拿一筆錢出來，平價收購糧食，儲存於官方糧庫，等到災年穀貴時，再平價賣給百姓。這樣就能防止富戶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做到「物價常平，公私兩利」。這個辦法，就叫常平法；專門用來儲存平抑物價之糧食的倉庫，就叫常平倉。在現代，是屬於糧食部門和物價部門主管的事情。

至於廣惠倉，則是用於防災救濟的國家儲備糧庫，始建於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當時，由於地主死亡無人繼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無主的土地。這些土地，歷來由官府自行出售。樞密使韓琦卻建議將這些土地由官府僱人耕種，所得田租專款專用，專門用來救濟境內老弱病殘和救災。這就是廣惠倉。在現代，是屬於民政部門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常平法」為「青苗法」，即將常平倉和廣惠倉賣出陳米的錢用來做青黃不接時的「抵押貸款」。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黃不接時，糧價飛漲，賣出倉內陳谷，可以平抑物價，此其一；賣糧所得之資可以用於貸款，此其二；平價糧食和抵押貸款都能救濟農民，此其三；國家憑此貸款可以獲得利息，此其四。當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農民負擔得以減輕，也是好處之一。總之，青苗貸款利息較低，農民負擔得起；所賣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何況官府借出余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公私兩利？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

首先利息並不低。王安石定的標准，是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這其實已經很高了，而各地還要加碼。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結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而且，由於執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說，手續還麻煩。過去，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要求人，托請，給胥吏衙役交「好處費」。每過一道程序，就被貪官污吏敲詐勒索從中盤剝一回。這還是手續簡便的。如果繁瑣一點，則不知要交費幾何！農民身上有多少毛，經得起他們這樣拔？

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不貸是不行的，因為貸款已然「立法」。你不貸款，就是犯法！

結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為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們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事情都不做，無為而治。如果無為而治，他們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撈錢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動作，他們就有辦法，倒不在乎這動作是改革還是別的什麼。比方說，朝廷要徵兵，他們就收徵兵費；要掃黃，他們就收掃黃費；要辦學，他們就收辦學費；要剿匪，他們就收剿匪費。反正只要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趁機雁過拔毛！

何況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樣一種改革，說得好聽叫理財，說得不好聽就只能叫聚斂。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生產總值基本上是一個常數。財富不藏於國，即藏於民。國庫里的錢多了，老百姓手裡的錢就少了。變法以後，神宗新建的32座內殿庫房堆滿絹段，只好再造庫房。但這些財富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嗎？顯然不是。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也許，這便正是所謂保守派主張漸進式改革甚至暫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在變法之初，司馬光就對神宗皇帝明確指出：「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顯然，這都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更不是技術問題。因此改革必定是一個系統工程，當然只能從長計議（甚至在我們看來，這些問題根本就解決不了）。難怪司馬光要說：「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像王安石那樣蠻干，豈有不失敗的道理？

五 成敗與道德無關

變法的失敗是王安石萬萬沒有想到的。

平心而論，王安石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既有熱情又有頭腦的改革者之一。為了改革，他殫精竭慮恪盡職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眾叛親離，而且搭上了愛子的性命（因呂惠卿故發病而死）。何況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慮且利國利民的。保守派執政以後，新法接連被廢，辭官在家的王安石聞訊均默然無語。直到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廢除免役法的消息傳到江寧，他才愕然說道：也罷到這個么？創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時神宗已去世）討論了兩年之久，實在是已經考慮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勢已去，無可挽回，誰也幫不上他的忙。一個月後，王安石憂病而死。

一代偉人抱憾而終，但他的影響卻並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加顯得耐人尋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後世議論最多也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這說明改革確實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們的生前名譽，身後是非。

爭論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層面上。

道德的譴責在變法之初就開始了。早在司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當於部長級國家監察部副部長）呂誨就曾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御史（監察部幹部）劉琦等人則指斥負責實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這種譴責甚至發展為人身攻擊。比如蘇洵就專門寫了《辨奸論》一文，指桑罵槐地說現在有的人（實指王安石）嘴上講著孔子老子的話（口誦孔老之言），好像做著伯夷叔齊的事（身履夷齊之事），為人處世卻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虜之衣），吃豬狗飯（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個囚犯（囚首喪面），居然還恬不知恥地高談闊論（而談詩書）。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大奸匿」？盡管這篇文章未必就是蘇洵所作，但它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王安石的厭惡，卻是事實。

當然，諸如此類的道德攻擊從來就不會只是單方面的。王安石同樣攻擊司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諫諍）之名，內懷附下（收買人心）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這就無異於說司馬光兩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馬了。因此這並不能說明什麼。事實上，王安石固然被說成「大奸大惡」而且「人神共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黨」（韓絳、呂惠卿等）則被稱作「熙豐小人」（熙寧和元豐都是王安石當朝時的年號），但司馬光等人在失勢以後也被說成是「元佑奸黨」（元佑是哲宗於太後聽政時的年號），而且人數多達120人（以後又擴大到309人）。他們的姓名被鐫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國州縣，以便軍民人等明辨忠邪。至於先前被罵得狗血噴頭的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以外的第三個聖人。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們的個人品質，用當時的道德標准來衡量，應該說都是過得硬的。王安石質朴、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歷史上唯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產的宰相。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織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甚至，當「烏台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這裡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兩人畢竟長期政見不和，蘇東坡也畢竟是因攻擊新政而罹禍的，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這豈是小人之所作為？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屈打成招，就連他的許多親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蟬，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只能一個人默默地在家鄉舔舐傷口。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為蘇軾說話，就不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風亮節了。

I. 有誰知道那些名人在其作品中評論過"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後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於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於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正是王安石的寫照。

編輯本段王安石變法
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編輯本段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迪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黨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於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斗爭還要激烈。
為了國家的富強，經濟的昌盛，中國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為的政治家，無不變法圖存，經歷著輝煌與失敗。這裡面，有悲劇的英雄，有名標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經叨擾千古罵名的歷史過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於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於守成，而不思創舉的趙禎並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於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於民。王安石處於「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後（仁宗妻）、高皇後（英宗妻）、向皇後（神宗妻）的干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並於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台。後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並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一代名臣，卻也因為貪污腐敗，蠅營狗苟，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罵名。
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注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繫到財理到哪裡去了，實際關繫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於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麼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范純仁，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幹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麼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後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後、高後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麼也加入到本來有利於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並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石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幹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並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後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採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於政治投機的動機，並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後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後，又於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於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姦邪」。閑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裡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J. 王安石為人如何為什麼歷史上褒貶不一如何正確評價

歷史上，對王安石的評價褒貶不一，這受他的「熙寧變法」的影響。
從歷史發專展的角度講，任何屬變法都應得到肯定，因為這是一種創新、一種對當時社會的批判。況且細觀變法內容，有很多具有現代改革的影子，所以說，「熙寧變法」是進步的、用意是好的，但是由於執行得太急促，最終導致了失敗（也有學者認為是成功了）。
從對王安石個人的角度評析，王安石固然有他過人之處，但他的「不拘小節」等也暴露了他的不足。
綜上所述，對王得評價不能簡單地下一個結論，應辯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