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時代精神

1. 陳獨秀的時代精神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革命家與改革家、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創始人;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

陳獨秀一生一心為公，光明磊落，絲毫不搞陰謀詭計，不以權謀私，即使在艱苦困頓的晚年，他不接受敵人的饋贈，表現出一個革命者的剛強骨氣和高尚人格。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生毫不妥協，堅決地揭露和批判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和社會種種弊病，代表了社會良心，為後人做出了傑出的表率。——常識人物篇。

2. 什麼是史學精神

史學精神是一個很宏大的話題，對此莫衷一是，難有定論。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共同點。
歷史學是以已經逝去的、不能重現的客觀歷史過程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人文科學，體現的是歷史學家本於人類理性判斷、以獨特的邏輯建構起來的主體化的歷史內容。正是基於人類所具有的求知的慾望、探秘的好奇和保留歷史記憶的觀念、面向未來的自信，才賦予了作為自身總結過去面向未來的一種意識手段的歷史學以獨特的精神——歷史學精神。探討這一課題，無論是對重估歷史學的價值，還是強化對歷史學重要性的認識，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尊重客觀歷史事實的求真精神
求真作為一種精神，是歷史學存在的內在要求，尊重客觀歷史事實也是中外歷史學家普遍認同的價值准則。歷史學盡管是經過歷史工作者主觀加工過的主體化的歷史，但是卻只能對客觀歷史進行評價和選擇，而不能杜撰。寫史貴在求實、求真，只有秉筆直書才能反映真實的歷史事實。因此，凡是按照歷史人物附會或杜撰的內容，只能稱傳記文學或歷史文學，而決不是歷史著作。
中外史家都曾強調過求真、直書的重要性。劉知幾認為，史傢具有「仗氣直書，不避強御」的能力和品德，才能寫出信史來。在西方，著名歷史學家蘭克也主張必須尊重客觀事實，重視第一手歷史資料。此外，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敢於對過去的史學成說大膽懷疑，並依據真實史料進行修正和批判等也是史學求真精神的一種體現。求真是史學的生命，也是它基本的存在形式，無史學之求真，即無史學之真；無史學之真，則無史學之真之用，史學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二、探究社會發展規律的理性精神
探究社會發展規律是歷史學的一種基本精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就體現了這種精神，中國古代的「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講的也是這種精神。
理性活動是接近真理的手段，藉此可以獲取嚴密的知識。歷史學作為探討、認識人類社會發展奧秘的一門人文學科，它反映的是歷史學家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獨特的理性認識。換句話說，它反映的是歷史學家們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所建構起來的一種主觀的邏輯的表述體系，因此，盡可能真實地復制歷史、無限地去接近客觀歷史並且說明歷史，就成為歷史學家的責任。這就賦予了歷史學以探究社會發展規律為目的的理性精神。
歷史研究作為一種理性活動並非只是一種觀念性的內在心理的或精神的過程，它本質上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實踐活動的一種基本特徵。我們用我們的理想來塑造歷史，我們用我們的想像的普遍性來提升特殊性，我們的科學理性就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得到發展，我們的理智能力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得到提高。理性活動畢竟是一種有規范的行為，盡管歷史學家們受時代以及本身認識水平等各方面的局限，在探討歷史發展治亂興替規律時難免會出現各種不同的結論，然而「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闡明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系是共同的。
在符合人類道德理性和社會規范的前提下，採摘歷史，探究歷史奧秘，找出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因，梳理出歷史發展不同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為人類提供經驗教訓，這既是人類之所以重視歷史的原因之一，亦是歷史學真正價值之所在。

三、學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
歷史學是以人類發展過程作為自己研究對象的。由於人類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也就決定了歷史學研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賦予了歷史學學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歷史學以其博大的包容胸懷，幾乎吸納了人文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中的所有方法。
歷史學與許多學科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從狹義上看，歷史輔助科學包括語言學、文字學、古文字學、古文書學或公文學、印章學、錢幣學、族譜學或家世學、徽章學或紋章學、年代學、地理學、歷史地圖學等等；從廣義上看，歷史輔助科學比狹義的輔助學科更多。其中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文化學、新聞學、圖書館學，版本學、檔案學等學科，都被近代以來的史學界視為輔助歷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學問。自然科學諸如數學、地質學、天文學、化學、考古學等學科理論和方法也被廣泛地吸收到歷史學研究中來。
近代歷史學的突飛猛進，正由於其吸收並應用了自然科學及社會其它學科的成果和方法。如觀察方法、試驗方法、歸納方法、比較方法、分析方法、綜合方法等科學方法，都被廣泛地應用到歷史研究上。對於遠古的年代，用科學的放射性碳素測定法，就能使模糊的年代得以精確；對於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通過計算機技術的引入，進行科學的編目、清理，能使其井然有序；對於歷史上人口消長、社會變遷、經濟榮枯，通過科學的數理統計，就能使其得到清晰的呈現。總之，歷史學隨著其他學科的發展而發展，由於其本身所具有的兼容精神，從而不斷地改變形態，逐漸脫離了想像、臆測、籠統、不精確的狀態，取得長足的發展。

四、品評歷史人物的抑惡揚善精神
人是社會的主體，因此，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歷史學就必然要以人為核心，從而品評、褒貶歷史人物就成為歷史學一種特有的精神。
歷史猶如一個大舞台，在這座舞台上，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各種人物都做過不同的表演，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不同的足跡。其中有些重要的歷史人物還會給歷史留下里程碑式的痕跡。因此，歷史學家在撰寫歷史時，就必然要把他們的事跡如實地記載下來，並按照自己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標准或歌頌或批判或貶斥。
褒貶歷史人物當然要依據一定準則。縱觀古今中外歷史學科的發展歷程，褒貶歷史人物大致有如下標准：一是以人類社會進步為標准，即凡是有利於人類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的就褒，否則就貶；二是以特定時代的民族的倫理道德觀為標准，凡是符合這個標準的就褒，反之就貶；三是以個人所屬階級的或集團的利益准則為標准，如黨派的利益、階級的利益等，凡是有利於特定階級或黨派利益的就褒，反之就貶。盡管品評人物的標准大致有以上三點，但是基於人類本性的真、善、美，本於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准卻是主導性的標准。從總體上講，史學的褒貶精神，在於憑借書寫歷史的力量，使人類懲惡而揚善，減少野蠻行為，維護人類文明進步。

五、記錄人類文化和民族傳統的傳承精神
在人類歷史上，歷史學擔負著記錄保存人類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的職能。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歷史學本身就是內容廣博的網路全書，歷史記載成為保存人類文化和民族傳統的主要方式之一。中華文明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的一個五千年文化一脈相承，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發達的治史傳統，以及保存完好的歷史典籍，應當是中華文明得以無限傳承而不中斷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史學的發達，歷史記載的連續性，保證了我們民族雖經劫難，卻能衰而復興，蹶而復振。中華民族這種強烈的歷史感，其實質就是重視民族自身的由來、發展，並且自覺地將其延續下去的精神。而史學作為其得以延續的重要載體起到了它應有的作用。
歷史學這種傳承精神仍然保存在近現代史學中。盡管近百年來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保存文化的手段日益多樣化，更多地藉助於電影、電視、廣播、計算機等先進手段，但這種情況仍然代替不了歷史學的傳承功能，反而使文化傳承作為歷史學的精神，益發得以彰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只要人們想系統地了解過去的歷史，那就必須求助於歷史著作，或者靠以歷史著作為版本的歷史學變型體或現代形式的歷史聲像資料片等。歷史學的功能絲毫沒有減弱。歷史是不能重新復制的，但我們通過歷史著作，就可以對過去的歷史有比較清晰的了解；雖然我們祖先開荒、辟莽，創制典章禮儀的經歷不可重復，但我們卻可以通過史籍了解他們的奮斗歷程。總之，人類的文化靠著歷史學得以保存，民族的傳統靠著歷史學而得以傳承。

六、培植民族凝聚力的聚合精神
培植民族凝聚力的聚合精神也是歷史學重要的精神品質之一。歷史學不僅有人類共性，也具有民族特性。因為歷史學家是屬於特定的民族、特定文化的。作為特定民族文化哺育出來的歷史學家，其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不可能不把自己民族的價值觀投射到歷史著作中去，從而使歷史學明顯地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因此，對於特定的民族而言，歷史學在強化民族認同、培養愛國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歷史在形成民族意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滅人國者先滅其史」一句明確地強調了歷史著作在強化民族認同意識方面的顯著作用。只要史籍在，那麼民族意識也就不會泯滅。
第二，滲透於中國史學中的大一統觀念培植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歷代史家都注重寫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尤其注重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即使寫分裂時期的歷史也大多受統一的國家觀念指導。同時，歷代史家尊重少數民族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並保持為前朝寫正史的傳統，而且重視各種體裁的通史撰述，從各個方面反映中華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和豐富性。這些內容既是歷史學家們大一統觀念在歷史著述中的反映；反過來，這些歷史著作又強化了民族認同意識，培植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應當說中國史學在培養民族意識、鞏固國家統一方面，其功績是最大的。
第三，任何一位歷史學家在撰寫史著的過程中，都會有意識地培植民族認同意識和愛國主義傳統。尤其是當民族遭受磨難之時，歷史學更成為激發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手段。總之，歷史學是一個民族保存歷史記憶、延續傳統乃至尋根的重要手段，這種把一個民族的歷程放在濃縮的時空中加以考察的方式是歷史學所獨有的。

七、與文明共進的時代精神
歷史學既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也是一門不斷煥發青春的與時代共進的學科。很多人以為歷史學是一門逃避現實的學科，其實，以古喻今，關懷現實，積極入世的時代精神，也是歷史學一種無法剝離的學科品質。
第一，歷史學的形式和表述方式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更新和改變。歷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只要人類社會存在，歷史學就不會消失，而且還會以全新的姿態不斷適應社會發展，完成它記載和傳承人類文化的使命。歷史學的學科形式隨時代的進步而進步。
第二，歷史學所表達或承載的內容能及時反映社會的新變化。人類社會種種新變化都會投射到歷史著述中來，關懷現實、反映現實，也是歷史學的一項主要功能，歷史學常用的「借古喻今」筆法即此表現。現實問題引發歷史學家們的思考，促使他們對歷史上的相關事物和現象進行研究，尋找解決現實問題方案或途徑。
第三，作為歷史學主體的歷史學家們，其本身就是時代的人、社會的人。其思想觀念和文化素質都是由特定文化所塑造的，誰也超越不了時代的局限，從而在表述歷史時，便明顯地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和個人所歸屬的民族的、階級的、文化的烙印。從這種意義上講，所有經過歷史學家們加工過的「主體化歷史」都是當代史，都具有明顯的時代性。

八、關懷社會生態的人文精神
歷史學在本質上是關懷人、尊重客觀事實的科學，歷史地探討人類所處的自然的和社會的生態環境，體現了歷史學所獨有的人文精神。
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構成了「社會生態」的基本內容，歷史學對社會生態的研究是從宏觀上和過程中來探討的，如人口發展史、戰爭史、社會結構演變史、災荒史等都是大跨度地從歷史進程入手進行探討的專門史。一座城市的興衰、一座工廠的興建、一條鐵路的修築等，都需要研究有關的歷史，取得必要的借鑒。一座城市的興衰取決於地殼的變遷，資源的榮枯，氣候、交通等環境的改變，人口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開發等種種因素，歷史學都可以從宏觀上整體上對其進行說明。
歷史學研究的取向和目的是對人本身的關懷。因此，歷史學立論的一個最基本、最普遍的標准，那就是本著符合人類文明進步、符合人性的標准、符合人類生存和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標准進行價值判斷，對個人的或集團的反人類、反社會、反文化的行為進行批判，對符合人性的、有利於人類進步的行為進行肯定。歷史學具有的關懷社會生態環境、通過歷史的闡釋而為人類健康發展提出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所滲透的人文精神，是永遠不會失落的。

九、總結過去面向未來的尚智精神
總結過去、面向未來的尚智精神也是歷史學的一種基本精神，司馬遷的「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前世不忘，後世之師也」，講的就是這種精神。可以肯定地說，探討民族在過去的奮斗歷程、興衰成敗，有助於提高民族的文化自覺，確立新的奮斗目標。
歷史學的尚智精神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以倫理的或道德的准則警醒人們，教育人們，協調或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二是以歷史經驗啟迪人們的心智，豐富人們的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國家和社會；三是以歷史上的種種制度模式與思想模式，提供現實選擇的參考；四是以眾多的歷史人物的事跡、言論，向人們提供做人的標准。人類過去的歷史，其本身就是巨大的思想和智慧的寶庫，歷史學就是開發這一寶庫的工具和方法，「學史可以使人明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人類社會都是從過去走過來的。歷史上的災難曾使人類付出過慘痛的代價，對於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而言，總結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人為災難的原因及其影響，吸取其經驗教訓，不僅可以避免再次發生這樣的災難，而且這些經驗教訓作為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又可淀積為我們的文化。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3. 戊戌變法體現的時代精神是什麼你從中獲得的啟迪是什麼

戊戌變法指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遭捕殺或逃亡國外。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也叫戊戌維新、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又名維新變法，其高潮則為百日維新， 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維新成功與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

簡單的說：

1、光緒帝和幾個書生的全變和大變的急進變革得罪了整個上層階級，包括知識分子， 廢除科舉堵住了某些知識分子的陞官之路。 而日本則是穩健的改革

2、戊戌變法和之後慈禧太後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壞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兩個原因，以第一條為最主要，下面仔細說一下我的理由：

至於有人說失敗是因為「主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 。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 。」這個是教科書的標准答案，但卻是不符合事實的。其實，這里的主客觀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封建反動勢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國還強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後，日本九州的封 建勢力就發起對新政權的武裝進攻。

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1898年由光緒帝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的影響下，人們基本上認為戊戌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後鎮壓的，慈禧太後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禍根。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 據費行簡《慈禧太後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後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 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光緒帝帝素怕慈禧太後，待到慈禧太後太後太後坦露心跡，抑鬱頓釋，也就在 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盪，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系 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

幾個書生的所做所為就要導致清朝的崩潰了，慈禧太後不得不走出來穩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變」的惡果。 在處理戊戌變法上，慈禧太後太後太後有功無過。慈禧太後當時要是真的要象武則天哪樣有野心，慈禧太後為什麼後來不稱帝呢？因為種種原因，慈禧太後已經被醜化的不能再醜化了。

慈禧太後是支持改革的，這個由她自己主導的新政證明了這一點，「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但處在那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不具備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 識素養。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但這也不能全怪她，那個 時代的知識背景就是如此）。她的無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實 績。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受教育水平和時代的局限性，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 進程和目標沒有足夠的心理准備和通盤考慮，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 在 新政實行後，還是犯了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的冒進的錯誤，日本的維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後用了8年。由於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導致政局不穩定，導致權力下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路運動。 這里強調一下，清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通常說 的什麼腐敗，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躍進。這和當年蘇聯解體的原因相似，蘇聯解體不是因為腐敗，而是激進的改革。

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制，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注意外交斗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發展起來對其他國家不利，而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他國家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無所謂好壞來評價他們的侵略行為。正是為了讓中國這個睡獅永遠也不醒來，西方對日本的改革維新大力扶持，而對清朝晚期的戊戌變法採取破壞行動。所以，從國家利益角度來說，西方抑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從東西方第一次碰撞就開始了，西方抑制中國的政策現在還在繼續，並在可預見的將來持續下去。西方對中國的抑制和中國姓封，姓資或者姓社無關的。而日本土地面積小，再怎麼發展也不會對西方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麼西方自明治維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個強大的日本控制中國的發展。

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份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咸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自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只靠經濟上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台灣及遼東，並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 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因為外省舉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車接送，事件亦被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犟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變法開始

1897年末， 山東發生曹州教案， 兩名德意志帝國傳教士被殺。 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犟意圖瓜分剛敗於日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鍾。

光緒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親政，但實權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後太後的手裡。面對列犟瓜分的危險，1898年（戊戌年）, 慈禧太後同意光緒帝進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緒帝帝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後光緒帝帝召見康有為， 調任他為京章行走， 作為變法的智囊。 其後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新政內容主要有：裁汰冗員、廢八股、開學堂、練新軍、滿漢平等,等等；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帝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正在變法的時候想要推薦使把型號特別地當作明治維新的改革前進了。

戊戌政變

新政一開始便遭到原來各大臣的抵制。特別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更是保守派的頭目。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北洋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夜訪袁世凱住處，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後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 9月19日，慈禧太後太後太後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布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帝，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於9月28日斬於菜市口。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則發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即現北京大學）外，一律都被廢止。

變法影響

近年亦有歷史學家認為，維新運動自開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緒帝帝未具備足夠的權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維新派人物（特別是作為智囊的康有為）對政治現實的無知，和他們對西方社會制度的粗糙了解，亦註定運動的失敗。

變法意義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

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

4. 漢朝的時代精神是什麼

漢代的時代精神雄健渾厚.
崇武尚武是漢代世風中頗有特色的內容。在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石上，較力、徒手和使用刀劍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見的內容。徐州漢畫像石上有表現力士拔樹的場面。漢代可能已經有類似《水滸》中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民間傳說。當時較為正式的舉重活動是扛鼎。除人們熟知的項羽「力能扛鼎」，一些貴族如劉邦少子淮南厲王劉長、武帝子廣陵厲王劉胥也以能扛鼎留載史冊。武帝在宮中設鼎官，判定殿前舉鼎的成績。值得提到的是在漢代畫像文物上描繪了人與虎、野豬等猛獸的搏鬥，其中最為驚心動魄的是徒手制服野豬和一人同時與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許多比武和斗獸者都是社會上層，文人們也參與其間。司馬相如、田疇、崔琰善擊劍，王充朝夕習騎馬射箭，經學名家轅固在獸圈中刃斃野豬……錢穆先生說漢代文人性格質朴，拿起筆可撰文，放下筆可耕田。其實漢代文人也不是後代那種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這既是尚武精神的結果，也是時代的重要標志。

生活在漢代的人們，率直而較少含蓄，開通而較少壓抑，粗朴而欠圓通，勇敢而鄙視怯懦。漢帝國拓疆開土，鑿空異域，以及社會秩序的形成，都與這些精神風貌息息相關。星移斗轉，漢代精神風貌中有些內容雖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濺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攖動人心

5. 時代精神說 和偉人說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時代精神是每一個時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實質，是一種超脫個人的共版同的集體意識。體權現著時代精神的英雄們主宰著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視野，當他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的英雄再用新的更合乎時代精神的武器佔領他們的寶座。

6. 漢代的時代精神

先給你一些兒

不夠給我消息

1 對人體美的欣賞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漢代人眼中，男性美中最為突出的是體現男性第二性徵和富有力量感的方面，如胡須濃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西漢人王商高八尺余，「身體鴻大」；東漢人虞延「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他們的身體形態都得到了正面評價。胡須的意義也非同尋常，是男子尊嚴的象徵。東漢初人溫序被隗囂部下逼迫自殺，死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須污土。』」（《後漢書·獨行列傳》）女性美則突出其面容的俏麗姣好，頭發的修長烏黑等。清代學者俞正燮注意到古人有「女貴大」的觀念。顧頡剛、童書業先生根據《詩經·碩人》、《澤坡》等篇，指出春秋時代美女的標準是身材高大。這種觀念在漢代也得到延伸。漢代人較為欣賞身材高挑豐滿的女性，出土的漢代畫像資料上貴族婦女大都身形高大豐腴，與身邊的侍女形成鮮明對照。

載歌載舞是漢代重要社會風俗，人們對歌舞格外喜好，歌和舞大都緣情而發，隨意而起。酒酣耳熱後起舞高歌不但是家庭宴飲的內容，也是社交場合中的節目。漢代文獻記載，當時在各種宴會上都有參加者的歌舞表演。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景帝令稱壽歌舞。長沙定王劉發「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景帝遂為長沙國益土（《史記·五宗世家》「集解」引應劭曰）。由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在那個時代，若不能舞或舞技不高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在漢代人的歌舞形式中值得專門提到是「以舞相屬」。「屬」通「囑」。這是正式宴飲場合中的固定程式，一般在宴會高潮時進行。其程序是：主人先行起舞，舞罷，再「屬」（囑）一位來賓起舞，客人舞畢，再以舞「屬」另一來賓，如此循行。所有的來賓都要參與舞蹈。在宴會上不舞或舞而不旋都是對他人的失禮行為，不僅破壞宴會的氣氛，而且會導致或激化雙方矛盾。如蔡邕遇赦還鄉，五原太守王智為其餞行，「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王智感到大失顏面，當眾辱罵蔡邕，並誣告他「怨於囚放，謗訕朝廷」，蔡邕被迫亡命吳地（《後漢書·蔡邕傳》）。
「面子」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標志性的內容之一。漢代人也十分看重「面子」，且維護「面子」的方式似乎更為激烈。漢代官員自殺者數目眾多，其原因大都緣於不願下獄，「義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闕下自剄的蓋寬饒，也有年逾六十的經學名家蕭望之。司馬遷深愧遭受宮刑而苟活，他在《報任安書》中用「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鬱。周黨為鄉佐所辱，與鄉佐約定時間決斗，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決斗事例。在忠孝節義觀念支配下，漢代社會對「面子」的維護，由自身擴展到對家庭和親族尊嚴、再擴展到對主人和師友尊嚴的維護。彌漫漢代社會的復仇行為有宗親、主臣和師友三種類型，可以說這三種類型正是這種社會觀念的實踐。與以後的一些朝代不同，漢代主流文化對復仇行為持同情和肯定態度。清代學者趙翼曾被漢代人「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的行為所打動，在《廿二史札記》中用頗長篇幅記下了這些感受，這些感慨也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遷。

崇武尚武是漢代世風中頗有特色的內容。在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石上，較力、徒手和使用刀劍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見的內容。徐州漢畫像石上有表現力士拔樹的場面。漢代可能已經有類似《水滸》中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民間傳說。當時較為正式的舉重活動是扛鼎。除人們熟知的項羽「力能扛鼎」，一些貴族如劉邦少子淮南厲王劉長、武帝子廣陵厲王劉胥也以能扛鼎留載史冊。武帝在宮中設鼎官，判定殿前舉鼎的成績。值得提到的是在漢代畫像文物上描繪了人與虎、野豬等猛獸的搏鬥，其中最為驚心動魄的是徒手制服野豬和一人同時與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許多比武和斗獸者都是社會上層，文人們也參與其間。司馬相如、田疇、崔琰善擊劍，王充朝夕習騎馬射箭，經學名家轅固在獸圈中刃斃野豬……錢穆先生說漢代文人性格質朴，拿起筆可撰文，放下筆可耕田。其實漢代文人也不是後代那種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這既是尚武精神的結果，也是時代的重要標志。

生活在漢代的人們，率直而較少含蓄，開通而較少壓抑，粗朴而欠圓通，勇敢而鄙視怯懦。漢帝國拓疆開土，鑿空異域，以及社會秩序的形成，都與這些精神風貌息息相關。星移斗轉，漢代精神風貌中有些內容雖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濺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攖動人心。（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漢代社會在性以及某些男女關系方面是一個比較通達的社會。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飲，結伴同路甚至同車而行，女子也能單獨會見男賓。《風俗通義·怪神》說青州等地祭祀城陽景王（朱虛侯劉章）祠時，常有「倡優男女雜坐」宴飲的場面。「雜坐」表明男女不僅同場而且還相鄰而坐，並不隔開。密縣打虎亭漢墓畫像石繪有梳髻插笄女子與著帽男子並列坐於賓客位置上宴飲，其旁又有兩個女子對坐宴飲，這可視為「雜坐」情境的形象展現。他如英布愛姬單獨去為其療疾的醫家赴宴，以及漢代墓葬中屢見不鮮的男女裸體恩愛圖像，也都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才能出現的事情。當時雖已存在「貞」的觀念，但人們更為強調的是「孝」。秦漢婦女不改嫁的最早例子是《列女傳》卷四《貞順傳》「陳寡孝婦」條所載陳地寡婦事，時當漢高祖至文帝時。但陳氏守寡並非出於貞節而是為盡孝於婆婆，故文帝賜號「孝婦」。到了東漢時期，雖然情況有了變化，但在社會輿論對女性「貞」與「孝」的要求上，「孝」依然占據上風。婦女改嫁蔚然成風，且不受道德譴責。如張負孫女六嫁，漢景帝以離異並與前夫生有一女的王氏為皇後，以及曹操著文令其妻妾「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等，不過是漢代社會眾多類似事情中的典型例子。與此相關的社會現象是婚姻關系中的自主選擇。漢代社會一個核心家庭的婚姻決定權有四個依次遞減的層次，即父親、母親、兄姊和本人。一般來說，當父母都不在世時，本人對其婚姻有很大的決定權。平陽公主離異後選擇大將軍衛青為夫，孟光向父母提出欲嫁梁鴻，表明即使父母諸親在世，子女對自己的婚姻也有建議權。

2契約，又稱券書，即今之合同，是當事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契約在我國古已有之，西周中期的銅器銘文是有文字可證，有實物可考的最早的契約。至漢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民事交往的廣泛與深入，契約發展已相當完備。其種類之多，效應之強，反映出契約的訂立已遍及民事交往的各個領域。契約作為一個法學．社會學范疇，不僅具有嚴格的法律意義，而且還具有極其深刻和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它全息性地體現著漢代社會內部各個方面的互動關系。目前學界對漢代契約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和系統，考古學界多從漢簡著手提及契約，但多為借貸券、買地券等收買付賣之類，即使在經濟類契約中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1][2][3]張傳璽先生從形式上比較完整地介紹了漢代契約，但並未開掘其中豐富的社會信息。[4]秦暉從經濟史的角度對漢代社會作了比較深入的剖析和類比，涉及到契約，但不甚全面。[5]一些研究法制史的文著對漢代契約也作了探尋，但更為零星，並且遠不能從社會學的意義上去理解「契約」這個重要的社會現象。[6][7]本文試從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的范疇，力圖把漢代契約放人漢代「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中介」的框架中考察[8]，認識漢代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初始階段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既具有「鄉土性」、「禮俗性」等傳統社會的特色，又呈現出「法理性」、「經濟性」等初始階段中國家較少干預社會的個性。[9]本文所論，涉及契約的成立要素、法律效應、契約終止等幾個方面，對漢代契約的運作作初步探討，並論及漢代契約的特點及評價，以有益漢代社會史的研究。

3 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雖然其後在惠帝、高後、文、景之世皆實行黃老無為之治，但到漢武帝之時，明確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就使儒學終於被漢代統治者確認為其統治思想，同時也為此後兩千多年歷代封建皇朝奠定了思想統治的模式。 自孔子以後，儒家有「內聖」與「外王」之分，孟子一派屬於「內聖派」，荀子一派屬於「外王派」。習《公羊傳》的董仲舒屬於「外王派」，重視從制度上實現儒家主張。應該說，這也是《公羊傳》為漢武帝所青睞的原因之一。漢武帝在典章制度上強化德治的措施，一是察舉孝廉制度，二是《春秋》決獄。舉孝廉為官，自漢惠帝始，其制度化則在漢武帝時期。元光元年初，令郡國各舉孝廉一人。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令：「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從此，孝子與廉吏成為清流之目，為官吏進身之正途。《春秋》決獄即以《春秋》作為斷案的依據，如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奉旨辦理淮南王劉長一案，「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自此，《春秋》決獄開儒家經典法律化之先河。 不過，漢武帝在重視德治的同時，也特別重視刑罰的作用。史載，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漢武帝重用張湯、趙禹條定法令。據程樹德《九朝律考》雲：「漢蕭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孫通《傍章》18篇，及張湯《越宮律》27篇，趙禹《朝律》6篇，合60篇，是為《漢律》。」但實際上，張湯、趙禹制訂的不僅僅是《越宮律》和《朝律》。據《漢書·刑法志》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這些律令的特點是以嚴刑峻法來督責官吏嚴格執法。此外，漢武帝時期還制訂了《腹誹法》、《沈命法》等。漢武帝一朝是繼劉邦之後漢代立法的第二個高峰期。經過這次修訂，法網更密。從此，漢初那種約法省禁、漏網吞舟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然而，在漢武帝的繁法嚴刑和當時沉重的賦役負擔之下，民不堪命，因而從天漢二年（前99年）起，從燕趙到江漢，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連受挫，更加劇了日趨惡化的社會矛盾。有鑒於此，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罪己詔——《輪台詔》。在此詔書中，漢武帝宣布實行政策的改變：在統治方式上，從嚴峻刑法轉向寬松溫和；在百姓負擔上，從橫征暴斂轉向輕徭薄賦；在經濟措施上，從壟斷財利轉向力農富民；在對外關繫上，從戰略進攻轉向戰略防禦。至此，德、刑之用方趨適中。 昭、宣兩朝的大政方針是武帝《輪台詔》釐定的。當漢宣帝繼承帝位時，在思想教育界占統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學」。漢宣帝深受其祖父劉據對《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態度的影響，在他的直接支持下，《穀梁傳》被立為官學，由是《穀梁》之學大盛。但在政治統治中，漢宣帝更重視刑罰的威懾作用。據《漢書·蓋寬饒傳》雲：「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但宣帝覽奏大怒，下蓋寬饒獄，蓋寬饒舉刀自剄。皇太子劉

7. 戊戌變法體現的時代精神是什麼

戊戌變法指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遭捕殺或逃亡國外。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也叫戊戌維新、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又名維新變法，其高潮則為百日維新， 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近代化道路。
近年亦有歷史學家認為，維新運動自開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緒帝帝未具備足夠的權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維新派人物（特別是作為智囊的康有為）對政治現實的無知，和他們對西方社會制度的粗糙了解，亦註定運動的失敗。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它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和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基礎．具有愛國和進步作用．
(上面幾樓,那是靼子嗎?你看看,是帝國主義啊)

8. 心理學名詞解釋 時代精神說

試評西方心理學史的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

郭本禹

心理學史著重研究心理學思想、理論發展的動因和規律。西方心理學史家在說明這個問題時，往往都求助於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並把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作為心理學歷史編纂學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西方出版社的經典心理學史著作莫不如此。希爾加德等人(E．R．Hilgard)曾提出心理學歷史編纂學的五個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偉人說和時代精神說原則。[1] 但是，各家處理兩者的側重點卻有所不同。有人把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作為對立的原則，或重時代精神說、輕偉人說；或重偉人說、輕時代精神說。也有人把兩者視為統一的原則，相輔相承、相互補充。什麼是時代精神說?什麼是偉人說?據以說明心理學思想和理論的發生發展，是否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為了加深對西方心理學史的研究，揭示心理學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有必要對西方心理學史的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作一番剖析。

一
關於時代精神，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有論述。西方心理學史中的時代精神，一般來自黑格爾。黑格爾認為：「政治史、國家的法制、藝術、宗教對於哲學的關系，並不在於它們是哲學的原因，也不在於相反地哲學是它們的根據。毋寧應該這樣說，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根源——時代精神。」黑格爾把時代精神看作一切文化的根源。所以「沒有人能夠超出他的時代，正如沒有人能夠超出他的皮膚」。[2]黎黑(T．H．Leahey)明確表示他同意黑格爾的時代精神說。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卻並不偏向『偉人』說，而傾向於『時代精神』說。黑格爾首先對時代精神說進行了有影響的敘述。時代精神是一個德文詞Zeitgeist，其意為時代(Zdt)的精神(geist)，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深信歷史非『偉人』的行動所決定，而是由巨大超人的非人為力量所決定。宣揚時代精神說的人們說，如果弗洛伊德被扼殺於搖籃中，則會有另一個創立精神分析學說，因為該觀念早已存在於19世紀的時代精神之中。」[3]黑格爾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他不可能從歷史本身尋找歷史發展的動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歷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代表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表面動機和真實動機都決不是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機後面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但是他不在歷史本身中尋找這種動力，反而從外面，從哲學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動力輸入歷史。」[4]黑格爾是客觀唯心主義者，他不是從主觀動機而是從所謂的「宇宙精神」或「世界理性」中尋找歷史的動力。可見，黎黑的觀點實質上是用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來說明心理學思想和理論的發展。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
心理學史家對時代精神的理解，並不都是相同的，比如柏瑞南(J．F．Brennan)認為，時代精神的一種形式是庫恩(T．Kuhn)的範式。[5]黎黑也說：「範式可被視作是小規模的時代精神。」 [6]範式決定著研究和理論。科學理論是科學家共同體在科學範式指導下創造結果。在庫恩看來，範式是「科學家共同體成員共有的信仰、價值標准、解題技巧的總匯」。[7]範式不是認識的結果，而是人們的心埋上的信仰。所以，把時代精神視為範式，以範式說明心理學理論的產生，實際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歷史觀。
舒爾茨和波林對時代精神的看法是一致的。舒爾茨認為：「甚至最偉大的思想(特別偉大的思想)往往受到所謂Zeitgeist——時代精神或文化氣氛——的約束。所以，對一種發現的接受和使用，受到一定文化、地域或時期的主要思想模式的限制。」[8]他把時代精神規定為一定的「文化氣氛」或「思想模式」。波林也認為科學的新發現是否被人們所接受「要受到當時、當地的文化的思想習慣的限制，也就是時代精神的限制」。[9]他把時代精神規定為「文化的思想習慣」。可見，波林和舒爾茨雖然在具體的表述上不盡一致，但他們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他們都把時代精神規定為一定的社會文化狀況，決定著心理學思想和理論的發展，並對科學的發展有促進或抑製作用。舒爾茨認為：「一種發現必須等待適合它的那個時代。」[10]波林也認為：『『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見等到時代精神准備接受它時，才能降臨，否則它如果在時代精神前，來得過早，就將會為人所淡忘和拋棄，一直到了文化轉過來准備給它歡迎時，它才能重現於世。」許多歷史的預見和同時的獨立發現，「都表明了產生偉大人物乃是時代而非魔術」。[11]所以舒爾茨和波林極其重視社會文化條件對心理學發展的作用，而忽略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對心理學發展的意義。同時，他們把時代精神說看成是自然決定論(自然說)。波林認為，歷史決定於自然而非決定於個人並不新穎。忽視偉大人物的前行事件就構成了人格說(偉人說)，但一旦查問什麼東西造就偉大人物的偉大時，就又復返於自然說了。[12]舒爾茨也指出：「『偉人』決定論是不錯的，但它能否完全解釋社會或科學的發展呢?不能。」「也許第二種態度，即歷史的自然決定論可能是正確的。」[13]這是自然主義的歷史觀，這種觀點強調了心理學思想和理論的發展是一個自然過程，其哲學基礎是機械唯物主義。
偉人說又是指什麼呢?偉人說是一種常識性學說，不像時代精神說那樣復雜。舒爾茨說得很明白：「科學史上的偉人概念是從某些個人偉大成就和貢獻引申出來的。按照這種觀點，一切進步和變化都是直接由指引和改變了歷史進程的獨特的『偉人』的意志和力量決定的。這種理論主張，拿破崙或科學上的達爾文乃是偉大事件的主要推動者和形成者。這種理論含有這樣的意思，如果偉人不出現，偉大的事件就不會發生。這種理論實際上認為：英雄造時勢。」[14]偉人說就是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
僅僅持時代精神說或偉人說的極端觀點並不多。即使有像波林、舒爾茨和黎黑等人聲稱他們主張時代精神說，但也未能堅持到底；雖然他們在前文都表明要用時代精神概念說明心理學的發生發展，但在後文就改口。波林聲稱「自然說實即人格說(偉人說)」。[15]舒爾茨認為：「恰當地說，一門心理學史必須根據兩種理掩來論述。」[16]黎黑表示：「我們的做法乃集偉人說和時代精神說兩家合理的部分。」[17]他們在各自的著作中時常表現出這樣的前後矛盾態度。究其原因，是他們沒有掌握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理論武器。其實，大多數學者都主張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的綜合觀點。綜合觀點看起來是合理的觀點，但由於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在本質上都是唯心史觀，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所以綜合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因此，對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的唯心史觀要進一步分析和批評。

二
有的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就是時代精神說，黧黑就認為極端時代精神說的歷史觀的最著名的例子是馬克思主義。柏瑞南也把時代精神說等同於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但是，馬克思的時代精神說與西方心理學史的時代精神說是有根本區別的。馬克思在談到哲學的意義時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活的靈魂。」[18]但馬克思在談到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時又指出：「社會的物質生活、社會存在垂第一性的，社會的精神生活、社會意識是第二性的。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9]要求人們「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並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的生產過程」。所以馬克思的時代精神概念「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20]它始終堅持「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唯物史觀。相反，西方心理學史的時代精神說從根本上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理。從前文的討論中，我們知道黎黑繼承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思想，企圖從「宇宙精神」、「世界理性」中尋找歷史的「巨大超人的非人為的力量」，並作為心理學發展的動力。這是徹頭徹尾的客觀唯心主義歷史觀。柏瑞南等人把時代精神等同於範式，同樣沒有看到經濟、政治因素對心理學發展的作用。波林和舒爾茨把時代精神規定為「文化的思想習慣」或「文化氣氛」。認為心理學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領域，必然要受到具體社會的思想、文化和習慣傳統的制約。從精神領域尋找心理學發展的動因和本質，這並不是說錯。歷史唯物主義在肯定社會存在的第一性、社會意識的第二性的前提下，同時也承認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的諸形式之間相互影響，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雖然波林、舒爾茨看到社會意識的諸形式，特別是哲學、科學和文化傳統對一個新的心理學理論產生的意義和作用，看到了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的諸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他們無限誇大了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把相對性變為絕對性、決定性，沒有看到社會意識的諸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有限性、相對性和條件性，沒有看到「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條件」起最終決定作用，從而使自己陷入唯心主義泥坑。所以，我們分析心理學理論產生的條件時，「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21]連巴斯(A．B．Buss) 在批評波林的《實驗心理學史》時，指出作者對「影響心理學思想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因素沒有受到應有的承認」。[22]自然主義歷史觀否定人的歷史作用，而波林和舒爾茨卻把時代精神說等同於自然說，因而作出了錯誤的推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自然主義的歷史觀認為只是自然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歷史發展；這種歷史觀是片面的，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23]。波林、舒爾茨似乎也知道人的作用是無法否定的，他們又不得不將偉人說召回來，以便補救自然說的不足。
總之，從西方心理學史家對時代精神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們在研究、編纂心理學史時的矛盾態度：他們力圖尋求心理學發生、發展的動因和內在規律，但他們卻以超人的時代精神之類作為答案；他們力圖從社會環境而不是從個人的主觀角度去認識心理學思想和理論的發展，但是他們的社會環境卻是脫離政治、經濟狀況的社會思想文化環境；他們力圖從諸多社會意識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去認識心理學的發展，但他們又完全看不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野心理學發展的最終決定作用。這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指出，在人們自己創造歷史時所遇到的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24]這一精闢的論述，同樣適用於我們分析心理學思想和理論產生的前提和條件。
心理學史中時代精神說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偉人說同樣違背歷史唯物主義。西方心理學家往往不能正確處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他們要麼主張時代精神說，否定人的歷史作用；要麼誇大人的歷史作用，主張偉人說。必須指出，否認人的歷史作用的觀點是片面的。歷史唯物主義決不是經濟決定論，它從來不主張經濟自發地發生作用。因此，它不會忽視個人對歷史發展的影響。馬克思曾借用愛爾維修的話來說明白己的觀點：「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25]這是因為「全部歷史本來由個人活動構成的」[26]。因此，個時代都需要時代精神的代言人。馮特是19世紀後期德國時代精神的代言人，創立了實驗心理學。華生是20世紀初美國時代精神的代言人，創立了行為主義心理學。
誇大個人的歷史作用的偉人說也是片面的。因為「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續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7]任何人都「沒有能夠超出他們時代所給予的限制」。[28]偉人、英雄畢竟離不開他們的「時勢」。人們不能憑自己的幻想，隨心所欲地來創造歷史。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只有善於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個人總是時代的產物，連波林也承認：「如果弗洛伊德窒死於搖籃之中，時代將可能產生出另一個弗洛伊德。」[29]可見，偉人說看不到個人與其時代條件之間的辯證關系。忽略個人時代條件(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制約性，一味地誇大個人的作用，勢必陷入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
當然，一旦時代條件具備了，究竟由誰來做英雄或偉人則純屬偶然性。馬克思說過：「如果『偶然』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世界歷史就嘗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30]因此，正像恩格斯說的那樣，「恰巧某個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於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除掉，那時就需要另一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出現的，——或好或壞，但隨時間的推移總是會出現的」[31]。偉人是時代的產物，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如果不產生這樣一個偉人，也會產生另一個偉人。但這兩個人物可能有一個好些，另一個差些。這正是給個人作用留有餘地。
總之，辯證唯物史觀在社會歷史領域既堅持了唯物主義，又堅持辯證法。它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統一。西方心理學史的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正是違背了社會領域中的唯物論和辯證法，這個致命的缺陷註定了它難以科學地說明心理學發展的規律。因此，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不是科學的方法論原則，不能作為心理學史的編纂原則。

三
西方理學史的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以科學的態度進行審視，無疑是一項嚴肅而有意義的工作。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在哪些方面給我們以啟示呢?
首先，提出了探索心理學思想和理論發生發展的動因和規律的任務。西方心理學史家在研究和編纂心理學史時，力求從心理學與社會環境(思想文化環境)、心理學與傑出心理學家貢獻的關系，去尋找心理學思想和理論發展的動因，並以此作為貫穿心理學史研究的線索。撇開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本身的唯心主義本質和局限不論，就他們提出探索心理學發展的動因和規律這一任務而言，還是應該肯定的。我們知道，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自身發展必然有其規律性，心理學史應該揭示這種規律性。心理學是人類精神生產的一個領域，必須受到社會經濟、政治因素的最終制約，並受各種社會意識形式的相互影響。它的發展動因和規律只有上述諸因素通力作用才能揭示。西方心理學史家以他們特有的方式，指出了編纂心理學史必須解決這個任務。一本心理學史書如果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稱其為科學的著作了。因此，不管他們能否解決這個任務，但是他們有這種願望還是難能可貴的。
其次，重視諸意識形式對心理學發展的作用。一些西方心理學史家如波林、舒爾茨認為，心理學發展必受其時代精神限制，而時代精神又是指一定的社會思想文化狀況。故他們對社會的諸意識形式，尤其是哲學、科學、文化傳統對心理學產生和發展的作用十分強調。從波林、舒爾茨對主要心理學流派產生條件的分析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例如他們都認為19世紀的科學(物理學、生理學)與哲學(經驗主義)結合為實驗心理學准備了時代精神，這個任務由馮特完成；格式塔心理學的最初思想是來源於物理學中的場論思想。在他們看來，沒有當時的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就沒有特定的心理學理論的提出，即心理學不能脫離社會意識諸形式而單獨地發展。他們力圖從心理學與社會環境(思想文化環境)的關系，從心理學的外部環境中尋找心理學發展的動因和規律，這種思想是有合理之處的。他們的根本錯誤不在於他們強調了心理學的發展離不開其他意識形式的發展，而在於他們根本忽視了社會經濟、政治狀況對於心理學發展的最終決定作用。
第三，強調了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相統一的原則。絕大多數的西方心理學史家都主張用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相統一的原則來解釋、說明心理學發展的動因和規律。他們認為，任何重大的心理學理論的提出都有其歷史與現實的、理論與實踐的前提，因而具有必然性。同時他們對心理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不無崇拜之情，高度評價這些人物對心理學發展的巨大作用，並努力從社會環境(社會文化環境)中找出這些傑出人物作出貢獻的社會原因。這在某種 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力圖突破歷史發展的機械論傾向。雖然他們未能正確理解和處理好個人與其時代條件的辯證關系，但畢竟是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第四，不自覺地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原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是一切史學的方法論。連某些西方心理學史家在研究、編纂心理學史時，有時也不自覺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原則。以波林為例，他在分析美國心理學為什麼走向機能主義而違背德國的傳統時指出：「圓滿的回答是，美國是一個新開拓的國家，在准備去開發它，並向大自然奪取生活的強有力的先鋒們來看，國土是自由的，適者生存是新世界文化的基礎。美國人的成功哲學植根於個人的機會和野心，所以產生大眾的民主(『人人皆國王』)，實用主義(『淘金王的哲學』)和心理學外一切形形色色的機能主義的背景。」[32]應該說，波林的這段分析是可以肯定的。像波林這樣比較中肯的分析，還可以舉出一些例證。但由於西方心理學史家缺乏鏡一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武器，因而不能善始善終地貫徹歷史唯物主義，對某一問題的分析可能是中肯的。但對心理學史的系統觀卻充斥著唯心史觀的見解，呈現出矛盾的態度。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學習和研究心理學史是多麼的重要。
總之，西方心理學史中的時代精神說和偉人說具有十分復雜的內容，就其本質而論具有唯心主義和機械論的局限，但同時又具有一定合理的思想。因此，對這類論著，不能採取簡單拋棄的態度，必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進行分析和批評，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 原載《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四期，第43~48頁。
[1] Hilgard E．R．et al,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1991,Vol.42,P.92
[2] 黑格爾：《哲學講演錄》，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56~57頁。
[3] 黎黑：《心理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4頁。
[5] Brenna JF．History and system of psychology，1982，P，5．
[6] 黧黑：《心理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頁。
[7] 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69年英文版，序言。
[8] 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
[9] 波林：《實驗心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
[10] 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頁。
[11] 波林：《實驗心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4頁。
[12] 波林：《實驗心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862頁。
[13] 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頁。
[14] 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
[15] 波林，《實驗心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5頁。
[16] 舒爾獲：《現代心理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頁。
[17]黎黑：《心理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頁~43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121 頁 。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43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
[22]Bussli RB．Psychology in social context 1979，P．6．
[23]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957年版，第192頁。
[24] 《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4卷，第478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50頁。
[26] 《列寧全集)，第1卷，第375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頁。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05頁。
[29] 波林：《實驗心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4頁。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507頁。
[32] 波林：《實驗心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814頁

9. 文藝復興時期的時代精神是什麼

人文主義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的社會思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價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歡樂，要求人的個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經驗和理性思維。 人文主義是一種哲學理論和一種世界觀。人文主義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點。對人文主義來說，人與人之間的容忍、無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最重要的原則。 現代的人文主義開始於啟蒙運動，在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來回答道德問題的答案。在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中，超自然的解釋一般被忽略，人們將這種人文主義也稱為「世俗人文主義」。 在各個主要的宗教中也有人文主義，在這里一般人文主義與該宗教的信仰和傳統相結合。 也有的人文主義運動認為人有參加儀式和規則的需要並組織一定的團體來滿足人的這種需要。 人文主義作為歷史概念 在歐洲歷史和哲學史中，人文主義主要被用來描述14到16世紀間較中世紀比較先進的思想。一般來說今天歷史學家將這段時間里文化和社會上的變化稱為文藝復興，而將教育上的變化運動稱為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這個詞實際上很晚才出現，它來自與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羅馬作家西塞羅就已經使用過這個詞了。德國啟蒙運動時代的哲學家將人類統稱為Humanitt，當時的人文主義者稱他們自己為humanista。 而Humanism這個詞卻一直到1808年才出現。 定義人文主義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因為許多不同的人稱自己或被稱為人文主義者，而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對人的觀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義觀念互相之間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學派中都有人文主義的派別。甚至古羅馬的時候就已經有今天可以被稱為人文主義的思想流式。那時的人文主義當然與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非常不一樣。約翰·沃爾夫岡·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義往往被稱為歷史主義，而威廉·馮·洪堡的人文主義則與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完全不同。文藝復興時期哲學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時期科學被看作思想的根本。

10. 什麼是時代精神時代精神主要包括哪些

時代精神是每一個時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實質，是一種超脫個人的共同的集體意識。時代精神集中表現於社會的意識形態中，但並不是任何意識形態中的現象都表現著時代精神，只有那些代表時代發展潮流，標志一個時代的精神文明，對社會生產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的思想才是時代精神的體現。

中國時代精神的基本內涵包括：

1、改革創新是時代精神的核心。

2、改革創新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然要求。

3、改革創新是建設社會主義創新型國家的迫切需要。

4、改革創新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

(10)歷史學家的時代精神擴展閱讀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自主創新能力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加快科技進步，推動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關鍵在於自主創新。

1、弘揚自主創新的時代精神，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

世界各國的科技競爭日趨激烈，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自主創新有關的成本如專利費、技術使用費、技術服務費等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自主創新與核心技術帶來的效益無比巨大。大力弘揚自主創新的時代精神，努力創造自己的專利技術與企業品牌，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2、弘揚創新的時代精神，是中華民族在本世紀內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隨著科學技術的知識成爆炸性增長，如果缺乏自主創新，就無法掌握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動權，無法成為時代潮流的引領者，而只能成為亦步亦趨的跟隨者。

必須緊緊抓住戰略發展的大好機遇期，緊緊抓住自主創新的主動權，大力弘揚創新的時代精神，把自主創新變成全民族的自覺意識，積極投身於創新實踐，努力營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大力培養創新型人才，走中國特色的科技創新之路，使中國在世界經濟社會的發展大潮中站在時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