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李洵認為

⑴ 黨爭時代始於張璁這話對嗎

張璁改革也難免不觸犯既得利益集團：

有明一代，明武宗被視為最荒唐的一位皇帝。他荒廢政事，沉溺於嬉遊淫樂，靡費無節，導致朝政日益腐敗。皇室、勛戚貴族和官僚憑籍著特權掀起土地兼並的狂潮，攪得民不聊生，縉紳地主在正德年間兼並土地的浪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土地兼並的急速發展，大批農民被從土地上趕走的速度也加快起來。無路可走的流民先後進行起義反抗，如以規模較大，能與官軍作戰的武裝起義為標准，正德朝共16年，竟有30多次顯具規模的人民起義。正德朝流民充斥社會，起義遍及各省，形成了明朝中期繼正統朝和成化朝後的第三次流民運動的高潮。

大多數研究者把正德時期明朝出現的嚴重的統治危機看成是「衰世」「末世」之兆，這是符合史實的。自洪武以來特別是憲宗、孝宗和武宗時期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百弊叢生，矛盾重重，危機四伏，險象環生。如不改弦更張，除舊布新，明朝難逃崩潰的命運。換言之，在16世紀二三十年代，明朝統治者若要延續其統治，惟一的選擇就是改革自救。

而愈演愈烈的積弊是如何消除或減輕的？這就得正視嘉靖時期的改革活動，明朝從世宗時起之所以又能延續120多年，離不開張璁對國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如果不承認張璁對解除統治危機的革新活動，那也無法解釋在武宗及其佞臣亂政之後還能出現明世宗長達45年較為穩定統治的政治現象。換言之，明朝在正德、嘉靖乃至隆慶三朝全面「黑暗」、「腐敗」的政治危機中能夠延續將近70年之久，簡直是一種神話！事實上，如果沒有嘉靖時期的改革，明朝積弊不可能等到半個世紀之後讓張居正收拾殘局！只有客觀地認識嘉靖政治的特點和張居正政治行為的特徵，才能對明代歷史發展的軌跡有一清晰的看法。

清理勛戚莊田，罷撤天下鎮守太監，嚴革貪贓枉法，嚴肅監察制度，嚴分廠、衛與法司職權，改革科舉之弊，改正孔子稱號和典祀，以及整頓軍隊團營等，均是張璁改革措施的犖犖之者。但是政治改革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改革者不免招來許多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和非議。

張璁改革中的諸臣合力而不黨附：

明朝時期的張璁改革與中國古代史中其他時期的改革有著一些不同之處，那就是除了皇帝世宗的支持外，在朝中還形成了推動革新的朝臣群體，這確保了革新決策時能夠集思廣益和執行改革措施時的持續性，不會因為「總設計師」張璁的進退而明顯地影響改革進程。這樣一種人事構成是從事改革的最佳模式。

皇帝世宗所倚信的改革諸臣是從不同地方和不同職位上走到一起，在此之前，他們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大禮儀中所承愛的攻擊程度不同。其中張璁是反對楊廷和大禮觀最堅定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顯示了其傑出的才能。由於對楊廷和集團沖擊最大而被視為洪水猛獸，故遭到的謾罵最多。張璁敢為天下先，能夠與強大的楊廷和集團作堅決的斗爭，其言動代表著大禮儀的發展趨向，並為迅速解決大禮紛爭、完成新舊之臣的更替和建立嘉靖政治新秩序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桂萼、席書、霍韜、方獻夫、黃宗明、黃綰、熊浹等人之所以能夠支持張璁的大禮觀，就在於他們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者。否則，他們不會在楊廷和集團「姦邪」的攻擊和斬殺的威逼下支持張璁的觀點。正是彼此的合作和相互聲援，才使他們最終成為大禮儀中的勝利者。《明世宗實錄》的編纂者論道：張璁「深於禮學，豐格雋拔，大禮之義，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王世貞也認為：「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既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這些評論是頗有見地的。
欽定大禮之後，改革之所以能夠進行，並取得了重要成就，就是在此時具備了從事革新活動的各種必需的條件。
而改革所面對的嚴重的統治危機也不允許張璁等人之間搞派系，鬧矛盾。如果變革諸臣因為超擢授權不同而相互傾軋的話，那對嘉靖政治來說將是災難性的後果。嘉靖六年（1527年），張璁召集桂萼、方獻夫、霍韜、黃綰、熊浹等人於東閣，強調了彼此間加強團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張璁對他們說：吾輩始也生不同方，官不同位，而議論之同者，義理根於人心固有也。伏遇聖明作君師，以定一代綱常，吾輩倖免獲罪，敢復論功？夫內閣、吏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門也！大學士、尚書、都御史、詹事，此何等切要官職也！吾輩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惡，各修本職，以佐收治平之功，是負吾君，獲罪於天矣，決當先蒙顯戮，不得善終者也。

當然，這種團結合作決不是為了私利的結黨欺君行為。張璁說：「夫君子和而不同，同則為黨。」他要求大家對結黨營私有所警省，不要重蹈楊廷和集團結黨欺君而導致敗滅的覆轍。同時，張璁認為在確保團結合作的前提下，彼此還需要保持一種正常的爭論，說：「論事雖或如爭，事定不失和氣。（《西園聞見錄》卷26《宰相》）胡世寧也說：臣子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為嫌」。只有彼此「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家無疆之休而已」。（胡世寧：《執中行政疏》，《明臣奏議》卷21）只有充滿活力的爭論和多人參與的革新，才是最穩妥和最穩健的革新。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由個別強權人物單獨領導革新而屢犯的冒進和由此所導致的政治災難。
然而，失勢者或對張璁等人抱有成見者惟恐變革諸臣內部不亂，對於其政見的分歧或正常的爭論極感興趣，並據此大作文章。事實上，變革諸臣之間矛盾沖突是次要的，也是極其正常的，無需大驚小怪。他們之間的合作是主要的，是主流。桂萼病逝後，張璁傷感不已，賦詩誌哀：君臣千古義，生死一般心。黃閣渾如夢，青山何處尋？蘭溪致香瓣，遙拜淚沾襟。
憶昔同宣召，叨為一品官。寵光今古異，圖報始終難。只合吾辭位，胡當子蓋棺！

霍韜為了回擊反對者認為他們爭議大禮是為了追逐權勢的卑劣之見，屢辭禮部尚書之職，以保全張、桂等人，他對世宗說：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下陛下之意。臣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為非，何以塞天下口！（《明史·霍韜傳》）
又說：力堪大任，臣不如張璁；志切報國，臣不如桂萼；守養素定，臣不如方獻夫。在位大臣，蹇蹇匪躬，贊揚聖化，臣之齷齪小器，自知甚明，方將引分恬退，以遂初心。在位列臣工輔成至治，於今日臣得全一節，亦可以小補聖化於萬年也，所以變相成也。

在席書、桂萼、張璁等人相繼作古之後，霍韜無不悲哀地說道：「同贊大禮者，席兀山、桂見山先薨，今年張羅峰繼薨，致齋（指黃宗明）復捐，世遺予孤立，豈不哀哉！豈不哀哉！其實，變革諸臣之間的政見爭執並不是他們的弱點，而恰恰是他們的優點。在革新目標統一的前提下的政見爭執，不僅保全了他們的身家性命，而且也使革新得以順利進行，不因他們的離世或退位而出現明顯的逆轉現象。如果他們像楊廷和集團那樣惟馬首是瞻，並死抱一團的話，不僅一事無成，而且非迅速敗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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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歷朝歷代基本上多是有政治斗爭有黨派之爭的。
在明代嘉靖朝，早在第一任首輔楊廷和時也是有黨派之爭的，只是楊廷和勢力空前強大。楊廷和以非常時期的特殊需要為名，一舉排斥並打掉了異己力量：

少年世宗即位後不久，楊廷和集團便利用世宗立足未穩，年少不諳朝政的時機急速地對異己力量進行了全面的清洗。大學士梁儲以「結附權奸，持祿固寵」，吏部尚書王瓊以「濫鬻將官，依附權幸」，戶部尚書楊潭、兵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李鐩、都御史除金和王璟等20多位閣部大臣先後或被罷黜，或被投入牢獄，王瓊坐交結近侍律差一點被斬首！楊遷和集團試圖將造成正德時期弊政的全部責任推到梁儲、王瓊等人身上，把自己打份成為出污泥而不染的正人君子。

當把異己者驅逐之後，在新君世宗即位之初，形成了只有一種聲音即楊廷和一人的聲音，以楊廷和為核心的這一集團試圖控制朝政。盡管楊廷和集團利用皇位空缺之機構建了明代歷史上最為強大的文臣集團，但這一貌似強大的官僚集團只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

要真正清除永樂以來特別是正德時期的積弊，與這一時期弊政有千絲萬縷關系的楊廷和集團不可避免地亦將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取代楊廷和集團的新生力量在大禮儀中迅速崛起。這是挽救明朝命運的客觀要求，也是推行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些人把大禮儀僅僅看成是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一般性事件，並把儀禮一方的楊廷和集團視為「正人君子」，而把另一方的張璁看成是投機而迎合世宗的小人，並進而認為楊廷和集團繼續執政是理所當然，而張璁等新進者取而代之進行執政是嘉靖政治的不幸。這一偏見嚴重影響嘉靖政治的客觀認知。

而楊廷和集團得意忘形，試圖像歷史上擁立新君的權臣那樣挾持明世宗，以構建強臣弱君的權力格局。於是，楊廷和集團走上了歪曲武宗遺詔的道路，再現了歷史上權臣專橫跋扈、挾君欺主的一幕。要求新任皇帝更換父母，這不是楊廷和一人說了算。但對於世宗能否更換父母這樣敏感的大事，楊廷和自作主張，即不與朝中諸勢力協商解決，又將明世宗排斥在外。在即位第六天時，世宗下令廷臣集議其父興獻王的尊號，楊廷和無視明朝的基本決策程序，蠻橫地以漢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故事授意毛澄，言：「是足為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興獻王為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為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侄皇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奉獻王祀。有異議者即姦邪，當斬。」當世宗表示異議時，楊廷和又說：「外廷公卿科道自有正議，誰敢犯之？」世宗之母聞此消息，憤然道：「安得以我子為人子！」並留住通州，拒絕入京。世宗涕泗不止，願避位奉母歸。

楊廷和挑起了大禮儀，並執迷不悟。當世食明祿的滿朝官員們目視楊廷和集團欺君罔上，一個叫張璁的進士第一個跳出來打響了反對楊廷和集團頑固歪理的第一槍！此舉不但不是投機？而是非凡的英雄之舉！決非一般人能所為！要不然，難道全部的臣子們服從了楊廷和的操縱才叫不投機嗎？
楊廷和集團在大禮議中的全面失敗為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創造了難得機遇，為張璁等新興勢力迅速而順利地進入政治中樞鋪平了道路，同時也使世宗以獨立的姿態君臨天下，出現了新君新臣組合的新局面，為革除嘉靖以前的弊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明代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人楊鶴深刻地論道：（世宗）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局也；公（指張璁）以一書生抵掌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臣之變局，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官不能違，即君且不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也，即天且不能違也。時也，亦勢也。《易》封：革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老臣宿儒齦焉，執巳陳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亦伸。
楊廷和集團難以擔當革新重任的原因

在選立新君之後，擺在明朝統治者面前的首要而緊迫的任務是如何建立新型的君臣相互信任的問題。沒有君臣相互信任這一前提，就根本談不上革新之事。武宗亂政是君臣磁系惡化的集中反映，而從武宗亂政中滾爬過來且與武宗弊政有千絲萬縷的楊廷和集團又因挑起大禮儀而與世宗的關系形同水火，要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讓楊廷和集團擔當革除明代積弊的任務是不現實的。具體而言，楊廷和集團難以擔當革新重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由於與武宗弊政牽連不斷，故他們不可能在否定自我中推行革新活動。
楊廷和等人在進入內閣之後，正值武宗及其幸臣亂政之際，他們不僅不能有所匡救，反而在暗中勾結幸臣，推濤作浪。羅輝映先生《楊廷和事略考實》在專門考察楊廷和在正德時期的政治行為後論道：「楊廷和在正德時同中官佞幸關系曖昧，對正德時期的黑暗政治應負相當的責任。在寧王事件中，楊廷和節行有玷，其掩捕江彬，過於誇大其事。世宗初入，楊廷和總持朝政，排斥正人，掩非飾過，發展個人勢力。」世宗即位之初，深知楊廷和政治隱私的王瓊說：楊廷和「竊攬乾綱，事多專擅，擢其子慎及第第一，改其弟廷儀吏部侍郎，曾不引避。又私其鄉人，每每越陟美官，庇其所私厚」。

甫升山西僉事的原兵科給事中史道上疏揭露楊廷和在正德時期「交通逆濠，諂附錢寧、江彬，納賄專權之罪」，並就楊廷和的議禮行為提出了批評，說：「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曾力爭，今於興獻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為欺罔。」楊廷和得知後怒不可遏，以去位相挾，迫使世宗將史道下之招獄。楊廷和試圖以此來說明自己的清廉和正直。

廉潔自律對於革新者來說是最基本的要求。因為革新必然觸及各階層特別是官僚階層的切身利益，如果革新者不能潔身自好，那麼，在眾目睽睽之下，只要有人揭露其劣跡，就足以將其弄得身敗名裂。楊廷和集團不僅無法與其過去的政治劣跡劃清界限，而且還在絞盡腦汁地為自己的歷史再三辯護和掩飾。他們連自己的政治劣跡都不能正視，也就談不上全面認識明朝積弊而制定相應的革新措施了。

第二，思想的僵化是楊廷和集團的致命弱點。

在正德、嘉靖之際，擺在明朝統治者面前的一個主要任務不是按照慣例依據新君的即位詔書僅僅革除武宗朝弊政的問題，而是全面反思自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以來100多年間日漸形成的政治積弊，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革新活動。長期以來，學界只是孤立地審視正德時期的弊政，並把它與正德以前的歷朝積弊割裂開來。事實上，正德時期的弊政是明成祖以後歷代守成君主因循敗政的必然結果，百百餘年來各種弊政的積淀和放大。

前已述及，明朝在獨重進士和翰林之風中，使官僚階層日趨僵化。楊廷和從進士、庶吉士、翰林官員、東宮舊僚一步步地進入內閣的人生經歷，就集中地反映了這一僵化的用人之法所導致的諸多缺陷。王其榘先生《明代內閣制度史》認為：「楊廷和等不是善於權衡的政治家，而是迂闊固執不化的儒生。」他們不僅缺乏較強的行政能力，而且就連明世宗能否改換父母這樣的禮法問題也無力決斷。他挑起大禮儀的思想根源就在於他的思想僵化。在他看來，只有將世宗納入孝宗帝系當中，讓他效法孝宗來革除武宗弊政，就能使明朝實現自救。楊廷和集團不僅不承認孝宗政治與正德弊政之間的密切關系，反而美化弘治政治，並把孝宗與明太祖相提並論，要求世宗繼承孝宗政治而推行所謂的「嘉靖新政」。李洵先生《下學集》曾精闢地論道：楊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議禮方案貫穿一條主線，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獨立系統繼承皇位，而必須納入孝宗以來的統系，在政治上必須繼承孝宗的政策，執行孝宗的制度。這在楊廷和一派炮製的即位詔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改革武宗弊政的一條政治標准，就是法令、制度一般要求恢復孝宗朝的規定。

其實，孝宗政治亦是明朝政治腐敗不斷加重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孝宗在位時並未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而是與乃父憲宗一樣怠政廢事。如在孝宗即位詔書中，列舉憲宗時弊政有44條之多，是明成祖以來列舉前朝弊政款數最多的即位詔書。孝宗在位18年，死後由其子武宗繼任。在武宗即位詔書中，列舉弘治時的弊政也是44條。可見，弘治政治與成化政治一樣腐敗不堪，只是沒有明顯惡化罷了。

對孝宗政治的美化是楊廷和集團思想僵化的顯著標志，這使楊廷和等人無法確定除弊的對象，只是重演著以前新帝即位之初依據即位詔書所行「新政」而徒具空文的現象。在明代，依靠即位詔書不可能除去前朝弊政，在世宗即位兩個月後，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林希元對即位詔書以武宗弊政為革除對象一事提出了批評，並要求依據洪武祖製革除自宣德以來的各種積弊。

第三，君臣關系的迅速惡化。

在世宗即位之初，與新君修好關系的主動權掌握在楊廷和集團的手中，如何與新君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是考驗楊廷和等人是否具有政治才能的關健環節。楊廷和可以把自己在正德時期的無能和失職僅僅歸咎於「二三佞臣」，以推卸自己的責任，但在世宗即位之初，他卻不能把自己難以盡職盡責的原因歸咎於張璁等人的「迎合」和世宗的疏遠。在世宗即將入城即位時，楊廷和就因草率地提出世宗以皇太子身份入京即位的主張而犯下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而當他對反對其大禮主張者發布斬殺的號令時，說明他目中已無世宗，並企圖使自己凌駕於世宗之上。這樣，楊廷和等人無法與世宗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來。他們在大禮儀中與世宗的對抗不是其長處，而是其致命的弱點。那種不作具體分析而一味地指斥世宗不重用楊廷和等人的做法是偏頗的。在世宗即位之初，建言者皆一致認為，要在嘉靖初年推行新政，首先必須做到「勤召見」，表明了在新政中皇帝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明代君主專制體制中，皇帝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動搖。內閣要真正有效地發揮其功能，閣臣就必須設法與皇帝和諧相處。內閣不可能凌駕於皇帝之上。那種把閣臣與皇帝之間的矛盾對抗視為閣權擴張的表現則是一種誤解。

在武宗死後，楊廷和等人無法與世宗建立起新型的相互倚信的君臣關系，皇位易人沒有帶來君臣關系的真正改善，所以，也就談不上由楊廷和等人推行革新活動了。

學術界一些看法是：武宗一死，楊廷和等人就完全有能力革除武宗積弊，就必須全部寄託在楊廷和等人身上。事實上，要真正清除明朝的政治積弊，就必須擊潰楊廷和集團。從武宗猝死到世宗即位之初，與正德弊政有密切聯系的佞臣、九卿、宦官、閣臣和外戚依次被清除出政壇，反映著當時人事變化的特點，也是當時政治的客觀要求。不能說楊廷和等人打擊排斥閣部大臣是正確的，而世宗和張璁打擊楊廷和集團是錯誤的。楊廷和集團不可能在掩飾其政治劣跡中推行革新，更不可能在與皇帝的對抗中推行什麼新政。協助世宗革新的只能是自身清廉，且與明朝弊政特別是武宗弊政無甚關系的人。換言之，除世宗以獨立的姿態執政外，還必須出現取代楊廷和集團的集團。只有完成這一轉變，才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革新。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楊廷和集團在大禮儀中的敗滅是革除明朝弊政過程中的關鍵性步驟。因為嘉靖前期的革新包括對舊勢力的打擊。這是大禮儀的最為顯著的政治作用。貌似強大的楊廷和集團在三四年中迅速瓦解，並在明代政壇中急速地銷聲匿跡，這在明代乃至中國古代史上是一個極為奇特的現象。

⑵ 東北師范大學是985嗎

是的
東北師范大學是首批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國家「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台」回高校之一；教答育部批准設置研究生院的56所高校之一；「111計劃」即高等學校學科創新引智計劃高校之一；教育部「援疆學科建設計劃」40所重點高校之一；教育部直屬的六所綜合性師范大學之一；國家師范生免費教育和卓越教師培養計劃試點高校。

⑶ 高三歷史題

從題干可以看出，先定論是追求對宗教/教皇的絕對崇拜（都是『都是上帝先定的』）。所以：
A，「否定教皇」是錯誤的。
B，先定論是宗教迷信思想，不屬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
D，先定論主張教皇的絕對統治。

⑷ 誰會這道題：歷史學家李洵認為：「

⑸ 麻煩老師解答：歷史學家李洵認為：「

⑹ 求老師解答：歷史學家李洵認為：「

⑺ 27、閱讀下列材料，回答問題（16分）歷史學家李洵認為：「明代江南地區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紀以來中國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