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有哪些
陳寅恪（1860——1969）江蘇義寧（今修水縣）人，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原名開貞，我國著名文學家、戲劇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張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是中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開創者，造就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範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文心雕龍講疏》《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等，帶有黨性政治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顧頡剛(1893—1980），原名誦坤，字銘堅，江蘇蘇州人。著名史學研究家，在《詩經》《尚書》以及史前史階段頗有研究，曾發表論文《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漢代學術史略》、《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三統說的演變》、《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夏史三論》、《九州之戎與戎禹》、《鯀禹的傳說》等篇。是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是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位學者。
錢穆 (1895～1990)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江蘇省無錫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代表作有《先秦諸於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史上儒家人文主義史學家的代表，他從歷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學認識的獨特性對歷史認識問題作了闡述。錢穆力圖把傳統史家從事考據所揭示的個別事實的真實構成一個前後連貫、有因有果的時間序列，力求從時間上把歷史綜合為一個發展的整體，著眼於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統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語言學家。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古代文學史》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等。「史學本是史料學」是傅氏史學思想的最基本點,應建設絕對客觀的歷史學。
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先秦、秦漢部分，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呂振羽(1900—1980)，湖南邵陽人，著名歷史學家。著有《簡明中國通史》、《中國民族簡史》等，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倫，河北省永清縣人。中國歷史學家，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西洋文化史綱要》等。雷海宗認為真正的史學不是繁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以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
侯外廬(1903—1987)，山西平遙人，著名歷史學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合著，五卷)等，著重對歷史做整體研究，在思想史領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吳晗（1909～1969） 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省義烏人。 中國歷史學家，著有《歷史的鏡子》、《史實與人物》、《朱元璋傳》、《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頗受當時史界名流青睞，帶有實用史學的觀念。
黃仁宇（1918——2000）美籍華裔，祖籍湖南長沙，《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放寬歷史的眼界》《十九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他的「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在史學界影響深遠。
『貳』 歷史上的中秋節有著怎樣的人文情懷
唐朝社會安定，政治開明，經濟繁榮，思想空前開放，唐人也繼承了魏晉時的風度與瀟灑。這種盛唐氣象導致賞月活動更加風行，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唐詩中賞月的詩歌很多。
從一些詩句的描述，可以斷定八月十五賞月從初唐開始已是在文人士大夫階層廣泛流行的習俗。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中說：「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今夜月明人盡望」一句，點出八月十五賞月是人人所做之事，已然成為一種深入人心的風俗。
唐代的中秋賞月帶著濃厚的思鄉、盼望團圓的感情。賞月一般是親友聚集在一起，一邊宴飲，一邊賞月聊天，文人則對月賦詩。也有人獨自賞月，獨賞明月留下的記載多為思鄉、思友之作。一般是個人離開親人，出差在外，面對圓月，想到家中親人也在欣賞明月，為月圓人不圓而傷感，並將這種遺憾寫在詩歌中。
可以說，唐朝的中秋節習俗就是親友團聚在一起賞月，其中心內容是賞月，團圓是因賞月而起的，是依附在賞月活動上的。如果不是因為賞月活動，就不會憑空生出中秋團圓的習俗。這為後世中秋節轉為團圓節打下了基礎。
從詩歌和其他文字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唐朝，中秋賞月的習俗已經確定，中秋節已經初步形成。從現有資料來看，唐朝初年主要是社會的中上層人物，如官員、文人等，在八月十五月夜與家人或朋友聚集在一起賞月、賦詩、飲酒、聊天。
一般百姓人家雖然沒有賞月、賦詩的雅興，但到了中唐時期，中上層賞月聚會的風尚還是流傳到下層社會，尋常百姓家庭也開始興起聚會、宴飲、祭月等習俗。至於中秋全家吃團圓飯、吃月餅等習俗，唐代尚無記載。
宋代 中秋節成為隆重節日
在唐代賞月風行的基礎上，宋代中秋節已經過得很熱鬧了，並且影響越來越大，主要活動是唐代賞月宴飲習俗的延續。孟元老在南宋所寫的《東京夢華錄》以回憶的方式記述北宋汴京（開封）的繁華景象，其中卷八「中秋」條記載：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是時螯蟹新出，石榴、榲勃、梨、棗、栗、葡萄、弄色棖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貴家結飾台榭，民間爭占酒樓玩月。
看這段描寫，可知北宋時期，中秋節的熱鬧程度已經達到極致，無論貧富、長幼，簡直是全民狂歡。中秋之前就開始准備，中秋這天中午痛飲美酒，晚上通宵賞月、遊玩。
宋代中秋節成為隆重節日，跟唐代中秋節主要有兩點不同：一是唐代主要是中秋當夜宴飲賞月，宋代則是全天都過節，甚至之前幾天就用心准備；二是唐代中秋節活動的主角是文人、中上層家庭，唐朝中後期一般百姓開始參與，到了宋代就更加踴躍、熱烈。這說明宋代的中秋節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節日了。朝廷也重視此節，給公職人員一天的假期。
宋代也有很多吟詠中秋月色的詩詞。特別是在宋詞中，寫中秋節的詞藝術成就很高。中秋詞的內容大多描寫月色、思鄉、思親，其中常提到嫦娥、玉兔、蟾蜍、桂樹、月宮等古代神話的意象；在思想格調上，「清奇高曠，感悟人生，探索宇宙是其總的趨向」。
『叄』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應具備哪些品質
發現問題、探索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歷史學家的工作是在兩個方面創新：一是新的重要史實的發現、梳理；二是對重要問題新的、有說服力的解釋。這要求歷史學傢具有下述基本素質：
（1）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做學問，要有清晰的思路、明確的概念、嚴謹的表述，這是基本要求。目前，我們的教育體系缺少對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系統訓練。我們有些年輕學者在這方面很欠缺，說話、寫文章邏輯混亂。
（2）較強的聯想能力。歷史的舞台無限廣闊，歷史現象之間的關系無比豐富復雜。缺乏聯想能力，就難以發現紛紜復雜的事物之間的相似性與相異性，難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產生很多靈感。知識面的寬廣，是聯想能力強的前提。
（3）較強的批判精神。在學問方面，決沒有絕對的權威、絕對的正確，真理永遠是相對的。所以，歷史學家對任何已有的學術結論，在吸收其正確合理的成分的同時，還永遠應該抱批判精神，去尋找它們的不足之處。批判精神是歷史學家打破思維局限、眼界局限，確立自主意識、創新意識的前提。（4）較強的創新意識。這是學術研究最基本的意識，因為同科學技術發明一樣，學術研究的性質、目的就是創新。這一最基本、最起碼的認識，恰恰在一些人那裡被忽視了。目前，存在著大量重復勞動的學術產品。有些學者，甚至一輩子都沒有一項真正創新的成果。（5）較強的信息獲取能力。首先是善於利用各種手段，尤其是現代發達的通訊傳媒、電子網路手段查找資料的能力。其次是與國內、國際有關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能力。這種學術交流是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在學術日益國際化的21世紀，與國外學者的交流能力，將是我國歷史學任何一個學科的學者所必備的能力。這兩種能力都對歷史學家的外語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應該說，比較熟練地運用一門外語進行專業研究和學術交流，是任何一位未來的歷史學家的基本功之一；而對於從事外國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家來說，恐怕還需要掌握不止一門外語。
『肆』 優秀的歷史學家應該具備怎樣的精神文化修養
在歷史學家的修養方面，書中講到身為治史者要有大的眼界；同時，還需要專有人文關懷；以及對屬前人的研究抱有敬畏之心，不應妄加評論。很多人在自己學問有一定深度之後，往往會忘記和丟失一些最基本的素養，或許在他們剛入門的階段，並沒有對這些方面加以重視。前不久聽聞某君在背後評論某位老師學術造詣僅此而已，並不斷炫耀自己讀書多，然其涉獵的僅僅只是自身專業領域，何來博覽群書之說？後又聽聞某君指責和批判農民工的素質。這些人往往自恃學識淵博，但敢問其「史德」在哪？在學會做學問之前請先學會如何尊重別人，學習一下什麼是一位學者該有的修養~
『伍』 有關「人文情懷與公民意識」的人物與事跡
潘光旦一生的為人、處世、做學問都充滿著傳統士大夫的人文情懷，憂國憂民，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畢生致力於愛國民主事業，倡導民主自由思想。他的一生「是為時譽所重、所毀的一生，是舊時代一個學者的狷介、真誠、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1921年，一位在清華求學的肢殘學子問代理校長嚴鶴齡：「我一條腿能否出洋？」嚴不假思索：「怕不合適吧，美國人會說中國人兩條腿不夠多，一條腿的也送來了！」那青年沮喪不已。有位教美術的美籍女教員司達女士為那青年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誰該出洋！」
他叫潘光旦。13年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教務長的潘光旦；我國著名優生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和教育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別號仲昂，江蘇寶山人，生於世代鄉紳之家。14歲入清華學堂，學習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語，發音準確、純正，不遜英人。畢業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學理論寫的《馮小青考》，受到梁啟超的賞識：「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望將趣味集中，務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濫無歸耳。」所幸那次與校方對話不久，校長易為曹雲祥，潘光旦終於順利出洋。其實，潘光旦的那條腿也是丟在清華。
『陸』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應具備哪些品質
歷史學是一來門特別強調基礎知自識的學科，之所以許多歷史學家都是大器晚成，就是因為知識積累需要時間，需要漫長的時間。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於一個希望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能夠成為史學大家的學者來說，需要積累的知識應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歷史學知識。這里不僅僅是自己研究方向、研究領域的專門知識，比如秦漢史知識、英國中世紀史知識，而且應該包括整個歷史學研究領域的基本知識，比如中國史知識、外國史知識、考古學知識，等等。二是歷史學之外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這種跨學科知識，是構建歷史學家廣闊的思考平台，形成歷史學家開闊的學術視野的必要條件。三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方面的知識。這要求歷史學家不要把自己鎖進象牙之塔，與世隔絕，而應該關心現實，關心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現實的發展和變化。古人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個優良的傳統。對現實的了解和關注，是歷史學家治史的不可缺少的動力之源、靈感之源，更是治史目的正確性的重要保障~
『柒』 靠什麼培養人們的「人文情懷」
大師到底是大師，看問題的功力、穿透力就是要比我等凡夫俗子高上不止一兩個段位。 前些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著名教育專家朱永新先生在由國家外國專家局等單位主辦的「國際人才高峰論壇」上作了題為「人才培育與教育創新」的長篇演講，猛烈抨擊了我國現行教育中的三大「頑症」。首當其沖者便是在高中階段施行了數十年大家都已習以為常甚至看成是天經地義的文理科分科教學這一傳統教學模式。 朱先生的觀點是：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體素質，導致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的分離，使得科技工作者人文情懷缺失，甚至這也是我國諾貝爾獎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朱先生在演講中指出：「我們呼喚了諾貝爾獎多年，為什麼總是呼喚不到？這涉及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實際上是導致人才培養水平下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說：「文理分科降低了我們民族的整體素質。因為過早文理分科後，學習理科的學生就不再學歷史、學地理、學政治，不再和偉大的思想家對話，那麼科學家的人文情懷就會出現問題，對中國問題、人類問題、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以及環境污染等等社會問題就會很少去關注。」 很佩服朱 先生的快人快語，其演講堪稱單刀直入直言不諱。在反對高中階段文理分科教學這方面，我堅定地站在朱 先生一邊，因為既為「基礎教育」，高中階段規定開設的每一門課程每所學校都應當無條件地開好，每個學生都應當無選擇地學好，在學科上「挑肥揀瘦」甚至「嚴重偏食」，只能導致知識上的營養不良，進而影響到一個人未來的發展。但朱 先生將「民族整體素質的下降」、「科學精神與人文情懷的分離」甚至「諾貝爾獎的缺失」等方面的責任都簡單地歸結到文理分科上，我覺得就未免有些主觀武斷了，似乎也誇大了中學文科教學的功用。我們的科學家「對人類問題、民族文化、環境污染等方面很少關注」，難道僅僅是由於高中階段缺乏「歷史、政治、地理的學習」，缺少「與思想家的對話」所致？ 細讀朱 先生的演講稿，你會覺得與其說朱 先生是極力主張「取消中學階段文理分科」，還不如說是在盡力推崇「強化中學階段的文科教學」。因為他的那段演講從頭到尾都是在強調的中學階段淡化文科學習的災難性後果，至於文科學生(未來的文史哲政法工作者)因不學物理、化學、生物而缺乏「科學精神」(甚至必要的科學常識)的弊端和後果卻是隻字未提。朱 先生乃文學博士，偏愛文科這可以理解，但他在言談中不經意流露出的重文輕理的氣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的這則演講的信度和力度，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更為重要的是，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每一個人)的「人文情懷」難道真的是靠高中階段的那幾本歷史、政治、地理教科書就可以培養起來的嗎？作為一個長年置身教育界、對教育現狀頗有研究的專家，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覺得未免失之天真。我們還是對我們現行的數理化與政史地教材作一番比較吧，憑心而論，你覺得是前者還是後者更能給孩子們真正的知識？甚至更能開啟和培養孩子的心智？前兩天我讀到一篇短文，是一位中年作家寫的給孩子中學選科的經歷。這位作家文中寫道：「我三十多年前高中所學的數理化公式定理現在的中學生仍在學習、使用，可我讀過的歷史、政治其內容早已成為不折不扣的垃圾。學文學理，還用選擇嗎？」君不見我們的文科教材(尤其是政治、歷史)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甚至前後內容齟齬觀點相悖。政治書上，昨天計劃經濟是人類最完美的經濟體制，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成了世間最完善的經濟形式，甚至高一高二的教材都可以相互打架，政治老師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再說歷史，什麼時候才能給孩子們提供一部真正的信史？什麼時候能摘掉那些殺人如麻者「農民起義領袖」的桂冠？什麼時候能夠全景展示抗日戰爭的真相？什麼時候可以公開黨內斗爭的內幕？……不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文科教材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種時事宣傳品，不要說從中獲得一種人文滋養，就是要藉此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誠實的品性恐怕都成問題。如果說憑幾本文科教科書就可以教出「人文情懷」來，那麼人民大學師生間的「肢體沖突」、政法大學學生的「拔刀相見」也就不會輕易地發生了。 究竟如何去培養學生的「人文情懷」？這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倘若不改革當前的教育體制乃至教育內容，不改善我們的校園乃至社會氛圍，光憑讀幾本教科書，又談何容易？(王淦生)
『捌』 歷史學家與藝術家對歷史人物所持態度有何不同
你這樣問，別人根本不知道答什麼。千人千面，正如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具體要說是哪位歷史學家與藝術家對哪位歷史人物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