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顧誠

『壹』 顧城的《一代人》賞析

顧城的《一代人》賞析：

全詩只有兩句，且詩中出現的意象都是日常生活中極為常見的現象：黑夜、眼睛、光明。正是因為這樣，使得這一首詩歌具有了深思的魅力。兩句新奇的組合，看似相悖的轉折，蘊含著奇妙的合理性。

詩歌整體的意象呈現方式與人們日常經驗中它們的呈現方式相悖。這主要集中在眼睛的意象上。在茫茫的黑暗裡，眼睛是唯一的明燈。在人們的經驗中，眼睛始終是透明的象徵。然而，詩中的眼睛卻是「黑色的眼睛」。

這是詩人心中的感受，也是詩人的深刻反思。這感受是撕心裂肺的創痛，是一種日積月累的沉澱。這反思是沉重的，後面潛藏著巨大的恐懼。而這些又都指向了「黑夜」——那個時代的背景。

(1)歷史學家顧誠擴展閱讀：

顧城的《一代人》，講述一代人在黑暗中求索光明的內心關照。而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是沐浴在光明中成長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睛。我們的眼中不再是低矮的平房，不再是自行車的長龍，不再是滿街的標語口號，不再是清一色的著裝。我們的眼中閃爍著光芒，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更是一個光怪陸離的紛繁世界。

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全球洽談，北京奧運成功舉辦，這是寫在我們這代人眼中的符號。我們看到了屹立的高樓，看到了繁華的港口，看到了不同膚色的人們奔赴同樣的國度，看到了用互聯網溝通的世界正在逐漸縮小。我們眼中的世界不再是單一的純色調，而是紛繁復雜的線條交錯。

於是，目緒的太多，心態也就漸漸平和了，對於那些所謂早已成文的道德准則，我們選擇換一個視角去審視。

所以，當問卷調查中問及「誠實意味著吃虧」這類價值取向問題時，我們有權選擇「難以評價」的回答，因為這不是簡單的默認，只是我們覺得，真正認清事物的本質，需要的不僅僅是道德准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假設將這樣一個關乎打得准則和價值取向的調查放在三個年前我們父輩的身上，他們所做的回答一定會更讓大眾滿意甚至稱贊。然而，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的今天，精神世界裡多了更多懷疑的目光。

因此，當初出茅廬的我們走向社會，站在價值取向的岔路口，方向感依然會那樣明確嗎？我們是否變得猶豫？其實，這不是誰的過錯，也並不能說明我們道德淪喪。只是在做選擇題的時候，我們在尊重道德的前提下，為自己披上了自我保護的面紗。

的確，當我們目睹了太多機遇，同時面臨著眾多挑戰時。我們的腦海中應該少一點盲從，多一點辯證的汲取。

『貳』 顧城的簡介和解析

顧城：讓詩歌成全愛與死亡

顧城（1956—1993）

『叄』 誰知道有關顧城的一切

顧城：讓詩歌成全愛與死亡 顧城（1956—1993） 「非正常死亡」落在詩人身上，往往比落在常人身上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無論是死於決斗場的普希金，因飛機失事「吻火」而亡的徐志摩，還是把頭枕在冰涼鐵軌上的海子，大抵如此。但好像從沒有一個詩人像顧城那樣，他的「詩人之死」竟帶有了「罪與罰」的宿命意味。今年是顧城去世10周年，他走了，留下了那麼多詩篇與故事，繼續感動著我們。 他的詩——顧城像徐志摩一樣，也是活在夢里的詩人 一個大眼睛的男孩子，十歲時讀了法國昆蟲學家法布爾的《昆蟲的故事》，開始天真地思考人的命運。昆蟲世界告訴他，每個細小的生命都有它們的生活。漸漸地，他發現可以聽到天地間萬物變化和生長的聲音了，而且，那也正是自己生命變化和生長的聲音。這是同一種聲音。最早使他感到詩的是雨滴。「在雨滴中閃現的世界，比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更純、更美。」在自然里，他「感到了無數生命和非生命的歷史。」但把這種感覺寫成詩是那麼難！偉大的自然之美的震懾，竟使他身體里「充滿了一種微妙的戰栗」。他多想記下那一切，「那雲上火焰一樣搖動的光輝」。 在上個****的「朦朧詩」時代，顧城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那首寫於1979年只有兩句話的著名詩篇《一代人》，在成為顧城標簽之作的同時，成了剛從劫難中蘇醒過來的「一代人」的精神箴言：「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在那之後，一個青春的孩子般的詩人在新詩的星空劃過了短瞬的十年。 如果讓我選出20****中國的童話詩人，我覺得只有20年代的徐志摩和80年代的顧城夠格。在對待愛情上，他們都把它視為生命的一切意義所在。誰有了愛，誰就有了幸福。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也即是生命的失敗；他們都是任性而長不大的孩子，都有著單純的生命信仰。徐志摩要追求的理想人生全部包容在他的「單純信仰」里，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而顧城是沉淪在自造的幻象里，「本真童心仍是一種很寶貴的藝術精神」。相較而言，或許顧城在氣質上更多了些「****末」的憂郁和偏執。 顧城以為，「詩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來，恢復它天然的完整。」他尊崇那位和他一樣「都曾當過笨拙的木匠」的北歐寒冷世界的安徒生，「你運載著一個天國／運載著花和夢的氣球／所有純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 童心是沒有慾望的。顧城的早期詩歌多在意向的透明裡透出童稚的諧趣，雖意向世界也是繁復的，但遠沒有後來的詩作那麼難破解。 顧城像徐志摩一樣，也是活在夢里的詩人。夢離現實是遠的，那正是《遠和近》的質疑。詩句是淡淡的，詩意卻是冷漠的。人與人之間的誠信在遠近之間，他寧願選擇「雲」，而不是「你」。「雲」是遠的近，「你」是近的遠。 《夢痕》是另一番「遠和近」的意向。「我看見／詩安息著／在那淡綠的枕巾上／在那升起微笑的淺草地上／發縷像無聲的瀑布……」「近」的「珊瑚般生長的城市」被黑暗的淤積「掩蓋了」。夢是「遠」的，可在夢里，「我是魚，也是鳥／長滿了純銀的鱗和羽毛／在黃昏臨近時／把琴弦送給河岸／把蜜送給花的戀人」。 想想詩人最後的悲劇，不也是由於愛的「遠」「近」造成的。他有著「超越現實圄地的異想」，努力追求一個物外的、單純的、與世隔絕的世界。「他只有她／自己，和微微晃動的北冰洋」。 那個遙遠的「激流島」不啻是他的「北冰洋」。他願像愛斯基摩人一樣，在「雪屋裡／燃燒著一盞／鯨魚燈」，「想人生」。那在鯨魚燈影里晃動著的「睏倦的漿」，是現實壓迫的疲憊；只靠「自製的神」，支撐生存的信念。 於是，便有了「生存掙扎與死亡命定」。「在這寬大明亮的世界上／人們走來走去／他們圍繞著自己／像一匹匹馬／圍繞著木樁」。他用詩表明，人在這「偶爾，也有蒲公英飛舞」的世界上，活得像生命的囚徒，被那「木樁」套牢。人生的悲劇宿命在於，「被太陽曬熱的所有生命」，終將被「死亡」所收獲。 顧城的死亡意識，死亡情結是異常濃重的。當他覺得用來抗擊死亡的愛，不能「遠離即將來臨的黑夜」時，就把自己當「一穗大麥」奉獻給死亡。 這時，絕望的痛苦使存在的勇氣在面對死亡時，顯得是那麼孤苦無助。 他的愛——顧城的慾望分明是詩人的「童心」的慾望 如果顧城與謝燁、英兒或顧城與英兒、「另一個男人」的「三角戀」發生在今天，是算不上驚世駭俗的。但在那樣一個中國的年代，還是有驚天動地的意味。照一般理解，他們的關系不過是男人或女人的移情別戀而已。但四個當事人中有三個是「詩人」，就顯得不那麼一般了。我始終不懷疑任何一方的愛，都是出於真誠，也會刻骨銘心。至於英兒是否撒謊，杜撰了「強暴的初夜」；是否毀滅了一個好端端的家庭，都已經不重要了。 顧城在是個詩人的同時，盡管孩子氣，可畢竟還是個有世俗慾望的男人。而在是個男人的同時，又更是個詩人。所以才把他心裡這兩個他生命中的女人，在視為慾望女體的同時，還視為世間的藝術珍品。 他對謝燁的愛情是真的，是詩的；對英兒的愛同樣是詩的，也是真的。當他是個詩人時，沒有欺騙兩個女人的感情。但他「堂吉訶德式的意念」使他努力想營造的，是由一個亞當兩個夏娃吃了禁果卻假裝沒吃的「伊甸園」——紐西蘭的「激流島」；當他是個男人時，卻「自私」地要佔有兩個人的感情和肉體，以為吃了禁果把責任推給撒旦就行了。詩人的藝術「純粹」與男人的肉身「慾望」在顧城身上是並存的。 愛與恨從來都是相互依存的。沒有愛的恨，是無名之恨，無根之痛；而有了恨的愛，才是有生之愛，有靈之愛。如果說錯在慾望，但顧城的慾望分明是詩人的「童心」的慾望。 他的死——死亡對顧城也許是最好的童心復歸 顧城對自己早就有清醒的認識，「我是個偏執的人，喜歡絕對」。最後，就是這「偏執」和「絕對」使他達到瘋狂，喪失理性，「殺」死了自己的妻子，「殺」死了自己孩子的母親。 1993年10月8日，一個曾經無比幸福、深愛著丈夫的妻子死在了也曾經深愛過她的丈夫的利斧之下。 謝燁沒走成，死了；顧城也死了。英兒離開了，活著。 顧城說，「在靈魂安靜之後／血液還會流過許多年代。」 許多年代以後，若再魂聚「激流島」，當他知道那曾是兩個令他絕望於無地的女人的時候，也許還會痴心不改地說，「你們是我的妻子，我愛過你們，現在仍舊愛著……」這是他的單純。 誰的過也不是。死者帶走了「罪」，就意味著生者留下了「罰」嗎？ 他是被愛殺死的。 在那最後的一瞬，他是一個神經質的瘋狂詩人，在替安徒生完成一個童話嗎？ 在這個血腥的童話里，他在向一個要離開他的女人復仇。「我相信／那一切都是種子／只有經過埋葬／才有生機」。 夢醒來，發現「埋葬」了一個依然還愛著他的生命，只有帶著「無知的微笑和眼淚」，把自己也埋葬了。「我願在這里安歇／在花朵和露水中間／我將重新找到／兒時丟失的情感」。 「鬼平靜如水，但是在它受到打擾的時候，也會摧毀一切。」這個「鬼」正是顧城自己。當他在「一座安靜的房子，一個不受打擾能夠做夢的地方」「平靜如水」的日子被「愛」打擾了時，他真的摧毀了一切。因為他知道，「死了的人並沒有消失。鬼溶解在空氣、黃昏、燈光和所有人的身上。」 死亡對顧城也許是最好的童心的復歸。他的死之謎在他死的瞬間就消失了，後人的讀解，往往只是在記憶上編織一副帶血的花環。 他一生做過兩個夢，一個是曾經想「改變世界或改變我的妄想」的現實的「有我」之夢。當他放棄了這個夢並不再為此感到困惑時，又進入了一個藝術的「無我」之夢，那是「一些我未知的事物來到我的生命中。它來了，又離去，留下一些啟示和暗示。」 在他心目中，成為大詩人首先要具備的條件是靈魂，「一個永遠醒著微笑而痛苦的靈魂，一個注視著酒杯、萬物的反光和自身的靈魂，一個在河岸上注視著血液、思想、情感的靈魂，一個為愛驅動、光的靈魂，在一層又一層物象的幻影中前進。」

『肆』 如何評價明史學家顧誠

顧先生本人在史學研究上的嚴謹以及學術考證上的事實求是，所謂「文章不專落一字空」這些都不需要屬贅述了，他學生的回憶，其他學者對他著作的評論都多次提及這一點。代表作《南明史》也是以豐富的史料為依據，輔以嚴謹的推理和生動的語言，折服了絕大多數讀者。顧先生的著作是嚴格遵守現代史學的科學範式，論據每條必有引用和備注，這樣即使他人有所異議，也能很快據此提出反駁和批判，這一點本身，和很多著作比，已經是非常大的優點。
我覺得講到這個地步，顧先生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品行如何，應該大致有數了吧。
最後，談談顧先生的史觀問題，很多人因為顧先生的階級或者說人民史觀頗有微詞。在顧之前的南明史研究，無不是彼此站在明、清最高統治者的立場上去論述，可南明那段風起雲涌的歷史難道僅僅是少數營營苟苟的帝王將相創造的嗎？

『伍』 顧誠的其它

陳梧桐《顧誠印象》
得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顧誠教授病重住院，正值北京非典型性肺炎高發時期，一直未能前去探望。非典疫情解除後，我和王春瑜先生約好在6月25日下午去北醫三院看他。沒想到當天中午接到電話，說顧誠先生已在十一點零五分去世，我們失去了在他生前再見一面的機會，心情極為沉痛。
我認識顧誠先生，緣起於1981年西安召開的中國農民戰爭史學術討論會。在會上聽他發言，聲音低沉平穩，不急不慢，像個老學究，但條分縷析，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會下交談，覺得他書讀的多，學識淵博，而又胸懷坦盪，為人正直，值得信賴。返京後，開始同他來往。當時我正研究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則研究明末的農民戰爭，涉及到明朝的一頭一尾，有許多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接觸慢慢就多了起來，彼此互相熟悉，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顧誠先生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刻苦的治學精神。正如他所說的：「在學術問題上要取得真正的進展，需要經過研究者長年累月的辛勤勞動。」任何學者的每一項成就，都離不開「刻苦」二字。但顧誠先生的治學，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長年累月、異乎尋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談起，說自己年輕時，白天經常一大早就騎著自行車，到城裡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去看書、查資料。為了節省時間，中午啃個自帶的干饅頭充飢，直到閉館才回家。不管是盛夏還是嚴冬，從未停止。寒冬臘月，有時朔風怒吼，雪花飛舞，握著車把的雙手凍麻木了，就到街邊商店裡的火爐邊烤烤。去的次數多了，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管理人員都認識他。到了晚上，他則在燈下整理抄回來的資料，或者撰寫論著。干著干著就忘了鍾點，常常是到了後半夜，周圍的宿舍都早已滅燈，他才就寢。由於長期白天黑夜連軸轉，腦子高度亢奮，很早就落下個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裡三四點鍾才能人睡，後來則要待到東方發白才能入眠，而且還得服用安眠葯才能睡著。久而久之，生物鍾完全顛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覺的習慣。系裡知道顧誠先生的這種習慣，把他的課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來上，以免影響他的休息。開夜車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是家常便飯，但一般是開到十二點或一、二點，長年累月地通宵開夜車，誰也受不了。記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學參加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和顧誠先生同住一屋。第一個晚上我還能陪他聊到夜裡四點，第二個晚上我只能陪他聊到夜裡二點，第三個晚上聊到十二點我就睡著了，但他仍然在燈下看書，直到四點才熄燈就寢。
顧誠先生治學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學風極其嚴謹，富有朴學精神。不論研究什麼課題，顧誠先生都力求將有關的資料搜集齊全，做到「竭澤而漁」，沒有遺漏。他不僅跑遍北京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還利用各種機會到外地去搜尋資料，其足跡遍及於大江南北。為撰寫《明末農民戰爭史》，他僅方誌就查閱了近千部。他撰寫的《南明史》，僅引用書目就達到579種，查閱而未徵引的書目則是此數的幾倍。所引之書，有不少是謝國楨先生《晚明史籍考》列為「未見之書」或未加記載，系由顧誠先生首先發現並首次徵引的史籍。我幾次拜訪顧誠先生，在他書房見到桌子上擺著幾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紙，他告訴我那都是從圖書館和檔案館摘抄下來的資料。他不用卡片抄資料，說卡片抄不了幾個字，而是用稿紙抄，一張稿紙不夠就再加一張二張，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資料。想想看，這幾大摞一尺多高的資料，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得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啊!也就因此，顧誠先生的論著不僅資料豐富、扎實，真正做到「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而且每每有新發掘的資料，和基於這些新資料而提出的新見解。 但是，顧誠先生決不是個文抄公，他的論著也決不是資料長編。顧誠先生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特別是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他並不滿足於「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而是志在創新和突破，力求解開一個個歷史謎團，探明歷史事實之真相，闡述社會發展之規律。因此，他對搜集到的資料，都下功夫逐一進行認真的審核、辨析和考證，做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然後以此為基礎，運用唯物史觀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論證，進而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在顧誠先生的筆下，許多史籍記載的訛誤得到了訂正，許多前人不曾解開的謎團被解開，許多流行的觀點被否定；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條條確鑿可靠的資料，清晰明朗的歷史發展線索，獨到新穎而又令人信服的觀點。也就因此，顧誠先生的許多論著成為學術精品的典範，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贊譽。他的《明末農民戰爭史》，榮獲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他耗費十餘年功夫的嘔心瀝血之作《南明史》，更被譽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榮獲中國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顧誠先生的史識和史才令人欽羨，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顧誠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於寂寞，專心治史，任憑商品大潮如何沖擊，坐冷板凳的決心從不動搖。自從1981年我到他家拜訪起，二十多年來他都住在校內那套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裡。那套住宅沒有門廳，只有三間房子，其中一間小屋僅有六平方米，兩間稍大點的各有十幾平方米。他的書房是一間稍大點的房子，裡面除了擺放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和一張短沙發之外，就沒有多少空餘的地方，靠牆的書櫃和書架塞滿了書，就連床上挨著牆邊的地方法也擺了不少書。顧誠先生曾告訴我，說學校曾分給他校內一處較大的房子，他去看了，是處舊房，四壁斑駁，門窗破爛，要搬過去，得先花幾萬元進行裝修；他拿不出這么多錢，只能作罷。後來學校又分給他校外一處寬暢的新房子，但考慮到那裡離學校較，一旦搬過去，就無法泡學校的圖書館，他還是放棄了。由於顧誠先生學識淵博，享有盛譽，海內外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紛紛邀請他去講學。在許多人看來，這是名利雙收的大好事，但他把名利看得很淡，都以生活習慣特殊為由婉言謝絕，繼續埋頭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說，顧誠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鍾愛的史學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別無所求。他這種清苦自持、安貧樂道、與書為伴、專心治史的精神，在當前人慾橫流、風氣浮躁的社會轉型時期，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顧誠先生頗為重視史德。招收研究生，開門第一課，就是教學生坐冷板凳的功夫，於純潔學風多所致意。他一直強調，做學問是一件苦事，非甘於寂寞，肯下苦功者不能為。他言傳身教，常雲自己過去經常出入圖書館，中午帶一饅頭充飢，直至閉館收書才回家。冬天寒冷，騎自行車雙手常被凍得麻木，為了不影響看書，就到附近商店的火爐烤火取暖。他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博士、碩士研究生，堪稱「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楷模。
在《南明史》寫作和修改的過程中，顧誠先生曾發表過《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談明代的衛籍》、《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四篇重要論文，就明代的疆土管理體制、衛所制度和耕地面積、人口數字，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他曾對我談起，他在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和南明史的過程中，曾從大量史籍、檔案特別是地方誌中，搜集到許多有關明代衛所的資料，涉及明代疆土管理體制的問題。而明代的疆土管理體制，正史和政書的記載卻又含混不清，引起許多人的誤解。有關明代的疆域、耕地面積和人口數字，學術界之所以看法不一，爭論不休，皆與此有關。這是明史研究中不可迴避而又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他的四篇論文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基本觀點，准備先聽聽學術界的反映。待《南明史》付梓之後，將集中精力再寫一部專著，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看法。但天不假年，長年累月的刻苦鑽研，損害了顧誠先生的健康。他僅得中壽便與世長辭，未能實現完成第三部大作的願望，實在令人痛感惋惜 。
原載《博覽群書》2003年第9期，頁48-50。

『陸』 顧誠是什麼人

顧誠（1934.11－2003.6.25），來男，江西源南昌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導師，明清史專家。

1949年前，分別就讀於江西省立吉安中學、南昌一中。早在建國初期，顧誠先生就參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9月，顧誠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1961年畢業留系任教，此後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顧問，中國明史學會常務理事。

顧誠

『柒』 顧誠的介紹

顧誠（1934.11－2003.6.25），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導師回，明清史專家。答1949年前，分別就讀於江西省立吉安中學、南昌一中。早在建國初期，顧誠先生就參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9月，顧誠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1961年畢業留系任教，此後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顧問，中國明史學會常務理事。

『捌』 顧誠先生的《南明史》，哪裡能下載到電子版

http://www.52ebook.com/book_3577.html 右鍵「用迅雷下載專」屬

『玖』 歷史學家顧誠如何評價民族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年2月4日—1645年5月20日），字憲之，號道鄰，漢族，明末抗清名將、民族英雄，開封府祥符縣人（今開封市雙龍巷）。

崇禎元年（1628年）進士，任西安府推官。後轉平各地叛亂。北京城被攻陷後，史可法擁立福王朱由崧（弘光帝）為帝，繼續與清軍作戰。官至督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弘光元年（1645年），清軍大舉圍攻揚州城，不久後城破，史可法拒降遇害，當時正值夏天，屍體腐爛較快，史可法的遺骸無法辨認，其義子史德威與揚州民眾隨後便以史可法的衣冠代人，埋葬在城外的梅花嶺。

史可法死後南明朝廷謚之為「忠靖」。清乾隆帝追謚為「忠正」。其後人收其著作，編為《史忠正公集》。

顧誠在《南明史》中評價道：

• 對於史可法的誓死不降，應當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氣節。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作了過分的渲染。綜觀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贊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即以揚州戰役而言，史可法也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給清軍重大殺傷，也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拾』 顧誠的個人作品

《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10月。
《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5月。 《南明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8月。
《明末農民戰爭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1月。
《明朝沒有沈萬三：顧誠文史札記》，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10月。
《隱匿的疆土：衛所制度與明帝國》，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10月。
《李岩質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11月。 《李自成起義軍究竟從何處入豫?——同姚雪垠同志商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李岩質疑》，《歷史研究》，1978年第5 期；
《再談李岩問題》，《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古元真龍皇帝」試釋》，《歷史研究》，1979年第8 期；
《從永昌元年詔書談到李自成何時稱帝》，《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6期；
《李自成犧牲的前前後後——兼評石門縣為僧說》，《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2年第2 期；
《明初的兩道諭旨》，《紫禁城》，1982年第2 期；
《清初的遷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論大順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
《王世貞的史學》，《明史研究論叢》第二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頁331-346；
《關於夔東十三家的抗清斗爭》，《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
《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
《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
《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談明代的衛籍》，《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
《靖難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關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5期；
《順治十一年-明清之爭關鍵的一年》《清史論叢》1993年
《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南明史》(英文)》，《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99年第1期；
《我與明史》，《社會科學評論》，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