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雷海宗對近代某一歷史事件

⑴ 據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 雷海宗的歷史分期依據是什麼

依據：血統和文化的構成
特點：以華夏文明為源頭核心，兼收並蓄外來（外族和外國）文化，形成中華文明

⑵ 關於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各擅長領域

呂思勉、雷海宗、張蔭麟、章太炎、梅貽琦、梁啟超都是史學家。呂思勉主要是研究秦漢和專通史的，著名著作屬有《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我正在看）、《先秦史》、《隋唐五代史》等。雷海宗先生的大作《國史綱要》被譽為是近代四部史學巨著之一。另外還有非常有名的史學家有翦伯贊、袁行霈、鄧廣銘、羅爾綱（他寫的《太平天國史》是最重要的研究太平天國的史料，他本人對那段歷史的研究使得他能稱為「泰斗」）；胡繩（研究近代史的），北大的傅斯年，馮友蘭、然後還有王國維。胡適對於哲學史的研究是很出名的，再有就是黃仁宇，大歷史系列聞名海內。黎東方開華人售票講史之先例，被林語堂譽為「幽默大師」。還有很多人，暫時想不起來了！

⑶ 雷海宗的學術思想

雷海宗一貫主張，歷史學家只有在廣博的知識基礎上才能對人類和各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有總的了解，才能對某些專門領域進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義的認識。他的多方面的著述體現了這一主張。他一生讀書孜孜不倦，精通多種外語，不僅貫通古今中外的歷史，而且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地理、軍事、政治、氣象、生物和科技等領域都有淵博的知識和精闢的見解。在數十年的教學實踐中，他曾先後講授史學方法、中國通史、中國上古史、殷周史、秦漢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國史學史、外國史學名著選讀、物質文明史等各種課程。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綱要》第48章中，首先對18世紀到20世紀初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從演繹方法經浪漫主義之歷史方法和天演論之生物學方法，直至心理學方法與統計學方法的演變做了清晰的闡述。然後，又分門別類地對19世紀時期的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法理學、政治學和歷史學各個學科的各個學派及其代表人物與代表作品進行了條分縷析的說明。[20]這充分顯示出他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總體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礎上，他把各學科的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應用於研究歷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正是這種跨學科研究方法運用的體現和結晶。不僅如此，雷海宗又反過來以歷史研究的成果與方法應用於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寫出了《雅樂與新聲：一段音樂革命史》和《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業》等高水平的論文。
很明顯，雷海宗是我國總體把握人文社會科學和交叉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是值得我們今天加以學習和發揚的。 雷海宗治學嚴謹，掌握豐富的史料，重視史實的准確性，對乾嘉學派的考據訓詁和19世紀德國朗克學派的檔案研究均頗推崇。但是，他強調真正的史學不是煩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有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有價值的史學著作應為科學、哲學和藝術的統一：要做審查、鑒別與整理材料的科學分析工作；以一貫的概念與理論來貫穿說明史實的哲學綜合工作；用藝術的手段以敘述歷史的文學表現工作。三者之間，分析是必要的歷史基礎，有如選擇地點，准備建築材料；綜合為史學的主體，乃修建房屋本身；藝術則是裝飾而已。
在歷史認識論方面，雷海宗認為，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普遍稱為「過去」，而過去有二：一為絕對的，一為相對的。把過去的事實看為某時某地曾發生的獨特事實，這個過去是絕對的和固定不變的。但是，史學的過去是相對的。歷史學應研究清楚一件事實的前因後果，在當時的地位，對今日的意義，使之成為活的歷史事實。歷史的了解雖憑借傳統的事實記載，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種人心內在的活動，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一種宇宙人生觀用於過去事實的思想反應。所以，同一的過去沒有兩個時代對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為例，認為孔子之為孔子，已經過去，萬古不變，但這個絕對的孔子，人們永遠不能知道。不僅史料漏載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獻可征，其當時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歷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時代的後世對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觀認識。由此，他提出了主觀相對主義的認識論：「絕對的真實永難求得，即或求得也無意義。有意義的過去，真正的歷史知識，是因時而異的對於過去的活動的認識。這個認識當然是主觀的。」（參見《歷史警覺性的時限》和《歷史過去的釋義》）
雷海宗的歷史認識論是與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分不開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採用佛家語「大我」、「小我」作為哲學名詞來觀察人生的境界，把個人看成是宇宙的縮影，個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為個人的擴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認為：宇，空間，整個的太空，在物質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時間，有機的發展，在心靈方面，是復雜的意志，無窮的希望，整個是有意義的。時空無限的宇宙之能有意義，是人類給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類總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得解脫和出路。可以勉強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個什麼的力量，要自知自覺，生命就是這種力量的表面化。人類，表現一種相當高的知力和覺力，但絕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覺力。人生中偶然會因過度悲喜和過度奇異的遭遇，而出現某一種一縱即逝的心境和經驗，突感超過普通人生，好似與宇宙化而為一，明白了宇宙最後的真理。偉大的詩品，不朽的藝術，超絕的音樂，都是此種心境下的產物。然而，於此種心境最濃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穌、釋迦、莊周之類的創教聖者。禪定修行，雜念全消，一片光明，內不見身心，外不見世界，最後達到無礙自在、不生不滅的永恆境界。雷海宗覺得，最好將此中經驗視為宇宙中的自我表現力可能高於今日的預示。他由此展望：或進步不已的今日人類，或高於人類的新的靈物，對於宇宙必有大於我們的了解，終有一天能徹底明了宇宙，與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參見《人生的境界（一）——釋大我》）
就歷史觀和整個歷史體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的影響。他認為有特殊哲學意義的歷史，在時間上以最近的五千年為限，歷史是多元的，是一個個處於不同時間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獨自產生和自由發展的歷史。迄今可確知七個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和歐西。這些時間和空間都不相同的歷史單位，雖各有特點，但發展的節奏、時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經過封建時代、貴族國家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大一統時代和政治破裂與文化滅絕的末世這五個階段，最後趨於毀滅。在人類歷史上，歐西文化與埃及、中國等其他六個文化相並列，並無高與下、中心與非中心之分，這就有力地破除了西歐中心論的謬論。雷海宗還多次批駁歐洲學者對阿拉伯的歷史與文化的歪曲和誣蔑。
與斯賓格勒不同，雷海宗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有其獨特之點。其他文化，除歐西因歷史起步晚尚未結束外，皆按照上述五個階段的進展，經形成、發展、興盛、衰敗一周而亡。唯獨中國文化四千年來卻經歷了兩個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戰為分界線，由殷商到「五胡亂華」為第一周。這是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古典中國時期。它經歷了殷商西周封建時代、春秋貴族國家時代、戰國帝國主義時代、秦漢帝國大一統時代 (公元前221至公元88年)和帝國衰亡與古典文化沒落時代（公元89至383年）。但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不同，至此並未滅亡，經淝水之戰勝利後，卻返老還童直至20世紀又經歷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國，無論民族血統還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變化。胡人不斷與漢人混合為一，印度佛教與中國原有文化發生化學作用，這是一個「胡漢混合、梵華同化」的綜合中國時期。第二周的中國文化在政治和社會上並無更多的新的進展，大致墨守秦漢已定的規模；但在思想文藝上，卻代代都有新的活動，可與第一周相比，共經五個時期，即宗教時代、哲學時代、哲學派別化與開始退化時代、哲學消滅與學術化時代、文化破滅時代。另一方面，南方的開發與發展則是中國第二周文化的一項偉大的事業與成就。中國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這是與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統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優秀分子大力發展南方分不開的（參見《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和《歷史的形態與例證》）。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歷史觀和歷史體系大致如此，從根本上看來，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貫通古今中外的淵博學識，打破歐洲中心論和傳統王朝體系的努力，獨樹一幟的囊括世界的歷史體系，以及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特色，重視胡人血統、印度佛教和南方開發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的看法，在當時學術界是頗為難得和有顯著影響的，對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和世界歷史也甚具教益和啟發意義。有的學者以他的名字來形容其學術成就：聲音如雷，學問如海，史學之宗。 雷海宗生活成長於中學與西學，新文化與舊文化相互沖擊激盪的時代，又遠赴美國留學，他決心吸取西方的理論和思想來研究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改造舊史學，創建新史學。從美國回來後不久，年輕的雷海宗就向中國史學界介紹義大利著名哲學家克羅奇的史學理論，翻譯克氏名著《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的第一章「歷史與記事」，認為「他的學說頗足以調劑我們中國傳統史學偏於『記事』的弊病」。同時，他又發表對漢譯《世界史綱》的書評。該書原著者韋爾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譯本的校譯者多是中國學術界的前輩名人和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然而，雷海宗卻對《世界史綱》原書和中譯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充分顯露出不畏權威、敢於闡發個人意見的精神。其後，他撰寫《殷周年代考》，根據溫帶人類的生理和平均壽命來推斷殷周的年代。這種採取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應用於史學領域的方法，是十分新穎的。《中國的兵》是雷海宗的成名作。關於中國的兵制，歷代學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闢蹊徑，研究「兵的精神」，從當兵的成分、兵的紀律、兵的風氣和兵的心理等方面來考察中國的兵，由之探究中華民族盛衰的軌跡和原因。至於他接受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建立中國文化二周說的體系，也是其銳意創新的表現。對於馬克思主義，他亦給予注意。在武漢大學講授歐洲史的提綱中，他確認馬克思主義是勞工階級的學說，屬於科學社會主義，持經濟的唯物史觀，尋求歷史變化之定律。
解放後，雷海宗開始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覺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使我好似恢復了青年時期的熱情」。
1952年，雷海宗調到南開大學後，主要講授世界上古史。與以前根本不同，他開始接受並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研究歷史。但是，當一般人都原封不動地照搬蘇聯教科書的體系、觀點和材料時，雷海宗卻根據自己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所掌握的大量史料與具體史實，編寫出獨具特色的《世界上古史講義》，特別對古代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之間的關系和奴隸制與奴隸社會的問題進行了專門探討。1956年後，響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號召，他對自己過去講授的世界上古史體系做出原則性的調整，並發表《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提出了新的部民社會的概念，並認為奴隸社會不是人類歷史必經的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形態與歷史階段。至於所謂「馬克思主義基本停留在1895年」的說法，他原來的主要思想是想說明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應該掌握和根據大量的新材料，吸取西方資產階級在社會科學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在了解、整理、總結幾千年來人類的歷史經驗上要前進發展，得出新的認識，不要教條式地對待62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這方面的論述。
總括上述，不難看出雷海宗的整個學術生涯始終顯示出一種探索真理、打破傳統、不斷創新、敢於亮明自己獨立觀點的鮮明個性，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⑷ 這篇散文的作者 ，他是 物理學家，因與李政道共同提出 理論，獲1957年 。

楊振寧嗎？他有一篇較長的散文《父親和我》，大約七千多字。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安慶一所中學的教員。安慶當時也叫懷寧。父親
給我取名「振寧」，其中的「振」字是楊家的輩名，「寧」字就是懷寧的意思。我不滿周歲的時候父親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費生，出國前我們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張相片。父親穿著長袍馬褂，站得筆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還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兩年以後他自美國寄給母親的一張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學照的，衣著、神情都已進入了20世紀。父親相貌十分英俊，年輕時意氣風發的神態，在這張相片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父親1923年秋入史坦福大學，1924年得學士學位後轉入芝加哥大學讀研究院。四十多年以後我在訪問史坦福大學時，參加了該校的中國同學會在一所小洋樓中舉行的晚餐會。小洋樓是20世紀初年因為中國同學受到歧視，舊金山的華僑社團捐錢蓋的，樓下供中國學生使用，樓上供少數中國同學居住，60年代這座小樓仍在，後來被拆掉了。那天晚餐前有一位同學給我看了樓下的一個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史坦福大學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團體照極為珍貴。其左下角即為該小樓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還有中國同學會1923年秋的開會記錄。
1928年夏父親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乘船回國，母親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這次看見他，事實上等於看見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天以後我們三人和一位自合肥來的傭人王姐乘船去廈門，因為父親將就任為廈門大學數學系教授。
廈門那一年的生活我記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親那裡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親曾教我認識了大約三千個漢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學過背《龍文鞭影》，可是沒有機會接觸新式教育。在廈門父親用大球、小球講解太陽、地球與月球的運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當然也教了我一些算術和雞兔同籠一類的問題。不過他並沒有忽略中國文化知識，也教我讀了不少首唐詩，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國歷史朝代的順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順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等等。
史坦福大學1924年年刊上的一頁。父親的名字是楊克純（K.C.Yang）。他是第二排左起第六人.
史坦福大學1923年秋「中國會」名單與簽名頁。父親是第11人.
1929年我與父母親攝於廈門父親少年時候喜歡唱京戲。那一年在廈門他還有時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不過他沒有教我唱京戲，只教我唱一些民國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數千年，一脈延……」，「中國男兒，中國男兒……」等。
父親的圍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圍棋。記得開始時他讓我十六子，多年以後漸漸退為九子，可是我始終沒有從父親那裡得到「真傳」。一直到1962年在日內瓦我們重聚時下圍棋，他還是要讓我七子。
1929年照的父親和母親當時都那麼年輕。也是同一年在廈門鼓浪嶼日光岩上照的。那天我很顯然不太高興。三十多年以後，在1960年父親與母親自上海飛到日內瓦跟我團聚以前，三弟翻出這張照片要他們帶去給我看。父親說：「不要帶，不要帶，那天我罵了振寧一頓，他很不高興。」
這是沒有做過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國立清華大學1948級年刊》中的《平面全圖》。圖中今天的生物館以南，靜齋和供應科以西，西院以東的地區，基本上與30年代的情形相同，只是南面的校圍牆比30年代的圍牆向南移了恐怕有一百尺（30年代的校圍牆的這一段在圖中「B」的地方，在馬路和河的北面，與它們平行）在廈大任教了一年以後，父親改任北平清華大學教授。我們一家三口於1929年秋搬入清華園西院19號，那是西院東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於20世紀30年代向南方擴建後，我們家的門牌改為11號。我們在清華園里一共住了八年，從1929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清華園的八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時中國社會十分動盪，內憂外患，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牆里頭，不大與外界接觸。我在這樣一個被保護起來的環境里度過了童年。在我的記憶里頭，清華園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學同學們在園里到處遊玩。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爬過，每一棵草我們都曾經研究過。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書《讀書教學四十年》中第112頁寫的。裡面所提到的「在園里到處遊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園附近。那時西北起今天的校醫院、近春樓、偉倫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應科，東至今天的靜齋，北到今天的蒙民偉樓旁的河以南的建築，都還沒有興建，整塊都是一大遍荒地，只有一些樹叢、土山、荷塘、小農田和幾戶農家，變成我們遊玩的好地方。
是《國立清華大學1948級年刊》上的《平面全圖》的一部分。圖中「32」就是我讀書的小學：成志學校，現在是工會。自1929年起我在這里讀了四年書。我每天自西院東北角家門口「A」出發，沿著圖上依稀可辨認的小路向南行，再向東南走，爬過—個小土山便到達當時的清華園圍牆（「B」），然後沿著圍牆北邊的小路東行到成志學校。這樣走一趟要差不多二十分鍾，假如路上沒有看見蝴蝶或者螞蟻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話。
另外一條我常常騎自行車走的路是圖97f.7中自家門口東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當時的校醫院（即今天的蒙民偉樓）旁的橋（「D」）。每逢開運動會，我就騎自行車沿此路此橋去體育館，和成志學校的同學們組織啦啦隊吶喊助威。
父親常常和我自家門口東行，沿著圖裡面的第三條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學館。這條小路特別幽靜，穿過樹叢以後，有一大段路（在「C」附近）左邊是農田與荷塘，右邊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見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雖不同，幽靜的氣氛卻一樣。童年的我當時未能體會到，在小徑上父親和我一起走路的時刻是我們單獨相處最親近的時刻。
我九、十歲的時候，父親已經知道我學數學的能力很強。到了十一歲入初中的時候，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顯示出來。回想起來，他當時如果教我解析幾何和微積分，我一定學得很快，會使他十分高興。可是他沒有這樣做：我初中一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只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歷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誦《孟子》全文。
父親書架上有許多英文和德文的數學書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和E.M.Wright的《數論》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論》中的許多space groups的圖。因為當時我的外文基礎不夠，所以不能看得懂細節。我曾多次去問父親，他總是說：「慢慢來，不要著急」，只偶爾給我解釋一兩個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戰開始，我們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後來在日軍進入南京以後，我們經漢口、香港、海防、河內，於1938年3月到達昆明。我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沒有念高三，於1938年秋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入了西南聯合大學。
1938到1939年這一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學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的Pure Mathematics與E.T.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給我看。他和我討論ser theory、不同的無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觀念。這些都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40年以後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 & Company，1983）第74頁上我這樣寫道：我的物理學界同事們大多對數學採取功利主義的態度。也許因為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較為欣賞數學。我欣賞數學家的價值觀，我贊美數學的優美和力量：它有戰術上的機巧與靈活，又有戰略上的雄才遠慮。而且，奇跡的奇跡，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父親雖然給我介紹了數學的精神，卻不贊成我念數學。他認為數學不夠實用。1938年我報名考大學時很喜歡化學，就報了化學系。後來為准備入學考試，自修了高三物理，發現物理更合我的口味，這樣我就進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1941年秋為了寫學士畢業論文，我去找吳大猷教授。〔他〕給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現代物理評論》），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麼心得。這篇文章討論的是分子光譜學和群論的關系。我把這篇文章拿回家給父親看。他雖不是念物理的，卻很了解群論。他給了我狄克遜（Dickson）所寫的一本小書，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數理論》）。狄克遜是我父親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這本書寫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為它很精簡，沒有廢話，在20頁之間就把群論中「表示理論」非常美妙地完全講清楚了。我學到了群論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應用的深入，對我後來的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個領域叫做對稱原理。我對對稱原理發生興趣實起源於那年吳先生的引導。今年（1997）為了慶祝吳先生的九十壽辰，鄒祖德和我寫了一篇文章，用群論方法計算C60的振動頻率。C60是一個對稱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論討論最合適。（有這樣高度對稱的分子不僅在1941年吳先生和我沒有預料到，在1983年我寫上面的那段話時也還沒有任何人預料到。）
抗戰8年是艱苦困難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楊振漢曾這樣描述1945年夏抗戰結束時我家的情形：1945年夏，大哥獲取了留美公費，將離家赴美國讀博士。父親高興地告訴我們，艱苦和漫長的抗日戰爭看來即將過去，反德國法西斯戰爭也將結束。我家經受了戰亂的洗禮，雖有精神和物質損失，但是我們家七口人都身體健康，學業有進，更可喜的是兒女們都孝順父母，兄弟姐妹之間和睦相處，親情常在，我們一家人相互之間的關系，的確非比尋常，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十分珍視的。
抗戰勝利至今已51年了，父親、母親和振復（振寧註：振復是我們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長眠於蘇州東山。回憶抗戰八年的難苦歲月我們家真可稱得上美好、和睦和親情永駐的家。我還記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的細節：清早父親隻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場的公共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捨，母親卻很鎮定，記得她沒有流淚。到了拓東路父親講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定。話別後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幾分鍾後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鍾頭，車始終沒有發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現父親原來還在那裡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發已顯斑白。看見他滿面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崩發，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這17年時間，是父親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階段。古人說父母對子女有「養育」之恩。現在不講這些了，但其哲理我認為是有永存的價值的。

二
1946年年初我注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舉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仰慕已久的費米（Fermi）教授去了芝大。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學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一年任教員，1949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懷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1949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么多年他為什麼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氣，說了一些稱贊我的學業的話，然後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托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比我們能幹多了，哪裡用得著我來幫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我們相識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親的其他朋友所介紹，而是因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聯大附中教書時中五班上的學生。當時我們並不熟識。後來在普林斯頓唯一的中國餐館中偶遇，這恐怕是前生的姻緣吧。20世紀50年代胡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曾多次來我家做客。第一次來時他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乾的太太。」
父親對我1947年來美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發生興趣，因為它們都與群論有密切關系。1957年1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恆的理論以後，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告訴他此消息。宇稱不守恆與對稱有關，因而也與群論有關，父親當然十分興奮。那時他身體極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種感染，不能吸收胰島素，醫生曾認為已無希望，後來幸能克服感染，但身體仍十分虛弱），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
1957年我和杜致禮及我們當時唯一的孩子光諾（那時六歲）去日內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瓦和我們見面。他得到統戰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院，於7月初飛抵日內瓦，到達以後又立刻住入醫院。醫生檢查數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注射胰島素。我們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諾總是非常有興趣地看著祖父用酒精燈檢查血糖。我醒了以後他會跑來說：「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藍色。）過了幾星期，父親身體漸恢復健康，能和小孫子去公園散步。他們非常高興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准備出門：父親對著鏡子梳頭發，光諾雀躍地開門，我感到無限的滿足。
父親給致禮和我介紹了新中國的許多新事物。他對毛主席萬分敬佩，尤其喜歡毛的詩句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與「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等。
有一天他給致禮和我寫了兩句話。今天的年輕人恐怕會覺得這兩句話有一點封建味道，可是我以為封建時代的思想雖然有許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許多是有永久價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親又和母親兩度與我在日內瓦團聚。致禮、光宇（我們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參加了。每次團聚頭兩天總是非常感情沖動，講一些自己的和家人與親友們的遭遇。以後慢慢鎮靜下來，才能欣賞瑞士的一切。
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後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願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願望，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站排站了三個鍾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後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卧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1962年5月21日父親和母親到日內瓦，我去機場迎接。見面時父親悲感滿面。圖為黃長風所攝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並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三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緬甸東飛，進入雲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的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我們一同去華山醫院看望父親。父親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們見面是1964年年底在香港，那時他六十八歲，還很健康。六年半中間，受了一些隔離審查的苦，老了、瘦了許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見到我當然十分激動。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父親仍然住在醫院，身體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親長辭人世，享年七十七歲。5月15日在上海為父親開的追悼會上，我的悼詞有這樣兩段近兩年來父親身體日衰。他自己體會到這一點，也就對我們的一切思想和行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來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談了許多話，歸根起來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遠，看清歷史演變的潮流，這個教訓兩年來在我身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父親於1973年5月12日長辭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時間里，歷史有了驚天動地的演變。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學，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說「在青年時代，我們都嚮往一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解放以後20多年來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當時我們青年夢寐以求的這個新中國實現了。」我想新中國的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事實以及它對於世界前途的意義正是父親要求我們清楚地掌握的。六歲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個大家庭裡面。每年舊歷新年正廳門口都要換上新的春聯。上聯是「忠厚傳家」，下聯是「詩書繼世」。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另外他喜歡他的名字楊克純中的「純」字，也極喜歡朋友間的「信」與「義」。父親去世以後，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摯友熊秉明寫信來安慰我，說父親雖已過去，我的身體里還循環著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體里循環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
我於1964年春天入美國籍。差不多20年以後我在論文集中這樣寫道：從1945至1964年，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時光。然而，決定申請入美國籍並不容易。我猜想，從大多數國家來的許多移民也都有同類問題。但是對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成長的人，作這樣的決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傳統的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長期離開中國移居他國的觀念。遷居別國曾一度被認為是徹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國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屈辱和剝削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中都留下了極深的烙印。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難以忘卻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我父親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當數學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游歷甚廣。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四 百載魂牽黃土地 三春雨潤紫荊花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時，我有幸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加了回歸盛典。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音樂聲中冉冉上升，想到父親如果能目睹這歷史性的，象徵中華民族復興的儀式，一定比我還要激動。他出生於1896年——101年前，《馬關條約》、庚子賠款的年代，在殘破貧窮，被列強欺侮，實質上已被瓜分了的祖國。他們那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專橫，忍受了二十一條款，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等說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國後嘗了種族歧視的滋味，他們是多麼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來的富強的祖國，能看到大英帝國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國國旗驕傲地向世界宣稱：這是中國的土地。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們一生夢寐以求的一天。
父親對這一天的終會到來始終是樂觀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時候，他卻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會躬逢這一天的歷史性的盛典。否則，他恐怕會改吟陸放翁的名句吧：國恥盡雪歡慶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⑸ 雷海宗的人物追憶

被忽視的「雷海宗的年代」
本文作者：何炳棣
著名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歷史學家。在這篇文章中，他滿含深情懷念他的老師、已故著名史學家雷海宗先生，並提出，首位考證出武王伐紂之年為公元前1027年的學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學界一般認為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
回想起來，連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師影響至深且巨，而事實上只正式讀過他的惟一一門必修的中國通史。正式讀雷之課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的三年我專心於為將來的留學考試奠基，時間和精力上都擠不進雷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二、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華歷史系助教以後，先忙於教西南聯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隨後忙於解決終身大事，投考第五屆（1940年8月）清華留美公費考試失敗（1941年夏始揭曉），遲遲因父喪不得不回淪陷區料理家務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聽雷師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羅馬帝國制度史等課。這些西史的課都是雷先生的專長，戰亂中完全錯過是我終身憾事之一。北平清華二、三年級時課外雖不無向雷師請教的機會，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聯大期間與他的經常接觸和專業內外的交談。
據我一生觀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學人。他律己極嚴，終身踐履先人後己的原則。他對人的感情和關切從不輕易外露。我對雷師高尚品德有親切的體會。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學初試失敗後數月，遲遲始獲悉父親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師在聯大圍牆外非常平靜地對我說：「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從公從私的立場我覺得不能不向你一問，你是否願意去旁的學校做講師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聯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當多，你雖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學，輪不上你教。如果旁處有機會教西洋史，你是否考慮？」我的回答很堅定，我不在乎名義和待遇，昆明究竟師友相處融洽，學術空氣和圖書設備還是比較好，我無意他就。雷師這才說出心裡的話：「你這樣決定，我很高興，不過因為職責所在我不得不問你一問。」三個月後因家務回金華，我在浙贛路上遇見九級歷史系王文傑學長回福建奔妻喪，他告我路費的極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給他的。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過人的「容忍」，而這種容忍是深植於一己學術和道義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間全系師生茶會後的晚間，同屋黃明信告我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會中明明聽見陳寅恪先生相當高聲地和一位同學說，何以目前居然有人會開中國上古史這門課；當時雷先生不過幾步之外決不會聽不見這種諷刺的。同時清華歷史及哲學系合聘的張蔭麟備受陳寅恪師的贊揚，已著手為教育部寫撰《中國史綱》第一輯。清華校園之內，新秀吳晗對雷之通史已有諷議。我通檢《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教學，科研卷」，發現1938－1939年錢穆的中國通史列為甲組，雷的通史列為乙組；自1939－1940年起吳晗授甲組中國通史，雷師的通史列為乙組；1942－1943年，吳晗、孫毓棠、雷海宗分別講授甲、乙、丙三組中國通史。當時的理由是甲組較詳於史實與制度，最適合人文社科學生的需要，乙組史實及制度稍為簡略，宏觀視野及分析綜合比較適合理工及不以歷史為專業學人的需要。
當時雷先生為歷史系主任，始終踐履先人後己的原則。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釋過何以他在中國通史故意略於制度：
著者前撰「中國的兵」，友人方面都說三國以下所講的未免太簡，似乎有補充的必要。這種批評著者個人也認為恰當。但二千年來的兵本質的確沒有變化。若論漢以後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續《通考》中也有系統的敘述，作一篇洋洋大文並非難事。但這樣勉強敘述一個空洞的格架去湊篇幅，殊覺無聊。反之，若從側面研究，推敲二千年來的歷史有甚麼特徵，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探求。
對歷代宰相制度、內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師也採取類似的簡化處理。再加上採用施本格勒的形態文化史觀把國史分成兩大「周」，當然不免引起少數同仁的明譏暗諷。前台北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憶，「在西南聯大的一次談話會中，我就聽見吳先生表示譏彈之意。」
但可喜者有三。一、當時聯大助教學生求知若渴，胸懷開朗，決無門戶之見。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則良學長即興奮地告我，年前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尤以唐宋間經濟重心之南移，甚為精彩，其《國史大綱》即將問世，不可不讀。錢氏之長無傷於我們對雷氏通史的服膺。我們那時吸取各家之長還來不及，怎會盡先去挑剔老師們的短處。
二、當時助教學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國文化的特徵，多少必須略知人類史上其他文化的同異與盛衰興亡的各個段落，否則難免井蛙之識。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間即接受我的請求，對雷師的通史作一扼要憶評。他強調指出雷師為介紹當時風彌世界的文化形態史觀「到中國之第一人。雖形態史觀之價值尚無定論，且施本格勒、湯因比（Arnold Toynbee）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無譯本，但開風氣之功，實舍雷先生莫屬」。再則，「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講義既依形態史觀架構編制，其影響及於清華聯大後學之任歷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數。就所知丁則良學兄授西洋史即沿其體制，弟去國前濫竽授中國史亦復循其規模……」三十多年後應該補充的是武漢大學吳於廑教授。我個人在海外講授中國通史四十餘年，亦大多採取雷師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糾正施本格勒對兩漢以後中國文化長期停滯，喪失生命力的錯誤看法。甚至當時聯大學生方面，歷史系最優秀的劉廣京和任以都都是選雷師的乙組通史。廣京近年通信曾幾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黃子孫先後同出雷門者已寥若晨星，所以這種共同師承關系彌足珍惜。他甚至還記得雷師閱世知人智慧之偶爾流露於課堂內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記得雷伯倫師曾雲：西洋史家過了中年，著作雖精而罕能維持『火氣'，而今則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闢生動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駁斥美國亞洲學會、原日籍女會長1996年卸職演講詆毀國史，攻擊「華化」觀點的一篇頗有「火性」卻使她無能回答的長文。事似瑣碎，但反映雷師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對弟子輩影響的深遠。
三、盡管六七十年前雷師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沒落》理論架構應用於國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評譏，但經雷師修正以後的文化形態史觀，確頗有裨於中國通史的宏觀析論。蓋兩河（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歐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徵與風格，此即所謂的形態之異；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標示彼此之間確有類似的發展階段、歷程，以及最後大一統之出現、崩潰、沒落的共同之處，此即所謂的形態之同。因此，僅置中、西兩文化於一個視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徵及其同異的最有效方法。遍觀二十世紀治史或論史對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國的湯因比，德國的雅斯波斯（KarlJaspers），中國之雷海宗，美國與我同僚及學術關系久而且深的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等無一不預覺到世界之進入「大一統」局面，無一敢深信這行將一統世界的大帝國（及其盟屬）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義、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長期控御無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後全球規模大一統帝國繼續發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後沒落與崩潰，正是關系全人類命運不能預卜的最大問題。治中國通史不能僅憑傳統經史的訓練，必須具有近現代世界眼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回憶清華和聯大的歲月，我最受益於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傳統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當時我對國史知識不足，但已能體會出雷師「深」的背後有血有淚，因為只有真正愛國的史家才不吝列陳傳統文化中的種種弱點，以試求解答何以會造成千年以上的「積弱」局面，何以堂堂華夏世界竟會屢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蠻」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後，「反右」期間雷師成為國內學術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對象之一，因為其他學人幾乎不可能有雷師的膽識，公開聲言共產及社會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自從1895年恩格斯死後，陷入長期停滯。雷師所受精神打擊之外，物資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資立即減到半數以下，每月僅領人民幣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出版之後，我才於次年春把此書及其他發表的論文單行本一並寄呈雷師，聊充舊日弟子海外初步作業報告。
兩年半後我終於接到雷師的回信。世事往往有偶合。我遲遲於1962年聖誕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會史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2）。半個多月後接到天津雷師母的信，才知道雷師已於1962年聖誕日歸道山。按時差推算，當我忐忑疾越山坡將此書付郵之際或正當大洋西岸雷師彌留之時。
師恩難報。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願，能否親觀其成雖不可知，然當努力為之。將近三十年前應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先生之約，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議」一文以恭預《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3，No.1）創刊之慶。拙文主要結論之一是：
近代學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記·魯世家》《左傳》·《孟子》等資料證明《竹書紀年》1027B.C.之說之可信。遲至1945年，瑞典漢學名家高本漢教授，在一篇論商代某類武器和工具長文，才放棄了劉歆1122B.C.之說，發表了與雷文幾乎方法全同的對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國、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響甚大，一般稱《紀年》武王伐紂之年為「高本漢的年代」。如果今後1027B.C.在東亞、在西方被普遍接受為絕對年代，從學術公道的立場，我們有義務稱之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南開大學雷門弟子王敦書教授所說，雷師這一極端重要的年代考證已「得到當時著名史學家洪煨蓮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重視與贊同。」洪先生僅在他轟動西方漢學界的《春秋經傳引得序》（1937）的一個底注，指出按照《古本竹書紀年》「則武王滅殷當在前公歷1027」。高本漢根本無一字解釋何以最後放棄一向接受的劉歆年代1122B.C.，而突然採用古本《紀年》1027B.C.之說。即使台灣中研院史語所老友勞干（貞一）先生兩年前神志尚清時，雖在電話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紀年》西周積年之重要，《尚書·武成》篇紀日根本無法利用——仍是以1027B.C.歸功於西方漢學家，而不公開承認雷師是近代1027B.C.說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須嚴肅論辯。雷師國史宏觀諸論固已不朽；我仍須就純粹史學方法，參照近年國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積累的多學科資料，進一步努力，冀能為雷師贏得更大的不朽。

⑹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歷史沿革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創建於1911年，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余額建立起來的。1923年起籌辦大學部。1925年建立國學研究院，導師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講師李濟等，主任為吳宓。在開學日，吳宓闡述國學院宗旨，說：「惟茲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王國維所開《古史新證》、梁啟超《歷史研究法》、陳寅恪《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和趙元任的《現代語言學》、《方言學》等課程均顯示出借鑒西方現代科學方法重新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明特色。當時曾在國學院就讀的有王力、吳其昌、劉盼遂、姜亮夫等，清華國學院於1928年終結，時間很短，但為現代中國培養了一批善於用新思想治理國學的優秀人才，在我國學術史和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清華的大學部於1925年開始招收新生，1926年分設國文、西洋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心理學和社會學系等系，1928年組成文學院。在教學方針上，與當時其他大學不同之點即多數系強調「中西兼重」原則，希望培養博通中外文史知識的通才。如中文系比較「注重新舊文學貫通與中外文學的結合」；外文系提出要培養「匯通東西之精神思想」的「 博雅之士」；歷史系則提出「中外歷史兼重」；哲學系強調東西方哲學的相互闡釋；社會學系也主張學生應有廣博的基礎知識。為此，各系都十分重視外國語文的教學，例如中文系必修的外文課程約佔全部必修課總額的五分之一（聯大以後有所削弱）。而學習外國語言及文化之目的則在於學習「西洋的方法」來「整理國故」，或創立新學派。與這種教學方針相適應，教師的學術研究也表現出現代釋古學的種種特色：如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強調兼取「京派與海派之長」追求宏觀上的開闊與微觀上的謹嚴，代表作是《詩言志辨》。聞一多以立論上的大膽與考證上的綿密見長，對上古神話研究及詩經、楚辭的研究既富於歷史感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其它如楊樹達的漢字研究，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許維遹的管子、尚書研究和浦江清、余冠英的研究都顯示出開闊與謹嚴相結合的特色。外文系的突出實績是開拓了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的先河。吳宓的《中西詩之比較》、瑞恰慈的《文學批評》、《比較文學》課程都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特別是吳宓的《文學與人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闡釋」方面有突破性貢獻。該系所培養的學生如吳達元、趙蘿蕤、季羨 林、李賦寧等均為比較文學界之中堅，特別是錢鍾書，以其《談藝錄》和《管錐編》將現代釋古學提到了新的高度。哲學系強調橫切面的哲學問題的研究，強調論證、邏輯和概念分析，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所缺的，其中金岳霖的《邏輯》、《論道》和馮友蘭的《貞元六書》、《中國哲學史》影響較大；歷史學系在繼承國學院傳統倡導「新史學」的目標下，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編》和《隨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張蔭麟的上古史研究、雷海宗的通史研究、吳晗的明史研究都在學術界具有較大影響。研究者的見解和觀點盡管有所不同，但都注意對某一歷史現象找出它所以如此的時代和社會的原因。概括地說，清華文學院繼承和發展國學院時期的優良學風，在運用近代科學思想和方法闡釋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既能做到視野開闊，又不大而空；既立論謹嚴，又不拘泥細節，力求對中國歷史、文化現象做出既符合當時情況又富於時代色彩的解釋。在文學院執教的著名學者有：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楊樹達、劉文典、王力、陳夢家、浦江清、王瑤（中文系）；吳宓、王文顯、葉公超、翟孟生、溫德、瑞恰茲、燕卜蓀、錢鍾書（外文系）；陳寅恪（歷史與中文系雙聘）、雷海宗、劉崇鋐 、蔣廷黻、張蔭麟、吳晗、周一良（歷史系）；馮友蘭、金岳霖、賀麟、張岱年、沈有鼎（哲學系）；陳達、潘光旦、費孝通（社會學系）等，現當代的著名學者、作家、藝術家如錢鍾書、楊絳、季羨林、趙蘿蕤、王瑤、林庚、季鎮淮、費孝通、曹禺、何兆武、李學勤、傅璇琮、何炳棣、端木蕻良、吳達元、吳組緗等曾就讀於文學院。
清華文科師生有著優良的愛國、進步的革命傳統。早在五四運動時，聞一多曾貼出岳飛的《滿江紅》，以號召清華學子外抗強權，內除國賊；1926年「三·一八」抗議日本侵略者炮轟大沽口事件中英勇犧牲的韋傑三烈士系中文系學生；震撼全國的「一二·九」運動中的領導人與骨幹蔣南翔、姚依林等均系文學院學生。在西南聯大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學生運動中，清華文科師生都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和平民主發揮了先鋒作用與橋梁作用，有些同志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反動派的手槍，寧肯倒下，不肯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肯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糧，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不屈的斗爭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聞一多、朱自清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榜樣，也是我校文科師生的光榮和驕傲。
1952－1978年，伴隨國家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成為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學，文科各系分別並入其他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
雖然清華大學的文科從建制上一度中斷，但前輩學者開創的優良學風和深厚人文底蘊仍然弦歌不輟、薪火相傳、歷久而彌新。1978年以來，清華大學先後恢復和建立了外語系、社會科學系、中國語言文學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育研究所、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室和藝術教育中心，在此基礎上1993年12月組建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過復建以來的建設和發展，學院涵蓋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全部文科學科門類，學科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體現學校文科發展水平尤其是基礎文科實力的重要機構。
2012年7月，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撤銷，成立人文學院和社會科學學院。

⑺ 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附錄四

懷念歷史系的老師們
文 / 張寄謙褚繼善 王憲銓 齊世榮
我們都是清華歷史系40年代的「老學生」，雖然已經離開母校多年，但是對當年在清華園學習的情景仍有很深的印象，特別是懷念那些曾經教導過我們的老師們。
首先要提的是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他是一位中西兼通的歷史學家，給我們講授殷周史、秦漢史以及西洋中古史等。上課鈴響，雷先生會准時推門進來；下課鈴響，又正好講到一個段落。他上課從不帶講稿、提綱，只帶兩支粉筆，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參考書都隨手寫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參考書目中讓我們讀小說，說了解一個時代，僅憑歷史事件不夠，還要懂得它的文學、哲學等。
歷史系與中文系合聘的陳寅恪先生曾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從那以後就一直在清華執教，是我國文史學界的一代宗師。我們上三年級時，他開設了隋唐史研究，在新林院自己的住宅中辟出一個房間作教室。做畢業論文時，張寄謙請先生擔任導師，當時陳先生已雙目失明，但憑著他驚人的記憶力，仍指揮助手查閱古籍，進行魏晉南北朝與隋唐史的研究。
我們入學後的第一門必修課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代史和蒙古史專家邵循正先生講授的中國近代史。那時邵先生的體質甚為虛弱，但對教學非常認真。他極有見地地為我們分析了西方列強利用清政府對國際事務的無知，在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時，故意使用意義含糊不清的辭句，為以後擴大侵略設埋伏，甚至私自添加內容，對清政府進行欺詐。他還深刻地分析了各列強在侵華利益中的矛盾與勾結。
明史專家吳晗先生給我們授課時，沒有講明史，而是講了宋史。他用「以歷史為鏡子」的學風，延續著西南聯大教師講課聯系時事的傳統，不時地借分析兩宋弊政，對蔣家王朝加以抨擊。當時吳先生已准備去解放區，他在西院住宅里經常以打橋牌為名，約請邵循正、錢端升、錢偉長等先生談時事。1948年校慶後，他便去了西柏坡。當時丁則良先生也在專攻宋史，不過沒有給我們講課。
時近1948年，專治魏晉南北朝史的孫毓棠先生從美國歸來。聽老同學講，孫先生上中國通史課，能在黑板上手畫一張十分漂亮的地圖。此時孫先生的興趣已轉向中國經濟史，後來為經濟系和歷史系合開了中國經濟史課。
那時，世界史課程的陣容也非常強。教西洋上古史的是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先生，他用帶有濃重俄國語音的英文，給我們講希臘、羅馬的興衰，聽起來頗讓人發思古之幽情；教西洋中古史的還有一位飽學的孔繁鬻先生，聽上過孔先生課的余繩武同志講，孔先生讓他念德文參考書，念得他都感到身體吃不消了；西洋近代史是劉崇?先生講授，他為人溫文爾雅，講授扼要簡練、條理清晰，經常以自己治史的得失教導同學，向同學們傾談自己的理想。
1948年陳寅恪先生離開以後，歷史系從外語系聘請周一良先生接替講授中國中古史。另外，清華歷史系一向重視日本史的研究，周先生還兼任了日本史的課程，他對日本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日本學者超脫，很引人入勝。此外，歷史系還曾聘請從美國回來的何基先生教世界現代史。
在清華歷史系學習的幾年中，老師教給我們的不僅是知識，而且影響著我們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院系調整後，清華歷史系不復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復建。我們殷切希望歷史系的師生繼承前輩們「中西交融、古今貫通」的學術傳統，把歷史系辦出特色，辦出水平。

⑻ 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有哪些

陳寅恪（1860——1969）江蘇義寧（今修水縣）人，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原名開貞，我國著名文學家、戲劇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張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是中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開創者，造就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範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文心雕龍講疏》《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等，帶有黨性政治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顧頡剛(1893—1980），原名誦坤，字銘堅，江蘇蘇州人。著名史學研究家，在《詩經》《尚書》以及史前史階段頗有研究，曾發表論文《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漢代學術史略》、《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三統說的演變》、《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夏史三論》、《九州之戎與戎禹》、《鯀禹的傳說》等篇。是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是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位學者。
錢穆 (1895～1990)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江蘇省無錫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代表作有《先秦諸於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史上儒家人文主義史學家的代表，他從歷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學認識的獨特性對歷史認識問題作了闡述。錢穆力圖把傳統史家從事考據所揭示的個別事實的真實構成一個前後連貫、有因有果的時間序列，力求從時間上把歷史綜合為一個發展的整體，著眼於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統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語言學家。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古代文學史》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等。「史學本是史料學」是傅氏史學思想的最基本點,應建設絕對客觀的歷史學。
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先秦、秦漢部分，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呂振羽(1900—1980)，湖南邵陽人，著名歷史學家。著有《簡明中國通史》、《中國民族簡史》等，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倫，河北省永清縣人。中國歷史學家，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西洋文化史綱要》等。雷海宗認為真正的史學不是繁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以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
侯外廬(1903—1987)，山西平遙人，著名歷史學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合著，五卷)等，著重對歷史做整體研究，在思想史領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吳晗（1909～1969） 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省義烏人。 中國歷史學家，著有《歷史的鏡子》、《史實與人物》、《朱元璋傳》、《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頗受當時史界名流青睞，帶有實用史學的觀念。
黃仁宇（1918——2000）美籍華裔，祖籍湖南長沙，《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放寬歷史的眼界》《十九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他的「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在史學界影響深遠。

⑼ 雷海宗的人物印象

雷海宗獻身於教育事業，一直在高等學校教書，作為一位名教授和教育家，他的教書育人是極具特色和眾口叫絕的。
雷海宗聲音洪亮，講課極有條理，深入淺出，鞭辟透里，內容豐富，生動活潑。他講解歷史事件既材料翔實，又說明前因後果，更揭示性質意義，娓娓動聽，使人受用不盡。每節課他計時精確，下課時恰好講完一個題目，告一個段落，下節課再講新的，前後銜接自如。雷海宗記憶力極強，走上課堂，只拿幾支粉筆，但講得井井有條，滔滔不絕，人名、地名、史實年代准確無誤。他學問淵博，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學認真負責，又講究教學方法，使講課成為一門藝術，揮灑自如，引人入勝。他在清華和西南聯大為非歷史系本科生開設的中國通史課，選課人極多，課堂總是擠得滿滿的，其中還有不少慕名而來的旁聽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學家吳於廑先生就是這樣的旁聽生，當時他已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另一位學者，已故美國史專家丁則民先生在《憶念伯倫師》文中說：抗戰時期，他是西南聯大名教授兼歷史系主任，先後開設過中國通史、中國古代史、西洋通史、歐洲近古史和歐洲中古史等課程。聽過他的課程的學生，普遍認為他是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對許多歷史問題都有精闢的見解。他的史學造詣之深和學術思想的精邃都給學生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不僅學識精湛，方面廣博，而且他的記憶力也非常強，上課時他不帶片紙隻字便能對所講的問題作出系統而生動的描述，講授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既有豐富內容，又把歷史因果關系分析得清晰透徹，使人聽了興致勃勃，總覺課堂時間過得太快，頗有餘興未盡之感。在解放前舊大學，講授歷史課，能達到這樣爐火純青使人百聽不厭的程度，可說是罕見的了。所以，當時許多同學都願選修伯倫師的課，認為聽他講課不僅能獲得系統而深入的歷史知識，而且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還有的同學反映，課後把他講授專題的筆記稍加整理潤色，就像是一篇有頭有尾、內容充實並自成體系的文章。
雷海宗在清華講授史學方法一課時，採用19世紀中葉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朗克實行的「研討班」（即「西明納爾」Seminar）的形式來組織教學，極其活躍成功。 雷海宗對學生十分愛護，不僅指導他們的學習，而且關心他們的生活。
首都師范大學名譽校長、著名世界史家齊世榮寫道：我讀大四時，生活比較困難。一天下課後，雷先生對我說，美國波摩那大學來了一個研究生，學中國近代史，想寫關於梁啟超的論文。他的中文程度還需提高，你去給他補習中文，注意借機會練練英文，並增加點收入。我聽了後十分感動，不知道老師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難……
通過這件事，可以說明雷先生是多麼地愛護學生，他既注意學生的學習成績，也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近年來，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學科在這位元老大師的指導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績。雷先生離開我們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貫通中西的學問，是我永遠趕不上的。但他勤奮治學的精神，對學生熱心培養、極端負責的態度，則是我要時刻學習的。
雷海宗在30年代中後期，有兩個他很喜歡的學生，他們是丁則良和何炳棣，畢業後都留在西南聯大歷史系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們分別赴英國和美國留學。新中國成立後，丁則良從英國提前返回清華，1951年曾教過筆者。丁先生為人謙厚熱情，平易近人，治學嚴謹，學問淵博，專攻宋史，在英國又學俄文，研究蘇聯史，兼通古今中外，頗有乃師雷海宗、張蔭麟之風。1952年院系調整後，赴東北人民大學任教，根據國家需要改教新課亞洲史，甚有建樹。他與雷海宗師生感情深厚，時有書信往還。1957年，丁則良被錯劃為「右派」，訪蘇聯歸來在北京大學未名湖自沉，雷先生聞此噩耗，為之痛哭不已。
何炳棣留美未歸，在多所大學任教，成為國際馳名的中國史學家，榮任美國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
他懷念恩師，凡有新著，必寄上，知道雷海宗逝世消息後，立刻給雷師母寄來長信，說1962年12月25日雷師去世時，自己遠在美國似有感應。
他一直與雷師母及雷海宗之女雷崇立保持通信聯系，歷「文化大革命」而數十年不衰，甚至寄上美金，給予經濟支援。 關於雷海宗臨終前背著「右派」的包袱在南開大學堅持講課的情景，《光明日報·史學周刊》總編、史學家肖黎先生有發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憶：上課鈴響後，只見一位小老頭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動著雙腿，吃力地坐在講台後的一把椅子上。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惻隱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斗爭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此刻，教室里異常安靜。突然，洪鍾般地聲音響起，只見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來了，與他剛進教室時簡直判若兩人。37年過去了，講課的具體內容早已忘記。只依稀記得他講的是印度的寡婦殉葬。他上課什麼也不帶，卻對歷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脫口而出。他的外文極好，一會兒是希臘文，一會兒又講一個詞語如何從希臘文演變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語系有什麼特點，侃侃而談。
在「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年代裡，對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會放過的。每次先生講完課後，都要組織一場「消毒」課。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種種「毒素」，以顯示他們洞察一切的本領。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為了「將自己的學識獻給人民」而抱病上講台，卻被一些人視為「販毒」者，他豈不要揮舞拐杖，質問蒼天：「公理安在？」
最難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後一課。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課。猶如迴光返照，他一直處於亢奮之中，情緒十分激昂，聲音更加洪亮。課間休息時，同學們還是竊竊私語，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個人孤獨地坐在那裡。我鬼使神差地走過去，就是想和他說幾句話。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我壓低聲音說：「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異樣的眼光注視著我，他點點頭，什麼也沒說。最後一堂課結束了，依然沒有例行地致意和掌聲。雷先生孤獨地拄著拐杖走了。在這難以言表的時刻，同學們都走到窗前，目送著他登上回醫院的車漸漸地遠去。

⑽ 雷海宗的人物簡介

雷海宗（1902—1962），中國歷史學家，字伯倫，河北省永清縣人。
192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公費留學美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歷史和哲學。1924年入該校研究院歷史學研究所深造。192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返國。
曾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31年任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教育系教授。1932年後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和文學院代理院長。1952年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7年被劃為所謂「右派」分子後（他在「鳴放會」上發言稱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方面停滯於恩格斯逝世時的1895年。此一發言隨後被《人民日報》加「按語」發表，其解讀顯然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盡管雷本人及其公開辯護者楊志玖先生一再申明發言的學術內涵及初衷，終歸於事無補），雷海宗的健康不斷惡化，5年後病逝，終年60歲。
雷海宗畢生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在30多年執教過程中，講授中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外國史學史、外國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種課程。
編著有《中國通史》、《中國通史選讀》、《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選讀》(30年代前期)、《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講義》(解放後教育部審定)等。另有《歷史的形態與例證》、《中外的春秋時代》、《上古中晚期亞歐大草原的游牧世界與土著世界》(《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版1956年第1期)等史學論文多篇。雷海宗認為真正的史學不是繁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以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他曾受德國史學家O.施本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態史觀」的影響，認為歷史是多元的，是各個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時間和地域獨自產生和自由發展的歷史。每個文化雖各有特點，但經過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趨於毀滅。
雷海宗為發展祖國教育事業和建設歷史科學獻出了畢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鞠躬盡瘁，桃李滿天下。
1992年12月28日，南開大學歷史系舉行了「紀念雷海宗誕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會議。
2002年12月15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和《史學理論研究》編輯部、《世界歷史》編輯部聯合召開更大規模的「雷海宗與20世紀中國史學」學術研討會，隆重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會議一致認為應發揚他的熱愛祖國、誨人不倦、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獻身精神；學習他的刻苦讀書，勤奮探索，敢於否定過去，不斷創新前進的嚴謹學風；貫徹他主張的從中國現實出發，繼承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比較研究中外歷史，弘揚中華文化，積極建設新中國的治學宗旨。
在新的21世紀，雷海宗所倡導的優良學風和治學精神將得到進一步的發揚，他為之獻身的祖國的教育事業和歷史科學將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