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夏天的歷史事件

⑴ 中國歷史上發生在夏天的戰爭

農業時代戰爭一般發生在秋季。軍隊有軍用物資了，也有搶的目標了。除了流寇，很少超過三個月，後勤打不起啊。

⑵ 發生在秋天的歷史重大事件

你乾脆就寫秋收起義吧!!!!
下面是"短小精煉"的資料: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會議，決定派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八七會議結束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回到湖南。9月初，毛澤東在江西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秋收起義具體部署。起義的目標是奪取長沙。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工農革命軍分別從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向長沙進擊，先後佔領醴陵、瀏陽縣城和平江的龍門廠、瀏陽的白沙、東門市等地。
由於當時革命形勢已處於低潮，敵強我弱，加上群眾缺乏作戰經驗，起義軍某些指揮員指揮失當，新收編的第四團革命軍在戰斗中又臨陣叛變，致使起義軍受到嚴重挫折。
9月14日，毛澤東在瀏陽東鄉上坪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命令工農革命軍余部迅速到瀏陽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定起義軍撤離湘東地區，進入江西，沿羅霄山脈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9月29日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時進行了改編（即三灣改編）：由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將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隊到達羅霄山脈中段即井岡山地區，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⑶ 發生在夏天的歷史事件

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事實亦正是如此。從總的方面來看，中蘇之間在國家利益方面的爭執造成了彼此間的不滿和惡感，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開始懷疑對方的動機，甚至認為對方居心叵測。中蘇雙方都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問題越來越多時，各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尋找原因，從理論、路線、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為上述爭執的出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便開始懷疑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在很多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進而作出判斷認為赫魯曉夫等人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或半修正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等人覺得，若不是在理論、路線上出現了問題，赫魯曉夫怎麼會作出如此多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事情嗎？！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肯定出了問題，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犯了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等等。可見，國家利益的沖突實際上促使了意識形態分歧的升級。再從上述爭執的某些具體問題來看，有些問題既涉及國家利益，也涉及意識形態。如對中國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評價，就涉及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路線和政治問題。又如對美國的態度，既是外交問題，也牽涉到理論問題。中國當時反對蘇美緩和時，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國主義的本性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不可能真正愛好和平，因而赫魯曉夫熱衷於討好美帝國主義，美化帝國主義的頭子等等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樣一來，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也隨著國家利益的沖突而進一步擴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國家利益的沖突促使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反過來，意識形態分歧的尖銳化又加劇了國家利益的沖突。這一點，在1960年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當赫魯曉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進行圍攻，以便壓服中國的企圖失敗後，便進一步採取行動，撕毀了援助中國的所有合同和協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國幫助建設的蘇聯專家，從而造成了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更大沖突。1963年，也是為了在意識形態的公開論戰中打擊和報復中國，蘇聯改變了過去一直堅持的立場，決定和美國、英國簽訂部分禁試核武器條約，以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致使中國方面非常惱火，終於下決心與蘇聯分道揚鑣。這些例子都說明，當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一起，便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使分歧和爭執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不可收拾，終於導致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第二，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中蘇雙方都改變了以往比較謹慎、就事論事與心平氣和的做法，採取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強加於人、毫不妥協、無限上綱的武斷態度，致使爭執陷於不斷地進行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從而無可挽回地加劇了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就對一些重大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雙方當時的觀點也不一定都對，但如前所述，雙方對待分歧的做法相對來說，都還比較謹慎，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雖然也在內部互相爭論和批評，但注意心平氣和，不強加於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後，由於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雙方都開始變得不冷靜，變得武斷了。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以為是，固執己見。面對分歧，雙方均認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方則是錯誤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爭論中，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觀點，總是批評對方，卻不注意考慮對方的意見是否有道理，更不願作自我批評。二是強加於人，毫不妥協。雙方都聲稱自己有消除分歧的願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內部會談中，在一篇又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雙方又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最正確，聲稱對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觀點，承認並糾正錯誤，分歧才能消除。結果，所謂的談判、討論均成為對對方的批評。雙方均把對方的批評說成是「攻擊」，蘇方指責中方「反蘇」，中方則指責蘇方「反華」。更糟糕的是，在爭論中，雙方都採取「雞蛋里挑骨頭」和「算舊帳」的作法，以圖擊敗對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雙方不是「求同存異」，而是「棄同求異」，硬要找出所謂的「原則分歧」，大做文章。算歷史舊帳，則是將過去的爭執重新翻出來，以斥責對方。實際上事情早己過去，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惡感。三是無限上綱。分歧本來都很具體，涉及到一個一個具體內容，本可以通過具體分析去分清「是非」，即採取所謂「就事論事」的做法。然而，隨著分歧的擴大，雙方均改變了態度，採取了「無限上綱」，將每一個分歧都上綱到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態度，上綱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高度。中方認為蘇方執行了一條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在蘇聯實行了資本主義復辟，如此等等；而蘇方也給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條主義、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總之是帽子滿天飛，綱越上越高。誠然，雙方的分歧不能說沒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過討論來分清「是非」，但究竟什麼是「真理」，不是自己說了就算數的，也不能靠「引經據典」來證明，更不能通過強加於人，通過無限上綱來判斷，而只能由實踐，由歷史來檢驗。而實踐與歷史均證明，雙方當年自以為正確的許多觀點實際上並不正確，爭執中雙方堅持的許多觀點均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正如鄧小平所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頁。）四是不斷進行報復與反報復。在爭執中，雙方都指責爭論是由對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衛反擊」，只是行使「答復對方攻擊的權利」，實際上就是不斷地進行報復與反報復，結果必然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誰也不願退讓一步，甚至認為退讓就是「投降」，就是「屈服」於對方，如此「循環往復」，只能是分歧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氣氛越來越緊張，後果則越來越嚴重。

第三，為了在意識形態爭執中最終戰勝對方，雙方均採取了「公開論戰」的做法，從而將爭執引向極端，成為對中蘇關系的致命打擊。

眾所周知，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執最後發展到最高峰時，採取了大規模「公開論戰」的方式。實事求是地說，「公開論戰」的發生有其必然性。既然雙方如前文所分析，固執己見，毫不妥協，又把爭執看得如此嚴重，勢必要導致「公開論戰」。一般地說，黨派之間、國家之間，甚至個人之間出現意識形態分歧，也都有可能採取「公開論戰」的做法。對「公開論戰」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說，「真理愈辯愈明」，也不是毫無道理。然而，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蘇之間爆發的大規模的「公開論戰」卻非同一般，應另當別論。首先，論戰的規模之大稱得上是史無前例，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十分罕見，即使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先例；其次是論戰的雙方都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大黨和大國，雙方都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都擁有數億支持者，並能通過當時堪稱現代化傳播手段，故影響廣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雙方均各執一詞，對立之嚴重，矛盾之尖銳，態度之蠻橫，在歷史上也十分罕見。盡管這樣大規模的「公開論戰」曾被毛澤東戲稱為只是「筆墨官司」，「天不會塌下來」，「樹木照樣長」，「河裡的魚照樣游」，「論戰一萬年也無妨」，（註：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頁。）但由於雙方的態度並不正確，論戰並不是真正講道理，因而規模雖大，真理卻沒有愈辯愈明，任何一方也沒有被擊敗。相反，大論戰把本來渾濁不清的水攪得更渾了，把雙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亂了，甚至由於大論戰將意識形態分歧作為主要內容，反而將國家利益沖突這一實質性的問題掩蓋了；大論戰還變成了大批判，雙方在報紙上電台上互相罵來罵去，除了使雙方的對立更嚴重，錯誤更深，更不願妥協，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作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總之，公開大論戰的方式將雙方的意識形態爭執推向極端，對中蘇關系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擊。在公開進行了大論戰之後，中蘇關系除了走向徹底破裂，再無別的路可走了。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後來確實對雙方關系的惡化與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在於意識形態分歧與國家利益沖突交織在一起，雙方又對分歧和爭執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必須指出，筆者這樣說並不完全否認分歧和爭執也有「是」和「非」、正確與錯誤，也不完全否認有些「斗爭」，如中國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進行斗爭的必要性和意義，但就意識形態爭執的主要內容和雙方爭論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在爭執中，中蘇雙方誰應負更大的責任，則又須作具體分析，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需要另文探討。

⑷ 中國歷史上發生在秋天的大事

草木皆兵 這個成語來源於《晉書.苻堅載記》，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公元383年，基本上統一了北方的前秦皇帝苻堅，率領90萬兵馬，南下攻伐東晉。東晉王朝任命謝石為大將，謝玄為先鋒，率領8萬精兵迎戰。 秦軍前鋒苻融攻佔壽陽（今安徽壽縣）後，苻豎親自率領八千名騎兵抵達這座城池。他聽信苻融的判斷，認為晉兵不堪一擊，只要他的後續大軍一到，一定可大獲全勝。於是，他派一個名叫朱序的人去向謝石勸降。 朱序原是東晉官員，他見到謝石後，報告了秦軍的布防情況，並建議晉軍在前秦後續大軍未到達之前襲擊洛澗（今安徽淮南東洛河）。謝石聽從他的建議，出兵偷襲秦營，結果大勝。晉兵乘勝向壽陽進軍。 苻堅得知洛澗兵敗，晉兵正向壽陽而來，大驚失色，馬上和苻融登上壽陽城頭，親自觀察淝水對岸晉軍動靜。當時正是隆冬時節，又是陰天，遠遠望去，淝水上空灰濛的一片。仔細看去，那裡桅桿林立，戰船密布，晉兵持刀執戟，陣容甚為齊整。他不禁暗暗稱贊晉兵布防有序，訓練有素。 接著，苻堅又向北望去。那裡橫著八公山，山上有八座連綿起伏的峰巒，地勢非常險要。晉兵的大本營便駐扎在八公山下。隨著一陣西北風呼嘯而過，山上晃動的草木，就像無數士兵在運動。苻堅頓時面如土色，驚恐地回過頭來對苻融說：「晉兵是一支勁敵，怎麼能說它是弱兵呢？」 不久，苻堅中謝玄的計，下令將軍隊稍向後退，讓晉兵渡過淝水決戰。結果，秦兵在後退時自相踐踏，潰不成軍，大敗北歸。 這一戰，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是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 安居樂業 出處《老子》 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釋義 表示生活美滿、安定。 故事 春秋時，有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他姓李，名耳，字聃。據說他剛生下來的時候，就是一個白頭發。白鬍子的小老頭兒； 所以人們稱他「老子」；還說他是在一棵李樹下出世的，所以姓李；又 因為他耳朵長得特別大，所以名「耳」。其實，老子是人們對他的尊 稱。 老於對當時的現實不滿，並反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革新浪潮， 想走回頭路。他懷戀著遠古的原始社會，認為物質的進步和文化的 發展毀壞了人民的淳樸，給人們帶來了痛苦，所以渴望出現「小國寡 民」的理想社會。 老於是這樣描繪他所設想的「小國寡民」社會的： 國家很小，人民稀少。即使有許許多多的器具，也不去使用它 們。不要讓人民用生命去冒險，也不向遠處遷移，即使有車輛和船 只，也無人去乘坐它們，即使有兵器裝備，也無處去使用它們。要使 人民重新使用古代結繩記事的方法，吃得很香甜，穿得很舒服，住得 很安適，滿足於原有的風俗習慣。鄰近各國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叫互 相聽得見，但是人們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來。 百折不撓 東漢官員橋玄品行端莊，嫉惡如仇。有次，一夥強盜綁住他十歲的兒子，帶進他家，要正在病中的橋玄立即拿錢贖取，遭到橋直的怒斥。不多時，官兵包圍了橋家，因怕強盜會殺橋直的兒子，遲遲不敢動手。這時橋玄憤怒地喊道：「我難道能因為兒子的生命而放了這伙壞人嗎？」催促官兵們趕快動手。結果，橋玄的兒子被強盜殺死了。人們稱贊橋玄「百折不撓」，始終保持節操。 不屈不撓 漢成帝三年的秋天，京城長安城中忽然有傳言說要發大水了，長安城就要被水吞沒了。剎時間，整個長安城的老百姓都驚慌起來 大家扶老攜幼,爭相逃命。 消息傳到宮中，漢成帝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到宮中議事，商量對策。成帝的舅父、大將軍王鳳也驚慌失措，勸成帝、太後趕快躲到船上去准備撤離。大臣們也紛紛附和王鳳的意見。只有孫丞相王商堅決 反對，他認為大水不可能突然而來，一定是謠傳，在這個關鍵時刻 更不能輕易撤離，這樣只會使人心更加慌亂。成帝採納了王商的意見，過了一會，城裡也沒見大水來，謠言不攻自破，城裡的秩序也慢慢恢復了。調查下來，確實是傳言失實。成帝對王商能力排眾議很贊賞。王鳳卻認為是王商使他下不了台，因此心懷不滿。 王鳳有個親戚叫楊肜，是琅那太守，因為沒有把他管轄的地方 管理好，王商要辦他的罪，王鳳為此親自跑到王商面前，替楊肜說情，為他開脫。王商堅持原則，免去了楊肜的官職，王鳳更加懷恨在心，千方百計想要打擊報復。於是他勾結了同夥，誣陷王商。漢成帝最後聽信了讒言，罷免了王商的丞相職務。 但是，是非自有公論。《漢書》的作者班固在撰寫王商的傳記時對王商的評價是：為人誠實公正，不屈不僥。這樣的評論是很客觀

⑸ 中國在8月份發生的歷史事件

八一南昌起義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繼承孫中山為首的蘭花革命起義。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南昌領導的武裝起義；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常委李立三等人向中共中央建議集中武裝力量，實行南昌暴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後，決定派中央常委周恩來前往江西南昌，組織前敵委員會領導武裝起義。准備參加起義的武裝力量有賀龍領導的第二十軍，葉挺領導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十師，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七十五團，朱德領導的第三軍官教導團等共約二萬餘人。 1927年7月27日，周恩來到達南昌，葉、賀部隊也先後到達。當天，以周恩來為書記，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的前敵委員會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任命賀龍為起義軍代總指揮，葉挺為起義軍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長，並決定7月30日晚舉行武裝起義。 後由於張國燾的阻撓，起義時間推遲到8月1日凌晨4時。正當起義部隊按預定計劃加緊准備的關鍵時刻，參加起義的第二十軍第一團一個姓趙的副營長叛變投敵，前委遂決定將起義時間提前2小時。8月1日凌晨2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的北伐部隊二萬餘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經四個多小時的激戰，全殲南昌城內的國民黨武裝力量一萬餘人，佔領了南昌城。8月1日上午，在江西省政府西花廳召開由起義領導人以及各省市和海外華僑代表40餘人參加的聯席會議，選舉產生了鄧演達等25人組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譚平山任主席。大革命時期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15名共產黨員和7名國民黨員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發表「中央委員宣言」，揭露武漢的汪精衛和南京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屠殺工農、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罪行，號召繼續為反帝與解決土地問題而奮斗。 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由賀龍代理總指揮，葉挺代理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長。下轄三個軍：第二十軍軍長由賀龍兼，黨代表廖乾吾；第十一軍軍長由葉挺兼，黨代表聶榮臻；第九軍副軍長由朱德擔任，黨代表朱克靖。南昌起義勝利後，前敵委員會決定立即撤離南昌，按原計劃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8月3日至5日起義軍分批撤離南昌，南下向東江進發，力圖以東江為基地，依靠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新北伐。南下部隊沿途打了不少勝仗，但由於沒能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孤軍奮戰，特別是三河壩分兵後，部隊兵力分散，不能有效地集中兵力殲滅敵人。 1927年9月下旬，起義軍在潮汕地區，遭強敵圍攻，寡不敵眾而失敗，一部分撤至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農軍會合；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入湘南，與當地農民自衛軍結合，堅持開展游擊戰爭。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 8月11日 ·1872年，清朝政府首次派遣留學生出洋 ·1996年，三峽庫區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全面啟動 歷史上的8月27日 ·1910年08月27日北京圖書館成立 ·1947年08月27日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地區 ·1949年08月27日東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1993年08月27日禹作敏違法亂紀被判徒刑 ………………………………更多的請參考網路

⑹ 發生在夏天的歷史事件有哪些最好是有教育意義的

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沒有損害雙方的關系，但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事實亦正是如此。從總的方面來看，中蘇之間在國家利益方面的爭執造成了彼此間的不滿和惡感，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開始懷疑對方的動機，甚至認為對方居心叵測。中蘇雙方都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問題越來越多時，各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尋找原因，從理論、路線、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為上述爭執的出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便開始懷疑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在很多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進而作出判斷認為赫魯曉夫等人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或半修正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等人覺得，若不是在理論、路線上出現了問題，赫魯曉夫怎麼會作出如此多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事情嗎？！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肯定出了問題，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犯了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等等。可見，國家利益的沖突實際上促使了意識形態分歧的升級。再從上述爭執的某些具體問題來看，有些問題既涉及國家利益，也涉及意識形態。如對中國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評價，就涉及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路線和政治問題。又如對美國的態度，既是外交問題，也牽涉到理論問題。中國當時反對蘇美緩和時，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國主義的本性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不可能真正愛好和平，因而赫魯曉夫熱衷於討好美帝國主義，美化帝國主義的頭子等等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樣一來，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也隨著國家利益的沖突而進一步擴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國家利益的沖突促使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反過來，意識形態分歧的尖銳化又加劇了國家利益的沖突。這一點，在1960年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當赫魯曉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進行圍攻，以便壓服中國的企圖失敗後，便進一步採取行動，撕毀了援助中國的所有合同和協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國幫助建設的蘇聯專家，從而造成了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更大沖突。1963年，也是為了在意識形態的公開論戰中打擊和報復中國，蘇聯改變了過去一直堅持的立場，決定和美國、英國簽訂部分禁試核武器條約，以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致使中國方面非常惱火，終於下決心與蘇聯分道揚鑣。這些例子都說明，當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一起，便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使分歧和爭執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不可收拾，終於導致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第二，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中蘇雙方都改變了以往比較謹慎、就事論事與心平氣和的做法，採取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強加於人、毫不妥協、無限上綱的武斷態度，致使爭執陷於不斷地進行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從而無可挽回地加劇了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就對一些重大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雙方當時的觀點也不一定都對，但如前所述，雙方對待分歧的做法相對來說，都還比較謹慎，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雖然也在內部互相爭論和批評，但注意心平氣和，不強加於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後，由於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雙方都開始變得不冷靜，變得武斷了。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以為是，固執己見。面對分歧，雙方均認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方則是錯誤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爭論中，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觀點，總是批評對方，卻不注意考慮對方的意見是否有道理，更不願作自我批評。二是強加於人，毫不妥協。雙方都聲稱自己有消除分歧的願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內部會談中，在一篇又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雙方又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最正確，聲稱對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觀點，承認並糾正錯誤，分歧才能消除。結果，所謂的談判、討論均成為對對方的批評。雙方均把對方的批評說成是「攻擊」，蘇方指責中方「反蘇」，中方則指責蘇方「反華」。更糟糕的是，在爭論中，雙方都採取「雞蛋里挑骨頭」和「算舊帳」的作法，以圖擊敗對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雙方不是「求同存異」，而是「棄同求異」，硬要找出所謂的「原則分歧」，大做文章。算歷史舊帳，則是將過去的爭執重新翻出來，以斥責對方。實際上事情早己過去，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惡感。三是無限上綱。分歧本來都很具體，涉及到一個一個具體內容，本可以通過具體分析去分清「是非」，即採取所謂「就事論事」的做法。然而，隨著分歧的擴大，雙方均改變了態度，採取了「無限上綱」，將每一個分歧都上綱到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態度，上綱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高度。中方認為蘇方執行了一條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在蘇聯實行了資本主義復辟，如此等等；而蘇方也給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條主義、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總之是帽子滿天飛，綱越上越高。誠然，雙方的分歧不能說沒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過討論來分清「是非」，但究竟什麼是「真理」，不是自己說了就算數的，也不能靠「引經據典」來證明，更不能通過強加於人，通過無限上綱來判斷，而只能由實踐，由歷史來檢驗。而實踐與歷史均證明，雙方當年自以為正確的許多觀點實際上並不正確，爭執中雙方堅持的許多觀點均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正如鄧小平所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頁。）四是不斷進行報復與反報復。在爭執中，雙方都指責爭論是由對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衛反擊」，只是行使「答復對方攻擊的權利」，實際上就是不斷地進行報復與反報復，結果必然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誰也不願退讓一步，甚至認為退讓就是「投降」，就是「屈服」於對方，如此「循環往復」，只能是分歧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氣氛越來越緊張，後果則越來越嚴重。

第三，為了在意識形態爭執中最終戰勝對方，雙方均採取了「公開論戰」的做法，從而將爭執引向極端，成為對中蘇關系的致命打擊。

眾所周知，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執最後發展到最高峰時，採取了大規模「公開論戰」的方式。實事求是地說，「公開論戰」的發生有其必然性。既然雙方如前文所分析，固執己見，毫不妥協，又把爭執看得如此嚴重，勢必要導致「公開論戰」。一般地說，黨派之間、國家之間，甚至個人之間出現意識形態分歧，也都有可能採取「公開論戰」的做法。對「公開論戰」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說，「真理愈辯愈明」，也不是毫無道理。然而，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蘇之間爆發的大規模的「公開論戰」卻非同一般，應另當別論。首先，論戰的規模之大稱得上是史無前例，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十分罕見，即使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先例；其次是論戰的雙方都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大黨和大國，雙方都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都擁有數億支持者，並能通過當時堪稱現代化傳播手段，故影響廣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雙方均各執一詞，對立之嚴重，矛盾之尖銳，態度之蠻橫，在歷史上也十分罕見。盡管這樣大規模的「公開論戰」曾被毛澤東戲稱為只是「筆墨官司」，「天不會塌下來」，「樹木照樣長」，「河裡的魚照樣游」，「論戰一萬年也無妨」，（註：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頁。）但由於雙方的態度並不正確，論戰並不是真正講道理，因而規模雖大，真理卻沒有愈辯愈明，任何一方也沒有被擊敗。相反，大論戰把本來渾濁不清的水攪得更渾了，把雙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亂了，甚至由於大論戰將意識形態分歧作為主要內容，反而將國家利益沖突這一實質性的問題掩蓋了；大論戰還變成了大批判，雙方在報紙上電台上互相罵來罵去，除了使雙方的對立更嚴重，錯誤更深，更不願妥協，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作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總之，公開大論戰的方式將雙方的意識形態爭執推向極端，對中蘇關系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擊。在公開進行了大論戰之後，中蘇關系除了走向徹底破裂，再無別的路可走了。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後來確實對雙方關系的惡化與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在於意識形態分歧與國家利益沖突交織在一起，雙方又對分歧和爭執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必須指出，筆者這樣說並不完全否認分歧和爭執也有「是」和「非」、正確與錯誤，也不完全否認有些「斗爭」，如中國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進行斗爭的必要性和意義，但就意識形態爭執的主要內容和雙方爭論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在爭執中，中蘇雙方誰應負更大的責任，則又須作具體分析，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需要另文探討。

⑺ 發生在夏天的歷史事件

二戰德國對蘇聯開戰的時間點是1941年6月22日，這個應該合格吧。。

⑻ 我國古代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在哪個朝代發生過怎樣的災害呢

我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發生在清朝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時間1743年。當時這場酷暑直接導致京城一萬多人因為炎熱而死！災情十分嚴重。根據現在的氣候研究換算，發現在當時7月20日到7月25日的氣溫，都在40度以上，並且在7月25日已經到了44.4度。這一紀錄至今未被超過！僅僅是44度高溫為什麼會造成這么多人死亡，小傑簡單說下當時人們的避暑方法！

第三：一動不動

古代老百姓非常懂得避暑，深知“心靜自然涼”的道理。當時很多老百姓選擇呆在家修身養性、靜養在家一動不如一靜，這點非常值得學習。

這樣的災難，在中國的歷史上並非個例，歷代都有恐怖的酷暑時期。像乾隆八年這么大規模因炎熱而引起的重大災情實屬罕見！小傑希望大家對待夏季酷熱千萬不能有一絲輕視。

⑼ 發生在秋天的重大歷史事件

1、1927年秋收起義
2、1946年重慶談判
3、1949年新中國成立
4、1911沔辛亥革命
5、1960年原子彈爆炸
6、2003沔神舟五號
7、2007年嫦娥奔月

⑽ 發生在秋天的歷史事件

烏江自刎，虞姬為霸王項羽自刎而死，千古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