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歷史上幾次中國傳統文化危機
出現在外族入侵時,大的有8次.
1.犬戎入侵導致西周滅亡,東周遷都,傳統文化第內一次危機。
2.戰國時容東胡,林胡,匈奴虎視中原。
3.西漢初期匈奴入侵。
4.東晉五胡亂華。
5.隋唐突厥,吐蕃,回鶻等少數民族侵擾。
6.宋時遼,金,西夏,蒙古的對立。
7.明初蒙古殘部的入侵。
8.近代西方國家的侵略。
欲再詳細可追問!
② 如何認識目前史學危機
「史學危機」與對歷史的再認識
當前的歷史學是否存在危機,對此有截然不同的兩種看法:一派說無,一派說有。持無者認為,近年來,史學著述如雨後春筍,新方法在史學研究中崛起,人才輩出,形勢之好,三十餘年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持有者認為,目前的史學,表面看很繁榮,但史學多半隻是史學家自己的史學,在社會改革的大軍中,很難找到史學家的身影,歷史學的社會價值,不是見漲,而是見跌。兩種看法,哪一種更本質地反映了事實,我個人更傾向於後一種看法。這里我先擺一下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在高等學校歷史系,大凡「為歷史而歷史」的課程與學術講演,很難引起青年學子的興趣與共鳴,如果不是紀律的約束,有時簡直攏不住聽眾;反之,探討通古今之變的課程和學術報告,常使青年學子興奮不已。特別是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者所作的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學術報告,聽眾蜂擁而至,坐無虛席,地板、窗檯都成了爭搶的空間。這種情況是不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別所致?經過觀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這是兩種知識的沖突在青年學子身上的反映。所謂兩種知識,即守成型的知識與進取型的知識。「為歷史而歷史」屬於前者,通古今之變則屬於後者。就目前史學界的狀況而言,守成型的知識比較發達,進取型的知識相對來說是薄弱的。這種狀況不能滿足青年的追求,也不能適應社會改革的需要,於是呈現出史學價值見跌的趨勢,在這意義上,說史學存在危機,未嘗不可。
如何改變目前的狀況?我認為需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學習,對歷史需要進行再認識。
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無限的生命力,但是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不可避免地要隨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理論體系和意識形態,那麼後人對他們的學習和理解又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構成一種次生的意識形態。這種次生意識形態同馬克思主義的原生態既有繼承關系,又有新成分。這種次生形態在一個時代也會形成一定的「范型」(借托馬斯•庫恩用語),而被眾多的人所接受。這種「范型」具有時代的意義,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它不可避免地會有過時的地方。就我國史學界的情況而言,迄今為止,所形成的認識「范型」,基本上是以郭沫若、範文瀾為代表的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成果。從中國史學的角度看,郭沫若等所形成的知識「范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導致了中國史的全部重新改寫,此功當不可滅。但是時代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在新的形勢下,老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形成的知識「范型」已不能完全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或者說,在歷史的發展面前,有些過時了,新時代要求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學習。現在提出的許多過去不能提、或提不出來的新的理論問題,如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人民群眾與歷史的問題,五種社會形態問題等等,正是對馬克思主義再學習興起的標志。對馬克思主義的再學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僅要適應時代的需要,作新的艱苦探索,還要克服一些阻力,因為有一些人認為以往的學習已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不需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學習,也不必提出新問題。當然,在再學習的過程中提出的問題未必都正確,但是沒有這種再學習,就不能使人更上一層樓。
對馬克思主義的再學習,勢必促使人們對歷史進行再認識。事實上這種再認識已廣泛展開。我認為在再認識中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設法提高史學的社會價值。一個學科的命運,主要取決它的社會價值。史學的社會價值指什麼,人們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來,社會價值的主要標志是社會功用。任何科學都不是天國中的神曲,它應該與人民的生活與命運血肉相連,歷史科學也不例外。社會的功用可以表現為立竿見影,也可以作為一種知識儲備,在未來的某一個時候起作用,不過它們的立足點則應是現實。因此,我認為提高史學的價值的關鍵在於:史學必須干預生活,即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建設兩個文明服務,為人類的進步服務。
「察古知今」是人們熟悉的格言。察古知今應該是史學家統一不可分的兩項任務,察古的目的是為了知今。如果察古不是為了知今,史學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礎。為古而古的史學也不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不過至多隻能是充當人們閑暇時的弄物和消遣資料而已。這話說得有點刻薄,但事實只能是這樣。這決不是說要每個史學家都去把古和今聯在一起,這里只是從總體上說明問題。當前史學的問題就在於只注重察古而不注重知今。由於不注重知今,史學不僅與現實脫節,在很大程度上,它本身也變成了一種盲目的追求。這種盲目追求之風越盛,史學的社會價值就越低。為了提高史學的價值不能靠外來的恩賜,也不能靠乞求,只能靠史學家自己勞動,以自己的成果證明史學對國計民生是有直接裨益的。對國計民生能帶來實際,就不必為史學的處境犯愁。史學家應該從歷史中走到現實中來,對現實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軍事、外交、民族、生活方式等等問題發表意見,參加到創造生活的洪流中來。史學家應該通過歷史的反思為民族、為社會、為人類的進步提出足資思考的課題。史學家應該為國家的繁榮和進步而思考!
有人認為,能給史學帶來生機的根本問題是改進研究方法。毫無疑問,方法的探索與改進,無疑會給史學研究增加生氣,不過我認為,方法不能從根本上提高史學的社會價值。方法有助於達到目的,但方法不能代替目的的追求,而干預生活則應是史學追求的目的,只有干預生活,才能使史學獲得生機。
史學干預生活,必須沿著科學的道路前進,必須保持科學的獨立性。史學家在研究中只對研究對象負責,不承認有超越對象的任何更高的權威。史學工作者要把全部精力放在揭示歷史的客觀邏輯上,而不必左顧右盼。這樣作的結果,未必都是正確的,但這是達到正確或接近正確的唯一的道路;左顧右盼,看風下筆,在某種情況下,其結論未必全是錯的,然而在認識上這類著述只能充當注腳,它沒有獨立的價值,與科學的創造性全然無關。
目前史學價值見跌,我們既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更不能責怪其他學科奪走了史學陣地。史學家應該反省自問!經濟學家、法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家等近幾年勇敢地投入改革的行列,積極地干預生活,從而贏得了自己學科的升值。在這些學科中所發生的激烈爭論牽動了億萬人的心弦,正因為此,所以才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興趣和探討的熱情。回頭看一下史學界,在改革中,在三個面向繁多的問題中,我們究竟提出哪些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捫心自問,實在少得可憐。不是現實生活拋棄我們,而是我們遠離了現實。其實,當前有許多與歷史相關的現實問題正等待著史學工作者去研究、去討論,人們在為改變現實和創造美好的未來而奮斗。我們眾多的史學工作者卻走不出歷史的後院,整日忙著和歷史上的人對話、交心,這種狀況怎麼能引起面向現實和未來的人們的興趣呢?
脫離現實是造成史學社會價值下降的基本原因;走向現實是使史學升值的根本道路!
③ 歷史系的名詞解釋:聖地爭端。
「聖來地爭端」即「克里米亞源戰爭」(又說「克里木戰爭」)
是19世紀上半葉歐洲列強爭奪歐洲霸權以及奧斯曼帝國遺產的斗爭而引起的。當時最為突出的矛盾表現在英法等國與俄國在奧斯曼遺產問題上的爭奪。「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俄國戰敗和巴黎和約革命形勢的成熟。
19世紀50年代關於「聖地」(即耶路撒冷)問題的爭端是克里米亞戰爭的直接原因。長期以來,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就耶路撒冷的基督教聖地管轄權問題發生爭執。
就根本而言,聖地問題是拿破崙三世安排的陷阱,不諦為一出傑作,可惜這是唯一的一次。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聖地問題助他登上皇帝的寶座(1851年),而俄土交惡給皇帝帶來新的機會。
④ 歷史上經歷了哪幾次經濟危機
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發生一次這樣的經濟危機。
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發生普遍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以來,隨後發生危機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以及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時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發生一次這樣的經濟危機。
進入20世紀,在1900年危機之後,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又發生了 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經濟危機,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發生一次危機。
危機周期性的原因,要從市場經濟的運動變化中去尋找。這一基本矛盾雖然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但並不是每時每刻都處於嚴重激化之中,而是有時尖銳,有時緩和,呈現出一種波浪式發展的狀態。
經濟危機是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它又反過來通過對生產力的破壞暫時強制地緩解這一矛盾。但危機並不能消除矛盾,一次危機過去後,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其基本矛盾又會逐步重新激化起來,使另一次危機成為不可避免。
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生產產生了新的『惡性循環』」
⑤ 歷史上著名的軟體危機事件
1.IBMOS/360
IBMOS/360操作系統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到現在為止,它仍然被使用在360系列主機中。這個經歷了數十年,極度復雜的軟體項目甚至產生了一套不包括在原始設計方案之中的工作系統。OS/360是第一個超大型的軟體項目,它使用了1000人左右的程序員。
佛瑞德·布魯克斯在隨後他的大作《人月神話》中曾經承認,在他管理這個項目的時候,他犯了一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錯誤。
2.美國銀行信託軟體系統開發案
美國銀行1982年進入信託商業領域,並規劃發展信託軟體系統。項目原訂預算2千萬美元,開發時程9個月,預計於198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後來至1987年3月都未能完成該系統,期間已投入6千萬美元。
美國銀行最終因為此系統不穩定而不得不放棄,並將340億美元的信託賬戶轉移出去,並失去了6億美元的信託生意商機。
(5)歷史學危機擴展閱讀:
軟體危機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經費預算經常突破,完成時間一再拖延。由於缺乏軟體開發的經驗和軟體開發數據的積累,使得開發工作的計劃很難制定。
主觀盲目制定計劃,執行起來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使得開發經費一再突破。由於對工作量估計不足,對開發難度估計不足,進度計劃無法按時完成,開發時間一再拖延。
(2)開發的軟體不能滿足用戶要求。開發初期對用戶的要求了解不夠明確,未能得到明確的表達。開發工作開始後,軟體人員和用戶又未能及時交換意見,使得一些問題不能及時解決,導致開發的軟體不能滿足用戶的要求,因而導致開發失敗。
(3)開發的軟體可維護性差。開發過程中沒有同意的、公認的規范,軟體開發人員按各自的風格工作,各行其是,開發過程無完整、規范的文檔,發現問題後進行雜亂無章的修改。程序結構不好,運行時發現錯誤也很難修改,導致維護性差。
(4)開發的軟體可靠性差。由於在開發過程中,沒有確保軟體質量的體系和措施,在軟體測試時,又沒有嚴格的、充分的、完全的測試,提交給用戶的軟體質量差,在運行中暴露出大量的問題。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軟體危機
⑥ 歷史上幾次數學危機分別是什麼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公元前580~568年之間的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建立了畢達哥拉斯學派。這個學派集宗教、科學和哲學於一體,該學派人數固定,知識保密,所有發明創造都歸於學派領袖。當時人們對有理數的認識還很有限,對於無理數的概念更是一無所知,畢達哥拉斯學派所說的數,原來是指整數,他們不把分數看成一種數,而僅看作兩個整數之比,他們錯誤地認為,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歸結為整數或整數之比。該學派的成員希伯索斯根據勾股定理(西方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通過邏輯推理發現,邊長為1的正方形的對角線長度既不是整數,也不是整數的比所能表示。希伯索斯的發現被認為是「荒謬」和違反常識的事。它不僅嚴重地違背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信條,也沖擊了當時希臘人的傳統見解。使當時希臘數學家們深感不安,相傳希伯索斯因這一發現被投入海中淹死,這就是第一次數學危機。
最後,這場危機通過在幾何學中引進不可通約量概念而得到解決。兩個幾何線段,如果存在一個第三線段能同時量盡它們,就稱這兩個線段是可通約的,否則稱為不可通約的。正方形的一邊與對角線,就不存在能同時量盡它們的第三線段,因此它們是不可通約的。很顯然,只要承認不可通約量的存在使幾何量不再受整數的限制,所謂的數學危機也就不復存在了。
我認為第一次危機的產生最大的意義導致了無理數地產生,比如說我們現在說的 , 都無法用 來表示,那麼我們必須引入新的數來刻畫這個問題,這樣無理數便產生了,正是有這種思想,當我們將負數開方時,人們引入了虛數i(虛數的產生導致復變函數等學科的產生,並在現代工程技術上得到廣泛應用),這使我不得不佩服人類的智慧。但我個人認為第一次危機的真正解決在1872年德國數學家對無理數的嚴格定義,因為數學是很強調其嚴格的邏輯與推證性的。
第二次數學危機發生在十七世紀。十七世紀微積分誕生後,由於推敲微積分的理論基礎問題,數學界出現混亂局面,即第二次數學危機。其實我翻了一下有關數學史的資料,微積分的雛形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形成了,阿基米德的逼近法實際上已經掌握了無限小分析的基本要素,直到2100年後,牛頓和萊布尼茲開辟了新的天地——微積分。微積分的主要創始人牛頓在一些典型的推導過程中,第一步用了無窮小量作分母進行除法,當然無窮小量不能為零;第二步牛頓又把無窮小量看作零,去掉那些包含它的項,從而得到所要的公式,在力學和幾何學的應用證明了這些公式是正確的,但它的數學推導過程卻在邏輯上自相矛盾.焦點是:無窮小量是零還是非零?如果是零,怎麼能用它做除數?如果不是零,又怎麼能把包含著無窮小量的那些項去掉呢?
直到19世紀,柯西詳細而有系統地發展了極限理論。柯西認為把無窮小量作為確定的量,即使是零,都說不過去,它會與極限的定義發生矛盾。無窮小量應該是要怎樣小就怎樣小的量,因此本質上它是變數,而且是以零為極限的量,至此柯西澄清了前人的無窮小的概念,另外Weistrass創立了 極限理論,加上實數理論,集合論的建立,從而把無窮小量從形而上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第二次數學危機基本解決。
而我自己的理解是一個無窮小量,是不是零要看它是運動的還是靜止的,如果是靜止的,我們當然認為它可以看為零;如果是運動的,比如說1/n,我們說 ,但n個1/n相乘就為1,這就不是無窮小量了,當我們遇到 等情況時,我們可以用洛比達法則反復求導來考查極限,也可以用Taylor展式展開後,一階一階的比,我們總會在有限階比出大小。
第三次數學危機發生在1902年,羅素悖論的產生震撼了整個數學界,號稱天衣無縫,絕對正確的數學出現了自相矛盾。
我從很早以前就讀過「理發師悖論」 ,就是一位理發師給不給自己理發的人理發。那麼理發師該不該給自己理發呢?還有大家熟悉的「說謊者悖論」,其大體內容是:一個克里特人說:「所有克里特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謊話。」試問這句話是真還是假?從數學上來說,這就是羅素悖論的一個具體例子。
羅素在該悖論中所定義的集合R,被幾乎所有集合論研究者都認為是在樸素集合論中可以合法存在的集合。事實雖是這樣但原因卻又是什麼呢?這是由於R是集合,若R含有自身作為元素,就有R R,那麼從集合的角度就有R R。一個集合真包含它自己,這樣的集合顯然是不存在的。因為既要R有異於R的元素,又要R與R是相同的,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集合都必須遵循R R的基本原則, 否則就是不合法的集合。這樣看來,羅素悖論中所定義的一切R R的集合,就應該是一切合法集合的集合,也就是所有集合的集合,這就是同類事物包含所有的同類事物,必會引出最大的這類事物。歸根結底,R也就是包含一切集合的「最大的集合」了。因此可以明確了,實質上,羅素悖論就是一個以否定形式陳述的最大集合悖論。
從此,數學家們就開始為這場危機尋找解決的辦法,其中之一是把集合論建立在一組 公理之上,以迴避悖論。首先進行這個工作的是德國數學家策梅羅,他提出七條公理,建立了一種不會產生悖論的集合論,又經過德國的另一位數學家弗芝克爾的改進,形成了一個無矛盾的集合論公理系統(即所謂ZF公理系統),這場數學危機到此緩和下來。
現在,我們通過離散數學的學習,知道集合論主要分為Cantor集合論和Axiomatic集合論,集合是先定義了全集I,空集 ,在經過一系列一元和二元運算而得來得。而在七條公理上建立起來的集合論系統避開了羅素悖論,使現代數學得以發展。
參考http://..com/question/9597856.html?mzl=qb_xg_0&mzl_jy=0&word=%E5%8E%86%E5%8F%B2%E4%B8%8A%E5%87%A0%E6%AC%A1%E6%95%B0%E5%AD%A6%E5%8D%B1%E6%9C%BA%E5%88%86%E5%88%AB%E6%98%AF%E4%BB%80%E4%B9%88?&hitRelateOptimi=&ad_test=22&test_relate_click=&qb_appasp=2&uid=wapp_1405084924054_514&step=2
⑦ 歷史學中的車臣危機是怎麼一回事兒
不知道你了解車臣多少
建議你去鳳凰網 視頻 呂思寧 找一個關於 巴薩耶夫的車臣時版代 的視頻權
網路 巴薩耶夫的車臣時代 就有了
一共五集 看完兩三個小時 你就知道 車臣到底是咋回事,
算了 我把地址附在下面了
⑧ 數學歷史的3次危機的本質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公元前580~年之間的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建立了畢達哥拉斯學派。這個學派集宗教、科學和哲學於一體,該學派人數固定,知識保密,所有發明創造都歸於學派領袖。當時人們對有理數的認識還很有限,對於無理數的概念更是一無所知,畢達哥拉斯學派所說的數,原來是指整數,他們不把分數看成一種數,而僅看作兩個整數之比,他們錯誤地認為,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歸結為整數或整數之比。該學派的成員希伯索斯根據勾股定理(西方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通過邏輯推理發現,邊長為l的正方形的對角線長度既不是整數,也不是整數的比所能表示。希伯索斯的發現被認為是「荒謬」和違反常識的事。它不僅嚴重地違背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信條,也沖擊了當時希臘人的傳統見解。使當時希臘數學家們深感不安,相傳希伯索斯因這一發現被投入海中淹死,這就是第一次數學危機。這場危機通過在幾何學中引進不可通約量概念而得到解決。兩個幾何線段,如果存在一個第三線段能同時量盡它們,就稱這兩個線段是可通約的,否則稱為不可通約的。正方形的一邊與對角線,就不存在能同時量盡它們的第三線段,因此它們是不可通約的。很顯然,只要承認不可通約量的存在使幾何量不再受整數的限制,所謂的數學危機也就不復存在了。不可通約量的研究開始於公元前4世紀的歐多克斯,其成果被歐幾里得所吸收,部分被收人他的《幾何原本》中。第二次數學危機發生在十七世紀。十七世紀微積分誕生後,由於推敲微積分的理論基礎問題,數學界出現混亂局面,即第二次數學危機。微積分的形成給數學界帶來革命性變化,在各個科學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但微積分在理論上存在矛盾的地方。無窮小量是微積分的基礎概念之一。微積分的主要創始人牛頓在一些典型的推導過程中,第一步用了無窮小量作分母進行除法,當然無窮小量不能為零;第二步牛頓又把無窮小量看作零,去掉那些包含它的項,從而得到所要的公式,在力學和幾何學的應用證明了這些公式是正確的,但它的數學推導過程卻在邏輯上自相矛盾。焦點是:無窮小量是零還是非零?如果是零,怎麼能用它做除數?如果不是零,又怎麼能把包含著無窮小量的那些項去掉呢?直到19世紀,柯西詳細而有系統地發展了極限理論。柯西認為把無窮小量作為確定的量,即使是零,都說不過去,它會與極限的定義發生矛盾。無窮小量應該是要怎樣小就怎樣小的量,因此本質上它是變數,而且是以零為極限的量,至此柯西澄清了前人的無窮小的概念,而且把無窮小量從形而上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第二次數學危機基本解決。
第二次數學危機的解決使微積分更完善。
第三次數學危機,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當時英國數學家羅素把集合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合:集合本身不是它的元素,即A A;第二種集合:集合本身是它的一個元素A∈A,例如一切集合所組成的集合。那麼對於任何一個集合B,不是第一種集合就是第二種集合。
假設第一種集合的全體構成一個集合M,那麼M屬於第一種集合還是屬於第二種集合。
如果M屬於第一種集合,那麼M應該是M的一個元素,即M∈M,但是滿足M∈M關系的集合應屬於第二種集合,出現矛盾。
如果M屬於第二種集合,那麼M應該是滿足M∈M的關系,這樣M又是屬於第一種集合矛盾。
以上推理過程所形成的俘論叫羅素悖論。由於嚴格的極限理論的建立,數學上的第一次第二次危機已經解決,但極限理論是以實數理論為基礎的,而實數理論又是以集合論為基礎的,現在集合論又出現了羅素悖論,因而形成了數學史上更大的危機。從此,數學家們就開始為這場危機尋找解決的辦法,其中之一是把集合論建立在一組公理之上,以迴避悖論。首先進行這個工作的是德國數學家策梅羅,他提出七條公理,建立了一種不會產生悖論的集合論,又經過德國的另一位數學家弗芝克爾的改進,形成了一個無矛盾的集合論公理系統。即所謂ZF公理系統。這場數學危機到此緩和下來。數學危機給數學發展帶來了新的動力。在這場危機中集合論得到較快的發展,數學基礎的進步更快,數理邏輯也更加成熟。然而,矛盾和人們意想不到的事仍然不斷出現,而且今後仍然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