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歷史知識比較日本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

Ⅰ 問：初中歷史知識。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結果有何不同為什嘛會產生這兩種不同的結果

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戊戌變法的異同點？
答：區別：①社會背景不同。日本方面－人民反抗持版續而猛權烈，新興的階級力量相對較強，統治階級內部發生較大分化；中國方面－資本主義發展很不充分，封建統治者與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比較強大。
②領導力量不同。日本方面－中下級武士擁有較大武裝力量，通過武裝倒幕，使天皇掌握實權，改革的阻力相對較小。中國方面－改良派不能發動群眾，寄希望於毫無實權的皇帝，雖頒布了一系列措施，但根本無法實施。
③國際環境不同。日本方面－明治維新期間，世界處於自由資本主義時，爭奪殖民地的高潮還未形成，西方列強正加緊侵略中國，客觀上也為日本發展資本主義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方面－維新變法期間，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迫切需要開拓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掀起了瓜分了中國的狂潮，在這樣的情況下，變法圖強，為帝國主義所不容。
④結果不同，日本方面－明治維新獲得成功，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方面－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維新變法失敗，中國仍然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相同點：①都是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情況下進行的②都是資產階級發動的③都促進了思想的解放④都准備走君主立憲制的道路。

Ⅱ 歷史題 日本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相關內容

(1)社會背景：
①日本明治維新前，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幕府統治已成為眾矢之的。
②而中國的封建統治危機雖然十分嚴重，但由於封建統治者與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還比較強大。
(2)領導力量：
①盡管日本資產階級尚不成熟，但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下級武士充當了倒幕運動的領導。他們懂得斗爭策略，建立了軍隊和基地，分階段完成了對敵對舊勢力清掃的任務，保證了國內改革的順利進行。
②中國的維新派力量脆弱，僅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加之封建勢力的強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
(3)政策措施：
①日本幕府統治被推翻後，明治政府發布命令，採取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
②在中國戊戌變法中，盡管光緒帝也頒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變法詔書，但由於資產階級維新勢力並未掌握政權以及守舊勢力的強大，根本不可能實施。
(4)國際環境：
①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由於西方列強集中力量侵略中國，客觀上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
②而中國戊戌變法已是19世紀的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中國成了列強瓜分的對象。這時帝國主義列強也決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Ⅲ 列表比較中國戊戌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異同

中國戊戌變復法和日本明治維新制的區別如下：

1、兩者的領導力量不同

日本明治維新：中下級戰士擁有較大的武裝力量。通過軍隊的倒戈，皇帝有了實權，改革的阻力比較小。

中國戊戌變法：改革派不能動員群眾，希望沒有實權的皇帝不能實行一系列的措施。

2、兩者國際環境不同

日本明治維新：在明治維新時期，當世界處於自由資本主義狀態時，殖民地斗爭的高潮還沒有形成。西方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客觀上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中國戊戌變法：改革開放時期，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迫切需要開放原材料生產區和商品銷售市場，掀起了分裂中國的狂潮。在這種情況下，方法的改變是強烈的，是帝國主義所不能容忍的。

3、兩者社會背景不同

日本明治維新：人民反抗持續而猛烈，新興的階級力量相對較強，統治階級內部發生較大分化。

中國戊戌變法：資本主義發展很不充分，封建統治者與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比較強大。

兩者相同點：

1、兩者都是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情況下進行；

2、兩者都是資產階級發動；

3、兩者都促進了思想的解放；

4、兩者都准備走君主立憲制的道路。

Ⅳ 明治維新 戊戌變法 異同 （初中知識）

相同點：（復1）背景相同，改革前都制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2）性質相同，都是由最高統治者自上而下進行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3）都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採取了重大措施；（4）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不同點：戊戌變法依靠一個無實權的皇帝，以失敗而告終，中國仍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明治維新獲得成功，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並逐漸強大起來。
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3491918.html?fr=qrl3

Ⅳ 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戊戌變法的比較

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戊戌變法的不同點

1、社會背景不同

日本明治維新前夕，農民的起義和市民的反抗斗爭持續而猛烈，新興地主和高利貸商人對自身處境越來越不滿，統治階級內部發生分化，中下級武士對現實的不滿增強 ，幕府統治已成為眾矢之的。

中國戊戌變法前夕的封建統治危機雖然十分嚴重，但由於封建統治者與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還比較強大。

2、領導力量不同

盡管日本資產階級尚不成熟，但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下級武士充當了倒幕運動的領導。他們懂得斗爭策略，建立了軍隊和基地，分階段完成了清掃敵對舊勢力的任務，保證了國內改革的順利進行。

中國的維新派力量脆弱，僅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加之守舊勢力強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

3、政策措施不同

日本幕府統治被推翻後，明治政府發布命令，採取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

在中國戊戌變法中，盡管光緒帝也頒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變法詔書，但由於資產階級維新勢力並未掌握政權以及守舊勢力強大，根本不可能實施。

4、國際環境不同

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中期，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開始。由於西方列強集中力量侵略中國，客觀上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

中國戊戌變法已是19世紀的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中國成了列強瓜分的對象。這時帝國主義列強也決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戊戌變法的相同點

1、背景相同，改革前都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

2、性質相同，都是由最高統治者自上而下進行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3、都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採取了重大措施；

4、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5)初中歷史知識比較日本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擴展閱讀

明治維新成功，而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1、二者所處的時代及所遇的外部阻力不同

明治維新時，資本主義仍處於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並且當時西方各大國皆忙於自己的事務，對日沒有一致的政策，給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戊戌變法時，資本主義已處於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迫切需要擴大海外市場和殖民地，再加當時西方列強已形成宰割中國的同盟，所以招致列強的干涉。

2、兩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同

明治維新前，日本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一步發展，日本商人、資本家和新興地主逐漸成為一種政治力量，而且不斷擴大，他們隨著經濟力量的增長，迫切需要政治上的統治地位。而戊戌變法前，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僅得到初步發展，力量薄弱。

3、群眾基礎和改革的推動力量不同

明治維新前，農民和城市貧民起義接連不斷，幕府統治已搖搖欲墜，以中、小武士、商人、資本家和新興地主為主體的改革力量也展開了積極的倒幕活動。

戊戌變法前，民族資產階級尚未形成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宣傳變法的僅僅是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僅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在脫離群眾的情況下進行變革，必定失敗。

4、封建專制統治的強弱不同

在幕藩體制下，大名還有一定的獨立性，並且到幕末時，大名、將軍因財政狀況惡化而由封建社會的支柱轉變為反幕府的力量。

中國的封建制存在時間長，力量強大，慈禧太後在辛酉政變後牢牢控制內政外交。所以，戊戌變法時面臨的是一個強大的對手。

5、改革的進程不同

明治維新是在倒幕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的政權後發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政策能得到貫徹執行。

實行戊戌變法者不僅手中無實權，無兵權、無財權而且在沒有觸動封建統治的前提下進行，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Ⅵ 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異同

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的不同：

1、發生的背景不同：戊戌變法發生在封建勢力強大的中國，明治維新發生在明治政府已經建立，封建勢力處於弱勢時期。

2、領導者的實力不同：明治維新掌握實權，戊戌變法依附於沒有實權的皇帝。

3、改革的策略不同：明治維新符合日本國情，從各方面進行了實際有效的變法，戊戌變法太過急躁，脫離基本國情，變法大刀闊斧。

4、目的不同：前者為了維護大清統治，後者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5、結果不同：前者失敗，後者成功，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滋長了日本的對外殖民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

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相同點：

1、背景相同，改革前都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

2、性質相同，都是由最高統治者自上而下進行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3、都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採取了重大措施；

4、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拓展資料：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紛紛在各地開設租界，搶奪資源，使中華民族進一步覺醒，出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愛國主義救亡高潮。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又稱維新派）發動了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

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Ⅶ 比較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

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不同

從內部條件和社會背景上。第一，日本實現近代化的條件優於中國。由於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國封建社會內部都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在19世紀中葉，這兩個國家都還不具備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充分的社會經濟前提。只是由於遭到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日中兩國才被迫將「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任務提上自己的歷史議事日程。由於日本經濟發展的普遍水平略高於中國，因此它實現近代化的條件也比中國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統治與清朝統治雖然同樣面臨嚴重的危機，但情況有所不同。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幕府統治已成為眾矢之的。其危機主要體現在：一是日本存在著猛烈而持續的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它有力地沖擊著幕府的統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和分化也日益激烈。舊的統治階級——武士等級，不僅在其上層存在著尖銳復雜的矛盾，日益貧困化的廣大下級武士對上層的不滿情緒也發展到「恨主如仇」的嚴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資產階級轉化，這就使幕府陷入極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強藩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大。1864、1865年幕府兩次發兵征討長州藩，標志著幕府與強藩的矛盾也已公開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閉式的社會結構，不但無法調節這些矛盾，本身也陷於瓦解。而中國戊戌維新時卻沒有出現這樣的形勢。自從1864年欺騙利用。在統治階級內部，掌握清政府大權的滿族貴族，對外向外國侵略勢力投降妥協，勾結起來共同絞殺中國人民革命；對內則向漢族地主實行讓步，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軍閥官僚鎮壓農民起義，辦理國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權暫時得以維持。統治階級內部雖然有洋務派、頑固派以及帝黨、後黨之爭，但總的說來守舊勢力還很強大。

從力量對比上。在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尚不成熟的條件下，能否實現近代的社會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舊的統治階級營壘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這支力量的實力情況。在日本明治維新時，幕府的勢力已經十分脆弱，陷於極端孤立的境地。維新勢力以中下級武士為核心，抬出天皇為旗幟，與反幕府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廣大農民和市民也積極參加和支持反幕武裝，因此組成了強大的維新陣營，一舉推翻了幕府舊政權。中國的情況則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官僚結成的「四位一體」，同現存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密切的利害關系，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又是它們的共同思想准則。而且，這股反動勢力還有強大的外國侵略勢力的支持。因此，在這個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統治營壘中是很難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勢力的。如中國的維新勢力僅以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為核心，依靠沒有實權的皇帝，聯合少數官僚。既沒有基地，也無兵權、財權，「與守舊黨比，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小」（嚴復語）。因此，守舊勢力一反撲，維新勢力頃刻瓦解。

從政策措施的實施上。日本幕府統治被推翻後，明治政府發布命令，採取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還版籍（1869年）、廢藩置縣（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廢除封建俸祿（1876年）、地稅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產興業、修改不平等條約，最後制定憲法（1889年）、召開國會（1890年），使日本成為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百日維新」中，盡管光緒帝也頒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變法詔書，但由於資產階級維新勢力並未掌握政權以及守舊勢力的強大，根本不可能實施。

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制，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注意外交斗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中國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Ⅷ 比較中國戊戌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區別與聯系

中、日兩國面對19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殖民侵略的進逼，都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終達成改革目標而獨立富強的，卻是日本。有觀點認為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大多將目光投注在像是印度、中國這樣既有廣闊市場又有豐富原料的國家，對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對而言沒有那麼嚴重，也讓日本能夠把握住難得的機會而走上強盛之路。但若深入檢視改革歷程即可發現：中國的封建勢力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則是全盤西化，並且相當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

簡潔的說：
1、首先從結果來看，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了，中國戊戌變法失敗了。
2、日本明治維新是一次比較徹底的改革，使日本一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東方小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變成一個世界強國；中國戊戌變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運動，並且只維持了103天就被封建頑固勢力扼殺了，中國沒有因此而走上富強的道路。
3、明治維新是一次比較成功的改革，它使日本擺脫了封建的束縛，讓日本走上了強國之路，但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沒能徹底得廢除封建制度，致使日本發展受限。而戊戌變法，從根本上說並不成功，但它確確實實動搖了中國封建制度的基礎，從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Ⅸ 分析比較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的異同

從內部條件和社會背景上。第一，日本實現近代化的條件優於中國。由於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國封建社會內部都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在19世紀中葉，這兩個國家都還不具備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充分的社會經濟前提。只是由於遭到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日中兩國才被迫將「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任務提上自己的歷史議事日程。由於日本經濟發展的普遍水平略高於中國，因此它實現近代化的條件也比中國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統治與清朝統治雖然同樣面臨嚴重的危機，但情況有所不同。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幕府統治已成為眾矢之的。其危機主要體現在：一是日本存在著猛烈而持續的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它有力地沖擊著幕府的統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和分化也日益激烈。舊的統治階級——武士等級，不僅在其上層存在著尖銳復雜的矛盾，日益貧困化的廣大下級武士對上層的不滿情緒也發展到「恨主如仇」的嚴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資產階級轉化，這就使幕府陷入極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強藩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大。1864、1865年幕府兩次發兵征討長州藩，標志著幕府與強藩的矛盾也已公開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閉式的社會結構，不但無法調節這些矛盾，本身也陷於瓦解。而中國戊戌維新時卻沒有出現這樣的形勢。自從1864年欺騙利用。在統治階級內部，掌握清政府大權的滿族貴族，對外向外國侵略勢力投降妥協，勾結起來共同絞殺中國人民革命；對內則向漢族地主實行讓步，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軍閥官僚鎮壓農民起義，辦理國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權暫時得以維持。統治階級內部雖然有洋務派、頑固派以及帝黨、後黨之爭，但總的說來守舊勢力還很強大。
從力量對比上。在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尚不成熟的條件下，能否實現近代的社會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舊的統治階級營壘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這支力量的實力情況。在日本明治維新時，幕府的勢力已經十分脆弱，陷於極端孤立的境地。維新勢力以中下級武士為核心，抬出天皇為旗幟，與反幕府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廣大農民和市民也積極參加和支持反幕武裝，因此組成了強大的維新陣營，一舉推翻了幕府舊政權。中國的情況則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官僚結成的「四位一體」，同現存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密切的利害關系，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又是它們的共同思想准則。而且，這股反動勢力還有強大的外國侵略勢力的支持。因此，在這個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統治營壘中是很難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勢力的。如中國的維新勢力僅以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為核心，依靠沒有實權的皇帝，聯合少數官僚。既沒有基地，也無兵權、財權，「與守舊黨比，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小」（嚴復語）。因此，守舊勢力一反撲，維新勢力頃刻瓦解。
從政策措施的實施上。日本幕府統治被推翻後，明治政府發布命令，採取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還版籍（1869年）、廢藩置縣（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廢除封建俸祿（1876年）、地稅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產興業、修改不平等條約，最後制定憲法（1889年）、召開國會（1890年），使日本成為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百日維新」中，盡管光緒帝也頒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變法詔書，但由於資產階級維新勢力並未掌握政權以及守舊勢力的強大，根本不可能實施。
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 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制，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注意外交斗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中國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Ⅹ 戊戌變法的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比較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雖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運動，但是，它們各自所擁有的力量，和作為其對立面的力量，卻有很大的不同。戊戌變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為，他是這場變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權威或旗幟，則是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應該說，在思想理論的准備和宣傳上，都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為這個運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然而，無論是公車上書也罷，建立學社也罷，以及後來的行走軍機也罷，都主要是在發表言論、提供方案的范圍內行動。這一切，在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誠然發出過耀眼的光芒，在其時沉悶喑啞的思想、政治界中所發生的震撼，也類乎核的裂變。而光緒皇帝，在名義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統帥一切、指揮一切。但是，維新志士們全是手無寸鐵的書生。
譚嗣同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而可悲的正在於，他們手中沒有刀，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至於光緒皇帝，又是一個瑟縮在西太後淫威陰影之下的兒皇帝，在沒有武裝力量擁簇的條件下，他表面上的「無限權力」事實上卻是極其有限的。
光緒一生處於無權的地位，早在他入宮時已經確定了。光緒生於深宮，但他通過審閱奏章，認識到封建官僚集團的腐敗無能、營私舞弊；軍隊無戰鬥力，對外戰爭一敗塗地；洋務企業耗費國家大量錢財而虧損有加。
光緒面對處於列強虎視眈眈威脅下的這樣一個爛攤子，認識到不改革、不維新只有亡國。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識，這使他接受維新派的政治主張成為可能。他比較早地接觸到維新思想代表人物如馮桂芬、康有為、湯震等人的著作，也積極主張向西方尋求治國之道。
光緒，這個處於喪權辱國時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紀末中國的社會條件和局勢中，力圖變革，他主戰、支持變法都是順應歷史潮流的。
然而，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斗爭，其鋒芒所向，直指封建專制制度及其腐朽勢力，維新改革必遭專制制度的衛道士及盤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維新的精神也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
中國與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這種制度已經發展到它自身極精製和極完備的地步，不改變它已經無法與時代共同發展，要改變它又必然觸及那些深層的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這就好比舊時單身娶親、妻喪續弦或者只是納妾，都比較好辦，但若喜新厭舊、休妻另娶，問題就復雜了。
這從光緒帝與隆裕皇後、珍妃三者之間關繫上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光緒帝納幾個妃子這是沒什麼問題的，但如果廢皇後重新立後可以說阻力極大，頑固派是不會允許的，好比在廢墟上另起高樓，相對容易，但要把已經建好的樓房推倒重來，談何容易。
到19世紀末，中國的頑固派仍主張「治國之道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慈禧太後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斥責為「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維新派抓住光緒，開明官員擁戴光緒為首領，於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舊勢力就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支持光緒的均遭貶斥。
善於權謀的封建統治勢力的總頭領慈禧太後將一切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勢力和集團都集合在她的旗幟之下，正當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諭，開始新政改革之際，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逼迫光緒在明定國是上諭頒布的第四天連發三道上諭，除罷黜翁同龢外還有兩項重要舉措：
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要具折到皇太後前謝恩。這是慈禧企圖再度「臨朝訓政」，並操縱用人大權，既籠絡上層官僚，又防止光緒帝任命維新派為高級官員，扼制維新派進入權力中心；二是任命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領北洋三軍。
這是守舊派部署政變的關鍵步驟。榮祿曾對慈禧太後說：「以皇上任用匪黨（指維新派），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軍可資鎮制。」所以軍機大臣被罷黜。
總之，維新派沒有軍政實權，也沒有廣大人民作後盾，只有一個連自己地位也朝夕難保的傀儡皇帝，所以，當決戰關頭逼近，變革與反變革力量短刀相向時，他們找不到一隻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凱當作「諾亞方舟」。
而當袁世凱把他們出賣以後，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所謂「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則瀛台被禁，或則亡命天涯，或則京華喋血，而決不能鎮懾強敵、笑傲江湖。
反觀日本，日本明治維新時也面臨淪於半殖民地的危機，但明治維新發生在1868年，那時世界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大多忙於其他事物還未顧及去爭奪殖民地。日本史學家井上靖說：「英、法、俄的對立……使各國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牽制。美國的內戰及其善後工作，使它沒有餘力在東方發動侵略。這一切都有助於日本擺脫半殖民地危機。」
在明治維新前夕，以長州藩、薩摩藩為首的革新派是中下級武士為主，也就是日本版的康有為、梁啟超，有自己武裝力量和組織基地，以「開港倒幕」、「強藩割據」為口號，展開反封建的倒幕運動。長州、薩摩、土佐、肥前諸蕃，不僅有「船中八策」、「王政復古」、「辭官納地」的方案、綱領，還有事實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權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領導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點是，它們歷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開放性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傳統。戰後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國為師的。其後日本又從朝鮮、印度學習到不少東西。
在幕府時代，盡管實行鎖國政策，但它仍然向荷蘭吸取了許多新知識，形成了相當有意義的所謂「蘭學」。而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統治者由於嘗到了苦頭，並從殘酷的現實中醒悟到，必須從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上向西方學習，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學習，成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風氣。
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對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合理吸收經過創造性的再熔煉，使其具有新的性質而逐步成為日本傳統的組成部分，是一個穩定而又「開放」的文化系統。
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歷史進入近代，先進的中國人肩負「救亡」和「興中」的使命，為救國也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旨在維護大清國的獨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單一神權」的天國；康有為、梁啟超推行變法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這些只反映了中國近代國情之一面。
從歷史上看，漢、唐兩朝是歷史的大開放時代，然而，自安史之亂以後，特別是唐末以後，卻逐步陷於封閉狀態。比較地說，宋還不是很封閉的，鄭和下西洋以後的明清社會，基本上就封閉起來了。閉關自守帶來的社會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如果說，經濟上的閉關自守，是中國近代經濟落後的重要根源的話，那麼，思想文化上的閉關自守則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落後的重要原因。
乾嘉漢學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人們不要忘記，當乾嘉學者將自己橫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銷熔於經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謂「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斕然如日中天」之時，正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潮勃起之日。
戴震、惠棟、焦循、阮元之輩，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的時代。當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之餘，開始寫《閱微草堂筆記》，宣揚「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的前因後果說時，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和進行的歲月。
翻閱歷史至此，常常使人廢書長嘆：若是其時的中國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能夠睜開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漢學諸大師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當會有嶄新的面貌，中國的學術思想當不會落後如許，以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鬧出封疆大吏葉名琛靠呂洞賓的乩語來對付外敵的笑話。正是在這樣封閉的歷史氛圍中，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號，才顯得特別的孤獨。
再次，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日本，則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島國，這種空間背景的差異，也給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如上所述，其時中、日兩國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就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總量而言，中國似乎勝於日本。但以中國之大，而日本相對很小，就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經濟總量中所佔的比例而言，日本的這個比例比中國的要高。
從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來說，天皇登高一呼，就會影響國內的許多地域，甚至能震動國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國，京城發生的一切，哪怕要傳遞到國內主要經濟發達地區，都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遑論僻遠地區了。
面對蒼茫大地，面對層層疊疊的官僚機構，光緒皇帝的詔書也罷，康、梁等人的獅子吼也罷，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彷彿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變得杳無蹤影。
中國社會這種的閉塞性，使辛亥革命後的農村，仍然處於對政治茫然無知的狀況。關於這一點，讀讀《阿Q正傳》即可瞭然。
最後，從革新派所運用的策略來比較，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維新派顯得較為條理、有序，有階段性，而戊戌變法在操作上則顯得紊亂和操之過急。
也就是說，改革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須讓社會各階層有一個適應的階段。1868年明治維新政權建立以後，通過廢藩置縣，各藩全部解體，實行「四民平等」；通過地稅改革，廢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對資本主義發展有重要意義；文化開明、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使西方文化大量進入日本，特別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國就學率已超過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發布《教育敕語》，把學校、社會、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規范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正是這條理有序的政治、經濟、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時代，開始接受資產階級人權、民主思想，為建立資產階級近代國家奠定了基礎。
戊戌維新在策略上似操之過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輕重緩急，措施失當。103天的新政，頒發上諭達100多道，改革的內容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瑣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諭紛至沓來，每一措施都重要，結果究竟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連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於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臃腫龐雜，更缺乏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措施。
從改革機構這一新政內容來看，康有為曾主張不必裁減舊衙門，只需添置新衙門，並主張官爵分離，給年事已高的冗員爵位及優厚物質待遇，這是較穩妥之措施，而光緒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個衙門，這樣就觸犯了大批官員的特權和地位，必然會使矛盾激化，使他們群起而反對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