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歷史上所有科學家有權威排名嗎
沒有,這東西主觀因素十分之強,很難有公斷,不過前十的肯定有下面幾位內
尼古拉·特斯拉(容Nikola Tesla,1856年-1943年)
伽利略奧·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
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
馬克思 普朗克 Max Planck (1858-1947)
基本上是近代的,逼近科學巨大的發展是在近代完成的
參考的科學雜志評出的網站是這個, http://history1900s.about.com/od/people/tp/10scientists.htm
不可忽略的一位科學家 亞里士多德(他的偉大在於對世界的啟蒙性認識,是人類邁向科學的開端)
⑵ 歷史家有哪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國歷史學家。學名銘恕,字仲勉,別名汝懋。廣東順德縣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時,入兩廣大學堂(清廣雅書院,後改為兩廣高等學堂),就讀兩年半,考入兩廣游學預備科(清粵秀書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1912年12月畢業。其後在上海江海關及廣東財政廳等處任職員,業余從事植物名實考訂及中外史地考證。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學秘書兼文書主任,業余撰著佛游天竺記考釋,於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引起史學界注意1933~1937年在《聖心》《輔仁學志》《金陵學報》、《中山大學文史專刊》等雜志發表一批論著,其中尤以《水經注卷一箋校》及《金石證史》等引起一些史學名家的注目。1937年經陳垣推薦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該所專任研究員。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擔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選讀》、《兩漢西域學》、《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課程。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1961年10月7日病逝於廣州。
岑仲勉的家鄉順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學家李文田的故鄉,故其治學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學派的影響。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登科記考》的作者徐松奉為先驅,因而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和《登科記考訂補》之作。岑仲勉還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學者勞格的影響,所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發揚了勞格的未竟之業,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過。
岑仲勉治學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證歷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學、碑例、書法等專義,岑仲勉則以碑誌考證史實,又糾正了清金石家過信石刻、偏責史實的毛病,客觀地論證碑誌之價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後收入《金石論叢》,於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在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這方面的專著有50~60年代的《隋書求是》、《唐史余審》、《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行第錄》為對唐代文學史及傳記學很有裨益的首創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論中的創見。如其中對李德裕、陳子昂、四鎮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還著有《黃河變遷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兩周文史論叢》、《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這些專著反映了作者對西周以來的歷史乃至黃河歷史的廣泛興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輯方面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岑仲勉自四十歲至七十五歲三十餘年間,全部史學著作約一千萬字,自1912年起發表論文一百八十餘篇,已刊專著十八種,特刊專著二種。
顧頡剛
(1893~1980)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誦坤,字銘堅。筆名有無悔、天游、張久、誠吾、桂姜園、余毅、勞育、康爾典、周、武興國等。江蘇蘇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國哲學門,1920年畢業留校,以助教名義任圖書館編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與王鍾麒(伯祥)合編《新學制本國史教科書》,與葉聖陶合編《新學制國語教科書》。1924年回北京大學,任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先後編輯《國學季刊》、《歌謠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6年以後,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震旦等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誠明文學院、上海學院教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和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
顧頡剛是「古史辨」派的創始人,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傳」、「紀」不可信的思想來自崔述,「經」不可盡信的思想來自姚際恆,治學要融會貫通的思想來自鄭樵。他用歷史進化論的尋求事物演變線索的治學方法學自胡適,對今、古文家的看法則受之於錢玄同。王國維用實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給他深刻的影響,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壞偽古史。1909年,他有志於考辨偽古史,從事資料搜集、積累。1914年始作筆記,記錄讀書心得,終生不輟,計約二百冊,四百餘萬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冊,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成績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計劃推翻偽古史。1923年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史學界的激烈爭論。以後,將自己和他人研討爭辯的文章編為《古史辨》八冊。
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和古書上所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①打破民族出於一統的觀念;②打破地域向來一同的觀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④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把崔述的「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之說發展為系統的理論認識,為考辨古史傳說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國辨偽史上劃時代的發展。
他對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許多種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自己的始祖,而沒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後,經過了二百多年的大國攻滅小國,把無數種族並到一起,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唐虞、夏、商、周同出於黃帝的說法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禹貢》的九州 《堯典》的流放四罪之處、《史記》的黃帝所到的四方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個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 他以為研究古代地理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作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為了促使史地學者鑽研中國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於1934年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在他領導下,學術研究成績卓著,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稱之為《禹貢》派。
他把考定古書著作的時代作為研究古代神話、傳說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變過程的重要前提為此,他對《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老子》《莊子》、《墨經》、《山海經》、《穆天子傳》、《戰國策》等書的著作時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訂。他在觀看各種戲劇和搜集整理歌謠時,注意到小說、戲劇、歌謠中故事的隨時隨地變化性,認為研究這一變化過程可以印證古史傳說的變遷。他對吳歌、孟姜女故事作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香會、廟宇、神道、婚喪禮節等也作了調查研究。他又熱心於創辦研究民俗的團體和刊物,1926年在廈大創立風俗調查會,1927年創辦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民俗周刊》,編印《民俗學會叢書》。1936年又在北平創辦風謠學會。此外,他亦重視邊疆問題的研究1938年為昆明益世報編《邊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創立中國邊疆學會。同時,他又先後主編學術刊物《責善》半月刊《齊大國學季刊》和《文史雜志》。
1949年以後,他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書》,作成《周公東征考證》和《校釋譯論》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極富,已出版的有《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原名《漢代學術史略》)、《三皇考》、《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史林雜識初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吳歌甲集》、《蘇州史志筆記》、《西北考察日記》、《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顧頡剛選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等。
何茲全
(1911~ )
[] 中國歷史學家。山東菏澤人。1911年9月7日(宣統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去日本留學,翌年因病回國。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款資助,在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並在該系講授「中國通史」課。1941~1944年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審。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7年赴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並受霍普金大學資助,協助法蘭西斯教授將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翻譯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後回國,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茲全主要集中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幾個方面。是國內最早倡導魏晉封建說的學者之一。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表《魏晉時期庄園制的芻形》、《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中古時期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等論文,論述了魏晉南北朝封建依附關系的出現和盛行。以後,他又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等論文中比較系統地闡發了魏晉封建說的主張。此外,他的《中國中古時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學術界頗有影響。80年代,他又發表《佛教經律中關於寺院財產的規定》和《佛教經律中關於僧尼私有財產的規定》兩文,把寺院經濟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創見,對世兵制魏晉中軍孫吳兵制十六國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諸問題,他進行了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會及古代向中世紀演變的重要成果全書分四部分,對西周封建說、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和亞細亞型東方社會說提出不同意見,並就「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同與異」發表獨到見解。
作為訪問學者,他於1987~1988年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
他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黨員。秦漢史學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和北京史學會的理事、副會長和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兼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東西方文化研究》主編。他發表的論文,一部分已收入《讀史集》和《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
侯外廬
(1903~1987)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山西省平遙縣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於平遙縣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於北京。出身於書香人家,自幼習四書五經。1922年到北京求學,分別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兼攻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法留學,入巴黎大學。1930年,侯外廬經莫斯科回國。初在哈爾濱法政大學任教授,講授經濟思想史等課程。「九?一八」事變後,輾轉回到關內,在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校任教授。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一面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一面從事學術研究,相繼出版了《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後改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國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領域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文化大革命」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侯外廬堅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對上下幾千年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做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體系,開創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學派,其主要特點是:①注重對歷史做整體的、動態的研究。②依據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古代社會的發展路徑。指出「亞細亞的古代」不同於以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於後者是國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則是國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維新)。而氏族制的遺留,規定了國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於倫理道德的賢人作風;舊傳統遂又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巨大惰力。③皇權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國有制)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以及定於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會根源。④與土地權力相聯系,皇族地主占據了封建社會整個階梯的頂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權的一面,又有對抗皇權的一面。庶族地主則更多地擁護皇權。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彼此勢力之消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會不同時期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發展的特點,也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⑤對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維護封建主義的正宗思想,更注重發掘不為人所重視的「異端」思想和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傳統。⑥強調以法典作為歷史分期的標志。如從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是以秦漢之際一系列法律形式為標志;唐代的兩稅法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標志,明代的「一條鞭法」則是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的標志。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下卷)、《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合著,五卷)、《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宋明理學史》(上、下卷)、《韌的追求》(回憶錄)等。
侯外廬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晚年,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顧問、《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主任等。他還曾當選為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
譚其驤
(1911~1992)
[] 中國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字季龍。浙江嘉興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七)生於奉天府(今遼寧沈陽)。1930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生院。1932年起歷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兼任講師,廣州學海書院導師。1940年起任浙江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復旦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同年受聘為《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協助顧頡剛發起成立了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創辦了《禹貢》半月刊。他又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長期任理事,1981年以來任《歷史地理》主編。他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部由數十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權威最精確最詳細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他主持編纂《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這將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個專題的綜合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長期從事中國史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開設過中國通史斷代史史學史、文化史、專著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名著選讀歷史地理研究法等課程,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他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代疆域政區、都市、河流湖泊的變遷,海陸變遷,人口、民族的分布和遷徙,文化史,經濟史,歷史地理古籍注釋,地理學史、遼史及歷史人物等方面。已發表的百餘篇論文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和新的結論,其中如對秦漢政區、晉永嘉之亂後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貴州古代楊保族的歷史、徐霞客(見徐弘祖)的學術貢獻、西漢前黃河變遷史、東漢以後黃河安流的原因、雲夢和雲夢澤的變遷、上海的海陸變遷和開拓過程、馬王堆出土古地圖研究、《漢書地理志》選釋、《山海經》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國歷史文化的地域差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82年前的主要論著已收入《長水集》上、下冊。還主編有《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黃河史論叢》等。此外,譚其驤還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職。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1925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8年任復旦大學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詩十九首考》一文受陳寅恪賞識,1930年經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後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年,發表一系列學術論著,受到學術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起成立考古學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應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後還在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1949年以後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並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徐中舒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學是其主攻方向,對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顯著貢獻。他在治學方法上,除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外,擴大研究視野,力求掌握全面,盡量利用有關學科的科學知識,聯系補充,以體現歷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獻,既能得心應手地運用這些資料,又具有宏觀素養,善於把田野考古、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工藝學諸方面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反復論證,力求其是。他強調研究古文字學應和古史研究相結合。他的研究成果豐碩。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有《木蘭歌再考》、《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論小屯與仰韶》、《〈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陳侯四器考釋》《金文嘏辭釋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西周利簋銘文箋釋》、《周原甲骨初論》等論文,論證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獨到的見解。從40年代開始,還對四川地方史進行研究,撰寫《巴蜀文化初論》、《續論》、《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等文。
考著有氏編鍾圖釋附考釋、《史學論著輯存》、《論巴蜀文化》、《左傳選》等;還主持編纂了大型辭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錄》、《甲骨文字典》等多種工具書。
李學勤
(1933~ )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虛文字綴合》。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該所副所長。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等。1985年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
李學勤長期致力於漢以前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簡牘帛書及其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均有重要建樹。50年代,他綴合、整理殷墟發掘所獲甲骨,用排譜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歷史地理,並首次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創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辭說,繼而又就歷組卜辭等問題提出兩系九組的新分期法。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分期、分區、分國別研究中,也取得了較大成就。在系統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礎上,他對商周時期的禮制、職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後期,他綜合研究戰國時期金文陶文、古璽、貨幣文字及簡帛,從而促使古文字學領域中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形成。他從1975年起先後參加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湖北雲夢睡虎地竹簡、湖北江陵張家山竹簡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釋,並利用這些新材料,對戰國以至漢初的學術史、文化史進行探索,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李學勤曾多次前往歐美澳、日、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考察研究當地公私收藏的中國古代文物,與外國學者合作進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國所藏甲骨集》,同時准備出版有關歐洲所藏青銅器的專著。已出版的專著有《殷代地理簡論》(1959)、中國青銅器的奧秘(1980)《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學初階》(1985)、《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主編,1985~1986)等,論文迄今已發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論殷代親族制度(1957)《戰國題銘概述》(1959)、《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1977)、《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1981)、《重新估價中國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1983)、《對古書的反思》(1986)等。
⑶ 歷史學家請進
我不是歷史學家,不過問題有點大了,呵呵
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的回,這句話有時候是對的,但答並不總是,確實很多時候,人們直到事情過後才知道,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比如當年哥白尼的學說,布魯諾的死,這句話適用於任何領域,因為很多東西都是未知的,沒有人知道哪個是對哪個是錯,一切都要經歷時間的檢驗。
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實,它是事實,但不是真理。事實只有一個,但我們現在的研究只能在過去留存的資料上進行,而過去的資料難免有差錯,所以,有些現在認為定論的東西,可能在將來因為新出土的一件文物或什麼物品而被推翻,歷史研究就是在這種狀態中不斷的前進。很多其他學科也是這樣,只有不斷地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才能更好地認知事物,更好地前進。
事實不等於真理。
⑷ 請問我國著名的歷史家都有誰啊
我再補充一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國歷史學家。學名銘恕,字仲勉,別名汝懋。廣東順德縣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時,入兩廣大學堂(清廣雅書院,後改為兩廣高等學堂),就讀兩年半,考入兩廣游學預備科(清粵秀書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1912年12月畢業。其後在上海江海關及廣東財政廳等處任職員,業余從事植物名實考訂及中外史地考證。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學秘書兼文書主任,業余撰著佛游天竺記考釋,於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引起史學界注意1933~1937年在《聖心》《輔仁學志》《金陵學報》、《中山大學文史專刊》等雜志發表一批論著,其中尤以《水經注卷一箋校》及《金石證史》等引起一些史學名家的注目。1937年經陳垣推薦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該所專任研究員。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擔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選讀》、《兩漢西域學》、《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課程。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1961年10月7日病逝於廣州。
岑仲勉的家鄉順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學家李文田的故鄉,故其治學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學派的影響。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登科記考》的作者徐松奉為先驅,因而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和《登科記考訂補》之作。岑仲勉還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學者勞格的影響,所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發揚了勞格的未竟之業,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過。
岑仲勉治學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證歷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學、碑例、書法等專義,岑仲勉則以碑誌考證史實,又糾正了清金石家過信石刻、偏責史實的毛病,客觀地論證碑誌之價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後收入《金石論叢》,於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在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這方面的專著有50~60年代的《隋書求是》、《唐史余審》、《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行第錄》為對唐代文學史及傳記學很有裨益的首創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論中的創見。如其中對李德裕、陳子昂、四鎮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還著有《黃河變遷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兩周文史論叢》、《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這些專著反映了作者對西周以來的歷史乃至黃河歷史的廣泛興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輯方面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岑仲勉自四十歲至七十五歲三十餘年間,全部史學著作約一千萬字,自1912年起發表論文一百八十餘篇,已刊專著十八種,特刊專著二種。
顧頡剛
(1893~1980)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誦坤,字銘堅。筆名有無悔、天游、張久、誠吾、桂姜園、余毅、勞育、康爾典、周、武興國等。江蘇蘇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國哲學門,1920年畢業留校,以助教名義任圖書館編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與王鍾麒(伯祥)合編《新學制本國史教科書》,與葉聖陶合編《新學制國語教科書》。1924年回北京大學,任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先後編輯《國學季刊》、《歌謠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6年以後,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震旦等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誠明文學院、上海學院教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和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
顧頡剛是「古史辨」派的創始人,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傳」、「紀」不可信的思想來自崔述,「經」不可盡信的思想來自姚際恆,治學要融會貫通的思想來自鄭樵。他用歷史進化論的尋求事物演變線索的治學方法學自胡適,對今、古文家的看法則受之於錢玄同。王國維用實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給他深刻的影響,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壞偽古史。1909年,他有志於考辨偽古史,從事資料搜集、積累。1914年始作筆記,記錄讀書心得,終生不輟,計約二百冊,四百餘萬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冊,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成績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計劃推翻偽古史。1923年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史學界的激烈爭論。以後,將自己和他人研討爭辯的文章編為《古史辨》八冊。
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和古書上所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①打破民族出於一統的觀念;②打破地域向來一同的觀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④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把崔述的「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之說發展為系統的理論認識,為考辨古史傳說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國辨偽史上劃時代的發展。
他對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許多種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自己的始祖,而沒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後,經過了二百多年的大國攻滅小國,把無數種族並到一起,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唐虞、夏、商、周同出於黃帝的說法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禹貢》的九州 《堯典》的流放四罪之處、《史記》的黃帝所到的四方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個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 他以為研究古代地理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作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為了促使史地學者鑽研中國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於1934年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在他領導下,學術研究成績卓著,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稱之為《禹貢》派。
他把考定古書著作的時代作為研究古代神話、傳說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變過程的重要前提為此,他對《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老子》《莊子》、《墨經》、《山海經》、《穆天子傳》、《戰國策》等書的著作時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訂。他在觀看各種戲劇和搜集整理歌謠時,注意到小說、戲劇、歌謠中故事的隨時隨地變化性,認為研究這一變化過程可以印證古史傳說的變遷。他對吳歌、孟姜女故事作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香會、廟宇、神道、婚喪禮節等也作了調查研究。他又熱心於創辦研究民俗的團體和刊物,1926年在廈大創立風俗調查會,1927年創辦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民俗周刊》,編印《民俗學會叢書》。1936年又在北平創辦風謠學會。此外,他亦重視邊疆問題的研究1938年為昆明益世報編《邊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創立中國邊疆學會。同時,他又先後主編學術刊物《責善》半月刊《齊大國學季刊》和《文史雜志》。
1949年以後,他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書》,作成《周公東征考證》和《校釋譯論》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極富,已出版的有《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原名《漢代學術史略》)、《三皇考》、《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史林雜識初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吳歌甲集》、《蘇州史志筆記》、《西北考察日記》、《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顧頡剛選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等。
何茲全
(1911~ )
[] 中國歷史學家。山東菏澤人。1911年9月7日(宣統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去日本留學,翌年因病回國。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款資助,在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並在該系講授「中國通史」課。1941~1944年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審。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7年赴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並受霍普金大學資助,協助法蘭西斯教授將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翻譯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後回國,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茲全主要集中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幾個方面。是國內最早倡導魏晉封建說的學者之一。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表《魏晉時期庄園制的芻形》、《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中古時期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等論文,論述了魏晉南北朝封建依附關系的出現和盛行。以後,他又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等論文中比較系統地闡發了魏晉封建說的主張。此外,他的《中國中古時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學術界頗有影響。80年代,他又發表《佛教經律中關於寺院財產的規定》和《佛教經律中關於僧尼私有財產的規定》兩文,把寺院經濟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創見,對世兵制魏晉中軍孫吳兵制十六國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諸問題,他進行了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會及古代向中世紀演變的重要成果全書分四部分,對西周封建說、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和亞細亞型東方社會說提出不同意見,並就「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同與異」發表獨到見解。
作為訪問學者,他於1987~1988年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
他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黨員。秦漢史學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和北京史學會的理事、副會長和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兼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東西方文化研究》主編。他發表的論文,一部分已收入《讀史集》和《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
侯外廬
(1903~1987)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山西省平遙縣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於平遙縣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於北京。出身於書香人家,自幼習四書五經。1922年到北京求學,分別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兼攻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法留學,入巴黎大學。1930年,侯外廬經莫斯科回國。初在哈爾濱法政大學任教授,講授經濟思想史等課程。「九?一八」事變後,輾轉回到關內,在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校任教授。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一面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一面從事學術研究,相繼出版了《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後改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國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領域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文化大革命」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侯外廬堅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對上下幾千年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做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體系,開創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學派,其主要特點是:①注重對歷史做整體的、動態的研究。②依據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古代社會的發展路徑。指出「亞細亞的古代」不同於以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於後者是國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則是國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維新)。而氏族制的遺留,規定了國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於倫理道德的賢人作風;舊傳統遂又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巨大惰力。③皇權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國有制)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以及定於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會根源。④與土地權力相聯系,皇族地主占據了封建社會整個階梯的頂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權的一面,又有對抗皇權的一面。庶族地主則更多地擁護皇權。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彼此勢力之消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會不同時期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發展的特點,也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⑤對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維護封建主義的正宗思想,更注重發掘不為人所重視的「異端」思想和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傳統。⑥強調以法典作為歷史分期的標志。如從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是以秦漢之際一系列法律形式為標志;唐代的兩稅法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標志,明代的「一條鞭法」則是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的標志。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下卷)、《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合著,五卷)、《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宋明理學史》(上、下卷)、《韌的追求》(回憶錄)等。
侯外廬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晚年,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顧問、《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主任等。他還曾當選為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
譚其驤
(1911~1992)
[] 中國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字季龍。浙江嘉興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七)生於奉天府(今遼寧沈陽)。1930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生院。1932年起歷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兼任講師,廣州學海書院導師。1940年起任浙江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復旦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同年受聘為《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協助顧頡剛發起成立了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創辦了《禹貢》半月刊。他又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長期任理事,1981年以來任《歷史地理》主編。他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部由數十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權威最精確最詳細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他主持編纂《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這將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個專題的綜合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長期從事中國史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開設過中國通史斷代史史學史、文化史、專著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名著選讀歷史地理研究法等課程,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他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代疆域政區、都市、河流湖泊的變遷,海陸變遷,人口、民族的分布和遷徙,文化史,經濟史,歷史地理古籍注釋,地理學史、遼史及歷史人物等方面。已發表的百餘篇論文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和新的結論,其中如對秦漢政區、晉永嘉之亂後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貴州古代楊保族的歷史、徐霞客(見徐弘祖)的學術貢獻、西漢前黃河變遷史、東漢以後黃河安流的原因、雲夢和雲夢澤的變遷、上海的海陸變遷和開拓過程、馬王堆出土古地圖研究、《漢書地理志》選釋、《山海經》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國歷史文化的地域差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82年前的主要論著已收入《長水集》上、下冊。還主編有《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黃河史論叢》等。此外,譚其驤還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職。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1925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8年任復旦大學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詩十九首考》一文受陳寅恪賞識,1930年經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後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年,發表一系列學術論著,受到學術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起成立考古學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應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後還在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1949年以後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並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徐中舒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學是其主攻方向,對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顯著貢獻。他在治學方法上,除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外,擴大研究視野,力求掌握全面,盡量利用有關學科的科學知識,聯系補充,以體現歷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獻,既能得心應手地運用這些資料,又具有宏觀素養,善於把田野考古、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工藝學諸方面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反復論證,力求其是。他強調研究古文字學應和古史研究相結合。他的研究成果豐碩。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有《木蘭歌再考》、《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論小屯與仰韶》、《〈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陳侯四器考釋》《金文嘏辭釋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西周利簋銘文箋釋》、《周原甲骨初論》等論文,論證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獨到的見解。從40年代開始,還對四川地方史進行研究,撰寫《巴蜀文化初論》、《續論》、《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等文。
考著有氏編鍾圖釋附考釋、《史學論著輯存》、《論巴蜀文化》、《左傳選》等;還主持編纂了大型辭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錄》、《甲骨文字典》等多種工具書。
李學勤
(1933~ )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虛文字綴合》。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該所副所長。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等。1985年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
李學勤長期致力於漢以前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簡牘帛書及其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均有重要建樹。50年代,他綴合、整理殷墟發掘所獲甲骨,用排譜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歷史地理,並首次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創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辭說,繼而又就歷組卜辭等問題提出兩系九組的新分期法。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分期、分區、分國別研究中,也取得了較大成就。在系統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礎上,他對商周時期的禮制、職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後期,他綜合研究戰國時期金文陶文、古璽、貨幣文字及簡帛,從而促使古文字學領域中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形成。他從1975年起先後參加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湖北雲夢睡虎地竹簡、湖北江陵張家山竹簡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釋,並利用這些新材料,對戰國以至漢初的學術史、文化史進行探索,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李學勤曾多次前往歐美澳、日、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考察研究當地公私收藏的中國古代文物,與外國學者合作進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國所藏甲骨集》,同時准備出版有關歐洲所藏青銅器的專著。已出版的專著有《殷代地理簡論》(1959)、中國青銅器的奧秘(1980)《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學初階》(1985)、《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主編,1985~1986)等,論文迄今已發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論殷代親族制度(1957)《戰國題銘概述》(1959)、《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1977)、《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1981)、《重新估價中國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1983)、《對古書的反思》(1986)等。
⑸ 為何說所有的歷史學家都不知如何評價中國
我們的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每一代人離去之時,均心懷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則感念前輩卻又註定反叛,總是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在2017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別是國家電網、中石化、中石油、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築。
這種因技術破壁而帶來的資本競合格局,不得不讓人開始重新思考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而這個課題,其實正是1978年改革開放的啟兆點。
由此,你驚奇地發現,貌似毫無路線預設的中國改革,實則一直有一條強大的市場化內在邏輯。如同大江之浩盪東流,其間曲折百回,沖決無礙,驚濤與礁石搏鬥,舊水與新流爭勢,時而江平潮闊,時而床高岸底,但是,趨勢之頑強,目的之確然,卻非任何人可以抵擋。
⑹ 吳曉波:所有的歷史學家都不知如何評價中國
我們的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每一代人離去之時,均心懷不甘和不舍,回而下答一代人則感念前輩卻又註定反叛,總是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在十年前,如果講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它們是電力、銀行、能源、通信運營商等等,基本完全被國有資本集團所控制。可是在2018年,你必須要提及社交平台、電子商務平台、移動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體平台,而它們的控制人幾乎全數為民營資本集團。在決定未來十年的新興高科技產業中,人工智慧、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民營企業的領跑現象似乎也難以更改。這種因技術破壁而帶來的資本競合格局,不得不讓人開始重新思考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而這個課題,其實正是1978年改革開放的啟兆點。你驚奇地發現,貌似毫無路線預設的中國改革,實則一直有一條強大的市場化內在邏輯。如同大江之浩盪東流,其間曲折百回,沖決無礙,驚濤與礁石搏鬥,舊水與新流爭勢,時而江平潮闊,時而床高岸底,但是,趨勢之頑強,目的之確然,卻非任何人可以抵擋。
⑺ 中國當代有沒有中外歷史都研究的歷史學家
沒有中外都研究的,但是有研究領域同時涉及中外的。例如北大研究國際共內運的沈志華。容
當代學科的設置,發展,迫使一個學者只能研究很小的一個領域。任何人都沒有能力同時研究那麼多領域,還能做出成果。因此一般來說,要麼學者只能研究一個朝代、時期,要麼研究所有歷史的一個側面,如官制。
對於後者,有的側面是同時涉及中外的,因此這樣的學者對中國外國歷史都要研究。例如研究國際共運的,或者1934年以前黨史的。但是他們也不過只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小部分和外國歷史的一小部分而已。並不是說古今中外什麼都研究。
⑻ 那些歷史學家真的所有時間都記得很清楚嗎
不會,他們只會記得經常用到的時間,重要時間發生的事情,或者特殊事件
⑼ "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是誰說的
克羅齊
貝奈戴托·克羅齊是義大利著名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哲學家,有時也被認為是政治家。他在哲學、歷史學、歷史學方法論、美學領域頗有著作,他也是一位傑出的自由主義者——盡管他反對自由放任主義和自由貿易。他在Antonio Gramsci方面的也是相當深遠的。
克羅齊的名言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然這句話也常常引起誤解。
從認識論的角度可以認為,歷史正是以當前的現實生活作為其參照系,這意味著,過去只有和當前的視域相重合的時候,才為人所理解。一個在自己現實生活中完全不懂的愛情魅力為何的俗物,大概不能理解克拉奧佩特拉的眼淚如何使得一個王朝覆滅。他們最多隻知道有如此這般的事情,但是不能領會它們。故此可以說,一個對中國民法典的體系毫無熱情的人,就不能真正懂得希臘化的羅馬法學在形式理性上的成就。
從本體論來看,其含義是說,不僅我們的思想是當前的,我們所謂的歷史也只存在於我們的當前;沒有當前的生命,就沒有過去的歷史可言。所謂「當代」,是指它構成我們當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歷史是精神活動,而精神活動永遠是當前的,決不是死去了的過去。對克羅齊來說,時間本身不是獨立的存在,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條件;他只是精神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既不能把時間、也不能把過去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故此又可以說在大家看來早已消逝的古羅馬的榮光,其實依然活生生存在於精神之中,存在於從薩維尼到每一個熱愛羅馬法的人的精神和著述之中。只要它還影響著我們,就存在於我們之間。
有人曾指責克羅齊賦予一切歷史以當代性的歷史觀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歷史觀。這其實是對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命題的歪曲。歷史學中的實用主義者相信史料本身會說話,會給研究者呈現出其希望有的意義來,實用主義史學更是為了現實的需要對歷史進行有意識的篡改或解說。與此相反,克羅齊認為,史料本身並不會說話,使史料發揮作用的只能是歷史學家的學識水平,歷史學家的學識水平越高,越具有創造性,所揭示的歷史意義就越深刻;歷史學家不是被動接受、考訂和闡釋史料,而是發揮巨大的主動性和創造力。所以說,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並不是實用主義史學,相反,這是其歷史哲學所揭示的歷史研究的特性之一。
⑽ 中國與西方古代所有思想家,哲學家,軍事家,科學家,歷史學家及其所有著作
中國
一、魏源 海國圖制
二、韓非子:(約前280—前233) 戰國末年的哲學家和政治家。出身於韓國貴族,師於荀況,著有《孤憤》、《五蠹》、《說難》等,深受秦王政的重視,並出使秦國,後被李斯等陷害。死於獄中。他吸取當時道、儒、墨各家思想中有利於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觀點,發展了前期法家思想,集法家學說的大成。
三、孟子:(約前372~前289),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軻,鄒(今山東鄒城市)人。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尊奉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
四、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楚國苦縣(今鹿邑縣)人。約生活於前571年至471年之 間 曾做過周朝的守藏史。老子幼年牧牛耕讀,聰穎勤快。晚年在故里陳國居住,後出關赴秦講 學,死於扶風 。
老子遺留下來的著作,僅有《五千文》即《道德經》,也叫《老子》。它是 老子用韻文寫成的一部哲理詩。它是道家的主要精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 學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五千文》被日、前蘇聯、德、英等國視為古代哲學 中的奇葩而譯出版。美周《紐約時報》列其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
《道德經》一書是一個唯物主義體系,並具有樸素辯證法思想。它宣揚自然 無為的天道觀和無神論。其唯物主義體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對天道有 知,提出了天道無為的思想以及「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即道是構 成萬物的基礎,道並不是意志有目的的構成世界萬物,道是世界萬物自身的 規律 。
老子是我國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偉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經》開創了 我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學思想和由他創立的道家學派,不但對我 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我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 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孫子:孫武字長卿,春秋末年齊國人,生卒年月未見史載,約與孔丘同時期。孫武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晉見吳王闔廬,得到重用,任為將軍,幫助吳王經國治軍,「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史記·孫吳列傳》),由孫武草創,後經其門弟子整理而成的《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簡稱《孫子》,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兵書,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兵書。詞約意豐,內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戰爭的一些一般規律。十分強調政治、經濟在戰爭中的作用;它強調戰術的靈活性,提出「兵無常勢」,「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思想貫穿於全書始終。
六、莊子:莊周(約前369-前286),世稱莊子。戰國時期宋國蒙人。曾任過蒙地方的漆園吏。他是先秦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道家學派的先驅老子,並稱「老莊」。他的道家思想和文史地位對後世的影響極其深遠。莊周一生安貧樂道、不事權貴、不與世俗同流。莊周的道家思想在學術上的表現,主要是效法老子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哲學思想。並且把它發展到了一定高度。他文章流暢,善於採用和虛構寓言故事,比喻更是信手拈來,極富想像,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藝術色彩。
七、荀子:(約前325-前238)名況,時人尊而號為「卿」,故又稱荀卿,漢代避宣帝諱而改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曾游學於齊,當過楚蘭陵令。後來失官居家著書,死後葬蘭陵。荀子是我國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先秦儒家最後的代表。韓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學生。他反對迷信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規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並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他強調教育和禮法的作用,主張治天下既要靠「法制」,又要重視教化兼用「禮」治,強調「行」對於「知」的必要性和後天學習的重要性,認為後天環境和教育可以改變人的本性。
八、墨子:(約前468-376年)春秋末戰國初思想家、學者,墨家學派創始人。魯國人(滕州),墨子出身平民,自稱「北方之鄙人」(《呂氏春秋·愛類》),人稱「布衣之士」(《呂氏春秋·博志》)和「賤人」(《渚宮舊事》),漢代王充甚至說:「孔墨祖愚,丘翟聖賢。」(《論衡·自紀》)曾為宋國大夫,自詡「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墨子·貴義》),是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師從史角之後,傳其清廟之法。又學於儒者,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明於《詩》、《書》、《春秋》,因不滿儒家禮樂煩苛,於是棄周道而用夏政。宣揚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
九、毛澤東
十、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中國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創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幼年生活貧困。學無常師,相傳曾問禮於老子。50歲時任魯國司寇,攝行相事。後同學生周遊列國,終不見用。晚年致力教育事業,傳弟子有3000人,著名者72人。政治上主張「正名」,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名實相副,以鞏固等級名分和社會秩序。提倡德治教化,反對苛政。倫理思想上宣傳「仁」。「仁」是符合等級制度的言行規范,又是維護家長制的精神支柱,是品德素養恭、寬、信、敏、惠的總稱。教育思想上注重「學」與「思」的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知新」。重視因材施教。現存《論語》集錄孔子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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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份 BBC評千年十大思想家
1)卡爾·馬克思;
2)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3)艾薩克·牛頓爵士;
4)查爾斯·達爾文;
5)聖托馬斯·阿奎納(中世紀義大利神/哲學家);
6)史蒂芬·霍金;
7)伊曼紐爾·康德;
8)雷內·笛卡爾;
9)詹姆斯·麥克斯韋爾;
10)弗里德里希·尼采。
十大思想家簡介
1)卡爾·馬克思
(1818.5.5—1883.3.14)
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和領袖。生於普魯士萊茵省特里爾城一個律師的家庭里。曾先後進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法律系,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歷史和哲學上。1843年10月遷居巴黎,同德國和法國秘密工人團體的領導人建立了聯系,並經常參加德國和法國工人、手工業者的集會。1847年12月—1848年1月,受該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委託,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的綱領,這就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1867年出版了不朽著作《資本論》第一卷(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後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四卷,即《剩餘價值理論》,在恩格斯逝世後出版)。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因病與世長辭。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偉大功績時指出:「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是「科學巨匠」。
2)愛因斯坦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學家。生於德國,1933年因受納粹政權迫害,遷居美國。在物理學的許多部門中都有重大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一些新發現的推動下,建立了狹義相對論(1905年);並在這基礎上推廣為廣義相對論(1916年)。還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並用量子理論解釋了光電效應、輻射過程和固體的比熱。在闡明布朗運動,發展量子統計法方面都有成就。後期致力於相對論「統一場論」的建立,企圖把電磁場和引力場統一起來,惜無成效。愛因斯坦的理論,特別是相對論,揭示了空間-時間的辯證關系,加深了人們對物質和運動的認識,無論在科學上,還是在哲學上,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相對論的觀念和方法對二十世紀理論物理學的發展,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因理論物理學方面的貢獻,特別是發現光電效應定律,於1921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3)牛頓
(1642—1727)
英國物理學家,他在伽利略等人工作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建立了成為力學基礎的牛頓運動定律。還進一步發展了開普勒等人的工作,發現萬有引力的定律。由於他建立了經典力學的基本體系,人們常把經典力學稱為「牛頓力學」。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於1687年全部出版,包括物體運動理論和關於萬有引力的理論。牛頓的哲學思想基本上屬於自發的唯物主義
4)達爾文
(1809—1882)
查理·達爾文。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曾以博物學家的身份乘海軍勘探船「貝格爾號」作歷時五年(1831—1836)的環球旅行,在動植物和地質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和採集,經過綜合探討,形成了生物進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震動當時學術界的《物種起源》(一譯《物種原始》)一書,提出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說明了物種是可變的,對生物適應性也作了正確的解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目的論和物種不變論,並給宗教以一次沉重的打擊。
5)托馬斯·阿奎那
托馬斯·阿奎那是中世紀神學家和經院哲學家。出身義大利貴族,天主教多明我會會士。他的哲學和神學體系叫做托馬斯主義,十九世紀末由教皇利奧十三世正式定為羅馬教廷的官方哲學。主要著作有《反異教大會》和《神學大全》。
6)霍金
(1942— )
史蒂芬·霍金,英國人,被全世界廣泛尊為繼愛因斯坦以來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霍金和他的合作者提出的宇宙無邊界設想是當代量子宇宙學的一塊基石。霍金和彭金斯的奇性定理表明只能用量子物理學來描述宇宙。宇宙的波函數可以避免空間—時間奇性。霍金是當代宇宙學無可爭議的權威。
7)康德
(1724—1804)
康德,德國哲學家,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創始人。出生於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除曾去但澤旅行外,一生未離鄉土。從1755年起在哥尼斯堡大學教授邏輯學和哲學,以及數學、物理學、自然地理學、人類學、教育學等,共二十七年。主要著作有《純粹理性批判》、《未來形而上學導言》、《實踐理性批判》、《論永久和平》、《道德的形而上學》等。
8)笛卡兒
(1596—1650)
法國哲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生理學家,解析幾何的創始人。他強調科學的目的在於「造福人群」,反對經院哲學,認為必須拋棄所有因襲的見解。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原則,強調不能懷疑以「思維」為其屬性的、獨立的「精神實體」的存在,他是個典型的二元論者。他在《方法談》的附錄《幾何學》中,最初導入運動著的一點的坐標概念,創始了平面解析幾何。主要著作有《方法談》、《形而上學的沉思》、《哲學原理》、《論世界》,其《音樂提要》一書,對十八世紀音樂家拉摩影響甚大。
9)麥克斯韋
(1831—1879)
詹姆士·克勒克·麥克斯韋。英國物理學家,經典電磁理論的奠基人。他在《電學和磁學論》(1873年出版)中,在法拉第工作的基礎上,總結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對電磁現象的研究成果,建立了電磁場的基本方程,即麥克斯韋方程組。從這一理論中得出,電磁過程在空間是以一定速度(相當於光速)傳播的,從而徹底否定了超距作用的錯誤概念;並得出光的本質是電磁波的結論。在熱力學、光學、分子物理學和液體性質的理論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1871年起,在他的領導下建立了卡文迪許實驗室。他還領導進行測定標准電阻、電量的電磁單位和靜電單位的比值等工作
10)尼采
(1844—1900)
尼采,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唯意志論者。他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壟斷資產階級的要求和願望。認為必須否定受理性主義、基督教和人道主義的影響而日趨沒落的西方文明,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創造新的價值。提倡主觀戰斗精神和對生活的「肯定」態度。鼓吹「超人」哲學,認為「超人」是歷史的創造者,有權奴役群眾,而普通人只是「超人」實現自己權力意志的工具。他反對民主、社會主義和婦女解放運動。主要著作有在早年受了作曲家瓦格納的啟發而寫成的《悲劇的誕生》,以及《扎拉圖斯拉如是說》、《善惡的彼岸》、《道德的世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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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思想家的差別
1、最早中外思想家都是以思辨為主,像西方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以前的哲學家其觀點和論述都是與我國古代論述方式是一樣的;不過中國思想家一直都以易經為乳汁,包括孔子、老子等;而西方則沒有像易經這樣的哲學原料;
2、亞里士多德從邏輯三段論開始西方思想家論證開始比較嚴密,並且隨著科學萌芽的開始,越來越多的思想家把自然科學的成果加以利用,並且成為主流;
這時中國思想家也有利用科學的加以敘述,比如張衡混天說,但是其核心思想還是沒有掙脫易經的范圍;其主流越來越有根可訊;從孔子到程朱一脈相成;自然科學的發展很難從思想上撼動;
3、從社會制度上中國不管是奴隸制還是封建制都比較嚴密,統治者倡導的主流從政治上保障了起發展的權威性不容其他學說發展,比如漢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秦尊法家開始中國一直尊奉一家主流思想排除其他,自古有之;而西方除了神學聖經曾經成為主導外,其他學說一直獨立存在,所以西方一旦從中世紀擺脫神學的束縛後科學、思想迅猛發展,而中國依然沉浸在孔子的學說下,或者利用孔子學說加以闡述,縫縫補補;
4、中國的科舉制度對中國思想家師徒傳成一脈相成起了決定性作用,所以非主流學說沒有政治地位和傳播渠道起到了抑製作用;這就是為什麼野史中很多新鮮思想但卻得不到傳播;
5、就思想家本身學說來說,中國思想家由於上述原因,把秩序、和諧、天人合一作為追求最終目標而西方則遵循邏輯從自然科學出發,來論證自己的思想嚴密性;
6、西方以理性為主,中國以人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