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許教授

⑴ 現任雲浮市副市長許國老師在攻讀湖南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時的導師是誰拜託拜託。。。。

成大江，雲南師范大學研究生導師。

⑵ 歷史學家許悼雲認為,從古至今,一個強國領頭的聯盟,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霸權形式而已，可以作為例證

可以作為例證聯盟是： a華沙

⑶ 誰來介紹一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許華茨

Ben Schwartz教授自己認可的中文名字是史華慈。他1938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研究興趣是內哲學史，後來在二容戰中學習日文並參與破譯日文密碼的工作，這改變了他後來的學術生涯。後來回哈佛大學，在費正清指導下研究東亞學並獲得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為哈佛的東亞學的發展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是費正清和傅高義之間的最重要的人物。史教授寫了大量的關於中國和東亞研究的著作，我有幸親耳聆聽先生的教誨，並對我的研究進行幫助。同事們都說，史教授的最大的特點就是知識面非常廣播，對中國當代問題的研究建立在對中國歷史的比較史學和比較思想研究的基礎上，讓人望塵莫及。他是美國漢學家中第一次提出紅色中國與蘇聯非常不同的學者。
他出版了八部關於中國的著作，其中幾部是在退休後完成的。
史教授的最後一次學術報告提出了一個驚人命題，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引起軒然大波。

⑷ 三閭大學政治系、中文系、歷史系的系主任分別是誰

《圍城》是錢鍾書先生1947年寫就的一部以愛情、婚姻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取意為「婚姻就像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裡的人想出去」。《圍城》自1980年再版以來，贏得了讀者的廣泛贊譽，文中那些精妙絕倫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諷刺耐人尋味。小說通過主人公方鴻漸的愛情婚姻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刻刻畫了某些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根性，他們的懦弱、虛榮、自私、功利以及欺騙性被錢鍾書一一嘲諷。

方鴻漸在戀愛婚姻上的失敗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開的，他的好虛榮、愛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導致了他事業上的連連受挫。當他留學歸來，憑從一愛爾蘭人手裡買來的假博士文憑受到地方小報記者的誇贊時，他「感覺身心龐然膨脹，人格也偉大了好些」，方鴻漸對文憑極為「認真」的功利性態度伴隨著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學教書、做名教授的美夢也因博士文憑被校方懷疑而破滅了。方鴻漸圖慕虛榮之心被錢鍾書先生刻畫得淋漓盡致。三閭大學的生存環境讓這個聽來才高學富的方鴻漸備感失落，在假博士文憑「光環」的籠罩下，方鴻漸在生活工作中處處遭遇尷尬，從回國後給學生演講到三閭大學的任教，這位尚有一定正義感、良知未眠的方鴻漸一直在維護自尊心和欺騙與反欺騙的境遇中掙扎著。

方鴻漸無疑是舊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代表，錢鍾書對方鴻漸的愛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訴讀者什麼？錢鍾書對舊中國知識分子的打量、審視背後隱含了什麼內容？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孫郁「從方鴻漸看錢鍾書」，敬請關注。

（全文）
《圍城》為什麼這么受讀者的歡迎，這里有一個現象之謎，就是說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文本，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種反顧、一種打量。那麼它描繪了中國的讀書人，特別是中國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狀態和他們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說，這本書現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願意讀它，因為他們在方鴻漸的身上，也看到了現在我們中國讀書人的影子。現在的中學和大學的知識群落，這些文化人何嘗不像當年那樣，人們陷入在一種荒誕的文化困境裡面。就是說錢鍾書當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態，這種知識群落的思想的顧忌，在今天依然延續著，這是這本書暢銷不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圍城》主要描寫了方鴻漸這個人，他從27歲那年從法國留學，從歐洲留學回到國內，然後兩年之內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這樣的一段生活。

那麼方鴻漸他從歐洲回國以後，他開始是失業，沒有什麼職業，後來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來他屬於父母給他找的愛人，還沒有結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後來在銀行里工作，在銀行的工作過程當中他和幾個女性就產生了戀愛的關系。錢鍾書在描述方鴻漸在上海做職員的過程當中，那一段愛情的故事，寫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這樣一個文化青年，他在戀愛場上、在情場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種茫然的困境，這樣一個過程。

比如小說剛開始的時候，寫從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個鮑小姐那個愛情，他追求鮑小姐，鮑小姐也對他眉來眼去，但最後到了岸上，他就被鮑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騙，所以錢鍾書眼裡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那種溫情的關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後呢，無意中他和孫柔嘉小姐，孫小姐結婚了，他那個結婚，本來對孫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個很文靜的知識女性，但是結婚以後他們不斷地產生沖突，他陷入了家庭的無邊無際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鴻漸這個人，不論是在學業上、在家庭上、在社會上他幾乎沒有一個有亮點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種悖論、一種荒唐的陷阱里邊。比如他跟孫小姐結婚之後，他說的話。他說：「結婚以後，你總會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外一個，早知道這樣，結婚以前那種追求，戀愛等等全可以省掉，談戀愛的時候，雙方本相全收斂起來，到結婚後，還沒有彼此認清，倒是老是婚姻乾脆，索性結婚以前誰也不認識誰」。方鴻漸這個人他在談吐當中給人感覺非常儒雅，像一個讀書人，但是錢鍾書在描寫的過程當中，覺得他呢，他其實是一個沒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個在高校不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學術信心和學術地位的一個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塗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來，來了以後呢，本來以為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但其實又是一個悲劇的開始。所以我覺得錢鍾書在《圍城》裡面對婚姻我覺得表現的是一種很悲觀的態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錢鍾書覺得人是無法預料自己的未來的，人必定要受到命運的一種捉弄。比如戀愛之前，他覺得他那麼美好，最美好的東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東西他倒來了，你追求到手以後，你突然發現你在一個尷尬的泥潭裡邊。方鴻漸這個人開始是想要追求什麼，想要尋找什麼，想要企盼什麼，但最後你就感覺到，這種尋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種麻木、痛苦、絕望所代替。最後我們讀完之後，你就會感覺到方鴻漸這個人物其實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覺新、跟好多作家筆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樣，他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典型形象。我們在讀他的時候，在看方鴻漸的命運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起錢鍾書他自己，他的生活態度和他的美學追求。

我們在分析方鴻漸這個人物的時候，我們就會感覺到，中國的讀書人，往往他們是帶著一種外套，就是學人身上穿的一個外套。就是說，沒有真正地才學，但是呢，他們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識、炫耀自己的智慧，講話經常講一些哲理的語言，有一些對話是非常精彩的，但是這些對話又不是像方鴻漸這種人自己發明的，他不過是販賣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說，他和趙辛楣有一次對話就談教育，他經常說一些非常精彩的話。覺得這個人很有思想，感覺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說：「從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許人民受教育，現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許人們受某一種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為不識字，上人的當。那麼受教育的人，因為識了字上印刷品的當」。他經常說這樣一些很有意思的話。

方鴻漸他是在歐洲留學的時候，他其實沒有學到更多的專業，錢鍾書認為他是一個無用的人。所以在錢鍾書的小說開始就說：「他是一個無用之人，學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學里從社會學系就轉到了哲學系，最後又轉入中國文學系畢業，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呢，沒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國外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等都是從國外灌輸進來的，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還需要外國的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向中國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要換成外匯，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價值。」就是說我們現在看中國當下很多到歐洲、到國外去留學的人，我們看他們寫的文章，我們也能感覺到，當年錢鍾書筆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學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學習，而是在鍍金。那麼方鴻漸就是一個在歐洲幾個國家留學鍍金的一個文化人，他也沒有學到一個真正的專業，可以說是萬金油的這樣一個人物。

由於他沒有真才實學，而且在戀愛上又不斷地陷入到一種陷阱里邊。所以最後在友人趙辛楣梅的推薦之下，就去了三閭大學。三閭大學在湖南省的一座國立的大學，那麼到了這個大學以後，他因為也學無所長，所以他只是做了一個副教授，他做了一個副教授。他在國外因為沒有拿到學位嘛，他當時為了滿足他的家人的虛榮心，他就用了一個假文憑。到三閭學校以後呢，他也沒敢說自己有假文憑，所以他當時只得到一個副教授，他本來想在這個學校好好工作，想做點事情，但是呢，這個學校教授們，從校長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員，種種行為跟官場和商界的那些人沒有什麼區別。

其實錢鍾書他是一個書齋中人，他一生當中除了在大學，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後來搞過一段翻譯，他沒有更深入的社會底層人的這種體驗。但是他的敏銳性，他對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種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圍人的生活的時候，他常常能夠從細節，從人們的日常的一些生活裡面，能夠發現人性那些病態的、醜陋的東西。你比如錢鍾書在寫對話，寫方鴻漸和這幾個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別的女性注意的時候，寫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寫得入木三分。這很像歐洲的一些諷刺小說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東西的影響。趙辛楣和方鴻漸一起和高松年校長對白的時候，他們每個人內心不同的感受，他們的失落感，他們的吃醋，他們的狡詐，他都勾勒出來。所以給人感覺到錢鍾書他是通過日常的生活細節，而不是通過曲折的情節，通過離奇的故事來展現人的。所以這是《圍城》這部書很重要的一個特點，比如從上海到三閭大學那一段漫長地旅途當中，那一段描寫是相當精彩的。那一段描寫，錢鍾書在《圍城》當中，他通過這些衣食住行這個描述，來寫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無聊、文人的荒唐。在整個旅途過程當中呢，他寫了幾個人，比如說趙辛楣，李梅亭，大學教授拿著自己的名片到處炫耀，比如他們坐不了車了，他拿這個名片他最後能坐上車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個寡婦，眉來眼去，互相鬥情。在錢鍾書眼裡，這些人表面上他們不過是掛著一個學者的招牌，其實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氣的人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們在讀《圍城》的時候，能夠感覺到，錢鍾書他是把他內心的大的哀涼，深深地隱含在嘲諷畫面的背後。他在畫面上他以那樣嬉笑怒罵的文風，他的文筆，來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讀完後，你會覺得中國的讀書人，原來是這樣的一個群落。就是你會有一種非常無奈和悲哀的感覺，這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常講，魯迅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那種思想。像方鴻漸、趙辛楣、李梅亭、蘇小姐、汪處厚、高松年、韓學愈等等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筆下一個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思想的一個符號、一個觀念的載體。所以他用的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筆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這樣一種很幽默的，這樣的一種東西。還有一個就是說像中國的讀書人，中國的讀書人，錢鍾書認為是無用的，特別是學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們這個專業的人，很多是無用的。魯迅晚年也是說，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話，千萬不要做空頭的藝術家和文學家、美術家，要去找一點實事，干一點實事。因為魯迅深深地覺得中國的文人無用，他們要麼是官的奴隸，要麼就是商的奴才，他們要麼是依附於統治者，要麼就是依附於老闆和一個利益集團。那麼在《圍城》裡面知識分子依附的什麼呢？你們感覺到《圍城》三閭大學，三閭大學是個官氣很濃的一個大學，這個大學校長聘任系主任，哪個系、哪個系主任的時候，他要考慮到教育部官員的關系。而且教授們為了陞官他要拍馬溜須，要依附於什麼。就是讀書人、知識分子他沒有自己一個獨立的立場。

方鴻漸的性格，其實看他的時候，我覺得我對這個人一點也恨不起來，甚至有很多同情。因為錢鍾書也發現他內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說他其實本不想騙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別的大學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時候，表現得非常無恥的時候，他也有蔑視的那一面，他心裡他有一種良知在裡面。但是錢鍾書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時候，只是一閃而過，他並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這個地方，他只是更多地來描寫他生活當中尷尬的那一面。比如錢鍾書描寫他吃相，他吃飯，吃飯，就沒有那個按照一般的中國所謂高貴的貴族，留過洋吃飯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飯，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說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諷。比如說他到故鄉，從歐洲剛回來演講，他第一次演講，人家叫他講東西方文化，他其實沒有那種很深切地體驗，完全因為他鍍金，所以他在談到東西方文化的時候，他大談鴉片、梅毒。其實學生是願意聽的，但是對那些士大夫們，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覺得他是胡鬧，那麼對於真正的學者來看，等於非常淺薄的皮毛之談。所以錢鍾書在描述這個人物的時候，處處讓他表現出他那種尷尬和他的窘態，我們用普通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出醜的地方。比如說像那些教授，三閭大學也有個教授，他叫韓學愈，他也在克萊登大學弄了個假文憑，他騙人。方鴻漸在備課的時候，他那種心理，他就寫道，錢鍾書就寫道：「有人肯這樣提拔，還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鴻漸預備功課，特別加料，漸漸做名教授的好夢，得學位是把論文哄過自己的先生，教書是把講義哄過自己的學生，鴻漸當年沒哄過先生，所以未得學位，現在要哄學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為名教授也有兩個階段，第一是講義當著作，第二，著作當講義，好比粗學的理發匠，先把傻子和窮人的頭作為練習本領的試驗品，所以講義在課堂上適用，沒出亂子就作為著作出版，出版以後，當然是指定教本，鴻漸既然格外賣力，不免也起名利雙收的妄想。」 錢鍾書寫道：「撒謊騙人該像韓學愈那樣才行，要有勇氣、堅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謊還要講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膽老練，至少高松年的欺騙可以避免，老實人吃的虧，騙子被揭破的恥辱，這兩種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雙雕地兼備了。」

我覺得錢鍾書寫這些人呢，跟五四時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樣，魯迅和巴金他們寫讀書人往往這些讀書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們痛不欲生，對現實處於一種不滿的狀態，他們要尋找出路、尋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沒有出路，於是呢，就陷入了一種苦難和絕望的大澤里邊。但是錢鍾書不是這樣，錢鍾書寫知識分子呢，這些人是些什麼人呢，他們是些混混，他們既沒有對民族的使命感，也沒有文化的責任感，他們不過是借著留洋、借著知識分子這個招牌來吃飯。用魯迅的話講，就叫「啖飯之道」，就是吃飯之道，所以這些是一些沒有什麼節操，沒有什麼操守，沒有什麼信念的一個群落。所以錢鍾書他更多的是關注的是，他認為中國的讀書人，更多的是這樣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讀他的小說的時候，我就經常在想，錢鍾書這個人，他在審視人生、他審視周圍世界的時候，他是缺少魯迅和巴金那樣的作家的溫情的，他過於殘酷，他甚至於把人的那種人性當中最醜陋的東西，他都全面地還原了出來。比如說家庭，他寫方鴻漸的家庭，方鴻漸家裡父母還有妯娌之間，你感覺到每個人的形象都不是可愛的。他寫大學的老師，他的同事，也沒有幾個可愛的，包括傭人，也寫得面目可憎。就說他是對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個人，錢鍾書，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夠在人的身上打撈一種閃光的東西，比如像孫梨這種作家，孫梨他是一個內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寫中國的鄉間百姓的時候，他發現他們美的一面，發現他們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東西。但是在錢鍾書，包括他的夫人楊降他們的作品當中，你幾乎看不到這樣的形象。所以他們用一種很殘酷的筆法來嘲諷了周圍的世界，他認為，錢鍾書認為人是陷入在一種二律悖反，是在一種荒唐的這樣一種境地里邊生存的，在這樣荒唐的環境裡面選擇著、掙扎著。

錢鍾書他在書的前言裡面寫，他說：「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夠反諷自己，能夠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夠在小說當中，那麼如此從容地來反諷自己的生活呢，其實也就表現了他的一種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懷，所以我經常在想，錢鍾書他在寫小說的時候，他是用的一種游戲的筆法，他寫的不像有些作家那麼累，有一些作家寫完一部長篇小說以後，就覺得心力交瘁。他盡管也是在憂患之中寫的這本書，但是你會覺得他寫得很從容。就是說他在整個的寫作當中呢，表現出他與當時主流的、流行的這種敘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這樣一種風格。當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的主流是左翼文學，左翼文學主要是通過廣闊的社會生活，通過階級的斗爭，不同的階級矛盾和斗爭，通過這個斗爭來展示中國社會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但是，錢鍾書迴避了這些，錢鍾書似乎不相信僅僅用這種泛道德化和泛意識形態的這種敘述方式，就能夠真正地表現出人的這種普遍性的東西，他不相信。所以錢鍾書他開始，他就避開了流行色，避開了一切鮮艷的理念，他憑著自己的直覺，他生命的直覺和他的學識來展現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人的生活。錢鍾書這個文本，它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因為他超越了時代，他超越了意識形態，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為他注重了這種有限，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有限，那麼也使他這個小說呢，獲得了一種無限的閱讀的可能性，獲得了無限的讀者。

在錢鍾書的眼裡呢，中國的文人是缺少創造性的，科舉時代，中國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國開化以後，留洋以後，中國人漸漸有了洋奴的一種心理，所以讀書人真正地能夠，他們的心靈深處能夠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夠從中國東方文化當中能提煉出一種新的文化元素的這樣的學者非常非常之少。我們舉個例子，當年魯迅他到日本留學，當時他們有二百多人，其實當時回來以後，也就是只有幾個人非常非常優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於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麼就是說，普普通通的沒有專業知識而有沾染了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惡習的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麼錢鍾書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這樣一個人物的群落，來分析來形象地展示他們內心的世界，以此來透視我們國內內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東西。錢鍾書描寫的三閭大學的各種各樣的教授，他們的嘴臉都帶有漫畫式的，帶有嘲諷的口吻。所以這個小說呢，它總體來講，它就展示了無用、無力、精神無緣這么樣的一個人物的形象，一個讀書人的形象。在錢鍾書的眼裡，像方鴻漸這樣的人，他是一個被社會所遺棄、沒有任何用處的一個人，是一個知識上的廢人、是一種精神上的垃圾。

方鴻漸這個形象我覺得他至少他表現了錢鍾書的這樣的幾個想法：第一，就是說錢鍾書通過方鴻漸這個命運，尷尬的命運，不斷地追求、不斷地失落、失業、失戀、失態、失寵，他展示一個什麼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國五四以後的很多作家，他們在描寫一個很動人的形象的時候，他們要把他寫得非常圓滿、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偉岸。但是錢鍾書不相信圓滿，方鴻漸我們就會感覺，他在學生面前，他是個老師，但是他是一個不稱職的老師，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點呢，錢鍾書我覺得他在方鴻漸這個形象上，他通過方鴻漸命運的苦運的出現，他表現了人性惡的這樣的一個思想。錢鍾書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這樣的一句話，所以他在《管錐編》和《談藝錄》里邊，他經常揭露那些我們所認為那些很偉大很重要的一些學者和作家的短處，他看到了他們的醜陋的一面。

錢鍾書其實他在他的學術著作里邊，也容下了他的這些思想。我們舉個例子，比如說錢鍾書經常講，他不相信有純而又純的東西，他不相信純粹的東西。他說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實現必須附之於庶地，用很庸俗的辦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東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來操作，你必須用非常庸俗的方法來操作，才能夠成功。這個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況且不美好的東西用什麼辦法來操作的呢，所以錢鍾書在小說裡面他不斷地發現知識界的奧妙。比如在報館里、在銀行里、在大學里邊都是這樣，特別是在大學裡面，他寫的這幾個讀書人，這幾個教授，從國外回來的，就是說在國內的土生土長的教授，寫他們都是這樣。在五四以後呢，可以說魯迅、錢鍾書他們基本上奠定了中國現代諷刺文學的這樣一個基礎。那麼魯迅呢，他是以戰士的、戰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絕望的加上一種反諷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敘述語言和敘述語碼。那麼錢鍾書呢，是靠著自己的聰慧，他的才識，為我們編織了一個虛幻的，這樣的一個世界，但是我們就會感覺到，盡管他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他卻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反映。第三個呢，在人物身上他處處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樣一個命題，也會有一個相反的命題和它相對，就是說人無往不在一種枷鎖當中。當你獲得了什麼的時候，同時你就失去了什麼，所以《圍城》這個書名它本身就有一種哲學的意向，就是說城裡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沖進來。人呢不斷地在選擇，但是不斷地進入一種陷阱，不斷地進入一種災難。開始人們所想像的，和最後收獲的是不一樣的。所以方鴻漸這個人物形象，那麼在這幾點上呢，就使我們感覺到錢鍾書他的精神世界，他內在的悲涼感和孤獨感。錢鍾書晚年幾乎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拒絕媒體的采訪，電視台要找他去錄像，他堅決不出現的，因為他也知道人一說話一表現，上帝就會發笑，說不定也就變成方鴻漸，騙騙人或者怎麼樣，因為人都是有限的。他處處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尷尬性，他對人的這一點他是非常絕望的。我覺得錢鍾書他表現了這樣的一種思想。

方鴻漸最根本的意義，預示著我們現代教育的一種失敗，現代某種文化的一種失敗。他在看似神秘艱深的外表的背後，他隱含著一種空虛，無力、灰色、荒誕這樣的一種深切的隱含，隱含這樣一種意義。中國所謂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們現在被名利所驅使，他們遠離了學問，他們也是在做一些和學術沒有關的一些東西。所以我就經常想，如果魯迅和錢鍾書他們現在很年輕的話，他們可能還會寫出更精彩的文章來嘲諷這樣的一些現象，所以一個民族最可怕的腐敗是文化和教育的腐敗，因為只有大學才能夠生長精神，才是純潔的精神的園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國家，很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學裡面產生的，因為這個大學裡面應當是一種超功利的，它是不應當有功利理念的，不是為了追求一個外在的什麼東西，它是一種自由，一種完全是心靈和上蒼進行交流，才會產生一種學說。你比如古希臘，古希臘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樣的人呢？因為當時古希臘的人，他們是處在一種游戲的狀態，他們強調文化的無功利，那麼無功利他就會想到心靈和上蒼直接進行交流。想到月亮為什麼是這樣的，星星為什麼是這樣的，大海的浪潮怎麼產生的，然後他就出現了邏輯學，出現了自然科學，各種各樣學說都出現了。但是我們中國呢，是從孔夫子開始，我們開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訴我們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為統治者服務，要為誰誰服務。中國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別人身上，為誰誰服務的，而不是獨立的思考，不是獨立的思想。所以錢鍾書在《圍城》裡面就寫了一些沒有思想、渾渾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醜陋的文化人。他們根本沒有獨立之精神和獨立之人格，沒有那種超功利的文化情懷，哪怕對我們民族文化的那種憂患，對當下生活的這種感懷、傷世都沒有。所以三閭大學呢，其實就是中國當時現代教育腐敗和黑暗的一個縮影。我覺得它的警示意義非常之大，因為當中國的大學都像三閭大學這樣存在的時候，中國是不會產生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哲學家，和偉大的科學家的。所以我想錢鍾書之所以我們說他偉大，就是因為他發現了這些問題。他用自己那種反諷的語言，那種顛覆性的、敘述語序，他描述了這個生活，他把這種可怕性，和那種令人不寒而慄的黑暗性展示給讀者，使我們意識到，中國的文化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洗心革面，就是說要進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國民性，要從根本上來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談到中國文化悲劇的時候，經常講到社會，講到民眾，其實社會民眾的敘述者是文人，那麼文人自身不能夠解放，成為一個很委瑣的，非常奴性的這樣的人物的時候，那不可能產生一個健康的文化。所以《圍城》給我們的啟示實在是太巨大和深遠了。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呢，我們重新來看《圍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們可以還原到歷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時我們也可以重新來反省我們當下的知識界和讀書界的情況。我們就會感覺到，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歷史，它是有自己的源頭的，它有流脈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標本的意義。所以我想我們通過方鴻漸，通過《圍城》，通過錢鍾書，我們可以深深地來反省我們人類自己，反省我們今天人的生活。我們是不是，也在以虛幻的以一種欺騙人的、或者被別人騙的方式，存在一種尷尬的文化境界里邊。我們是不是成為了社會上一個多餘的、無力的、無援的、無助的一個孤苦的存在，我們是不是一個充滿了幻想而又實際上永遠是在痛苦和絕望中掙扎的一個可憐的人物，它給我們帶來的聯想，和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遠的。

⑸ 歷史學教授和考古專家

我也有這個夢想，並且現在依然有這個夢。但是我要告訴你，其實考古是一項艱苦枯燥的工作回。答
1.你可以在報考大學時去報考歷史系很有名的大學，然後去選擇歷史考古類專業。大學畢業後接著去攻讀考古專業，同時找一個好點的考古老師，最好以後都跟隨這個老師工作。
2.如果想要短時間記住這些知識，就我個人心得而言無非兩種：1）.下苦功，死記硬背。2）.掌握技巧。當你的專業知識達到一定量時，你會發現其實你已經掌握了屬於你自己的技巧。比如我的就是「觸類旁通」，提一點，我就會聯想起與之相關的許多東西。而所謂的好的記憶方法其實在於適用自己，別人的對於你不一定好，而你發明的方法別人也許永遠學不會。但是下苦功是基礎。
這就是我的一點看法和心得。

⑹ 中國當代十大歷史學家

呂思勉（1884.2.27—1957.10.9），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漢族，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先後在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科、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代校長。早年還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51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呂思勉史學代表作品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先秦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呂思勉讀史札記》《宋代文學》《先秦學術概論》《中國民族史》《中國制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札記》等。

翦伯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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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縣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傑出的教育家。翦伯贊先生早年參加過「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翦伯贊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長，以及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翦伯贊是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之一。他治學嚴謹，著作宏富，為史學界所推崇和頌揚，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第一、二卷）《中國史論集》《歷史問題論叢》等，並主編了《中國史綱要》。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中央專案組以交代「有關劉少奇的問題」為名對翦伯贊進行逼供，時年70歲的翦伯贊與夫人戴淑婉服用安眠葯自殺，以死抗爭。

⑺ 中國近代四大史學家

中國近代四大史學家氏陳垣、錢穆、、陳寅恪。

1、陳寅恪

陳寅恪（1890年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

2、錢穆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 。江蘇無錫人，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 。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

1967年遷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教授。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歲，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3、呂思勉

呂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

漢族，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

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先後在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科、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代校長。

早年還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51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

呂思勉史學代表作品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先秦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呂思勉讀史札記》《宋代文學》《先秦學術概論》《中國民族史》《中國制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札記》等。

4、陳垣

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圓庵，漢族，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中國傑出的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

陳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及《通鑒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陳垣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二陳又與呂思勉、錢穆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毛澤東主席稱他是「國寶」。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陳垣

網路-呂思勉

網路-錢穆

網路-陳寅恪

⑻ 中國史學四大家是誰

4 歷史學一級教授—— 呂思勉

呂思勉（1884.2.27—1957.10.9），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漢族，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先後在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科、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代校長。早年還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51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

呂思勉史學代表作品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先秦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呂思勉讀史札記》《宋代文學》《先秦學術概論》《中國民族史》《中國制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札記》等。
3 「國寶」—— 陳垣

陳垣（1880.11.12-1971.6.21），漢族，廣東新會人。字援庵，又字圓庵，出身葯商家庭。中國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陳垣先後創建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孤兒工讀園、北京平民中學。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 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1949年以前，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49年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及《通鑒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二陳又與呂思勉、錢穆並稱為「史學四大家」。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毛澤東主席稱他是「國寶」。
2 中國學術界「一代宗師」—— 錢穆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歲），男，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 。江蘇無錫人，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 ，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 1967年遷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錢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 。他畢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高舉現代新儒家的旗幟，在大陸、香港、台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等。此外還有結集出版論文集多種，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國文化叢談》等。
1 百年博學人才—— 陳寅恪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

⑼ 復旦歷史學系42歲女教授去世，人生事業和生命到底哪個更重要

2020年10月11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司佳，因病搶救無效死亡，年僅42歲。

她的英年早逝讓無數人感到惋惜。

司佳於2006年獲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學位，2007年起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2016年晉升為教授，博士生導師。

報道稱司佳教授在學術上取得了許多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學生指導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很顯然她是一個很負責的老師，她幾乎把自己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事業上。至於她是患了什麼病，病情是否適合長期勞累有關，並沒有正式的通報。

不過，這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到底人生事業和生命哪一個更重要？

若是不努力工作，真的是連最基本的生活，都是難以保證的。所以，我們不得不去拚命賺錢，活著不就是為了賺錢不就是更好地活下去嗎？

所以說到底是工作重要，還是生命重要？在我看來只有有工作才有有質量的生命，若是沒有工作了，生命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

當然了也會有不同的觀點，當一個寄生蟲也是不錯的。但是，你必須要有當寄生蟲的資本。可以說大部分人是不具備這個能力的。

所以說每一個人都在努力地想讓自己過得更好一些，若是想要過得更好一些，只有通過努力工作來實現。

所以說工作還是很重要的，甚至有的時候是超過了生命的重要，這是作為一個中年人的我的體會。

你覺工作重要，還是生命重要呢？

⑽ 復旦歷史學系42歲女教授去世，生前取得了哪些成果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全英文授課，注重英文原始資料的應用，出版多部學術著作，發表多篇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