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人歷史知識水平

㈠ 民國學問最高的人

民國時代，軍閥林立，政局混亂，國勢衰微，但就是這樣的時代，中國高等教育卻空前發展，誕生了一大批在中國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學術大師。
他們的學術成就，直至目前尚難以被後人超越。現在經濟發展，社會和平，按說要比民國軍閥混戰社會混亂的時代好出許多，可就是不出大師，倒是出了不少大官。那個時代自有孕育大師的時代契機。

民國時代政府控制力不高，大多是出身卑微的軍閥割據一方。
教育大計自然也就是軍閥們說了算。說來也怪，那些普遍大字不識幾個的軍閥們偏偏重視教育，即使「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錢，不知自己有多少老婆）將軍」張宗昌也對教育頗具熱心。
教育經費屬於優先支出項目，不僅在國民經濟中佔有相當高的比重，而且不論如何混賬的軍閥都從來不敢剋扣教育經費，以真正讓再窮不能窮教育的國民觀念落到實處。

民國時代教授們的待遇是很高的，屬於名副其實的「三高」人士，即高收入，高地位，高學識。北洋政府出台的《教育憲法》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教育部於1917年公布《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規定，大學教師月薪從50銀元到450銀元不等。1927年公布的新的《大學教員薪俸表》又規定，教授月俸從180元到600元不等。

教授們的薪水數量到底是個什麼概念，我們不妨做個比較。一個小家庭的費用，每月大洋幾十元即可維持在相當不錯的水平，上海普通工人的月俸只有15元，普通巡警只有2塊銀元，即便縣長也不過20塊銀元。北洋政府對教育的支持力度，即使現代也望塵莫及，很難想像，財政入不敷出而政局混亂的北洋時代，卻成為教育發展和教授待遇的黃金時代。

民國時代，教授是社會最令人羨慕的職業，遠比做官經商更具吸引力。除了一般勞動者高不可攀的薪水待遇之外，教授們還具有政府官員和坊間民眾一貫尊重的社會地位，這主要是由於教授們被時代賦予了開啟民智與科學民主的歷史責任。

民國教育體制游離於政府體制之外，教授治校而不是政府治校的辦學政策，使得教授們有充分的自由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不屈從於當權者的愚民政策和淫威欺壓。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一邊拿著遠比北洋政府普通職員高出不知多少倍的薪水過著自己的「小資」情調生活，一邊到處教學演講唱著反調指責政府，足以說明民國政府對教育以及教授們變革國民觀念的包容。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由於不滿北洋政府對學生的態度而辭職，他說，自己絕對不能做政府任命的校長，因為一旦如此，以後稍微有點破例，就要呈請教育部，作為痛惡官僚的人，怎麼甘心仰官僚們的鼻息呢！或許，正是這樣高度的教育自由，大學才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也才會有當記者的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做北大教授的奇跡，才會有堅定的保皇黨人辜鴻銘做北大教授的傳奇。

民國時代大師輩出，可能僅是那個混亂時代最光輝的歷史影像。他們有充分的辦學自由，有完全的人格獨立，有優越的物質生活，他們不用受政府的約制，看政府的臉色，唱政府的贊歌，他們以高尚的職業操守和自覺的學術良知，自由地傳播著自己的思想，中立地傳播著普世的價值，而不會擔心權力干預，進而改變研究方向和背叛學術良知。

而今天的中國教育,似乎成了馴化的工具，沒有獨立思考，就自然難以產生大師。

而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是在官場，而不是在高校，值得人們去思考！

㈡ 歷史學高手進，簡要說說中華民國的歷史

中華民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家名稱和年號。簡稱民國。位於亞洲東部、東臨太平洋，成立於1912年的民主共和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及聯合國五個主要創始會員國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
自上而下改革以及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使得很多中國人相信只有通過徹底的革命，廢除掉舊有的制度和體制，並建立新的制度和體制纔是有效的方法。這個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一個反清的共和主義者，開始在海外華人、留學生，特別是日本的留學生間受到矚目。1905年，孫中山和另一個同樣受到矚目的中國革命領袖黃興在日本東京建立了同盟會。中國國內的一些地區軍閥、百日維新後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華人對這個運動給以了大量的資金支持。孫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東京發表，並在1920年代早期作過一些修改。他的理論集中在「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民族主義號召人民推翻滿族的統治以及結束外國霸權在中國的勢力；民權表達了孫中山期望建立一個普選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為社會主義，是指通過對生產方式所有制的規范來幫助平民。
共和革命於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省的武昌爆發，當時反清軍隊的計劃被暴露。這就是「武昌起義」，也就是台灣所慶祝的雙十節的來源。這次起義迅速擴展到鄰近的城市，並得到遍布全中國的同盟會成員的支持。到了11月底，24個省中的15個宣布從清政府獨立。一個月後，孫中山從美國返回中國。孫中山在美國時從海外華人和美國的同情者間為這次革命籌集了資金。
早期共和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華民國成立，並任臨時大總統。但是在北京的權力早就已經掌握在當時最強大的清朝軍隊的指揮官和清朝總理袁世凱手中。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體遭到內戰或外國軍隊可能的入侵而夭折，孫中山同意袁世凱提出的把中國統一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1912年2月12日，滿清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退位。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共和的進程比孫中山及其盟友對其的預料要慢。革命者們沒有軍隊，而袁世凱的權力開始超越議會。袁世凱根據自己的意願修改了憲法並成為獨裁者。1912年8月，孫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國民黨，這個黨是一些小黨派的聯合，包括當時孫中山的同盟會。1913年舉行的新一屆兩院選舉中，宋教仁以反對袁世凱的統治進行參選，並獲得了議會中的大多數席位。袁世凱為此於3月暗殺了宋教仁。對於袁世凱的不滿開始增加，1913年，南部的幾個省開始進行了反對袁世凱的叛變，稱「二次革命」。叛變後來被成功鎮壓，孫中山及其發動者逃亡日本。1913年10月，在袁世凱的壓力下，議會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總統，而國內的主要勢力也承認了袁的政府。為了取得國際的認可，袁世凱同意給以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權，中國仍然是宗主國，但是保證俄國在外蒙古地區的權利和影響。
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驅逐國民黨的黨員出議會。在幾個月內，他中止了議會的權利，並強行頒布了一部新憲法規定他可以任職終身。1915年底，袁世凱自封為皇帝，這引起了全國范圍的叛變，為數眾多的省宣布獨立，稱「護法運動」。在全國的一片反對聲以及國家開始陷入軍閥勢力統治的時候，袁世凱於1916年去世。
軍閥時期
袁世凱去世後，軍閥間展開了相互的混戰以奪取北京政府的政權。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如"中原大戰"估計有二十萬士兵死亡，大大小小的戰役不斷。
外國入侵和學潮
一戰於1914年開始以後，日本趁機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省的權利。1915年日本向北京的軍閥政府提出了所謂的「二十一條」，這個條約將使得中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北京政府拒絕了當中的一些要求，但是北京屈服著同意了日本對已經在其控制下的山東省的領土要求，北京也承認了東京政府對滿洲南部以及內蒙古東部的統治權。1917年，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與日本簽訂秘密協議，以日軍抵抗德國的海軍作為交換條件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1917年中國對德宣戰，希望可以重奪失去的領土。但是1918年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一項秘密協定，中國承認了其對山東的統治。當凡爾賽條約確定日本獲得在中國山東的權利以及北京這個出賣領土的行為被公諸於眾後，國內一片嘩然。1919年5月4日，大量的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反對北京政府和日本，這就是後來被認為是民族覺醒的五四運動。由五四運動激發的新文化運動從1917年延伸至1923年。1919年5月4日的學生示威遊行是新文化運動的起點，這場由愛國學生發動，以政治熱情、學生運動以及打破宗教崇拜和由知識分子改革派領導的各種思潮，發展成一個民族覺醒的運動。這次運動，後世歷史學家普遍稱之為「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這兩個詞通常作為同義詞使用。
國共合作
五四運動重新點燃了當時處於低潮的共和革命。1917年，孫中山通過與南方的軍閥合作成為當時在廣州的南方軍閥的大元帥。1919年，孫中山重組國民黨以反對當時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當時仍然具有合法性並與西方世界有聯系。到1921年，孫成為南方政府的大總統，他在他的有生之年致力於鞏固他的政權並實現與北方的聯合。他試圖從西方獲得援助的努力受到忽視，但是在1921年，他轉向剛剛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勝利的蘇聯救助。蘇聯試圖通過嚴厲批評西方為「西方帝國主義者」而表示友好的態度對待中國的革命者，但是處於政治的考量，蘇聯領導人採取了雙重的策略，即同時支持孫中山和剛剛建立的中國共產黨。蘇聯期盼著兩方的合並，但是同時也准備了任何一方取得勝利。從此，開展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的斗爭。
1922年，廣州的國民黨-軍閥聯盟破裂，孫中山逃往上海。這時孫開始意識到他需要得到蘇聯的幫助。1923年，孫中山和蘇聯代表在上海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表示蘇聯將協助中國的國家統一。蘇聯的顧問，當時第三國際的著名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於1923年抵達中國以幫助國民黨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模式進行改組和鞏固。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的要求下開始與國民黨合作，她的成員被鼓勵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到國民黨中，並保持其共產黨員的身份。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小黨派，在1922年時只有300名黨員，到1925年時也只有1,500名黨員。而國民黨在1922年時已經有150,000名黨員。蘇聯顧問也幫助國家主義者建立起政治機構以培訓宣傳人員在群眾中動員的技巧，並於1923年派遣孫中山從同盟會時期起就擔任陸軍上尉的蔣介石到莫斯科進行了為期幾個月的政治和軍事培訓。蔣介石於1923年底回國後參與了建立位於廣州的黃埔軍校。1924年，蔣介石成為軍校的校長。
蔣介石的崛起
蔣介石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在國民黨內部產生了支持與反對的兩個派系。支持聯俄容共的稱為左派，以汪精衛為代表，反對聯俄容共的稱為右派，以胡漢民等老國民黨員為代表。左派認為目前國民黨尚須要得到外國勢力的支持，右派則擔心未來以個人身分加入的共產黨員，可能會並吞國民黨。由於當時由孫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兩派暫時無事。
1925年3月，孫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卻沒有交代接替人選。汪精衛在北京安葬孫中山後，在回到廣州前，先到汕頭與蔣介石會面，希望能與蔣合作，與右派勢力競爭。1925年7月1日，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為外交部長（當時廣州國民政府並非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長一職形同空殼）。右派見大勢漸去，開始鋌而走險，暗殺左派國民黨員。1925年9月，財政部長廖仲愷在中央黨部門前被暗殺。左派趁此機會實施戒嚴，蔣介石率黃埔軍逮捕右派軍系的粵軍領袖許崇智等人，將粵軍編入黃埔軍中。至此，左派可謂完全掌握局勢。
北伐戰爭與寧漢分裂
蔣介石一直都希望能立即進行北伐，然而汪精衛和鮑羅廷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都反對北伐，這成為了蔣介石逐漸和左派產生裂痕的起因。1926年3月20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開除了他的蘇聯顧問，並嚴格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擔任高級職務。1926年5月，湖北軍閥吳佩孚入侵湖南，當時湖南軍閥唐生智不敵，向廣州國民政府求援，成為了蔣介石發起的北伐理由。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率軍攻入湖南後，李濟深、湘軍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了吳佩孚。
左派此時已經不信任蔣介石，希望能扶植唐生智來取代蔣的勢力，並且把國民政府的位置從廣州移到湖北的武漢。蔣為了另尋出路，從湖南往東進軍，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蘇等地。蔣進入上海後，獲得了當地商人和外國勢力的支持，不再須要依賴左派與蘇聯，便決定與武漢政府決裂。1927年4月12日，蔣下令「清黨」，動用軍隊及地方幫派人士，搜捕並處決共產黨員。國民黨右派胡漢民等人於是向蔣介石靠攏，在南京建立了一個反共的政府，與武漢的左派政府對峙，稱為「寧漢分流」。這時中國有三個政府：獲得國際承認的位於北京的軍閥政府，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合作建立的武漢政府，以及國民黨右派組成的南京政府。
共產黨建軍
共產黨感到形勢危殆，認為不能再完全仰賴國民黨左派，開始積極在湖南湖北一帶農村推動「土地改革」（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屬軍官多為湖南地主，因此開始強烈反對共產黨。汪精衛迫於形勢，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退黨，國共合作至此結束。
共產黨目前進入了一個低潮期：原本第三國際希望能藉由與國民黨的合作來發展共產勢力，因此對國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經濟與人力資源，現在不但黃埔軍為反共的蔣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了與國民黨左派的同盟關系。共產黨於是決定開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勢力，1927年8月1日，發起了「南昌起義」（國民黨稱為南昌暴動）。原本計劃攻入廣東，但是沒有成功，於是進入江西的山區。毛澤東在湖南也發起了秋收起義，最後與南昌起義的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在井岡山地區勝利會師，組建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工農武裝割據道路。
黃金十年
到了1928年，中國至少在名義上已經在蔣介石的統治下，而南京政府也獲得了國際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政府宣布，根據孫中山革命理論的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中國現在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也就是中國將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發展。
1928-37年是國民黨力量鞏固和取得成就的一個時期。外國在中國的特權通過外交途徑獲得緩解，政府積極地進行立法和刑法系統的現代化、穩定物價、分期償還負債、改革銀行和貨幣體系、建設公路和鐵路、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立法禁止毒品買賣並增大工業和農業生產。同時，教育界也獲得了同樣巨大的成就，以期通過一個普及國語和克服方言差異的計劃以幫助中國社會的統一。廣泛分布的通訊設施更進一步鼓勵了民眾的統一感和自豪感。
第二次中日戰爭
沒有中國人不知道日本對中國的企圖。受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對原材料需求的壓力，日本於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發動了佔取中國東北的戰爭，並於1932年建立了由前皇帝溥儀為首的滿洲國傀儡政權。失去東北這個富有工業發展和戰爭工業潛力的地區使得國民政府的經濟大受打擊。而在一戰後建立的國際聯盟對於日本的行為束手無策。日本開始從長城南部向中國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進。中國人民不但對日本感到憤怒，也開始對國民黨政府產生不滿，因為當時蔣介石定下「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外交上不斷的退讓，卻又全面調動軍隊圍剿紅軍。後來，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國民黨與共產黨終於攜手抗日。不過，中央政府依舊抱持著拖延戰術，不願意也不能夠與銳氣方盛的精銳日軍展開全面沖突。
1937年7月7日，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在北平（現今北京）城外起沖突；西北軍於蘆溝橋事變打響了抗戰的第一槍，稱七七事變。接著，蔣介石於廬山發表演說，指責日軍的侵略、呼籲全國百姓團結而立，中國正式宣布展開對日抗戰。同時這也促進了國共反對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聯盟的形成。這次合作以有利於共產黨的方式進行。但是兩黨間的不信任仍難以掩蓋。貌似神離的聯盟在1938年後開始破裂。共產黨抓住一切機會擴展其影響，包括利用有利於農民的群眾組織、行政改革、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等等，而國民黨則希望壓制共產黨的影響。
對於抗戰，國府方面定下的作戰方針是，現有部隊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軍，將華北、沿岸一帶的廣大空間換為寶貴的時間；而真正的戰場，則是華中一帶，以武漢為中堅的防線。不過，為了向世界展現中國抗戰的決心、並且激勵士氣，國府調動最精銳的第五軍等五十萬部隊，投入松滬地區與日軍戰開血戰，徹底粉碎了日皇軍「三日攻下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誇詞。之後，歷經台兒庄等戰役，日軍於一年後攻至武漢一帶的預定防線。此時，戰線過於拉長而導致兵力分散的日軍，面對已有充分准備的國軍，再也無法跨過雷池一步。中日戰爭至此陷入拉鋸戰。
內戰
1945年抗日戰爭後，共產黨的勢力擴大，國共雙方的沖突再起，共產黨主張要在中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主張廢除國民黨的獨裁專職統治，建立民主聯合政府。而國民黨的蔣介石則為了維護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權，要求共產黨首先放棄軍權，再實現國家民主化。國共雙方時有戰斗，時有談判，但談判終致破裂而戰事擴大，從1946年到1949年間的三年內戰，執政的國民黨節節敗退，於是國民政府開始撤離大陸。

㈢ 民國時期歷史考證學興起的原因是什麼有何主要成就

我覺得最主要的應該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一些外來史學的影響，所以說對於本版國的歷史學的權一個發展，或者說其中的一些內容產生了疑問，這個是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說，對於本國歷史學裡面一些看起來有問題的部分，或者說是在發展的過程之中出現問題的部分進行考證

㈣ 學習系統的歷史知識對國民素質是怎樣的作用

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承，中華民族的永續，祖先用丹青墨筆記載下了寶貴的信史資源，這是中華文明的瑰寶。[
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深刻體會中華民族是如何從黃河岸邊的一個部落歷經滄桑，飽經磨難，堅韌不拔，風雨兼程一路走來的艱辛和不易。
會增強自己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的一份情感。
學習歷史會在心底記錄下曾經發生在中國大地的重要往事，因為歷史會帶我們走進戰爭與和平的交替，體會發展與進步的艱難，感受文明與野蠻的抗爭，回味輝煌與落後的反差，見證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結出的文明碩果。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懂得辨別人的忠與奸，正與邪，善與惡，善政與惡政，輕輕觸摸古人的精神世界，與古人進行對話，遙想遠去的風煙往事。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從沉痛中得到堅強，中華民族會懂得如何更好的保衛自己，在歷史的『鳳凰涅槃』後得到發展，在燦爛的輝煌中增強民族自豪,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

翻閱歷史的演進過程會讓目光變得深邃，遠大，思維變得跳躍而豐富，個人的品味和修養得到提升，這都是學習歷史帶給個人的好處。
僅僅學習歷史不是最終目的，如果能夠通過學習的基礎再去思考和研究歷史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作為非歷史專業人士我們該如何研究歷史呢？
簡要談點個人心得；
一；首先必須尊重歷史；
這是研究歷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國歷史是國家聖器，是中華民族的人生歷程，是中國的國家尊嚴，是民族的體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國歷史，像安撫和關心親人一般地愛護她是對喜愛中國歷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網路現實卻很遺憾，總有那麼一些人夾帶著濃厚的偏見，情緒和性格化來』咒罵研究』歷史，並且還『振振有理『『義正詞嚴』，只要他們一開口侮辱，謾罵，抨擊，羞辱，詆毀中國歷史，王朝，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言語就源源不絕而來，比如有人辱罵宋朝是『慫朝』，清朝是『蟎清』，漢族是』綿羊，軟蛋，慫漢『，更甚者辱罵『靖康之恥』時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雞』，聽到這樣殘忍無情的言語，血都要噴出來。天良人性都喪失，這種人還配談什麼歷史。
在中國古代皇權和皇族是國家的象徵，是華夏民族的象徵。我們的祖先都曾經無怨無悔地為王朝，為國家流盡自己最後一滴血，拋下一顆頭顱，祖先用生命捍衛國家尊嚴，守護民族自尊。這些辱罵中國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國家情感何在?對得起那些流血犧牲的祖先嗎？
中國王朝政權在後人眼裡永遠是一個靜態存在，因為他們所有的一切功過是非，大惡大善都融化進了中國歷史，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份，成為中華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沒有尊重的心態就不要說研究什麼歷史，最好的選擇是連歷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償失。
二；客觀，公正的立場研究歷史；在用心尊重歷史的基礎上，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是研究歷史問題的最佳利器，因為歷史是過往，曾經的事件，人物，政策，作為等一切都是過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過善惡都成過去，所以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點必須放置在歷史的天平，重點考察對歷史的影響，其次是把研究對象放置在他們對當時的時代影響，以歷史影響高於當時影響為決定標准。
而研究對象往往又具有復雜的兩面性，一正一反，一榮一辱，一功一過，一善一惡，因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來判定，而是結合歷史行為綜合比較，權衡之後，最後得出結論，是功大於過，或是過大於功。
比如對秦始皇的歷史評價，應該是功在千秋，罪在當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基中國本部版圖，統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權，完善郡縣制，為中國的大一統做出巨大貢獻。[ 轉自鐵
罪在當代；『焚書坑儒』毀滅先秦時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時也是罪在千秋]，嚴刑酷法，耗盡國力民力修建阿房宮和秦始皇陵，不重視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安定民心，給當時的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
站在後人角度和立場一比較，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秦始皇功大於過。
三；用串聯的思維研究歷史；
研究歷史非常忌諱那種僅以一點，一事，一言，一行的『掉書袋』模式確定歷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維』。應該把某人，某事用歷史串聯起來進行比較，區分和判斷。
下面以網友攻擊漢武帝的『罷黷百家獨尊儒術』是錯誤的決策，而應該延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國策做實例說明，以此證明串聯歷史是最佳的歷史問題分析方法。
該網友提出的問題就是典型的孤立，靜止，片面，先入為主的看待歷史發展問題，而缺乏對歷史的綜合考量。
思考視角要放置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到漢武帝時代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較。[
百家爭鳴是春秋戰國大戰亂時代的獨特歷史產物，是百家各展所長，激烈角逐政治統治思想的產物，從百家爭鳴到漢武帝時代已經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爭鳴的狀態依然繼續延續，歷史上就不會出現秦始皇統一了，也不會有漢朝的誕生了，漢族也不會出現
自秦孝公公元前356
年任用『商鞅變法』開始，法家成為秦國的絕對主導
政治思想，隨著商鞅變法的成功，秦國率先走上封建社會制度的國家體制，實現富國強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
國家大一統後，社會本應由大亂走向大治，與民修養，愛惜民力，恢復生產，增加人口，建立社會秩序，建立人文倫理觀念的最好時機，但法家卻反其道而行，逆社會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動。

法家首開中國歷史文字獄，『焚書坑儒』，毀滅先秦以來大量中華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惡論』和『法，權，術，勢』作為治國理念，而嚴刑酷法，徭役深重給百姓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導致農民起義，秦國經歷30年就滅亡。[
法家豈能贏得當時民心？
豈能在當時社會潮流前站穩統治腳跟？
法家自此成為輔助儒家，區居第二的統治理念，也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漢初70多年一直執行『黃老之學』的觀念治理國家，道家清靜無為，講究無為而治，重視休養生息，愛惜民離，恢復生產，增加人口，這是道家治國思想的優點。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國境界。
道家之長在哲學，而不在政治觀念，『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超脫境界是和『大一統』理念背道而馳的。漢初政治面臨重大問題，國家統一和行政管理面對破壞，郡縣制面臨嚴峻挑戰，國家面臨再次分裂的危險。
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和武帝時期的淮南國之亂就是明證，劉嚊和劉安就是『黃老之學』的忠實信徒。
再次；墨家
後人看來，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確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卻問題多多，兼愛，非攻，選君，選賢。什麼意思？兼愛，就是無條件的愛，非攻，就是不打戰，反對戰爭，這和不拘手段的統一主張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觀』，假如墨家成為治國理念，中國可能就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了，墨家主張『天選君』，即天子通過天選舉確立，這種主張是直接和皇權對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裡最早消亡的。[ 轉自鐵
最後研究儒家，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罷黷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綱領，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觀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的修身觀，教育人的最高目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契合了當時社會需要安定和統治者治國的實際需要，由春秋戰國經秦，漢初延續幾百年大亂的徹底結束，大亂走向大治儒家開始登上政治舞台,儒家成為中國政治統治思想是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政治思想的確立給完成文化，疆域，社會，民族等大一統創造了條件，在大一統理念的指導下漢族誕生了。漢族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由此可見用長遠的眼光，運動，綜合的串聯歷史是多麼重要。
從學習歷史到研究歷史的過程可以看出，歷史帶來的最大作用；
一；中國歷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續性，任何歷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靜態的眼光去看待，認為是想當然的結果，事實並非如此，而是經過漫長的不斷演變，運動，角逐和轉化最後才成為必然的結果。
二；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文，影響一直延續至現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國情』，即使在西方價值觀念不斷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來事物，無論是先進或落後，首先都必須面臨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的考驗。
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展望未來。

㈤ 民國時期 有現代科學知識的人大概有多少

您的問題，這樣的人群，在當時的歷史時期，不會超過100000人；一定要注意區分！

㈥ 如何系統地學習民國歷史

呂思勉的《中國近代史》

㈦ 六年級的文化在民國是什麼水平

中華民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在近現代史當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個時期人們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戰爭，讓很多的老百姓非常貧苦，其中從教育方面就可以看得出來，在民國時期，如果是上過學的，就算是文化人了，但是你怎麼也想不到，如果是在民國時期，六年級就屬於非常有知識的人了。想想現在，六年級豈不是文盲之流，不同年代的衡量標准還真是不同呀！

在民國時期上學分為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初級小學指的就是一年級到四年級，而高級小學指的是五年級到六年級。所以說能夠上到高級小學裡面，就說明是有一定水平的。而在民國時期，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上學的費用相對來說比較大，所以說大多數普通的老百姓是上不起學的，能夠上得起學的人，說明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而能夠上到六年級的人，也說明家庭還是非常不錯的。所以在當時六年級的人非常少，而且之後很多文人墨客很大一批都來自於六年級，真是有趣。

你們整個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以及社會大環境的影響，所以說在民國時期文盲非常多，而很多人甚至連學校都沒有見過，所以能夠上到六年級的人，就算是比較有學問的人，如果在一個村莊裡面有一個人能夠上到六年級，那麼這個人絕對是村裡面最有學問的人。隨著社會不斷快速的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教育問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逐步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這讓很多的老百姓脫離了文盲，對於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是非常有促進作用的，而在民國時期，由於特殊歷史時期的影響，所以說很多人並沒有上過學，上過六年級以上的人就可以稱之為非常有文化的人。還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如果能夠上過大學的話，絕對是國寶級的人才。

㈧ 就所學歷史知識，分析民國史上兩個「二十一條」之異同，並談談自己的看法

今天，我們的腦海中雖然已經形成袁世凱「賣國」的「定論」，但實際上，我們
中的多數人並沒有看到過「二十一條」的原文本和經過談判簽訂的最後修訂本。通俗
而廣泛傳播的歷史教科書似乎認為讀者不需要看到這些，只要接受它們的「定論」就
夠了。但讀者真的不需要嗎？重述歷史不僅要忠於歷史，而且要尊重讀者，這是歷史
學家最基本的職業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給歷史人物扣上「賣國」帽子一類重大指控
的時候。

第一，所謂「二十一條」通過外交談判和袁世凱幕後的「陰謀運作」，最後簽定
的文本實際上只有「十二條」。
第二，原「二十一條」中的第五號共七條，根本沒有簽訂。
第三，原「二十一條」中的第四號全部刪除。
第四，原「二十一條」中的第三號共有兩條，刪除一條。
第五，剩下關於山東和滿洲的十一條，最後簽訂的條件與原先提出的條件大為不
同，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了限制的條件。

應該說，這次談判後簽定的文本，基本實現了袁世凱的願望，這就是他同曾叔度
所說的：「滿洲外的要求，我盡量全數駁回。滿洲內的要求，多少答應幾點，而這幾
點縱答應了，我有辦法要他等於不答應。不但如此，我還要殺他個回馬槍！」

這個「回馬槍」是：「二十一條」中完全簽訂的幾條，在條約簽訂後，也被袁世
凱大多「破壞」掉了。

據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條約簽定後，袁世凱讓他草擬一個「破壞」辦法，曾叔度
還真搞出了一個，內容大致有，（一）破壞中日國民雜居，應該制定一個外僑內地雜
居條例；（二）破壞日本人的租地、購地，應該制定一個外僑永租地權條例；（三）
破壞日本人可以擔任中國警察顧問的約定，應該制定一個聘僱外人的條例。曾叔度的
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壞條約。

但袁世凱認為這種辦法太笨。他說：「我已籌畫好了：（一）購地租地，我叫他
一寸地都買不到手；（二）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就遇到生命危險；至於（三
）警察顧問用日本人，我用雖用他，每月給他幾個錢罷了，至於顧不顧，間不問，權
卻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壞條約，用法律破壞不了。其他各條，我都有破壞
之法。」

袁世凱有個老秘書，聽說了袁世凱要破壞「二十一條」的話，大不以為然，，他
說：「既然簽訂了條約，就應該重視履行，明知不行，而虛與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
，暗中卻加以破壞，必為禍根。本應推誠布公，向日本明言不能應允的原因。如果對
方不聽，縱以兵戎相見，彼曲我直，勝敗之數，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氣壯，雖敗猶榮
。我的意思本應堅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說，壯士斷腕，聽客所為。白山黑水，
暫同棄地，痛定思痛，在關內勵精圖治，待機而動，收復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凱一聽，斥為書生之見，說：「推誠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凱籠絡張作霖並鼓勵他在東北「抗日」，就在此時。袁世凱的女兒回憶：我
父親搬進中南海後，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內。他的辦公室，設在居仁堂樓下東頭的一間
大房間里。樓下的西部，是他會客、開會以及吃飯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
還有一處叫做「大圓鏡中」的房子，也是他會客的地方。他在什麼地方會什麼樣的客
，按看來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關系來區別對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圓鏡中」，
熟客在居仁堂樓下西部，最熟的就在辦公室內會見了。如果來客比較有身份，那麼，
會見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變。但是他接見張作霖卻是例外。張作霖是當時的二十七師
師長，他由東北來京謁見我父親。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親的關系，是只能在「
大圓鏡中」會見的。可是我父親為了表示對他的優遇，卻破例地在辦公室內接見了他
。當時辦公室內的北面，安設著一個多寶格子。格子里擺設著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
一個絲絨盒子，裡面放著四塊打簧金錶。每一個表的邊上環繞著一圈珠子，表的背面
是琺琅燒的的小人，樣子極其精緻。當時我父親和張作霖分坐在沙發上談話。張在談
話的時候，老是瞅著離他座位很近的這四塊金錶。我父親看到這種情況，曉得他是愛
上這幾塊表了，當時就送給了他。我父親在送走了張作霖以後，一路笑著上樓，說明
了贈表的經過，並笑著對家人說：「他真是沒有見過世面。他既然看著喜歡，我就送
給他了。」說完了，接著又哈哈大笑起來。我父親自己其實不好古玩，他常說：「古
玩有什麼希罕，將來我用的東西都是古玩。」

袁世凱籠絡張作霖抗日獲得成功。有史料載：針對「二十一條」中「日本人可在
南滿買地」的條款，袁世凱秘密制定了一個「懲治國賊條例」：凡未經政府許可，私
賣田土與外國人者，以國賊論，殺無赦。這條例未見頒布，惟聞東北軍界及民間皆傳
言：確有此不成文法。當時，在東北的張作霖不過只有兵千人，有槍千餘支而已。但
「二十一條」簽訂後，袁世凱密派段芝貴僕僕風塵，密赴奉天數次。此後張作霖勢力
陡增，以巨金向德國洋行購買槍械，公開揚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屬地，東
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們都知道：後來張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殺
。而在張學良時代，他子承父業，廢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畝商租者，以盜賣國土
論。日本總領事以張學良片面取消兩國所定之協議，提出抗議，張學良置之不理。

袁世凱死後數年，曾叔度去東北。有日本人告訴他說：「我們日本人在東北，被
囚禁於附屬地界內，一步不敢出附屬地。」至於向中國人購地、租地，更談不到。日
本人受中國各機關聘僱人員，也對曾叔度說：「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
人問。」

《劍橋中華民國史》對中日「二十一條」之簽訂評價說：以帝國主義開創的先例
來衡量，「二十一條」包含的新內容很少；除了滿洲租借期的延長以外，它對於日本
在華地位也無太大的意義。「二十一條」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的外交感覺遲鈍
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國所看到的是：當西方列強專注於其它地方事務時，狡猾
的日本在佔中國的便宜。日本外交家們要求保密，結果中國政治家們卻以人所不知的
內容為手段，加強世人對日本的警覺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凱發出的
最後通牒，給日本人感覺遲鈍的畫像填上了最後一筆。它並未使日本得到中國人不願
應允的東西，反倒成了後來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國恥日」的象徵。日本為保障自身
地位而阻止中國共和民族主義的企圖，反而使這種民族主義發揚光大並指向自己。「
二十一條」之所以如此強烈地刺激了中國人以及美國公眾，乃是由於它不合時宜。它
是本著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帝國主義相互爭奪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華
民國的崛起和美國進步運動興起之後才能出籠。對日本來說，它顯然是取得了一個代
價過於高昂的勝利。

5．國恥與黑槍該怎樣評價袁世凱與「二十一條」的關系呢？《劍橋中華民國史
》說：袁世凱在「二十一條」談判中「耗盡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盡對方的耐心
，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這種耐心不是消極的受難，而是積極主動，堅忍不拔
，也要使點手段，耍點滑頭。對此，日本人肯定很難受。

就在談判剛剛進行一個月的時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凱接到一個關心
他的外國人給他發來的一封匿名信：閣下：我得到很確實的消息，一項針對你本人的
陰謀正在日本公使館方面策劃准備之中。已向使館運入衛隊，所有事情均已准備妥當
。請將宮廷戒嚴，各處城牆上應設置駐軍，城門設置護衛並架設機搶，各處門戶設柵
欄，准備沙包以防從主要門戶沖入。拖延會招致危險。一個衷心關懷您個人安全和國
家幸福的人所寫。

經「確認」，信的筆跡沒有經過「故意偽裝」。這說明，在談判中，日本至少有
過這樣的刺殺袁世凱之預謀。倘若日本人確信袁世凱會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轉動，這樣
的「黑槍」還有什麼必要呢？

民國流傳的許多史料，言之鑿鑿，說袁世凱所以與日本簽定「二十一條」，是因
為他與日本人另有密約。說的確切些：袁世凱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條」，而日本支持
袁世凱稱帝。這純屬胡言亂語，其以訛傳訛，沒有任何史實上的根據。但這指控太過
嚴重。對此，就是寫了洋洋數十萬言《袁世凱傳》並以之痛罵袁世凱的陶菊隱先生，
也不得不挺身而出，為袁世凱辯誣。他說（譯文）：袁世凱心狠手辣，才足以濟其惡
，關於這一點，就是受到袁世凱厚待的人，也不能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為袁世凱呼
冤，就是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的事情。實在是沒有這回事
情啊！

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後，好多天神志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
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刷了五萬冊，密存山東模範監獄中。他經常對左
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後終於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
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啦。」

袁世凱還聘請了許多學者和軍事專家，組成「東三省研究會」，搜集國防材料。
這是因為，從朝鮮事件發生時，袁世凱已經洞見日本的野心。

袁世凱在總統任上時，日皇加冕，他僅命駐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賀，經外交部反復
陳說，說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國都派專使，我國與日本近在唇齒間，尤其不可忽
視，他這才派周自齊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凱的態度，竟然「婉謝之」，以示
報復。
所有這些都能證明，袁世凱與日本沒什麼密謀。

袁世凱謝世之日，有人在他的書案上發現了他親筆書寫的一句話：「為日本去一
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