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一道歷史的問答題，麻煩大家詳細回答！謝謝！
中日近代化改革之比較
--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
摘要：中日兩國近代化進程起步相同，但結果迥異，其中原因很多。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是主要因素，領導人的因素一是不容忽視的，外部的列強對兩國近代化進程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關鍵詞：近二十年 中日 近代化 比較
19世紀60年代起，中日兩國都開始了近代化改革的進程。這不是偶然的，兩國都是在內憂外患的狀況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強大，中國屢次改革卻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反而加劇了列強的瓜分腳步。
日本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國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盤中化，明治維新中的全盤引進西方文化，將西方先進技術引進國內產業，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國內天皇制相結合而成的具有本國特色的君主立憲制，使日本統一於以天皇為中心的統治階級之下。
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後才廣泛展開的，在近代中外關系研究中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塊，近二十年來，不少學者對這一方面進行了大量論述。主要的論著有依田憙家著《近代日本與中國 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中日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近代日本的歷史問題》等史學專著。論述的主要論文主要有，高旺著《晚清憲政改革與日本明治維新：政治發展中的影響因素分析》、田毅鵬著《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一百年》、董以山著《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比較》、劉越英著《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若干條件之比較研究》等。
一、改革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
在改革前，中日兩國都面臨著國內人民起義不斷和外部列強侵略加劇。因此，兩國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滿了激烈的斗爭。但由於兩國的傳統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不同而又有所差異，並對近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近代前，對兩國社會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傳統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兩國都是封建專制的國家。日本的傳統體制屬於封建世襲領主制。在幕藩體制下，日本是一個鬆散的有多個藩地組成的國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權，可以說是地方自治；但是這些藩地有很強的天皇中心觀念，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權體制相對簡單得建立起來。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屬於集權官僚型的政體，權利集中於皇帝一人，官僚機構龐大，民間難以形成類似明治維新中的各種社會勢力，政權的社會基礎難以擴大，改革的道路必將曲折。日本政府統治階層面臨人民斗爭不斷。30年代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權大，促成了後來的強藩改革，這些小規模的改革也為明治維新培養了一批有實踐經驗的領導者。
幕藩體制下等級森嚴，被統治階級受著本國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的雙重壓迫，日本農民階級的反封建反侵略斗爭高漲，成為明治維新成功的最根本動力。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經危機重重的統治秩序更加不穩定。
中日兩國都是「後發型」現代化，但日本「後發」的同時又是「外生」的，有學者認為日本實現較徹底改革的關鍵是立志推進現代化的領導人掌握了國家實際的政治權力，能將傳統政治領導轉化為具有現代化傾向的政治領導，並維持領導集團內部的高度團結。[高旺：《晚清憲政改革與日本明治維新：政治發展中的影響因素分析》求索，2001.5]
日本在幕府時代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並無實權，幕府末期，掌握實權的幕府統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對內對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國內人民的不滿，出現了統治危機。這使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得以發動並成功。無實權的天皇和下層資產階級可以聯合以奪取實權，下層的資產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義去反對幕府統治者，這些條件在中國是沒有的。[董以山：《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比較》，山東大學學報，1995.1〕在「尊王」的口號下，各階層很自然得都擁戴天皇，使天皇在實際上取得了統治權。
中國的清末憲政只是一場統治階層的自救運動，其目標不是改變落後面貌，而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清政府發布的政令都流於書面，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戊戌變法雖然有涉及政體方面，但光緒皇帝沒有實權，他頒布的詔書對各地官員沒有約束力，得不到實行；維新派沒有注意到發動群眾，改革僅局限於部分知識分子階層，沒有像明治維新那樣強大的基礎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農民階級的切身利益。
日本統一的國內市場形成較早，試圖組織商品生產或商品流通的現象，主要只是在江戶時代的初期才能見到，到了幕府末年，無論是幕府還是諸藩，都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現實。中國傳統的經濟觀主要以劉錫鴻為中心，他提出「農務久安」的觀點，反對發展工商業，其主要觀點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而強化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為防止封建社會瓦解而極力反對採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進商品流通，阻止工商業的發展。
日本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以次為背景商業資本也獲得長足發展，並為求得利潤的擴大而重視海外貿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現了貿易振興論和商品立國論等思想。隨著傳統的經濟觀逐步崩潰，中國的傳統經濟觀在經歷了林則徐、魏源等人之後也有所動搖，但是始終不能像日本那樣徹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封建的自然經濟觀仍然占統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頁〕
中國戊戌變法時期與幕府末年經濟水平相當，當時中國已經擁有一些正規的資本主義企業，而幕府時期的「日本資本主義還處於它的前身階段--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的階段」，然而這個階級卻「成了維新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吳嘉延：《戊戌與明治時期的中日維新運動之比較》世界歷史，1987.4]中國農村自然經濟接替過程緩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強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資本卻沖破樊籬，侵佔了生產領域。不像中國的商業資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費，日本商業資本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大生產，促使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中國商業分散，且規模小，多與農業生產和家庭副業結合起來，成為資本主義資金積累的障礙。
中國洋務運動在國家出資興辦近代企業後，實行壟斷經營，排斥商人投資新式企業，而明治維新時期，政府不但引進技術，而且鼓勵和支持私人資本的經營。
二、傳統和改革派的態度
從傳統文化及改革派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來看，中日兩國也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由於曾經有過極其輝煌燦爛的古代文化歷史，統治者素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外國為「夷」，加上長期的出超，使統治者一直以為中國無所不有，甚至資方的富裕也以來於中國。觀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縛著統治階層，改變現存的體制是難上加難。郭沫若曾指出：「中國固有文化的負擔太重了，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對過去的文化懷著一種崇敬，對新的文化發生抵觸，往往視歐美文化為夷狄之邦。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中國文化誠然是光輝的，但就因為太有光輝，在變革時期便不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日本雖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國傳來的文化，但細的說來，日本的負擔沒有中國那樣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來文化的傳統。日本曾有過三次學習外來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選擇地吸收我國古代文化、技術和政治制度，卻沒有完全「漢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學習，從中吸收和引進了近代文化思想與科技，但並沒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戰後全面引進和吸收以美國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袁艷、胡漢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版），2004.vol57〕過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國為師的，同時也從朝鮮、印度學到不少東西，幕府時期雖然實行鎖國政策，但仍從荷蘭等國學到一些新知識，並形成了要求革新的「蘭學」派，蘭學家們主張學習西方制度的理論成了明治維新的輿論准備。[劉越英：《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若干條件之比較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3.11]
1840年鴉片戰爭中，中國為英國所敗，1853年，美國佩理艦隊打開了日本大門，日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一直被日本人作為楷模的中國居然被西洋的船堅炮利所破，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先進文化伴隨這殖民主義在古老的中國面前顯示了它的優越性。[廖丹青《試論近代中日兩國向西方學習的差異》]自此，日本走上了學習西方的道路，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技術迅速被幕府和諸藩所引進。19世紀40年代後，西方的政治制度開始為日本關注，並逐步引進吸收。
兩國的文化傳統對近代化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西方諸國經歷了工業革命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時，中日等國東方國家要從封建時代過渡到資本主義時代的唯一途徑進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對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響著兩國的現代化進程。
從中日兩國吸收西方文化的歷程來看，日本大致經理了「南蠻時期」（1543-1639）；「鎖國時期」（1639-1720）；「蘭學時期」（1720-1861）；「洋學時期」（1861-年以後）四個時期。這四個時期是日本向西方學習層層推進的進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國內各階層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從16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西方殖民者陸續來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費品、文化傳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領主在自己的領地內引進西方的新科技，發展對外貿易，擴大自己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於是西方問民開始通過各種渠道侵入日本社會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中打開了自己的眼界，熱心學習傳入日本的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而中國只出現過向西方學習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時期出現了文化學習的中斷。[田毅鵬：《鴉片戰爭前後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較論》，《社會科學輯刊》1993第3輯]因此，中國學習西方文化不連續而且不系統，受到影響的階層也基本上局限於知識分子階層。統治者由於傳統的文化觀，對西方較為「漠視」，而下層人民往往對統治者有盲從的習慣，對後來的歷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礙。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態上，日本是「全面攝取型」，中國則是屬於「部分攝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與中國的「中體西用」，在堅持傳統、學習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強調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體」所體現的是封建制度，這也就限制了兩國所能學習的內容。同樣的形式大卻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田毅鵬：《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一百年》世界歷史，2001.3]
三、改革中的比較
在19世紀後辦期，中日兩國都大力推進了工業化政策。但其結果是，日本在90年代確立了資本主義，20世紀初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而中國在同一時期卻未能建立資本主義，進而在歐美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面前，增強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依田憙家：《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1]
19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來越成為日本人關注的對象。學習西方政治、經濟政策、人文社會學說的傾向也日益增強。到了明治變革時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礎上，進一步表現出從物質、制度、精神各階層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實行了君主立憲制、內閣制，由在國會里獲得多數票的政黨組成內閣；經濟上建立西方現代化的銀行制度，引進西方的工廠和企業制度；軍事上，政府聘請德國陸軍教官來教導日本軍隊，軍隊從原來的屬於割地貴族變成屬於國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義務教育制度。[袁艷、胡漢昌：《中日近代之制度模仿比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4年，vol57]
從19世紀60年代起，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憲政等改革也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對封建教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上起了一頂的積極作用。然而最終都歸於失敗。
（一）政治方面
明治維新時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憲法，制定憲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樞密院會議上說：「創立憲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權，第二是保護臣民的權利。」明治憲法規定大臣的任免權、對外締約權、宣戰、媾和、議會的開閉幕和解散權歸天皇，但同時又規定天皇的許可權要由國務大臣輔佐實施；規定統帥權歸天皇，但「軍人敕諭」中說：「朕統帥兵馬大權，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見，明治憲法中相當強調「限君權」。在這樣的明知體制下，操縱這一體制的元老們藉助於天皇的權威逐步形成了後來的軍部獨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歷史問題》]加強中央集權。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發表了《五條御誓文》，闡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針，表明了「天皇親政」和「廣興議會，萬機決於公論」的大政方針。[王金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太政官制和內閣制的確立》世界史，1999.5]同年閏4月又公布了《政體書》，整頓和充實了政府組織，確定了君主立憲制的政體。此後又通過建立常備軍和警察制度進行了軍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過「奉還版籍」和廢藩置縣鏟除了地方割據勢力，完成了建立現代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制國家的任務。同時明治政府通過頒布「徵兵令」和實行「佚祿處分」等措施把舊有的餓剝削轉變成新型資產階級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實行了內閣制，第二年開始設國會，從而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君主立憲的國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領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比較》，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1995.1]
與明治維新相比，同樣是由一個皇帝領導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問題的戊戌變法卻走向失敗。在政治方面，中國維新派提出了開言路、興民權、裁撤臃腫機構，以及在百日維新之前作為運動先聲所提出的反對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所涉及的都顯然不是社會生活的個別問題或枝節問題，而是重大政治問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知識分子精英們，簇擁著光緒皇帝在政壇上興雲布雨，以期達到運動的目的，而日本則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長州、薩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識之士，把天皇推到歷史前沿，以實現自身的抱負。[孫光禮：《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比較研究》，世界史，1998.5]
兩國在同樣走過了圍繞皇帝、發布政令之後，由「同途」走上了「殊歸」。
（二）經濟方面
經濟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礎。經濟狀況與社會穩定有著直接聯系，中日兩國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經濟，但是由於兩國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會反響和結果也不相同。
明治維新是一場大規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過戰爭，掃除了腐朽勢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勵精圖治，奮發求強。對比之下，中國的洋務運動是通過太平天國戰爭，改組了清統治集團後，進行的經濟方面慢步調整的改革。[羅肇前：《中日兩國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學月刊2001.6]
明治政府在經濟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規定的土地永世不得買賣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於政府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貨幣地租制度。在工商業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後，採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措施，成立了國家銀行，創辦了國營企業，扶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使日本的工商業得以迅速發展起來。[董以山：《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比較》，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1995.1]
洋務派首先創辦的是軍事工業，而不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業；之後創辦的民用工業其目的也不是單純為了「求富」，而是為軍事工業服務的。因此，得不到廣大人民的贊同。洋務派的改革幾乎沒有涉及到工商業，也不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創辦的企業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實際經營權都在官府手裡，且生產不計成本利益，導致官員腐敗貪污成風，最終洋務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軍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建立新式的軍隊，掌握了武裝才是鞏固政權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來第一次大規模交鋒，兩國軍備不相上下，但是由於 中國軍制建設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質、指揮系統、艦隊作戰能力遜於日本，最終導致了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這不得不對中日兩國軍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較。
明治政府成立之後，在軍制上作了重大調整。軍政制度方面，將海域劃分為若干海軍區，並頒布條例規定了鎮守府指責，完善了海軍組織體制；艦隊編制方面根據作戰能力和任務來劃分，以最大限度發揮海軍作戰能力。中國洋務運動中雖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海軍力量，但力量過於分散，各省督撫的抗命使海軍衙門形同虛設。[姚錦祥：《十九世紀中晚期中日兩國近代海軍軍制之比較》，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1]
武器裝備上，日本政府比較注重實戰，從炮火和速度上著眼編制，在訓練中制定了《軍人敕諭》，規定了必須遵守「忠節」、「禮儀」、「勇武」、「信義」和「質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動唯天皇是從。並且，日本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兵役制度，給了志願兵種種照顧，既保證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軍士兵的素質。相對來說，清政府海軍裝備在實力上很強，但只知裝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訓練上軍紀廢弛，導致艦隊實力上的下降。
兩國海軍建設內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異，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首先，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經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層要求改革建立新式軍隊，而中國的洋務運動之所以建立海軍完全是依賴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兩國建立海軍的目的不同，同時也導致了建設綱領的不同。日本建立海軍完全是為了求強，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擴張；洋務派形式海軍的建立則是為了維護舊式政權的統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黃海海戰後鎮遠艦槍炮官曹嘉祥、守備饒鳴衢總結道：「既設海軍，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創立海軍多年，其中利弊，著書立說，無微不至。我國海軍章程與泰西不同，緣為我國朝制所限，所以難而盡仿，所以難而操勝算也。」[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下冊，第400頁]
（四）教育方面
19世紀60年代，兩國在內外交困中分別以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為契機啟動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輪。日本在明治時期的40多年裡不斷更新教育制度，並由此建立了一套強有力的教育系統；而中國雖然前有洋務運動後有戊戌變法先後對教育進行改革，但始終沒能徹底改變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政府把教育作為文明開化政策的重心，並派考察團到歐美各國學習考察，有力得推動了改革。1871年廢藩置縣剛結束，明知政府立即設立了文省聲，統轄全國的教育事業，第二年又頒布教育改革法令--《學制》，正式開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學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對《教育令》作了修改。為了維護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義頒布《教育敕語》。除此之外為保證教育改革的順利進行，政府在資金投入上也不遺餘力，在經費的籌集和投入上採取了強制性和保護性的措施，教育經費的來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撥款，民間的贊助也成為學校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何桂端：《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時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較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2003.6]
而在中國，洋務派雖然也很重視教育改革，設立了外國語學堂、軍事學堂和技術學堂等30多所學校，但是始終沒有統一的學制來對教育進行管理，並且，改革是在西太後的「授權」的情況下進行的不可能初級封建專制及其相關聯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於形式，新式學堂沒有得到發展。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雖然一次又一次得上書要求進行教育改革，但他們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於知識分子，沒有涉及到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沒有形成完整的教育體系，政府對教育改革也不夠重視，興辦的新式學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後，為了改變日本的落後狀態，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明治政府採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從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會生活方式。與此相比，中國則是伴隨著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所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時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整體，加上受到當時種種政治力量的牽制和阻礙，致使中國仍然保持著原來的政治體制和落後狀態。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對歷史進程的影響特別突出，中日兩國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現的人物或類似落迥異，存在著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兩國改革中的領導階層具有很多不同點，這也是兩國改革朝著不同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無統一並且強有力的領導核心。
明治維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部署下進行的；中國的洋務運動卻始終缺乏有力的規劃和領導，戊戌變法的領導者是被幾個知識分子 擁護的沒有經驗沒有實權的皇帝。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地實現了領導核心的轉換，將政治權力集中於以明治天皇為首的具有改革開放的下級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憲政改革與日本明治維新：政治發展中的影響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們相信即使現代化以為著喪失他們的特權也是值得嚮往的。因此，國家政權掌握在下層武士手中，對改革是相當有利的。明治維新是一種國家的行為，自始至終貫穿著國家政權的權威。[何明良：《淺論中國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差異性》，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1.12]洋務運動時期雖然名義上有清政府的各項政令及總理衙門的管理，但實際上只是李鴻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為政，興辦「洋務」，以擴大自己的勢力，力量分散，難以對清政府的統治構成威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戊戌變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傳，使維新思潮傳播開來，但由於反動勢力強大，光緒皇帝及康梁等人對於慈禧太後為首的的頑固勢力所發動的政變無能為力。
清末憲政改革中，政治領導集團並沒有徹底現代化的決心和勇氣，在改革上就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在內憂外患必須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鞏固原有的體制，以至於難以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
其次，領導人本身的能力和經驗也有很大的差異。
明治維新領導人同藩主有較密切的聯系，對藩內政治改革也有較多的發言權，同時又比較了解下層武士的動向；在參與藩鎮改革中比較鞏固得掌握了藩內實權，積累了豐富的政治斗爭經驗。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的政治謀略和行政才幹是戊戌變法領導人所不能比的，他們善於利用形勢，維新前，矛頭直指幕府，爭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平民乃至農民的武裝。維新成功後，對封建貴族採取贖買政策，顯著減少了封建階級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證了實施改革所必須的政治安定局面。對西方有進一步的了解，從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戶孝允等人組成考察團到歐美各國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國社會變革一成一敗原因淺析》，呂梁高等專科學院學報，2005.2]
相對來說，戊戌變法人物則缺少謀略。他們不注意團結社會各種勢力，以減輕維新的阻力。在維新運動初期，對實力最強的李鴻章派系加以排斥。在處理翁同合問題上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至於同民眾運動的聯系就更談不上了。中國維新派對政治斗爭的殘酷性，對封建勢力的反動性也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心裡准備，在頑固勢力發動的無須政變時，大多沒有勇氣面對而到處尋求庇護。在策略上，沒有條理，維新短短的103天中，上書無數，，內部分輕重緩急，並且幾乎沒有一條能夠扎實貫徹下去的。[劉越英：《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若干條件之比較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3.11]作為書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沒有到國外做系統考察的經歷，完全憑自己的主觀發動維新，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如李鴻章、張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雖然學習西方，但引進的只有技術，不可能初級封建統治，各派系為擴大自己的勢力又不斷斗爭，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終免不了失敗。
再次，領導人人的對比。
佐久間象山和魏源。兩人所處的社會背景不同，所持觀點也有所不同，佐久間象山認識到了研究自然科學的重要性，形成了與傳統儒學相抵觸的思想；而魏源始終認為「師夷長技」，信奉「器變道不變」，沒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學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陰松和康有為。他們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傳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經政治風浪的考驗，富於大無畏的精神，他以他的聲明實踐了「由當殺身成仁」的誓言，並影響他的學生繼續戰斗。中國的維新派也富於獻身精神，但一旦事到臨頭，惟有「大眾痛哭不成聲」，戊戌政變後，康有為到處尋求庇護以保其身，無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殘局。[吳嘉延：《戊戌與明治時期中日維新運動之比較》，世界歷史，1987.4]
明治天皇與慈禧太後。明治天皇學習新知識，對當時社會形勢有相當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維新運動，終於實現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後卻相形見絀，作為封建舊勢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鞏固自己的勢力，維護封建專制，因循守舊，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動中國近代化順利實現。[姜鐸：《慈禧與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91.4]
福澤諭吉和梁啟超。他們分別是中日兩國近代化思想的啟蒙，並對本國的
Ⅱ 中國歷史上最有杖的王爺
說起來呀，劉去是很有來歷的。他的祖父叫劉越，王皃姁的兒子，牛不牛?也就是說，劉專越既是漢武帝的同屬父異母弟弟，又是漢武帝的姨表弟，這種血脈關系明顯要比其他同父異母的兄弟親許多。劉越是第一代廣川王，其子劉齊是第二代，劉去也就是第三代啦，有點繞，大概情形如此。
我們如今常說「隔代親」，還拿出遺傳學作為證據，其實任何證據也不如事實有說服力。如果劉去跟他祖父一樣，那就好了，老趙也不必熬夜寫這不三不四文革批判之文了。偏生劉去特像他父親劉齊，超水平遺傳，沒法子。
根據《漢書》和《前漢通俗演義》的敘述，格老子的，簡直如同小說。把歷史當小說寫的，除了如今無聊的網路作家，我愣是沒發現古人還有這嗜好的，《漢書》作者無疑是第一人，欽佩之情不免如滔滔江水。
Ⅲ 儒林郎馬太公，墓碑在永城市蔣口鎮張集村馬樓發現
是的，
長城網衡水3月6日電(劉金英
王永宏)3月5日，在武強縣北代鄉東劉堤村北古「長城堤」畔劉家墳附近，發現一通清代康熙年間的古墓碑。碑的正面寫有「皇清敕封儒林郎顯考諱爾賓字均雅府君、封安人妣張太之墓。」立碑人為「男：劉潤、劉濬；孫：元凱、元芳；曾孫(名字看不清)奉祀。」碑頭有精雕的二龍戲珠圖案，碑的四周雕刻著各種吉祥物圖案。
該墓碑的背面有立碑時間為「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子孟夏穀旦」和「敕封文林郎署理陝西西安府孝義州同知、現任富平縣知縣、知縣年家眷晚生賀雲頓首拜撰文，邑癢生馬OO書丹。」但碑的正文由於年久爆損，依稀能辨認出「均雅先生置酒…..此善可矣」、「孤獨無依者……於胸中」、「愛之」、「越恆…….積善家政」、「邑侯…..故樂表而彰之」等字樣。
據悉，此碑距今已325年。看其「儒林郎」封號和碑文中顯示的「善行」及邑侯的「彰之」，與清代道光本《武強縣志》中的《劉越恆傳》在內容上一致，都是「敕封儒林郎」和因為「積善」被當時的知縣表彰，但出土的正面碑文寫的是「皇清敕封儒林郎顯考諱爾賓字均雅府君」，沒有「劉越恆」的字樣，背面碑文中卻有「越恆」、「均雅先生」的字樣，推斷可能是該碑的主人名叫劉爾賓、字劉均雅、號劉越恆。
通過查閱《武強縣志》、《深州風土記》等文史資料得知，東劉堤村的劉越恆生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在武強縣歷史上很有名氣，以助人、睦家、救災、調解民間矛盾等「善行」而被載入史冊，並被朝封六品儒林郎。立碑人系其兒孫，也大都有功名，劉潤系「肅寧教諭」，劉濬系「貢生。」給劉越恆墓碑撰文的賀雲，是其在外地做官的家眷親戚。該村劉氏後人說，劉越恆還給劉氏家族留下了正直處世的好家風。幾百年來，劉氏後人都是正直處世，善行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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