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劉知

❶ 劉知幾的生平事跡

劉知幾出生於一個世代官宦之家，書香門第。他的曾祖劉珉為北齊唯陽太守，祖父劉務本為隋留縣長。知幾的從祖父劉胤之「少有學業」，在隋時即與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葯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間為信都令，曾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一同撰成國史和實錄，並因之授封陽城縣男。
劉知幾的從父劉延佑進士及第，頗有文名。劉知幾的父親劉藏器在高宗時為侍御史。監察御史魏元忠很稱贊劉藏器賢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對，便放他出為宋州司馬。其執法如山，無所阿私，言詞抗直，不畏權貴，甚至敢於批評當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劉知幾有兩位胞兄，長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簡靜，美風儀」，與知幾俱以善文詞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遷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男。據李邕《劉知柔神道碑》雲：「公春秋七十有五，以開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於東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斷，知柔當生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幾長十二歲。李邕稱頌知柔先人「莫不都長忠方，簡質貞亮，業行優絕，政理殊尤」，贊美知柔「立年博達，典學為海；懿文為林，鎮重為山，幽靜為骨，清談事約，言遣理深。謙常後身，儉不逼下」，且「儀形碩偉，風神散逸」。
知幾出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長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書香門第里，整個家庭氛圍的習染，使劉知幾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幾的先輩中，同史學頗多關系者是他的從祖父劉胤之和從父劉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詞學知名，幼年時代的劉知幾多受父兄黛陶，頗善文詞，這為他一生的學術事業打下堅實基礎。
知幾夙好史學，也許受了從祖、從父的影響，更重要的乃是個人的志趣，其父能順其秉性，採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調動了劉知幾求學的積極性，使之順利地踏上了史學道路。 有關劉知幾青少年時代的學習生活，劉知幾在《史通》中有所記載。《自敘》說：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余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無暇。劉知幾《自敘》相當具體地敘述了他在二十歲前的讀書生活。劉知幾從十一歲讀《左傳》，次讀《史》、《漢》、《三國志》，再次讀「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不只是一史只讀一部，而是「觸類而觀」，到了十七歲便「窺覽略周」。《隋書·經籍志》著錄史部之書凡817部，13264卷，知幾若「窺覽略周」的話，其數目實在不小。以半數計，也是相當可觀了。
劉知幾走了一條自己的治學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經」之路，「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余部，以廣異聞」。他博覽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他「觸類而觀，不假師訓」，凡所讀書，粗知「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這種治學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經學箋注主義，為了通曉古今沿革變遷，採用的是「通古今之變」的方法。
「不假師訓」，走獨立鑽研的路，這其中首先表現為他不盲目迷信師訓，而且對師訓、成說表現出某種懷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敘》中說：「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少年劉知幾的質疑精神，是其治學風格的重要特徵。劉知幾在青少年時代博極群書，積累了融會古今的淵博學識，從而打下了一生的學問基礎。這博通的治學道路是少年劉知幾治學的又一特徵。前已提及，少年劉知幾在十七歲前對古今史籍「窺覽略周」，已屬不易。他在經、史之外，也讀了大量文學的書。
盡管他夙好史學，但家學傳統的薰陶，父兄的言傳身教，也頗喜詩賦。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應科舉進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時》篇說：「仆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大體反映了他在舉進士之前的學習歷程。經史文的結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學的基礎。
知幾「以同學知名」應該是二十歲前後的事，他說：「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結合「仆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的話，可以看出知幾青少年時代奔走文史的路徑。
《史通·自敘》中也曾披露，他在科舉前「未暇」「專心諸史」，而「射策登朝」之後，「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年歲，公私借書，恣情披閱。」這說明，知幾在幼年時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從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歡上了史學，確立了學史、研史的志願。二十歲前由於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愛詩賦文章，頗得世人稱譽。自踏入仕途以後，乃專心於史學事業。 劉知幾二十歲後步入仕途，隨著學識日進，逐步形成了自己對史學的看法。知幾進士及第後，經吏部考試，授獲嘉縣（今河南省獲嘉縣）主簿。這是一個正九品的小官，負責一縣的文書，是縣衙幕僚之首。知幾在公務之暇仍潛心墳典，經史百家，無不涉獵，雜記小書，在所瀏覽。當時的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自然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兩大重心，獲嘉縣地近兩都，知幾得以旅遊京洛，飽覽公私藏書。自永隆元年（680年）入仕起至聖歷二年（699）調職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幾都是在公務之閑博覽群史，實際上是學史研史的二十年。
劉知幾登上仕途之時，適值武則天以皇後身分干政之際。她是實際上的執政者。到武則天統治的最後時期，即天授（690—692）之後，社會政治緊張的局面方趨緩和。天授初年，武氏急於培植擁護她的社會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隱逸」，一時間官吏冗濫成災。劉知幾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剛直的態度，敏銳的政治眼光，上書請淘汰屍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幾又上書建議「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
證聖元年（695年），劉知幾針對當時赦有無度的弊端，提出「節赦」的主張。
劉知幾表陳四事，涉及於官吏的社會作用、選拔標准以及管理使用辦法等諸方面的問題，而集中於對現實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敗現象的批判。
就在這個時期，劉知幾寫了一篇《思慎賦》。這篇賦既顯露了劉知幾的才華，也道出了他的苦悶，特別是抒發了他在苦悶之下經過冷靜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幾之博學卓識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從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寫《思慎賦》時已十五年沒有遷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這「思慎」只能是對現實的抗爭。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劉知幾身居仕班，但他沒有成為政治家，是社會沒給他提供機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學術事業上去了。 武後聖歷二年（699），三十八歲的劉知幾在做了十九年獲嘉縣主簿後，調任京師定王府倉曹。這次調職，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時的劉知幾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學者。青少年時代已以文學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華。其二，則天詔修《三教珠英》，以為劉知幾是個人選。據《舊唐書·徐堅傳》載：「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在聖歷二年（699）。
《三教珠英》於長安元年（701）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幾出任著作佐郎。時年四十二歲。適如他自己所說：「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從此開始了他的史官生涯。著作佐郎是著作局裡的職任。著作局設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從六品上。自劉知幾進入史館後，面對著無數難以克服的矛盾。劉知幾在《史通·自敘》中回顧自己在史館修史的往事，不無感慨地說：「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後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義，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猶大為史官所嫉。」
劉知幾自長安二年（702）進入史館，至中宗景龍四年（710），九年之中，「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長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這是一為史臣，一入東觀（史館）。中宗即位之後，「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這就是二為史臣。中宗還京不久，「驛征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這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這些年，他參與修過《唐史》，重修《則天實錄》等。但是，修史並沒有給劉知幾的功名追求帶來多少幫助。
《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下》記載說：「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其後，史官太子中允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職，奏記於蕭至忠。」
劉知幾辭去史任之後，出任太子中舍人，又為修文館學士。 長安二年，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對後世影響很大。 但並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長安四年（704）曾作了《劉氏家史》十五卷和《譜考》三卷。神龍二年（706）中宗還京師，知幾逗留東都。《史通·忤時》回顧了當時的情景：「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眾。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
「驛召至京」在景龍二年（708），自神龍元年至景龍二年，知幾「一為中允，四歲不遷」，但他「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定是集中精力撰寫《史通》的三年。有人說他躬為史臣，不書國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寫《史通》一事。知幾於景龍二年（708）被驛召至京，專領史事，遷秘書監。就在這時提出求退史職的要求。其實，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寫著《史通》，至景龍四年（710）二月，全書完工，凡二十卷。 劉知幾在景雲元年（710）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兼修國史，並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庶子是東宮官，東宮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總司經、典膳、葯藏、內直、典設、宮門六局。崇文館也是東宮設置的。貞觀十三年置崇賢館，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館。崇文館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課試舉送如弘文館。銀青光祿大夫的封號在官秩上相當於從三品。這年，李隆基立為東宮太子，因為劉知幾的「幾」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為避太子名諱，知幾便廢名而以字行，因稱劉子玄。上述情況可知，知幾在玄宗為太子時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積極性。景雲二年（711），劉知幾寫《釋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將親釋奠於國學，主管部門草擬儀注，決定讓隨從官員都乘馬著衣冠，劉知幾以為不可，上議駁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劉知幾奉詔與柳沖等改修《氏族志》。開元二年，劉知幾等人刊定《姓族系錄》二百卷，後升任散騎常侍。
開元四年（716）十一月，劉知幾與友人吳兢撰成睿宗、則天、中宗三朝實錄，奏於執政，請援例恩賞。這是知幾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國史、實錄修撰。其中《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劉知幾與吳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實錄凡七十卷，這是他撰成《史通》之後在史學上的又一重大貢獻。除上述與吳兢合修三朝實錄外，還曾單獨撰修過《睿宗實錄》及《太上皇實錄》。還有同吳兢合修的《高宗後修實錄》。這樣，劉知幾實際上參與了高宗、武後、中宗、睿宗四朝實錄的修定工作。四朝實錄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舊唐書》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書，包括吳兢、韋述等人相繼撰述的《唐書》和各朝實錄。劉知幾對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詳細地記載，做出了極大貢獻。僅從這方面的成就而論，劉知幾也不愧為一名稱職的史官。朝廷獎勵其修史之功，封他為「居巢縣子」，實現了他多年的願望。開元七年，劉知幾論《老子》《孝經》注議》
玄宗開元九年（721），劉知幾的長子劉貺任太樂令，觸犯法律而判罪流放。為此事，知幾「詣執政訴理」，皇帝聽到十分震怒，於是貶授他為安州都督府別駕。安州治在安陸縣，就是今湖北安陸縣北，已是遠離京師。別駕，較之左散騎常侍，降級一品。旅途的辛勞，貶官的苦悶，使劉知幾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贈為汲郡太守，又追贈工部尚書，賜謚「文」。後其諸子各有著作行於世》

❷ 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和《通志略》的史學價值。

「史才三長論」：是唐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提出的著名史學觀點。 所謂「史才三長」，包括：史才、史學、史識。 所謂「史才」，是指寫史的能力；「史學」是指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史識」是指對歷史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能力。他認為，作為史官，三者不可缺一，三者中間以「史識」最為重要 《通志略》的史學價值。： 《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對後來史學的發展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在體例了吸收了《通志》的成果。明王沂仿《文獻通考》編纂《續文獻通考》，輯遼、金、元的國朝典故為其續後，又效《通志》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溢法、道統等以補其遺。清乾隆年間仿效《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修成《續通志》和《清朝通志》。著名史學家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更是直接受到鄭樵《校讎略》的啟發、影響而成的。此外《九通》中的部分著作也繼承了《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可見，《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對後世史書形式影響之大。 總而言之，鄭樵的《通志》是一部具有極高歷史價值的著作，它概括了古代有關自然和社會各方面的知識，為以後的人們在研究校讎學、金石學、目錄學、文字學、動植物史等方面都提供了極為方便的條件。同時不可抹煞的是它的史體對中國史界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後世的諸多歷史研究中，《通志》留給學者的有用資料是相當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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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劉知己的史學思想

關於史學家素養的「史才三長」理論，即一個優秀的史學家應該具備三種才能，史才、史學、史識。這是劉知幾對中國以往史學優點的深刻總結，對日後史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史才，是指一個史學家必備的能力，包括掌握和運用文獻史料的能力，運用體裁體例的能力，進行文字表述的能力。簡略言之，既是一個史學家必須學會博採史料，集腋成裘，這是史書編著的基礎；同時他還必須學會恰當的運用題材體例，善於剪裁紛繁復雜的史料，以使史書條理分明，便於讀者去了解當時的史實；最後，一個史學家還必須善於進行文字表述，原則是真實（秉筆直書）和簡潔。
史學，是指一個史學家必須具備豐富的學問，因為史書編撰的基礎是史料，因此史學家最重要的學問就是鑒別史料的真偽。這種鑒別要求將一些誇大不實或者根本就是虛構的史料剔除，否則就會影響作品整體的真實性。
史識，是指一個史學家的歷史見識，對歷史的分析評價能力，這是劉知幾認為的史學家最重要的素養。史學家作為人，總是會將自己的主觀觀點或多或少的加入作品中去，而史實本身卻是客觀的。因此劉知幾要求一個史學家應該「兼善」、「忘私」，「兼善」是指博採各家之所長，不要厚此薄彼；「忘私」是指排除自己的主觀看法，拋棄個人好惡，完全根據客觀事實描述。

❹ 劉知幾的史才、史學、史識具體是什麼意思

唐儒劉知幾於《史通》中提出史學家應具史才、史學與史識。

1. 史才，不僅指天才和才氣，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謂的「辭章之學」。作為一個史學家必須善於用文字來敘述、論證史實。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對史學家來說，文字簡潔、明晰、准確，能用最簡短、平凡的文字，表達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史記》應該是此中最高境界。

2. 史學，是指學識，主要是指專業知識。史學的面很廣，既要有中外歷史知識的雄厚基礎，又要在專門從事的專業方面有深厚的造詣。即所謂「博」，應具備廣博的知識基礎。有關史學各門的基本知識，均應有所涉及和了解。

3. 史識，就是識見，義理；即是以科學的史觀作指導，來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實，然後得出科學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的史與論的關系問題。不能 「以論代史」，而要「論從史出」。也不能只研究史料，掉進故紙堆里。而要對歷史有自己的觀點。即「識見」。三才中以「史識」為最難，但也最重要，因為有才無識或有學無識，都不足以成為優秀的史家。

❺ 求助 一：劉知幾對中國史學發展的貢獻 二：章學成的史學成就 三：《通志》對我國史學發展的貢獻

劉知幾，唐代史學家。永隆年間（680年）以弱冠舉進士，歷任著作佐郎、中書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國史二十餘年。景龍二年（708年）辭去史職，從事私人修史工作。開元九年，六十歲時因營救長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貶為安州都督府別駕，不久去世。有《史通》傳世，對中國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評，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

《史通》包括內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採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並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它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作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它認為﹐「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主張對當時各種「雜史」應分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以往各種記載中存在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於作史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歷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餘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於歷史的嚴肅態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札記﹐涉及到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
《史通》對史學工作也有一些論述。如它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一是敢於奮筆直書﹐彰善貶惡﹐如董狐﹑南史﹔二是善於編次史書﹐傳為不朽﹐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歷史知識﹔史識﹐是歷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於歷史事實﹐秉筆直書。史有「三長」之說﹐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
《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纂體裁體例的專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纂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歷史發展到評論史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性著作。唐人徐堅認為﹐為史者應將《史通》置於座右。明﹑清以來﹐《史通》流傳漸廣﹐注﹑釋﹑評﹑續者往往有之﹐現代史學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論著。它是8世紀初中國史壇和世界史壇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也是有缺點的。它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局限於對過往的總結﹐未能提出新的設想﹔它說的史書編纂超不出編年﹑紀傳二途﹐亦不夠全面。它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動的客觀歷史去適應體例的模式﹐因而對已往史書的批評亦往往失於偏頗。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號少岩，浙江會稽（今紹興市）人，是我國封建社會晚期一位傑出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他對編纂史書的具體做法，又表現在他所修的諸種地方誌之中。章學誠在這部書中提出了「經世致用」、「六經皆史」、「做史貴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論斷，建立了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同時還在總結前人修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志屬信史」、「三書」、「四體」、「方誌辨體」和建議州縣「特立志科」等重要觀點，建立了方誌理論體系，創立了方誌學，從而奠定了章學誠在清代史學上的重要地位。

《通志》是宋代繼《資治通鑒》後又一重要成果。這部書繼承了司馬遷所創的紀傳體通史體例，編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蟲魚草木、禮樂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韻、金石圖譜等社會各個方面的內容。
《通志》的編撰《通志》200卷，500多萬字，全出於一人之手。書成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歷時30餘載，盡作者畢生心血。這個人便是南宋初的鄭樵。
鄭樵（1104- 1162年），字漁仲，自號溪西遺民。福建興化軍興化縣（今福建莆田縣）人。因久居家鄉夾漈山上，人稱夾漈先生。鄭樵生活在宋朝民族危機最嚴重的時期。二十三四歲時，經歷了北宋汴京淪陷，徽宗、欽宗被浮，宋室南遷的時局動盪。當時，他曾與從兄一起致書南宋官員自薦，要求 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 ，未得推薦，便埋頭著書，以學報國。晚年，因《通志》完成，朝廷任他為樞密院編修。然而未滿1年即病逝，終年59歲。
《通志》的史學價值
《通志》成書後，雖得到皇家收藏，但由於大部分內容是以往史書的重述，被不少史家認為史料價值不大。隨著時間推移和人們視野的開闊，《通志》的價值逐漸被人們所認識。清代學者章學誠稱鄭樵是 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 。因而他給予《通志》高度評價： 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范；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載，終為不朽之業矣！《通志》的價值，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史學思想和編纂學特點。
鄭樵的史學思想，並未留下史論專著的系統闡述，但從《通志》做書風格、內容剪裁以及序言說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學精神和歷史觀點，這就是：主張實學。這與反對空言密切相關。當時的社會思潮，理學已達登峰造極，同時，空發議論、任情褒貶的風氣也漸漸流行。不少思想家、史學家對此多有不滿。如陳亮、葉適的事功之學矛頭直指理學的空談弱點；李心傳、李燾從司馬光編年體修史，也都提倡據實直錄。而強調實學作風，並貫穿於行動者，在南宋學界，鄭樵十分突出。他的實學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內容：第一，反對空言著述。鄭樵研讀各類書籍，認為《史記》會通古今，為人們提供了治國安邦的事實參考，是一部 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 的重要著作；《論語》則是一部 空言著書 的著作，對後世學風產生了不良影響。因而，他非常重視史著，把歷史記載看成是 國之大典 ，強調治史必須重視典章制度，做到 詳文該事 ，而不可 相尚於言語 。因此他批評當時的浮誇學風，認為： 後人學術難及，大概有二：一者義理之學，二者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不達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為無文彩。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語言之末，而非為實學也。 他譏諷這種學風 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飱，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 。可以看出，他的實學主張首先是與空言義理相對立的。

《通志》的編纂學特點，與鄭樵的史學思想一樣，有其與眾不同的鮮明之處。
首先，改造史志，豐富史書內容。這一點與鄭樵的 會通 思想相一致。《通志》20略，在內容涵蓋面上、寫作詳略度上，對舊志均有創新和發展。其次，統一體例，補正舊史。《通志》中的紀傳，錄用了15部正史的內容，卻並非全文照抄，而是綜合改編，服從統一體例編排，使篇目整齊一致。又刪繁補缺，刪去帶貶義的傳目，如《賊臣傳》、《索虜傳》、《僭偽傳》等，增補有政治作為的人物傳和所缺表志譜系等。
再次，區分類例，考鑒源流。《通志》包容了比舊史多得多的內容，又做到了龐而不雜，關鍵在於細心的分門別類，分述本源。20略猶為突出，各略中的門類區分明確，井然有序，互不重疊混雜。

❻ 請列舉出十位歷史學家

自己從下面挑十個。

中國古代歷史學家
司馬遷（前135年?~前87年?），《史記》
班彪（3年~54年），中國東漢史學家
班固（32年~92年），《漢書》
班昭
陳壽（233年~297年），《三國志》
范曄（398年~445年），《後漢書》
劉知幾（661年~721年），《史通》
杜佑（735年~812年），《通典》
司馬光（1019年~1086年），《資治通鑒》
洪邁（1123年~1202年），《容齋隨筆》
周去飛（1135年~1189年），《嶺外代答》
趙汝適(Zhao Rukuò 1170年~1228年，《諸蕃志》
馬端臨（1254年~1324年），《文獻通考》
汪大淵(1311年~ 1350年)，《島夷志略》
張燮（1574年~1640年），《東西洋考》
顧炎武（1613年~1682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王鳴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
趙翼（1727年~1814年），《二十二史札記》
錢大昕（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異》
章學誠（1738年~1801年），《文史通義

國近現代歷史學家

王韜（1828~1897年），《法國志略》、《普法戰紀》、《法蘭西志》、《美利堅志》、《日本通中國考》、《琉球朝貢考》、《法越交兵記》、《西古史》、《西事凡》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國古代史》
梁啟超（1873年~1929年），《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
王國維（1877年~1927年）
柳詒徵（1880年~1956年）
陳垣（1880年~1971年），《元也里可溫考》《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通鑒胡注表微》
鄧之誠（1887年~1960年），《中華二千年史》《清詩紀事初編》《骨董瑣記全編》
陶希聖(1899~1988)，《八十自序》《中國社會現象拾零》
黃現璠（1899年~1982年）《廣西壯族簡史》《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壯族通史》
馮承鈞（1887年~1946年），《成吉思汗傳》《中國南洋交通史》《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景教碑考》
陳寅恪（1890年~1969年）
胡適（1891年~1962年）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錢穆（1895年~1990年），《國史大綱》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郭廷以（1904年~1975年），《近代中國史綱》《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
張蔭麟（1906年~1942年）
勞干（1907年~2003年）
譚其驤（1911年~1992年），《中國歷史地圖集(8卷)》
全漢升（1912年~2001年）

❼ 劉知幾的史學成就，詳細的

劉知幾 (661-721) 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舉進士。武則天長安二年(702)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朱敬則等撰《唐書》八十卷﹐神龍(705～707)時與徐堅等撰《武後實錄》。玄宗先天元年(712)﹐與譜學家柳沖等改修《氏族志》﹐至開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四年與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 《史通》目錄(明刻本) 劉知幾不滿於當時史館制度的混亂和監修貴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干涉﹐於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史通》包括內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採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並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它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作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它認為﹐「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主張對當時各種「雜史」應分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以往各種記載中存在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於作史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歷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餘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於歷史的嚴肅態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札記﹐涉及到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 《史通》對史學工作也有一些論述。如它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一是敢於奮筆直書﹐彰善貶惡﹐如董狐﹑南史﹔二是善於編次史書﹐傳為不朽﹐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歷史知識﹔史識﹐是歷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於歷史事實﹐秉筆直書。史有「三長」之說﹐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 《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纂體裁體例的專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纂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歷史發展到評論史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性著作。唐人徐堅認為﹐為史者應將《史通》置於座右。明﹑清以來﹐《史通》流傳漸廣﹐注﹑釋﹑評﹑續者往往有之﹐現代史學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論著。它是8世紀初中國史壇和世界史壇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也是有缺點的。它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局限於對過往的總結﹐未能提出新的設想﹔它說的史書編纂超不出編年﹑紀傳二途﹐亦不夠全面。它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動的客觀歷史去適應體例的模式﹐因而對已往史書的批評亦往往失於偏頗。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說明《史通》在唐代已經流傳。《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見﹐流傳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萬曆五年(1577)的張之象刻本。萬曆三十年的張鼎思刻本﹐源於嘉靖十四年(1535)的陸深刻本﹐也是較早的本子。李維楨在張鼎思刻本的基礎上進行評論﹐乃有《史通評釋》刻本。此後續有郭孔延《史通評釋》﹑王維儉《史通訓詁》﹑清朝黃叔琳《史通訓詁補》等。浦起龍將明清各種版本疏而匯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釋》﹐刻於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齋刻本﹐流傳較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華校點《史通通釋》﹐有詳細校勘﹐並改正許多引書上的錯誤﹐書末附錄陳漢章《史通補釋》﹑楊明照《史通通釋補》﹑羅常培《史通增釋序》﹐是為目前之通行本。

❽ 我國歷史上『『史學八大家"，你知道下面8位歷史學家分別是哪個時代的人嗎

左丘明:
春秋抄時魯國人，襲著有《左傳》，編年體史書創始人。
司馬遷:
西漢人，作《史記》，首創正史紀傳體。
班固:
東漢人，著《漢書》，開創斷代史體例。
劉知幾:
唐代人，編著《史通》，我國第一個史學批評家。
杜佑:
唐代人，著有《通典》，為
我國第一個記敘典章制度的通史。
司馬光:
北宋人，編成《資治通鑒》，為編年史第一部巨著。
袁樞:
宋代人，著《通鑒紀事本未》，創立了紀事本未的體裁。
顧炎武:
明清學者，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