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歷史學派

『壹』 三大法學學派及其主要觀點是什麼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於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並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准。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 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於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於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於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麼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並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採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徵。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採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於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並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後，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於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准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於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於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恆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築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後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准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於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採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後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採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麼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後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麼？我們得到些什麼？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於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後，也必然首先服務於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准和相對普遍的價值准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託。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症下葯"，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於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 ，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並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餘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餘。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於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貳』 法學的法學發展簡史

在中國，法學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那時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極為輝煌的時期，各學派相繼興起，百家爭鳴。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兩家）爭論的問題之一。這一時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對中國後來的思想家有深遠影響。春秋時期，中國古代法律已從習慣法向成文法、從秘密法向公開法發展。子產鑄刑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到戰國時期，魏國執政李悝在各諸侯國法律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封建社會的法典《法經》。這部《法經》雖早已失傳，但在一些歷史著作中載有其篇目。《法經》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確立了中國封建社會法典的基本體系，以後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開皇律》、《唐律疏議》的體例都是在《法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戰國時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韓非等人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與儒家相反，他們強調法律及其強製作用，而輕視聖賢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張「法治」。法家還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為一種權衡、規矩、尺度，提供一個判斷是非的客觀准則；法應隨時代而變；法由國家制定；法應公開，應平等適用；應嚴格守法，法與賞罰不可分，等等。那時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以加強君主專制和嚴刑峻罰為基礎的，不同於西方17～18世紀反封建專制 、反酷刑的法治。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採納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議，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代替法律，而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法家思想來立法。
漢武帝採納儒家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在思想領域中，儒家學說被奉為正統，儒家的法律思想壟斷了長達2000年的法學領域。通常所講的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法律思想就是指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實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專制主義，其結果是導致法學在中國的衰落。
在這一時期中，繼百家爭鳴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學說，對以專制君主名義發布的成文法進行文字上、邏輯上解釋的律學，即通常所說的注釋法學。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等都曾對漢律作章句註解。晉朝張斐和杜預也曾對漢律作註解。東晉後，私家註解逐漸由官方註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長孫無忌等人於公元 652 年奉詔編寫《唐律疏議》一書，對《唐律》作了權威性的解釋，與唐律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獻。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輔」作為主導思想。《唐律》及其《疏議》集戰國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為唐以後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範。《唐律》對當時中國近鄰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法律也有重大影響。因而在國內外法學著作中，通常將以唐律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國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稱為中華法系或中國法系。
從三國魏明帝時起，設律博士職，專門傳授法學。這一官制一直延續到宋朝，至元代才被廢除。晚清法學家沈家本在總結中國歷史上法學的發展時曾認為，元明清時法學已日趨衰落。1740年編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法律。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逐步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司法制度和法律思想領域也發生相應變化。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思想、嚴復所翻譯的許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紀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又有社會學、進化論方面的內容。
如果說嚴復等人在中國傳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學方面的思想，那麼，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則主要傳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別是基於羅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訂法律大臣時，主持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國傳統法律的工作。他派遣政府官員和學生出國考察和學習西方法律，聘請日本法學家來中國修訂法律和講學，1906年創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學校；組織翻譯了大量外國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後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西方各種法律思想，繼續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也開始傳入中國。 人類歷史上積累了豐富多彩的法律文化。除中國外，還有古代埃及、古代兩河流域鄰近地區各國、古代印度以及中世紀伊斯蘭教各國、日本和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學的內容極為廣泛，通常指古希臘 、羅馬奴隸制社會、西歐封建社會以及近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法學或法律思想。
在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城邦，盡管成文法並不很多 ，也沒有職業法學家，但當時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文學等著作中，探討了關於法的許多基本問題。例如法是神授還是人定；法的基礎是權力還是自然、正義或理性；是法治還是一人之治 ，以及法和民主 、自由 、平等的關系 ；法和國家、自然法和實在法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思想對後世西方法學一直具有影響。
與古希臘不同，古羅馬的成文法（主要是私法）和法學極為發達。在西方歷史上，正是在羅馬帝國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職業法學家集團，第一次出現了法律教育和法學學派 ，第一次出 現了法學著作。羅馬五大法 學家之一的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是一部最早的並完整保存下來的西方法學著作。
歐洲中世紀，由於天主教會在政治、經濟上佔有很大勢力，教會神學在思想領域中居於壟斷地位，法學與哲學、政治學等都成了神學的附庸。到中世紀中期和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的出現和成長，出現了一種以恢復和研究羅馬法為核心的法學，即自12～16世紀相繼出現的義大利的注釋法學派、評論法學派以及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這三個法學流派雖各有特點且相互對立，但通過它們 ，羅馬法在歐洲大陸得到廣泛傳播，從而為歐洲大陸以羅馬法為基礎的統一的法律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歐洲大陸不同，英國中世紀的法，主要是普通法。這種情況表明了以後西方世界兩大法系的淵源：民法法系（又稱大陸法系）是在羅馬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普通法法系（又稱英美法系）是在英國普通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7～18世紀最為盛行的法律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荷蘭的H.格勞秀斯、英國的T.霍布斯和J.洛克、法國的C.L.S.孟德斯鳩和 J.-J.盧梭等人。他們的學說和政治綱領盡管有很多差別，但總的來說 ，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的思想，是《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法制的理論基礎。這個學派極大地提高了法在社會中的地位，倡導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則，創立了憲法、國際法等新的法律學科，沉重地打擊了神學，使政治學、法學擺脫了神學的束縛。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典《拿破崙法典》，就是在這個學派的思想基礎上制定的。古典自然法學派起過巨大的歷史進步作用，但也不可能超出時代所給予它的限制。
《法國民法典》亦即《拿破崙法典》
在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確立，古典自然法學派漸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的哲理法學派。在歐洲大陸，開展了廣泛的編纂法典的活動，比較法學和行政法學隨之興起。隨著英國和歐洲大陸一些國家從事殖民擴張，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影響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西方兩大法系終於確立起在世界范圍的地位。
進入 20 世紀 ，西方法律和法學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所謂「法的社會化」問題，即強調法不僅應保護個人權利，而且應著重保護社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新的科技革命，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空前發展，國家經濟職能大大增強 ，資本主義經濟有了較大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更多地採用改良、讓步和福利主義政策。在這種條件下，一般地說 ，資產階級統治相對穩定，資本主義民主和法制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它們主要體現在下列方面：
①德、意、日三國在戰後通過新憲法，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有所擴大，憲法和法律監督進一步加強。
②立法重點從私法轉向公法，新的公法、公法化的私法、公私混合法大量出現。
③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已從17～19世紀的理性主義、概念論法學轉向現實主義、利益多元論和折衷主義，在強調法律重大作用的同時承認這種作用的局限性。
④在法律形式上，雖然也制定和修改了若乾重要法典，但一般採用單行法、特別法形式。
⑤對司法組織和程序進行改革，加強法官解釋法律的權利 ， 形成事實上的 「 法官創制的法律」。
⑥兩大法系逐步靠攏 、 國際立法增多。但與此同時，破壞法制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法學領域中，學派更加繁多，新自然法學（或類似的價值論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大派別相互靠攏。非法學思潮對法學影響更不斷擴大，出現了經濟分析法學、批判法學等新的法學派別。
馬克思主義法學
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法學領域幾乎一直是由有產階級思想家、法學家壟斷的。他們為法學提供了大量歷史資料，有的人在闡述法律現象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合乎或接近科學的觀點，有的法律思想也起過歷史進步作用。但由於階級地位和時代的局限性，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學地闡明法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
馬克思主義3個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馬克思 、 恩格斯的法律思想，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它的出現為法學領域帶來了根本變革。它代表了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利益 ，以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闡明了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使法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以往法學的原則區別
①以往法學主要以歷史唯心主義為基礎，否認經濟因素對法的最終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是掌握國家政權階級意志的體現，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最終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當然，法和經濟以外的各種因素也相互作用。但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
②以往的法學否認法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肯定法的階級性，同時肯定法的繼承性。馬克思主義法學和社會主義法都是在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上優秀法律文化遺產的同時創立和發展的。
③以往的法學大都認為法是超歷史的，永恆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法也將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那時當然還有具有某種強制力的行為規則，但已不是階級意義上的法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法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是：
①他們在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也就說明了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
②他們在考察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在直接參加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分析和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制度。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主要貢獻是：
①在領導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與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孟什維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和其他機會主義者作斗爭的過程中，揭露了沙皇俄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特別是與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相聯系的資產階級法制的本質及其虛偽性。
②他在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開始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法制的理論。
法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政府《六法全書》的指示以及《共同綱領》關於廢除舊法律創建新法律的規定 ，都表明一種新的法學在中國大陸的創立。但在相當長 時期內 ， 這一法學的發 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 中國法學就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指引下，成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服務的法學，它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發展了法學。
當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個方面是在中共和國家重要文獻或領導人關於法制的重要論述中體現的發展。
首先，法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法學的發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中國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同時也研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經驗，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作出了科學的論斷：「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和發展了這一結論：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闡明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被忽視，為了防止類似悲劇的重演，就必須加強民主和法制。
其次，法律和宏觀經濟調控也促進了法學的發展。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指令，採用直接控制為主的運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作用是有限的。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過程中，人們已日益認識到法律在經濟領域中的巨大作用。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提出 ，「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從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為主要依靠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並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間接控制方式。中共十四大將中國經濟體制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後，法律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更為加強，法學研究隨之進一步開展。
同時，中共中央主要根據中國經驗，提出了綜合治理的方針，即在中共和政府的領導下，政法機關協同其他各機關、團體，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充分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各種手段，預防和打擊犯罪，改造罪犯。十餘年來的社會實踐證明，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種綜合治理的理論是對法學，特別是對刑法學、犯罪學等法學學科的重要貢獻。
此外，還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即設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按照這一原則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一國兩制實現就意味著「一國數法」的出現。這將推動當代中國法律和法學向多樣化發展，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是一重大貢獻。
當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另一個方面是中國的專業的法學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貢獻。主要是：
①對一系列重大法學理論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為此而撰寫專著、教材和論文，以及編寫法學工具書、召開學術研究會。在各個部門法學以及國際法學中都曾進行過有關本學科重大問題的研究。
②改進和發展許多已有一定基礎的法學學科（如憲法學、刑法學、民法學、訴訟法學和國際法學），同時又創建許多在國內以往並不存在的新學科，如經濟法學、行政法學、軍事法學、科技法學、環境法學、現代西方法律哲學、法律社會學、比較法學、立法學等，並發表有關論著。
③專業法學工作者經常參加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或提出有關立法建議等，很多專業法學工作者出任兼職律師或參加其他法律實際工作。這些活動都有助於法學與實踐的結合。
④從事法律院校教師工作，培養中高層次的法律專門人才（大學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為此編寫大量各種形式的法學教材。
⑤將國外法學（包括方法論）新動向引入國內作為借鑒，為此翻譯了不少外國法學論著、法律、法規、法學工具書等，並進行了廣泛的國際法學交流，大量的學生、教師去國外學習、進修和講學或參加國際法學會議，又有不少外國法學家來中國講學和學習。
法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不同於文學、哲學、史學等人文科學的一個特徵，就是法學、經濟學比文學、史學等更具有強烈的適用性。因此，強調法學理論要經世致用，不要變成玄之又玄的經院哲學，在總體上是不錯的。從主觀上來說，中國法學家們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學說遠離現實，但從客觀上來看，法學家的不少主張離實際操作過遠的現象，還是相當嚴重。這一問題不能僅僅用法學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來解釋，而就聯系中國的法學教育體制和法學家的出身經歷，作更廣泛的考察。
從法學教育體制來看，據筆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學法學院的院長、教授都有過擔任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律師的經歷，他們把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一道傳授給了學生。而中國法學院院長、教授中有過官員、法官、律師、檢察官經歷的實在為數不多。他們大都是從高中進大學，然後留校任教，這種經歷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深入了解實際，不可能具有較為豐富的社會經驗，要他們的學說貼近實際(不是盲從、附隨實際)也多少有點勉為其難，要他們立場公正、持論公允，也非舉手之勞。
瀏覽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學家，他們大都有擔任過官員、法官等經歷。根據何勤華教授主編的《外國法律史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統計，古羅馬時代的著名法學家有四個：蓋尤斯、帕比尼安、烏爾比安、查士丁尼，除蓋尤斯出身不詳外，帕比尼安曾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近衛都督（相當於副皇帝）等。烏爾比安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查士丁尼是東羅馬帝國（又名拜占庭帝國）著名的皇帝。
法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居亞斯和朴蒂埃兩位，居亞斯雖未當過官，但其師從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長的法國駐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則在奧爾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職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薩維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薩維尼擔任過普魯士樞密院議員、柏林上訴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顧問等，祁克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律師、見習司法官、軍官等。近代以來的著名法學家有科克、布萊克斯通、邊沁、奧斯丁、梅因等五位，這五位都有過官員或律師的經歷。科克做過律師，擔任過諾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倫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國副總檢察長、國會下議院議長、英國檢察總長、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樞密院成員等。布萊克斯通做過律師，大學校長、法院陪席法官、國會議員、王室法律顧問、王室副總檢察長、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邊沁做過律師，雖然他是個很內向的人，但為了自己的學說能緊密聯系實際，他走出書齋，曾經草擬了憲法、民法、刑法以及議會改革的要點，給俄國沙皇編製法律。奧斯丁當過陸軍軍官，做過律師，被大法官布勞漢任命為第一刑法委員會的委員，擔任過皇家刑法和訴訟委員會的成員。
美國近代以來著名的法學家有霍姆斯、卡多佐、龐德等三位。霍姆斯做過律師，擔任過馬薩諸賽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官大法官等。卡多佐做過律師，擔任過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紐約上訴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龐德做過律師，擔任過內布拉斯加州高級法院上訴受理專員和州最高上訴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顧問和教育部顧問等。
經濟學家中也有類似情況。作為首屆（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簡·丁伯根從年輕時起就投向仕途，在荷蘭中央政府任職15年。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1962年就任於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後來成為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遜1941年受聘到美國資源計劃局工作，1945年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1953年在美國預算局任職，擔任過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二戰期間被美國政府委任為華盛頓戰時生產局計劃統計處副處長。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擔任過柯林頓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因此，從事應用性很強的法學專業的學者們，如欲把學問做得扎實、有價值，就要勇於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讓自己的學說接受國情的檢驗，或者貼近現實，或者改造現實。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於法學家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的制度，促進理論聯系實際的制度化。

『叄』 評述十九世紀三大法學流派。

一、古希臘時期
這個時期是人類文化比較燦爛的時期,思想活躍.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不僅在哲學、自然科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法律問題上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亞里士多德。他第一次系統的提出了法治優於人治。第一，法治比人治理智和公正；第二，法治比人治更穩定，可靠；第三，法治比人治正確高明，不易腐敗。同時，他也並不否定人的智慧，但是人的作用限制在人們實行法治方面。此外,首先提出自然法學也是希臘人的法理學所顯示的一個重要成果.
古希臘雖然有著相當燦爛的文化，但是它的成文法並不發達，也沒有職業的法學家集團。希臘人在法理學方面的主要貢獻,不在於他們在法理學領域得出了哪些具體的結論,而是在於他們為後人提供了可以據以進一步討論深化的范疇和主題.

二、古羅馬時期
古羅馬時代，是法學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的時代。
西賽羅在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基礎上第一次系統闡述了自然法學說的個個方面； 第一次出現專門的法學著作如蓋尤斯的《法學階梯》；第一次出現法學派別和法學教育，特別是五大法學家的出現，標志著法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
更重要的是，古羅馬一改古希臘思辨的風格，形成了一種實在的以生活中實際存在的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風格。羅馬法學家對以後西方法學特別是立法實踐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中世紀
基督教神學統治著思想領域的每個方面。法學還久久處於神學的控制之下，神學法律觀集中地反映在中世紀最大的神學家T 阿奎那的著作中。他把法分為永恆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四種。
在中世紀歐洲，除了神學法律觀還有義大利波倫亞大學的注釋法學派和法國的人文法學派。

四、資產階級革命時期
啟蒙思想家貢獻了古典自然法學，為推翻封建舊世界、建立資本主義新世界提供了銳利的理論武器。他們的理論包括自然狀態說、天賦人權說、社會契約說、人民主權說和社會革命說，還有對當今社會影響巨大的分權制衡學說。

五、十九世紀
哲理法學派、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取代了日漸衰落的自然法學派，成為十九世紀三大法學學術流派。
1.哲理法學派
由德國的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從法的外部著手，把他們的法律觀建立在自己的哲學基礎上，呈現出鮮明的形而上色彩。康德具有自由主義傾向，而黑格爾則具有國家主義傾向。
2.歷史法學派
這個學派以胡果特別是以薩維尼為代表，他們認為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隨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而自然地、逐步地發展的，法的主要形式應當是習慣法。可是歷史法學派的觀點趨於保守，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法學派」。
3.分析法學派
分析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的邊沁和J 奧斯汀。他們強調對法著重進行法理學上的分析研究，輕視甚至是否定對法進行價值研究。提倡運用純形式邏輯和推理的方法揭示或認識法的共同概念、原則和特徵。所以，按照奧斯汀的理論，惡法亦法。

六、二十世紀以降
1.實證主義法學
2.新自然法學
3.社會法學

『肆』 哲理法學派與歷史法學派的異同

1.哲理法學派
由德國的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從法的外部著手，把他們內的法律觀建立在自己容的哲學基礎上，呈現出鮮明的形而上色彩。康德具有自由主義傾向，而黑格爾則具有國家主義傾向。
2.歷史法學派
這個學派以胡果特別是以薩維尼為代表，他們認為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隨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而自然地、逐步地發展的，法的主要形式應當是習慣法。可是歷史法學派的觀點趨於保守，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法學派」。

『伍』 論述歷史法學的產生、主要理論觀點並結合社會法治實踐進行評價

胡果批判了啟蒙主義立法者對法發展的僭越，他指出，「將自己的意見提供給統治者的法學家，一般而言，並不比同時代的其他人賢明多少。」〔2〕他們試圖將法納入各種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謬的，法的本質之源是習慣法。從現存的歷史和比較觀察中，必然導致出將來應發生的事情。而與此相對，自然法並不是追求正確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標准。當然，在這一點上，胡果還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識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鳩在繼承法國道德論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經驗主義立場上對自然法理論進行了批判。〔3〕系統論述歷史法學派之基本觀點的是薩維尼。他通過對法的產生、法的本質和法的基礎三個問題的闡述，表達了該學派的代表性理論。薩維尼認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長和幾乎是盲目地發展，不能通過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4）他指出：「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藝術和音樂一樣，都是他們的文化的自然體現，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內部的力量推動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推動。」〔5〕法律如同語言一樣，沒有絕對停息的時候， 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識一樣，總是在運動和發展中。「法律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法便趨於消逝。」〔6〕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於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並表現為習慣法。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並不是立法者有意創制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在《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徵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徵，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築有自己的特徵一樣。「在所有每個人中同樣地、生氣勃勃地活動著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產生實定法的土壤。因此，對各個人的意識而言，實定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種同一的法。」〔7〕這種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和信念。因此， 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們不能修改語言和文法一樣。立法者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揭示了「民族精神」，幫助發現了「民族意識」中已經存在的東西。最後，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范的固定性和明確性。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
繼胡果、薩維尼之後，普赫塔在《習慣法》這部著作中運用費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辯證法的技巧，對從羅馬法主義的民族精神轉向專家支配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他繼承並發揮了薩維尼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現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發展三階段的學說，認為法的進化經歷了「樸素的時期」、「多樣性時期」（即經驗性的判例時期）和多樣性與學問性結合的「高層次統一性時期」（即學者性的法律家統治時期）三個階段。而在這最後一個時期，只有學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認為，作為民族的「機關」的這種法律家，在學說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普赫塔依據的是後期歷史法學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即不是從各種法律、命題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從概念中演繹出教條式的命題和判例。這種方法雖被後來耶林批評為是「倒置法」，但卻為後期歷史法學派中「潘德克頓法學」的繁榮奠定了方法論基礎。〔8〕隨著歷史法學派的發展，在該學派的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即盡管大家都強調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應是對歷史上的法律淵源的發掘和闡述，但在哪一種法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種法最為優越這一點上產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的羅馬學派（Romanisten）和認為體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國歷史上的日耳曼習慣法（德意志法），強調應加強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學派（Germanistik）。

『陸』 評述十九世紀三大法學流派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於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並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准。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 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於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於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於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麼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並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採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徵。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採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於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並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後，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於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准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於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於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恆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築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後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准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於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採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後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採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麼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後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麼？我們得到些什麼？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於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後，也必然首先服務於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准和相對普遍的價值准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託。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症下葯"，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於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

，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並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餘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餘。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於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柒』 想請問一下古典自然法學派、功利主義法學派、分析主義法學派以及法的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觀點是什麼

1、古典自然法學派 產生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
代表人物：格老秀斯，霍布斯版，斯賓諾莎，洛克，孟德斯權鳩，盧梭，傑弗遜……
主要觀點：一 社會契約論。二 人權。「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安全、反抗壓迫是天賦的不可剝奪的人權」三 權力制衡和分權制度。
2、功利主義法學派 創始人是邊沁
代表人物：休謨，孔德，密爾
主要觀點：把「功利」也叫「利益」或效用作為人的行為原則
3、分析主義法學派
代表人物：奧本海墨，羅伯特·達爾，查爾斯·林德布洛姆……
主要觀點：強調政治學理論的正確性，而不問產生和發展這種理論的時代背景及其內容。強調經驗調查和邏輯分析。
4、歷史學派 創始人是德國格丁根大學法學教授G.胡果，代表封建貴族的利益
代表人物：普赫塔，尼布爾，艾希霍恩……
主要觀點：強調民族精神，主張繼承歷史傳統，重視習慣法，反對制定普遍適用的法典

『捌』 請簡述法學的歷史發展和重要貢獻的人物。

法家主張實行文化專制；提倡統治者必須牢牢鉗制司法，。主張夷族連坐，寧枉勿縱。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治國。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漢武帝獨尊儒術。
統治者是以儒家思想哄天下，以法家思想治天下。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主張在政治與治國方術之中，「勢」，即權力與威勢最

戰國時期法家

法家思想是由儒家和道家分化發展而來的。戰國時期法家主要有兩派：一派以李悝、吳起、商鞅為代表，他們主張用法治代替禮治，強調法的重要性；
另一派以申不害為代表，他們主張「循名責實」，要求統治者以權術控制臣下，統治百姓。韓非在總結兩派觀點的基礎上，吸收荀子的某些思想，構建了一整套法、術、勢相結合的君主集權理論

可以說，法家的歷史哲學觀相對於其他哲學流派完全是一種全新革命的觀點。
儒家墨家道家三家雖然思想主張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種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歷史在逐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回到古代。這就是三家的「歷史退化觀」

。三家的這種觀念，來源於中國依循過去經驗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大多是農民，農民通常被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外出旅行。農民種地，按時令變化耕耘種地，只需憑借過去經驗，遇到新事，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主張「 法治 」的一個學派。儒家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荀子（荀卿）是其先驅者，他的弟子韓非子（韓非）則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

作為儒學大師的荀子在政治主張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發展。在尊王道、舉賢能的基礎上，荀子主張兼稱霸力，法後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的能動性，具有唯物主義的思想成分。

韓非子與老師的政治思想也不盡相同，他尖銳攻擊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形成了較完整的封建專制主義理論。

代表人物: 申不害、商鞅、韓非子、李斯、桑弘羊、周興、來俊臣

『玖』 簡述歷史法學派的缺陷。

歷史法學派的所謂的缺陷僅僅在於它的時代局限性和唯心主義的觀點，綜合來講，歷史法學派的優點更多，詳解如下：
一、關於歷史法學派的簡介：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德國形成了以胡果和薩維尼等為首的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該學派誕生之初代表了德國封建貴族的利益，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步演變成為資產階級的重要法學流派之一，並統治歐洲法學界長達近一個世紀。在19世紀，歷史法學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學思想發展的主流。
二、歷史法學派的唯心主義觀點主要的代表人是薩維尼，詳解如下：
薩維尼出身於貴族家庭，從1810年柏林大學創辦起就在該校任羅馬法教授，一度兼任校長、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1842年起任普魯士政府的法律大臣，直到1848年。為了反駁戴菩，他寫了一本《論當代在立法和法理學方面的使命》的小冊子。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歷史法學派的觀點。後來又創辦了歷史法學泥刊物，傳播這一派觀點。
戴菩在他的小冊子中，雖然沒有對《拿破崙法典》直接作出評論，也沒有將他關於制定法典的倡議提升為理論，但薩維尼及其門生卻直接、間接地認定戴菩所要求制定的，就是《拿破崙法典》式的法典；他的倡議體現了古典自然法學派理性主義的立法觀點；並聲稱，雙方爭論代表了歷史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之間的對立。
薩維尼在其1814年所寫的小冊子中提出的、代表德國歷史法學派的基本觀點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性主義的立法觀點，即通過人類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類普遍適用的法典這種觀點，完全是「幻想」、「荒誕無稽的」；自古以來，法律就像語言、風俗、政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趨於消逝」。總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隨著文明的進步，出現了法學家階級，他們代表共同體，負責法律的技術方面，此後法律就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作為共同體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為法學家手中的一種獨特知識，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政治成分（即民族意識）以及技術成分；法律主要體現為習慣法，後者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因為法律是自發地、緩慢地和進步地成長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識地、任意地創造的，等等。他的結論是，不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據德國法學家還缺乏歷史精神等條件來看，德國「沒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
薩維尼的那些觀點同17、18世紀古典自然法學派一樣，都是以唯心史觀為基礎的，但它們之間是有重大區別的。古典自然法學派所講的理性主義的立法，實質上就是制定資產階級理想化的法律。但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這種觀點是反神學、反封建的。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法學派雖然以「歷史」為標榜，但卻歪曲了歷史本身。因為歷史事實是：法律並不是超歷史、超階級的現象，它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階級斗爭的發展而發展的。法律不同於語言，也決不是什麼抽象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而這種意志，歸根結底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法律中包含民族傳統等歷史因素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通過統治階級的意志起作用的。
薩維尼的那些觀點不僅是唯心主義的，而且在19世紀歐洲的歷史條件下，更代表了一種歷史復古主義的反動思潮，是與維也納會議和「神聖同盟」的精神，即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相一致的。他雖然在理淪上並沒有完全否認立法和制定法典的作用，但他既將立法或制定法典貶低為從屬於習慣法的無足輕重的地位，實質上也就是反對當時在德同制定像《拿破崙法典》那樣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而維護代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利益的習慣法，即當時德同各邦推行的省法、地方法、普通法和教會法，等等。
他的這些觀點當然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戴菩關於實現德國法律統一化的倡議，這也就意味著他反對德國的民族統一，要求繼續保存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