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派家

Ⅰ 歷史學派的基本概況

羅雪爾是舊歷史學派的創始人。他1843年出版的《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被稱為「歷史學派的宣言」。他提出國民經濟學是研究國民經濟發展的科學，不是單純的「貨殖術」。他不主張樹立什麼經濟理想，而主張研究國民經濟的性質和需求、滿足國民經濟任務的法律措施以及它們所帶來的效果。他稱這種方法是國民經濟的歷史的解剖學和生理學。他認為人類的經濟動機，既有利己心，也有公德心。他尊重國民經濟的自然法則，這和後來的克尼斯以及施穆勒等人有不同之處，但他本人對自然法則究竟是什麼，也並不明確。他的主要著作《國民經濟學體系》 （5卷，1854～1894），成為德國大學的教科書和文官考試的參考書，廣為普及，為德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及反對工人運動進行辯護。馬克思稱之為「庸俗經濟學的教授形態」。
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在理論上有許多地方與傳播學派相似，同樣把文化看做是超社會的、存在於各族人民之外的、自我運動的獨立實體；同樣把文化的發展歸結為空間上的轉移和傳播；強調文化因素不但不受其他因素支配，反而支配其他因素；認為文化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傳播學派提出的概念是「文化圈」和「文化層」；歷史學派提出的概念是"文化區"和「文化叢」。兩者在形式上雖有所不同，但實質上則相去不運。
「文化區」（Culture area）這一概念，最早是博厄斯在博物館整理民族學資料時提出的。他的本意只是為了便於物質文化的分類。然而，民族學家C.威斯勒則把它發展成為一種代替具體民族研究的普遍原則。他認為可以將文化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特質」（Culturetrait）；若干文化特質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一個「文化叢」（culturecomplex）；而每個文化叢都有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從文化特質入手。因為每個文化特質都不是孤立的，例如食米的文化，必然具有一套栽培、收獲、保存、烹飪等技術，以及財產權、法律、社會慣例、宗教禁忌等特質，互相結合便構成「米文化叢」。標准文化特質最多的地方，為文化區的中心；最少的地方，為文化區的外圍。中心區屬於獨創，外圍區屬於傳播。可見，其基本原理與傳播學派大同小異。西方一般還把歷史學派和傳播學派總稱為文化歷史學派。
不過，就歷史學派創始人博厄斯本人而論，還是一位比較進步的學者。他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斗爭。

Ⅱ 1.「歷史學派」的創始人是（ ）德國經濟學家 。

1. 德國「歷史學派」的創始人是德國經濟學家(羅雪爾)。
2.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一書中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得出了物質生產在社會生產中起決定作用的科學結論。
3. 1863年日本倒幕過程中，高山晉作在(長州）藩組織了第一支草莽武裝。

名詞解釋：
1. 光榮革命：是指1688～1689年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發動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統治、防止天主教復辟的非暴力政變。西方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因為這場革命未有流血，故稱之為「光榮革命」。輝格黨人與部分托利黨人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傳位給剛出生的兒子，而把詹姆士二世廢絀。在廢黜國王之後，他們把王位傳於原本的繼承者，詹姆士二世的女兒瑪麗和時任荷蘭奧蘭治執政的女婿威廉。至此，英國議會與國王近半個世紀的斗爭以議會的勝利而告結束。

2. 交替參覲制：日本江戶幕府嚴密控制各地大名的重要措施。規定各地大名要在一定期間輪流來江戶參覲，又名「參勤交代」。大名參覲主君始見於戰國時代，關原之戰後，各地大名為取悅德川氏，蜂湧至江戶表示忠誠，德川家康為籠絡他們而賜以宅地，供其建造邸宅安置妻室。1615年,幕府制定《武家諸法度》,開始對參覲時的隨員數量作出規定。1635年德川家光修訂《武家諸法度》後，形成完備的制度。

3. 美國西進運動：
美國西進運動是19世紀美國人口向西部遷移而引起一系列社會活動和社會變革的總稱，是美國人對西部的開發過程，也是美國城市化、工業化和美利堅民族大融合的過程。西進運動徹底改變了美國的面貌：大片荒地被開墾出來，大批的資本主義農場建立起來，西部農業的發展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糧食、原料、出口產品和國內市場；使美國的勞動力布局有所改變：促進了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東西部互補性貿易迅速發展；西部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還滿足了工業發展的需要，交通運輸業也飛速發展。美國的西進運動激發了美國人的創造力和經濟活力，提高了美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對美國整個國民經濟的起飛具有重要的意義，對美國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軍事等社會各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也是美國文化本土化的發展歷程。

Ⅲ 史上哪幾家學派最出名的

秦朝法家
漢朝是儒家
唐朝是道家儒家佛家
宋朝是儒家佛家
明朝是儒家（心學）佛家
兵家是貫穿中國歷史的

Ⅳ 介紹一下百家爭鳴時的十大家學派

百家爭鳴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後來很多人仍然用這個詞語表徵思想的活躍。百家爭鳴的局面發生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這個時候中國學術高度發展，各種學說紛紛出現。

所謂「家」，是指一種學說或是一個學術派別；所謂「百家爭鳴」，是說諸學派各抒己見、相互辯駁。

據記載，至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學術觀點的有189家。漢代史學家將它們分門別類，歸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和小說家。在這10家之中，雜家、農家、小說家所討論的問題很少涉及哲學。在這10家之外，對《周易》的研究當時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哲學，可以稱為易家；對軍事和兵法的研究當時也已形成了一種含有豐富哲學思想的學說，可以稱為兵家。

儒家，是在孔子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派學說。此派提出了「仁」、「義」、「禮」、「智」、「信」五大行為規范，並要求人們將其融會貫通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治理社會講究體恤百姓，兩國相爭講究先禮後兵，人際關系講究敬老愛幼，為人處世講究修身養性。主要代表人物有孟子、荀子等。

道家，是在老子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個學派。因為它推崇老子提出的道，主張一切行為都遵循於道，所以人們稱其為道家。道家講究順從自然，主張為人處世順從時勢、遵循物理，要像解牛高手一樣，游刃於牛體的空隙之間，讓牛體自然解開。主要代表人物有莊子、列子等。

易家，是藉助於老子宇宙學說、孔子人倫學說從《周易》中引申出來的一派學說。這一派別通過對自然的觀察，以陰陽變化解說世界萬物的變化和發展。主要代表人物是《易傳》的諸位不知名作者。

名家，是注重辯論技巧，探討名稱與概念之間、名稱與實物之間關系的一個派別，又稱為「名辯學派」。這一學派討論的問題很多，如「白馬非馬」等。有些觀點看上去極為荒唐，但卻揭示著某種真理，反映著一種思維邏輯，對人類的思維訓練很有益處。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孫龍等。

法家，是注重以法治國的一個學說派別。它的主導思想涉及宇宙問題、人性問題、社會流變問題、規律方法問題等等，為以法治國提供了理論根據。比如認為人性是自私的，因而道德說教難以引人向善，只有以刑法管束，社會才能有序，人們才能安分。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韓非等。

墨家，是以墨子學說為代表的一個派別。墨子講究人們之間的泛愛，反對諸侯之間的征伐，推崇恪守道德的賢才，提倡勤勞、節儉和名副其實。

陰陽家，是以陰陽解說事物存在和發展變化的一個學說派別。它與《周易》沒有太大的關系，相對於易家，它除了用陰陽解說事物存在和發展變化外，還引進了「五行說」，即用金、木、水、火、土解釋天地萬物的構成和變化。主要代表人物有鄒衍。

縱橫家，嚴格來說並非一個學說派別，而是一個以政治游說為特點的謀士集團。他們或是勸說諸多弱國聯合起來抗擊強國，或勸說強國拉攏一些弱國以打擊另一些弱國，破壞弱國間的聯合。縱橫家的種種設想，雖然屬於政治謀略，但卻深含哲學道理。主要代表人物有張儀、蘇秦等。

兵家，是研究用兵韜略的一個學說派別。他們的學說，核心內容是兵法，指導思想是哲學，是哲學在軍事領域的具體運用。主要代表人物除了春秋末期的孫子外，還有戰國時期的吳起、孫臏等。

Ⅳ 中國古代有那幾個學派

1、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2、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莊子。

春秋時期，老子集古聖先賢之大智慧。總結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華，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統的理論，標志著道家思想已經正式成型。對中華哲學、文學、科技、藝術、音樂、養生、宗教等等影響深遠。

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

墨家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巨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

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關注現世戰亂；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開始向科學研究領域靠攏。

4、法家學派化人物有：韓非子。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它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被古代大家和近代學者一致認為其為道家分支。

5、屈宋：指戰國時期的屈原、宋玉。

以屈原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內的楚辭、楚賦的作家群體。其中，屈原以楚辭著稱，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賦見長。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為宋玉，故後世或以「屈宋」並稱。

Ⅵ 歷史學派的發展歷史

19世紀末，博厄斯從博物學轉向民族學時，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傳播學派是西方民族學界中涌現出來的第一個反進化論學派。而博厄斯對兩派學說皆不滿意，均持批評態度，故以批評學派見稱。然而，這一學派批評的重點是L.H.摩爾根和進化學派，他們是以批評摩爾根來反對抽象的社會發展學說。
這一學派之所以稱作「歷史學派」，其矛頭也是針對摩爾根的。他們以反歷史主義的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認為只有具體的東西才是歷史的，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東西才是可靠的；而任何抽象的和理論的東西都是不可靠的。他們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指出他建立的理論體系過於武斷和穿鑿，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R.H.羅維所著《原始社會》（1920）一書，就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歷史學派開始發生分化。40年代興起的「心理學派」，50年代形成的文化相對論思潮和「新進化學派」，都不能代表或承襲整個歷史學派的傳統。繼博厄斯之後，具有影響的人物有：A.L.克羅伯、羅維、A.A.哥登衛塞、威斯勒、M.J.赫斯科維茨、R.林頓、R.本尼迪克特、M.米德、L.A.懷特、J.H.斯圖爾德等等。但他們的威望都沒有博厄斯那麼高。如今，歷史學派已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是博厄斯個人的影響和他所培養的一批著名學者，以及這一學派所留下的著作和資料。
基本原理
對各族及其語言文化，人類學類型必須進行具體的全面的研究。
必須研究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及共同性。
探討人類及其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時，不要被現象的外部點迷惑。
不能把我們的道德標准另一文化類型的各族頭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社會理想，自己的道德規范（與文化相對主義觀點像類似）。

Ⅶ 歷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有哪幾位

有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司馬光等。

1、司馬遷

司馬遷（前年或前135年-不可考） ，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

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

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2、班固

班固（32年—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出身儒學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為當時著名學者。

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歲即能屬文，誦詩賦，十六歲入太學，博覽群書，於儒家經典及歷史無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過世，班固從京城洛陽遷回老家居住，開始在班彪《史記後傳》的基礎上，與其弟班超一同撰寫《漢書》，後班超投筆從戎，班固繼續撰寫，前後歷時二十餘年，於建初中基本修成。

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將軍竇憲率軍北伐匈奴，班固隨軍出征，任中護軍，行中郎將，參議軍機大事，大敗北單於後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銘》。後竇憲因擅權被殺，班固受株連，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歲。

班固一生著述頗豐。作為史學家，《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前四史」之一；

作為辭賦家，班固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兩都賦》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列入《文選》第一篇；

同時，班固還是經學理論家，他編輯撰成的《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使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3、陳壽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

陳壽少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

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蜀降晉後，歷任著作郎、長廣太守、治書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職。晚年多次被貶，屢次受人非議。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年六十五。

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結束了分裂局面後，陳壽歷經十年艱辛，完成了紀傳體史學巨著《三國志》。

此書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前四史」。

4、范曄

范曄（398—445年），字蔚宗，南陽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人，南朝宋官員、史學家、文學家，東晉安北將軍范汪曾孫、豫章太守范寧之孫、侍中范泰之子。

出身士族家庭，博覽群書。元熙二年（420年），宋武帝劉裕即位後，出任冠軍長史，遷秘書丞、新蔡太守；

元嘉九年（432年），得罪司徒劉義康，貶為宣城太守，開始撰寫《後漢書》，遷寧朔將軍。

元嘉十七年（440年），投靠始興王劉浚，歷任後將軍長史、南下邳太守、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隨從孔熙先擁戴彭城王劉義康即位，事敗被殺，時年四十八歲。

一生才華橫溢，史學成就突出。著作《後漢書》，博採眾書，結構嚴謹、屬詞麗密，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前四史」。

5、司馬光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

名列「元祐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勛閣；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歷代帝王廟。

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司馬遷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司馬光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陳壽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范曄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班固

Ⅷ 歷史學派的各國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為李斯特。此後羅雪爾將以薩維尼（1779～1861）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希爾德布蘭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1844～1931）和A.瓦格納（1835～1917）。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韋貝爾（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1841）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經濟理論方面，李斯特提出發展國民生產力的理論，批判斯密的單純「交換價值」的理論。在經濟政策上則主張採取國民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徵。 美國歷史學派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創始人為人類學家F.博厄斯，這一學派主要盛行於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觀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當代美國民族學界。該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他們宣稱人類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類發展的歷史；（2）決定歷史現象的類型和它們的歷程；（3）探討文化變遷的動力。19世紀末，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博厄斯對兩派學說均持批評態度，但其批評的重點是摩爾根和進化學派。
這一學派以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認為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認為他的理論體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羅維所著《初民社會》 （1920）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同樣把文比看作是超社會的，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區」、「文化叢」與傳播學派的「文化圈」、「文化層」雖形式不同，實質卻相去不遠。他們認為可將文比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持質」，若干文化特質結合構成一個文化叢、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
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該從文化特質人手。標准文化特質多的地方為文化區中心，屬於獨創；文化特質少的地方為外圍，屬於傳播。博厄斯及其許多追隨者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斗爭。

Ⅸ 歷史學派代表人物及其觀點

舊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 羅雪爾 希爾德布蘭德 克尼斯
新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瓦格納 布倫塔諾 施穆勒
德國歷史學派解體及其影響
隨著1890年俾斯麥的下台和取消反社會黨人法,新歷史學派存在的基礎開始動搖,進入了衰退解體的過程.1883年奧地利經濟學家C.門格爾發表《關於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研究》,批判歷史學派不能區別理論科學、歷史科學和政策實踐的關系,將經濟現象的歷史記述和經濟理論的歷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論上缺乏理論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經驗主義,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棄對「精密法則」的研究.門格爾強調理論經濟學正像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一樣,主張理論是經濟學的中心,而歷史只不過是它的輔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鑒》上發表了反批判文章《國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1883）,接著門格爾又針對施穆勒的文章,發表了《德國國民經濟學中歷史主義的謬誤》（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們二人之間的爭論雖然就此結束,但在雙方門下弟子之間卻持續了20多年,學說史上稱之為「方法論論爭」.從此以後,歷史學派逐漸衰落解體,而完成這解體過程的還有待於歷史學派內部韋貝爾的批判,即所謂「價值判斷論爭」.

Ⅹ 歷史家有哪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國歷史學家。學名銘恕，字仲勉，別名汝懋。廣東順德縣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時，入兩廣大學堂（清廣雅書院，後改為兩廣高等學堂）,就讀兩年半,考入兩廣游學預備科（清粵秀書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1912年12月畢業。其後在上海江海關及廣東財政廳等處任職員，業余從事植物名實考訂及中外史地考證。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學秘書兼文書主任,業余撰著佛游天竺記考釋,於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引起史學界注意1933～1937年在《聖心》《輔仁學志》《金陵學報》、《中山大學文史專刊》等雜志發表一批論著，其中尤以《水經注卷一箋校》及《金石證史》等引起一些史學名家的注目。1937年經陳垣推薦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該所專任研究員。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擔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選讀》、《兩漢西域學》、《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課程。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1961年10月7日病逝於廣州。
岑仲勉的家鄉順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學家李文田的故鄉，故其治學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學派的影響。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登科記考》的作者徐松奉為先驅，因而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和《登科記考訂補》之作。岑仲勉還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學者勞格的影響，所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發揚了勞格的未竟之業，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過。
岑仲勉治學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證歷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學、碑例、書法等專義，岑仲勉則以碑誌考證史實，又糾正了清金石家過信石刻、偏責史實的毛病，客觀地論證碑誌之價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後收入《金石論叢》，於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在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這方面的專著有50～60年代的《隋書求是》、《唐史余審》、《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行第錄》為對唐代文學史及傳記學很有裨益的首創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論中的創見。如其中對李德裕、陳子昂、四鎮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還著有《黃河變遷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兩周文史論叢》、《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這些專著反映了作者對西周以來的歷史乃至黃河歷史的廣泛興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輯方面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岑仲勉自四十歲至七十五歲三十餘年間，全部史學著作約一千萬字，自1912年起發表論文一百八十餘篇，已刊專著十八種，特刊專著二種。

顧頡剛
(1893～1980)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誦坤,字銘堅。筆名有無悔、天游、張久、誠吾、桂姜園、余毅、勞育、康爾典、周、武興國等。江蘇蘇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國哲學門，1920年畢業留校，以助教名義任圖書館編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與王鍾麒（伯祥）合編《新學制本國史教科書》，與葉聖陶合編《新學制國語教科書》。1924年回北京大學，任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先後編輯《國學季刊》、《歌謠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6年以後，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震旦等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誠明文學院、上海學院教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和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
顧頡剛是「古史辨」派的創始人，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傳」、「紀」不可信的思想來自崔述，「經」不可盡信的思想來自姚際恆，治學要融會貫通的思想來自鄭樵。他用歷史進化論的尋求事物演變線索的治學方法學自胡適，對今、古文家的看法則受之於錢玄同。王國維用實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給他深刻的影響，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壞偽古史。1909年，他有志於考辨偽古史，從事資料搜集、積累。1914年始作筆記，記錄讀書心得，終生不輟，計約二百冊，四百餘萬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冊，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成績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計劃推翻偽古史。1923年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史學界的激烈爭論。以後，將自己和他人研討爭辯的文章編為《古史辨》八冊。
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和古書上所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①打破民族出於一統的觀念；②打破地域向來一同的觀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④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把崔述的「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之說發展為系統的理論認識，為考辨古史傳說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國辨偽史上劃時代的發展。
他對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許多種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自己的始祖,而沒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後,經過了二百多年的大國攻滅小國,把無數種族並到一起,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唐虞、夏、商、周同出於黃帝的說法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禹貢》的九州 《堯典》的流放四罪之處、《史記》的黃帝所到的四方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個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 他以為研究古代地理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作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為了促使史地學者鑽研中國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於1934年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在他領導下，學術研究成績卓著，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稱之為《禹貢》派。
他把考定古書著作的時代作為研究古代神話、傳說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變過程的重要前提為此,他對《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老子》《莊子》、《墨經》、《山海經》、《穆天子傳》、《戰國策》等書的著作時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訂。他在觀看各種戲劇和搜集整理歌謠時，注意到小說、戲劇、歌謠中故事的隨時隨地變化性，認為研究這一變化過程可以印證古史傳說的變遷。他對吳歌、孟姜女故事作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香會、廟宇、神道、婚喪禮節等也作了調查研究。他又熱心於創辦研究民俗的團體和刊物，1926年在廈大創立風俗調查會，1927年創辦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民俗周刊》，編印《民俗學會叢書》。1936年又在北平創辦風謠學會。此外,他亦重視邊疆問題的研究1938年為昆明益世報編《邊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創立中國邊疆學會。同時,他又先後主編學術刊物《責善》半月刊《齊大國學季刊》和《文史雜志》。
1949年以後，他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書》,作成《周公東征考證》和《校釋譯論》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極富，已出版的有《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原名《漢代學術史略》）、《三皇考》、《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史林雜識初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吳歌甲集》、《蘇州史志筆記》、《西北考察日記》、《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顧頡剛選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等。

何茲全
(1911～ )
[] 中國歷史學家。山東菏澤人。1911年9月7日（宣統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去日本留學，翌年因病回國。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款資助，在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並在該系講授「中國通史」課。1941～1944年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審。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7年赴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並受霍普金大學資助，協助法蘭西斯教授將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翻譯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後回國，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茲全主要集中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幾個方面。是國內最早倡導魏晉封建說的學者之一。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表《魏晉時期庄園制的芻形》、《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中古時期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等論文，論述了魏晉南北朝封建依附關系的出現和盛行。以後，他又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等論文中比較系統地闡發了魏晉封建說的主張。此外，他的《中國中古時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學術界頗有影響。80年代，他又發表《佛教經律中關於寺院財產的規定》和《佛教經律中關於僧尼私有財產的規定》兩文，把寺院經濟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創見,對世兵制魏晉中軍孫吳兵制十六國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諸問題，他進行了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會及古代向中世紀演變的重要成果全書分四部分,對西周封建說、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和亞細亞型東方社會說提出不同意見，並就「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同與異」發表獨到見解。
作為訪問學者，他於1987～1988年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
他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黨員。秦漢史學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和北京史學會的理事、副會長和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兼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東西方文化研究》主編。他發表的論文，一部分已收入《讀史集》和《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

侯外廬
(1903～1987)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山西省平遙縣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於平遙縣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於北京。出身於書香人家，自幼習四書五經。1922年到北京求學，分別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兼攻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法留學，入巴黎大學。1930年，侯外廬經莫斯科回國。初在哈爾濱法政大學任教授，講授經濟思想史等課程。「九?一八」事變後，輾轉回到關內，在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校任教授。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一面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一面從事學術研究，相繼出版了《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後改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國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領域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文化大革命」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侯外廬堅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對上下幾千年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做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體系，開創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學派，其主要特點是：①注重對歷史做整體的、動態的研究。②依據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古代社會的發展路徑。指出「亞細亞的古代」不同於以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於後者是國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則是國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維新）。而氏族制的遺留，規定了國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於倫理道德的賢人作風；舊傳統遂又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巨大惰力。③皇權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國有制）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以及定於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會根源。④與土地權力相聯系，皇族地主占據了封建社會整個階梯的頂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權的一面，又有對抗皇權的一面。庶族地主則更多地擁護皇權。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彼此勢力之消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會不同時期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發展的特點，也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⑤對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維護封建主義的正宗思想，更注重發掘不為人所重視的「異端」思想和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傳統。⑥強調以法典作為歷史分期的標志。如從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是以秦漢之際一系列法律形式為標志；唐代的兩稅法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標志，明代的「一條鞭法」則是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的標志。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下卷)、《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合著，五卷）、《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宋明理學史》（上、下卷）、《韌的追求》（回憶錄）等。
侯外廬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晚年，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顧問、《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主任等。他還曾當選為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

譚其驤
(1911～1992)
[] 中國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字季龍。浙江嘉興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七）生於奉天府(今遼寧沈陽)。1930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生院。1932年起歷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兼任講師，廣州學海書院導師。1940年起任浙江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復旦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同年受聘為《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協助顧頡剛發起成立了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創辦了《禹貢》半月刊。他又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長期任理事,1981年以來任《歷史地理》主編。他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部由數十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權威最精確最詳細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他主持編纂《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這將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個專題的綜合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長期從事中國史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開設過中國通史斷代史史學史、文化史、專著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名著選讀歷史地理研究法等課程，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他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代疆域政區、都市、河流湖泊的變遷，海陸變遷，人口、民族的分布和遷徙，文化史，經濟史，歷史地理古籍注釋，地理學史、遼史及歷史人物等方面。已發表的百餘篇論文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和新的結論，其中如對秦漢政區、晉永嘉之亂後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貴州古代楊保族的歷史、徐霞客（見徐弘祖）的學術貢獻、西漢前黃河變遷史、東漢以後黃河安流的原因、雲夢和雲夢澤的變遷、上海的海陸變遷和開拓過程、馬王堆出土古地圖研究、《漢書地理志》選釋、《山海經》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國歷史文化的地域差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82年前的主要論著已收入《長水集》上、下冊。還主編有《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黃河史論叢》等。此外，譚其驤還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職。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1925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8年任復旦大學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詩十九首考》一文受陳寅恪賞識，1930年經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後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年，發表一系列學術論著，受到學術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起成立考古學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應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後還在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1949年以後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並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徐中舒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學是其主攻方向，對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顯著貢獻。他在治學方法上，除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外，擴大研究視野，力求掌握全面，盡量利用有關學科的科學知識，聯系補充，以體現歷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獻，既能得心應手地運用這些資料，又具有宏觀素養，善於把田野考古、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工藝學諸方面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反復論證,力求其是。他強調研究古文字學應和古史研究相結合。他的研究成果豐碩。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有《木蘭歌再考》、《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論小屯與仰韶》、《〈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陳侯四器考釋》《金文嘏辭釋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西周利簋銘文箋釋》、《周原甲骨初論》等論文，論證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獨到的見解。從40年代開始,還對四川地方史進行研究，撰寫《巴蜀文化初論》、《續論》、《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等文。
考著有氏編鍾圖釋附考釋、《史學論著輯存》、《論巴蜀文化》、《左傳選》等；還主持編纂了大型辭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錄》、《甲骨文字典》等多種工具書。

李學勤
(1933～ )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虛文字綴合》。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該所副所長。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等。1985年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
李學勤長期致力於漢以前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簡牘帛書及其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均有重要建樹。50年代，他綴合、整理殷墟發掘所獲甲骨,用排譜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歷史地理,並首次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創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辭說，繼而又就歷組卜辭等問題提出兩系九組的新分期法。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分期、分區、分國別研究中，也取得了較大成就。在系統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礎上，他對商周時期的禮制、職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後期,他綜合研究戰國時期金文陶文、古璽、貨幣文字及簡帛，從而促使古文字學領域中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形成。他從1975年起先後參加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湖北雲夢睡虎地竹簡、湖北江陵張家山竹簡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釋，並利用這些新材料，對戰國以至漢初的學術史、文化史進行探索，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李學勤曾多次前往歐美澳、日、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考察研究當地公私收藏的中國古代文物,與外國學者合作進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國所藏甲骨集》,同時准備出版有關歐洲所藏青銅器的專著。已出版的專著有《殷代地理簡論》(1959)、中國青銅器的奧秘(1980)《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學初階》(1985)、《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主編,1985～1986)等,論文迄今已發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論殷代親族制度(1957)《戰國題銘概述》（1959）、《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1977)、《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1981)、《重新估價中國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1983)、《對古書的反思》(198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