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了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

㈠ 巴金那部作品表達自已的懺悔，因此稱為二十世紀的中國良心

巴金的《隨想錄》。
巴金在《隨想錄》里懺悔了什麼呢？一言以辟之，就是否定文革，以承認自己在文革中也變成了害人的惡魔來表現自己的坦誠，以回憶那個時代的荒唐來否定那個時代。無疑，這對於反省文革是有意義的。然而，作為一種時代思潮，巴金的思想沒有任何的新意，說它是當時政治的傳聲筒也並不過份。郭沫若在文革結束後也寫過打倒「四人幫」的詩，這能夠說明什麼呢？能夠說明他對「四人幫」的「罪惡」有反思嗎？巴金有幸與時俱進地經歷了這個轉型時期，至少在八十年代，巴金還是在寫作的，他宣布「封筆」之後，後來還寫過不少的文章。但巴金的思想除了否定文革，並沒有對我們這個社會有什麼新的反思。而對於文革，不管文章還是那個建文革博物館的建議，其思想指向只有一個：否定文革！正因為如此，巴金的懺悔，才顯得毫無新意。因為全面否定文革不僅來自最高層的政策，而且這樣的影視作品、文藝作品鋪天蓋地。多一個《隨感錄》不多，少一個《隨感錄》也不少。巴金的《隨感錄》之所以影響大，並不在於它提供了什麼超越時代的思想火花，只是因為這是一個大作家的隨感而已。但我們的評論者還要把它視為火把、明燈，什麼「有您在，燈明著」。我總懷疑這樣的話只是廣告而已。因為，要尋找《隨感錄》裡面新的思想，實在只能是白搭。我們這個時代對於《隨感錄》眾口一詞的贊美，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裝》。這篇童話不滅的火焰，才真的令人驚嘆！

㈡ 文革後巴金最有影響力的作品

隨想錄
這本書是巴金的一生心血。
隨想錄是巴金文革後創作的一部雜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帶來的災難，直面自己人格曾經出現的扭曲。他願意用真實的寫作，填補一度出現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終於寫作了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以此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最後高峰。
《隨想錄》堪稱一本偉大的書。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經驗來傾心創作的。沒有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沒有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沒有高度嚴肅的歷史態度，老年巴金就不會動筆。他在《隨想錄》中痛苦回憶；他在《隨想錄》中深刻反思；他在《隨想錄》中重新開始青年時代的追求；他在《隨想錄》中完成了一個真實人格的塑造。
隨想錄收錄巴金先生文革結束創作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分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共五集，統稱隨想錄。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報》開辟《隨想錄》專欄，從1978年12月1日寫下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8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懷念胡風》（陸續以每三十篇編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其間歷時八年。寫完這部全長四十二萬字的散文巨著，對於年屆八旬的巴金來說，不僅意味著工作的艱辛，它還更是一次老人對自己心靈的無情拷問，是一次伴隨著內心巨大沖突而逐漸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仟悔。
巴金寫《隨想錄》的出發點非常明確，就是要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個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後來所寫的《隨想錄》合訂本新記中說的：「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他在《隨想錄》中真實地記錄了「文革」給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帶來的身心摧殘（如那兒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懷念蕭珊》、《懷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惡性威力和影響並未隨著它的結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夢中與鬼怪搏鬥的場景不斷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復呼籲「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文革」博物館》），來為世人留下這一民族災難的見證。事實上整整一部《隨想錄》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紙和筆建立的一座個人的「文革」博物館。
《隨想錄》的獨特與深入之處，是其中對「文革」的反省從一開始就與巴金向內心追問的「仟悔意識」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樣，簡單地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四人幫」，因而認為粉碎「四人幫」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對歷史和未來的更大的憂慮。這一反省在《隨想錄》中並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最初是在《一顆桃核的喜劇》中，巴金這樣責問自己：「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著，他又說起了令他一生都為之困擾的一件事，這就是他小時候在父親的衙門里看到犯人挨了打還要向知縣老爺謝恩的情景，這個兒時印象最早曾出現在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中，此時它再次浮現出來，成為貫穿《隨想錄》全書的總體意象。在以下篇章里，巴金不斷反省自己的「文革」經歷與奴隸意識的聯系，他發現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隸似的心甘情願地低頭認罪，主動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夢》中，他痛苦地喊出了這樣的自譴：「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地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由這一痛苦的自白使《隨想錄》中的反省進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氣來重新認識自己所走過的人生道路，於是在《懷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這樣的自我發現：「只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接下來的《懷念胡風》是他最後的也是最動感情的一篇隨想，文中他詳細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風運動中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綱寫表態文章時的痛苦心情，此時的仟悔之情給他造成的內心傷痛已經無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惡心、恥辱。很顯然，巴金在這里所仟悔的，已不僅是奴隸意識。所謂奴隸意識還是以相信自己有罪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託於救世主，本質上是一種愚昧的表現。但巴金對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為的反思，則是挖掘到一個更深的思想層次上了：即在無約束的權威秩序統治下，他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犧牲正義和朋友，這就在事實上為無約束的權威秩序作了幫凶，而在這行為的背後，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為此而受到煎熬，結果就在愈加絕望的生存環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終一點點地喪失了清醒的意志，放棄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的自覺和能力，也根本違背了自己曾經奉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這也正是他何以會在文革中變成精神奴隸的心理基礎。
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覺新性格」：一種在環境的壓力下主動放棄個性和自我意識的不斷妥協的性格。這原本是巴金站在「五四」崇尚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立場上加以鞭撻的內容，他曾經是一個以「五四」精神為人生探索起點的現代知識分子，但經過了一場浩劫之後，才發現在自己身上也有著可怕的「覺新性格」，這是令他真正痛心疾首的事情。由此從《隨想錄》第七篇《「遵命文學」》中對自己在1965年參與批判柯靈的劇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後關於反胡風運動的仟侮，巴金艱難地完成了漫長的由淺及深的自我發現與清算。它的意義應該不僅在於巴金個人的反思，因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歷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般所經歷過的文化心態。特別是在50年代以後，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悲劇的成因中，無疑是包含著他們逐步地在環境壓力之下放棄了對權威秩序的批判和對「五四」精神傳統的捍衛，這一放棄行為及隨之而來的不斷妥協。屈服於強勢壓力，最終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裡打上了「覺新性格」的可恥的烙印。
當巴金以割裂傷口的勇氣揭示出這一切潛隱在個人和民族災難之下的深在內容時，他其實也完成了對自己和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隨想錄》真正給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為知識分子的仟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良知和責任，重新倡導了對「五四」精神的回歸。比如巴金起初通過談論創作自由的問題，反反復復地證明獨立思想對於作家的重要性（如《「遵命文學」》、《「長官意志」》、《文學的作用》、《要不要制訂「文藝法」》等篇），在後來幾篇以「探索」為題的隨想中，則明確地提出沒有「獨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跟機器人一樣沒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堅持「獨立思考」的人才有資格享受自己的人生，通過表明對當時「傷痕文學」的支持態度，他還多次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會責任問題，對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給以褒揚。從《隨想錄》的寫作過程中，也可以看出巴金的「五四」現實戰斗精神的逐步覺醒，他引用了趙丹的遺言：「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沒什麼可怕的了」》）這種重新被點燃的勇氣使他對各種現實社會問題保持著警醒和批判的態度，對存留在當代社會形態中的封建意識則加以毫不留情的揭露，盡管在心理上經過了義無反顧和心有餘悸的交替消長，但最終他戰勝了幾十年不幸遭遇留在他心頭的恐懼，在最後的幾篇隨想，如《官氣》、《「文革」博物館》、《二十年前》、《老化》、《懷念胡風》中，火山爆發式的社會激情又重新從他的筆端噴射出來，老人真正敞開了心胸，義無反顧，大聲疾呼，以尖銳的社會性抨擊完成了「五四」人格的再塑造。可以說，這部「遺囑」一般沉重深刻的「懺悔錄」，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會良知，也以個人流血的靈魂訴說確立了知識分子的當代精神傳統，這就是自覺繼承「五四」新文化傳統，自覺地成為現實社會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現代文化來戰勝社會上各種丑惡、落後和黑暗的事物。

㈢ 如何理解知識分子的責任

「知識分子」這個詞指稱的對象是什麼?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知識分子」這個詞是西文的譯語。台灣大學社會系的葉啟政教授對此有比較詳盡的討論。按照葉啟政的看法，「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歐洲有關知識分子的概念有兩個，就現行較常用的英文來說，一個是intelligentsia, 另一個是intellectual。這兩個詞分屬東歐和西歐，含有不同的歷史意義。intelligentsia來自俄國，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專指19世紀30到40年代把德國哲學引進俄國的一小圈人物。當時的沙皇俄國相當落後，留學生帶回西歐社會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滿當時俄國的狀況，或者滿懷烏托邦的理想高談闊論並模仿西歐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者著手實際的社會改革，他們當中後來產生出不同的思想群體，如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康德主義等。另有學者認為，intelligentsia這個詞源於波蘭，1844年即由李貝爾特（Karol Libelt）使用。當時的波蘭有一個文化上同質性很高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心理特徵、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價值體系都獨具特色。這個階層是擁有土地的城市貴族，與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有別，為了維持其獨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設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體系。在此體系中，學生學習各方面的知識，突出培養強烈的領導意識與社會責任。由此環境培養出來的人非常重視自己的學歷並以此為榮。後來這種貴族式的精神為波蘭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繼承，他們勇於批判社會，以國家大事為己任。當波蘭被列強分割時，這批人成為救國和反抗統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從intelligentsia這個詞的歷史含義來看，知識分子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這個階層及其傳統特性在十月革命後已經逐步瓦解消失。蘇聯時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先後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事腦力勞動的專業人才，不再指具有強烈社會意識及批判態度的特殊階層。西歐「知識分子」一詞的來源與東歐不同。Intellectual來自法國，起源於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訴！》為題給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重審德雷福斯被誣案。第二天，這封公開信在《曙光》報上刊出，主編克雷孟梭用「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幾個字來形容它。此後，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們就理解為主張或同情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聞記者們，他們對時政和時局多所指陳訾議，是政治上激進色彩很濃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專指一群在科學或學術上傑出的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政治，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這種傳統淵源於法國大革命後一批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反抗當時社會既有的標准及措施，談論、鼓吹實證哲學，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這些人大都不在學術界，而是長年逗留在咖啡館中高談闊論，帶有波西米亞聖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就此傳統來看，intellectual沒有社會階層的含義，而注重個人心態及其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由於這兩個詞的歷史含義有所不同，因而在現代英語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則專指「知識階層」。
在中國古代，與近代西方「知識分子」涵義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占據著中心位置，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說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歷史上，自秦漢以降，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通過漢代的鄉舉里選和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士」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
余英時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來自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頭。從孔子開始，知識分子就以「道」自任，而這個「道」是中國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學派——儒、墨、道——盡管各道其所道，但他們在代表「道」說話這一點上卻並無例外。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們盡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們批評社會則不必根據宗教信仰或神學理論。相反地，他們的憑藉往往只是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託在基督教。這是上帝所啟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會僧侶與神學家——和世俗政治權威並立的精神權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識分子不肯自承源於這個宗教傳統，因為他們已不復遵守「凱撒之事歸之凱撒，上帝之事歸之上帝」的原則，他們要管的正是凱撒的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直接承三代的傳統而起。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樂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故孔子斥之為「天下無道」。統治階級既不能承擔「道」，「道」的擔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禮意」的「士」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可以說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第一位知識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貴族社會中的一個固定階層，孔子以後，士的處境開始變化。孔子首先便對「士」重新加以界說。他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又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同上「憲問」）這種新的「士」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這個傳統到了孔子手中卻並沒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轉入了「人道」的領域。孔子以後，百家競起，雖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為最後歸宿。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受到他們所承繼的文化傳統的規定：就要管凱撒的事這一點來說，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則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侶和神學家。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於現代化建設。嚴復，梁啟超，張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並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 典型的知識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徵

㈣ 如何進行當代知識分子歷史使命觀教育

知識分子本來是有歷史使命感的，但是領導階級認為知識分子必須依附統治階級，內剝奪容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權利，使有知識的知識分子服從知識不足的領導階級。在這個依附前提下，提出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觀，是非常難以實現的。在信息時代的現代社會，無視或者輕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一味強調依附，不僅對社會發展不利，對領導階級自身也是不利的。
應該讓知識分子擺脫依附論的束縛。讓知識分子重新樹立社會責任感，強調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能力。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重視知識分子的正確意見，知識分子就會有參政積極性。領導階級必須知識化，重視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就會恢復。
為此，要在全社會廣泛宣傳：未來的大同社會要消滅掉的是階級差別而不是知識差別，知識差別是長期的客觀存在。可以消滅階級但是不可能消滅知識分子，共產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必然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

㈤ 如何理解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所承擔的重大的歷史責任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中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較多的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一部分版，是先進生產力的權開拓者和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基本力量，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承擔著重大的歷史責任，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和主要創新力量。
:(1)知識分子在加快科學技術發展方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2)知識分子在開發人的智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文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3)知識分子參與國家的管理,對提高公務員素質,實現決策科學化起著特殊重要作用;(4)知識分子在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對外交流方面起著特殊重要的作用,等

㈥ 巴金的什麼核心內容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回顧與批判

《隨想錄》是巴金一生的心血。他在晚年終於寫下了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專的《隨想錄》，以此來履行屬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高峰。

《隨想錄》堪稱一本偉大的書。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經驗來傾心創作的。如果沒有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沒有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沒有高度嚴肅的歷史態度，老年巴金就不會動筆。他在《隨想錄》中痛苦回憶、深刻反思，完成了最真實人格的塑造。

㈦ 如何理解古代知識分子在傳統文化中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么是中國古代士人？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知識分子。古代的讀書人叫回儒生、儒士，讀書人答做官，就叫做士大夫。知識分子必須是正直的人，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熱心於對社會作出貢獻，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書讀得多，卻用於做壞事，那就不是知識分子。我在研究古代士人時驚訝地發現，中國古代士人恰恰具備這種精神。
士人的特質，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參與意識。回顧歷史，那些被後人記住的人都是關注社會的。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亂，士人們都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考慮國家的何去何從。他們都有「主人翁精神」，敢於接受挑戰。孟子曰：「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這是一種大氣魄。中國古代士人，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但要思考，更要實踐，並且把國事放在了首位。東林黨有一副著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樣的精神數不勝數，還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等等。士人們對社會的認識，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㈧ 巴金晚年以回憶性散文隨筆《 》最著名

《隨想錄》

堪稱一本偉大的書。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經驗來傾心創作的。如果沒有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沒有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沒有高度嚴肅的歷史態度，老年巴金就不會動筆。他在《隨想錄》中痛苦回憶、深刻反思，完成了最真實人格的塑造。

是巴金一生的心血。他在晚年終於寫下了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以此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高峰。

《隨想錄》收錄巴金先生文革結束後創作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分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共五集，統稱隨想錄。

晚年的巴金在《隨想錄》一書中，以罕見的勇氣「說真話」，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座豐碑。他對過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贏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從《隨想錄》里，人們又見到了那個熟悉的巴金，他開始獨立思考而不再盲目聽命，掙脫思想枷鎖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國過去「太不重視個人權利，缺乏民主與法制」，痛感「今天在我們社會里封建的流毒還很深，很廣，家長作風還占優勢。」集中批判「長官意志」。

(8)履行了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擴展閱讀：

作者軼事

1、帶病入書

幼年多病的巴金從來沒有讀過大學。14歲時，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進入英語補習學校念書，剛剛一個月，就因病輟學。1925年，他到北京准備考北京大學，但是體檢時發現患有肺病，無奈與北大失之交臂。

因此在巴金的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寫，並且因患病而發生情緒、思想的變化，《滅亡》中的杜大心等就是如此。寫《滅亡》時正是巴金治療肺病與休養的關鍵時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殺軍閥以解脫痛苦的念頭。

2、因書得愛

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為青年之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有一個女高中生給他寫的信最多，他們通信達半年之久，卻從未見面。

最後，還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筆談如此和諧，為什麼就不能面談呢？」女孩主動寄了張照片給巴金，然後他們約在一家咖啡館見面。經過8年的戀愛長跑，年屆不惑的巴金與這個名叫蕭珊的女孩結為連理。比巴金小13歲的蕭珊是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讓巴金動情的女人。

3、嗜書如命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省吃儉用來買書。一天，一向依著他的蕭珊實在忍不住對他說：「家裡已經沒有什麼錢了。」不知道家裡到底有沒有錢，日子能不能過下去的巴金說道：「錢，就是用來買書的。都不買書，寫書人怎麼活法？」第二天，他又帶著孩子們去逛書店了。

4、筆名趣談

巴金雖聞名海內外，但「巴金」兩字的由來卻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而且經常被人誤解來源，猜測這兩個字來自於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巴金在致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對自己的名字作了註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滅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寫下來。

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陽》序文中所說的『我的一個朋友又在項熱投水自殺』的那個中國留學生。我當時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個『巴』字。從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㈨ 什麼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真正使命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是什麼？這個問題必須搞清。一些人認為，當代知識分子的主要使命就是推動西式民主，就是扮演批判政府的角色。受這種認識驅動，中國出現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異見人士」，其中有的人付諸非法政治行動，並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這樣的「異見人士」總能得到西方支持，從而形成他們與西方之間的價值觀同盟，甚至政治同盟。「異見人士」有些出於信仰，但也有一部分賭「西方終將勝利」的投機者，還有一些是受周圍小圈子影響而「隨大流」的。
那麼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呢？我們認為它包括推動民主進程，也包括對政府開展批評，但這只是這一根本性命題的一部分。當代知識分子應當做的事情很多，總目標要遠在民主之上，那就是要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幫助這個國家實現全面的前進。
當代知識分子面對的並非一個理想中國，而是一個復雜的現實中國。國家在現代化的路上疾跑，並帶著沉重的問題和負擔進行轉型。腐敗需要鏟除，社會不公需要解決，民生要發展，環境要治理，此外法治需加強，民主要推進，這些沒有一樣是輕松的任務。中國這么大，不時有分離主義勢力興風作浪，它們是國家需要長期警惕的亂源。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因此被美國視為戰略競爭者甚至對手，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外部大環境的面貌。西方一些精英「扳倒中國」的願望和行動都是情不自禁的，中國必須對前所未有的戰略風險加強防範。這決非庸人自擾的盛世危言，中西博弈是國內外嚴肅學者每天都在討論的東西。
中國順利度過現代化的關鍵期難度很高，這是中國從未經歷過的挑戰。我們沒有經驗，社會上分歧很多，凝聚力不足，集體的自信心算不上牢固。我們認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具有一個艱巨而光榮的集體使命，那就是幫助、陪伴國家和全體人民度過這一特殊風險期，確保中國贏得這幾百年一遇的偉大復興機會，而不是慘痛地摔倒在半路。
民主是中國復興龐大體系中的一環，民生、法治、公平等諸多建設無一不是民主得以確立的基石。在互聯網發達及社會寬容度提高的時代，批判的難度在降低，而面對洶涌的民粹主義，幫助社會構建凝聚力則變得更加艱難。現在很難說怕「被喝茶」的知識分子多，還是怕在互聯網上說真話而遭到圍攻的人更多。
為自己樹立一個民主鬥士的形象，會有很多立竿見影的好處。比如受網路粉絲擁戴，受到西方力量的支持，這些平衡了一些人因此而遠離體制乃至與之對抗的不安和擔心。這對一些人來說恰恰是容易做的事情。
西式民主相當符合一些知識分子的口味，它其實離中國工農大眾的真正願望和利益很遠。人民需要過好日子，需要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好，他們追求的是能有效實現他們這些要求的最佳途徑和機制。政治上全盤西化是對國家和人民的不負責任，是拿中華民族命運博自我最佳感受的沽名釣譽。
讓民主回歸國家現代治理體系以及當代知識分子使命中的應有位置，中國知識分子應自覺與國家和人民同甘苦，共命運，以及在國際上共聲譽。國家認同感降低，更注重自我不是知識分子的光榮。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調動當代知識分子的正面積極性，國家不可懈怠。希望國家為知識分子履行使命創造更多空間，更多接受、包容建設性的意見和批評，確保和完善知識分子對國家事務的發言及參與權。
中國未來無論何種命運，都有知識分子的那一份。這包括知識分子作為整體所逃脫不了的歷史責任，也包括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將共享或共擔國家命運所帶來的現實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