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歷史事件

⑴ 公車上書和百日維新的史實是什麼

1、公車上書，是來指清源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梁啟超等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事件。
公車上書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志，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2、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領導人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戊戌變法因損害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6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⑵ 「公車上書」的歷史由來是什麼

洋務運動未能根本地改變清的落後，此次運動失敗後出現了要求從更基專本層面，包括政治屬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強烈聲音。

變法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得知了清朝割去台灣及遼東，並且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

4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了呈給皇帝的萬言書，並在書中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1000多人聯署。

5月2日，兩人連同18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上書」。

⑶ 「公車上書」這個歷史事件概述

歷史上所說的公車上書，是指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志，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其背景源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根據傳統的歷史學教材所載:反對者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上書被清政府拒絕，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之後，康有為等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後，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等，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歷史的更正: 關於「戊戌變法」的所有「定論」中，「公車上書」都是一個重要情節。隨手翻出《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８２年版）說：「１８９５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派李鴻章赴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 ５月２日，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聯名上書光緒皇帝……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

⑷ 《公車上書》事件是什麼背景下發生的有什麼作用

其背景源於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襲中國敗於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京 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⑸ 什麼事件被稱之為「公車上書」

1895年，孫中山山植香山赴香港，准備發動起義。2月21日，成立了興中會總會。這年內4月，《馬關條約》簽訂，容清政府割地賠款，群情激奮。在北京的康有為、梁啟超約集1300舉人集會上書，反對議和，請求變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

⑹ 公車上書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公車上書其背景源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 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版正在北京考權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⑺ 公車上書的歷史背景

其背景源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平考完會版試，等待發榜。權《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億兩的消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 ，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根據傳統的歷史學教材所載:反對者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上書被清政府拒絕，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之後，康有為等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後，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等，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

⑻ 公車上書該歷史事件產生的歷史作用是什麼

作用是有的…只不過被歷史所淹沒…上書之後不久的革命比他們的作用大的多…

⑼ 公車上書是什麼時候的事

歷史上所說的公車上書，是指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志，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其背景源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根據傳統的歷史學教材所載:反對者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上書被清政府拒絕，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之後，康有為等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後，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等，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歷史的更正: 關於「戊戌變法」的所有「定論」中，「公車上書」都是一個重要情節。隨手翻出《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８２年版）說：「１８９５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派李鴻章赴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 ５月２日，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聯名上書光緒皇帝……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對於這樣一件教科書中言之鑿鑿的事情，史學家姜明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斷然質疑：「這說法大可懷疑。」 姜先生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論證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公車上書」的這件事,大多是根據康自己的《公車上書記》一文為本的，但當年５月２４日上海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中說，５月２日那天，公車們「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作者又考出翁同龢當日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證明那天肯定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公車到都察院遊行示威並且被拒的事情。再據宮廷檔案證明「被拒」之不存在。當時上書反對簽定條約的遠不止公車們，先是大批現職官員從４月１４日就開始接連上奏，４月３０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舉人上書，僅５月２日那天，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３４２人；這樣轉奏到５月８日才結束，上書總量３１件，簽名者１５５５人，其中梁啟超領銜廣東舉人８０人上書，只是諸多上書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隻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歷史在細節中！有時候，「證實」不厭其煩，「證偽」一條足矣!人家把日子一天天翻著篇的給你看，你才發現，那幾個Ｗ都不對，時間、地點、人物和人數都合不上那篇要聞播報，所以它基本上是個假新聞！接著，又從心性、品性、目標、手段、官場制度、入仕之途、宣傳包裝、歷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為其人，揭示出這一道「假新聞」的生發原因。 近代史，咱們都是讀過的。有人告訴你迥異於以往的細節，讓你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去的「知識」；而且，作者使用的是優美的散文文筆，讓你在舒適的閱讀狀態下感受一種獲得的驚怵。書要弄成這樣，還不值得讀嗎? 姜明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聽說的——一個上海人，沉溺於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關於北洋水師的——那時候我跟著錢鋼先生籌辦《三聯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訪胡同名人舊跡的事情，而且還以此作為「作業」布置給正在培訓的記者們。以後，看到那本《龍旗飄揚的艦隊》的小冊子，說北洋水師歷史的，知道就是這個「姜明」了，再以後，那部充實、擴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聯書店「再」版，於是一見傾囊，毫不含糊。讀書時，那種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材料堅實故事生動再加上觀念新銳的寫法，讓我們這種歷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買書人經常是就認某個作者甚至就認某個編輯，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對黃仁宇、吳思、茅海建，以及編輯潘振平的「信從」就是這樣——包括姜明。 歷史就是歷史。當那些事情發生、演進的時候，有的是某種利益或價值的遵從，原是沒有什麼革命、反革命，進步、倒退，愛國、賣國，好人、壞人的界說的。那些標簽是後人按彼時的遵從製作的，即使採信，也該先讀一遍那些標簽的分類手冊，看看是不是那麼回事。歷史學家姜明在書中告訴我們，簽了《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是明知道要擔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澀的；甚至名滿天下的變法第一烈士譚嗣同，當年也曾開出過一份向英、俄出賣蒙古、新疆、青海國土，以籌款變法的策論吶！ 常識上，動機與效果，目的與手段，標簽與內里時常是兩回事。比如康有為編造的關於「公車上書」的假新聞，作者就有觀照歷史的通達之判：「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乙未科進士正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四月二十二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因為過去的舉人都坐公車，所以這次上書請願就被稱作是「公車上書」。這次上書，都察院以《馬關條約》已經簽定，無法挽回為理由，拒絕接受。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公車上書」被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志，也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公車上書」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一、下詔鼓天下之氣；二、遷都定天下之本；三、練兵強天下之勢；四、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益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 「公車上書」標志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發展為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從此取得了維新運動的領袖地位。

⑽ 公車上書的歷史更正

歷史的更正: 關於「戊戌變法」的所有「定論」中，「公車上書」都是一個重要情節。隨手翻出《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82年版）說：「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派李鴻章赴日本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定《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
梁啟超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聯名上書光緒皇帝。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對於這樣一件教科書中言之鑿鑿的事情，史學家姜鳴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斷然質疑：「這說法大可懷疑。」
姜先生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論證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公車上書」的這件事,作者又考出翁同龢當日日記。再據宮廷檔案證明「被拒」之不存在。簽名者342人；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隻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歷史在細節中！有時候，「證實」不厭其煩，「偽證」一條足矣!人家把日子一天天翻著篇的給你看，你才發現，那幾個條件都不對，時間、地點、人物和人數都合不上那篇要聞播報，所以它基本上是個假新聞！接著，又從心性、品性、目標、手段、官場制度、入仕之途、宣傳包裝、歷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為其人，揭示出這一道「假新聞」的生發原因。
近代史，咱們都是讀過的。有人告訴你迥異於以往的細節，讓你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去的「知識」；而且，作者使用的是優美的散文文筆，讓你在舒適的閱讀狀態下感受一種獲得的驚怵。書要弄成這樣，還不值得讀嗎?
姜鳴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聽說的——一個上海人，沉溺於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關於北洋水師的——那時候我跟著錢鋼先生籌辦《三聯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訪胡同名人舊跡的事情，而且還以此作為「作業」布置給正在培訓的記者們。以後，看到那本《龍旗飄揚的艦隊》的小冊子，說北洋水師歷史的，知道就是這個「姜鳴」了，再以後，那部充實、擴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聯書店「再」版，於是一見傾囊，毫不含糊。讀書時，那種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材料堅實故事生動再加上觀念新銳的寫法，讓我們這種歷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買書人經常是就認某個作者甚至就認某個編輯，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對黃仁宇、吳思、茅海建，以及編輯潘振平的「信從」就是這樣——包括姜鳴。
歷史就是歷史。當那些事情發生、演進的時候，有的是某種利益或價值的遵從，原是沒有什麼革命、反革命，進步、倒退，愛國、賣國，好人、壞人的界說的。那些標簽是後人按彼時的遵從製作的，即使採信，也該先讀一遍那些標簽的分類手冊，看看是不是那麼回事。歷史學家姜明在書中告訴我們，簽了《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是明知道要擔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澀的；甚至名滿天下的變法第一烈士譚嗣同，當年也曾開出過一份向英、俄出賣蒙古、新疆、青海國土，以籌款變法的策論吶！
常識上，動機與效果，目的與手段，標簽與內里時常是兩回事。比如康有為編造的關於「公車上書」的假新聞，作者就有觀照歷史的通達之判：「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關於公車上書，史學家姜鳴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詳細論證了康有為自稱的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的「公車上書」，作者又考證了翁同龢當日日記。再根據宮廷檔案，同樣證明「上書被拒」之不存在。簽名者人；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其實並不存在，頂多隻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所以說公車上書的事情是有的，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並形成了對維新變法有利的社會風氣應該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