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歷史學

Ⅰ 結合中外實例，說明史學是怎樣起源的

學術界將遠古神話與殷周史官和文牘納入史學的"童年說"、專"草創說"、"萌芽說".筆者認為,商周屬及其以前的神話傳說和文字資料只能說是先人無意識地為後人留下了珍貴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學工作者的標簽,其所錄的"官文書"也不能拔高到史著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遲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國史官已開始有意識地記錄時事,編排國史.他們從最初那種單純的宗教神官和"掌官書以贊治"的寶座上漸漸地轉軌到後世意義的史官位置上,開始將眼光投向歷史,為史而作書,中國古代的史學當於此時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紀年,應是史學孕足而娩的重要標志.

Ⅱ 能從哪個角度聯系中外歷史學習

同一時間中外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兩者中的因果聯系，例如英國的工業革命約在十九世紀中期完成，其後（為方便記憶個人猜測）便攻打中國，鴉片戰爭開始

Ⅲ 怎樣學好中外歷史就是按從上古到現在的時間發展順序怎樣對比中外歷史學習

畫一個時間軸，按照時間發生的先後順序填入事件。書上章節不是嚴格按時間的先後順序編的，所以看著糊塗。

Ⅳ 中外歷史上，哪些常見的史學觀點存在著一定程度上「誤讀」

給你講講幾屆歷史老師都提到過的哈

1、提的最多的—— 抗日戰爭中其版實主要對抗日本的權是國民黨軍隊，而共產黨軍隊只能是打打游擊戰，畢竟資金匱乏嘛。所以抗日劇集中八路軍多麼威武強大其實並不盡然哦。

2、虎門硝煙中的大英雄林則徐其實在被貶如新疆時還有種植罌粟花呢，很震驚吧，其實那是他的思想是反正賺錢的，還不如讓中國人自己賺自己的免得便宜了外國侵略者。（這也是很少人知道的吧，你到了大學學歷史專業應該就會了解了）

純手打..希望能幫到你咯=v=

Ⅳ 中西方史學產生的不同途徑及其意義

歷史學作為一門人類自找反省的最基本學問，曾在許多國家和民族有過輝煌的經歷。其中，中國史學和以希臘、羅馬為文化源頭的西方史學，尤以源遠流長、根深葉茂稱絕於世。值此世紀之交全球學術聲息相通、百川匯海之際，回顧和比較兩者走過的不同道路，對於進一步認識本民族的史學傳統及其在現代史學建設中的地位，揚長去弊，以貢獻於世界學術，當不無裨益。
一、中國古代:官、私史學雙軌並馳
中西古代史學，曾在相互獨立的狀態中，歷經二千多年演變，形成了各自的傳統與範式，而其運行的機制，尤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春秋以後，中國史學的發展，即開始擺脫史官壟斷的格局，走上了官、私雙軌並舉之路，私家史學一時尤趨繁興。特別是孔門弟子，受孔子重視古代歷史文獻整理的影響，除注意記錄孔子本人言行外，對各諸侯國君與卿大夫的言論行動也頗有搜訪記載，如《禮記·檀弓》便記有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及獻公之喪等事。初時這類私史多據史官記載稍加修訂或改編而成，如《春秋》、《左傳》、《國語》、《鐸氏微》之類。以後才漸出現了記載當代見聞或社會上流傳的史跡之風氣。這一方面是因社會變動日劇，上古三代的歷史陳案已難應時局之變，統治集團及知識階層都急需從當代史事中尋求切用的借鑒之故。如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著《虞氏春秋》，「上秉春秋，下觀近勢·一以刺譏國家得失」。劉邦初建漢朝，為總結歷史經驗，以利統治，即令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夭下者何」[1]。陸賈遂作《楚漢春秋》。《戰國策》和《戰國縱橫家書》一類的史書，也是應戰國秦漢間一些知識分子為投身政治、學習游說和謀略需要而產生的。另一方面，這種情況也表明，私史的編著已不再局限於整理、復述舊史官記載，而是一種眼界更為開闊的歷史與現實研究。雖然從數量看，秦漢時私史尚不多，《漢書·藝文志》所載僅寥寥數種，但卻具有很大的活力。東漢末起，私史的數量、類別開始增多，除古代史、當代史外，還出現了不少有關制度、人物及地方史志著作。魏晉以後，此種趨勢更為明顯。
相比之下，官方史學則一度反處落後狀況。戰國以後，隨著新官僚體制的逐步確立，史官許可權日趨縮小並單純化，地位亦轉卑。秦漢時的太史令，主掌天時星歷、記注和圖籍資料，而非撰史。故司馬遷身為史官，自稱「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2]他之創編《史記》。原非太史令職內之事。從現在所知的西漢官修史看，除起居注外，尚有《漢著記》、《漢大年紀》、《漢帝年紀》等年代記[3]。這類書，大抵為記注加簡單編次而成，多停留在先秦諸侯國官方國史記載的水平上，有的近於起居注[4]，因而史學價值並不高。及至東漢.官修國史方出現新的面貌。明帝時，命蘭台令史班固與陳宗、尹敏、孟異等撰《世祖〈光武帝〉本紀》與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以後相沿為制，修成我國第一部官修紀傳體當代史《東觀漢記》。與此同時，還出現了由宮廷內侍記載帝王言行的《起居注》。惟其時編修國史，並無專官，但.「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有官員也。」[5]漢魏之際，始置著作郎之職，以掌資料采訪和國史編集。北朝時期，宮廷史官內部逐漸形成注記和撰述兩大分工，前者負責隨時記錄帝王及朝廷之事，作用在積累第一手史料;後者專事國史編纂.具有更積極的史學意義。唐代的史官，不但注記與撰述分途，史官與掌歷法的官員也開始明顯分途。史館除修紀傳體前代史和國史外，還據起居注、宰相時政記等資料定期編寫日歷、實錄《編年體國史長編》等。並建立了詳密的史料徵集制度，其「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規定:政府各部門及地方官府須將相關事項如天象變異、自然災害、四裔民族關系、禮樂法令因革、州縣廢置、官員任免、地方政績、表彰節義、大臣亡故定溢、諸王朝戴等記錄。定期報送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堪入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指事例中未明白開列之事).亦任直蝶索，承牌之處，即依狀勘，並限一月內報。」[6]可見，其時官方史學已在史實記錄、史料檔案的搜集保存、大型史書的編纂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操作方法。以後各代。大抵皆沿用此制，或略加變通而已。

Ⅵ 19世紀中國史學流派有什麼，西方史學流派有什麼

19世紀中國史學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不僅標志著傳統史學的終結，亦同時標志著近代史學的開端，是中國史學新陳代謝的交會點和轉折點，並為20世紀初新史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

19世紀，西方主要史學流派蘭克學派的主要特徵是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時應當「消滅自我」，持不偏不倚的態度；制定嚴整的「史料批判」的方法；重敘述，排斥分析。代表流派及代表人物有：

1、浪漫主義史學：赫爾德。柏克。夏多布里昂

2、客觀主義史學：尼布爾、蘭克

3、實證主義史學：孔德、斯賓塞

4、歷史主義史學：（維柯）、薩維尼、洪堡、黑格爾

5、階級斗爭史學：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爾

6、馬克思主義史學

(6)中外歷史學擴展閱讀

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初，西方史學從理性主義史學過渡到浪漫主義史學，此時德國哥丁根歷史學派的地位不可小覷。19世紀20年代，蘭克與蘭克學派橫空出世。

蘭克學派之要旨，正如吳於廑先生所指出的「兩項原則」：一是史料批判的原則，即審核史料是否原始，以第一手史料為最可信；一是嚴守紀實的原則，即根據經批判審定的史料，寫如實的、為事實還其原貌的歷史。

蘭克學派的理念及其實踐，極大推動了19世紀西方史學的進步，並成了近代西方史學史上最具影響的史學流派，成為當時西方史學的主流。

Ⅶ 中外歷史對照表

中世紀後期，歐亞世界有了一個不尋常的重大發展。一方面，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閉關自守，愈來愈僵化；另一方面，歐亞大陸西端正經歷著一場空前的、徹底的變革。西歐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都在發生深遠的變化。向海外的大規模擴張就是西歐所具有的新動力的一個表現。

這一擴張給整個世界後來的歷史以極其重要的影響。它使西歐人控制了外洋航線，能夠抵達、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亞的人跡稀少的廣闊地區，並移居那裡；從而，改變了世界各種族傳統的地區分布。最後，通過擴張，西歐財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強的19世紀時，已能滲入並控制位於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老的歐亞文明中心。

所有這一切確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個地區成功地控制其餘地區，以前從未有過；因之，其影響必然深遠。世界達到了新的、獨特的統一。到世界歷史上的歐亞階段結束、全球性階段開始以前，地區間的聯系——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聯系——已經形成；這種形成最初雖頗緩慢，然是平穩的、不可阻擋的。

這些重大發展有一個似乎有悻常理的特點，即它們是由歐亞大陸上一向最不發達、最默默無聞的地區引起並完成的。中世紀末以前，西歐大部分領域都很落後。在文化上，它從外界得到的多於它所能給予的；在經濟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後，它極想求得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自己卻沒有什麼可用以交換；在軍事上，可以肯定地說，東方對西方的入侵遠遠多於西方對東方的入侵。

那麼，如何解釋這一出乎意料的驚人轉變呢？為什麼西歐會突然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原動力呢？僅從任何單獨的因素或事件——如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釋的。11世紀時，維金人偶然發現北美洲；他們花了約一百年時間，試圖保持在那裡的拓居地，但失敗了。與此相反，哥倫布發現美洲後，歐洲各國的人步其後塵，大批地、勢不可擋地侵入南北美洲。兩次事件的結局全然不同；這表明：在11世紀至15世紀的500年中，歐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並能夠向海外擴張的發展。這些發展的性質及其進行的方式是我們現在要探討的題目。

一、好戰的基督教世界

歐洲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可用歐洲基督教的擴張主義來解釋。與歐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濟主義、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從一開始起，基督教就強調四海一家，宣稱自己是世界宗教；從使徒時代到現在，積極傳教一直是基督教會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會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戰性源自猶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復仇和懲罰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戰爭作比喻，將人間世界看作上帝與撒旦交戰的戰場。因之，絲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領在執行"到世界各地去，將福音傳播給每一個人"（《馬可福音》16：15）的命令時，時常採用種種強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戰也是對東方在較早幾個時期里頻頻入侵歐洲的一種反應。歐洲是歐亞大陸的邊遠地區，落後、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蠻的、信異教的印歐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馬扎爾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躪。因此，中世紀時居住在這一大塊邊遠地區的歐洲人東臨信異教的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歐洲人的反應是發動接二連三的十字軍東侵；其中，矛頭指向"聖地"的幾次十字軍東侵最雄心勃勃、最舉世聞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紀時，基督教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立足點相繼淪於穆斯林手中，不過，其他幾次十字軍東侵取得了較持久的成果。約1100年前後，諾曼底人將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島。伊比利亞的基督教徒進行了長達二個世紀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運動；到1250年，已收復了除局促於半島南部一隅的格拉納達王國以外的整個半島。條頓騎士團在12和13世紀時，用利劍將基督教傳播到普魯士和波羅的海諸國家。

因此，歐洲有歷時很久的遠征傳統，海外擴張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一傳統的繼續。早期的探險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東征，部分地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他們想到達印度和中國；自13世紀馬可·波羅東游以來，歐洲人已知道那裡有一些大國。歐洲人還知道，這些國家不屬於穆斯林，所以希望它們能同基督教徒聯合起來。此外，中世紀時有關約翰牧師的傳說也在人們中間長期流傳；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塊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約翰牧師是他們的強有力的統治者。因此，好幾個世紀里，基督教首領一直嚮往能同約翰牧師建立聯系，從東、西兩方大舉夾攻穆斯林世界。歐洲人沒有找到約翰牧師，但是，他們確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見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適於征服、拯救、使他們歸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動機很多，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其中最強烈的動機。達·伽馬抵達卡利庫達時，曾向當地驚訝不己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這里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樣，征服者伯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陸，"是為了象所有男子漢都欲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陛下服務、將光明帶給那些尚處於黑暗中的人們和發財致富。"北歐的新教徒之所以從事海外冒險活動，也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亞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為美洲的殖民地進行宣傳時這樣寫道：

他們將得到的是有關我們宗教信仰的知識，

而我們將得到的是這一地區所擁有的那種財富。

這種好戰性和努力改變異端信仰的精神顯然是歐亞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確實，穆斯林用刀劍征服了遼闊的地區；在這一意義上說，他們也是好戰的。但總的來說，他們對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們更感興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蘭教，而是向自己納貢了沒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種必須將異教徒的靈魂從地獄中拯救出來的壓倒一切的熱情。同樣，佛教為印度以外地區所接受，與其說是因為僧人盡心竭力地從事傳教活動，不如說是由於愛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漸傳播開來的緣故。佛教的傳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憑借其教義和儀式的吸引力。

中國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條主義的。早期去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對他們在那裡所遇見的人們互相容忍的態度，都有著極深的印象。他們對中國人允許他們自由地傳播福音這一點，又驚又喜。1326年，佩魯賈的安德魯主教曾這樣寫道："實際上，在這幅員廣大的帝國，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個民族、每個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為他們持有這樣一種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持有這樣一種錯誤觀點：人人都能夠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靈魂的拯救。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仍可自由地、毫無阻礙地傳經講道。"傑出的義大利耶穌會會上利瑪竇曾在1582至1610年間居住中國，他對中國人的不好戰、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樣大為驚異。他寫道：

現在，我們對話宗教教派的探討即將結束。中國人中真正受過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認的見解是，這些…信仰其實可以合並為一，所有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應該信奉的。當然，在作如此判斷時，他們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於一個令人魂不守舍的錯誤，即相信談論宗教問題的不同方式愈多，對公眾利益就愈有好處。

……如果我們停下來細想一下，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個幾乎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且極其豐富的王國里，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不熱望著征服。在這方面，他們截然不同於歐洲人；歐洲人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東西。現在，西方諸國家似乎已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精疲力竭，它們甚至不能象中國人在長達數千年的時期里所做的那樣，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遺產。

世界諸宗教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有著程度上的不同；這一點至今仍顯而易見。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市的衛理公會主教馬文·A·富蘭克林在論述控制宇宙的問題時也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很難想像，這種立場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員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採取的。他說：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麼，我們將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這些"別的羔羊"彰顯自己，然後才能確定基督教會對他們負有什麼責任。猜想出他們對上帝的觀念如何、是否對上帝贊美得不夠、走否需要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對靈魂的拯救，是件頗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許會發現：基督教會必須將我們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經驗告訴他們，並向他們介紹能引導他們贖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發現的外界狀況需要什麼，基督教會將一馬當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歐擴張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騷動"使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增長。神學和基督教會對現實生活的控制受到當時由個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則和社會准則的挑戰，並最終為後者所取代。有關人類本身的一種新概念已逐漸形成——它體現了對人類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一種新的信心。人類無須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只須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蘭的司鐸兼學者伊拉斯謨曾得意洋洋地發表了人類既非野獸又非野蠻人這一認識。他說：

現在，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人具有理性。如果樹木或者野獸在成長，那麼真的，人當然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從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法律作指導，僅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慾望的支配，其群體內部絕無秩序可言；因此，與其將他們看成人，不如把他們當做野獸。

對人類及其能力的新的強調，顯然比早先中世紀的觀點更有助於海外擴張。另一方面，這一點很易被誇大，故需認真糾正。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並不著重科學。當時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從哲學和美學的角度出發，而不是持懷疑和客觀的態度。他們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紀的思想方式。他們堅持相信和贊美那些怪誕的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他們繼續尋找哲學家的點金石。他們仍然相信星占學，並將它誤作天文學。宗教改革運動也沒有改變這種反人文主義者的傾向。16世紀時，路德和加爾文認為人類孤弱無助和腐敗墮落的觀點，正如人文主義者對人類的頌揚，是一種新的見解，而且其影響較後者要大得多。實際上，宗教改革運動代表一種只是在16世紀變得更強烈的反觀世主義和反求實主義的傾向。

從事海外擴張的伊比利亞的先驅者肯定不是人文主義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時代的人描繪成是一個剛直、虔誠、勇武的禁慾主義者而非人文主義者。雖然他總是慷慨地資助海員和測繪人員，但是，對於學問和各種技藝並不感興趣。人們傳說，他曾在薩格里什興辦一所教授天文學和數學的學校，那僅是一則虛構的故事。有位研究歐洲擴張的著名歷史學家說："不管對文藝復興作何解釋，……地理大發現的早期的進行是在中世紀的種種動機和設想的伴隨下，獨自開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長們基本上都是中世紀的人。甚至哥倫布……從事他那舉世聞名的冒險事業時的思想大體上也是中世紀的，傳統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釋的與其說是1500年以前歐洲擴張的起因，不如說是1600年以後歐洲擴張的動力和具有不可抵擋的力量的緣由。不過。對後者加以解釋，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實依然是，在西歐，曾有過一場思想騷動，而在歐亞其他地區則沒有。這一根本的不同之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在中國，儒教繼續在社會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輕視年輕人；尊崇過去，輕視現在；尊崇已確認的權威，輕視變革；從而，使它成為保持各方面現狀的極好工具。最終，導致了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氣氛，排除了思想繼續發展的可能；這一點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中國盡管最初在發明造紙、印刷、火葯和指南針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後來卻在技術上落後於西方。中國人在作出這些早期的發明之後，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學原理。

歐亞其他國家的情況基本上與中國相同。例如，在奧斯曼帝國，穆斯林的學院為了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而不惜舍棄天文學、數學和醫學。這些學院的畢業生對西方正在做些什麼一無所知，而且也毫無興趣去弄清楚。沒有一個穆斯林土耳其人會相信，一個信基督教的異教徒能教給他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雖然有時也會出現某個富有遠見的人，警告人們要注意這種將奧斯曼帝國與鄰近的基督教世界隔開的思想的鐵幕所帶來的種種危險，但這樣的人極為難得。土耳其著名的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和網路全書編纂者卡蒂布·切萊比是其中的一個。他生活在17世紀上半世紀。因出身於貧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規的高等教育。不過，結果是塞翁失馬。他可不必對穆斯林的聖學進行表面的、析理過細的專門研究，而這種研究當時已成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點。他靠自學成材，這一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何以會對西方的學問毫無偏見。

切萊比一生著述頗多。在土耳其艦隊於1656年遭到慘敗後，他編了一本簡明的海軍手冊。在該書序言中，他強調了掌握地理學和地圖測繪學的必要性。他寫道：

對於負責國家大事的人來說，地理學是一門必須掌握的學科。他們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們至少應當熟悉奧斯曼帝國及其鄰國的地圖。這樣，當他們必須派軍隊作戰時，就可以在掌握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入侵敵國和守衛邊疆也就會成為一件較容易的事。與那些對地理學一無所知的人商議，是決不會取得令人滿意的取代地圖的效果的，即使他們是當地富有經驗的人。這類富有經驗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繪出自己家鄉地區的地圖。

異教徒們因尊重地理學一類學科並加以應用，故而發現了美洲大陸，並能橫行於印度市場；這一事實，足以令人信服地證明學習地理學的必要性。

切萊比抓住了歐洲在思想方面的進步和其海外擴張之間的聯系。切萊比死於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後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們說，如果他們不放棄自己的教條主義，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在觀察這一世界時瞪起猶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預言頗有先見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並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基督教異教徒憑借自己的新學問，最終不僅成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德教帝國的主人。

三、擴展中的經濟

中世紀時西歐地區經濟的顯著發展是促使西歐向海外擴張的一個無可爭辯、顯而易見的因素。西歐地區迅速增長的經濟資源和生氣勃勃的活力使西歐能對哥倫布發現美洲作出巨大反響。這種反響全然不同於早先對維餘人探險所作出的反應，因為後者是微不足道、毫無成效的。這里應該指出，中世紀時期，歐洲經濟的發展並不是連續不斷的。從900至1300年，經濟穩步增長，但14世紀時，出現衰退，這由多種因素結合所致。這些因素包括：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飢荒——1315年和1316年時，糧食歉收和飢荒的程度尤為嚴重；黑死病——它首次發生於1348至1349年，奪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後它又周期性地發生，持續了好幾個世代；英法兩國間的百年戰爭和德、意國內的其他沖突。不過，1400年後不久。經濟開始復甦，從那時起，經濟發展的趨勢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歐經濟除了在14世紀曾衰退外，在中世紀早期幾個世紀以後，一直保持相當穩定的增長。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後，外來入侵隨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終止進攻而告停止。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使西歐免遭東歐那種因接二連三的外來猛攻所致的破壞；這種外來猛攻在東歐一直持續到17世紀末土耳其人慘遭失敗時為止。在那些世紀里，東歐對西方起著減震器的作用，從而大大幫助了後者的發展，這一點至今未得到充分認識。

這一點也部分地說明了在10至14世紀間中歐和西歐的人口顯著增長的原因。當時，那裡的人口約增長了50%；這一增長率在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在當時，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面積大體相當的地區所無法與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們努力改進災業技術以支持人口的增長，而糧食的增長轉而又使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發展細耕農業，即改進耕作方法。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從8世紀起，逐漸採用三輪制的耕作方法。這種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佔耕地總面積的二分之一減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產率。更有效地使用馬力也幫助了農業的發展。在古代，馬在農田裡派不上什麼用以因為那時所使用的軛在馬使勁拉東西時，會將馬脖子扼得透不過氣來。此外，由於沒有釘固蹄鐵，馬常常折斷蹄子，成為廢物。不過，到10世紀時，歐洲發明了架在馬肩上、不會扼住馬脖子的馬頸圈。另外，還發明了馬蹄鐵和串聯式馬具；後者可用來使一對以上的馬共同拉一車貨物。最後結果是，速度較牛快、能力較牛強的馬從此以後成為農業經營中必不可少的動力之源。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另一條途徑是發展大面積耕種，即開發以前未耕種過的地區。12世紀時，法、德、英三國得到耕種的土地僅分別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這一事實頗令人吃驚，然而，是千真萬確的。當時，其餘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澤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種的地區的周圍是大片尚未開墾、有待拓居的區域。歐洲的農民絡繹不絕地進入這些空無人跡的區域，清除森林、燒掉灌叢、排干沼澤，為犁和鋤頭開路。農民們不僅耕作他們所在地區中的處女地，而且還向東遷移，進入東歐和南歐的人口稀少的廣大地區。正如美國曾有過西抵太平洋的西進運動那樣，歐洲也有過東達俄國邊界的東進運動。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亞已有1500塊新拓居地，由15至20萬名殖民者耕種。

新開闢地的召喚力鬆弛了農奴制的束縛。過去的種種勒索和限制已不能無限期地強加於人們，因為他們已知道，往東去，可得到個人自由和廉價土地。農奴主必須減少自己的要求，否則，就要冒農奴們紛紛逃跑的危險。確實，後來在15和16世紀時，農奴制曾被強加給易北河以東一向自由啟在的移民們。那時，糧食和林產品價格上漲、市場擴大，農奴主要趁此機會牟利，就必須確保勞動力的供應，為此，他們強制推行農奴制。但是，在此期間，西方的農民們大體上已自由起來，並保持了自由，只是種種約束的最終解除須待到 18世紀末即法國大革命開始後。農奴制的削弱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它造成了一種更易變動的社會，這種社會能積聚起資本，為探險、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組織和自由的勞動力。因此，歐洲諸國從事海外冒險事業的成功的程度與其擺脫封建束縛的程度成正比，並非偶然。

人口的增長和農業的發展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剩餘糧食由船從新農田運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則向新開闢地區提供其所需的各種工具和製成品作為回報。於是，商業繁榮，城鎮興起，尤其是在波羅的海沿海一帶。經濟的這種發展極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歐開始崛起；這一趨向後來幫助英國人和荷蘭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僅歐洲內部的貿易在發展，而且歐洲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貿易也在發展。這時的國際貿易的發展也是隨著維金人終止劫掠活動而開始；維餘人多次侵襲歐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紀籠罩從北極區到西西里島的歐洲沿海地帶。國際貿易發展的另一動力來自從11世紀起的十字軍東侵。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參加了這一次次的遠征；他們回國後仍垂涎於自己在東方所見到和享受到的種種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軍東侵還使歐洲人從穆斯林手中奪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樣，再一次成為東、西方之間的商船的大通道。國際貿易發展的第三個原因是，13世紀時，蒙古帝國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統一強加給遼闊的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歐洲的商人，尤其是義大利人，利用當時的和平、安全和妥善護養的道路，幾乎直接與東方進行貿易。

貿易關系的擴大和加強產生了重大影響。歐洲經濟適應國際貿易的程度開始遠遠超過東方諸較為自給自足的帝國的經濟。歐洲的消費者和生產者變得習慣於並依賴於外國的商品和市場。隨著人口的增長，交易的規模也增大。人口壓力加之諸國家和城市國家之間的競爭的促進力，驅使商人們去尋找新的產地、新的路線和新的市場。他們的競爭態度截然不同於同時代的中國人；中國人雖曾航海數千哩，但完全是出於非經濟方面的原因（見本章第七節）。他們對貿易毫無興趣，只是將諸如長頸鹿一類的奇珍異獸帶回自給自足的祖國，以取悅他們的皇上。由於明顯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歐洲完全做不到自給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國產品。這一需要與迅速發展的經濟活動及蓬勃的經濟活力一起，最終使歐洲人航行於各大洋，使歐洲商人遍布每一個港口。

四、技術的發展

與經濟的擴展有密切聯系的是技術的發展，它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因為歐洲人如果沒有適當的海船和航海設備，原本是不可能抵達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歐洲人在發展航海裝備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術上的重大進展，原因在於，中世紀時期，他們在改進各種工具和技術方面穩步地取得了雖並不驚人但極其重要的進步。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林恩.懷特教授評論說："中世紀後期最可誇耀的不是那時的大教堂、史詩或經院哲學，而是有史以來首次建立的一種復雜文明。這種文明並非建立在揮污苦乾的奴隸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動力為基礎。"為碾谷、伐木、排干沼澤和礦井而發明並使用的水車和風車，可代表這種"非人力"的動力之源。其他有用的發明包括木匠用的創、曲柄、獨輪小車、紡車和運河閘門等。確實，希臘人和羅馬人盡管在哲學和藝術上成就極高，但在以機器力量減輕人類的辛苦勞作方面，在長達千年的時間里所取得的成績卻還不及中世紀的歐洲人在短短數世紀里所取得的。這大概是因為歐洲較缺乏人力，而那種不發達的新開闢地的社會也頗需勞力，從而促進了發明的緣故。由於中世紀的歐洲人從奴隸或農奴經濟開始轉入由機器力量推動的經濟，西方的文化發展獲得了一種新的動力。

希臘語學者兼天主教樞機主教貝薩里翁曾在1444年寫過一封信，對中世紀時西歐人在技術上所取得的進步作了有趣的說明。這位學者原先在羅馬住過多年，義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給拜占庭摩里亞自治省當時的統治者君主坦丁·帕萊奧洛古斯去信，建議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義大利學習手工業技術，並學習義大利語"以熟悉他信上所說的東西"。貝薩里翁對排除手工勞動的水力鋸機的印象尤為深刻。他提到了"鋸木頭用的自動鋸機和運轉得極快、極整齊的水車"。他對水力風箱也念念不忘，他寫道，"在冶煉和分離金屬時，他們用的是皮風箱，這種風箱無須用手操作，便能膨脹和鬆弛，將金屬從原先泥土似的無用物質中分離出來"。貝薩里翁還談到，在義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學到煉鐵知識，這種知識對於人類極為有用且必不可少"。這封信作為一個證據，其意義十分明顯：中世紀時，西歐在技術上所取得的進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個東方人首次建議應派學生去西方學習"各種實用的技藝"。

就歐洲擴張來說，最重大的技術進步表現在造船、航海設備、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在1200至1500年間，歐洲普通船舶的噸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載重量為150至200噸的狹長槳帆船讓位於600至800噸的圓體帆船。13世紀時採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舊時效率較低的側向操舵裝置。另外，同樣重要的是，14世紀時，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夠更直接地逆風航行。船的構造和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示原先在北歐、地中海和中東發展起來的船的一些優點已結合成一體。最後結果是，船的規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縱更靈便。此外，經濟效益也更高，因為這時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劃手及其口糧和裝備，從而大大增加了載貨容積。

與造船方面的進步緊相連的是航海術的進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貢獻來自地中海地區。那時，中國人似乎已擁有磁羅盤，但是，至今不能確定，歐洲人是從中國人還是從作為中間人的阿拉伯人那裡獲得磁羅盤。也許歐洲人的磁羅盤是12世紀時由他們自己獨力研製成的，地點可能在義大利的阿馬爾菲城。無論如何，雖然羅盤對航海者來說，是一種最有用的儀器，但使用時，須得到其他幾種儀器的配合。星盤，即一種用以觀測天體高度的銅制刻度盤，早在800年以前便已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後，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這種儀器頗為昂貴，故很快被結構較簡單、造價較低廉的象限儀所取代。經度測定引起的問題不只一個。雖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計時間，但要精確地計算時間，只有待到17世紀伽利略發現擺動原理時。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報匯編和地圖的幫助。中世紀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額准確的地圖，圖上清楚地標明了精確的羅盤方位及關於海岸線和港口的詳細情況。到14世紀時，繪制地圖的技術已有了相當的發展，發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熱那亞和馬霍卡。中世紀時，一些博學的教條主義者老是爭論著人能否在赤道經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騰的海水；與這些教條主義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紀的航海圖注重事實、客觀，使人耳目一新。以下這兩段話引自15世紀的航海圖，可作為圖上那些如實、精確的文字說明的例證：

Ⅷ 中國當代有沒有中外歷史都研究的歷史學家

沒有中外都研究的，但是有研究領域同時涉及中外的。例如北大研究國際共內運的沈志華。容

當代學科的設置，發展，迫使一個學者只能研究很小的一個領域。任何人都沒有能力同時研究那麼多領域，還能做出成果。因此一般來說，要麼學者只能研究一個朝代、時期，要麼研究所有歷史的一個側面，如官制。

對於後者，有的側面是同時涉及中外的，因此這樣的學者對中國外國歷史都要研究。例如研究國際共運的，或者1934年以前黨史的。但是他們也不過只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小部分和外國歷史的一小部分而已。並不是說古今中外什麼都研究。

Ⅸ 有哪些流傳千古的中外史學名著和歷史名著

古希臘文學： 伊利亞特 奧德賽 普羅米修斯 俄狄浦斯王 美狄亞 特洛亞婦女 法國文學： 巨人傳 偽君子 新愛洛綺絲 懺悔錄 費加羅的婚禮 巴黎聖母院 悲慘世界 高龍巴 基督山伯爵 茶花女 紅與黑 歐也妮·葛朗台 高老頭 幻滅 農民 貝姨 包法利夫人 惡之花 漂亮朋友 小酒店 萌芽 約翰·克里斯多夫 追憶逝水年華 愛的荒漠 共產黨人 死無葬身之地 鼠疫 英國文學： 坎特伯雷故事集 仲夏夜之夢 威尼斯商人 哈姆雷特 奧瑟羅 李爾王 麥克白 失樂園 魯賓遜漂流記 格列佛游記 艾凡赫 傲慢與偏見 名利場 大衛·科波菲爾 雙城記 簡·愛 呼嘯山莊 還鄉 苔絲 華倫夫人的職業 牛虻 等待戈多 蠅王 義大利文學： 神曲 十日談 女店主 斯巴達克斯 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 東歐、北歐、西南歐文學： 十字軍騎士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玩偶之家 破產 堂吉訶德 俄羅斯及蘇聯文學： 上尉的女兒 欽差大臣 死魂靈 誰之罪？ 奧勃洛摩夫 貴族之家 前夜 父與子 窮人 罪與罰 白痴 卡拉馬佐夫兄弟 大雷雨 怎麼辦 戰爭與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復活 鐵流 母親 海燕 解凍 列寧 青年近衛軍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靜靜的頓河 阿爾巴特街的兒女 生者與死者 一日長於百年 德語國家文學： 少年維特之煩惱 浮士德 陰謀與愛情 臣僕 訴訟 變形記 城堡 西線無戰事 美國文學： 紅字 湯姆叔叔的小屋 白鯨 草葉集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王子與貧兒 章魚 美國的悲劇 馬丁·伊登 大街 震撼世界的十天 大地上的房子 了不起的蓋茨比 我彌留之際 老人與海 憤怒的葡萄 飄 潛流 推銷員之死 洪堡的禮物 兔子四部曲 拉丁美洲文學： 玉米人 百年孤獨 亞非文學： 羅摩衍那 沙恭達羅 吉檀迦利 沉船 源氏物語 我是貓 雪國 我就知道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