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序列

1. 考古學序列和考古學譜系

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是原始社會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個歷史階段。它以農耕和畜牧的出現為劃時代的標志，表明已由依賴自然的採集漁獵經濟躍進到改造自然的生產經濟。磨製石器、制陶和紡織的出現，也是這一時代的基本特徵（見史前考古學）。因而，新石器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古代經濟、文化向前發展的新起點。就目前所知，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大約起始於公元前6000多年，實際開始年代還當更早；一般延續到前2000年左右，中原以外有些地區結束的時間要更晚些。中國各地遍布新石器時代的遺存，其分布范圍、文化內涵和起迄年代各不相同，有些在生產經濟上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在一定地域內先後產生的幾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自身的發展序列。中國的諸新石器文化不斷發生交流、融合和分化；在此同時，隨著生產的發展，原始社會內部產生了私有制和階級，中國歷史最終進入了階級社會。中國新石器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源泉。特別是以中原為核心的一脈相承的新石器文化，與後來青銅時代的商周文化緊密相連，並同周圍地區有著密切的交互影響，便是中國歷史連續發展的具體例證。

發現和研究簡史

中國古代文獻中，有軒轅、神農、赫胥氏用石頭製造工具的傳說，也有肅慎氏使用石弩以及歷代發現「雷斧」的記載。但這些片斷記述，都不屬科學的考古學范疇。從20世紀20年代起,隨著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才開始發展起來。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全國范圍內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不過二、三百處，其中經過正式發掘的更是寥寥無幾。

1921年，瑞典地質和考古學家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掘，發現了以彩陶為顯著特徵並與磨製石器共存的仰韶文化，一度還稱為「彩陶文化」。後來，在黃河中、上游發現了類似的遺存，由此開始了對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安特生1925年在《甘肅考古記》中，就當時已發現的黃河中、上游地區的新石器及其他原始文化，提出了「六期」的分期體系，從早到晚依次為齊家期、仰韶期、馬廠期、辛店期、寺窪期和沙井期。1926年李濟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是中國學者首次正式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據此寫出的《西陰村史前遺存》(1927)和《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1932)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黃河流域的另一重要考古成果，是1928年在山東章丘城子崖發現的龍山文化遺址，它以薄黑有光澤的黑陶為特徵,與磨製石器共存,一度曾稱為「黑陶文化」。該處的發掘報告《城子崖》(1934)，是國內首次出版的大型考古報告。1936年,又發掘了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從而加深了對龍山文化的認識。除山東外，在河南、安徽、浙江、遼寧等省也都發現了性質上部分類似的遺存。當時曾一度認為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是東西相對、同時並存的兩支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陽後岡發現了商代、龍山和仰韶遺存依次上下堆積的「三疊層」，第一次明確了中原地區兩支新石器文化及其與歷史時期遺存的相對年代，並據此進一步提出後岡一類的龍山文化與商代文化之間存在傳承關系。

此外，由東北、內蒙古到新疆一帶的廣闊地區，陸續發現一些以細石器為特徵、伴存有篦紋或其他類型陶片的地點，當時曾稱之為「細石器文化」。長城附近的一些遺址中，還發現細石器與較多的磨製石器和彩陶共存,表明它們與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所交流融合,曾被人稱為「細石器與彩陶的混合文化」。從1932年以來，在東南沿海的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台灣等省，發現了許多以幾何印紋陶為特徵的遺址，並常伴存著華南地區特有的有肩石斧或有段石錛等磨製石器，當時習慣上稱為「幾何印紋陶文化」，並一概視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

在上述考古發現的基礎上，不少中國學者進行了綜合研究，有的還以具體事實開始糾正安特生的「六期」說。但是，由於考古資料的限制，當時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基本輪廓還不甚清楚，若干文化的性質仍若明若暗，地區上的空白和時代上的缺環又比比皆是，無論是發現還是研究都是相當薄弱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了大規模考古調查發掘。據不完全統計，在全國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7000多處,其中經過發掘的約400多處。有的地點經多年持續工作，揭露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有的墓地發掘墓葬多達千餘座。陝西西安半坡遺址和臨潼姜寨遺址等,局部或整體地揭露了仰韶文化的聚落布局,對了解當時人類生活和社會形態，提供了生動、具體的物證。在半坡還建成了中國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遺址博物館。

2. 比較分析時期序列和時點序列各自的特點

一、時間序列的基本概念

（一）時間序列的概念及種類

時間序列是將同一現象在不同時間上的數值，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而成的一種序列，如表9.1中每一列數據各自形成時間序列。

表9.1 我國1990年–1999年人口、國內生產總值等時間序列
年份
年末總人口

（萬人）
鋼產量

（萬噸）
居民消費水平（元）
國內生產總值

（億元）
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所佔比重

（%）

1990
114333
6635
803
18547.9
31.3

1991
115823
7100
896
21617.8
33.4

1992
117171
8094
1070
26638.1
34.3

1993
118517
8956
1331
34634.4
32.7

1994
119850
9261
1781
46759.4
31.9

1995
121121
9536
2311
58478.1
30.7

1996
122389
10124
2726
67884.6
30.1

1997
123626
10897
2944
74462.4
30.9

1998
124810
11559
3094
78345.2
32.1

1999
125909
12426
3143
81910.9
33.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

由表9.1可以看出，時間序列形式上由現象所屬的時間和現象在不同時間上的觀察值（即發展水平）兩部分組成。現象的觀察值有絕對數、相對數和平均數等形式，因此時間序列可分為絕對數時間序列、相對數時間序列和平均數時間序列。

由一系列絕對數按時間順序排列而成的序列稱為絕對數時間序列，絕對數時間序列根據觀察值所屬的時間狀態的不同，可以分為時期序列和時點序列。

時期序列是由一系列的時期數所形成的序列，序列中的各觀察值反映現象在一段時期內的活動總量，並且各觀察值通常可以直接相加，如表9.1中的鋼產量序列就是時期序列。

時點序列是由一系列時點數所形成的序列，序列中的各觀察值反映現象在某一瞬間上的總量，序列各觀察值通常不能直接相加，如表9.1中的年末總人口序列是時點序列。

絕對數時間序列是最基本的時間序列。

由一系列相對數按時間順序排列而成的序列稱為相對數時間序列，如表9.1中的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所佔比重序列。由一系列平均數按時間順序排列而成的序列稱為平均數時間序列，如表9.1中的居民消費水平序列。

（二）時間序列的成分和模型

許多時間序列中，隨時間的連續變化，觀察值有明顯的持續上升或下降趨勢，有的則呈現明顯周期性變化的規律。在時間序列的傳統理論中，將時間序列的發展水平分解為四種成分：長期趨勢、季節變動、循環變動和不規則變動。

長期趨勢是現象在某一段長時間內呈現持續上升或下降的傾向性變動的總趨勢。統計資料表明，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所佔比重上升是一種普遍發展趨勢。

季節變動是由於「季節」的交替引起的時間序列水平的一種比較穩定的短期周期性變動。一般季節周期不超過一年。許多經濟現象都有比較典型的季節變動，自然現象的季節變動更為典型。

循環變動是較長時間的周期性變動，是以若干年為周期的起伏性漲落、上下波動。例如，歷史上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每一周期經過危機、蕭條、復甦和高漲等幾個階段。

不規則變動，亦稱隨機變動，指由大量無法控制的偶然因素引起的變動。

四種變動成分綜合起來形成時間序列的發展水平。依四種成分綜合方式的不同，產生兩大類時間序列模型：加法模型和乘法模型，以及兩類模型的混合模型。

設 表示時間序列在 時的水平， 表示 時的長期趨勢成分， 表示 時的季節變動成分， 表示 時的循環變動成分， 表示 時的不規則變動成分。

加法模型

加法模型通常假設各成分之間是相互獨立的。

乘法模型

乘法模型中各成分間存在一定聯系。經濟分析中乘法模型較常用。

3. 新時期至宋的考古學文化序列

1.這是學術性的原始社會至宋的古代史筆記。希望對你能有參考價值。http://bbs.ccnu.com.cn/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ccnu.com.cn/viewthread.php%3Ftid%3D1810129
2.新石器時期的考古學序列和考古學譜系
http://..com/question/65959337.html
3.考古學體系的逐步建立
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全國除福建、新疆兩地尚待探尋外，包括西藏、台灣在內的各個省、區都已找到舊石器時代遺存，並且發現了年代早於北京人的元謀人和藍田人，提早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上限。特別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從喜馬拉雅山下至黑龍江畔，到處都有發現。各地發現的200多處人類化石和舊石器地點，代表了人類進化和舊石器文化發展和各個階段。比較完整的華北地區舊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種手段復原古人類的生活環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使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傳統的探索有了一定成果。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全國已發現遺址7000多處 ，作過發掘的有400多處。其中一項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遺存的發現 。1977～1978年，發現了早於仰韶文化的磁山遺址、裴李崗遺址和大地灣遺址。此後又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幾十處類似的遺存，它們分屬不同的文化系統，彼此又有一定的聯系，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並且與仰韶文化有因襲發展關系。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驅，使中國考古學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環日益銜接起來，對探討中國農業、畜牧業和制陶工藝的起源有重要幫助。在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也曾發現年代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欄式建築遺構和稻作遺存尤為引人注目，表明這些地方和黃河流域一樣，從很早的古代就有中華民族的祖先進行開發。東南沿海地區和西南地區、東北至新疆的廣大邊遠地區，雖然未能完全弄清當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關系，但已開始發掘代表性遺址，提出幾種文化的命名問題，研究工作開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又有密切的相互關系，共同組成豐富多彩的中華遠古文化。
青銅鑄造業的出現和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顯的進展，現有早期銅器標本的科學鑒定表明，中國至遲在4000年前的齊家文化晚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比過去只知道殷墟銅器提早了好幾百年。為探討中國進入文明時代的歷史進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和燦爛的殷墟文化之間的缺環連接起來。從1959年起，在同傳說中夏人活動關系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圍繞夏文化問題開展了較多的調查發掘，又對二里頭文化和龍山文化進行了分期和劃分類型的工作。目前雖未取得一致意見，但研究工作已進一步深入。1983年在偃師屍鄉溝一帶發現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積達200萬平方米，城內又有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很可能是湯都西亳。這座城址的發現與研究，對夏文化問題的解決，將是一個很大的促進。殷商時代的考古研究，過去主要限於商代後期和殷墟一地。現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後發現兩座當時的都城遺址——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並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出兩座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同時，擴大了對商人活動范圍的認識，北起長城內外，南至長江中游，都曾發現商殷時期的遺跡或遺物。其中較重要的有：黃陂盤龍城遺址、清江吳城遺址、藁城台西遺址、銅山丘灣社祀遺址、益都蘇埠屯商墓，以及遼寧喀左、山西石樓、陝西城固、湖南寧鄉等地接連出土的銅器。對鄭州商代遺址和安陽殷墟都已進行詳細的文化分期，又分別發掘宮殿基址、鑄銅等手工業作坊、貴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還出土4000多片刻辭甲骨。對整個商殷時期的文化發展及銅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台灣省的考古學者整理過去殷墟發掘的資料，系統研究所出青銅器等重要遺物，也有很大的成績。
西周時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發展起來的。50年代通過豐鎬地區的發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斷代標尺。70年代以來，在周原遺址先後發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兩處大型建築基址，並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發現銅器窖藏。其他地方的重要發掘則有：洛陽東郊的西周王室鑄銅遺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國早期貴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銅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確的長篇銘文，為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據。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系列考古發現，是中國歷史上這個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的實證材料，現已從考古學上明確，中國至遲在公元前6世紀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鐵技術，並且是生鐵鑄件和塊煉鐵鍛件同時出現。戰國時期鋼鐵生產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出現以塊煉鐵為原料的滲碳鋼製品。集中代表當時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的列國都城，幾乎都曾作過勘察工作，對其布局情況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各地發掘的幾千座東周墓葬，是研究當時不同地區社會經濟和禮制變化情況的寶貴資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戰國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蠟法青銅鑄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編鍾、編磬和其他樂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戰國晚期錦綉衣物，突出地反映出這個時期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銅器銘文和竹簡、盟書的大量文字資料，既對文獻記載有重要的補充，又使中國古文字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得到加強。
過去不被重視的秦漢及其以後時期的考古研究，40多年來有了很大的發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歷代都城遺址的勘察發掘已經全面展開。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進行工作的項目有：漢長安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遼中京遺址、金中都遺址、元大都遺址。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並且分別對當時的宮殿和其他重要建築遺跡作過大規模發掘。以後，陸續又對鄴城遺址、南宋臨安城、三國時代孫吳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遺址作過考察。考古資料足以說明中國都城建制的演變輪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宮城位置、主幹大道和里坊制度等，發展變化的規律非常明顯。此外，對歷代的地方城市也曾進行一定的考察。秦漢及其以後時期的陵墓制度，是歷史考古學的重要研究課題。歷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馬俑坑等的發掘，西漢諸陵的調查和杜陵門址、寢殿的發掘，六朝陵墓的調查和若干帝陵的發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發掘，唐代和北宋諸陵的調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發掘。通過這些工作，大體明確了陵園平面布局的變化情況。各地發掘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墓葬數以萬計，積累資料較多的地區都已分別進行了各代墓葬的編年研究，其中既有廣州南越王墓、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大葆台漢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樣的高級貴族大墓，又有各級官吏、地主以至貧苦平民的墓葬。詳細考察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葬制的發展變化，有助於增強人們對不同時期社會生活的具體了解。各地墓葬所出數千方墓誌，又對文獻記載中的史實有許多補正。
手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關科技部門的密切配合下進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發掘漢代及其以後時期的冶鐵遺址，並對出土的鐵器作系統的工藝考察，揭示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巨大成就；對歷代瓷窯遺址進行廣泛調查和重點發掘，結合工藝考察資料，研究中國瓷器的起源和發展歷史，探討不同窯系的燒制技術和產品特點，並結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進行瓷器器形和紋飾演變的分期斷代研究。積累資料較多、取得較好成績的還有絲織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項研究。
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調查發掘，也取得重要收獲，例如，東北地區的東胡等族遺存，高句麗、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區的匈奴、鮮卑等族遺存；新疆的漢代西域諸國和高昌、突厥等族遺存；雲、貴、川地區的西南夷系統青銅文化及南詔、大理遺跡；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國遺跡等。另外，又對額濟納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漢代烽燧遺址、內蒙古等地區的秦漢長城遺址、新疆吉木薩爾的唐北庭都護府城址、東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遺址重新進行一定規模的勘察或發掘。這一系列工作，為研究各地古代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闡明廣大邊疆和內地悠久的歷史關系，提供了確切的實物證據。
中外關系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備受重視。對同「絲綢之路」有關的考古發現，主要是波斯薩珊朝銀幣、金銀器、織錦和東羅馬金幣、玻璃器等文物。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當程度的開展。
新出土的各種古文字資料，無論是過去已有相當積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戰國秦漢簡牘、歷代石刻和璽印，還是前所未見的周原甲骨、侯馬盟書、馬王堆帛書，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都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代的發現。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同考古學緊密地結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資料的基礎上，開展更深入的研究。

4. 歷史學主要學什麼

歷史學不是歷史！我是學歷史的，大學，一般大學對歷史上的某些東西，尤其是內近現代的東西是諱容言的！歷史學是服從國家政治需要的一種學科，但是你到了大學可以自己讀一些史學上的專著，自己去感知真實的歷史！！歷史是要自己去探索的，是自己去感受的！

5. 歷史的相關

歷史，或簡稱史，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釋和研究。歷史可提供今人理解過去，作為未來行事的參考依據，與倫理、哲學和藝術同屬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歷史的第二個含義，即對過去事件的記錄和研究，又稱為「歷史學」，或簡稱「史學」。隸屬於歷史學或與其密切相關的學科有年代學、編纂學、家譜學、古文字學、計量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和新聞學等，參見歷史學。記錄和研究歷史的人稱為歷史學家，簡稱「史學家」，中國古代稱為史官。記錄歷史的書籍稱為史書，如《史記》、《漢書》等，粗分為「官修」與「民載」兩類。
狹義僅指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過程。
廣義上：「歷史」可以指過去發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類社會發生聯系。在哲學上，這種含義下的歷史稱為歷史本體，例如宇宙歷史、地球歷史、鳥類歷史等等。一般來說，歷史學僅僅研究前者，即社會史。
對於歷史的含義和性質，有很多中不同的詮釋，以下列舉其中一些：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所說的意思不是字面意思，他說的意思是歷史只存在於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思想認識之中）；
毛澤東說：「讀史可以明智，這是先人早就說過的」；
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梁啟超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也」
《大英網路全書》：（1880年版）：「歷史一詞在使用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含義：第一，指構成人類往事的事件和行動；第二，指對此種往事的記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實際發生的事情，後者是對發生的事件進行的研究和描述」；
《蘇聯大網路全書》：「1、自然界和社會上任何事件的發展過程。宇宙史、地球史、各個學科史——物理史、數學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這一含義。2、一門研究人類社會具體的和多樣性的過去之學科，以解釋人類社會具體的現今和未來遠景作為宗旨」。 史書共分為七種類型：
（1）編年體：以時間為順序編撰和記述歷史 ；例如北宋司馬光主持編纂的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2）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的方式記敘歷史 ；例如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編纂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3）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中心，每事各詳記起止，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前後連貫，又不重復。把人物在歷史上活動的年代和所起的具體作用結合具體的歷史事件加以敘述，使讀者既詳其事件的原委，又了解人物在事件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4）政書體：記載歷代典章制度的體例，起源於「三禮」。按時間分為貫通歷代和斷代的；按體例分為典志體和會要體。
（5）國別體：以國家為單位分別記敘的歷史。例如西漢劉向整理的第一部國別體史書《戰國策》。
（6）斷代史：記錄某一時期或某一朝代的歷史，例如東漢史學家班固編撰的第一部斷代史《漢書》。
（7）通史：不間斷地記敘自古及今的歷史事件，如《史記》。 史學究竟是什麼？以上關於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雖然在文獻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確定的，但是從邏輯序列上講，它們其實與歷史學自身演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人們對它加以認識的思想史過程是基本相符的。「史有二義」和今人的「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與「知識體系」說、「超科學」或「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科學」說，可以看作是分別對應於歷史學在其發展歷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個時代的客觀存在事實在歷史學家思想上或理論上的表現形式。其中，「科學」說中的一般「科學」說和其他兩種史學解說，分別反映了歷史學第四個發展時代中的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至於後者，更確切地說，是當代史學實踐的客觀存在狀態在歷史學家理論形式上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是史學理論工作者對當代史學實踐進行抽象性認識的理論結果。而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史學界說紛紜，不過是史學實踐日趨復雜多元的紛亂現實在史學工作者思想上造成認識混亂的切實反映；而且，各自對史學定義的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定義者學術背景和研究對象的具體內容的影響。
在如今人的幾種史學的定義中，就中國未來史學的發展而言，比較有意義的是：何兆武先生的「超科學」說、李振宏先生的「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和蔣大椿先生的「整合學」說。其中，李、蔣二說雖各自從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相同的角度而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得出，但在對歷史學的特性的認識上，實基本一致，因此可作進一步的融合而成為一派之說。就研究狀況而言，未來中國史學本體論研究，如果說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學派的話，那麼，它們無疑是值得援用為學派建立和發展的理論基礎的解說。
因為，歷史學不僅僅是一種活動，不僅僅是專門的學問或學術，也不僅僅是一種知識體系，它更是一門在研究對象和任務方面都具有科學性的特殊學科。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來說，它不僅僅是一門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它更是一門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科學。
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由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既存事實，對歷史學是什麼的回答，就不應該再繼續停留在一般歷史學的認識階段，而必須把它當做一門完成的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科學來看待。中國歷史學理應歸屬於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范疇，而不是也不應該是任何別的什麼歷史學。與此同時，我們今天確定歷史學的定義，不能滿足於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時代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史學認識水平，必須結合後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特別是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史學實踐的現實存在狀況，從而作出我們時代的關於史學的確切定義。史學定義的重新確定，必須符合並反映這個時代要求。
歷史學對於個體歷史學家來說，它可以成為他賴以謀生的一種技巧性或技能性的職業手段，也不妨可以成為他從歷史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質或從歷史中認識人類自身的一種方式，或是作為他提高其文化藝術體驗和鑒賞能力的一種有益的精神活動；個體歷史學家當然亦可以是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外的其他歷史觀來指導其歷史研究；而且，並非每一個體歷史學家、每一次具體的史學實踐，都必須承擔起揭示某一或每一民族、國家的歷史運動特殊規律的任務。但是，諸如此類產生於歷史認識和歷史學發揮其功能與作用過程中，僅僅來自史學主體的主觀認識和這種認識形式、認識手段的特殊性和歷史學利用方式的特殊性，或發生在個體史學主體身上的特殊現象，來自歷史學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所產生的特性，而不是產生於歷史學確定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本身，更非結合今天歷史學發展現實狀況的東西，是不能成為否定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根據的。
從特性方面講，盡管歷史學或多或少地具有其他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如文學、藝術）的某些一般特性，但它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在於這些一般特性，而在於它根源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把自己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特性，其中較顯著且重要者有：它與哲學相比的特殊性特徵，與一般社會科學相比的綜合性、整體性特徵，與文學相比的真實性特徵。[19]在歷史學身上所表現出的某些人文學科一般性特性的東西，同樣不能成為否定它是一門科學的根據。
因此，任何關於歷史學不是科學的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都不能拿來作為重新確定史學的定義的基礎性材料。

6. 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有哪些

陳寅恪（1860——1969）江蘇義寧（今修水縣）人，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原名開貞，我國著名文學家、戲劇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張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是中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開創者，造就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範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文心雕龍講疏》《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等，帶有黨性政治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顧頡剛(1893—1980），原名誦坤，字銘堅，江蘇蘇州人。著名史學研究家，在《詩經》《尚書》以及史前史階段頗有研究，曾發表論文《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漢代學術史略》、《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三統說的演變》、《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夏史三論》、《九州之戎與戎禹》、《鯀禹的傳說》等篇。是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是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位學者。
錢穆 (1895～1990)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江蘇省無錫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代表作有《先秦諸於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史上儒家人文主義史學家的代表，他從歷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學認識的獨特性對歷史認識問題作了闡述。錢穆力圖把傳統史家從事考據所揭示的個別事實的真實構成一個前後連貫、有因有果的時間序列，力求從時間上把歷史綜合為一個發展的整體，著眼於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統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語言學家。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古代文學史》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等。「史學本是史料學」是傅氏史學思想的最基本點,應建設絕對客觀的歷史學。
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先秦、秦漢部分，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呂振羽(1900—1980)，湖南邵陽人，著名歷史學家。著有《簡明中國通史》、《中國民族簡史》等，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倫，河北省永清縣人。中國歷史學家，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西洋文化史綱要》等。雷海宗認為真正的史學不是繁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以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
侯外廬(1903—1987)，山西平遙人，著名歷史學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合著，五卷)等，著重對歷史做整體研究，在思想史領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
吳晗（1909～1969） 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省義烏人。 中國歷史學家，著有《歷史的鏡子》、《史實與人物》、《朱元璋傳》、《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頗受當時史界名流青睞，帶有實用史學的觀念。
黃仁宇（1918——2000）美籍華裔，祖籍湖南長沙，《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放寬歷史的眼界》《十九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他的「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在史學界影響深遠。

7. 中國朝代排序

老柳先給大家講段順口溜，之後再簡單解釋一下——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春秋和戰國，一統秦兩漢，三分魏蜀吳，二晉前後沿，南北朝並列，隋唐五代傳，宋元明清後，皇朝至此完。

我們把歷史封為三個時期來解釋，分別是上古時期、中古時期、近現代時期。

近現代時期

清朝入關後共有十個皇帝，其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比較有作為有雄心的皇帝，剩下的都是碌碌無為之輩，要麼是傀儡皇帝，清朝後期統治者是是慈禧太後。她死後清朝被辛亥革命給推翻了。接下來就是民國，民國開始是北洋軍閥統治天下，後來是老jiang，再後來就到我們現在了。

8. 科學家的發明的詳細資料

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發明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回首過去的百年歷史，法新社聯合其他幾家世界著名的通訊
社，評出了對人類生活影響最大的發明。

蒸汽機：推動了整個工業革命的發展
傳統的馬力或者水力無法提供工業革命所需的動力，蒸汽機能量的開發為世界帶
來了一種更有效更強大的動力。雖說古人在公元前 2世紀就已經開始這方面的探索，
但直到瓦特的蒸汽機面市後，才真正開啟了蒸汽機的商業價值。許多歷史學家認為，
蒸汽機的開發是工業革命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因為蒸汽機的出現帶動了冶金、煤礦和
紡織業的發展。蒸汽機的出現及紡織業的機械化，提高了工業的用鐵量。由於英國擁
有豐富的鐵礦和煤礦，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冶鐵技術和煤礦業的改進，同時加快了工
業化的步伐。1804年出現的蒸汽機火車和1807年出現的蒸汽機輪船大大改善了運輸條
件，輔助了工業革命的發展。

飛機：人們在評價飛機對人類的貢獻時，常常把它作為二十世紀中最耀眼的發明。
1903年，自行車商出身的懷特兄弟製造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架帶有發動機的飛機。19
30年，英國機械工程師福蘭克·惠特爾注冊了第一個關於噴氣式發動機的專利，精明
的德國人利用此技術製造出世界上第一架噴氣式飛機，並於1939年成功地進行第一次
飛行。1949年，英國的彗星—Ⅰ號噴氣式航空班機正式投入運營。美國人大有後來者
居上之勢，其波音家族在航空競爭中風頭出盡，波音-747大型客機以其快捷舒適、安
全可靠獨占鰲頭，贏得各航空公司的青睞。據飛機設計專家預測，下世紀的飛機將是
載員更多，速度更快，安全性更可靠。有消息說，美國正在設計載客 700人的巨型超
音速客機，以取代目前由英法合造的時速為2160公里的協合式超音速客機。

汽車：載著時代向前奔駛
汽車改變了人類的整個交通狀況，擁有汽車工業成了每一個強大工業國家的標志。
汽車走過這樣一段歷史：1771年，法國人居紐設計出蒸汽機三輪車；1860年，法
國人雷諾製造出了以煤炭瓦斯為燃料的汽車發動機；1885年，德國人本茨和戴姆勒各
自完成了裝有高速汽油發動機的機車和裝有二沖程汽油發動機的三輪汽車，並且成功
企業化；1908年，美國人福特採用流水式生產線大量生產價格低、安全性能高、速度
快的T型汽車。汽車的大眾化由此開始；1912年，凱迪拉克公司推出電子打火啟動車，
使婦女也開始愛上汽車；1926年，世界第一家汽車製造公司戴姆勒·本茨公司成立；
1934年，第一輛前輪驅動汽車面世；1940年，大戰令許多汽車製造商停產，歐洲車商
開始轉向生產軍用車輛；50年代，德國沃爾沃的甲殼車轎車一經推出就成為最受歡迎
的汽車；1970年到2000年，日本車在亞洲走俏，豐田、本田、三菱以及日產特高技術
小型車入侵歐美市場，改寫了歐美牌子壟斷的局面。
實際上，汽車的發明使人類的機動性有了極大的提高，使20世紀人類的視野更加
開闊，更追求自由。當然，汽車工業的發展也帶來了道路網擠占土地資源、大氣污染
和高昂的車費等問題，但不管怎麼說，汽車確實載著人類向前發展，向前奔駛。

電視：人類自己創造的「魔鬼」
現代人可以一天不吃飯，不喝水，但不能一天沒有電視。
電視的設想和理論早在1870年就出現過。1884年，德國發明家保羅·尼普科夫設
計了全個穿孔的「掃描圓盤」，當圓盤轉動的時候，小孔把景物碎分成小點，這些小
點隨即轉換成電信號，另一端的接收機把信號重組成與原來圖像相同但粗糙的影像。
1926年，蘇格蘭人約翰·貝蒙德採用尼普科夫的「大圓盤」製造了影像機。
真正製造出畫面穩定的電視是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拉基米爾·佐里金和出生在
美國猶它州的菲洛·法恩斯沃思。1932年，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規范的
電視節目。在1939年的世界博覽會上，世界第一台真正清晰的電視開播，電視真正誕
生了。從此，人類開始步入了電視時代。今天，人們利用衛星、有線、空空發送器等
途徑，將電視信號傳播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電話：掀開人類通訊史的新篇章
「沃森先生，請立即過來，我需要幫助！」這是1876年 3月10日電話發明人亞歷
山大·貝爾通過電話成功傳出的第一句話，電話從此誕生了，人類通訊史從此掀開了
一個全新的篇章。
人類進行無線通訊的夢想則是1973年在美國紐約實現的。當時，這台世界上第一
個實用手機體積大，重達1.9 公斤，是名副其實的「大哥大」。26年後的今天，世界
最小的手機也誕生了，它只有尋呼機那麼大，也比第一代手機輕了不少。
1964年是人類通訊史上另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年夏天，全世界成千上萬的觀眾通
過電視第一次收看由衛星轉播的日本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實況。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
一次通過電視屏幕同時間觀看千里之外發生的事，人們除了感嘆奧運精彩壯觀的開幕
式和各種比賽外，更驚嘆於科技的進步。這一切都歸功於哈羅德·羅森發明的地球同
步衛星。
1969年夏天，國際互聯網的雛形在美國出現，它由四個電腦網站組成，一個在加
州大學分校，另三個在內華達州。1972年，實驗人員首次在實驗網路上發出第一封電
子郵件，這標志著國際互聯網開始與通訊相結合。到了90年代，國際互聯網開始轉為
商業用途。1995年網路發展到第一個高潮，這一年被稱為國際互聯網年。在電子商業
浪潮的推動下，國際互聯網在21世紀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將更加深遠。

青黴素：人們稱青黴素是本世紀最有貢獻的葯品，它的發明者是英國細菌學家亞
歷山大·弗萊明。1928年，這位發明家在一次細菌培養實驗中偶然地發現有一種後來
被稱為青黴素的黴菌正吞噬他在培養皿中培養的細菌。根據弗萊明研究的成果，英國
牛津大學的研究者們經過十年的努力，終於找到了提煉這種黴菌的辦法，並投入醫學
治療試驗。1943年，為了醫治在二戰中負傷的戰士，盟軍開始將青黴素投入工業生產。
在半個多世紀中，青黴素救活了無數人的生命，並促使人們開始重視抗生素家族的研
究開發。

核裂變：原子時代開始於1942年。為了打敗軸心國法西斯，美國最高當局決定啟
動旨在研製原子武器的「曼哈頓工程」。年底，作為「曼哈頓工程」的一部分，第一
個核反應堆在芝加哥大學一個體育設施下面建成並開始運行。19 45年的7月16日，一
團蘑菇雲從位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能研究中心騰空而起，世界上第
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是年的8月6日和9日， 美國先後將兩顆取名為「胖子」和「小
男孩」的原子彈投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頃刻間，將兩座美麗的城市夷為平地，殺死
了數以萬計的無辜百姓。日本天皇隨後宣布無條件投降，原子彈似乎為贏得二戰的勝
利立了大功，殊不知人類從此便生活在可怕的原子武器的陰影中。今天，熱愛和平的
人們呼籲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於人類，可是面對超級大國的核武庫，人們不禁懷疑，
下世紀還會升起「蘑菇雲」嗎？

計算機：人類未來的希望
計算機是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的基礎，但它是因戰爭而誕生的。1943年，為破
譯德國的密碼，英國數學家阿蘭·圖靈設計了第一台名為「巨人」電動機械式計算機，
雖然這僅僅是一台用於解碼的假想計算機，但卻開創了計算機技術發展的先河，從此
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
1946年2月4日，美國軍方和政府部門的代表、著名的科學家一起擠在賓夕法尼亞
大學的一個房間里。當一位陸軍將軍輕輕按下電鈕後，占滿整整三堵牆的機器立即亮
了起來，人們熱烈鼓掌，高聲歡呼：「ENIAC活了！」 並且向總工程師埃科特祝賀。
「ENIAC」就是世界上第一台電腦。
1947年，晶體管計算機問世；1959年，集成電路計算機誕生；1970年，具有科學
計算、數據處理以及過程式控制制功能的大規模集成電路計算機產生；從80年代開始，新
一代微型計算機異軍突起，遍及全球，它集信息採集、存儲、處理、通信和人工智慧
於一體，幫助人類開拓未知的領域和獲取新的知識，在此基礎上，人類迎來了網路新
時代，到處響起「網路計算機」的呼聲，地球從此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地球村」。

基因：破解生命的千古密碼
10多年前，科學界就預言說，21世紀是一個基因工程世紀。人類基因工程走過的
主要歷程怎樣呢？1866年，奧地利遺傳學家孟德爾神父發現生物的遺傳基因規律；18
68年，瑞士生物學家弗里德里希發現細胞核內存有酸性和蛋白質兩個部分。酸性部分
就是後來的所謂的DNA； 1882年，德國胚胎學家瓦爾特弗萊明在研究蠑螈細胞時發現
細胞核內的包含有大量的分裂的線狀物體，也就是後來的染色體；1944年，美國科研
人員證明 DNA是大多數有機體的遺傳原料，而不是蛋白質。
1953年 2月28日，英國著名遺傳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向劍橋大學鷹聯誼會宣布
說他「發現了生命的秘密」。克里克和他美國的同行詹姆斯·沃森多年來一直致力於
生命科學的研究，終於從細胞核中發現了決定生命遺傳的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分子結
構，破譯了人類、植物和動物的遺傳密碼。這個發現初步揭示了生命的秘密，增強人
類對各種疾病的研究和醫治，也促進了人類對改善食物結構的研究。在下世紀的前20
年，人類就可能通過採用基因治療的辦法消除遺傳缺陷，進而攻克癌症、心臟病、血
友病、糖尿病以及其它致命的機能失調症。人類對 DNA分子結構的研究成果，無疑是
對人類研究生命、治療疾病具有極大的作用，但是也使人們面臨著因此而造成的道德
危機，比如克隆技術的發展，就給人類自己出了個難題。
1980年，第一隻經過基因改造的老鼠誕生；1996年，第一隻克隆羊誕生；1999年，
美國科學家破解了人類第22組基因排序列圖；未來的計劃是可以根據基因圖有針對性
地對有關病症下葯。

避孕葯：1954年，美國醫師格雷戈里·平卡斯發明了避孕葯，它是由兩種抑制女
性排卵的激素組成的混合物。避孕葯之所以被列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
原因就在於它把婦女從被動的生育中解放出來，進而引發了富有意義的性和社會方面
的深刻變革。有了避孕葯，婦女們可以自主地控制生育，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要
小孩，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何時懷孕。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禁固婦女性自由的枷鎖，
使她們有權走出家庭參加社會工作，最終擴大婦女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
的影響。

登月：人類航天史上邁出一大步
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剎那所說的名言「對個人來說，這只是一小步；
對人類來說，這是邁出一大步」牢牢銘記在地球人的心上。
1969年7月20日下午4時，全世界 5億電視觀眾都看到了「黑黝黝」的畫面，畫面
深處傳來一個來自外太空的聲音：「休斯頓，這里是靜海基地，鷹艙已經登陸！」接
下來，美國「阿波羅11號」登月宇宙飛船上的兩名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和奧爾德林問休
斯頓宇航中心：「我們不想休息四小時，我們想馬上登月。」休斯頓回答：「同意立
即登月！」接著，阿姆斯特朗背朝外，開始從九級梯子緩緩爬下。全世界 5億人都看
到了這一場景。
登月確確實實是人類航天科技的一大進步，因為正如最後一名登月者塞爾南上校
所說的：「在月球遙望地球，我看不到任何國界，我覺得地球就是一個整體，我的整
個思想也就開闊了。」

9. 什麼是大歷史以及如何研究它

考察整個過去
在這本書中，我們會向你們介紹一種看待過去的新視角，它是由眾多不同學科的學者在晚近建構起來的，這些學科涉及歷史學、地質學、生物學以及宇宙學等。與以往相比，現在我們可以描繪更多的過去，而且可以做得更精確。因此，當前是各種歷史研究的革命性時刻。
在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中，這些變化大多數發生於 20世紀中期以後，某種程度上是我們所說的精密計時革命（chronometric revolution）的結果。
精密計時革命之前的歷史
精密計時革命的核心內容，是一系列為過去事件定年的新技術。
為過去的事件測定年代的方法，是我們理解過去的基礎。事實上，如果沒有日期，我們也就不可能有「歷史」。如果我們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但是不了解它的序列，不清楚它發生的時間，那麼，我們眼中的過去，就是一堆沒有意義、沒有深度、也沒有真實形狀的雜亂事件的堆積而已。日期有助於我們理解過去，因為它們允許我們以年代順序「描繪」過去，在時間中考察它的形狀。我們如此繪制的世界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強烈的意義感。然而，僅僅幾十年之前，我們繪制過去的能力還非常有限。我們只能夠為極小一部分過去提供確切的年代，它們要麼恰好被人們記住了，要麼剛好有文獻記載。
20世紀中期之前，書面文獻提供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方式以確定過去事件的年代。結果，歷史意味著「通過書面文獻材料考察的過去」。
很不幸，盡管書面文獻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可靠的日期，但是，它們也讓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局限於過去很小一部分，即它們恰好闡明的那部分。於是，歷史僅僅指「人類的歷史」。更糟糕的是，在實踐中，歷史只不過是富有者和有權勢者的歷史，因為只有這些人能夠創作書面文獻（或者僱用書記官替他們完成）。由此而來的結果就是，在最近幾個世紀大眾識字率提高之前，歷史的主體是帝王將相、他們發動的戰爭、他們創作的文學以及他們信奉的神靈。過去的絕大部分處於黑暗之中，絕大多數人的經歷、思想和生活方式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我們無法討論沒有文字的社會，除非那些能夠創作的人（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或中國史學家司馬遷那樣的人）恰巧提到了它們。即便如此，有讀寫能力的社會對那些沒有讀寫能力的鄰居做出的思考和討論，往往有悖事實。面對文字創造之前的時代，我們更是一籌莫展。而那些時代是相當重要的，我們現在已經了解到，那些時代至少涵蓋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以來95%的時間。最後，歷史學把人類出現之前的一切事物排斥在外，盡管從 18世紀以來，地質學家就著手理解地質事件發生的序列。總而言之，史學家對書面文獻的依賴，意味著歷史基本上是關於那些會寫作之人（他們只佔人類很小一部分）的歷史。因此，毫不奇怪，歷史事實上僅僅是政府、戰爭、宗教和貴族的歷史。
精密計時革命之後的歷史
20世紀中期，測定過去事件年代的新方法的出現，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理解。此後，我們能夠為所有文獻都未曾記載的事件提供確切日期，這些事件可以回溯到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甚至宇宙的起源。
在這些新技術中，其中最重要的技術建立在放射性測年法（radiometric dating）之上。放射性測年技術的依據在於，放射性物質的衰變會遵循一種很有規律的節奏，最終形成新的子物質（daughter materials）。這意味著，如果你有一塊含放射性元素（比如鈾）的材料，你就可以測量有多少子物質（比如鉛）已經形成，從而能夠估算出這塊材料的形成時間。
20世紀10年代，以這種方式使用放射性物質的潛能得到了重視，但是，放射性測年技術在當時還不太可靠，也不便宜，因而無法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得到廣泛使用。碳-14紀年法是最早得到廣泛應用的放射性測年技術，因為這種測年方法建立在碳的一種特殊形式（或同位素，同位素是同一種元素的原子，它們的內核具有不同中子數，因此，它們的原子重量也有點不一樣）的衰變之上。碳-14測年由威拉德·F ·利比（Willard F. Libby）於20世紀50年代早期開發。利比曾經在核武器工廠工作，工作人員也需要具備能力分離和測量特定元素（就核武器研製來說，是指鈾元素）的不同同位素。碳-14測年革新了考古學，促使考古學有可能測定5萬年之前的含碳物質（包括生物有機體的絕大多數殘留物）。這比文獻記載的最早時間要古老10倍。很快，許多其他的放射技術得到開發，從而讓我們的年代學在時間上回溯得更久遠。這些方法使用了放射性物質，比如衰變很慢的鈾元素，這樣，人們就可以測定幾百萬年甚至幾十億年之前形成的物質的年代。1953年，克萊爾·佩特森（Clair Paterson）通過測定隕石中鈾衰變產生的鉛，從而確定了地球的年齡。
其他非放射性測年法也得到開發。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基因測年。1953年，遺傳密碼（genetic code）的活動方式被發現，此後，人們就可以比較不同物種的DNA之間的差異。（DNA是一種分子，存在於所有活的細胞中，它含有用來形成和維持分子的遺傳訊息，並且將那種訊息遺傳給子代的分子。更詳細的內容參見第3章。）1967年，文森特· 薩里奇（Vincent Sarich）與艾倫·威爾遜（Alan Wilson）指出，大多數DNA會在漫長的時期內發生有規律的變化。這意味著，這種變化也可以被當作時鍾來使用。通過比較兩種相關物種的DNA，我們可以大致得知它們在何時擁有共同祖先。基因測年改變了我們對人類自身以及對其他物種進化的理解。比如，基因測年表明，黑猩猩和人類在700萬年之前有著共同的祖先，這個發現在人類進化史研究中引起了一場革命。與此同時，天文學家和宇宙學家開發新方法來估算恆星的年齡，並進而估算整個宇宙的年齡。通過使用歐洲航天局普朗克衛星——2009年發射升空用以研究宇宙背景輻射——傳回的數據，天文學家已經得到了關於宇宙起源時間的更精確數據！宇宙形成於138.2億年之前；在本書中，我們取一個約數，即138億年。
為過去事件測定年代能力發生的變化，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理解。1919年，當H. G.韋爾斯（H. G. Wells）嘗試寫作一部「普世的」歷史作品時，他承認，他無法為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公元前 776年）之前一切事件提供確切的時間。今天，我們甚至能夠為宇宙起源之際的事件提供合理的時間。突然間，我們能夠在堅實的科學證據之上建構關於整個過去的歷史，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

10. 什麼是歷史史實

真實的歷史就是自己。 歷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裡埋藏著我們的想像和希望，生長著我們的快樂和憂傷，成為歷史劇創作的寶藏。戲劇自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與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通常情況下，歷史學家會對此感到不快，這似乎也是「自古而然」的。新編歷史劇的流行，更使歷史學家的憤怒到了「於今為烈」的地步。最早的「新編歷史劇」《戲說乾隆》令國人耳目一新，歷史學家頗有雅量；《宰相劉羅鍋》《康熙微服私訪》隨後登場，一石激起千層浪。以紀昀(曉嵐)為主人公的兩大部「歷史劇」(《風流才子紀曉嵐》和《鐵齒銅牙紀曉嵐》)，改寫了歷史上主管《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赫赫有名的學者形象，導致了某些歷史學家的切齒之恨。

隨之而來的，是對歷史劇的嚴厲指責和苛刻要求，甚至大有必欲除之而後快之勢。對歷史劇的指責包括：胡編亂造，隨意臆造，迎合低級趣味，背離歷史的真實，模糊歷史的真相……對歷史劇的要求包括：不僅要注重藝術真實，還要注重歷史真實，實現「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以便「藝術地再現歷史」……只有「忠於歷史」，「回歸歷史」，認可「基本史實」，注重歷史的發展趨向，與歷史保持一致，才是歷史劇脫離苦海的惟一出路。

我們應該承認，歷史劇的確存在著「關公戰秦瓊」、「羅成戲貂蟬」、「張飛殺岳飛」、「宋版《康熙字典》」、「我孝庄皇太後」之類的細節失真(即硬傷)。但是說到「背離歷史的真實」和「模糊歷史的真相」，說到「忠於歷史」和「回歸歷史」，我們則不得不問：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的真實？什麼是歷史的真相？我們是如何獲知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的真相的？歷史本身是否包含著藝術性，即包含著修辭性和文學性(形象性、想像性、虛假性)？如何理解這種修辭性和藝術性？一句話，歷史是真實的嗎？

在談及歷史與歷史劇的關系時，我們一方面承認它們之間的聯系，一方面把歷史與歷史劇嚴格區分開來。我們認為歷史屬於社會科學的范疇，歷史劇屬於藝術創作的領域；認為歷史體現的是歷史真實，歷史劇體現的是藝術真實；因此歷史是客觀存在，歷史劇是藝術想像的產物。其實這種區分是靠不住的。何以知之？

首先，我們似乎應該區分兩種不同的「歷史」：一種是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的歷史(the historic)，一種是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之記載的歷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觀的，後者則是被主觀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的歷史)與「the historical」(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之記載的歷史)，兩者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明確的。前者指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人物或事件，後者是對前者的記載或「反映」。比如說到「古建築」時必須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說到「歷史劇」時必須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這種說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為樸素的唯實論者，我們相信，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的歷史(the historic)與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之記載的歷史(the historical)之間的關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關系。這是不錯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我們是通過「反映者」來認識「被反映者」的，我們也只有通過「反映者」才能認識到「被反映者」，這無異於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離開了「反映者」，我們就無從認識、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們觸及的只是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之記載的歷史(the historical)，而無從觸及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的歷史(the historic)。即使我們今天看到的「古建築」(historic building)，也幾經風雨，幾經粉飾，與原物大異其趣，不再是純粹的古建築了。雖然「今月曾經照古人」，畢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況建築物呢？

我們不妨把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的歷史(the historic)稱作歷史(history)，把作為客觀人物或事件之記載的歷史(the historical)稱為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以把兩者嚴格區分開來"在此我們要討論的是：歷史編纂與歷史劇是否存在本質性的差異？歷史編纂是否只具有客觀性而不具有藝術性？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歷史編纂究竟包括多少種類型？據我們所知，歷史編纂至少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實證性的歷史編纂，它注重數據，強調實證，傾心於語言的明晰性、意義的明確性、邏輯的一致性，以「科學」自詡；一種是敘事意義的歷史編纂，即所謂的敘事性的歷史編纂(narrative historiography)，與「科學」的僭妄相比，修辭性和文學性乃其本源之所在，它也坦然地承認這一點，並得意於這一點"實證性的歷史編纂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它關心的是環境而不是人，著眼於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因果性，關注「長時段」(longue re)的轉換和巨大社會結構的變遷；敘事性的歷史編纂是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它注意的是人而不是環境，關心的是人的情感和命運。西方的歷史編纂傳統一直是敘事性的，然而自19世紀末以來，隨著實證主義的勃興，史學的科學化傾向越來越嚴重，人們越來越多地要把歷史編纂轉化為一門嚴密的科學，甚至要以「總體史」代替「事件史」，以便探尋歷史深層結構的變遷。此後，歷史著作開始充斥大量的圖表!公式。即使如此，它還是難以掩蓋其修辭性和文學性之蹤跡。

在這方面，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述甚為詳盡精闢。海登•懷特認為，即便是實證性的歷史編纂，也無法掩蓋其修辭性和文學性，盡管千餘年以來它一直都在極力擺脫自己與修辭性和文學性的干係。別的且不說，它是以日常經驗為基礎的書面話語，僅僅這一點就足以決定其特性——具有修辭性和文學性。

修辭性和文學性的核心在於隱喻(metaphor)。隱喻是一種想像性的理解方式，是在彼類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類事物的文化行為。歷史話語體現的並非邏輯性關系，而是隱喻性關系。歷史編纂包含了藝術性的成分，因此不能忽視歷史話語的隱喻之維。「一組事件轉換成一個系列，系列又轉換成序列，序列轉換成編年史，編年史轉換成敘事作品，我認為，這些行為更有益於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邏輯-演繹性的。此外，我把事件構成的故事和可能用來解釋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論證之間的關系，當作是由邏輯-演繹和比喻——修辭的要素構成的組合。這樣，一方面是歷史話語和科學話語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是歷史作品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類同……」[i]

盡管修辭性和文學性會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引發邏輯矛盾，但它會使過去/產生意義0，否則歷史就會變得不可理喻。總是有人認為歷史是對往昔事件所做的完全真實的記載，所謂「史筆如鐵」是也，其實並非如此。首先，對於往昔事件的記載常常伴隨著必不可少的解釋(包括事件的起因、過程與結果)，夾雜著編纂者自己的想像，而意義也源於此，這種解釋或這種意義就是修辭性和文學性的。

意義的另一個來源是語言，因為只有藉助於語言符號，才能賦予過去的事物以意義"語言以想像和概念將描述的對象固定下來，想像的方式和概念的數量又是無窮無盡的，因此描述的對象被固定的途徑可謂多矣。語言本身並沒有提供一個標准，告訴大家什麼是「正確」的用法，什麼是「不正確」的用法。傳統的歷史編纂大師深諳此道，並能靈活地掌控之。

至於敘事性的歷史編纂，其修辭性和文學性更是自不待言。西方敘事性的歷史編纂，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代表作《歷史》就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史詩，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戰爭編年史。相傳他在奧林匹亞朗誦他的著作時，把當時青春年少的修昔底德感動得淚水漣漣。近年來這種歷史編纂傳統得以復興，實乃學界之幸。

比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專門研究中國歷史的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就極力肯定敘事性的歷史編纂。他的歷史著作以敘事為主導，當然也包含少量的理論分析。在他看來，敘事藉助其故事和細節，能夠發揮闡釋之功能，而理論概括是無法窮盡歷史現象的具體性的。人們是通過生動的形象而不是枯燥的理論來把握歷史蹤跡的，理論充其量也只是輔助性的。我們不難發現，敘事性的歷史編纂與歷史小說幾乎沒有什麼差異，因為敘事性的歷史編纂也需要藉助於想像把零散的事件連綴成完整的故事。在那裡，事實與幻想、史實與虛構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魏斐德的《偉大的事業：中國17世紀滿人對帝國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就是照此原則寫成的，讀來引人入勝"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和孔飛力(Philip A. Kuhn)的大量歷史著作包括已經譯成中文的《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史景遷)、《王氏之死：大人物背後的小人物的命運》(史景遷)、《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孔飛力)，以及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也都是這樣寫成的，讀起來同樣魅力無窮。我們完全可以說，其實這種敘事性的歷史編纂，我們也是「古已有之」的。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對於各色人等、各種事件的精彩記錄，源於其生花之筆，讀來令人賞心悅目，而忘乎其歷史精確性。比如司馬遷在敘述「鴻門宴」時，寫到樊噲闖入，「頭發上指，目眥盡裂」(《史記•項羽本紀》)不僅有悖於史實，而且有悖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中描寫垓下之圍時，說項羽只剩下二十八騎，發出了「天亡我，非戰之罪」的感慨。雖然被數千漢騎圍困，項羽毫不屈服，「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但稍後不久，項羽又對烏江亭長說過「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也就是說，項羽最後的二十八騎也已被漢軍殲滅。既然如此，「非戰之罪」、「吾為公取彼一將」之語，是如何記錄下來，又是如何歷經兩百年後傳到司馬遷那裡的？

即使在自稱最為嚴密的社會科學中，虛構也是無所不在的。虛構是一種想像性構造，是一種「彷彿」式的描述，「或然性」(或者乾脆「莫須有」)是它最大的特點。海登•懷特提到了邊沁的「虛構觀」 (conception of fiction)，提到了歐文•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的論文《詩歌措辭與法律虛擬》(Poetic Diction and Legal Fiction)，以便告訴我們，即使在嚴密的法律話語中也是允許虛構的：所謂「法律虛擬」，指在法律事務上為權宜計在無真實依據情況下所做的假定，這個假定被認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比如「法人」就是一種虛構，因為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人」。海登•懷特的理論表明，無論是實證性的歷史編纂，還是敘事性的歷史編纂，都離不開修辭性和文學性，都包含著想像性和虛構性的成分。對於歷史編纂而言，無論是修辭性還是文學性，是想像性和還是虛假性，都具有積極和正面的意義。可以說，沒有修辭性和文學性，沒有想像和虛構性，就沒有往昔的人物與事件，更無法理解之。既然如此，認為「歷史真實」是客觀的，就是沒有根據的。歷史編纂，無法遮蔽自己的藝術性。所謂「歷史真實」的蓋頭，應該掀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