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知識

⑴ 美國的歷史文化

綜述

美國的文化產業非常發達，產值佔GDP的20%左右，其總體競爭力位居世界首位。

20世紀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初步形成了文化產業的基礎和框架；20世紀中期，美國文化產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80年代以後，隨著文化商品化程度的加深，美國憑借經濟、技術和知識等方面的優勢，開始向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產品的傾銷。

進入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文化產業壁壘不斷被打破，企業兼並重組浪潮洶涌澎湃，在美國出現了一批超級跨國文化產業集團，引領全球文化產業的發展。

語言

由於沒有聯邦地位的官方語言，部分州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但英語是事實上的官方語言，就整個聯邦而言，並沒有統一的官方語言。

由於多年來推動英語為官方語言的運動，美國50個州中已有31個州通過立法規定英語為官方語言，也有其它一些州提出相關議案，不過，面臨的阻力相當大。有3個州承認其他語言與英語有平行地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語，夏威夷州的夏威夷語和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語。

文學

美國文學自其殖民地時期初具雛形至2013年已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發展歷程，變得日趨成熟。而作為反映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預示社會發展方向的一面鏡子，美國文學也體現出美國人獨特的哲學觀、價值觀。

美國早期的移民多是從英國或者歐洲來到這片新大陸的，他們想擺脫歐洲舊的封建傳統，追求自由、民主。而這些要求體現在文學方面，個人主義成為貫穿早期美國文學的一個特色。就此而言，美國文學的發展是承前啟後，極具連貫性的。

美國夢

美國夢是一種相信只要在美國經過努力不懈的奮斗便能獲致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工作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繁榮，而非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通常這代表了人們在經濟上的成功或是企業家的精神。許多歐洲移民都是抱持著實現美國夢的理想前往美國的。

(1)美國歷史知識擴展閱讀

18世紀中葉，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與英國之間，已有了裂痕。隨著殖民地的不斷擴張，逐漸使他們意識到事態發展的嚴重性，從而萌生獨立的念頭。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反英國殖民者傾銷。

1774年，來自13州的代表聚集在費城，召開第一次大陸會議，希望能與英國和平解決問題。然而英王卻堅持殖民地必須無條件臣服於英王，並接受處分。1775年，在馬薩諸塞州列剋星頓點燃戰火，北美獨立戰爭爆發。

1776年5月，在費城召開第二次大陸會議，堅定了戰爭與獨立的決心，並於7月4日簽署著名的《獨立宣言》。以此為契機，《獨立宣言》被認為是美國建立的開端，此日（7月4日）亦被美國作為國慶日。

1778年2月，本傑明·富蘭克林成功說服了波旁王朝，使得法、美簽訂軍事同盟條約，法國正式承認美國。法國、西班牙、荷蘭相繼參戰。

1781年，約克鎮戰役大捷，美軍贏得決定性的勝利。此後除了海上尚有幾次交戰和陸上的零星戰斗外，北美 大陸戰事已基本停止。

1787年，在費城舉行聯邦會議，會中華盛頓被推為主席。會議決定國家政府有稅收、鑄造貨幣、調整商業、宣戰及締結條約的權力，同時採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機構互相制衡。

1812~1815年，英國再度入侵剛成立的美國，史稱美國第二次獨立戰爭。戰後美國各州更加團結。

⑵ 美國歷史

美國的高校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側記
作者：徐國利

2005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隨「安徽大學高級教育行政管理人才赴美培訓班」到馬里蘭大學進行了為期3周的培訓和考察。馬里蘭大學是一所州立的大學，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乘地鐵便可到達華盛頓。馬里蘭大學在美國大學綜合排名約位居40名左右。期間，除了傾聽美國學者和管理人員講授美國高等教育基本狀況和管理外，我還結合自己的專業，注意考察和了解美國高校的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發展的一些問題。為此，我采訪了馬里蘭大學歷史系的高崢博士[1]，和他進行了兩次較深入的交談，以期盡可能地了解馬里蘭大學乃至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的一些狀況。這里，便結合自己的歷史研究專業和歷史教學，重點介紹和總結我所了解到的美國高校的歷史教育、美國歷史研究現狀和歷史研究的致用性等方面的幾個問題。當然，由於考察的時間短，了解的面很小，因此文章所談只是個人一孔之見，而且也未必就很正確。之所以寫出，是認為此一孔之見或許能對我們高校歷史教育的發展和歷史研究的開展有所啟示。文章不當之處，歡迎同仁批評指正。

一、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

美國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人文歷史學科的院系在美國是較普遍地設置的。如，馬里蘭大學是一個由馬里蘭州辦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統，由十三所大學組成，我們培訓所在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是這一大學系統中最主要的大學，它擁有師資和研究力量雄厚的歷史系，所開設的歷史課程的內容也十分豐富。對於一所綜合性大學，擁有這樣的歷史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當我問高崢博士馬里蘭大學系統的其它院校是否孝有歷史系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都有。」而馬里蘭大學系統中有些是工科或自然學科類的大學，如，University of MD Biotechnology、University of MD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這在中國大陸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香港和台灣地區擁有人文系科的高校的比例也是相當高的）。現在，我們擁有歷史系等人文系科的高校並不多，主要是綜合類大學和師范類院校。而且，目前或縮小招生規模，或是將歷史系易名，或是將其改為其它系科，中國的許多高校是唯恐有歷史系和哲學系等人文系科。同時，在美國的大學中，人文歷史學科的課程是大學生必修課的重要內容。而中國高校的人文歷史課卻基本是面向各自專業的，非人文專業的學生學習人文課的很少。當然，這種狀況目前已經得到改善，我們的許多大學都在採取各種措施來努力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包括科學素質。如，許多非綜合性大學開始設立人文學院等。但是，與美國大學久成體系的人文歷史教育機制相比，我們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美國的大學為什麼會如此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呢？究其根源，是由於美國高等教育（實際上是整個的美國教育）以「通才」教育為根本理念的教育精神和原則決定的。而人文歷史教育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內容。所謂的「通才」教育，即，不論是文科、理工科還是其它學科，都把全面培養大學生的人文與科學知識及其思維方式作為辦學的宗旨和主要內容，其目的就是為了使大學生對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較為系統和深入的認識和理解，養成學生兼具人文和科學的思維方式。由於美國的大學是將向大學生全面傳授各種知識作為重點，因此，專業技能和技術的教育在美國的大學教育中是第二位的。這在其大學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體現。高崢博士說，美國的大學一般不將自己視為培養技術專家的地方，所以在美國從來沒有哪所大學以自己是「工程師的搖籃」一類的榮譽來自詡。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人文知識的培養在專業與技能學習中的基礎地位，不少專業性和技能性較強的學科和專業在本科階段是不設置的，必須要等學生在本科階段打下較為合理的知識結構的基礎上才能去學習。如，律師是美國最吃香的職業，學習法律的人自然也相當多。但是，美國的大學本科沒有法律系和法學專業，只有修完了人文和社會學科的大學生才有資格去進一步學習法律。我認為，這種思路和做法是相當有道理的。因為，法律是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的一種規范，它是附著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形成的，現實社會的法律是對歷史上法律的繼承與發展。因此，如果一個人缺乏對人類社會歷史和現實生活的深刻認識，那麼，法律對他來說只是一堆機械的條文，他也就不能真正很好地懂法和執法。

美國的大學都普遍設有人文歷史學科的院系，也與這些院系的畢業生就業不難，而且往往能在社會競爭中出類拔萃直接相關。高崢博士介紹說，在美國歷史學畢業生不僅就業領域相當廣泛，而且不少人成為美國社會的中堅人才，如，美國國會中有不少議員是歷史系畢業的，美國總統也不乏歷史系出生的。歷史系學生如此，其它人文系科也不例外。因為美國是一個講實用的社會，如果一個專業的學生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那它在美國社會是無法生存下去的。當然，美國人文歷史畢業生就業容易，與他們大學期間所學的知識結構和內容全面合理有關，因而具有較為全面的學科知識有關。上面已說，美國大學講「通才」教育，也就是說，大學生是文理科的知識都要學的，人文歷史系科的學生則必須學許多其它學科的知識，因此，美國的人文歷史畢業生往往既掌握了較為全面的人文歷史知識和思維方式，又兼具科學知識和思維能力。如，以馬里蘭大學的歷史系，學生四年所修的120個學分中有一半左右是非歷史類的，其中包括不少自然學科的課程。那麼，人文歷史學科的學生怎麼能聽懂理工科的課程呢？高崢博士說，美國大學的自然學科課程有不少是講基礎性知識的，而不是講某一學科很專深的知識。加上美國中學階段也沒有中國高中教育階段的那種文理分班的作法，因此，學生聽課並沒有什麼困難。美國大學重視人文歷史教育，不單在於讓學生掌握基本的人文歷史知識，更關鍵得是要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和歷史思維能力。實際上，現代社會知識的更新是很快的，大學所學的不少知識往往會過時的，但是，人文歷史精神和思維方式的培養卻是最根本的，是不容易過時的。由此反觀中國大學的人文歷史院系和專業不受重視，反差何其鮮明啊！我想，究其根源，除了社會上不重視人文歷史專業畢業的學生，以致學生就業難外，更深層和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許多人包括學生都沒有真正意識到人文歷史知識和素質的學習和培養對人自身的發展和參與社會競爭的決定性意義。其次，也與我們國家目前人文歷史學科教育內容的教條、僵化和脫離現實生活及教育方法的落後等有直接關系，也就是說，它並沒有真正起到培養學生人文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作用。

我們的大學經常說要培養大師級的學者，要成為世界級的大學；我們的學生也經常立志在走向社會之後要成為激烈社會競爭的佼佼者。那麼，如果對中美大學人文歷史教育理念作一個比較的話，我們從中是否能反思和悟出一些有益的東西呢？

二、美國的史學碩士和博士的教學和培養

美國和歷史學碩士和博士培養也有其特點。這里，就我所特別關注、並了解的情況作一簡介。

關於碩士的教育。高崢教授說，美國的碩士課一般不由導師滿堂講授。每門課（1學期）一般由老師指定12—13本專業書。一般是要求學生每周讀一本。然後，下周進行討論。上課時，就上周所讀的書的問題進行討論，一般是要求學生提出二、三個問題。由於美國的碩士研究生課程教學並不限於導師自己的學生，感興趣其它方向和專業的學生都可以選，因此，一般一門課有十幾、二十個學生上。那麼，一、二十個學生提的問題就會很多，為此，老師一般是選擇學生最為關注、提的最多的問題來討論。討論是由學生發言，闡述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最後，由老師作總結和點評。課後，則由學生根據所討論的問題，寫成一篇小論文。一般是每學期寫2到3篇這樣的小論文。學生的課程成績多是根據這些小論文的成績來評定的。也有在學期末，由學生寫一篇比較長論文來考核其學習成績。

美國研究生教學的這種模式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或是長處，一是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已經注意到，也不同程度地做了，但是做得不夠。二是，養成學生大量和快速閱讀專業書籍的能力，養成學生快速把握所讀書籍主要思想和觀點的能力。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因為，現在是一個知識快速增長的時代，即便是專業領域，知識和學術的增長和更新也是相當快的。而學術研究的基礎便是在了解和把握前人的已經形成的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因此，如果不能養成快速了解和把握專業領域知識和學術研究背景的能力，便難以很好地從事學術研究。對此，我們重視不夠。當然，我們要做到這一點也面臨著實際的困難，一是我們的圖書館和院系資料室無法向學生提供這么多的專業圖書資料，學生常常無書可讀；二是，我們的研究生素質總體上呈下滑趨勢，閱讀專業書籍的能力和知識背景都不夠，要大量閱讀這些書也難以全面做到。但是，美國研究生教學和培養的這種模式無疑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

關於博士的培養。美國的博士培養制度全國並不統一，名牌大學和公立學校之間的要求有相當的差異，但是，總體上說比我們要嚴格，至於名牌大學的博士培養則十分嚴格。像耶魯大學這樣的世界著名高校，培養一個文科博士往往要8年左右的時間。具體到歷史學博士的培養而言，一般是第一年了解自己博士論文選題在學術界的研究狀況，然後用二、三年時間來搜集相關的資料。在這兩個階段，學生往往要作田野調查，也就是到外地、甚至是國外相關的學術科研機構、院校和地域進行資料的采訪、搜集，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相關史料。然後是作開題論證報告。最後的三、四年時間用來進行博士論文的寫作。美國的一般大學，博士生在讀時間也需要四到五年，如馬里蘭大學是四年。美國對博士生導師所帶的學生數量一般沒有限制，但是，導師在帶博士生方面卻比較慎重，多量力而行，這既是因為帶博士生的許多工作，如指導學生閱讀，看、改和評學生的論文等都不算是教學工作量，是「義務勞動」；其次，也是由於美國的導師重視學生的培養質量，帶一個學生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指導工作，因此，為保證培養質量，一般情況下只帶一到二名學生。由此可見，美國的博士培養制度和方法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現在的博士培養往往不重視質量，博士在讀時間太短，培養制度也不規范，執行不到位，對導師的監督不力，一些專業招收的學生過多過濫。有些導師一屆博士生就有四、五個，甚至七、八個，而在帶學生時又是放羊式的管理和指導，根本承擔起導師應有的職責，而卻可以多拿許多好處。這既有我們的博士培養制度的問題，也有導師的職業道德水平問題。我們在博士生培養中存在的上述問題，導致了我們的許多博士生畢業後，難以真正從事高水平的學術研究，與國外、特別是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博士相比，總體水平存在相當差距。

在美國的高級歷史研究人才中，十分重視史學理論的教學。如，美國的碩士研究生階段，史學理論課是歷史學專業所有研究生必修的課程，而不是史學理論專業的研究生才學的。其目的是培養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和研究問題的方法論意識。正如下文所說的，美國目前的史學研究，以重視理論架構和方法論意識的科學派史學十分盛行，這種史學自然要求研究者要有良好的理論修養和方法論的自覺意識。

三、美國的歷史研究的兩大流派

通過這次訪問，使我對美國的歷史研究發展狀況有了一些新的了解，與我在國內所接觸的書報資料所說的不盡相同。高崢教授介紹說，目前美國的歷史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流派或是兩種方法，一種是歷史研究的科學派，一種是歷史研究的藝術派。

科學派主張歷史研究要有理論框架，問題意識很強，認為通過歷史研究可以發現歷史的規律、本質和真像。據我所知，這一派在中國很有影響。如，目前介紹到中國的美國研究中國史和中國問題的學術著述，多是這方面的著述。美國有關中國史研究的「範式」和方法論問題近20年來一直是中國史學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和重點。如，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柯文的討論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範式轉換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一直受到中國史學界的關注，時常為人提及。而且，這一派的研究方法也對當代中國史學形成了相當的影響。當代中國史學研究有一種傾向，即重視所謂的「歷史研究模式（或範式）」的建構，不能不說是受到了美國歷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過，中國大陸史學界目前所提出的「史學科學性」或重視歷史的實證性研究，實證史學成為主流，又與美國的科學派史學有不同，中國的許多主張實證史學的人往往主張讓史料自己說話，傾向於中國傳統的乾嘉史學和近代的新考據派史學，而不強調甚至是反對史學理論構建在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先導性與方法論意義，認為這種重視「範式」的史學往往是不科學的。

而藝術派則重視歷史研究的語言敘述，強調歷史語言敘述的生動和優美。但是，藝術派並非不重視史料，而是在閱讀和理解史料的基礎上來敘述歷史。這和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史學是藝術的主張是有差異的。我們通常所講的史學是藝術，往往是強調歷史認識的非科學化，主張以直覺等所謂人文學的研究方法為根本。極端者還包括為求歷史敘述的生動和優美而犧牲歷史的真實性，如19世紀的英國史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而高崢教授所說的美國的史學藝術派卻並非如此。他在談到自己的導師，美國著名史家、耶魯大學的中國史研究專家、現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史景遷教授時，說史景遷教授的著作文筆生動，能將枯燥的檔案文獻史料變為生動的歷史。他的《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書中使用的基本是宮廷檔案史料，但卻寫的生動入微。華東師范大學的史學史研究專家朱政惠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國的中國學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中也說，「史景遷的研究特色則在於，以瀟灑和生動的筆觸，將前人的史事重現於紙筆。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深入淺出，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識性。他的著作洛陽紙貴，擁有很多西方讀者，因而深受他們的尊敬。」（P183頁。）由此可見，美國當代的這種史學藝術派更像是中國傳統史學中以司馬遷為代表的史學著述風格，而與近代以來西方史學所主張的藝術派史學不盡一致。

四、歷史研究的致用性問題

通過這次考察，使我對美國的歷史研究的致用性有了一些新認識。在我與高教授的交談中，雖然沒有直接和專門討論美國歷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從我們所談的以下兩個問題卻可以看出美國的歷史研究是重視致用性的。而目前國內卻有相當一部分學者主張歷史研究不應當過於強調其致用性，過於強調或不適當地主張歷史研究的學術獨立性，反對史學的致用。而且，往往是拿西方史學研究崇尚學術獨立自由作理論和實際的依據。

我們較多地談到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及其範式的轉化問題。這是一個備受國內學術界關注的問題。高崢教授說，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十分發達，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在20世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世界歷史進程的發展產生著愈來愈大的影響。印度同樣是亞洲和世界的一個大國，也是一個文明古國，但是，印度史的研究在美國卻遠不如中國史研究受到關注，原因即在於它不如中國在現當代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影響大。由此可見，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的發展鮮明地體現出「史以致用」的原則。不僅如此，我認為其中國史研究範式的轉化實際也說明了這一點。高崢教授將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演變概括為四種模式，亦即四個發展階段。首先是美國的中國學研究開拓者費正清及其時代的一批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其研究解釋方式被概括為「沖擊——反映」模式。後來，這種模式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內部動力」模式所取代，因為，中國現當代歷史的發展使不少美國學者認識到「沖擊——反應」模式的在理論上的解釋力存在相當局限和不足。到了20世紀80—90年代，美國的近現代中國史研究又出現了「革命模式」，因為，中國的近現代革命在許多美國學者看來具有世界影響力，有獨特的魅力。到了90年代以後，又被「現代化模式」所取代。因為，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開放，現代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的體會是，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的轉換固然在其內在的學術動力，即前一種歷史解釋模式出現了「危機」——已經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近現代和當代歷史發展了，發展了中國現當代歷史和世界現當代史迫使他們要提出新的中國近現代史解釋模式，但是，同時也正說明，舊的歷史研究和解釋模式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所以，要建立新的歷史研究和解釋模式。「沖擊——反應」模式的提出實際反映了一種西方歷史中心論，適應了當時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需求。而當世界歷史的發展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後，這種模式已經不能有效地解釋中國近現代歷史，從而為其現實服務時，便被另一種研究和解釋所取代。當代美國中國學研究中「現代化研究」模式的興起正是為了適應中國當代新形勢發展，為滿足美國與中國的更好的交往需要而提出的。這不正是歷史研究的致用性在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的一種反映嗎？可以說，重視歷史的致用性是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又一推動力。

關於美國的歷史研究課題經費的申請。高教授說，美國的史學研究經費的申請主要有兩個對象，一個是向私人的基金會申請；一個是向學校申請。而經費的申請便導致了以「研究問題」為主的科學派史學的盛行，即，要申請到經費，研究者必須要提出你所要研究的問題是什麼，以什麼理論和方法來進行研究。當然，這種理論和方法應當是當時的史學界流行的主導理論和方法。如果你的申請研究課題或項目不在這種理論或方法之內，研究者就會被視為「不入流」，從而被排除在主流的學術圈之外，便得不到學術的資助。高教授認為，這也與研究項目申請的評審制度有關。因為，研究項目申請的評審往往並不都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專家，因此，專家在評審申請者的研究項目時，最關注的就是申請的研究項目明確提出了什麼問題，用什麼理論和方法來解決問題。我們從美國歷史研究經費的申請中，也可以看出一個重要問題，即史學研究必須是能夠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說必須是能夠致用的，歷史研究不僅要講學術價值，還要發揮其社會價值。否則，你就得不到研究經費的資助。

當然，我們對歷史研究的致用性不能作狹隘的理解，將歷史研究的致用性簡單地等同於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曾主張過的史學為政治服務、為革命服務，歷史研究致用應當是為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全民族的進步服務，而不僅限於某些政治集團或社會群體。而且，講歷史研究的致用決不是否定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決不是犧牲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求真性（科學性）。其次，美國的學術研究也受到聯邦或州政府各種形式的、直接或間接的干預，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科學性往往受到影響。馬里蘭大學教育學院的Bob Berdahl教授便指出了國家科研基金與學術自由之間的矛盾。他說，美國學者的研究經費有聯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的，這樣，其研究必然要受到政府及相關部門政策和利益的左右，由此便影響了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和科學性。不過，由於有了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和長期形成的學術獨立的傳統，總的說，美國學術界對學術的求真性（學術價值）和致用性（實用價值）的關系處理得比較好。

註：此文略經修改發表於《安大史學》第二輯，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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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崢，浙江杭州人，曾為北京大學助教，後畢業於耶魯大學，師從美國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攻讀博士生，1994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出版專著兩部：《面對技術的進步：鐵路時代中國和津巴不韋的社會變化》（Meeting Technology's Advance: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Zimbabwe in the Railway Age ）（1997），《共產主義接掌下的杭州：城市和幹部的改革（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2004).（2004），主要論文有：《從農村革命到城市革命：魯中南的個案研究》，《戰爭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運動：1850—1853》、《17世紀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文化革命中的兩個敵人》、《英雄士兵的神話和敵人的形象》等。

⑶ 關於美國歷史，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識

1、大約30年代時，在美國有一場黑色風暴 (Dust Bowl) 事件，沙塵暴造成乾旱數十年而人民生活困苦，甚至只能用麵粉袋來做衣服，而供應商得知這件事後，開始把麵粉袋製成五彩繽紛的顏色，好讓他們的「衣服」更好看。

2、美國內戰期間這名叫 Joseph Hooker 的將軍因為好色荒淫，還帶了一堆妓女來滿足他士兵們的sex，以至於這個最古老的職業到現在都用他的姓 hooker 來作為bitch的代稱。

3、據說歷史上有位最好運的女子 Anna Mae Dickinson ，她經歷100年來最慘的慘劇，包括泰坦尼克號、珍珠港及911事件，但她都幸運逃過死劫！但遺憾的是，這一切都只是網路謠言！只有照片是真的，她是美國民俗藝術家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

4、故事發生在1948年，當年兩名美國船員在行經馬蘭西亞馬六甲海峽時，收到來自一艘荷蘭籍棉蘭 Ourang 號發出的摩斯密碼求救信號：「全部的人，包括船長，都死了。」正當他們感到疑惑時，隨後又附上一個奇怪的結尾：「我也死了。」美國船很快趕到現場進行援救，結果發現這艘船並沒有危險，但是船上的所有人，全都死了。而且他們的表情猙獰，姿勢古怪，幾乎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5、在美國奧勒岡東部一座森林裡，有一個巨大香菇已經2400歲了，而且它還持續地在生長。

⑷ 知識框架一美國歷史

18世紀獨立戰爭-19初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19世紀中後期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形成-20世紀初一戰戰勝國-20世紀中期二戰戰勝國（世界霸主）-二十世紀末一超多強-現在

⑸ 美國的發展歷史

美國，是美利堅合眾國（舊稱花旗國）的簡稱，它是北美的一個帶有民主、分權、制衡為傳統的聯邦共和國。
美國位於北美洲南部，東瀕大西洋，西臨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及墨西哥灣.美國的氣候大部分地區屬溫帶和亞熱帶氣候，僅佛羅里達半島南端屬熱帶。飛地阿拉斯加州位於北緯60至70度之間，屬北極圈內的寒冷氣候區；另一塊飛地夏威夷州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屬熱帶氣候區。但由於美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各地氣候差異較大。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76年英屬的13塊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宣言。自1776年從英國統治中獨立出來後，1789年成為統一的聯邦共和國。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美國已經在經濟、政治以及軍事實力各方面都超越了它以前的宗主國和其他任何國家。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美國1979年1月1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一方面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根據《台灣關系法》，維持與台灣的非正式關系。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宣布脫離英國獨立以及1789年美國憲法的制訂之後，美國成為一個聯邦共和國，並且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從19世紀初開始，美國開始從北美大陸東部最初的十三州逐漸向中部和西部發展，美國本土面積日益增大。同時，美國在海外也有多處領地。其後美國歷史上的兩個重大事件是南北戰爭（1861年~1865年）和大蕭條（1930年代）。
北美洲的原住民在大約西元前9000年到前48000年這段期間來到北美洲，並且掌控了這塊地區，一直到17世紀初期歐洲殖民者來到此地為止。
1493年—1779年美利堅殖民地的歷史中有與北美原住民的長期戰爭，嚴重的勞力缺乏產生了像奴隸和契約化奴役這類的非自由勞力，而英國政府的放任政策則讓特有的美利堅精神與文化得以發展出其獨特性。
1776年—1789年這段期間美國在對英國的美國獨立戰爭中贏得了勝利，並且以北美十三州建立起了美利堅合眾國。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買案（Louisiana
Purchase）讓農民得以使用重要的密西西比河水路，把法國勢力從美國西部邊界移除，並且提供美國農人一塊廣大的土地。
幾個星期以後，英國和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之間開戰了。美國當時的收入仰賴向歐洲輸出農產品，因此試圖同時對兩個戰爭中的強權出口食物和原料，以及在它們與它們的加勒比海殖民地之間運輸產品來獲利。當這個行為對兩個戰爭國有利的時候，它們便會准許，然而當這個行為無利於他們的時候便予以反對。
當1805年法國海軍在特拉佛爾嘉戰役（Battle
of
Trafalgar）中被摧毀後，英國希望斷絕法國的海外貿易紐帶，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報復美國的貿易行為，英國於是對美國海岸實施了封鎖。
接下來的四年，在美國歷史上是最陰暗的，國家為自己流淚，奴隸制度和各州權力的爭斗。日益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北部各州擊敗了以種植園農業為主的南部各州。但是雙方共600,000至700,000的美國人犧牲，賓且許多南方土地被毀壞。不過最後，無論如何，奴隸制還是被廢黜了，美國也開始了緩慢的重建。

⑹ 美國的歷史和傳統

要了解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此消彼長，不得不從美國的歷史說起。美國最早的移民，都是歐洲移民過來的虔誠清教徒，自由主義的開國精神是內含在基督教傳統之中的。羅伯特•貝拉在其名著《心靈的習性》裡面分析說，在美國的歷史傳統裡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義傳統，美國的個人主義是以這兩種傳統為自身基礎的：「古典共和主義提出了為公共利益盡心盡力的積極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義與教派主義的形式，倡導以個人的自願參與為基礎的政府觀念。然而，以上兩種傳統都把個人的自主性置於道德與宗教責任的背景之下。」 個人主義與基督教的內在結合，使得美國直到1950年代，一直是一個在道德價值上非常保守的國家。所謂的保守，實際上是一種以基督教為背景的個人主義，或者崇尚個人價值的基督教主義：既尊重個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時個人又對家庭、社群、國家和上帝負有責任。美國是一個有著共同宗教背景和價值觀的文化大熔爐，新的移民不管你來自什麼樣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這個以基督教為主流價值的自由社會。

然而，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種族平權運動，使得美國發生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反叛和種族平權，雖然是兩場相互平行的運功，前者是青年一代對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價值的文化反抗，後者是黑人為代表的少數族群爭取社會經濟權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標上卻有著內在的默契和聯系：解構以基督教為核心的社會主流價值，為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打開決堤的閘門。《白宮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這樣寫道：「60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變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與美國社會的主流利益之間互相支持的關系，變成了一種憤怒的敵對關系。……面臨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眾生活中明顯缺乏以宗教為基礎的價值觀，猶太－基督教傳統受到明顯的侵蝕，隨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這一衰退正是美國基督教中日益發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關心的事情」。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重心，戰後的美國，如果說1950年代的重心在意識形態冷戰，1960－1970年代在種族平權的話，那麼，1980年代以後的社會焦點，就逐漸轉移向宗教、道德和文化價值的分歧。由於美國的早期移民具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而二戰以後的新移民大量來自非基督教民族，美國成為了一個文化多元主義與基督教福音主義同時並存的國家，因而在文化價值上似乎也分裂成了兩個美國：一個是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美國，它存在於學院和媒體，在地域上主要分布於東西海岸，另一個是基督教福音主義的美國，它紮根於美國的草根社會，占據了南方和中部這些腹部地區。近年來，圍繞著墮胎、同性戀等問題的大爭論，正是兩個美國之間的文化較量，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小布希與克里較量的「勝負手」所在。

一方面是文化激進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波濤洶涌，以及多元文化傳統提出的「差異的政治」和「承認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福音主義的強烈反彈，夾在中間的自由主義真是左右為難，苦於應付。作為建制化的自由主義，本來作為「公民的宗教」，本來在文化價值上與基督教個人主義並不沖突，而且後者還是自由主義的倫理基礎之一，然而，如今被文化激進主義一沖擊，自由主義就陷入了價值上的尷尬境地：正如甘陽所分析的：「以羅爾斯為代表的美國自由主義近年來可以說一直在辯護兩個多少有點矛盾的立場。即第一他們要維護美國的新政自由主義傳統，從而論證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合理根據；但第二他們作為對六十年代種族、性別、文化問題上所謂『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則強烈論證國家不能幹預道德宗教文化領域。」（《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

已故的哈佛名教授羅爾斯作為美國自由主義的一代理論宗師，在《正義論》裡面做的前一項工作：論證國家要在經濟領域實行合理的干預，實現「公平的正義」；而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重點論證的是後一項工作：在一個價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會中，如何達成關於正義的「重疊共識」？作為建制化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一方面要回應後現代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將價值的諸神時代作為一個合理的事實予以確認，另一方面又要應對基督教傳統和文化保守主義的批評，避免滑落到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為社會整合找到一個共識的基礎。羅爾斯在自由主義思想史上做出了一個重大的調整：將自由主義從一個整全性的倫理政治學說，改變為僅僅是一種政治社會的組織原則。自由主義首先將善(good)與正當(right)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區別開來，對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善，什麼是人性、什麼是美好的人生這些倫理價值問題，自由主義沒有任何特定的立場。自由主義只是堅信：人是有理性的，他能夠為自己決定什麼是最好的價值，只有自主選擇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因而，各種互相沖突的宗教、道德和哲學，從它們各自的價值立場來說都是可理解的、合理的、可證成的。自由主義對它們保持完全的價值中立。不過，對於什麼是正當、什麼是正義這些政治價值問題，自由主義容不得半點的價值相對主義，它堅信「正當優先於善」，不管你在信仰的私人領域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或者什麼也不相信，在政治的公共領域，必須遵從由憲法的核心觀念和程序規定的公共理性，遵從普遍的正義原則。而這一普遍的正義，是各種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學通過公共討論和對話，反復的「反思平衡」最終達成的「重疊共識」。

羅爾斯雖然是一個學院派知識分子，但他所論證的政治哲學，正是當代美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公平的正義」乃是從羅斯福新政到六十年代種族平權法的合法性論證，而政治自由主義則是多元文化時代解決公共認同問題的自由派綱領。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以克里為代表的民主黨自由派人士，正是按照這一思路來回應同性戀、墮胎等辣手的價值沖突問題。然而，這次克里的敗選，表面上是民主黨的政治失敗，從深層來說，乃暴露了政治自由主義深刻的理論困境。

自由主義放棄了自己特定的整全性學說，退而成為社會政治層面的組織原則，本來期望收到雙刃劍的效果：以價值中立主義回應多元文化，以正義的「重疊共識」整合社會，與文化虛無主義劃清界限。但是，從這幾年美國國會、總統大選中，保守主義屢屢得勝、自由主義連續失敗之中可以看到，在道德價值這一當今時代焦點問題上，政治自由主義顯得蒼白無力，交不出一張令選民滿意的答卷。為了使正義原則在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中能夠獲得最廣泛的認同，政治自由主義不惜放棄自己的整全性，將價值問題擱置起來，把它驅逐到私人領域。然而，從前門被公共事務驅逐的東西，又從後門溜回來了，不僅回來，而且成為公共領域各方輿論矚目的主角。

以當今爭得一塌糊塗的墮胎和同性戀問題來說，按照政治自由主義的邏輯，這些都屬於私人的價值偏好，屬於個人的懷孕意向或性取向，與公共領域的正義問題無涉。不過，自由派人士忽略了，在這個政府權力空前擴張的時代裡面，過去屬於宗教或道德管制的私人事務，如今統統變成了由法律和政治來管理的公共事務：墮胎是否合法？幾個月大的胎兒享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同性戀可以合法化嗎？他們（她們）是否享有與異性戀同等的合法婚姻權利？――這一系列高度分歧的社會文化問題，保守主義的回答十分乾脆，而政治自由主義則像克里在大選中的回答一樣，含含糊糊，莫棱兩可。文化價值不僅是個人的取向，也同時是公共事務，任何個人的價值選擇都離不開公共的價值標准，政治自由主義的善與正當二分的基本預設，雖然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卻處處碰壁，文化沖突的本質就是政治，政治背後也是文化的分歧，所謂的「文化政治」是也。

當然，羅爾斯早就預見到私人的價值（善）與公共正義（正當）之間並非那樣井水不犯河水，他所論證的政治自由主義，設定了一條核心的基本原則：「正當優先於善」。也就是說，當自己的宗教、道德或哲學學說與社會正義原則發生沖突的時候，普遍的正義相對於特殊的善，擁有無可爭辯的優先性。然而，問題在於,「正當優先於善」，只是自由主義的特殊信念，而不是社會普遍的規范認同，不要說各種宗教學說堅信信仰的絕對優先性，社會的正當性只可能來自宗教價值上的善，而且連社群主義、施特勞斯的古典政治哲學等各種保守主義，都反對抽離善的價值觀念來預設正當的優先性。「正當優先於善」這條政治自由主義的第一原理，在一個價值多元的自由主義社會裡面，它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甚至是不可通約的分歧性。當今美國社會的主要分歧，幾乎都發生在文化道德領域。那些善與善之間的價值沖突，以「是否正當」的政治方式體現出來，而且無法用法律或政治的普遍正義原則來裁定它們。

政治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來自各種宗教、道德或哲學學說的重疊共識，然而，由於價值上的分歧，有些可以通過理性的合理對話形成重疊共識，有些則不可通約，難以形成共識，比如同性戀問題、墮胎問題就是這樣，越是涉及到世界觀的核心價值，就越是難以找到共通點。羅爾斯之所以認為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間，能夠形成「重疊共識」，乃是有一個「政治人」的預設：相信每個人都是理性的，有可能按照公共理性來進行公共對話，以「正當優先於善」的方式進行價值選擇。然而，即使美國這個有著兩百多年立憲民主歷史的國家，由於多數人依然是基督教徒，凡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的諸多社會問題，他們更多地不是從法律的程序正當性，而是從上帝那裡尋求選擇的答案。薛涌在書中分析說，美國是一個基督教立國的國家，但後來的歷史發展使得宗教一分為二，一個是理性宗教，相信政教分離，他們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基本上是一批投票給克里的自由派，主要分布在東西海岸的大都市裡，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另一個是情感宗教，其信徒大多是一些投票給小布希的基督教福音主義者，他們雲集在南部和中部地區，生活在半封閉的小城鎮里，每個周末要上教堂，向上帝祈禱。

兩個美國，兩種宗教。克里所抓住的只是理性化的美國，這個美國相信羅爾斯，相信「正當優先於善」。就像很多中國人以為紐約、波士頓、洛杉磯就是美國一樣，他們也以為理性化的自由主義代表了美國精神。殊不知還有另外一個美國，另外一種美國精神。那就是小布希所依靠的美國，基督教福音主義所代表的情感宗教精神。這些生活在鄉下的傳統「楊基佬」，平時是沉默的大多數，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這些全國性大報上，看不到他們的蹤影，聽不見他們的聲音。但是他們確確實實在地存在，每當選舉年的時候，這些相信信仰高於一切、善優先於正當的虔誠教徒們，就成為了左右白宮的力量。這次決定布希和克里最後命運的俄亥俄州，雖然經濟衰退，但多數選民最終還是選了布希。他們所作的選擇，不是功利自由主義的「經濟人」選擇，也不是政治自由主義的「政治人」選擇，而是虔誠地相信上帝、相信信仰高於一切的「宗教人」選擇。正如一位俄亥俄州選民所說：「這四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會責怪布希。工作來了又去，但信仰卻是永恆的」。

在文化道德問題上，政治自由主義的價值中立政策，實際結果是對文化激進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的寬容。自由主義對它們的步步退讓，使得後者不斷挑戰政治和法律的底線：先是自由墮胎，然後是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大麻合法化？自由克隆後代？…這些在政治自由主義看來屬於個人自由選擇的非公共性問題，已經或者即將成為公共問題的焦點。難道生活倫理真的僅僅是私人事務？難道在什麼是美好的生活、什麼是有價值的人生這些問題上，真的什麼都行？文化激進主義者當然會這樣認為，自由主義者雖然內心不贊成，但礙於價值中立主義的原則，只能保持寬容，就像克里對待切尼副總統的女兒同性戀的態度一樣，有著過多的曖昧。

當文化激進主義步步緊逼，而自由主義只能對此保持綏靖政策的時候，就產生了保守主義的強烈反彈，保守主義在精英層中，表現為施特勞斯的古典貴族政治哲學對羅爾斯主流自由主義的挑戰，在民間草根階層，則是基督教福音主義的再度崛起。這兩股勢力，一個是強烈置疑從自由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保守主義思潮，另一個是訴諸信仰和情感的宗教大眾，它們正是小布希政府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

這些保守主義的力量，本來是一盤散沙，分散在學院的邊緣和民間的草根，不要說沒有建制化，連組織化都談不上。然而，小布希政府上台以後，以白宮為中心，保守主義終於獲得了建制化的機會。特別是9•11以後，小布希以反恐戰爭為借口，為美國製造了一個外部的敵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敵人，並且大打新「政治正確」的愛國主義牌，試圖以保守的基督教價值觀，重新將上帝召喚回世俗社會，整合美國的道德基礎和價值基礎。

去年，亨廷頓發表了他的新書《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此書已由新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譯本），這位美國學院保守主義權威人物將「文明沖突」的視線從國際社會外部轉向了美國社會內部。在他看來，美國的國家認同，過去有四個組成部分：民族（不列顛民族）、種族（白人）、文化（基督新教）和政治（美國憲法），經過一個多世紀中歐、南歐、東歐移民、拉丁美洲移民和亞洲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多元主義的沖擊，如今只剩下一個東西：共同的政治信念。這也是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立論的基本事實基礎。不過，在亨廷頓看來，僅僅靠政治信念立國是非常危險的，當初的羅馬帝國、蘇聯帝國就是因為缺乏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而靠國家意識形態的粘合力維持整合，最好這些帝國無一例外，通通崩潰解體。為美國之未來憂心忡忡的亨廷頓大聲疾呼：要堅決抵制國家認同中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堅定地捍衛盎格魯－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國社會中的核心地位，這一由「五月花號」船帶來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國國家的立國之本。顯然，亨廷頓這本書提出的觀點，為白宮的基督教復興作了理論上的背書。

一方面是文化激進主義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是保守主義的強大復興，自由主義何去何從？相信價值中立的自由派何去何從？這次民主黨的敗選，不僅是克里個人的失敗，而且是其背後的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重大挫折。自由主義所預設的「正當優先於善」只能是一半美國人的公共理性，無法整合另一半美國人，因而在如今沖突最激烈的道德價值問題上，自由主義顯得左右為難，拿不出一個讓多數人服氣的方案，這正是政治自由主義的現實困境所在。

在政治社會經濟權利的公平安排上，自由主義基本實現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學學說之間的重疊共識，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價值問題上，因為各自有各自對善的理解，重疊共識何其之難！政治自由主義的重疊共識，其背後的價值基礎是比較單薄的，雖然它有其道德基礎：對人的尊重和對不同信仰的尊重，但當不同的信仰發生沖突時，中立的自由主義就很難像解決分配公正一樣，給予弱勢者以適當的補償。善的失落、美好生活的喪失，是無法用任何其它的物質或精神方式所能補償的。

理性的美國，情感的美國。這是兩個美國，也是同一個美國，分別體現了美國精神的兩個側面。這是美國有活力之處，也是麻煩之處。搞得好，理性與信仰、精英與草根，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動和平衡的互補；搞得不好，沖突頻頻，威脅國家的社會道德整合。自由主義如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整合另一個美國，另一個信仰的美國、基督教的美國；是如何回應文化道德價值問題，不再是用消極的辦法，用括弧將善的問題擱置起來，將之放逐到私人領域，而是積極地面對價值的分歧，重新將之置於公共領域予以對話和討論，尋找自由民主生活最一般的倫理基礎和價值底線。

馬克斯•韋伯當年指出現代性就是「祛除魅力」的過程，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祛魅」的產物，是世俗化時代的公共宗教。它相信隨著世俗化的發展，人會越來越告別傳統的宗教、信念和情感，成為「理性人」，這也是自由主義對自由民主秩序理性王國樂觀其成的緣由所在。然而，自由主義忘記了韋伯當年對「祛魅」以後「價值諸神」沖突的憂慮，世俗化越是深入，神聖、超越這些價值之物不僅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反而以更尖銳的方式表現出來。自由只能提供給人選擇的可能，民主賦予人以平等的尊嚴，但它們並不能因此給人的生活帶來意義，告訴你美好的價值何在。而只有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現代性的世俗化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摧毀了人的內心世界和社會道德生活的完整性，使得價值危機在民主化以後格外地凸現出來。9•11事件所觸動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間「世俗社會最深處的一根宗教神經」，（哈貝馬斯語） 而布希、克里之爭所反映的，正是在一個多元文化的民族國家內部同樣的問題：世俗社會的「價值諸神」沖突。

2004年美國總統的選舉，預示著美國的自由主義不得不面臨新的突破，在實踐層面期待著一位像羅斯福、肯尼迪一樣能夠改變美國歷史的偉大總統，在理論層面則期盼著一位自洛克、康德、羅爾斯以後有能力開創自由主義新生命的一代大師。不過，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或許幾年，或許幾十年，將是下一代人看到的故事。

⑺ 美國的地理歷史知識

美國面積大，地理差異大，地理知識豐富。但是美國開發晚，歐洲工業革命前人口極少，所以美國歷史匱乏。

⑻ 推薦：美國人是怎麼學習歷史的

中國和美國，誰更有歷史？
美國人對歷史研究的態度，僅從一場普通戰役的歷史資料的收集和考證就可見端倪……

中國歷史5000年，美國歷史200多年。在歷史學者牛大勇看來，「我們(的歷史遺跡)呢，我敢說，我們沒有美國保存的多」

教學方法：沒有霸道的老師

1992年，我去了美國華盛頓威爾遜研究中心，作為職位博士進行訪學。從一開始，我就對他們的教學方法感到吃驚。

我的一個老師，叫裴宜理(ElizabethParry)，研究方向是中國群眾運動史。她給我講了民國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到「文革」這一段歷史。我到她那裡起先是希望學習關於這段歷史的系統知識，不料一堂課下來，我一頭霧水，不知所雲。

整堂課她都在講最前沿的不同流派對同一個歷史問題的不同認識，東一家，西一家，莫衷一是。而裴宜理自己似乎從課堂上消失了。

後來我漸漸發現，這是中美歷史教學的最大不同。1997年，我去了哈佛，得知哈佛校訓中引用主教曼德爾·克雷頓(MandellCreighton)的話，方才徹悟：「教育的真正目的之一：使人常惑常問」。

哈佛大學對一年級本科生並未嚴格劃分專業，學生必須選擇6個領域的核心課程。歷史學即屬其一。哈佛大學的學生雖然必須學習歷史，但他們可以在《1850年以來的現代非洲》、《1945年－1975年的美國與越南》等約31門歷史課程中任選一門。

美國的歷史教育，是想培養出能夠自主獲取知識、挑戰知識、創造知識的人。中國不是，中國老師會盡其所能，灌輸給你最完整的知識。作為學生，你最好誦記於心。這些都是「上面」或導師整理好的體系，你就學這個，這個就會成為你以後工作和做人的基礎。

哈佛老師批閱學生論文，最好的評價是：「這個學生給我的知識比我給他的多得多」；最差的是：「這個學生沒有給我任何新的知識」。

基於此，我那裡的歷史課看來不繁重，一周一節一小時的課。但辛苦在課外。你要在這周完成的閱讀量估計在200頁以上。光讀還不行，第二周，討論開始了，人不多，20個左右，一個多小時內，每個人都要發言。如果你講的東西盡人皆知，誰會聽你的？所以，這一課，就是檢測學生在這周有沒有自己的發現。

美國老師會讓學生上台講，開始我很不習慣。講什麼呢？課本上都有的東西講來有什麼意思？那是因為，當時我還沒有開拓新知識的意識。

回北大之後，我意圖嘗試美國式的教學方式，但異常艱難。首先，學生選修課程非常多，少則10門，多則二十幾門，沒有人會為一門課花這么大心思。美國本科生，四年估計就三十多個學分，平均一學期，四門課就夠了。其次，大多數老師和學生還習慣於老的教學模式，誰會來選我的課？所以，我現在最多隻是在細節方面作一些調整。

教材：沒有統編教材

據我所知，美國歷史教學沒有所謂「統編教材」一說。政府對學術思想和大學教育基本是不管的，自主權完全下放。

學術界似乎也沒有編寫教材的意識。有的歷史書，會標明「適合大學生閱讀」之類的提示。但是沒有任何人膽敢聲稱他的書要被全國統一採用。美國這方面是不講統一的，而是追求不同。你的書必須有旁人沒有的內容，才有出版價值。

另外，編寫學生讀物，即便非常出名，也不能為作者贏得學術名聲。能否被學術界承認，不是看教材，而是看專著。這和中國稍異。

同一歷史問題，諸多學者都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導師有權擇其一隅，備為教案。舉例子說，這門課是講美國獨立戰爭史的，那學生就會被告知，哪些書籍可以拿來學習。可能這節課老師講某本書的第二章，下節課就變成了另一本書的第三章。

我留學時，曾寄居在一個美籍華人家庭，我免費帶他們的孩子，他們讓我免費住宿。我白天帶著孩子，以為晚上可以好好讀自己的書。沒想到這孩子拉著我去泡圖書館。我才發覺，哪怕在小學，教科書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孩子要完成作業，還是要到圖書館。

回過頭來想，美國政府對歷史教學貌似不聞不問，實則做得很巧妙。1992年，蘇聯解體不久，獨聯體成立。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新生國家，他們的歷史都沒有被美國人專門研究過。美國政府馬上向一些大學撥款，鼓勵它們設立相應的研究所，並在這方面設立很高的獎學金，吸引生源。因為有錢，之前只是對中亞有過泛泛研究的人，這下子就真跑到亞塞拜然去了。歸國後，很可能就成了美國政府智囊團的一員。

我在哈佛時，絲毫感受不到美國政府正在宣傳它想要的東西。而是學校突然有了某個獎學金項目，鼓勵我們做這方面的研究，這些獎學金的名頭絕不會是什麼國家獎學金，而是什麼福特獎學金之類。其外在面目是純民間式的。

考試：沒有標准答案

就我所知，在美國歷史教育上，沒有所謂惟一正確的思想。多高的思想，多有威望的思想，被用了多少年的思想，都是可以被質疑、被挑戰、被改進的。

對歷史問題，他們也沒有所謂的標准答案。「要有新意見」、「切勿人雲亦雲」。這是他們評價一個優秀學人的標准之一，「統一的和標準的」是不受歡迎的。

如果說美國有政治正確的東西，最明顯就是這個詞：「民主」。但是，很少有人知曉，美國為數不少的學者對古代專制和當下的專制並非完全否定，他們不認為必須將美國式的民主鋪向全世界。

1993年，在華盛頓訪學期間，我的辦公室在喬治·華盛頓大學，距白宮只有兩百多米。某日，艾略特教授請我參加他的聚會。一開門我才知道，什麼聚會，原來是紀念會———紀念十月革命。你想，1993年是什麼時候？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正處最低潮。但是與會者卻多是美國人，個個身著紅T恤，正面印著列寧的頭像。艾略特和另一教授都是在講十月革命對人類的推動意義和列寧思想里有價值的地方。一個距離白宮這么近的地方，一個那樣的年代，居然有一群人在做那麼反體制反主流的活動，卻完全合法。

有這個背景，也就曉得，為什麼歷史考試一般是出幾個問題，沒有標准答案。

比如南北戰爭試題，在中國人看來：北方正義，廢除奴隸制，維持國家統一。這肯定是標准答案。可是你去美國南部，聽南部人講那段歷史，參觀那裡的內戰紀念館，你會發現他們站在南方一邊。我那些從南方來的同學，理解那段歷史，往往會同自己家族的遭遇聯系起來，非常感情化。但這並沒有妨礙美國的統一，關鍵看你想要什麼樣的統一，要是這種學術爭論還能使美國再次南北分裂，那太可笑了。

公共歷史教育：美國肯花心思

美國很重視對公眾的歷史教育，比我們重視多了。美國有兩個頻道：歷史頻道和傳記頻道。它們每年賠錢，也很少有廣告，每天不停播出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專題片。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很喜歡看這個電視台，大概美國人也愛看吧。我們沒有這樣的電視台。我們的《百家講壇》？其一，它不是政府努力做的；其二，它只是一個節目。歷史頻道和傳記頻道可是專門的歷史教育頻道，一天播到晚。

美國歷史不長，兩百多年。但史跡遍布全國：破門、殘瓦、獨立戰爭打響第一槍的地方、開槍人的房子、戰報傳遞路線；高樓大廈之下，一幢矮小的白房子，人們會告訴你，那是當時議會的遺址。波士頓有一個著名的游覽線，游覽一遍，佛如置身事發當場，游者從孩子到老人，這豈不是一種最好的歷史教育！

我們呢，我敢說，我們沒有美國保存的多。

表面看來，我們從小學到高中，都在教歷史。似乎比美國人還重視歷史。但那不是歷史，那是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我們整天呼叫要日本為二戰賠禮道歉，我就憤怒，如果當時我們把日本在中國犯下的累累罪行的遺址都保護好，南京大屠殺的萬人坑，淞滬會戰被炸損的民房，慰安婦女遭到虐待的集中營……鐵證如山，日本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再看看日本人，他們把那些生了銹的大炮，哪怕一塊破瓦、一扇破門都保存得好好的，讓它們告訴孩子們，這就是他們遭侵略的證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牛大勇口述）

⑼ 介紹美國的一些歷史或文化常識

美國 [United States]正式名稱美利堅合眾國。
北美洲聯邦共和國。領土包括美洲大陸中緯度地區48個連成一片的州、北美洲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以及太平洋中部的島州夏威夷。面積：(包括五大湖)9,529,063平方千米。人口：約286,067,000(2001)。首都：華盛頓特區。人口包括白人、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裔美國人、亞洲人、太平洋島民、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土著)、愛斯基摩人及阿留申人。語言：英語(主要語言)、西班牙語。宗教：新教、天主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貨幣：美元。地形由山脈、平原、低地和沙漠構成。山脈包括阿巴拉契亞山脈、歐扎克山、落基山脈、喀斯喀特山脈和內華達山脈。最低點是加利福尼亞州的死谷。最高點是阿拉斯加山脈的麥金利山，而在美國本土，最高點則是惠特尼山。主要河流是密西西比河系、科羅拉多河、哥倫比亞河和格蘭德河。五大湖、大鹽湖和奧基喬比湖為幾個最大的湖。美國是世界某些礦產的主要生產國，包括銅、銀、鋅、金、煤、石油和天然氣；也是食品的主要輸出國。製造業包括鋼鐵產品、化學製品、電子產品和紡織品。其他重要行業為旅遊業、奶製品業、畜牧業、漁業和木材加工業。美國是兩院制共和國。總統為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數千年以前已有一些美洲印第安人定居在這塊領土，他們可能是來自亞洲。16世紀歐洲人來此探險和定居，開始取代印第安人。第一個歐洲人永久居民點是由西班牙人於1565年在佛羅里達州建立的聖奧古斯丁，後來英國人在弗吉尼亞州詹姆斯敦(1607)、馬薩諸塞州普里茅斯(1620)、馬里蘭州(1634)和賓夕法尼亞州(1681)建立定居點。在卡羅來納被授予英國貴族一年後，1664年英國人從荷蘭人手中奪走紐約、新澤西和德拉瓦。英國人於1763年擊敗法國人(參閱法英北美殖民地爭奪戰[French and Indian War])，在政治上控制了13個殖民地。英國殖民政策引起的政治動亂，以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和《獨立宣言》(1776)而告結束。美國在《邦聯條例》(1781)下首次組織起來，終於通過憲法(1787)成為聯邦共和國。隨後確認了西至密西西比河的美國疆界，但並不包括西班牙的屬地佛羅里達。通過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地，美國從法國人手中購得的土地使美國領土幾乎增加一倍。美國在1812年戰爭中與英國開戰，1819年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得佛羅里達。1830年通過立法手段將美洲印第安人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19世紀中葉開始向西部擴張，特別是1848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金礦以後(參閱淘金熱[gold rush])。美國在墨西哥戰爭(1846～1848)中取得的勝利，使後來的7個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和得克薩斯)的部分或全部領土並入美國。1846年美國與英國簽訂條約確立其西北部疆界，在1853年加茲登購地中又獲得亞利桑那州南部的土地。後來南方蓄奴的種植園經濟和北方自由的工業與農業經濟之間存在的矛盾沖突使美國分裂，爆發了南北戰爭(1861～1865，參閱美國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廢除了奴隸制。重建時期(1865～1877)以後，美國經歷了快速發展、都市化、工業開發和歐洲移民。1877年美國准許把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土地分給個別部落成員，致使大片土地落入白人手中。到19世紀末，美國的外貿得到發展並獲得海外領土，包括阿拉斯加、中途島、夏威夷群島、菲律賓群島、波多黎各、關島、威克島、美屬薩摩亞、巴拿馬運河區和維爾京群島。1917～1918年美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20年給予婦女選舉權；1924年給予美洲印第安人公民權。1929年的股市崩潰導致大蕭條。日本人偷襲珍珠港(1941-12-07)之後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1945-08-06)，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1945-08-09)，導致這場戰爭結束，並使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美國參與了歐洲和日本的戰後重建工作，但卻陷入與蘇聯長達40年的冷戰對抗。美國參加了朝鮮戰爭。1952年給予波多黎各自治地位。1954年宣布在美國學校中實行的種族隔離違反了美國憲法。1959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成為美國的兩個州。1964年國會通過《民權法》，並授權全面干預越南戰爭。20世紀60年代中至末期美國國內各地發生騷亂，包括種族暴亂和反戰示威。1969年美國完成首次人類登陸月球。1973年美軍全部撤出越南。在波斯灣戰爭(1991)中，美國領導聯軍攻打伊拉克。1992年派兵到索馬里救援飢民。1995年和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空襲前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軍隊。1998年W.J.柯林頓總統成為第二個要被美國眾議院彈劾的總統；1999年他被參議院宣布無罪。1999年巴拿馬運河的管理移交給了巴拿馬。2000年G.W.布希成為1888年以來盡管獲得的選票略低於對手A.戈爾，但仍被總統選舉團選為總統的第一人。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的攻擊摧毀了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的部分建築以後，美國以藏匿並拒絕引渡此次恐怖活動的策劃嫌疑本·拉登為由，派兵向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發動進攻。

迷惘的一代 Lost Genera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年，並在20世紀20年代確立聲譽的一批美國作家。更廣義的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年的一整代美國人。這個名稱源出斯泰因對海明威說的一句話。這些作家之所以認為自己「迷惘」，是因為他們所繼承的價值觀不再適合戰後的世界。他們覺得在精神上與這個國家疏遠起來，認為這個國家變得極端褊狹，冷漠無情。「迷惘的一代」包括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多斯·帕索斯、肯明斯、麥克利什和克萊恩等人。

生育高峰 baby boom
美國1946～1964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生活的艱苦和不穩定，令許多未婚男女推遲婚姻，許多已婚男女推遲生育。戰爭結束之後適逢經濟持續繁榮時期(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導致人口大增。生育高峰一代人口陡增的規模(7,600萬)對社會造成巨大沖擊：當這些人年輕時，他們確立的青年文化占據了主要舞台；成年之後，他們的消費模式支配著市場；開始退休時，可以預期的是他們的需要將對公共資源造成壓力。

美國南北戰爭 [American Civil War]
又稱內戰(Civil War)或War Between the States
美國聯邦政府和宣布脫離聯邦的南方11個州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的起因在於雙方在蓄奴、貿易、關稅和州權等問題上的爭議。19世紀40和50年代，北部各州反對在西部地區蓄奴，造成南方各州害怕威脅到他們持有奴隸的權益，而蓄奴是維持其龐大的棉花種植園的經濟基礎到19世紀50年代，廢奴主義在北方逐漸壯大，當1860年反對蓄奴的共和黨候選人林肯當選總統後，南方各州便脫離聯邦以保護他們蓄奴的權利。他們組成以戴維斯(Jefferson Davis)為首的南部邦聯，北部各州則由林肯領導。1861年4月12日南部邦聯軍向薩姆特堡開火，戰爭於是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敦展開。雙方迅速招募軍隊。1861年7月約3萬名聯邦軍向南部邦聯的首都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挺進，但在布爾溪戰役(Battle of Bull Run)中受到南部邦聯軍的阻截，被迫撤退到華盛頓。這場敗戰震驚了北方，再次招募了50萬大軍。1862年2月首場重要戰役開打，格蘭特率領的聯邦軍佔領了田納西州西部南部邦聯的要塞。聯邦軍接連在塞羅和新奧爾良傳捷報。在東線的戰區，李將軍也為南部邦聯贏得數場戰役：七天戰役以及在安蒂特姆戰役南方軍被擊敗後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戰役(1862.12)。南部邦聯軍在錢瑟勒斯維爾戰役勝利後，李將軍揮軍北上，與米德率領的聯邦軍在葛底斯堡戰役遭遇。戰爭的轉折點發生在1863年7月的西部戰區，格蘭特在維克斯堡戰役的成功使得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都落入聯邦軍之手。在奇克莫加河戰役北方軍被擊敗後，格蘭特的權力又上一層樓，1864年3月格蘭特被林肯任命為聯邦軍最高統帥。格蘭特開始實行消耗戰略，他無視聯邦軍在莽原戰役和斯波特瑟爾韋尼亞縣府戰役中的慘重傷亡，開始包圍李將軍在弗吉尼亞州彼得斯堡的軍隊(參閱彼得斯堡戰役[Petersburg Campaign])。同時，謝爾曼於9月佔領亞特蘭大(參閱亞特蘭大戰役[Atlanta Campaign])後，開始了通過喬治亞州的破壞性行軍，不久又奪佔了塞凡納。1865年4月3日格蘭特佔領里士滿，4月9日在阿波馬托克斯縣府接受李將軍的投降。4月26日謝爾曼接受約翰斯頓的投降，從而結束了這場戰爭。死傷人數頗為慘重，總共240萬士兵中約有62萬人死亡。南方受到嚴重破壞。但北方維持原狀，奴隸制被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