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評論某一歷史事件

㈠ 歷史事件上看出胡適是個怎樣的人

胡適是上個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的影響，雖然也有消極的負版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權面是積極的、進步的。這是因為他畢生著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義。正是這樣的思想幫助許多青年樹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獨立思考、尊重事實的思維方式，成為具有民主和科學素養的人。可以說，對於「五四」後中國民主力量的成長，胡適功不可沒。
梁實秋（文學家）：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唐德剛（美國華裔學者）：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麼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㈡ 求一篇關於評論某歷史人物或某歷史事件的議論文，要500字以上。

唐太宗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有功也有過，其赫赫功業已攜刻在歷史的豐碑上，其缺點過錯也永存於歷史的長河中，如何用一句話來評價他，那就是「功大於過」。

唐太宗一生的功業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統一全國過程中的武功，二是貞觀年間的文治。本文主要討論後者。

貞觀之治的出現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夠成為傑出的，進步的歷史人物，絕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的時代因素。

首先，唐太宗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吸取了隋朝滅亡的教訓。隋末農民起義是針對隋煬帝的暴政而發生的，人民反對橫征暴斂，要求輕徭薄賦；人民反對生殺任刑，要求賞善懲惡；人民反對窮兵黷武，要求偃武修文，休養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這些，並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時刻牢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古訓，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適應了歷史的潮流，這正是貞觀之治出現的重要因素。
二是唐太宗君臣關系和諧，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風氣。貞觀之初。唐太宗君臣懷著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來正視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他們形成了一個榮辱與共的整體。君主的納諫如流；臣下直言相諫，君主選賢任能，臣下間竭盡職守；君主執法嚴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奮發，見賢思齊，這種良好的政治風氣和寬松的政治環境，極大地調動了各級官員的積極性，充分顯示了國家機器有序運作的活力，從而為貞觀治世的出現提供了保障。

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各種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夠審時度勢，洞察全局，盡量避免政策的失誤。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對臣下的品德優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徵，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揚長避短，人盡其才。對古今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繼承，在處理軍國在事之時，常常引經據典，運用自如；對自己和國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時糾正。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唐太宗在貞觀群體中地位和作用無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籌的思想見解，是貞觀治世不可缺少的營養素。

但是唐太宗並非白壁無瑕。他雖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輝燦爛的閃光點，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別是貞觀後期他驕傲了，他沉湎於成功的觀慶之中，沉醉於歌功頌德的喜悅之中。他由納諫如流變得聽不進不同意見，由寬大仁厚變得偏執猜忌，他身上的英明靈光漸漸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變得老態龍鍾、毫無生機。這種變化的原因和教訓是深刻的。

一方面，封建體制自身是唐太宗發生蛻化的溫床。在君主專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權獨尊，至高無上。盡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這樣和那樣的不足，在君主專制體制下，這種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糾正的，相反卻會日益增大，並最終成為國家機器有序運轉的障礙。另一方面，驕傲自滿是唐太宗蛻化的催化劑。貞觀前期，唐太宗經比較謙虛謹慎，隨著國家形勢的好轉和政權的鞏固，到貞觀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長了驕傲自滿的因素，這種驕傲思想越到後來越嚴重，成為他蛻化的催化劑。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擊嚴重影響了唐太宗的情緒，使他日益變得猜疑和偏執。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後變化，貞觀前後期的政治有明顯的不同，但不能說前期絕對地好，後期絕對壞。作為一個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時自身也就是一個矛盾體。雖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錯誤，但仍不失為我國歷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人物之一。他執政的貞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盛世，也是我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輝煌的一頁。

㈢ 求，從哪些歷史事件上看出胡適是個怎樣的

希望對你有幫助我眼中的胡適蘭亭晚茶居我比較喜歡胡適這個人，原因版不在僅於他的學問，而是覺得權他有一種別的學者所沒有的一種氣息。胡適在魯迅的筆下其實並不怎麼樣，但是要是橫向考證起來，魯迅先生表揚過的人其實很少

㈣ 如何評價胡適，以及他在歷史上的貢獻

胡適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開創了許多第一。充分肯定胡適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應該的，但肯定到什麼程度，則又必須實事求是。我以為：「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這是對胡適最為恰當的評價。

胡適的貢獻：

1，提倡的文學革命及其實踐活動。在文學革命方面，胡適居功甚偉，是他首先發出了「文學革命發難的信號」，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義」。

2，最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來。在實踐方面，他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初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並最先用白話文翻譯歐洲的短篇小說，其中包括高爾基、契訶夫、莫泊桑、都德、史特林堡等不同國籍的著名作家的作品

3，他也是提出戲劇改良的第一人，他所創作的《終身大事》，被人視為中國話劇的開山之作。

胡適（1891.12.17-1962.2.24），著名思想家、哲學家。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於1920年代辦《努力周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1938～1942年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去美國。1958年返台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台北病逝。

㈤ 胡適歷史事件與他的背景

胡適（1891.12.17—1962.2.24），漢族，徽州績溪縣上庄村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

一、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二、三十六個博士頭銜 1927年3月，37歲的胡適由英國赴美國，向母校哥倫比亞大學補交了博士論文（著作）《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亞東書店版）100冊，完成了哲學博士學位手續，得到了第一頂博士帽。胡適的第二頂博士帽，是1935年1月5日，香港大學授予胡適的法學名譽博士學位。 1936年8月，哈佛大學授予胡適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是為胡適的第三頂博士帽。 同年，美國南加州大學授予的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是為胡適的第四頂博士帽。 其餘的博士帽分別是： 1939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名譽法學博士（6月6日）；芝加哥大學的名譽法學博士（6月13日）。 1940年，美國8所大學分別授予胡適8個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韋斯爾陽大學、杜克大學、克拉大學、卜隆大學、耶魯大學、聯合學院、柏令馬學院、賓州大學。僅在三個星期內，這位博士疲於奔命，先後到這些大學出席典禮，發表演說。至此，他的博士帽有14頂了，但胡適先生卻說。「這些玩意兒，毫無用處……一個是四年苦功得來的，十三個是白送的。」 是年胡適五十歲。他老家安徽績溪為慶祝這位在海外為國效力的「博士爺」50歲大壽，由縣長朱亞雲出面，製作了一塊「持節宣威」橫匾，率鄉紳們，浩浩盪盪送到上庄村胡氏宗祠懸掛，並將上庄村改名為「胡適村」。 1941年，胡適在美國被授予博士學位有5個，在加拿大被授有2個。前者全是名譽法學博士，分別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森林湖學院、狄克森學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學、密達伯瑞學院；後者是麥吉爾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和多倫多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1942年是胡適拿博士帽的第二個「高峰年」，達10個之多，都是美國大學授予的。其中兩個是名譽文學博士：達脫茅斯學院、紐約州立大學；其它8個是名譽法學博士，分別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羅切斯特大學、奧白林學院、威斯康辛大學、妥爾陀大學、東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第納遜大學。 至此，胡適已獲得博士帽31頂，而最後的5頂是：美國柏克納爾大學授予的名譽文學博士（1943年），英國牛津大學授予的名譽法學博士（1945年11月赴倫敦以中國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美國柯魯開特大學授予的名譽文學博士（1949年），美國克萊蒙研究所授予的名譽文學博士（1950年），美國夏威夷大學授予的名譽人文學博士（1959年）。

㈥ 評析（中國近代史）某一歷史事件

辛亥革命:
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並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盡管後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盡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餘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盡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思想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系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經濟影響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於十八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並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生活文化影響
「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發興，辮子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天足興，纖足滅；陽歷興，陰歷滅；鞠躬禮興，跪拜禮滅……」
海外華人的影響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為：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 ，新思想的涌現 ，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當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之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斗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系，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准華語，主要目的在於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沖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舍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革命意義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近代長達270多年的腐敗屈辱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前後的一系列事件對此後中國憲政與法治發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系等都起到了關鍵的影響，對中國的外交，中國的邊防形勢都有重大影響。辛亥革命後，南北議和後，產生的北洋政府，在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提高國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革命評價
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尚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不已，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不過，由於共和民主並沒有在辛亥革命後得到真正的實施，因而人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孫中山在遺囑內也囑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後的國共兩黨，則對於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國民黨視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
例如劉少奇認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周恩來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何香凝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傳播了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新發展」。

㈦ 求、從哪些歷史事件上看出胡適是個怎樣的人 即 "我眼中的胡適"

希望對你有幫助我眼中的胡適蘭亭晚茶居 我比較喜歡胡適這個人，原因不在僅於他的學問，而是覺得他有一種別的學者所沒有的一種氣息。 胡適在魯迅的筆下其實並不怎麼樣，但是要是橫向考證起來，魯迅先生表揚過的人其實很少，甚至於他的遺囑中還說，對於他的對手他「一個也不寬恕」。大陸的許多人並不熟悉胡適，但這不是胡適的學問和貢獻不如魯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魯迅先生以其犀利和革命性口戰筆伐的特點，終於在中國大陸獲得較高的地位有些關系。魯迅先生雖然是文豪，可是他卻一度被奉為「旗手」，付合當時政治形勢的某種需要。我想，如果他活著到大陸，那麼他一定不會願意被人那樣看待的。所以，形成一個怪的現象，凡是魯迅先生在口誅筆伐的人，讀者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就聽魯迅的一面之詞，這對那些被魯迅先生批駁的胡適們來說，不公平是很顯然的，因為他們的作品幾乎在魯迅先生紅極一時的時候悄然失蹤，因此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了，也就是說被弄的不但名譽掃地，而且也在事實上也沒有話語權了。 胡適便是這樣的一位不走運的人。然而時過境遷，現在大陸研究胡適的人就有好多位。雖然和許多名人學者一樣，胡適免不了被人眾說紛紜，可是輕這是正常現象，誰人背後不說人，誰人背後不被說呢？更何況是文人相輕的知識分子中。所以，我還是認為，如果論人格魅力什麼的，胡適是很有些真東西的。無論他的學問，經歷，頭銜，甚至他那奉母成婚的家庭，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這位胡博士大概一生被授予博士學位達到三十五個之多。據說蔣介石對胡適也很推崇，堪稱為其文化智囊。其實從胡適本人的選擇看，他是無意於政治的，可是他被弄得無從躲閃，於是只好就範。在我看來，即使這樣的勉強，他也是兢兢業業。他是個學貫中西的學者，也是個真正的大家，同時，還算是個君子。 大概在高中時代，我便通過胡適的軼事生平初步了解了這位老先生。他受到洋人的教育時間不短，外語說得很地道，可是人們說起胡適，並不會感到洋味。相反總是覺得他是個正宗的中國人，要是仔細研究這一點的話，一定很有趣。胡適的學問顯然是無庸置疑的，他所處的時代是教授最值錢最地道的北洋時期。一襲長衫並不能代表他只是個中國人，一套西服也不能代表他是個留學生。雖然他和許多同時代的人很有些相似之處，可是他卻不同於別人。他的謙遜，他的博學，他的見解，他的開明，還有他的幽默，我總覺得很有吸引力。 四九年的那個日子，他拒絕了毛澤東託人給他捎的口信，放著北京圖書館館長不做，寧可去那偏安一隅前途未卜的台灣小島。後來的事實說明，如果當初選擇留在大陸，歷次政治運動的狂飆中，估計他大概不會有好運氣。他選擇了台灣，也許正是顯示了他的深邃。他是個貨真價實的中國人，既不迂腐，也不前衛。胡適對世事政局、歷史人生的評判未必見得多麼深刻、多麼高明，然 而真知往往並不那麼深奧，即使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裡，也能保持獨立的思考， 堅持獨立的批判，爭取說話的自由，對不同意見的寬容，這些都是看似平常實則不易的高明，對於一個大知識分子來說，尤為不易。 近年來，胡適這個人和他的著述愈見其多，人類正在邁進近百年前他早就大力倡導的民主和科學時代。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則是胡適的世紀。 胡適，就像精心熬就一碗高湯，淡而有味，餘味無窮，且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