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王璽

⑴ 寫文章；我最喜歡的歷史文物

我最喜歡的歷史文物————- 虎食人卣
第一次看到虎食人卣是在中央4套的一個叫《國寶檔案》的節目中。
虎食人卣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珍品，共有兩件。後來都流入國外，一件藏於日本泉屋博物館，一件藏於巴黎市立東方美術館。此卣出土於湖南安化縣。器身作虎形，踞坐並以後足及尾支撐身體，雙爪抱執一人，張口作噬食人首狀。
卣，是我國古代的酒具和禮器，盛行於商和西周時期，主要是用來在祭祀時盛放一種用香草泡過的酒的。其造型多為橢圓形，頸部微收，垂腹，圈足，最大的特徵是帶有提梁，
虎食人是一種圖騰。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有一件戰國年代的國寶——虎食人紋玉佩上； 河南安陽出土司母戊青銅鼎上；都會看到虎食人的圖案。那是為什麼呢？據說 ：虎食人紋象徵著逝者靈魂的升華，這是一個神聖的儀式。 虎食人實際反映了「虎食鬼」的神話，即以威猛的虎驅逐惡鬼，取避邪之用。虎代表自然界，象徵人對自然的恐懼，但又必須附著自然，表現人性的軟弱。
當我們細看整個青銅器時你會發現：青銅卣上的人在猛虎齜牙咧嘴的血盆大口之下，非但沒有失魂落魄的感覺，反而是人虎相擁相近安然回眸的姿態。這似乎有說明著人在被虎吃了以後會得到一種安寧，會去往另一個世界。
虎食人卣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青銅器，它反映了古代對神的崇拜和對自然的畏懼。也表現了統治者的專橫殘暴，以此造型威嚇奴隸。虎是奴隸主階級的象徵，人是奴隸的代表。更將人獸關系看作人藉助動物的力量溝通天地

中國人用印信來表示信用，始於周朝。到了秦朝，才有璽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璽，臣民所用只能稱為印。

根據漢代的記載，皇帝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六璽的用途都不同，由符節令丞掌管。然而，傳國玉璽不在這六璽之內，因為這個玉璽是用來代表正統的，所謂「真命天子」必須擁有這個玉璽，否則只能是草雞大王而非真龍天子。

歷史前移，我們從春秋時代說起。春秋時的楚國有個採石的人叫卞和，一天他在荊山（今湖北南漳縣）採石，看見一隻風凰棲落在一塊青石上。「鳳凰不落無寶之地」，卞和認定這塊石頭是個寶貝，便將它獻給楚厲王。

但是玉工沒有識辨出來，就以為它是一塊普通的石頭。厲王大怒，命人砍掉了卞和的左腳。

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獻寶，仍被認成是普通的石頭，又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腳。

再往後，武王的兒子文王做了國君，卞和還想去獻寶，可他失去雙腳無法行走，於是抱玉大哭，哭寶玉不為人識。文王派人去問他，他說：「我並不為失去雙腳而傷心，我傷心的是明明是寶玉卻被說成是石頭，明明是忠誠的臣民卻被說成是騙子。」

文王便命人將石頭剖開，果然是一塊潔白無瑕、光潤晶瑩的寶玉，由良工雕琢成璧。因此璧是卞和所獻，便取名「和氏璧」。更神奇的是這塊寶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據記載，這和氏璧置於暗處，自然發光；置於座間，冬月則暖，可以代爐；夏月則涼，蚊蠅不入；還能卻塵埃、辟邪魅。

無價之寶和氏璧歸楚文王後，被視為國寶，在楚國歷代國君手裡相傳了370多年。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交往，往往以玉為使臣信物，而玉中極品和氏璧更是國家的象徵。戰國時期，七雄爭霸，各諸侯國都想把這塊稀世之寶據為己有。

和氏璧的第一次失蹤是在四百年後。楚威王將此璧賞賜給了有功的相國昭陽。昭陽某日請客時，出璧讓各賓客觀賞，席散時卻不翼而飛，雖經多方搜查也毫無下落。楚相昭陽因宴會偶失此璧，懷疑為張儀所偷，把張儀打了個半死，張儀因此入秦，憑三寸不爛之舌瓦解了六國的「連橫」，玩六國於股掌之間，為日後強橫大秦的鐵騎踏平六國掃平了障礙。其實昭陽實在是冤枉了張儀。

五十多年後，這和氏璧不知怎麼的竟流到了趙國，出現在趙國太監纓賢的手中，趙惠文王便據為己有。此時，秦國勢力已十分強大，當時在位的秦昭襄王得知和氏璧在趙國，便說要用十五城來交換璧。趙王孱弱，只好派藺相如出使秦國，上演了完璧歸趙的故事。

六十一年後秦滅趙。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和氏璧自然也就歸秦始皇所有了。李斯《諫逐客書》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的句子，「隨和之寶」即指「隨侯之珠」與「和氏璧」兩物，說明和氏璧已入始皇之手。秦王統一中國，自稱「始皇帝」，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良工將此玉琢為璽，玉工孫壽將宰相李斯書寫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鳥蟲形篆字刻在和氏璧上，作為皇帝的玉印。這樣，和氏璧就成了「國璽」。

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視天下，船至洞庭湖，忽然風浪大作，有人獻策丟寶鎮浪，便將傳國玉璽丟入湖中。說來也怪，洞庭湖竟立即風平浪靜。

八年後，秦始皇巡狩到華陰，有人持璽擋道，奉還秦始皇曰：「持此還祖龍。」（皇帝稱「真龍天子」，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故而稱「祖龍」）始皇帝使人收下玉璽，該人即化作一陣清風而去。

不久，秦始皇東巡時病倒於途中，據《史記·秦本記》，秦始皇「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即以此璽為天子之權的象徵傳給扶蘇。始皇死後，趙高利用和氏璧篡權，玉璽傳給二世胡亥。
劉邦率兵攻入咸陽時，秦王子嬰殺死趙高，把璧獻給劉邦。劉邦入咸陰，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和氏璧成了天下的象徵，類於「九鼎」。

劉邦建立漢朝，並把秦玉璽作為漢朝的國印，從他起，將玉璽一代一代傳了下去。自此，和氏璧成為「傳國璽」。劉邦之後，傳了九代皇帝。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當時的皇帝劉嬰僅兩歲，傳國璽由王莽的姑母漢孝元太後代管。王莽命大臣王舜向孝元太後索取傳國玉璽，孝元太後身為漢朝的皇太後倒心向著漢室，被逼不過，一怒之下將此鎮國之寶擲於地上（《漢書·元後傳》），據說摔壞了璽紐的一角，後來王莽用黃金鑲補，但無濟於事，還是留下了缺痕。東漢光武帝劉秀打敗了王莽，奪回傳國玉璽，此璽又成了漢家天下的象徵。
到了東漢末年，戰亂紛起，群雄逐鹿，漢少帝夜出北宮避難，倉促間未帶此璽，返宮後發現玉璽已不知去向。不久，董卓之亂，各路諸侯紛紛起兵。長沙太守孫堅攻入洛陽，見城南甄官井中隱隱冒五色彩光，使人下井打撈。撈起一宮女服裝的屍體，顯見那屍體已經有很長時間，卻未腐爛，屍首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時，內有朱紅小匣，用金鎖鎖著。打開裡面有一玉璽：方圓四寸，上鐫五龍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孫堅意外地得到玉璽，《三國演義》有「匿玉璽孫堅背盟」一回即此謂。孫送給袁術，袁敗後歸漢獻帝。

然後曹丕廢漢自立，從漢獻帝手中接過了傳國璽，並自作聰明地在玉璽一側刻了一行小字：「魏受漢傳國之璽」。

只過了四十五年，這顆玉璽又傳到了司馬炎的手中。司馬炎倒沒有再在上面刻上什麼「晉受魏傳國之璽」的字樣。要是都像曹丕這么刻下去，後來搶得皇位的皇帝們恐怕就沒地方去刻字了。

五胡亂華，玉璽由南朝承襲。

不過，後來的皇帝們不管這顆玉璽上有沒有地方供他們刻字，以紀念搶了人家的江山，都得再去另刻一顆璽了，因為這顆用和氏璧刻的傳國玉璽傳傳傳丟了！
這顆玉璽由魏、西晉相傳，經前趙、後趙，又落入前秦苻堅之手。後苻堅為其部將姚萇俘獲，姚要他交出玉璽，苻堅說已送給東晉了，玉璽在這時可能已經丟了。

姚自己要當皇帝，覺得不能沒有傳國璽，於是在他建立後秦國時，就偽造了一顆「傳國璽」。他這一招啟發了所有想當皇帝的朋友，與此同時，後燕慕容垂也偽造了一顆。東晉司馬家族素以正統自居，見此情形，也連忙偽造一顆，卻把文字刻錯了，成了「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他們還順便編造了一則故事，稱這顆假玉璽是冉閔的部將蔣干送來的。

後秦的那顆「傳國璽」在劉裕滅後秦後被帶回了建康（今南京），東晉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銷毀了它。東晉的那顆後來流入北齊。因為後燕的那顆在亡國後已輾轉落入北周，北周滅北齊後，又將東晉假造的那顆「皇帝壽昌」璽毀了。於是，三顆假璽只剩當初後燕慕容垂制的那顆，假到此時也就算是真的了。
這顆玉璽經北周、隋，隋滅，隋煬帝楊廣皇後蕭氏攜璽及部分皇室人員流亡突厥。唐貞觀四年，蕭後攜璽歸唐。
唐末，玉璽為後梁朱溫所得，傳於後唐。一直傳到五代的後唐。後唐末帝李從珂為石敬瑭圍困自焚後，這顆玉璽也下落不明了。
後晉時北遼大舉入侵，多次搶掠，傳國玉璽至此不見載於文獻。
北宋趙匡胤以後的皇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顆，但卻沒了傳國的玉璽。雖然後來的王朝也多有聲稱發現傳國玉璽的，但那都是都是民間偽造仿刻之作，為了證明自己「受命於天」而編造出來騙人騙己的，官吏藉此以討好皇帝罷了。
宋紹聖年間，咸陽獲一方「色綠如藍，溫潤而澤」、「背璃紐盤」的玉印，經當朝十三名學士官員的考證，認為是真秦制傳國璽。明孝宗皇帝也曾獲過所謂的傳國璽，孝宗皇帝認為是假的而沒有用它。
清初時，故宮藏有御望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稱為傳國璽。而公元1746年，經乾隆皇帝欽定，證實是一塊贗品。直到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儀被逐出宮時，警察總監張壁和鹿鍾磷等人仍在追索這塊鑲金王璽

⑵ 幫我介紹一下歷史上的漢景帝

漢景帝（前188～前141）
景帝劉啟是漢文帝長子，母親竇姬，惠帝七年（前188）生於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遙縣西南）。在位16年，卒於景帝後三年（前141），謚長信宮燈號「孝景皇帝」。按周代的《謚法解》，「景」是美謚：「由義而濟（獲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慮（喜歡深思熟慮，善於充分謀劃）曰景」，「布義行剛（傳播仁義，品德堅強）曰景」。雖有諂媚溢美之意，但還是從幾個側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個性特徵。

漢景帝在西漢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繼承和發展了其父漢文帝的事業，與父親一起開創了「文景之治」；又為兒子劉徹的「漢武盛世」奠定了基礎，完成了從文帝到武帝的過渡。那麼，景帝是怎樣發展有利的形勢、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漢王朝達到繁榮強盛的境地的呢？以下從對諸王、對匈奴、對政治、對儲位四個方面，加以闡釋和解說。
對諸王：成功平叛，穩固皇權

景帝前三年（前154），爆發了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個諸侯王國的叛亂，史稱吳楚之亂，或「七國之亂」。

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既有遠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劉邦立兄劉仲之子劉濞為吳王。吳王劉濞開銅礦，鑄「半兩」錢，煮海鹽，設官市，免賦稅，於是吳國經濟迅速發展，劉濞的政治野心也開始滋生。文帝時，吳太子入朝，與皇太子劉啟（即景帝）博弈，因爭棋路發生爭執，皇太子抓起棋盤將吳太子砸死。漢文帝派人將屍體運回吳國，吳王劉濞憤怒地說：「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又將靈柩運回長安埋葬。從此，劉濞稱疾不朝。漢文帝乾脆賜他幾杖（茶幾、手杖，對老年人尊敬和優待的象徵），准許他不用朝請。但吳王劉濞不但沒有悔改，反而更加驕橫。

晁錯像漢景帝即位後，吳王劉濞日益驕橫，反跡也越發明顯。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奪諸侯王的封地，收歸漢廷直接統治。他給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景帝採納了晁錯的「削藩」建議，於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種罪名先後削去楚王戊的東海郡，趙王遂的常山郡和膠西王的6個縣。

景帝前三年正月，漢朝廷削地的詔書送至吳國。吳王濞立即誅殺了由朝廷派來的二千石（郡級）以下的官員。以「清君側，誅晁錯」為名，遍告各諸侯國。消息傳來，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菑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吳、楚為首的「七國之亂」，終於爆發了。

劉濞發難後，即率20萬大軍西渡淮水，並與楚軍會合後，組成吳楚聯軍。隨即揮戈西向，殺漢軍數萬人，頗見軍威。梁王劉武派兵迎擊，結果梁軍大敗。

叛亂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亞夫（絳侯周勃的次子）為太尉，率36位將軍迎擊吳楚叛軍，派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率兵解齊之圍，並命竇嬰（竇太後堂兄之子）為大將軍，駐滎陽督戰。

景帝派周亞夫等迎擊叛軍的同時，內心卻搖擺不定，這給了袁盎以可乘之機。袁盎原為吳相，與劉濞關系甚密。袁盎對景帝說：「方今之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刃血可俱罷。」景帝為換取七國罷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話，表示「不愛一人以謝天下」，於是腰斬晁錯於東市，並殘酷地族誅。可惜晁錯一片忠心，就這樣為小人讒言所害。

景帝誅晁錯，去掉了七國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國仍不罷兵，這就進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後悔莫及，於是決定以武力平息叛亂。周亞夫像漢軍很快平定了七國之亂，吳王濞逃到東越，被殺。

七國之亂是西漢中央與諸侯王國間的一次關鍵性的戰爭，僅僅三個月就勝負分明。漢廷為何速勝？叛軍為何速敗？其答案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臣心、軍心、民心的向背。漢朝建立以來，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百姓生活日漸好轉，所以臣民擁戴漢室。如平民趙涉向周亞夫建議：漢軍經藍田出武關，即可迅速控制洛陽軍械庫，又可避開吳楚伏兵，取得出奇制勝的效果。相反，吳楚等七國為了各自的私利，驅使百姓，挑起戰火，犯上作亂，破壞安定，再加上勾結匈奴，更為廣大人民所厭惡，所以遭到國內從上到下的反對。

策略、戰略得當。七國叛亂事起，太尉周亞夫就向景帝獻計說：「楚兵勇悍，正面交鋒恐難取勝，希望棄梁國之地，然後斷絕吳楚糧道，就可以平定他們了。」此計是以暫時放棄某些空間來換取時間，達到牽制叛軍、挫其銳氣的目的。後來戰爭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周亞夫的判斷。

人才運用得當。景帝深諳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亞夫為漢軍主帥，可謂選帥得人。而吳王濞雖能廣泛招納天下亡命之徒，但卻不能真正任用他們。

漢「廣陵王璽」七國失敗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景帝抓住這一有利時機，著手解決王國問題，以加強中央集權。

調整諸侯王國的設置。參加叛亂的七國，除保存楚國另立楚王外，其餘六國皆被廢掉。

繼續大力推行削藩。此後，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其實際地位已經降為郡級，國與郡基本上趨於一致。諸侯王國領郡由高祖時的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郡由高祖時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漢郡總數大大超過諸侯王國郡數。這一變化，對於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意義十分重大。

抑貶諸侯王的地位。「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剝奪和削弱諸侯國的權力，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取消「諸侯皆賦」，僅保留其「食租稅」之權，並且收奪鹽鐵銅等利源及有關租稅。此後，諸侯王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

經過景帝的改革，漢初推行的諸侯王國制，至此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諸侯王在名義上是封君，實際上「唯得衣食租稅」而已；但是諸侯王勢力並未徹底解決，以致後來漢武帝不得不繼續採取相應的措施。

對匈奴：和多戰少，蓄勢待發

景帝時期是匈奴「最強大」的時期，強大的匈奴騎兵南下進擊漢地，燒殺搶掠，嚴重威脅著西漢王朝的統治。而此時漢朝社會經濟有了恢復和發展，但要戰勝匈奴，條件仍不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景帝怎樣處理漢匈關系呢？總的來說，是有戰有和，但和多戰少，以和為主。

景帝堅持和親，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軍事沖突，為經濟發展贏得了時間，為以後漢武帝反擊匈奴做了准備。當然，景帝並不是一味妥協，也進行了必要的抵禦。

李廣騎射圖在不多的反擊匈奴的戰斗中，涌現了李廣、程不識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將領，其中尤以「飛將軍」李廣最為突出。

李廣，隴西成紀（今甘肅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國名將。所以李廣堪稱將門之後。李廣有一套不正規的治軍方法，非常適合於塞外的地理條件和敵情條件，他的部隊簡單、機動、長於應變。所以司馬遷稱贊他說：「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向之。」匈奴人一聽李廣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們稱李廣為「飛將軍」。

景帝除了支持李廣、程不識等邊將對匈奴抵抗，及維持和和戰戰之外，還採取了一些措施，為以後武帝時期匈奴問題的徹底解決做了很多准備工作，其中主要有兩項。

馬政：「造苑馬以廣用」。中原內地自古以來就缺馬，這樣既不利於騎兵的壯大，又無法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運輸等事業的發展。景帝即位之後，繼續進行馬政建設。他下令擴大設在西邊（如北地郡）、北邊（如上郡）的馬苑，而且鼓勵各郡國及民間飼養馬匹。由於景帝時期養馬業的大發展，軍馬生產頗具規模，屬於官府的馬匹發展到了40萬匹，民間的尚且未計。

實行「賣爵令」及「黷罪之法」。這兩項措施都是在文帝時由太子家令晁錯提出，並被文帝批准實行的。景帝即位後，繼續執行了這些被證實是有效的措施，並使它更為完善。大批徙民充實於邊地，成為一支兵農混一的墾戍隊伍，不但減輕了內地百姓的徭役，而且爭取到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對政治：清靜恭儉

西漢棉袍對景帝在政治上的傳統評價是「清靜恭儉」：「清」，是為政少事；「靜」，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儉」，是節省汰用。景帝繼續執行黃老無為政治，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農抑商，發展經濟景帝即位後，繼續執行重農抑商這一既定國策。景帝說：「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始終。」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國官員以勸勉農桑為首要政務。

景帝允許居住在土壤貧瘠地方的農民遷徙到土地肥沃、水源豐富的地方從事墾殖，並「租長陵田」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同時，還多次頒詔，以法律手段，打擊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從而保證了正常的農業生產。景帝曾兩次下令禁止用穀物釀酒，還禁止內郡以粟喂馬。

文景時期的社會漸趨穩定，物價日益低廉，據學者統計，在整個西漢時期，文景統治的近40年內，直接關繫到國計民生的米價下跌的幅度最大，這就為其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輕徭薄賦，約法省禁景帝時期，對農民的剝削（賦役）、壓迫（法律），較以前有所減輕。所謂約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漢帛書簡約，刑網要寬疏。前元元年（前156），景帝即位伊始就頒布了詔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時十五稅一之半，即三十稅一。從此，這一新的田租稅率成為西漢定製。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景帝又下令推遲男子開始服徭役的年齡三年，縮短服役的時間。這一規定一直沿用至西漢昭帝時代。

景帝在法律上實行輕刑慎罰的政策：其一，繼續減輕刑罰，如前所述，對文帝廢肉刑改革中一些不當之處的修正。其二，強調用法謹慎，增強司法過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對特殊罪犯給予某些照顧。

發展教育，打擊豪強景帝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及發展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統治階級上自景帝，下至郡縣官都逐漸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當時在教育領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辦學。

文翁，廬江郡舒（今安徽廬江縣西南）人，年輕時就好學，通曉《春秋》，以郡縣吏被察舉（即郡國守相經過考察後向朝廷推薦），景帝末年任命他為蜀郡太守。文翁首創了郡國官學，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後人的肯定，武帝很贊賞文翁的辦學模式，在全國予以推廣。

景帝一面弘揚文教禮儀，一面又打擊豪強。為了保證上令下達，景帝果斷地採取了多項措施，重要的有兩項：一是在修建陽陵時，效法高西漢帛畫

祖遷徙豪強以實關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強遷至陽陵邑，使他們宗族親黨相互分離，削弱他們的勢力，以達到強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寧成、周陽等，嚴厲鎮壓那些橫行郡國、作姦犯科者，收到了殺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強、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慄，個個惴恐，其不法行為大大收斂，這便局部地調整了階級關系，有利於社會的發展。

由於推行了上述措施，就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人口翻番，國內殷富，府庫充實。據說，景帝統治後期，國庫里的錢堆積如山，串錢的繩子都爛斷了；糧倉滿了，糧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帶來了貧富懸殊的分化。這種狀況，既為後來漢武帝實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給西漢中期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

對儲位：明爭暗鬥

太子的廢立將導致統治集團權利的重新分配，各種矛盾可能在此時突然爆發，所以是君主政體最薄弱、最危險的環節。景帝從登基那天起就無時無刻不在考慮身後的儲位問題，他一共生了16個兒子，卻沒有一個嫡出。原來，景帝的正妻薄皇後，是祖母薄太後的娘家孫女，在他做太子時由祖母指定包辦的。薄皇後始終未生一男半女，於是便引起了對儲位激烈的明爭暗鬥。

對儲位的明爭明爭儲位的是他的胞弟、母親竇太後最疼愛的兒子梁王劉武。皇後薄氏無子，加上劉武有賢王之名、廣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國之亂中立下的赫赫戰功。竇太後意欲在景帝駕崩之後，由梁王入繼大統。

漢景帝自己也有過失。前元三年（前154）初，即七國之亂爆發前夕，梁王入朝，當時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後說：「朕千秋之後當傳位於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竊喜。參事竇嬰說：「漢法之約，傳子嫡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祖約乎？」景帝酒醒後驚悟失言，此議擱置起來。

七國之亂平定後，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竇太後再度暗示景帝傳位於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勸誡太後，袁盎對竇太後說：「從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發了五世之亂。小不忍，害大義，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認為傳子才是正確的。」竇太後自知理虧，從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歸國。

爭儲位的暗鬥暗鬥的主角是漢武帝的母親王夫人（後封為皇後）。王夫人名娡，槐里（今陝西興平縣境）人，父王仲，生母為臧兒。兄弟王俗、田蚡、田勝、妹王姰，曾嫁人生女金俗。由其母將她與其妹王姰送進劉啟的太子宮。

王夫人入宮後給劉啟生下4個孩子，一龍三鳳，前3個均是女孩，分別被封為平陽公主、南宮公主和隆慮公主，而龍胎，就是後來威名遠播的漢武帝劉徹，生於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劉徹初名彘，天生聰穎過人，慧悟洞徹，進退自如。據《漢孝武故事》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小劉彘信口而應的回答，使劉啟不得不對這個兒子另眼看待。劉彘有驚人的記憶力，求知慾特別強，尤愛讀書中古代聖賢帝王偉人事跡，過目不忘。景帝深感詫異。劉彘「訟伏羲以來群聖，所錄陰陽診候龍圖龜冊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遂改劉彘名「徹」。「徹」字表示充滿智慧，達到聖德的要求。於是劉啟就萌生了易太子的念頭。

景帝四年（前153），立寵妃栗姬子劉榮為太子，史稱「栗太子」；封劉彘為膠東王。不久劉彘取栗太子而代之的契機出現了，原因是館陶長公主劉嫖插進來了。

劉嫖是漢景帝的姐姐，竇太後的愛女長公主想把其女阿嬌嫁給太子劉榮，沒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絕，劉嫖因此與她結下怨恨，心存報復之念。

與栗姬不同，王夫人機敏圓滑，當館陶長公主劉嫖想將比劉彘大四歲的女兒許配給他時，王夫人見長公主地位崇高，在竇太後跟前說一不二，當下滿心歡喜地答應下來。

於是6歲的劉彘與10歲的陳阿嬌訂了婚，時在景帝前六年（前151）。同年九月，皇後薄氏因無嗣被廢，從此，館陶長公主屢屢向景帝稱贊劉徹如何聰明，如何達理，使景帝更加喜愛這個孩子。同時，長公主經常向景帝進讒，誣陷栗姬。景帝便在前七年（前150）十一月，案誅大行，廢栗太子劉榮為臨江王。半年後，王夫人被立為皇後，7歲的劉徹被立為太子。

爭儲的餘波後來，中元二年（前148），臨江王劉榮不慎犯法，被從江陵（今屬湖北）征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嚴加看管、審訊。劉榮極其憤懣、悲傷，寫完向父親的謝罪辭後，自殺身亡。

劉徹被立為太子，梁孝王劉武不肯就此罷手。他廣延四方豪傑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儲存金銀「且百巨萬」，又派人刺殺袁盎等十餘名大臣。陰謀敗露後，梁王大為恐慌，買通韓安國走長公主的後門，疏通竇太後，稍得寬釋，但景帝對他已疏遠多了。梁王劉武連沮喪帶驚恐，不久就身染惡疾而亡。景帝將梁地一分為五，在不知不覺中就削弱了劉武諸子的勢力。

景帝另立太子後，對權傾朝野的條侯周亞夫最不放心，又尋機處置了他。景帝後元年（前143），竟然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周亞夫削職下獄。一代名將，5天不吃東西，最終嘔血冤死。逼死周亞夫與冤殺晁錯一樣，都說明景帝「寡恩忍殺」，慣於過河拆橋。

漢景帝陵景帝後三年（前141）正月，景帝劉啟患病，病勢越來越重，他自知不行了，臨終前對太子劉徹說：「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還要知機、知止。景帝似乎已經感覺到兒子有許多異於自己的品質，把天下交給他是放心的，路還是讓他自己走吧，多囑咐也無益。不久，景帝病死於長安未央宮，葬於陽陵（在今陝西省咸陽市渭城區正陽鄉張家灣村北）。太子劉徹即皇帝位，這就是漢武帝。

劉啟個人小檔案

姓名：劉啟

出生：惠帝七年（前188）

屬相：牛

卒年：景帝後三年（前141）

享年：48歲

謚號：孝景皇帝

廟號：無

陵寢：陽陵

父親：劉恆

母親：竇氏

初婚：為太子時，年齡不詳

配偶：7人，皇後薄氏、王娡

子女：14子，3女

繼位人：劉徹

最得意：平定七國之亂

最失意：梁王劉武爭儲

最不幸：長子劉榮自殺

最痛心：冤殺晁錯

最擅長：寡恩忍殺

⑶ 日本人從歷史上是不是中國人口

日本民族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從體質結構和日本語的起源兩方面來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體，也是日本文明的創造者。然而，這里所說的「民族」，既不同於人類學中的「人種」概念，也不同於民族學中狹義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較為寬泛的概念。因而，本書所說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數民族阿伊努族。

關於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問題，學界至今仍聚訟不決。從體質結構來看，諸種見解大致可分三類：（一）「人種更替說」，認為在日本列島曾發生一次乃至兩次人種更替。如在19世紀80年代，解削學家小金井良精認為，在繩紋時代生活於日本列島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繩紋時代後他們被大陸來的其他人種驅趕往北方。（二）「混血說」，認為「原日本人」（舊石器時代的日本人）在繩紋時代之後，與大陸或南洋諸島移居來的其他人種混血，逐漸形成現代日本人。醫學家清野謙次首先提出「混血說」，直至20世紀30年代，仍為學界主流。（三）「演變說」（或稱「連續說」），認為繩紋時代的日本人由於生活方式的變化，其體質逐漸演變，成為彌生時代人、古墳時代人乃至現代日本人。它更為重視人種的繼承性，既不贊同「人種更替說」，也不大重視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二戰後，東京大學人類學研究室的長谷部言人和鈴木尚教授持此說，至今對學界仍有影響。

從各時代日本人的體質結構來看，屬於蒙古利亞人種是毫無疑義的。考古學已證明在10萬年乃至20萬年以前（即舊石器時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島生息。但是，由於尚無這一時期的人類骨化石的發現，因而無從了解其體質特徵。目前，在日本列島發現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豐橋市牛川町發現的「牛川人」，約生活於舊石器時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徵。除「牛川人」外，在日本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聖岳人」，其生活時代均不超過3萬年前，已進入「新人」階段。它們的體質特徵是身材較矮。例如，在沖繩島發現的「港川人」，距今約18000年，男性身高約155厘米．女性約144厘米。與中國大陸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後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較，較之華北地區的身材較高的「山頂洞人」，他們更類似於在中國廣西發現的身材較矮的「柳江人」。可以認為，在冰河期海面較低而出現陸橋時，「古蒙古利亞人」（廣泛分布於東南亞）之一部，從中國大陸南部移居到沖繩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們便是繩紋時代日本人的母體。

從1萬年前到公元前3世紀，是日本的繩紋時代。由於已渡過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島與大陸隔絕，一般認為，繩紋時代人與大陸來往甚少。目前，已發現數干具繩紋人的遺骨。從其體質結構來看，雖因時代和環境的不同，同為繩紋人也有體質差異，但大都保留著「古蒙古利亞人」的典型體征，如身材矮、臉型短、鼻扁平等，與現代日本人顯然不同。然而，自繩紋時代晚期開始，又有亞洲大陸移民進入日本。到彌生時代，大陸移民急劇增加。1953年，九州大學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縣土井浜發現了200餘具保存良好的彌生人遺骨。其體質結構與繩紋人明顯不同，其特點是身材高（平均約162—163厘米）、臉型長等，更接近於現代日本人。經許多學者研究，認為彌生時代的大陸移民，來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蒙古東西伯利亞等東北亞地區，屬「新蒙古利亞人」系統，最初居住於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後逐漸向東擴散，經近畿地區擴散至關東地區。在擴散過程中，他們不斷與原居民（繩紋人的子孫）混血。不過，學者們對大陸移民的人數與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其估價卻大相徑庭。持「演變說」的學者認為，這些來自東北亞的大陸移民，因後續乏人，在混血過程中，逐漸為原居民集團所吸收，其影響不大。而持「混血說」的學者②，則運用當代的人口統汁法和擬態模型法推算，移民過程近千年（從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7世紀），大陸新移民的人數可達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在有些地區應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們認為混血之影響，遠遠超過一般人們的想像。自然人類學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說。誠然，他們也承認地域的差異，認為在彌生時代來自東北亞的新移民大多居住於北九州地區。其一部分曾擴散至近畿和關東地區，而地處偏遠的東北地區、北海道、西北九州，離島地區，則較少或幾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響，仍以繩紋人的子孫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於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認為是未受混血影響的繩紋人的直系子孫。於是，在彌生時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構造，即移民系統彌生人（主要分布於西日本）和繩紋系統彌生人（主要分布於東日本）。而且，指紋、耳垢、齒冠的類型調查以及近年來新興的血液、病毒的遺傳因子調查，亦似乎支持這種「二重構造」說。當然，在彌生時代，也可能有中國江南地區的移民，直接或經南島地區進入日本．但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尚不多見。

彌生時代後的古墳時代（3世紀至6世紀），大陸移民仍不斷進入口本，且繼續向東日本扣各地擴散，與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續進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構造」仍然存在。直至現代依然如此。只是繩紋人系統的影響，日漸縮小而已。因而，從體質結構來看，日本民族絕非單一民族，而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來自東南亞的人口集團和來自東北亞的人口集團，不斷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⑷ 歷史上有幾個御璽

秦的那顆「傳國璽」在劉裕滅後秦後被帶回了建康（今南京），東晉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銷毀了它。東晉的那顆後來流入北齊。因為後燕的那顆在亡國後已輾轉落入北周，北周滅北齊後，又將東晉假造的那顆「皇帝壽昌」璽毀了。於是，三顆假璽只剩當初後燕慕容垂制的那顆，假到此時也就算是真的了。

這顆玉璽經北周、隋，隋滅，隋煬帝楊廣皇後蕭氏攜璽及部分皇室人員流亡突厥。唐貞觀四年，蕭後攜璽歸唐。

唐末，玉璽為後梁朱溫所得，傳於後唐。一直傳到五代的後唐。後唐末帝李從珂為石敬瑭圍困自焚後，這顆玉璽也下落不明了。

後晉時北遼大舉入侵，多次搶掠，傳國玉璽至此不見載於文獻。

北宋趙匡胤以後的皇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顆，但卻沒了傳國的玉璽。雖然後來的王朝也多有聲稱發現傳國玉璽的，但那都是都是民間偽造仿刻之作，為了證明自己「受命於天」而編造出來騙人騙己的，官吏藉此以討好皇帝罷了。

宋紹聖年間，咸陽獲一方「色綠如藍，溫潤而澤」、「背璃紐盤」的玉印，經當朝十三名學士官員的考證，認為是真秦制傳國璽。明孝宗皇帝也曾獲過所謂的傳國璽，孝宗皇帝認為是假的而沒有用它。

清初時，故宮藏有御望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稱為傳國璽。而公元1746年，經乾隆皇帝欽定，證實是一塊贗品。直到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儀被逐出宮時，警察總監張壁和鹿鍾磷等人仍在追索這塊鑲金王璽。

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制定了清代的二十五顆傳國玉璽，它們至今仍存放在故宮交泰殿里。其玉璽的圖案格式基本由滿漢對照文字組成，其中右側為漢文，左側為對應的滿文,二十五顆用途各不一，乾隆親修《交泰殿寶譜》說明用途。

⑸ 滇王金印的文物發掘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天，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和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來到了雲南省博物館。在這里，郭老見到了一些形制特別的古代青銅器，有的雕著牛、有的刻著鹿，還有的裝飾著蛇的圖案。只聽身邊的工作人員解釋說：「這是我們去年，在雲南晉寧石寨山發現的青銅器。」
看著這些獨特而精美的青銅器，郭老半天不做聲，突然，他問道：「這些東西，是不是古滇國的？」原來，對中國歷史深有研究的郭老，看到這批珍貴的發掘文物，馬上聯想到了兩千多年前，生活在雲南滇池附近的古滇國。
果然，不出郭老所料，上個世紀，雲南相繼發掘出了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兩個大古滇王族墓葬群，出土的各種青銅器僅李家山就3000多件，在石寨山竟挖出了這件獨一無二的滇國至寶——滇王金印。
滇王金印揭開了古滇王國的神秘面紗
長期以來，代表著雲南古代文明之光的古滇國，在中外歷史學家的眼中，始終是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在我國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除了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寥寥幾百字的記載外，再也找不到可供研究的任何歷史文字記載了。因此，揭開古滇國之謎，成了史學界，特別是雲南史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
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著五六件青銅兵器想賣給博物館。當時省博物館的孫太初先生認真地看了這幾件兵器後，發現它們的形制和文飾都不同於中原地區已經出土的古代青銅兵器，對青銅器頗有研究的孫太初馬上敏感地意識到，這幾件青銅兵器的背後，可能孕育著雲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於是在請示領導同意後，他毫不猶豫地將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銅兵器全部買了下來，但不知是古董商不願說，還是確實不知道這些青銅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購地，孫太初始終沒有問出青銅兵器的出處，這事成了孫太初心裡急需解開的一個結。一個偶然的機會，孫太初與省文史館的方樹梅先生談及此事時，又獲知了一個與青銅兵器相關的重要線索。方樹梅稱在他的家鄉晉寧縣的小梁王山，抗日戰爭初期曾經出土過大量的青銅器，但他也只是聽過傳聞，從未親眼見過實物。這件事情更加讓孫太初牽掛了。
翌年10月，在孫先生的建議下，省博物館抽派熊瑛、蔡佑芬兩人到晉寧縣作一次實地調查，調查的結果證明方樹梅先生所說確有其事，但出土的地點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遠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還從石寨村農民手中又徵集到幾件青銅兵器及一件磨製的非常精緻的古代石犁，將其與館藏的青銅兵器一比較，果然在造形和紋飾上都有很多共同點。另據村中的老人說，這座小山也是村裡的風水寶地，村裡人去世後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來石寨山的村民們在山上挖墓坑時，經常都會挖到各種青銅器，然而他們不懂，大都當成廢銅賣到昆明去了，聽說曾經被駐昆的法國人買去了不少呢。鑒於這些重要的調查線索，省博物館決定馬上報請上級批准進行一次清理發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狀況，徹底揭開青銅兵器之謎。
誰也不曾料到，就是這么一座亂石遍地、雜草叢生、其貌不揚的小山丘，竟然埋藏著一個兩千多年前的秘密。浩瀚的滇池東南角的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棗核形，南北兩頭尖、中間寬，西面岩石陡峭，東面較為平坦，最高處至地平面僅30多米，長約500米，最寬處約200米。山前有一小村，名為石寨山村，屬晉寧縣的牛戀鄉。
1955年3月，由文物專家組成的考古隊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發掘，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我省考古工作者進行的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果然不出所料，這次發掘一下就出土了各類青銅器數百件，其中也不乏絕世之作，最為珍貴的是兩件貯貝器，一件蓋子上鑄有2．5厘米———6厘米的18個立體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紡織場面；另一件是反映殺人祭祀場面的。這一重大發現馬上震驚了國內考古界。適逢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長兼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同志出國訪問路過昆明，他們參觀了此次發掘出土的文物後，認為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發現，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鄭局長在仔細詢問了省博物館的下一步打算後，當場拍板撥給專款和一台進口的經緯儀。於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規模的發掘又開始了。在歷時兩個月的第二次發掘中，考古隊員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銅器、金器、鐵器、玉器、瑪瑙、綠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銅器約佔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在第二次發掘工作即將結束的前一天，在最後清理6號墓的漆棺底部時，一個不大的被泥土包裹著的方形物體引起了孫太初的注意，當他小心地用軟毛刷刷干凈外面的泥土後，一枚金光閃閃的金印呈現在了大家的眼前，這枚金印上有四個漢字，經過辯認為「滇王之印」。剎時間整個工地沸騰了，這一重大發現令已經在野外辛苦工作了兩個多月的考古工作者們欣喜若狂，歡呼雀躍，有誰能夠想到，這樣一個毫無名氣的小山頭竟會是雲南歷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消息傳出以後，石寨山附近的城鄉居民奔走相告，一連幾天，整個工地周圍的山上全是聞訊趕來的人群，有時多達數千人，就連附近幾個縣的農民都不斷地涌到考古工地，他們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寶物。
後來經細查，這枚出土於6號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體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紐，蛇背有鱗紋，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邊長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紐高2厘米，重90克。紐和印身是分別鑄成後焊接起來的。文乃鑿成，筆劃兩邊的鑿痕猶可辨識，篆書，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據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傳》中的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嘗羌降於漢，漢「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這一文獻的記載，同出土的繁浩奢華的各種隨葬品一起印證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寢地。
在考古學上，像這樣出土文物與文獻記載相一致的案例並不多見，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顯出它的與眾不同和極高的考古價值。西漢時期，中央王朝為了統治邊疆地區，往往採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稱臣納供，不對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賜印、委派官爵等統治方式，來行使漢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和管理。西漢時，漢武帝曾在現在的晉寧設立益州郡。從現已掌握的考古發掘的情況看，文獻記載的漢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賀島上出土的「漢倭奴國王」金印、1955年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漢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紐金印和1981年在江蘇省揚州附近的邗江縣營泉鎮北二號漢墓出土的「廣陵王璽」，此璽龜紐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體和印紐形制等方面與前兩枚金印十分相似。這幾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證了漢代中央王朝對這些地區的統治，也印證了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史記》中記載的真實可信。正是由於這幾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學家的極大興趣，如貴州省組織的對「夜郎王印」的尋找。人們也都期待著能夠早一天將這枚同樣記載於司馬遷「史記」中的「夜郎王」的金印發掘出土。
50多年過去了，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石寨山先後又進行了5次科學的考古發掘，一共發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類文物數以萬件。伴隨著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及科學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國神秘的面紗被揭開，石寨山已經成為雲南考古事業的輝煌歷史。如今的石寨山已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雲南晉寧石寨山考古發掘還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100項重要考古成就之一。
滇王金印現原件存放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在雲南省及昆明市博物館展出的均為復製品。
提起館藏寶貝，省博物館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捐獻祖傳之物的人們。
「1983年9月9日下午，這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日子，雲南省蒙自縣教師進修學校教員曹子錫同志向國家捐獻祖傳之物《宦海日記》手稿。」省博物館信息部主任田曉雯激動地向記者道出了一件館藏珍品《宦海日記》的故事。
曹子錫是清朝道光年間的台灣鹿港、淡水同知，台灣知府曹士桂的五世孫。 曹士桂生於清朝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早年在家鄉蒙自縣生活，1835年以後曾任清朝江西南昌、萬安等六縣的知縣後被皇帝召見，任命為台灣鹿港、淡水同知，台灣知府。曹士桂在任職期間，忠於職守，勤於政事，從政十二年不帶家眷隨從。到台灣任職時，正值鴉片戰爭時期，英、荷殖民主義者幾次想侵台，曹士桂抵制英國在鹿港附近開礦。台灣人民曾送他「淡水清風」匾。他還深入台灣中部山區調查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排解糾紛，勘察水利，勸農耕織，並寫下了一本日記———《馥堂公宦海日記》。這本日記記載了很多方面的情況，是研究十九世紀中葉我國台灣省的政治、經濟、民族等方面的寶貴資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曹士桂死於台灣任上，後由清政府運回雲南蒙自老家安葬，同時隨棺帶回家鄉一些文稿詩書，這部日記就是他的手稿之一。為保存這本日記，曹家幾代費盡了心思。解放前，曹子錫的父親背著這部日記在戰爭的炮火聲中逃難，後來日記交給了曹子錫的四叔保管。解放後手稿曾一度散失，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曹子錫的父親在一個賣草煙的小攤上又看見了這部日記，他立即用紙換回收藏。十年浩劫中，這本日記交由曹子錫保管，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曹子錫在書籍全部被抄的情況下，冒著危險將這本日記珍藏了下來。黨的三中全會以後，國家對歷史文物的保護尤加重視，曹子錫解除了後顧之憂，將這本日記獻出。
1983年9月9日那天，曹子錫滿懷深情地說，這不是我個人的私有財產，是台灣十九世紀中葉的重要史料，《宦海日記》記載了鴉片戰爭期間台灣的一些政治、經濟情況、風土人情，我作為一個炎黃子孫，有責任保護中華民族的歷史文物，獻出這本日記，對台灣回歸祖國和祖國的統一有促進意義。
昆明當地有古幢鎮蛟的傳說，傳說由來已久，在明代的地方誌中就有記述，說是「故老相傳，以鎮毒龍」這些傳說的來源主要是由於古幢基座上的八條龍。在圓鼓形的幢座上，八條龍兩兩相對，各自伸出前爪，神情生動活潑。相傳昆明以前常鬧水患，於是人們在藝術作品或建築上創作一些降伏水怪的神。龍會帶來水患，但被壓在經幢的最下層，心理上滿足了人們鎮水患的心理，於是數百年來，關於古幢的傳說長盛不衰。
傳說能鎮蛟的古幢——地藏寺經幢在昆明市博物館古幢廳內。據昆明市博物館副館長田建介紹，古幢廳是專為國務院1982年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地藏寺經幢而建造的。地藏寺經幢又名「大理國經幢」，一般老百姓習慣稱它為「古幢。」
地藏寺經幢原建於地藏寺內，為宋代大理國時期議事布燮（相當於國務委員）袁豆光為追薦鄯闡候（當時昆明地區最高軍政長官）高明生的功德而建造的，幢七級八面，高6．7米，由五段紅砂石組成，為佛教密宗藝術建築物。
在幢座與幢身之間的界石上，有漢字陰刻的《敬造佛頂尊勝寶幢記》、《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大日尊發願》、《發四宏誓願》，其中，《造幢記》記述了造幢的原由，與高明生相關的歷史大事等，為研究大理國歷史與文化的珍貴資料。
幢身的第一層為四天王，他們面對的方向正好是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北方的毗沙門天王，民間又稱「托塔天王，」那永不離手的小塔使他很容易與其他的天王區別開來，毗沙門天王身披甲胄，腳上穿的卻是一雙芒鞋，體現出了一種濃郁的地方特色。在四天王之間的幢體上陰刻有梵文《陀羅尼經咒》，至今尚無人能將全文釋讀一遍。
依次往上，還雕有佛、菩薩、金剛、飛天、迦樓羅（即大鵬金翅鳥）等。第六層所雕的歇山式房屋，是仿照當時的木結構建築，為研究宋代木構建築的重要材料。
在全國同類題材中，地藏寺經幢的造像、文字之多均名列前茅，其造像之精美也無出其右者。因此，中外專家贊譽為「刀痕遒勁，備極精巧」、「滇中藝術，此極品也」。
在雲南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珍藏的民族文物中，大量是具有地域特色的雲南少數民族文物，同時也有一些歷史上由內地或其他地區傳入。這些文物不僅反映了歷史上邊疆少數民族與內地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經濟聯系，更反映著自古以來中央王朝與邊疆民族地區政治上的緊密聯系和統屬關系。其中陳列的一件保存完好的清代傣族土司龍袍彌足珍貴，中外來賓對它莫不產生極大興趣。
這件龍袍長140公分，肩寬86公分，圓領，大襟，馬蹄袖。龍袍呈絳紫色。緞面前胸後背用金絲線各綉金色正龍一條，兩肩及全身上下還綉滿大小不同、形態不一的金色行龍以及五色祥雲、壽山福海、利水波紋、火焰、蝙蝠、葫蘆、壽桃、牡丹花卉等紋樣圖案。整件龍袍顯得華貴富麗威嚴，其圖案布局和用料之精、做工之細實屬一件典型的滿清龍袍，為邊疆地區所罕見。
這件龍袍原是清代雲南德宏南甸傣族土司的傳家之物，是清朝政府給他們祖上的賜品。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物主把這件龍袍獻給了國家。從龍袍保存完好的狀態和成色來看，歷代物主生前均較少穿用，而是將這皇帝賞賜的「神聖之服」作為其權勢和榮耀的象徵。這件龍袍的珍貴之處還在於，像這樣款式和造型的龍袍只有一件，因為清政府賜予各地土司的龍袍是不一樣的。
從這件龍袍的花紋圖案來看，除表示吉祥、富貴、福壽以外，龍飾居於突出的地位，按封建王朝定製，龍是帝王的象徵，龍袍是皇帝的專用之物（只不過皇帝的龍袍為明黃色）。作為土酋首領的南甸土司在清代承襲的南甸宣撫使官銜是屬於三品，能被賜予這件龍袍，一方面表明他在眾土司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朝廷的安撫之心、籠絡之意，「其要在於撫綏得人，恩威兼濟，則得其死力」《名史·土司傳》。自清代起，中央政府雖在靠內地的一些地區推行「改土歸流」，但在邊疆和百夷地區，「清沿明制」依然保留土司制度。歷代封建皇朝對民族土酋首領的這種「恩寵」的安撫策略，對穩定邊疆鞏固封建中央王朝的大一統政權起了積極作用。
從50年代起，這件龍袍一直保存在雲南民族大學，如今它成為反映和研究歷史上封建中央王朝與邊疆民族地區的關系及土司制度的寶貴文物和實證。
雲南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陳列著一領皮甲，經測定為象皮所制，故稱之為象皮甲。
據介紹，為了弄清這領皮甲的背景，有關專家大量地借鑒同類物品、查閱史料。為此，專家們跑了全國的許多地方，走訪一些專業部門，看到不少甲胄，也聽到許多有關古甲的介紹。比較之下，其中有部分甲制式與象皮甲類似，但質地卻以金屬、牛皮、熊皮居多，沒有象皮所制者。因此，專家們一致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象皮甲確為罕見之物。查閱史料，在雲南地方史志中可見一二。據《嶺外代答》載：「大理國之制，前後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龜殼，披膊以中片皮相次為之，其護項，以全片皮卷圈成之，其它則小片，如中國之馬甲」。據此，歷史上確有象皮製甲，且可上溯南宋、大理國時期。
雲南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的象皮甲，現僅存身甲，以一個似背心狀的身甲為主體。身甲分胸甲和背甲，其結構一樣，有主負片之分，主甲共五片，上為整片開領以護胸，下為左右兩片，中央聯接處覆蓋條形皮塊，以保護腹部，主甲片兩側腋下是兩片副甲片。每片都根據部位不同而形狀各異，片與片之間用皮條穿聯為一體；然後，胸甲和背甲於右腋下相聯固定，左邊腋下留作全甲開口，以便穿脫，穿甲時，只需將開口處用繩系緊，便非常貼身，活動很方便，猶如拼塊背心。身甲的下端綴著六排由上百片較小的甲片編綴成的甲裙，以護下身，下甲殼面塗黑漆（土漆拌鍋煙灰），以紅漆沿邊勾線（土漆拌硃砂），又以黃漆點上梅花、松葉圖案（土漆拌石磺），中間有一幅似花草（已模糊）。
整個象皮甲的形狀，可以在《桂海虞衡志》中對象皮甲的一段描述中找到印證。書載：「蠻甲，惟大理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屬，制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墨，漆作百花蟲獸之紋，如是所用犀毗，器極工巧。」據介紹，現存象皮甲與上述記載非常吻合，應為早期甲衣，實屬罕見之物。象皮甲的製作方法是，先按人體部位做好造型母板，取生象皮脫毛硝制，切塊綳於母板之上，風干，裁切，塗漆繪圖，鑿洞穿聯，一領甲衣便告完成。當然，古代在選用皮革制甲，仍有規矩，皮分幾等，以犀皮為最，象皮次之，牛皮和熊皮再次之，但因牛皮較之容易得到，所以採用較多。好皮當然首先供給將帥，如犀皮，象皮。一般將士多用牛皮。製作方式大同小異，只花口上稍有區別。
關於象皮甲的保存和流傳方式，目前尚無詳實材料。不過，甲胄能世代流傳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家傳，祖輩上出了能征貫戰的英雄豪傑，死後，為了紀念他，對後人進行傳統教育，把他的甲胄作為傳家信物，流芳百世。二是神傳，歷代巫師神漢，在作法時，穿上這些沾滿血跡的甲胄，借英雄之威，與妖魔作斗爭。作為戰勝敵人的傳世法寶。
距今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5世紀中葉至公元1世紀初，滇池沿岸曾經有過一個被稱為「滇」的古代王國。長期以來，由於缺少文獻記載，滇國的情況十分模糊。1956年，考古學家在滇池東岸晉寧一個叫石寨山的小山崗上，揭開了雲南考古史上最大的發現：一個消失千年的王國一一古滇國墓葬群重見天日，由此證實了人們對古滇王國的猜測。
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在對石寨山的第二次發掘中，隨著6號墓中一枚上鐫四個篆字的金印——滇王之印的出土，古滇國國王的墓葬被發現了。金印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邊長各2．4厘米，高2厘米；蛇鈕，蛇首昂起，蛇身盤曲，並有鱗紋。石寨山古墓群正是古滇王國的王族墓地。滇王之印的存在，把一個虛無縹緲的滇王國真實地呈現在人們眼前。
《史記》記載，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為打通由四川經昆明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兵臨滇國，滇國國王舉國投降，歸順中央王朝，於是，漢武帝賜予他滇王之印，復長其民，同時在此設置益州郡，將其納入版圖。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證了《史記》中的記載和古滇王國的存在，成為古滇王國的象徵。「滇王金印」現已成為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珍貴館藏。

⑹ 南京博物院歷史館有哪些文物

南京博物院有繪畫《歷代帝後像》、《唐明皇幸蜀圖》；東海大賢庄舊石器版，邱縣大墩子彩陶器，儀權征、丹徒、六合等地出土的西周和春秋時代青銅器立鳥鑲嵌幾何紋銅壺，盱眙出土的戰國金獸，徐州和揚州東漢諸侯王墓出上的銀縷王衣及「廣陵王璽」金印，南京、丹陽一帶六朝時代的青瓷器和「竹林七賢及榮啟期」磚刻壁畫，以及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的陶舞誦，都是備受國內外學術界矚目的珍品。

⑺ 南京博物院歷史館展出的是什麼時期的文物

南京博物院有繪畫《歷代帝後像》、《唐明皇幸蜀圖》；東海大賢庄舊石器回，邱縣大墩子彩答陶器，儀征、丹徒、六合等地出土的西周和春秋時代青銅器立鳥鑲嵌幾何紋銅壺，盱眙出土的戰國金獸，徐州和揚州東漢諸侯王墓出上的銀縷王衣及「廣陵王璽」金印，南京、丹陽一帶六朝時代的青瓷器和「竹林七賢及榮啟期」磚刻壁畫，以及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的陶舞誦，都是備受國內外學術界矚目的珍品。

⑻ 在歷史中，古人奪權為什麼總會先搶占「玉璽」呢

020年4月26日，當當網創始人李國慶挾臨時股東會決議，率四名壯漢在當當總部搶奪公章，上演了當代版的“奪門之變”。引發這一狗血劇情的公章走進了公眾視線。

自古以來，公章在古代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其中是皇帝玉璽尤為珍貴，在歷史中上演了一幕幕人間悲喜劇。

權力的象徵

信用是組織或個人履行承諾的正面記錄，它既兼顧社會的公平正義，又考慮個體的自我約束，是公眾道德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孔子精闢地指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見在春秋時期，上至國家，下至平民，普遍追求良好的信用。

上圖_ 戰國“春安君印”

現代學者朱家溍在《明清帝後寶璽》一書中指出：“

寶璽者何？天子所佩曰璽，臣下所佩曰印。無璽書則王言無以達四海，無印章則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於所屬，此秦漢以來之事也。”

一言以蔽之，玉璽相當於皇帝的“身份證”，茲事體大，不容有失。

⑼ 1499年的歷史大事

程敏政逝世
程敏政（1445－1499），字克勤，直隸休寧（今屬安徽）人，南京兵部尚書程信之子，少年有才，詔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1466）進士，授編修，歷左諭德，以學問廣博稱於翰林。弘治初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因自傲為人所疾，弘治元年被劾致仕。五年起官，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再進禮部右侍郎，專典內閣誥赦。弘治十二年（1499）六月初四日卒，年五十五。有《新安文獻志》、《明文衡》、《宋遺民錄》、《詠史集》等多種著述。
夏時正逝世
夏時正（1412－1499），字季爵，浙江仁和（今屬杭州）人，正統十年（1445）進士，授刑部主事。景泰六年（1455）以郎中至福建錄囚，多所平反。天順初，擢大理寺丞，遷南京大理寺少卿，成化五年（1469）進卿。成化六年巡視江西災傷，除無名稅十餘萬石，汰冗役數萬，罷不職吏二百餘人，增築南昌濱江堤及沿河坡岸，民賴其利。後致仕，家三十年，於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初八日卒，年八十八。夏時正博學有才，多所著述，詳於稽核校讎之學，有《瀛嶼稿》、《余留稿》、《杭州志》。
李杲等誘殺朵顏三衛人
自成化末年，朵顏三衛被韃靼所逼，走匿邊塞，以尋求明廷保護，其勢力衰久不振。而韃靼小王子部及火篩等部相倚日強，為東西諸邊患，遼東邊塞屢次失事。弘治十二年（1499）正月，遼東總兵官李杲與巡撫張玉、鎮守太監任良合謀，以為朵顏三衛積弱可欺，欲殺其冒功掩罪，乃令都指揮崔鑒、王璽、魯勛設酒席，誘其來市者三百餘人赴宴，盡殺無余，竟上奏報捷稱：三衛分道入寇，官軍敗之。廷臣以為朵顏三衛近年來與明廷修好，疑其中有詐。既而朵顏諸部來貢，詳訴其事，乃命副都御史顧佐前往核實。弘治十三年正月，顧佐自遼東還，奏李杲等誘殺冒功之事屬實，孝宗詔命任良還京，李杲、張玉免職致仕，崔鑒、玉璽、魯勛各降一級。科道官上章彈劾李杲、張玉犯欺騙妄殺之罪，罪當顯戮，現在卻待以致仕之禮，恐三衛聞之，積憤為患。孝宗不聽。朵顏諸部對此事恨之入骨，遂北結火篩復仇，多次擾邊。
雲南宜良地震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初四日宜良地震，有聲如雷，從西南方起，自子時至亥時，連震二十餘次，衙門、城鋪、寺廟、民房搖倒幾盡，死傷男婦無數（一作壓死以萬計），縣城為磚城，洪武二十四年築於雉山之麓，周四里、高一丈四尺，地震傾圮。法明寺亦倒塌，澄江府河陽（今澄江）官民廬舍倒壞，人多壓死。此日震後，或一日一震，或旬日一震，半月一震，一月一震，經四年方止。震中烈度（Io）IX，震級（M）為六點七五級。
嚴左道惑眾之禁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解州（今山西永濟西）吏李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於桃花洞。知州程觀竟相信此事。二人俱坐斬，後被赦，李寧被發邊衛充軍。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眾者尚有很多，請出榜禁約，孝宗准行。
李蕙逝世
李蕙（1438－1499），字德磬，直隸當塗（今屬安徽）人，成化五年（1469）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成化十八年升江西布政司右參議，招撫飢民，力殺因飢起事者。弘治元年（1488）升右參政，景升山西左右布政使，有治績，為士民所稱。弘治六年升右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尋轉左，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鳳陽四府。再傳升為右都御史，總督巡撫如故。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二。有《萃英集》。
程敏政泄漏會試試題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孝宗詔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為會試考試官。戶科給事中華眿劾程敏政將試題題目賣給舉人徐經、唐寅，因徐、唐二人預做文與試題吻合。乃將徐、唐二人與華眿俱下獄。時榜未揭，詔程敏政不得閱卷。已錄為進士者，令李東陽會同考官核查，徐、唐二人卷均不在其中，孝宗欲就此了結。三月，工科都給事中林廷玉復攻程敏政有可疑之處，程敏政辯解說試題被其家僮竊賣。於是程敏政、林廷玉俱被下獄，徐經、唐寅皆黜為吏。後勒令程敏政致仕，華昹、林廷玉俱被調謫。
阮勤逝世
阮勤（1423－1499），字必成，本交趾（今越南）人，其父河為山西長子典史，遂占籍山西。景泰五年（1454）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升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成化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入為兵部侍郎。調南京刑部左侍郎，皆有治稱。弘治十二年（1499）三月三十日卒，年七十七。
米魯起事
米魯是沾益州（今雲南宣威）土知州安民之女、普安司（今貴州盤縣）土判官隆暢之妻。因犯事被隆暢逐，遂居其父家。隆暢以年老傳職於其子禮。有一位叫阿保的營長，與米魯有結，遂在隆禮面前替米魯說情，迎其回來。隆暢聽說後怒殺隆禮，焚毀阿保之寨城。弘治十二年（1499）九月，阿保與其子阿鮓挾米魯進攻隆暢，暢避走雲南。貴州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貴州都御史錢鉞前往和解。但焦、錢歸後，米魯殺隆暢，據寨起事。隆暢之妾適烏另生有二子，避走安南衛（今貴州睛隆），阿保欲斬草除根，築寨圍其城。另外，又於普安築三寨，名其所居之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乘黃纛。孝宗責安民獻其女米魯，安民乃攻殺阿保父子，暗中給米魯兵五百，襲殺適烏及其二子，自請襲為女土官。鎮巡等官接受米魯之賄賂，為其請宥。孝宗詔令其進討，一定要捉住米魯。弘治十四年六月，總兵官曹愷與巡撫錢鉞、中官楊友發諸衛及土兵一萬三千餘人分道征討，被米魯大敗，都指揮吳遠被虜。七月，詔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率兵征討。王軾兵未至，楊友等議招撫，米魯揚言願降，暗中派大兵攻普安、安南城，並斷盤江之道，以擋住明軍。又劫持楊友，殺右布政使閭鉦、按察使劉福及都指揮數人。弘治十五年正月，王軾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軍八萬人，會合貴州之兵，分八道征討，追過盤江，殺米魯起事者四千八百餘人，破寨千餘。
韓文逝世
韓文（？－1499），字貫道，直隸新城（今屬河北），天順元年（1457）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成化五年（1469）出使琉球，歷官戶部員外郎、郎中、陝西右參議、右參政、左右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留心邊事。後致仕，弘治十二年（1499）七月十九日卒。
宋琮逝世
宋琮（？－1499），字廷用，陝西隴西人，成化十四年（1478）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升吏科都給事中，升太僕寺卿。為人篤實，在吏科時多有建白，及官太僕，究心馬政，有可稱者。弘治十二年（1499）七月卒。
鄭時逝世
鄭時（1423－1499），字宗良，直隸舒城（今屬安徽）人，景泰五年（1454）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歷延平（今福建南平）、福州二府知府，四川左參政、按察使、湖廣左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成化未因上言請修時政而被謫貴州參政。弘治初復升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今湖北鄖縣），再巡撫湖廣，召為南京兵部左侍郎，進尚書，後致仕。弘治十二年（1499）八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
徐鏞逝世
徐鏞（1444－1499），字用和，湖廣興國州（今湖北陽新）人，成化五年（1469）進士，授行人，升監察御史巡通州（今北京通縣）倉，念漕卒困於掊克，定收納常則，遂著為令。因上言時政被調陝西鎮原（今屬甘肅）知縣。弘治元年（1488）升淮安知府，轉廣西右參政，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總理漕運兼巡撫鳳陽等四府，整頓漕運，軍民稱便。弘治十二年（1499）八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六。鏞居官勤廉，政績顯著。
汪諧逝世
汪諧（1432－1499），字伯諧，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天順四年（1460）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錄》成升修撰。秩滿升右諭德。預修《續資治通鑒綱目》成升右庶子。弘治初升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充《憲宗實錄》副總裁。弘治四年（1491）升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未幾致仕。弘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
屠滽請罷傳奉官
孝宗即位之初，罷成化時傳奉官。後修京城河橋成，授工匠四為官，又傳升通政司經歷沈祿為參議，尚書王恕、周經曾力止之，終不行。此後傳奉漸多，到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一個月中傳升達二百餘人。十二月初五日吏部尚書屠滽上言請罷傳奉官七百九餘人，他說：傳升文職過多，請惜名器，以堵奸人之進。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說：國家設武職以待軍功，沒有臨陣斬獲不得輕授。今傳奉畫工張玘為指揮，並准其世襲，在邊冒死作戰者何以待之？在此之前，六科十三道皆上疏極言傳奉之弊，孝宗終不能聽。
張弘至上言異初政事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二十六日，兵科給事中張弘至上言說：皇上登極之初，革傳奉官五百餘人，近來復又傳升，此異初政之一；登極之初，逐番僧佛子，斬妖僧繼曉，近年復又齋醮不絕，此異初政之二；登極之初，罷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李裕，朝彈夕斥，近年禮部尚書徐瓊等被劾不斷，而竟不去官，此異初政之三；登極之初，曾言有大政，當召府部大臣面議，近年未聞廷召，此異初政之四；登極之初，撤鎮守、燒造內臣，近年漸復差遣，此異初政之五；登極之初，左右內臣不敢奏擾，近年陳情乞恩，此異初政之六；登極之初，兵部申明舊制，令該科存記，後比例乞升者指奏，近來恩幸乞升，此異初政之七；登極之初，光祿寺供應節約，近年增添，動輒取太倉銀，此異初政之八。孝宗令下所司，搪塞了事。
王守仁建言西北邊務
王守仁於弘治十二年（1499）成進士，時朝議方急西北邊務，王守仁遂奏陳邊務八事：一、蓄才以備急。聚公候之子教於武學，歲擢超異之人，兵部兩侍郎更迭巡邊，擇科二三人以從，使周知虛實，則一旦有急，不患無人。二、舍短取長。邊將驍勇者，多以過失摒棄，誠使立功自贖，賢於不知地利之官。三、減軍以省費。邊將之請京軍，徒以事不濟則有所分。誠以賞京軍者賞邊卒，數萬之銳卒可立致。四、屯田以給食。三邊之戍，不輟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各食其力，可以少息輸饋。五、行法以振威。邊將失機，立正軍法，可來軍威。六、敷恩，以激怒。兵方失利，士氣銷沮。誠恤其孤寡，室以國恩喻以報仇，則氣可憤。七、損小以全大。小有剽掠，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遂以疲勞致敗。今許以便宜，惟則大效而小挫不問，則我師當逸。八、嚴守以乘敝。嬰城固守，使足食足成，然後出奇制勝，所敗立於不敗之地而後能敗敵。疏上，授刑部主事。
更定問刑條例
洪武、永樂間定製，法司斷獄，均依律擬議，不許妄引條例。英宗、憲宗以後，巧法之吏往往舍律用例，以便藉此貪贓枉法，條例由此日繁。至孝宗時，始有修明之舉。弘治八年（1495），以鴻臚寺少卿李鐩之請，命刑部尚書彭韶刪定問刑條例。弘治十三年二月初六日，給事中楊廉上言說：高皇帝曾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言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則會生奸弊，可見聖祖重律輕例之意。一百三十年來，律行已久，條例漸多，今應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為革去。孝宗從之。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孝宗詔命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