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重超

① 求十位著名歷史學家的名言

牛津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威爾遜:與其說英美兩國是兄弟關系，不如說英美是母內子關系著名歷史學家麥考萊容曾給一個小女孩寫信說，如果有人要我當最偉大的國王，一輩子住在宮殿里，有花園、佳餚、美酒、大馬車、華麗的衣服和成百的僕人，條件是不允許我讀書，那麼我決不當國王。 我寧願做一個窮人，住在藏書很多的閣樓里，也不願當一個不能讀書的國王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埃及是尼羅河的禮物阿基米德:：「等我算完這道題再去著名歷史學家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郭沫若:要使祖國早日覺醒」，「必須創立新文學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歷史學家範文瀾評價林則徐: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福柯在其《規訓與懲罰》的書中提出:工廠、學校與部隊是對人身體規訓的三個重要的空間柏拉圖:生活中若沒有朋友，就像生活中沒有陽光一樣謝謝採納

② 歷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有哪幾位

有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司馬光等。

1、司馬遷

司馬遷（前年或前135年-不可考） ，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

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

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2、班固

班固（32年—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出身儒學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為當時著名學者。

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歲即能屬文，誦詩賦，十六歲入太學，博覽群書，於儒家經典及歷史無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過世，班固從京城洛陽遷回老家居住，開始在班彪《史記後傳》的基礎上，與其弟班超一同撰寫《漢書》，後班超投筆從戎，班固繼續撰寫，前後歷時二十餘年，於建初中基本修成。

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將軍竇憲率軍北伐匈奴，班固隨軍出征，任中護軍，行中郎將，參議軍機大事，大敗北單於後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銘》。後竇憲因擅權被殺，班固受株連，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歲。

班固一生著述頗豐。作為史學家，《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前四史」之一；

作為辭賦家，班固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兩都賦》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列入《文選》第一篇；

同時，班固還是經學理論家，他編輯撰成的《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使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3、陳壽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

陳壽少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

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蜀降晉後，歷任著作郎、長廣太守、治書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職。晚年多次被貶，屢次受人非議。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年六十五。

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結束了分裂局面後，陳壽歷經十年艱辛，完成了紀傳體史學巨著《三國志》。

此書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前四史」。

4、范曄

范曄（398—445年），字蔚宗，南陽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人，南朝宋官員、史學家、文學家，東晉安北將軍范汪曾孫、豫章太守范寧之孫、侍中范泰之子。

出身士族家庭，博覽群書。元熙二年（420年），宋武帝劉裕即位後，出任冠軍長史，遷秘書丞、新蔡太守；

元嘉九年（432年），得罪司徒劉義康，貶為宣城太守，開始撰寫《後漢書》，遷寧朔將軍。

元嘉十七年（440年），投靠始興王劉浚，歷任後將軍長史、南下邳太守、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隨從孔熙先擁戴彭城王劉義康即位，事敗被殺，時年四十八歲。

一生才華橫溢，史學成就突出。著作《後漢書》，博採眾書，結構嚴謹、屬詞麗密，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前四史」。

5、司馬光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

名列「元祐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勛閣；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歷代帝王廟。

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司馬遷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司馬光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陳壽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范曄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班固

③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傑出科學家,他們各有什麼貢獻

三、酈道元和《水經注》

(1)地理學家酈道元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縣（今河北涿州市）人。北魏傑出的地理學家。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代，就非常好學，博覽群書。以後歷任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吏。他為官剛毅峻刻，素有嚴猛之稱。因此，頗遭權豪忌恨。公元527年，被雍州刺史蕭寶夤殺害於陰盤驛亭（今陝西臨潼東）。從少年起他就對地理發生興趣，愛好游覽，足跡遍及今天山東、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內蒙、江蘇、安徽、湖北等地。每到一地，都要記下名勝古跡，留心水流地勢，探溯各水源頭，並且閱讀了大量的古代地理著作，如《山海經》、《禹貢》、《周禮·職方》、《漢書·地理志》、《水經》等，積累了豐富的地理知識。在閱讀過程中，他發現前人著作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一是過於簡單，二是對水流脈絡缺乏考究，三是互相矛盾。於是他決心以《水經》作為底本，採用作注的形式，寫出一部獨具風格的綜合性的地理巨著，這就是《水經注》。

(2)《水經注》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貢獻

《水經》是漢魏時的地理學專著，共記述了137條河道，並簡明敘述了河道經過的郡縣都會的名稱。全書共萬余字。酈道元作《水經注》40卷，記述了1252條河流，共30多萬字。名為注釋，實際上是頗具匠心的再創作。《水經注》以全國水道為綱，詳細地記敘了江河流經地區的山川、城鎮、物產、礦藏、風俗以及歷史沿革等，他涉獵的書籍非常廣泛，僅注中所引的就有437種。

《水經注》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古代地理的重要著作，這對我們今天制定城建規劃，興建水利工程，考古、從事歷史研究都有重要參考價值。因此，這部書不僅為地理學家所重視，也為考古學家、歷史學家、農田水利學家、城建科學家所重視。同時，為這部書的文字優美，具有文學價值，因此也受到文學家的重視。

四、醫學的新發展

(1)王叔和與《脈經》

王叔和（201—280），西晉初醫學家。名熙。東平（今山東東平）人。在曹魏、西晉均任太醫令。精研醫學，重視脈理。曾對當時已失散的東漢名醫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進行輯集，整理成《金匱要略》和《傷寒論》，使《傷寒雜病論》這部醫學文獻大部內容都以保存下來。他又搜集前代醫學家脈學著作，結合自己的經驗，著成《脈經》十卷，總結為24種脈象，使古代脈學系統化，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脈學專著，奠定了中醫脈學診斷的基礎。

(2)葛洪和《肘後備急方》

葛洪（約283—約363），東晉的煉丹家和醫學家。字稚川，又名抱朴子。丹陽句容（今江蘇句容縣）人。

煉丹可以說是原始的化學。我國從戰國開始，以後各個朝代都有不少煉丹家，葛洪是最著名的一個。他寫的《抱朴子》，對醫葯學、化學的發展和火葯的發明，都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當代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說：「整個化學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從中國傳出去的」。

葛洪寫了不少醫書，其中《肘後備急方》最有實用價值，它內容豐富，如對肺結核、恙蟲病均有記載，還作了我國關於天花病及其防治等情況的最早記載。

(3)醫葯學家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南朝梁時著名醫葯學家。字通明，自號華陽隱居。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後隱居句曲山（茅山）。梁武帝對他十分敬重，國家大事，派人去找他咨詢，時人稱他為「山中宰相」。

陶弘景對醫葯學深入研究，著述很多。他收集葯物730多種，然後又把這些葯物的標准分類法，在一千多年內，一直沿用和不斷充實。他又對葛洪寫的《肘後備急方》加以增補，寫了《肘後百一方》，使它更加完備。

④ 考古學家悶共發現多少歷史重案

1、湖北鄖縣人頭骨化石
時代:舊石器時代
發掘地點：湖北省十堰市鄖縣曲遠河口學堂梁子
發掘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鄖陽地區（今十堰市）博物館、鄖縣博物館

簡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鄖縣發現古人類牙齒化石。1989年又發現一具人類頭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考古發掘，又發現一具頭骨化石。兩具頭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腦顱和基本完整的面顱，第二具更為完整，根據頭骨特徵，屬於直立人類型，定名為「鄖縣直立人」，簡稱鄖縣人。根據古地磁法測定，化石大致距今80萬年至90萬年。 1990年以來的多次發掘，在其文化層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錘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擊碎片和帶有打擊痕的礫石，並出土似手斧的兩面器。與人類化石伴生有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而且頭骨、下頜骨完整者數量之大是其他遺址不多見的。 鄖縣人化石及其文化的發現，對人類進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學價值。鄖縣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與藍田人的年代相當，但鄖縣人化石體質上卻顯示出許多早期智人的特徵，從而對直立人與早期智人的發展關系以及南北文化關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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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東城子崖龍山與岳石文化遺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發掘地點：山東省章丘市龍山鎮城子崖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介： 城子崖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遺存，總面積為22萬平方米,是中國第一個由中國考古學家發現、發掘和出版考古報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遺址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堆積層分為三層，上層為周代文化層，中層為岳石文化層，下層為龍山文化層,出土了大批各時代的文化遺物。下層的龍山城址南北最長處530米左右，東西寬約430米左右，佔地面積約20萬平方米。城址內文化層堆積豐富，有房基、水井、窯穴等遺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為主。石器多為磨製。還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進行過兩次發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徵的龍山文化（最初稱之為"黑陶文化"，後以遺址命名為"龍山文化"，現在專稱為"山東龍山文化"）。此外，在遺址的周圍還發現一處平面為長方形的板築夯土圍牆遺跡，可能是當時的城牆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疊壓在龍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積為17萬平方米。城垣夯層規整，夯土堅實。 1990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勘探和發掘，發現城子崖遺址是由龍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疊而成，澄清了60年來有關城子崖遺址時代的爭論。其中龍山文化城址面積達20多萬平方米，為這一時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這一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和中國文明起源等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並由此揭示出來的龍山文化，對於認識和研究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為中國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城子崖及其周圍的古代遺址，形成了一個從新石器時代到兩漢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區。城子崖龍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雛形，說明當時它已經成為一個權力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發現，填補了我國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龍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間尚未發現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發現，為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城市發展史及夷夏關系提供了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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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莊160號墓
時代：商代晚期
發掘地點：河南省安陽市郭家莊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隊
發掘領隊：楊錫璋
簡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陽隊對郭家莊墓地北部的160號墓進行發掘，發現該墓未經盜掘。出土銅、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種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銅器291件，38件鑄有銘文。青銅器有禮器、樂器、工具、工具、兵器、雜器等，種類齊全，以兵器為主，有鉞、刀、戈、矛等，計200多件，鏃900多枚，禮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觶、觚、角、盤、斗、方盧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並出土一竹簍。學術界認為，該墓屬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應為一地位顯赫的武將。 殷墟160號墓的發現，填補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較大銅器資料的空白，160號墓青銅禮器中有，方形器較多，方形器和蓋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見器形，大多數銅器上的紋飾繁縟華麗，製作非常精緻。銅器組合、相配別具特色，對了解商代貴族生活與葬俗，提供了很好視角。其銅器成份的分析，對研究銅器鑄造技術的發展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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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門峽上村嶺周代虢季墓
時代 ：西周晚期
發掘地點：河南省三門峽市區上村嶺
發掘單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考古隊黃河水利考古隊

簡介： 虢季墓，即2001號墓，為長方形豎穴墓，葬具為重槨單棺，隨葬器物豐富，種類繁多，放置有序，為7鼎6簋規格。隨葬品還有大量的青銅禮樂器和玉器。青銅禮樂器有鬲、方壺、豆、盤、方甗、尊、爵、觶、方彝等和編鍾、編磬等，還有兵器和車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組佩，死者腰身部位還發現一組珍貴的腰帶飾。出土的玉柄銅芯鐵劍，集鐵、銅、玉三種材質為一體，製作精美，是中國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時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鐵製品，將中國人工冶鐵的年代提前了近兩個世紀，被譽為「中華第一劍」；綴玉面罩，由14件象徵面部特徵的玉片連綴在絲帛上製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國首次發現的「瞑目」造型，也是漢代金縷玉衣的雛形；一套8件有銘文的銅甬鍾，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發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為完整的甬鍾；由十二種金器組成的黃金腰帶飾，是中國最早的黃金飾品；整件毛織衣物，是國內同期墓葬發掘中僅見的；皮馬甲及盾牌也是國內首次發現；用墨在10餘片圭形片上書寫而成的遣冊是國內發現的時代較早的書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動物玉雕，形神兼備，栩栩如生，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北溫帶地區生物品種。 據器物銘文考知，墓主人為虢季，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國國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擺放的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車馬坑，緊密地連在一起，是中國發掘的規模最大的車馬坑群。 虢國墓地發掘所得的大量實物資料，尤其是青銅禮器和組合玉佩飾的出土，對認識西周末期與春秋早期虢國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資料，青銅器上的長篇銘文也為研究方國歷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獻資料。增進了對諸侯國貴族埋葬制度及喪葬禮俗的認識，為進一步研究古代禮樂制度提供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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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東後李春秋車馬坑和淄河店2號戰國大墓
時代：春秋、戰國
發掘地點：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陵鎮後李村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介： 後李春秋車馬坑位於淄博市臨淄區後李村。其中，1號車馬坑南北長31米，東西寬3.6－4米，深1.2－1.7米。坑內出土10輛車，32匹馬。車馬配套，擺放整齊，馬在車前，馬首向西。車輛木頭已朽，但痕跡清晰，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輛車前每車4匹馬，另4輛車前每車2匹馬。車分戰車、輜重車兩類，戰車車輿、車輪較小，4號戰車前有銅戈、矛出土。車輛有銅構件，馬身、馬頭有銅、角、骨、貝質飾件，馬飾精美，各具特色。2號車馬坑南北長7.6米，東西寬3米，深2.1米。殉馬6匹，葬式與1號坑不同，車、馬上下分葬，馬上、車下。根據出土器物及地層推斷，當為春秋中期或略早，國王或貴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號戰國大墓位於淄博市臨淄區齊陵鎮齊王陵附近，發現於齊國王陵區，擁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雖多次被盜，仍出土相當數量的仿銅陶禮器和銅、石樂器。出土銅器、陶器百餘件。陶禮器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銅、石樂器成編相配，銅編鍾58件，有鍾、甬鍾、鈕鍾三類五種組合，石編磬每8件一組，共三組，24件。兵器有戈、矛、劍、戟、鏃等，並有一件有銘銅戈。墓室內發現20餘輛獨轅馬車，更是發掘的重大收獲，根據車輿結構與用途，大致分為三類：兵車（輕車）、安車、役車（棧車）。特別是在挖掘時用石膏灌注出的許多原型標本，為研究古代獨轅車的構造和戰國車制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墓室北側並發現一座大型殉馬坑，殉馬數量多達69匹，是已發掘的齊國大墓中保存隨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6、陝西漢景帝陽陵從葬坑及其彩繪陶俑
時代：西漢
發掘地點：陝西省咸陽市渭城區正陽鎮張家灣、後溝村北的咸陽原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漢陵考古隊

簡介： 陽陵為西漢景帝及王皇後的同塋異穴合葬陵園。陽陵從葬坑分為南、北兩區，南區位於帝陵東南，北區位於帝陵西北，各有24個從葬坑。 陽陵從葬坑出土文物有銅、鐵、金、玉、石、陶、漆、木、骨、蚌、絲、麻等各種器物，以及麥、粟、菽、黍等各種糧食標本。其中數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種陶塑製品，包括各類陶俑及陶塑動物。 陽陵陶俑，多為裸體俑。這種裸體俑又稱著衣式陶俑，以別於塑衣式陶俑。其特點是陶軀木臂，賦彩著衣。從葬陶俑品種豐富，門類齊全，數量極多。以各種武士俑為最，全面展現了漢代的軍旅場景。 陽陵陶俑不僅是西漢軍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漢設會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載體，對研究漢代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動、刻劃逼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標志著我國古代雕塑藝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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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陝西漢長安城陶俑官窯窯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發掘地點：山東省章丘市龍山鎮城子崖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介： 城子崖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遺存，總面積為22萬平方米,是中國第一個由中國考古學家發現、發掘和出版考古報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遺址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堆積層分為三層，上層為周代文化層，中層為岳石文化層，下層為龍山文化層,出土了大批各時代的文化遺物。下層的龍山城址南北最長處530米左右，東西寬約430米左右，佔地面積約20萬平方米。城址內文化層堆積豐富，有房基、水井、窯穴等遺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為主。石器多為磨製。還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進行過兩次發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徵的龍山文化（最初稱之為"黑陶文化"，後以遺址命名為"龍山文化"，現在專稱為"山東龍山文化"）。此外，在遺址的周圍還發現一處平面為長方形的板築夯土圍牆遺跡，可能是當時的城牆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疊壓在龍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積為17萬平方米。城垣夯層規整，夯土堅實。 1990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勘探和發掘，發現城子崖遺址是由龍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疊而成，澄清了60年來有關城子崖遺址時代的爭論。其中龍山文化城址面積達20多萬平方米，為這一時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這一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和中國文明起源等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並由此揭示出來的龍山文化，對於認識和研究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為中國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城子崖及其周圍的古代遺址，形成了一個從新石器時代到兩漢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區。城子崖龍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雛形，說明當時它已經成為一個權力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發現，填補了我國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龍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間尚未發現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發現，為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城市發展史及夷夏關系提供了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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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陽城應天門東闕遺址
時代：隋唐
發掘地點：河南省洛陽市周公廟與洛陽日報社之間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

簡介： 隋唐洛陽城是隋唐兩代東都城，始建於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東都城由郭城、皇城、宮城等組成。宮城和皇城建於地勢較高的郭城西北隅。應天門為宮城的正南門。 史載應天門重建於唐高宗顯慶元年，現仍可區分隋唐兩個時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則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還有不少是宋代的。經過數月精心清理，東闕遺址顯露出昔日宏偉風貌。這是一座由門樓、朵樓、闕樓及其相互之間的廊廡連為一體的「門」字形巨大建築群，規模恢弘，氣勢壯觀，為當時發現的隋唐洛陽城中保存最好的一處遺址。也是隋唐兩京考古發掘出的第一座宮闕遺址。 應天門遺址的發現，對研究隋唐東都城門建制特點提供了珍貴資料。從建築史的角度看，它對後代都城建設也有深遠影響，具有極大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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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寧夏宏佛塔天宮西夏文物
時代：西夏
發掘地點：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潘昶鄉王澄村
發掘單位：寧夏文物管理委員會

簡介： 宏佛塔，俗稱「王澄塔」，坐落在寧夏賀蘭縣潘昶鄉一廢寺中，殘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殘損嚴重。1990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進行修繕。 宏佛塔最上層為天宮，在逐層落架拆除時，發現內藏大批西夏文物。計有彩繪絹質畫14幅；彩繪泥塑佛教造像數十尊及大量殘塊、碎塊；彩繪木雕菩薩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餘塊。另有小木塔、木簡、西夏文殘絹、瓷缽、瓷珠、建築構建等物。 宏佛塔天宮內珍藏的彩繪絹質佛畫線條流暢、筆法嫻熟，具有藏傳佛教繪畫特點。宏佛塔天宮出土的彩繪泥塑像，均豐滿健壯，塑造得極為傳神，達到了很高得藝術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對於西夏學、佛教藝術和中國古代印刷術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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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關遺址
時代：金
發掘地點：北京市豐台區右安門外玉林小區北京市
發掘單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簡介： 水關遺址地層堆積共6層。第3層又分A、B兩層，A層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層為明、清時代地層。第4層堆積年代為元代晚期；第5層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遺物；第6層出土有金代銅鏡及少量瓷片，為金代河流沖積沙石層。水關出土有銅、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極少。 水關遺址現存為水關建築基礎底部。水關殘留部分由過水涵洞底部、涵洞兩廂石壁、進出水口擺手及水關之上夯土城牆四部分組成，全長47.4米。兩廂石壁間距7.7米，殘高最高處1米。水關建築年代當在金中都修建之時（即金天德三年至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據出土遺物推斷，應毀於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關的發現可以基本復原歷史上金中都城內一條重要水系的發源、流經方向和位置。證實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關遺址是古代都城給排水系統的重要遺存，對於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

⑤ 歷史上有沒有科學家拿過三次以上的諾貝爾獎-

必然沒有
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有:
波蘭裔法國女物理學家、化學家居里夫版人，因發權現放射性物質和發現並提煉出鐳和釙榮獲19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1911年的化學獎。

美國物理學家巴丁因發明世界上第一支晶體管和提出超導微觀理論分獲1956和197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美國化學家鮑林因為將量子力學應用於化學領域並闡明了化學鍵的本質、並致力於核武器的國際控制並發起反對核實驗運動而榮獲1954年的化學獎和1962年的和平獎。

英國生物化學家桑格由於發現胰島素分子結構和確定核酸的鹼基排列順序及結構而分獲1958和1980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最多就兩次拿獎。 能拿一次就夠厲害了

⑥ 歷史學者請進

我說，樓主您的觀點太後現代了吧，直接否認了歷史學存在的意義。
「不能求得完全的真實」，這個觀點早就是歷史學界公認的基本觀點了。那又有這樣的問題：既然不能完全反應歷史全貌，那為什麼要研究歷史？
首先，求真的態度是要有的，即使不能完全，那也要努力去追尋。因為人有求真的本能。通過梳理材料，隱約看到了以前人的生活、思想、政治等等的時候，真的是一種很快樂的事情。會感嘆，啊，原來過去的人也會這樣啊。
其次，關於歷史有什麽用的問題？不是政客的注腳也不是反思社會的借口，只是一種興趣而已，很簡單。

樓主，看得出來啊，您估計不是特別了解歷史學啊。您說的「史料」范圍太狹窄了，您指的是政治制度文本和檔案一類的吧。其實，那些上諭現在沒有哪個搞歷史的會拿來直接用的。還有些下層和中層的材料，受當時政治影響小的。歷史研究的材料也很廣泛啊，報刊、時人論集、時人日記、甚至廣告、畫冊、影像等等。對於一個事件，一個人物，為防止出現您所說的片面的問題，所以要從多方、多角度、多階層的找材料啊，然後再對此做比較，分析哪些人是什麼樣的反應，他們又為什麼這樣反應，如此如此。得出的結論不敢說完全正確，但是也能略窺一二了。

再說，現在歷史學和別的學科交叉，也越來越減少這樣失誤了。比如對光緒的死因的探究就是一例。

是有些不負責任的傢伙，但是樓主您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啊

⑦ 中國古代有哪些著名的史學家

1、左丘明（約前502年—約前422年），都君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稱左丘明。

左丘明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創始人。史學界推左丘明為中國史學的開山鼻祖。被譽為「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當時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2、司馬遷（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 。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

3、班彪（公元3年―54年），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出身於漢代顯貴和儒學之家，受家學影響很大。從小好古敏求，與其兄班嗣游學不輟，才名漸顯。

西漢末年，為避戰亂至天水，依附於隗囂，欲勸說隗囂歸依漢室，作《王命論》感化之，結果未能如願。

4、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出身儒學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為當時著名學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歲即能屬文，誦詩賦，十六歲入太學，博覽群書，於儒家經典及歷史無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過世，班固從京城洛陽遷回老家居住，開始在班彪《史記後傳》的基礎上，與其弟班超一同撰寫《漢書》，後班超投筆從戎，班固繼續撰寫，前後歷時二十餘年，於建初中基本修成。

5、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 ，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⑧ 如果頂級歷史學者與考古學者造假，需要經過多少年才能拆穿

其實說在考古領域，其實壓根不需要頂級學者參與造假；只要參與考古發掘、參與材料整理、參與報告寫作的相關人員結成利益團體，「齊心協力」，就能完成一份堪稱「完美」的學術造假。

為啥堪稱「完美」呢，因為即使負責被造假遺址發掘工作的考古領隊竭力打假、數次向國家文物局、國家社科基金辦（因為被造假遺址的資料整理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資助）寄送打假材料，還是如同石沉大海，甚至在學界沒有掀起一點點波瀾；揭露打假的文章也分別被《中國文物報 》和《文物》退回。無奈之下，負責被造假遺址發掘工作的考古領隊只好將打假材料上傳到其個人主頁上，希望能夠得到社會的關注，恢復被歪曲和捏造的遺址、遺跡、遺物，還原歷史的原貌。從作偽作假的考古發掘報告《彭頭山與八十壋》正式出版到今天，已經13年過去了。在網路上仍然搜索不到任何關於八十壋遺址造假的信息。我得知這個事情，還是由於上個月我女朋友到裴安平老師家做采訪，在聊天的時候偶然被裴老師提及的。雖然13年過去了，裴老師也已經退休，但是提到此事仍然耿耿於懷。

我本人也是考古專業出身，雖然現在並未從事考古相關工作，但是在實習期間也參與過考古發掘，深知原始材料造假的危害。考古學材料之所以被視作重建古代歷史的最重要證據，就是因為其本身屬於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是具有原真性的。但如果考古發掘所出的原始材料遭到了發掘者的篡改，那麼考古發掘的科學性就完全喪失了，成為了造假者達到個人目的的工具。

而對虛假材料進行研究，最終得出的結論自然也是假結論；從這個角度來說，對虛假材料進行引用和研究的專業學者也是造假的受害者。浸注多年心血的學術成果，卻由於材料是虛假的而全無意義，前期投入的時間、人力與經費可以說就是打了水漂。

最後回頭說一下這個被造假的八十壋遺址的具體情況。這個在裴老師的主頁里有說明和一些佐證材料，但可能有的讀者對一些專業性的問題不太容易理解，我在這里簡單說一下：

1、八十壋遺址的重要發現

八十壋遺址是彭頭山文化的一個聚落遺址。彭頭山文化距今約8300—9000年，得名於最早發現的彭頭山遺址，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八十壋遺址是為了探索彭頭山文化的聚落形態主動發掘的。八十壋遺址整體保存得特別完好，對八十壋遺址的發掘揭露了彭頭山文化完整的聚落形態。遺址在發掘的時候，發現了中國時代最早的水稻（當時發現的時候是最早的，現在已經發現時代更早的水稻遺存了），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穀顆粒與明顯的稻田痕跡。

作為八十壋遺址的負責人與實際發掘者，裴安平老師閱讀發掘報告後發現，其中關於八十壋遺址的部分完全背離了發掘所得的原始資料，存在大量作偽作假現象。所幸由於考古資料信息化數字化的結果，部分發掘的原始材料還得以保留，可用於揭露考古發掘報告中的不實之處。其實，八十壋遺址的造假只是目前學界浮躁風氣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