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敏歷史學

A. 要寫關於近現代史的歷史小論文，不少於2000字，有什麼推薦的事件或人物么本人是大一非歷史相關

李鴻章歷史定位
李鴻章及其生活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他作為近代中國一位非常復雜的歷史人物，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駁陸離，因而人們評價起來眾說紛紜就沒有什麼可怪的了。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

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在晚清政壇上縱橫馳騁半個多世紀。梁啟超評價李鴻章「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李鴻章雖然難以承載「英雄」桂冠，但為「時勢所造」和影響「時勢」進程則是不爭的事實。

李鴻章活躍於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會從傳統向近代、從獨立國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過渡時代。適逢其會的李鴻章也就成了「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時代造就了李鴻章，而李鴻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絢麗多彩的時代畫卷上深深地打上了個人的印記。李鴻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將入相，「坐鎮北洋，遙執朝政」，涉及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他身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於封建主義而又傾向資本主義，忠實於傳統營壘而又頗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舊紛呈，中西雜揉，內則「開拓」與「因循」畢具，外則抗爭與妥協並存，因而有時是順乎時代潮流，有時又是阻擋歷史車輪。

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

李鴻章以儒生起家軍旅，憑借編練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削平大難」而「早膺疆寄，晉贊綸扉」。太平天國運動是「四海變秋氣」的封建衰世的農民群眾企圖用火和劍來變革現存的清朝統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國在現世、在中國建立起來。盡管他們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國實際上只能給自己套上一副帶有光環的封建枷鎖，但他們反對「鷹?遍野，豺狼噬人」、內則殘民以逞、外則喪權辱國的清朝統治，無疑是順乎時代潮流的正義之舉。李鴻章維護腐朽的清朝統治，鎮壓太平天國，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自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罪無可赦。

推動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軌

李鴻章堪稱洋務運動的首腦和旗幟。洋務運動是時代的產物，是對外國殖民侵略和世界現代化浪潮沖擊所作出的積極回應，是近代中西文化撞擊和交融的初步結果。與同時代的洋務官員相比，李鴻章不僅對中外形勢和中國出路的認識要比同僚深刻，而且採用西法、舉辦洋務新政數量之多、成效之大，也無人能望其項背。他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遇到「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大清帝國「厝火積薪，可危實甚」，因而主張「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耳」，絕不應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思振作。為此，他提出必須向西方學習，舉辦洋務新政，以求「自強」、「自立」。他斥守舊而不避「人君」，為「自強」而力倡變法，主張以儒家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之以西方富強之術。他力主把「修明前聖制度」和學習「外人所長」結合起來。所謂「修明前聖制度」，就是「變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謂學習「外人所長」，就是引進屬於西方「物質文明」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胄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必須指出的是，他力圖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只熱衷於引進西方「物質文明」即近代軍工技術，顯然不能使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社會，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但畢竟使封建體制發生裂痕，催生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從而使中國社會在傳統向近代轉軌的路途上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

加速中國向半殖民地沉淪

李鴻章曾長期躋身於晚清「外交第一沖要」，時人稱「一生功過在和戎」。外交的成敗，自然取決於綜合國力的強弱和外交政策的當否。就綜合國力即軍事、經濟和政治組織力而言，封建的中國遠遜於列強，因而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列強的槍炮就掃地以盡。李鴻章有鑒於此，明確指出：中外實力相距懸殊，列強之「軍械強於我，技藝精於我」，中國無法取勝於疆場，因而對列強不可輕言戰爭，而應以「羈縻」之策謀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謂「羈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規范即孔子「忠信篤敬」四字方針進行「籠絡」。在應對列強欺凌時，始則以理折之，進行與虎謀皮式的道德說教，並實施以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和西方的均勢思想相結合為特徵的「以夷制夷」之策；繼而不惜在權益上作出某種限度的讓步，以期「馴服其性」，實現「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標。李鴻章所以主張「羈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爭取並利用和平環境「借法自強」，預修戰備，以期「確有可以自立之機，然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從李鴻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實際看，有得有失，而失遠大於得。他指揮過「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而以失敗告終的甲午戰爭。他親手與外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條規》、《中秘友好通商條約》等少數平等條約外，其他諸如《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均為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喪權辱國條約標志著中國從獨立國向半殖民地沉淪。對此，作為以慈禧為首的統治集團的重要一員和晚清喪權辱國外交決策的參與制定者和主要執行人的李鴻章絕對難辭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鴻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於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觀念根深蒂固，他認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他與清廷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權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內攘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他憑借清廷爬上權力頂峰，清廷則把他譽為華夏棟梁，聲稱「無鴻章，無清朝」。他的悲劇在於既看出清朝統治風雨飄搖，猶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廣廈，稍一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實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餘」時，仍「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途」。他鎮壓太平天國、倡導洋務新政、推行「和戎」外交，無一不是為了拯救面臨沉沒的「漏舟」和傾覆的「廣廈」。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稱「裱糊匠」只會「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無計可施。他為「無力回天」而深長嘆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獨特的性格特徵

李鴻章具有獨特的性格特徵，而他的性格特徵則是其文化素質、心理條件和社會烙印的綜合反映。一曰「拚命作官」。李鴻章「拚命作官」意在爭權競勢和扶危安傾。因而他「自壯至老，未嘗一日言退」。他精通「宦術」，「好結內援」，「獻媚宮闈」，「固寵求榮」；他勇於任事，「不避勞苦，不畏謗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詬，以濟時艱」。二曰「不學無術」。李鴻章曾自詡「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不尚空談固然是其所長，但缺乏以「真實學問」為根底的「以實心辦實事」，絕不可能收到「旋乾轉坤」的實效。他直到晚年對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驕之氣，任意胡為，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鴻章入仕後，隨著地位的飆升和權勢的膨脹，心態畸變，飄然欲仙。他吹噓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誰」。對同僚倨傲不恭，對部屬動輒訓斥，對洋人「尤輕侮之」。曾國藩看出李鴻章「近頗傲，非吉兆」，曾密札勸誡：「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黃?：《花隨人聖庵摭憶》）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李鴻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謔，忌者日眾」。四曰「好以利祿驅眾」。被時人譽為識時務之大員的李鴻章，雖然出身儒生，但卻在「西學」和「變局」的影響下，產生了疏離儒學的傾向。他注重「治國平天下」，漠視「以修身為本」；注重事功，漠視為人；張揚功利主義，否定儒家義利觀。他直露地說：「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周馥：《負暄閑語》，卷上）功利既是李鴻章搏擊宦海的動力，又是他驅策部眾的工具。他遴選部眾，「著重於經世致用。凡有謀略而干練，必受到賞識擢撥，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爾敏：《淮軍志》）李鴻章以功利為紐帶結成的龐大群體，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受到「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的責難也就是當然了。

B. 新史學的三大流派及其各自代表人物有哪些

唐德剛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提法：把中國史學分為三大主流：1.傳統史學；版2.馬克思主義史學權；3.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海外漢學）。這種提法是不是唐首創在下不得而知了。按照這種劃分黃仁宇和唐德剛都是屬於海外漢學（據唐說是以科學方法為主的學派）。之後，唐德剛同門師弟加好基友王爾敏為中國劃分了三大派：1.傅斯年、顧頡剛等所代表的「科學主義史學派」；2.郭沫若、翦伯贊、白壽彝等所代表的「馬列主義史學派」；3.諸多史家史派匯集起來的「非主流史學派」（見王爾敏《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然後王爾敏把唐德剛放在了「非主流史學派」里。

C. 《歷史學是什麼》的讀後感.要是作文

歷史學著作讀後感
劉平兄發來這篇座談話記錄稿，要我談點讀後感，我拜讀之後，感觸良多，不過，要把想說的話都寫下，必病累贅，故只談一點希望不算題外的話。
不知從何時起，「歷史人類學」，好像是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幽靈，在中國史學這個深潭的水面上，攪起了一點不大不小的漣漪。中國史學界好像比較喜歡討論什麼「學」的定義，記得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每次開社會史學會年會，都會有「什麼是社會史?」的討論，到最近幾屆，這種討論終於沉寂下來了，但「什麼是歷史人類學?」又成為新的話題。正如振滿兄在這個座談會上說的，我們不小心用了這個標簽，但自己其實並不清楚，也沒有興趣弄清楚，應該如何定義歷史人類學。之所以選擇這個標簽，只不過是覺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麼一點歷史人類學的味道罷了。我們編了一本刊物，取名《歷史人類學學刊》，正因為我們不願意下定義，所以沒有寫發刊詞，而是先後刊載了張小軍、黃應貴、庄英章三位先生談「歷史人類學」的文章，主張各異，目的也是想表明我們的立唱—所謂的歷史人類學，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實踐。
至於為何要用這樣一個標簽，那非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有偶然的機緣，也有個人的興趣，有學術的理路，也有治學的傳統。這些，在蕭鳳霞、鄭振滿、丁荷生等人的發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談。想多說幾句的，是振滿兄提到，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都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基礎，同時也都有人類學的傳統，這種傳統的影響，的確是不應忽視的。近年來有關歷史人類學的議論，製造了一種印象，好像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結合或對話，是一種新潮。實際上並非如此。中國人類學從一開始就和歷史學結合得非常緊密，而中國現代史學的建立，也從一開始就深受人類學的影響。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學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把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和歷史學放在同一機構中的。解放後中山大學歷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各門社會科學的學科背景。這些學術淵源，對我們有非常深的影響。今天，大家講到歷史人類學，就會同田野調查、區域研究或社區研究等等聯系起來，其實，這些也不是什麼新發明，劉平兄在發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遙先生的田野調查，就是我們非常敬佩的。《歷史人類學學刊》在去年專門刊載了當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華北開展田野調查的賀登崧教授的一篇舊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們現在提倡的田野調查，前輩學者已經有非常好的實踐，可以成為我們的榜樣。我們在八十年代中期與人類學家合作開始在鄉村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激勵我們的，不正是顧頡剛、容肇祖這些史學前輩當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廣東的東莞考察的身影嗎!
近來我常常想，為何大家會產生這種把所謂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向視為新東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爾敏先生的《20世紀非主流史學和史家》一書時，好像明白了一點。在學術的社會里，也許有一兩種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則被視為「非主流」。在「非主流」沒有進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學者視線的時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進入了視線，就可能被視為新潮湧來，然後會產生「新潮」是否會成為主流的疑慮。其實，在學術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這個「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隨意潑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脈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學術之「流」的格局，應該像珠江那樣，盡管地理學家可能會定義哪條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實際上，珠江水系並無主流支流之別，幾條江河並沒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難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錯，互相混合，最後還是分流入海。如果我們能夠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樣那樣理解學術之「流」，那麼，很多爭論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後，我想用兩句也許是老生常談的話來歸納我的意見：我相信「史無定法」，但一定要「學有所本」。

D. 中國近代史方面書籍

其實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書籍是等著我們去考量的，這樣子才能方便我們去閱讀，所以說找到適合自己的書本

E. 歷史上坐冷板凳的歷史學家有誰

範文瀾、王爾敏等等史學家要做學問自然是非坐冷板凳不可的，否則就沒內有學問的基石。但容是史家的學問要為大眾所知，還是要從事史學的應用研究與普及工作，但這方面熱心者少，成功者更少，這是否也是當代史學應當研究的一個問題呢？望採納。謝謝！！

F. 日本的留學生活里的王爾敏和韓松

王爾敏大學畢業以後在日本就職了
韓松據說12月份的時候有人看到他在日本街頭為飯店拉客

G. 王爾敏的介紹

王爾敏（1927— ），河南周口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台灣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歷任容台灣師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專長領域包括中國近代思想史、軍事史、外交史、文化史以及方誌學等。

H. 王爾敏死了嗎

沒死，現在就任旺蒼縣第十一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