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有關戊戌變法的歷史故事
變法背景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國在日本馬關簽定《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這次上書，對清政府觸動不大，卻轟動了全國。「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為了把維新變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成為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中心。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強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 康有為
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租借後來被成為新界的地區和威海衛，全國人心激憤，維新運動從理論宣傳轉到政治實踐。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列強瓜分中國，形勢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 梁啟超
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為變法維新作了直接准備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為止，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新政措施雖未觸及封建統治的基礎，但是，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托詞抗命。慈禧太後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准備發動政變。「百日維新」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維新運動的發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後，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後「垂簾聽政」；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9月中，光緒皇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但維新派既無實權，又束手無策，只得向光緒皇帝建議重用袁世凱，以對付榮祿。16、17日，光緒皇帝兩次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勸袁殺榮祿，舉兵救駕。事後，被袁世凱出賣。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後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政變」成功。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以戊戌變法宣告失敗。：根本原因；（1）19世紀末民族危機嚴重。——歷史使命：救亡圖存。（原因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腐朽統治。（2）19世紀末（甲午戰爭後）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歷史使命：發展資本主義。原因見前。（3）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標志——1894年「公車上書」）（4）90年代：資產階級維新思想進一步發展。（早期維新思想：時間：19世紀60年代後；原因：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傳入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代表人物：王蹈、鄭觀應。主張：經濟上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外國展開商戰；文化上學習傳播西方的自然科學；政治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
編輯本段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分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咸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制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清政府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只靠經濟上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編輯本段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台灣及遼東，並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 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參加科舉考試的人的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因為外省舉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車接送，事件亦被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編輯本段變法准備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為了把維新變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成為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中心。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全國人心激憤。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列強瓜分中國，形勢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為變法維新作了直接准備。 1897年末，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強意圖瓜分剛敗於日本的中國，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鍾。 光緒皇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親政，但實權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後的手裡。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光緒於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實際的權力，讓他進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上書後第三天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後光緒召見康有為，調任他為章京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其後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編輯本段開始變法
6月11日，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詔》，變法從此正式開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商討變法具體步驟和措施。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了幾十道新政詔令。其中經濟方面主要有：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改革財政，創辦國家銀行，編制國家預決算。軍事方面主要有：嚴查保甲，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淘汰冗兵，採用新法編練陸海軍。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改書院和淫祠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准許民間創立報館、學會；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留學、游歷。政治方面主要有：廣開言路，准許各級官員及民眾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格；刪改則例，撤消重疊閑散機構，裁汰冗員；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權，准其自謀生計。這些抵制和反對措施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傳播，受到維新派和地主階級開明人士的熱烈歡迎。
編輯本段變法起因
政治上：甲午戰爭的失敗和民族的危亡激發民族意識。 經濟上：19世紀末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 思想上：維新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關於《萬國公報》和強學會的建立 公車上書失敗之後，康有為、梁啟超創辦《萬國公報》，通過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情況，繼續宣傳維新變法。不久，他們聯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定期集會演講。隨後，他們又把《萬國公報》改名為《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發行。維新派的政治團體形成了。 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地方，細節包括： 舉辦京師大學堂 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 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 派皇族宗室出國游歷，挑選學生到日本游學 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 設譯書局 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編輯本段變法內容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的。
教育改革
舉辦京師大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游歷，挑選學生到日本游學 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 設譯書局 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經濟建設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在各省設分局 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採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 頒發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在各地設立工廠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
軍事方面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 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 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 籌設武備大學堂 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政治方面
裁減冗員 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 准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 開放新聞自由 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軍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發易服，遷都上海等。據康有為表示，自軍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1897年末，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意志帝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強意圖瓜分剛敗於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鍾。 榮祿
光緒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親政，但實權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後的手裡。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後同意光緒帝進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緒帝帝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後光緒帝帝召見康有為， 調任他為京章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 其後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新政內容主要有：裁汰冗員、廢八股、開學堂、練新軍、滿漢平等，等等；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帝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正在變法的時候想要推薦使把型號特別地當作明治維新的改革前進了。 戊戌政變新政一開始便遭到原來各大臣的抵制。特別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更是保守派的頭目。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北洋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夜訪袁世凱住處，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後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 9月19日，慈禧太後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布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帝，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譚嗣同拒絕出走，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其他數十人被捕，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於9月28日斬於菜市口。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則發放新疆；唯一在地方徹底實施變法的地方巡撫湖南巡撫陳寶箴被革職，且永不敘用。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即現北京大學）和各地新式學堂被保留外，其餘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廢止。 譚嗣同英勇就義
㈡ 請大家就"戊戌變法"這一歷史事件發表言論,內容不限
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 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現代化道路。
明治維新成功與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
簡單的說：
1、光緒帝和幾個書生的全變和大變的急進變革得罪了整個上層階級，包括知識分子， 廢除科舉堵住了某些知識分子的陞官之路。 而日本則是穩健的改革
2、戊戌變法和之後慈禧太後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壞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兩個原因，以第一條為最主要，下面仔細說一下我的理由：
至於有人說失敗是因為「主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 。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 。」這個是教科書的標准答案，但卻是不符合事實的。其實，這里的主客觀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封建反動勢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國還強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後，日本九州的封 建勢力就發起對新政權的武裝進攻。
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1898年由光緒帝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的影響下，人們基本上認為戊戍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後鎮壓的，慈禧太後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禍根。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 據費行簡《慈禧太後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後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 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光緒帝帝素怕慈禧太後，待到慈禧太後太後太後坦露心跡，抑鬱頓釋，也就在 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盪，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系 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
幾個書生的所做所為就要導致清朝的崩潰了，慈禧太後不得不走出來穩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變」的惡果。 在處理戊戌變法上，慈禧太後太後太後有功無過。慈禧太後當時要是真的要象武則天哪樣有野心，慈禧太後為什麼後來不稱帝呢？因為種種原因，慈禧太後已經被醜化的不能再醜化了。
慈禧太後是支持改革的，這個由她自己主導的新政證明了這一點，「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但處在那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不具備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 識素養。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但這也不能全怪她，那個 時代的知識背景就是如此）。她的無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實 績。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受教育水平和時代的局限性，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 進程和目標沒有足夠的心理准備和通盤考慮，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 在 新政實行後，還是犯了光緒帝帝帝帝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的冒進的錯誤，日本的維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後太後太後用了8年。由於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導致政局不穩定，導致權力下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路運動。 這里強調一下，清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通常說 的什麼腐敗，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躍進。這和當年蘇聯解體的原因相似，蘇聯解體不是因為腐敗，而是激進的改革。
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制，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注意外交斗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發展起來對其他國家不利，而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他國家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無所謂好壞來評價他們的侵略行為。正是為了讓中國這個睡獅永遠也不醒來，西方對日本的改革維新大力扶持，而對清朝晚期的戊戌變法採取破壞行動。所以，從國家利益角度來說，西方抑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從東西方第一次碰撞就開始了，西方抑制中國的政策現在還在繼續，並在可預見的將來持續下去。西方對中國的抑制和中國姓封，姓資或者姓社無關的。而日本土地面積小，再怎麼發展也不會對西方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麼西方自明治維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個強大的日本控制中國的發展。
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份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咸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自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只靠經濟上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台灣及遼東，並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 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因為外省舉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車接送，事件亦被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犟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變法開始
1897年末， 山東發生曹州教案， 兩名德意志帝國傳教士被殺。 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犟意圖瓜分剛敗於日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鍾。
光緒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親政，但實權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後太後的手裡。面對列犟瓜分的危險，1898年（戊戌年）, 慈禧太後同意光緒帝進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緒帝帝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後光緒帝帝召見康有為， 調任他為京章行走， 作為變法的智囊。 其後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新政內容主要有：裁汰冗員、廢八股、開學堂、練新軍、滿漢平等,等等；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帝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正在變法的時候想要推薦使把型號特別地當作明治維新的改革前進了。
戊戌政變
新政一開始便遭到原來各大臣的抵制。特別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更是保守派的頭目。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北洋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夜訪袁世凱住處，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後太後太後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 9月19日，慈禧太後太後太後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布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帝，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於9月28日斬於菜市口。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則發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
變法的影響
近年亦有歷史學家認為，維新運動自開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緒帝帝未具備足夠的權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維新派人物（特別是作為智囊的康有為）對政治現實的無知，和他們對西方社會制度的粗糙了解，亦註定運動的失敗。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發生的戊戌變法運動，至今已經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的中國，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社會之中。當時，清朝的封建統治已腐朽不堪，帝國主義的侵略也逐步加深，正是在這種民族危機空前嚴峻的時刻，一個以愛國圖強為號召的變法維新運動發生了，史稱「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救亡運動。19世紀60至70年代，西方列強先後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帝國主義階段轉化，對華侵略也由主要是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東方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並且瘋狂參與列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地區的殖民掠奪。1895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結果以清朝的慘敗並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而告終。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憤，是年5月2日，康有為等人聯合各省在京應試舉人1300餘人，聯名上書請願。康有為等在上書中首先指出：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堅決反對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和變法圖強三項建議。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又強租旅順、大連，列強或以武力威脅，或以武力強占，瓜分中國的危機迫在眉睫。為此，康有為從上海趕赴北京，向光緒皇帝第五次上書，痛言中國被瓜分豆剖的危險局面，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的策略。與此同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維新志士在京、津、滬、粵、湘等全國各地，組織學會，設立學堂、報館，著書立說，宣傳維新思想。一個變法圖存的愛國運動，在神州大地上蓬勃開展起來。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據不完全統計，1895至1897年，維新派在全國共創辦學會33個、學堂17所、報館9家、書局2家，至1898年增至300多個（所），用以廣泛宣傳變法維新思想。維新派的種種活動，引起了封建頑固派的憎恨與恐慌，他們攻擊維新派的變法維新是破壞祖宗成法，離經叛道。對此，維新派與頑固派展開了大論戰。論戰的焦點是：第一，「要不要變法」。維新派以進化論批判了頑固派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康有為利用中國傳統經學的「變易之義」，作為變法立論的根本。在他看來，「變易之義」反映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發展規律，是不可抗拒的，「物新則壯，舊者老；新者鮮，舊者腐；新則活，舊者板；新者通，舊者滯，物之理也。」梁啟超說：「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反之「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註：梁啟超《變法通議》。）。嚴復指出：「天下之理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甚至連光緒皇帝也認識到：「非變法不足以圖存」。第二，「要不要實行君主立憲」。維新派以資產階級民權思想批判了「君權神授」的封建專制思想。指出：國家是「民眾之公產，王侯將相不過是通國之公僕」，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註：《戊戌變法叢刊》第3冊。），進而闡明了改變君主專制政體的合理性，為維新派興民權、開議院，實現君主立憲政體提供了理論依據。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還提出了個人自由、平等、獨立，個人權力、個性解放等民主理論，付予維新運動宏大理想。第三，「要不要改變封建教育制度」。維新派以資產階級教育觀點批判了「禁錮人心」的科舉制度。指出：八股實為牢籠之術，把士子的思想控製得死死的，造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認為要開民智，首先要廢除八股取士，興辦各類學堂，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以培養社會需要的新型人才。光緒皇帝說：「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註：《康南海自編年譜》。）因此，他降旨：「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上諭檔。）經過大辯論，維新思想獲得廣泛傳播，猶如投巨石於死水潭中，使知識階層眼界洞開，思想活躍，形成了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戊戌變法是對腐朽封建制度一次猛烈的沖擊，開創了中國近代政治改革先河。歷史進入19世紀末葉，古老的中國在封建社會中已經蹣跚地行走了兩千多年。到了清末，封建制度已行將滅亡，處於垂死掙扎之中。維新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和進步知識分子的要求，提出通過自上而下的維新變法，改革中國的封建制度，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維新派主張：在政治上仿效外國君主立憲國家，設立議院。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第四次上書中，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以後鑒於頑固派勢力的強大，改為「於宮中開制度局」的主張。不論設國會，還是立制度局，康有為認為「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權，未可行也」（註：《日本變政考》卷一。）。在經濟上，維新派主張要富國養民，發展資本主義。康有為在第二次上書中，提出了「富國」、「養民」和「教民」的具體措施。其中，「富國」之法，「有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郵政」；「養民」之法，有務農、勸工、惠商、恤農；「教民」之法，主要設立學校、開民智。以此達到「國不患貧，民不匱乏」（註：《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的目的。
維新派的主張，通過百日維新運動得以集中體現。如光緒皇帝諭令振興商務、農務、工業，獎勵工業創新，開礦築路，舉辦郵政，廢漕運，裁厘金，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同時還廢除八股取士，廢淫祠改書院，興學校，辦報紙，以開通社會風氣，培養新式人才。戊戌變法運動，猶如在中國黑暗的封建社會中點燃了改革、愛國和民主的火炬，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獻身。
by 包萬超
中國的憲政移植運動發軔於戊戌變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開了「民族主義」的旗號，並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康有為在戊戌五六月陸續進呈的《日本變制考》中，說明了他的變法主張：購船置械，可謂之變器，不可謂之變事；設郵局、開礦務，可謂之變事，未可謂之變政；改官制，為選舉，可謂之變政，未可謂之變法；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在康氏看來，制定憲法，行民選議院才算變法，可以「攝百千萬億臣民之心智」，人民不會與朝廷疏離，而會竭盡心智能力，使政舉法行，國家可長治久安。
康有為認為，政治改革的最終結果是激烈的，但改變的過程必須緩慢平和。在實現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國必須經過君主立憲的過渡時期。在《日本變制考跋》中，康建議「我朝變法，但操鑒於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昇平世」的君主立憲與「據亂世」的絕對王政有著根本的區別，因此必須作若干之說明與預備：由於憲法之定，出於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為重，則通國上下之官皆為民事而設，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變之各別，而官也因之有異，此與中國過去專制政體之設官分職，欲家天下，防範人民，而制定《律例》及《會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顯然，憲政有著與專制大異其趣的精神與文化。至此康有為遇到了一個難題：中國沒有憲政的實踐，但有沒有憲政的精神呢？若有，為什麼產生不出憲政？若沒有，是否意味著文化上也跟著全盤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難選擇：若主張有，必須冒大不韙，推翻千年之定識，重新解釋儒教；若主張無，有傷民族自尊，等於宣布「文化自殺」，並根本上動搖儒教作為清政府的立國基礎，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階層的普遍反感，最後可能是天下共誅康氏本人。兩害取其輕，他選擇了第一種方式：西方國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來實現民主政府，而在中國已有這樣的理論存在。中國在民主實施上落後於西方，不是因為孔子的學說有缺點，而只是他的許多門徒誤解了他。這就是康氏《新學偽經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說明的問題。
康有為不但認為儒教有憲政的理論（如《孔子改制考》說堯舜為民主、為人道之極至），而且已經深入到操作層面上的「階段論」。他在《論語注》中寫道：「春秋之義，有理亂世，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應的政治制度：絕對王政適於據亂世，君主立憲適於昇平世，共和制度適於太平世。當人類從較低的社會層次發展到高層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應改變。在《論語》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傳統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議政治。康氏批評此屢見的「不」字乃系誤植，誤植之人蓋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須刪去。康氏評論孟子所說「民為貴」時有雲：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歸乃舉為民主，如英、法制總統然……近於大同之世。經這么一解釋，儒教本來就有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思想了，並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漸進過程。康有為於是主張設制度局以定憲法，並以孔子自稱為素王，孔子亦主張改制，為其變法立憲確立了經典依據。就這樣，通過對儒教本土資源的重新挖掘，憲政理論大可自給自足，移植西方憲政而不必同時引進西學，難怪梁啟超稱呼康有為系「孔教馬丁·路德也」。
康有為提出以儒變法和以儒教為國教還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動機。康氏認為「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間世之事，其精備不如孔子」。他覺得儒、佛、基督三教雖講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學說都優越，在理論上適宜全人類，是在目前情況下惟一適合中國的宗教。為了保全帝國的目的，中國的法律、行政和經濟制度都必須按照西方的模式改變；但如果放棄儒教，企圖對整個道德生活西化，則將是文化自殺。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所取的立場，可說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
綜上所述，康有為認為戊戌變法的直接目標是開議院，制憲法，行君主立憲，以解釋後的儒教為指導思想，而不能引進基督西學作基礎。盡管康有為對儒教經典的「重新解釋」引起了較多的非議，但光緒皇帝除不答應明確立國教外，其他主張大多被接受，並任命康有為作整個變法的「總設計師」。因此可以說，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變法時期關於「憲政移植與文化抵抗」的樣式。我認為，康有為與戊戌變法對二十世紀中國憲政的重大影響主要體現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來，是為了中國的憲政移植尋求一種能為國人所認同的合法性基礎。這種基礎根植於傳統文化，與意識形態休戚相關，而又不能根本違逆世界之大潮。於是，便有了對儒教經典的重新解釋，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認同危機，使他的「合法性基礎」一直處於邊緣地帶：傳統的實權派和士人階層斥康為「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學派也不買康的賬，視之為極端保守的頑固分子。對此，費正清指出：「康氏為了彌補漏洞，經常不得不違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釋，乃引申經文以便將平等、自由、共和與憲政諸義注入儒學，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國的道德遺產現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礎合時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據家法，他不過是另一個可敬的公羊家，與他之所為完全不一樣」。盡管說得不客氣，但後繼者發現康思考的問題是不能繞過的，並且幾乎走上了同一條道路：憲政移植與文化抵抗。前者為西化和現代化，後者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終，中國移植了憲政之體，而排拒了憲政之魂。
第二，康有為主張漸進改革，認為中國先行君主立憲為實現真正的民主憲政所必需的過渡階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導致歷史的輪回。「仆戊戌以來，主張君主立憲；自辛亥以來，主張虛君共和」。康認為虛君可置身於政治競爭之外，可作為國家團結和安定的象徵，既順應傳統民情，又為憲政建設提供了一個和平環境。孫中山先生當時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憲政，二者區別不在於目標，而在於和平與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後看，孫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認，民治憲政只能是漸進的，而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於是便有了「憲政三段論」，而長達20年的訓政時期人民根本上無權可言。皇帝被趕走了，卻迎來了無數個「皇帝」，軍閥混戰，國無寧國，民不聊生，還談得上什麼人權、民主、憲政。本世紀的憲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來是可以直接避免這種情境的（辛亥革命後若行虛君立憲根本無阻力可言）。後繼者的實際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陳倉，但卻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第三，康有為「漸進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民智未開」，尚須教化，此為康最初主張君主立憲和開明專制的緣起。康氏認為，中國人民在專制統治下幾千年，既無能力也無慾望取得政權，因此在他們有資格動用權力之前，給予他們政權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盡量利用現存設施作大轉變的准備。康氏認為適用於「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來，操之過急，將適得其反：伸民權平等自由之風，協乎公理，順乎人心……將來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須有所待，乃可為也……中國果服革命之葯，則死矣。民國成立後的局勢證實了康氏對於未成熟憲政改革的諸多憂慮。他說，「所謂民權者，徒資暴民之橫暴恣睢，墮實桀頡而已。所謂平等者，紀綱掃盡，禮法盪棄而已。所謂自由者，縱欲敗道，盪廉掃恥，滅盡天理，以窮人慾而已。」
孫中山先生當初主張激進革命，並在民國成立後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賦人權。但他很快就發現：正如康有為所言，中國人民實際上還停留在需要引導，才能走上民主憲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訓政論」———憲政保母論，寄希望於「先知先覺」的精英。與此同時，胡適、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學者也呼喚「好人政府」，這樣，某某主義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結合使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態和官方的「牧民」意識得以實現一個在道德和智識上無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變法時，康有為基於「民智未開」而主張君主立憲的開明專制，用皇權教化人民，使憲政權利次第實現，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誅筆伐。但那些譴責康的人後來掌權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過少提一個「皇帝」罷了。這種「巧合」是必然的：憲政是從西方那裡搬過來的，但頭腦還是中國的。它的源頭是儒教的人性哲學：上等的「聖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經過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偽」，臻於完善，聖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呼喚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內聖外王」，「修齊治平」的政治產物嗎？
中國之所以自己開不出憲政，移植又不成功，從康有為氏的「變法」主張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開」而主張集權訓導、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實際上是一個禍害致深的偽命題。其一，「民智未開」並不構成政府幹預的正當理由，因為政府本身也存在類似的難題，政府本質上不是超越個人之上的實體，並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個人組成的，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開」的，起碼在中國行憲前，不會存在一個憲政素養良好的官吏集團足以示範教化人民，因為官吏和人民一樣只有在憲政的環境里才能逐步培養憲政素養並提高參政議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絕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條件，在憲政生活中，公民擁有權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棄權，但沒有授權，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皰。通過開明專制大包大攬來推行民治憲政，本身就構成了手段與目的的悖論。其三，人民沒有行憲的熱情和能力，或者憲政一開，就導致民情混亂，自由濫用，縱欲敗道等諸現象，往往並非「民智未開」，而是憲政自身的制度設置尚未產生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這是行憲初期的必然現象，而政府一旦熱衷干涉，可能會返回專制狀態。最後，以民智未開而行訓導教化政策，必然用權至極並視人民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試驗品。其無法避免的結局是「為政者打著人民的旗號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飽私囊」。「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會使人腐化」，二十世紀的經驗為這個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證。
㈢ 揭開戊戌變法序幕的歷史事件是
答案B
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公車上書」揭開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序幕，故選B。
㈣ 戊戌年都發生過什麼大事
戊戌變法，來又稱百源日維新、維新變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
180年前，是清道光十八年，這一年鴉片在中國盛行。道光皇帝為禁煙發愁。林則徐就是在這一年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奔赴廣東禁煙。第二年便發生了虎門銷煙。
1958年也是戊戌年。這一年中國志願軍全部撤出朝鮮。當然，浮誇風在這一年開始盛行。這是我國對經濟發展的艱難探索期。
㈤ 戊戌變法的時間，代表人物和主要大事是什麼
時間:1898年（農歷戊抄戌年）
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劉光弟、楊銳、林旭等
主要大事:政治： 改訂律令，裁撤冗員，澄清吏治 ，准許官民上書言事 有利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參與政權，精簡機構，提高效率 ，沒有涉及論戰中君主立憲等政治主張
經濟： 取消旗人由國家供養的特權，令自謀生計 設礦物鐵路局和農工商總局，保護農、工、商業發展；興辦商會、農會等民間團體；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決算， 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有利於增加財政收入 ，沒有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
軍事： 裁汰舊軍 精練陸軍，改習洋操；添置兵輪，擴建海軍， 有利於加強軍隊戰鬥力，抵抗外來侵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
文化教育： 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取士 開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設立譯書局；准許設立報館、學會；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有利於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科學技術的傳播，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啟蒙作用；有利於培養維新人才
㈥ 戊戌變法受到西方什麼歷史重大事件的
戊戌變法又稱戊戌維新,是發生在1898年（農歷戊戌年）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 中日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為首的維新派,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開明紳士的政治要求走上歷史舞台,主張在不動搖封建階級統治的前提下,實行君主立憲制,發展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於富強.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奮,正在參加會試的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聯合全國18省在京舉人,聚集達智橋松筠庵,討論上書請願.會後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提出拒絕《馬關條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建議,聯絡1300多舉人簽名,呈遞都察院,都察院拒絕代呈. 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它是維新變法運動的起點.此後,康有為接連向光緒帝上書,陳述受法主張. 從1895年夏到1898年春,維新派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開辦學堂,為維新運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為、梁啟超奔走推動下,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組織了強學會,這是維新派創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該學會每10天集會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講「中國自強之學」.11月,上海成立強學分會,但強學會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攻擊、誹謗,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黃遵憲、汪康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邀請梁啟超擔任主筆.1897年10月,嚴復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兩報熱情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抨擊封建專制統治,提倡民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有力地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1897年至1898年,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梁啟超等匯集湖南,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學報》（初名《湘學新報》）、《湘報》,創辦時務學堂,組織南學會,使湖南維新運動得到了蓬勃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至1897年全國共有學會、學堂、報館等共300餘個,出版30多種報刊,表明維新運動具有一定的群眾性. 1897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迅速從廣東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議.1898年1月,康有為應詔上《統籌全局折》,建議仿效日本,全面變法.4月,康有為、梁啟超等在京創立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同時,保滇會、保川會、保浙會等也先後成立.士大夫經常集會,討論時政,變法空氣日濃.康有為乘時鼓動帝黨官員上書,敦促變法.6月11日,光緒帝接受變法建議,發布《明定國是詔》,正式開始變法.在此後到慈禧太後於9月21日發動政變的103天中,光緒帝發布了一系列除舊布新變法詔令,罷黜一批頑固大臣,擢拔了一批維新分子,一時「歡聲雷動」,維新運動達到高潮,史稱「百日維新」.當時光緒帝發布的這些詔令,屬於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廣開言路,提倡官民上書,不許任何人阻撓；撤除閑散衙門和重疊機構,裁減冗員；准許旗人自謀生計.屬於經濟方面的主要有：設立農工商局,提倡實業,獎勵發明； 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務；裁減驛站,設立郵政局；創辦國家銀行,編制國家預決算.屬於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將各省書院和過多的祠廟改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堂,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允許自由創辦學會、報館；設立譯書局,編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游歷、留學.屬於軍事方面的主要有：裁減綠營,淘汰冗兵,採用新法練兵,添設海軍,實行保甲. 變法運動一開始就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抵制和反對,隨著運動的開展,維新派與頑固派的矛盾和斗爭迅速加劇.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派發動政變,慈禧重新「訓政」,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6位維新志士慘遭殺害（這6位志士為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史稱「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變法運動徹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一次進步意義的救亡運動,也是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的失敗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㈦ 揭開戊戌變法變法的序幕的歷史事件是什麼
歷史上所說的 公車上書 ，是指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千名舉專人聯名上書屬清光緒皇帝，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志，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㈧ 戊戌變法的歷史功績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①戊戌變法，是一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是資產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維新派試圖在政治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符合歷史發展趨勢。②它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維新派以變法圖強、救亡圖存為目標，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希望通過改革，使中國走向獨立、民主和富強，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激發人民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③戊戌變法也是近代中國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啟蒙運動的蓬勃興起開辟了道路，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維新運動留下的許多遺產，諸如解放思想、變革觀念、建立社團、興辦學堂、創辦報刊、提倡女學、改易風俗等。更成為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寶貴財富。戊戌變法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維新派提倡新學，批判舊學，著重宣傳「興民權」，大大地提高了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從此，民主主義成為洶涌的社會思潮，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規他說，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和稍後幾年初步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的新學術，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文學理論等已經萌生，「詩界革命」、「文體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等相繼而起，資產階級的新文化，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開始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主流。
由於變法的失敗，中國失去了一批傾向在原有體制內下實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亦畫上句號。除此以外，朝庭中本來較為開明有為的大臣在政變後有些被貶，其他亦多被排擠到中央以外；間接亦造成了之後發生的義和團運動。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
㈨ 戊戌變法與哪一重大歷史事件有關
甲午戰爭和洋務運動抄的失敗，直接原因是馬關條約的簽訂
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范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