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孫隆基的興趣培養
資料來源:南方周末
■秘密書架
□孫隆基
當編輯要我推薦書單時,有無從入手之感,因為一生看過的書很多,同時也在進行將近十項研究,有些不見得是適合大眾趣味的。但編者提到我慶祝千年之交的一篇文章《中國千年回顧———一個全球史的鳥瞰》,卻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那份應景之作是我30多年前之舊癖好的復甦:宏觀式的史學思考。
我在台大念大學本部時,當時市面上有盜版書,能廉價地購得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12卷本的《歷史研究》,一開卷就不能自休,認為史學家「大丈夫當如是」,當時我還給湯因比寫了一封信,但在大師面前倒也不存「彼可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斯賓格勒從歌德的生物學立論,認為「高級文化」都是含有自身風格的有機體,其展現的生命是一千年左右,當其特殊形態發揮殆盡後,就進入僵死的「文明」階段。湯因比宏觀地把世界史化為21個文明的生命傳記,他擯棄斯賓格勒的宿命論,改采柏格森的創化論,認為文明的誕生、成長、崩潰、解體皆視能否成功地回應來自環境或自身的挑戰。但他說過去的文明都解體了,碩果僅存的西方亦面臨崩潰的危機,其悲觀論調正與斯賓格勒相同。
後來發覺自己在歷史系內有給人「不務正業」的印象,待到去美國留學時,這個對歷史哲學的興趣就讓位給馬克思主義。此時正值1970年代美國反越戰、流行新左派和「中國熱」,港台留學生受其影響,出現「回歸認同祖國」運動。我雜在這些人里頭,原本以為找到了談馬克思主義的對象,沒料到其中一些人的「向左轉」是民族主義情緒性的,談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我又變成了「不務正業」。
其時,我在美受到邏輯實證論的歷史哲學訓練,理解了因果律和可預測性都是一個語言問題。舉例說:1605年英國發生天主教徒陰謀用炸葯炸毀國會案,萬一真的炸成了,其前因後果可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在這里,C1是「火柴」,C2是「火葯」,C3是「天主教徒對英國國教的仇恨」,物理學家會選擇第一因,化學家會選擇第二因,歷史學家則會選擇第三因。歷來從事大歷史者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學」和「邏輯時序」。後者是指不論在任何時地「因」必先於「果」的邏輯結構,這個結構就是可預測性。前者則指某一個特定時空的事件繼另一事件而起。即使一個國會炸葯案,其因果關系已是千頭萬緒,乃一個獨特的、不會重現的復合體。湯、斯等人卻以整個文明為單位,去尋找同步調的法則性,是對因果律和預測性的誤解,並且取消了「真正的歷史時間」。
經此消炎後,我的大歷史熱就冷了下去。但這個冷淡未免過早。近來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其實是湯因比歷史哲學的復活。它不奢望預測未來,也不具20世紀上半期兩次大戰造成的文明危機感,而是把湯因比的「文明」作為一個單位加以分類,是概念性工具,用來討論當今世局。湯、斯等人的歷史哲學固然有時代局限性,但仍值得推薦:它們讓讀者擁有全球史的視野,而這個格局又是我那些「太務正業」的同事們缺乏的。
至於我如何寫成《中國千年回顧》,因為邏輯實證論教導我避開湯、史等人的途徑,遂試圖把「在時空里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提升為「本質性」現象,不把它們淪為某類普遍性法則的「例證」。這個嘗試並非羅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讓它們在保留「真正的歷史時間」之身份下呈現出普遍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環顧公元10至11世紀的世局,發現該時乃東北亞步上世界史舞台的時代:日本經漢化而轉入本土化,今日疆域范圍的韓國之形成,遼朝的興起,皆在此時。它們剛好配合宋朝的建立,定都開封,中國的重心東移至大運河一線。同時宋人開始進入南洋,閩粵成為開創「熱帶中國」的前哨站。千年之交也是今日東南亞的奠基期:越南獨立,小乘佛教成為中南半島(除越南外)的文化底色,皆在此時,東印度群島則於此時開始擺脫印度的影響,走上本土化,並為13世紀後逐漸伊斯蘭教化鋪路。這些變化,加上宋人之進入東南亞,就為今日的南洋奠定基礎。
綜觀這一千年,中土亡國滅朝的契機多來自東北(包括蒙古,蓋蒙古的發源地是滿洲西部,屬古東胡系統),中國有三分之二的時期受到東北亞民族的統治(包括金朝統治華北期間),千年首都之北京必須同時位於運河終端和東北國防線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團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權也成為一種規律,因為這個千年裡已出現「華僑」,起源於北溫帶的中國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帶。同時,中國的向東位移,則使古代中國的重心如關隴地帶淪為落後的「大西部」。
公元1000年前後的世局是「在時空里只發生一次」的獨特機緣,但如果它決定了此後一千年的規律,那麼也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我的這個思考,多少受了法國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啟發。布羅代爾認為地中海作為一個單元在16世紀呈現穩定的結構,但他的「長時段」結構頂多是一個世紀,我卻斗膽把這個「長時段」拉至一千年。這不該妨礙我們探討自從公元1000年開始是否出現了一個新型中國。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曾提出有不斷脫胎換骨、推陳出新的「中國」 之命題,許倬雲師悲嘆如今遭人冷落,這個悲觀是過早了一點。
㈡ 孫隆基的人物生平
他的研究興趣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論文多篇,重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ality.
現為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教授。
㈢ 不講誠信的根源
《環球時報》「國際論壇」7月19日和21日刊發了兩篇針鋒相對的文章,討論中國人缺乏誠信的根本原因。相比歐美諸國,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內的韓日兩國,缺乏誠信的情況在中國的確最嚴重。這不僅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是這樣,早在100年前,不管是歐美人士對中國民族性格的批評還是中國人自身對國民性所做的反思中,都已經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認為市場經濟是導致中國人爾虞我詐的根本原因是站不住腳的,但反之籠統地將原因歸咎於儒家倫理,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同處儒家文化圈內的韓國和日本為何要比中國講誠信?
中國人更缺乏誠信是毋庸諱言的,不必歸咎於市場經濟。但中國人缺乏誠信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是中國人缺乏是非觀的表象。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將中國人的國民性總結為「愚弱」,即愚蠢與懦弱,愚蠢是因為沒有是非標准,懦弱則是因為不敢為是非而抗爭。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孫隆基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將中國文化分為政治的表層結構與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國人對個人觀念、身心態度、公私利益、家國關系等根本問題的認識都沉澱在這種深層結構中。孫隆基認為,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因為缺乏宗教對精神的提升,加之長期處於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處境中,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是魯迅所說的「但求做穩奴才」。
另外,孫隆基指出,中國歷史上長期佔主導地位的大一統社會造成了「強政府、弱社會」的結果,這種結果反過來又導致了個人對政府的依賴,結果便是獨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國人的社會行為標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指出的那樣,「以官的標准為標准」。缺乏是非標準的直接後果就是大部分人沒有道德底線,可以為一己私利為所欲為。近兩年來出現在安徽的偷盜村、雲南的拐賣兒童村、福建的詐騙村,便是徹底喪失是非標准和榮恥底線的惡果。
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超越意識」,尤以儒家為最,孔子就說:「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徹底的「現實主義」是導致中國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層原因。而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專制主義的強政府更與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由此可以說,儒家文化是中國人缺乏是非從而缺乏誠信的深層原因。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儒家文化應該全盤拋棄。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優劣,中國歷來也有很多講誠信的人,儒家文化中未嘗沒有對誠信的提倡,未嘗不重視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但只是在與君主專制結合或者被君主專制利用之後,這些積極的方面難以發揮,它消極的方面更容易影響廣大的社會群體。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揚長避短,取其精華而棄其糟粕。誠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利於發展市場經濟的因素,但這不意味著不能將儒家文化轉換到現代社會的信用體系中去,關鍵是看如何取捨。將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以為二者水火不容,是不能成立的。
㈣ 推薦幾本書
看來閣下是個有心人,先說一下我個人的建議:
一、人文歷史其實不存在什麼入門基礎一說,你不需要這樣定位自己。
二、具體的書可以是一下這些:
(1)如果你確實對歷史感興趣,可以考慮讀一下中華上下五千年,其實最好是讀《史記》(不是矯情,我說真的),若怕枯燥,可以用《明朝那些事兒》來調劑,切記不要寄希望於穿越小說;(2)中國古典文學,從可讀性來說,水滸傳可能好一點;要說真的文學熏陶,必然是紅樓夢,只要你沉下去讀一遍,你一定會迷上他,獲益匪淺;把二者結合得較好的是老殘游記,很值得一讀;(3)外國名著方面,百年孤獨,真的是巨著;包法利夫人,文字的精心雕琢;當然還有很多呵;(4)特別建議你試圖硬著頭皮讀一點「硬書」,你會為之收益終身的,如正義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原著,不是現代許多中國人的版本哈);(5)作為一個武俠迷,我要推薦金庸小說,基於超強的娛樂性和誘惑力,你會感到無限樂趣,同時也會獲益不淺,至少不會再為當下紛繁的網路文學迷醉雙眼。
三、建議你試圖給自己一生中到底要讀什麼書做一個規劃,或者至少思考一下這個問題,進入大學後你會覺得很有必要。
下面順便引用一下我在別處看來的一篇關於讀書的文章:
大學生需要讀什麼書——一位年輕老師給他的年輕學生的一封回信
XX同學你好,
很抱歉,這幾天一直在忙著改卷子還有監考,無暇回復,請恕遲延。 接到你的信很意外,一則因為現在是一個不讀書的年代。相關調查表明,現代中國人是不喜歡讀書的,而且讀書的功利性很強——看看現在書店裡那些書賣的快就知道了。早先有人列出了國民閱讀的三大尷尬:一是最該讀書的時候沒人讀書(比如學生時代),二是最該讀書的人不讀書(比如大學生),三是最該讀的書沒人讀(比如經典)。我想這就是目前的整體環境氛圍。所以你的要求就顯得很難能可貴。二則是因為你的這個要求是在是讓我為難。我不過是一個剛出道的新人,只是愛讀書(課外自願性閱讀,非功利讀書)而已,對於讀書也是在不斷摸索,而且走過不少彎路,要指導別人的確有點力不從心——最關鍵的,是怕因為我的志趣所限而誤導了你。這是我遲遲沒有給你回信的另一原因。 但我覺得,不回信不好,回信推辭也不好,如果敷衍的隨便說幾本書更不好。思考良久,我決定還是整理一下自己在讀書方面的體會。幾點淺見,拋磚引玉,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由於我並不了解你的個人志趣以及閱讀歷史。不好具體來談,這里我就結合自己的閱讀經歷及對閱讀的理解,談談一個大學生應該讀什麼書。我覺得要成為一個精神世界豐富、社會視野寬廣、個人修養較高的人,要在現代社會生活的相對愜意而充實,以下幾類書大致是需要讀的(當然這種分類是我個人的標准,僅供參考):
1、文學、美學方面的書籍 讀文學、美學方面的書,其作用在於:間接地體驗人生、了解生活,提升和培養審美能力和鑒賞品位,增強心靈的敏感性和精神的豐富性。古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就是指文學和藝術作品對一個人潛移默化的作用,這個我想如果你聽過前些日子文法學院舉辦的「文學之韻」系列講座就應該有所體會。這方面可讀的實在太多了,不妨現代的古代的國內的國外的都讀一點,尤其是文化經典。我個人覺得這些不妨一讀:文學類:唐詩宋詞、古文觀止、莊子、四大名著;《悲慘世界》、《簡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飄》、》、《雙城記》、《老人與海》、《瓦爾登湖》、《傑克倫敦中短篇小說選》等;《傅雷家書》、《圍城》、《平凡的世界》、《浮躁》、《邊城》、《活著》;另外,魯迅、沈從文、羅素、培根的小說或散文,當代中國作家中的賈平凹、張承志、余華、莫言、蘇童等的小說也值得一讀。美學類:《房龍文集》、《美的歷程》(李澤厚)、《美學散步》(宗白華)、《西方藝術史》等。順便羅嗦一下,其實,文學提高的不僅是一個人的口才和筆底功夫,有的文學書籍甚至會影響人的一生,它的魅力就在於春風化雨而不是強行灌輸,我個人就深受《平凡的世界》的激勵,這種激勵比今天太多的勵志書作用大多了。
2.社會、歷史方面的書籍 社會、歷史方面的書,其功能是:了解社會運行的狀況與機制、獲得處世待人的經驗和智慧。歷史是對舊時社會生活的一種總結——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社會學則是當前社會的觀察與描述,通過這種了解,可以讓我們更清晰的把握我們生活的時空環境,找好自己的坐標。而且,讀此方面的書籍,可以培養一個人的大視野大格局和大氣度,不會為小我的思想和利益所限,這在當代社會顯得尤為重要。另一個必要性和迫切性在於,當前的很多學生太缺乏這方面的知識素養了。我們對歷史政治的了解基本上都是辨證唯物主義的,都是以階級觀為核心的,我們的近代史也基本上是黨史。這種一元觀限制了我們的思維,我們經常會面臨這樣的困境,我們遇到的很多現實問題課本上的知識已經無法解釋或者說我們已經開始懷疑教材所說的。這就需要我們跳出來看。個人推薦以下幾本書:社會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孫隆基)、《菊與刀》、《中國社會十大階層》、《中國人:觀念與行為》、《烏合之眾》、《斷裂》、《代價論》。歷史類:《上下五千年》、《中國大歷史》(黃仁宇)、《史記》、《潛規則》(或《血酬定律》)。另外,一些歷史散文或者社會學家茶座的通俗文章,也可一睹。
3.心理、哲學方面的書籍 心理和哲學方面的書之功能在於:幫助我們了解自我、知道如何構建良好的心理體系、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和及好的個性品質,有助於人生的自我啟蒙和自我激勵,提升人生價值觀、社會歷史觀和終極人文關懷的層次品位,獲得較高層次的婚姻、戀愛、家庭觀,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現代人的心理都很脆弱,同時卻面臨著緊張的社會競爭,很多大學生是獨生子女,也是電視和電腦機前長大的一代,環境適應能力差,人際疏離感強,心理狀況整體不好;另一方面,現代大學生也是信仰缺失的一代,一味的反對崇高解構經典會讓我陷入對未來的迷茫,而單純的共產主義理想已經不能救贖我們。這需要我們從心理學與哲學中需求支柱。一般來說,心理學的學習,可以讓我們的了解人的心理和生理發展,培養健全的人格,而哲學,則解決我們的思維困境,幫助們建立起自己的價值體系,獨立思考,而不至於人雲亦雲,隨波逐流,不知所終。我的推薦:傳記類:《曾國藩》、《牛虻》、《蘇東坡》、《甘地自傳》。人文類(從大方面說):《大學人文讀本》(人與自我、人與國家、人與世界)、《培根論說文集》、《菜根譚》、「走向未來叢書」選讀、「黑馬部落叢書」選讀。心理類:《現代社會心理學》(周曉紅)、《心理學與生活》。宗教類:《禪宗詩歌境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哲學類:《中國思想史》、《西方哲學史》。
4.科學、經濟方面的書籍 這個類別其實也可以換個名稱,叫現實應用方面的書籍,但要和我們一般應用性書籍相區別。它是形而上的應用知識。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在經濟生活成為我們生活的主流,信息化成為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徵的時候。了解科學,了解經濟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對於一般人而言,不必去獨特別深奧的專業著作,但需要通俗化的了解卻是必須的,這直接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質量。科學類:《第一推動叢書》選讀、《第三次浪潮》、《時間簡史》、霍金、劉易斯等著名科學家的科普作品。經濟類:「當代中國經濟學家隨筆錄」、《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當然,經濟學家茶座很值得一看。除此之外,管理學方面、傳播學方面的學科知識了解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
5、個人專業領域相關書籍 專業領域是一個人將來安身立命的根本。這個方面的書就不僅需要廣而且需要精了,我的專業興趣與你現在所學的專業還有一定距離。對你的專業只是算有所了解,所以不敢班門弄斧。在此掠過。需要提及的是,這個專,不一定是你的專業,最好是你的興趣和擅長所在,這才會激發你的潛能。其實你逐漸會發現,我大概是沿著「文史哲用專」來歸類說明(這基本上是一個相對完備和合理的知識結構),如果你現在這方面涉獵較少的話,也不妨按這個順序(主要指文史哲)由淺入深來擴展知識。由於你現在還在讀本科,不一定與學術打交道,所以我所舉書目也盡量為通俗易懂的經典之作(很多書圖書館也有,可以去借,沒准在逛圖書館的過程中你很以外發現其他的好書)。大概就據這么多吧,這些其實就夠你很長時間讀的了(說句慚愧的話,所舉書目我也只讀了70%,其它的是一些朋友強力推薦的自己打算讀的)。待你讀了一些書之後,漸漸的就知道自己該讀那些書,自己的興趣在哪裡了——你就完全可以拋開我說的這些廢話了。當然,由於摻雜了一些個人的經驗,難免偏頗。僅供參考,切記三思後行。
最後再羅嗦一下。我很贊同鄭也夫的一句話,他說大學的教育就是教三件事:怎麼讀書;怎麼思考;怎麼寫論文。怎麼讀書是說如何吸收知識,怎麼思考是說如何轉化自己吸收的知識,而怎麼寫論文則是說如何把你的思考用一種恰當的方式表達出來。
三件事,讀書是基礎,我這里簡單說一點如何讀書的問題。首先是個習慣的問題。要培養自己讀書的習慣。讓讀書成為一種自願行為,一種快樂的精神休閑生活。這樣的話,才會有效果。
其次是到底怎麼讀。我個人的方法有兩個:隨便翻翻和帶著問題去讀。而前者可以培養知識的廣度,但失於雜亂,後者可以加強知識的深度,但容易限制視野。二者結合,相得宜彰。
第三,建議不要帶著功利心去讀。這樣會讓讀書變得很枯燥和無趣,而知識的接受也會大打折扣。
第四,不妨多看看一些名家薦書和讀書方法的介紹,這可以成為我們讀書的指南,可以少走彎路。當然,方法因人而已,不必模仿。隨性而為,是最好的方式。 好了,就到這兒吧,希望我的些羅唆能對你有所幫助。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紅袖添香夜讀書」乃人生一大樂事。提前祝福你!
陳曉莉推薦
希望我的回答能夠對你有所裨益。
㈤ 推薦幾本適合高中生看的歷史類書籍
我是山東的,同嶽麓
若是真正欲了解國史不妨從25史以及資治通鑒看起,現在的歷史版類背景權小說也多,但是大都來自民間野史(我很喜歡但是不推薦額因為被歷史老師-班主任經常指責說我看了太多亂七八糟的),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書寫,我向來是不喜正史,唉。給你推薦幾本,也許網上淘得到也許你們圖書館有——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這個三大本挺厚的,很難看完建議高考後時間充裕再讀,不過有些歷史材料題原文就出自這本書;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趙德馨;
《世界文明史》馬克垚,不過真的很贊同作者「研究世界史應該超越民族和地區的界限」的觀點;《偉大的中國革命》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
《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概說》張海鵬;《中國古代史》朱紹侯;
《鳥瞰中國千年史》孫隆基;《中國古代簡史》張帆;
《中國通史》周谷城;《中國歷史研究法》錢穆,不得不提的經典;
《中國近代史大綱》蔣廷黻;阿薩·博里格斯《英國社會史》;
馬克·布洛赫《為歷史學辯護》;《朝貢外交和朝貢貿易》齊濤;
《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鄒逸麟主編;《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王子今……
㈥ 中國人為何缺乏誠信 歷史上缺乏契約精神
日前,一項面對上海市民的調研結果顯示:有90.2%的人認為誠實守信在不同程度上會吃虧,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誠信的缺乏。作為對誠實守信的約束,中國社會實際上缺乏的是契約精神,這恰恰是中國人不誠信的主因。 小農經濟缺乏交換,有交換才會有契約 契約精神應產生於商品交易發達的社會,比如古希臘那樣海上貿易成熟的國家。在與不認識的人打交道,與其交換才需要契約,有契約才會守約。而中國一直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自給自足,商品交易貧乏。 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產生缺乏社會誠信現象的經濟根源。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所體現的人與自然博弈不同於社會化大分工所體現的人與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於催生博弈主體的機會主義意識。當然,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所以,小農經濟所導致的誠信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家庭誠信,而非社會誠信。 少與不相互「知根知底」的「異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約避免被騙 中國傳統社會為農業社會,安土重遷導致人們構成了以家、族、宗為基本特徵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個最重要特徵,就是人口的不流動。即使發生人口流動,中國人也不傾向以個體為單位獨闖天下,而是以群體為單位的,舉家遷往一地。 在這樣一種生活環境中,用於避免欺詐的契約顯得有些多餘,簡單而言,一家人的生活不會你騙我,我騙你,危機只發生在家外,自然也就不用立約。眾所周知,人要想行騙,就一定要遠走高飛,否則,要麼無法面對,要麼束手就擒。可是為做一件不誠信的事就跑,在農業社會里實在會給自己帶來太多的不利因素或付出太高的成本。中國有一句諺語:「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把誠信與長久而固定的關系說得很清楚。可見,契約精神的取決於社會如何構成。不互相「知根知底」的時候很少,所以自然不需要契約。 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導致契約只是工具非精神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孫隆基認為,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孔子就說:「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徹底的「現實主義」導致在長期處於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處境中,契約和守信自然讓位於生存。從另一個方面講,契約的存在只是服務於「安身立命」,是工具而非精神,為其他目的是可以拋棄的。這在「即便餓死船員也不動所運貨物」的西方簡直無法想像。 契約本質在於平等,但封建社會中人與國家不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因而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因而,人與人的交往應當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這是契約精神的要件。這種平等還表現在個人與政府的關繫上。按照西方契約理論,造物主賦予每個人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開始建立政府。因而,政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契約關系是典型的平等關系。 然而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皇權與民眾之間缺乏立約的思想和實際行動。民眾與皇權的關系被一種「君君臣臣」的禮教所規范,而非契約。契約關系的本質是權益平等,而君臣父子的傳統綱常倫理本身就是反平等的,所以契約社會的平等基礎不具備。 國家用「禮」來規范民眾,而非平等立約 古代社會用於規范人和國家之間關系的方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縱向的、穩定的「禮」制文化。「禮」實際上就是「臣服與馴服」,「禮儀之邦」翻譯過來就是「服從之邦」,是馴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個治理過程。古代社會也是一個馴服被動的社會,充滿等級觀而沒有平等意識。遠在周代「禮外無法」,「禮」代替了法律的功能,帶有強制性和約束性。 儒家強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也就是說,人的視、聽、言、動,都要受「禮」的約束,只有合於「禮」的才能做,不合於「禮」的就不能做。「禮」具有約束人的行為的功能。很明顯,這樣一種行為規范和道德規范,與西方社會中的平等觀念有天壤之別。契約文明的根基在於平等,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是不可能產生契約文明的。 人治導致隨機性,隨機性導致機會主義泛濫 孔子說:「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但幾千年的政治實踐恰恰說明「信」在天朝上邦,事實上可能是最罕見的美德。而社會認同心理是生物界的共同特徵,在動物界被稱為「頭羊效應」,中國古代的封建國家在自身運作過程中,以及處理民與官之間的關系時帶頭不遵守規則,有組織的破壞契約。 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官僚集權體制是滋生社會誠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導致隨機性,隨機性導致機會主義泛濫,而機會主義泛濫必將導致社會誠信缺乏。 田忌賽馬是破壞契約和規則的典型 田忌賽馬傳頌千古,甚至說這個故事表現了「孫臏細致的觀察能力和運籌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對手的短處,從而在競技中獲勝」。但其實,田忌(孫臏)就是勝在作假、破壞規則和契約上——用下等馬假充上等馬、上等馬假充中等馬、中等馬假充下等馬於齊威王比賽,違背了二人所約定的上等馬對上等馬的規則,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田忌(孫臏)的勝利是以葬送誠信、守則、公平等基本信條為代價的,其行為應該說是極惡劣的。這從一個角度說明古代官場普遍缺乏規則和契約意識以及對作假行為的認同,正如嚴復所說:「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 諸葛亮破壞吳蜀盟約,私取南郡 縱觀古代經典文獻,破壞契約而不守信的例子到處都是,而諸葛亮恰恰是其中的典範:諸葛亮的「謀」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例如聯吳抗曹本是經常掛在諸葛亮嘴邊的一句話,但這項策略最終的失敗其主要原因便在於諸葛亮的失信於人上。 赤壁之戰以後,周瑜親自拜訪劉備,問他是否會乘火打劫南郡。劉備按照諸葛亮的吩咐說:「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當著魯肅與諸葛亮的面,與劉備立字為證: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憑你劉備隨便去取。接下來便是周瑜與南郡守將曹仁的一場殘酷大戰,周瑜傷亡慘重,而且周瑜還被毒箭射中。不出所料劉備、諸葛亮還是食言了,他們乘周瑜與曹仁激戰正酣時一舉拿下這兩個周瑜一直想圖謀的城池。周瑜氣得大叫一聲,金瘡迸裂。這就是《三國演義》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氣周公瑾」的經過。 封建社會的國家「失信」導致上行下效 古代社會中上述例子層出不窮,封建國家之間以及內部帶頭不守信用,違背契約產生了上行下效的影響。而中國恰恰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社會文化心態一切以官場為「范」。因此,中國人的社會行為標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指出的那樣,「以官的標准為標准」。而按照「破窗理論」,只要有一個人或一件事可以違背這個「契約」,則所有的人或事都可以違背這個契約。封建國家不守信的直接後果就是大部分人也沒有道德底線,可以為一己私利為所欲為。 英國著名法律史學家梅因說過:「迄今為止,所有社會進步的運動,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西方文明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契約發展的歷史。而創造輝煌政治或商業文明的國家,無一不是契約精神的楷模。事實上,中國的歷史傳統中不乏的契約因素,但離契約文明還很遠。而恰恰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的到來,缺乏契約的傳統被凸顯,誠信危機隨之而來。
㈦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作者是下面哪一位
孫隆基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及斯坦福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現任教於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大學。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未斷奶的民族》等。
十幾年前,有一本書悄悄地在大學里流傳,與其說書,不如說是一份復印本,篇名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作者名為孫隆基,據說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國留的學。那個時候,正是「文化熱」如火如荼的時候。文化人見了面,就要談文化。書也是這樣,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陽紙貴,印個四五萬冊,是家常便飯之事。在這本書里,孫氏不僅談文化,而且還是文化的深層結構,這就不能不撩撥起大家的好奇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