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歷史事件

A. 批判歷史功過是非的標准

把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B. 中國古代歷史上儒家思想受到批判和尊崇的有哪些事件

儒家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諸子百家之一，是由孔子創立的學派，在秦朝回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答導致了儒家思想受到批判的，儒家思想受到尊崇是因為西漢漢武帝時期採納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正統思想

C. 哪類人是敢於批判歷史的人

歷史學家 比如 司馬遷 文學家 比如 曹雪芹 魯迅 還有一些正直的政治家 比如 魏徵等 他們不都是赤裸裸的批判歷史的 而是在藉助某些宿體 比如文學 在隱隱的批判歷史

D. 批鬥會反映的歷史事件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幹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系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佔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並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後的思想行為泛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E. 古代誰批判過儒家思想，主要事件，和主要觀點

吳虞對儒家封建禮教的評判
五四時期，中華民族開始了真正覺醒。一大批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從全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出發，救亡圖存，積極學習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思想文化，並以之為思想武器，對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思想特別是傳統的儒家思想進行了尖銳批判，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舞台上，譜寫了一曲悲壯雄偉、可歌可泣的光輝篇章。本文試就五四時期「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公元1872—1949年)對儒家思想的基本態度這一微觀的側面，再現那一時代的精神風貌。
一、對儒家舊禮教舊道德的批判
及對「新文化」的倡導 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流行著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天地宇宙間存在著一種超然的人格力量，宇宙之運作規則，社會之更替嬗變，乃至人生之吉凶禍福，皆受制於超然的人格力量。吳虞認為，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正是這種流行觀念的倡導者和傳播者。他指出，在儒家思想看來，凡是「天下之治亂，帝王之傳授，強弱之相役，斯文之興喪，人事之是非，遭遇之通塞，子孫之賢愚，門徒之生死，疾病之愈否，心性之存養，無一不歸之於天，天之權威」。《吳虞文續錄·荀子之天論與辟NFDB4祥》卷下。在這種觀念中，「天」是不可預測的超然力量，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人對自身的命運顯得無能為力，因此，吳虞強調說，儒家思想在其發端之始便與宿命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此外，吳虞還對儒家思想政治化的過程進行了考察，他認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定於一尊，長達數千年，並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由儒家思想的內在本質所決定的。吳虞指出：一方面，儒家思想體系的價值構成要素之一就是承認尊卑貴賤、上下等級的合理性，換言之，就是承認「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階級有種種之區別」。《吳虞文續錄·對於祀孔問題之我見》卷上。在承認差別的基礎上竭力維持各等級間的協調穩定，儒家的這種社會理想模式與統治者的治國治民目標不謀而合；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對君主專制政體推崇備至，「直駕父母而上之，故儒教最為君主所憑藉所利用」，《吳虞文續錄·讀荀子書後》卷下。所以，儒家思想在其長期演變過程中，始終與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緊密配合，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指導思想。
五四時期，抨擊儒教，為一時之風尚，但抨擊儒教的目的是什麼，則理解各不相同。吳虞認為，我們抨擊儒教，目的就是批判它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所造成的危害性，具體說來就是，儒家在其政治化過程中，阻礙科學思想文化的進步和發展，嚴重束縛中國國民的思想，極度摧殘中國國民的心靈……，完全喪失了其合理的思想因素和生命活力，因此，對這種危及社會與民生的學說，我們必須予以批判。但是，吳虞不同意那種把儒教與孔子本人混為一談的做法。他認為，抨擊儒教，不必涉及孔子本人人格之高下問題，就是說，「孔子與孔教(即儒教)從根本性質而言是兩回事，從道德人格上說，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吳虞文續錄·對於祀孔問題之我見》卷上。，他還援引日本久保天隨的話說：「孔子偉大而多面……故與希臘之大聖梭(蘇)格拉底相同，其生活道德之模範也」《吳虞文續錄·經疑》卷上。，可見，吳虞對孔子的人格形象給予了高度評價。故而，吳虞在其儒家批判意識中始終貫穿著這樣一條原則：即其批判對象，不是孔子，而是對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造成極大危害的孔教。
儒家學說極重社會倫常關系，把修身養性作為人的生命存在的第一要義和「治國平天下」的根基。基於這一思想特徵，儒家把「孝」擺在突出地位，孔子就說過：「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吳虞對這一現象看得很清楚，他評價儒家說：「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吳虞文錄·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卷上。。儒家所謂「孝」，乃一切倫常之本，所有後天萌生的七情六慾皆源於其中。吳虞把儒家所提倡之「孝」與儒家之「禮」做了一番比較，指出它們在儒家道德哲學結構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他認為，「孝」是更內在的東西，它是發自內心的道德情感，「孝」具有內具而非外附，自覺而非強加的特點；而「禮」相對於「孝」，是外在的規定，其「作用全在保護尊貴長上，使一般人民安於卑賤幼下、恭恭順順的」《吳虞文錄·墨子的勞農主義》卷下。。「孝」與「禮」相為表裡，「禮」只是「孝」的內在邏輯展開。吳虞抨擊道，由於儒家重孝重禮，人的自由天性和日常行為受到很大限定。下面我們將看到，吳虞很多措辭激烈的思想觀點都是從這種思想引發出來的。
吳虞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在道德——政治領域。正如前面所說，他認為儒家之「孝」要通過「禮」來體現，因此，他對「禮」的本質內容予以高度重視。吳虞指出，「禮」不是籠統的，「禮」有禮教、禮儀之分別，「我們今日所攻擊的，乃是禮教，不是禮儀」《吳虞文錄·墨子的勞農主義》卷下。。他認為，禮儀是社會存在必須的一些儀式，「不論文明野蠻人都是有的」《吳虞文錄·墨子的勞農主義》卷下。，而禮教則不同，它是把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僵化凝固化，使之成為空洞無物的道德說教。更有甚者，儒家還不斷為這些道德說教尋找理論和現實依據。吳虞適應時代思想發展的需要，對儒家的這種學說進行了猛烈批判。他把批判矛頭首先指向了封建的倫理道德，他認為，儒家賦予道德以神秘色彩，掩蓋了道德的真實本質，吳虞對這種被人為歪曲了的道德現象進行了世俗還原。他明確指出，所謂道德，根本不是什麼神秘不可捉摸的，而是在人自身及群體關系的長期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就是說「道德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吳虞文錄·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論》。。道德作為歷史范疇具有不可避免的階級屬性。吳虞對先秦道、儒、法諸家的道德倫理觀作了橫向比較，他指出，在儒家肆意弘揚道德並以之作為人生行為准則的時代，道家則把道德視為社會淪喪、人性泯滅的根由。在道家看來，「道德是不道德的原因」，「所謂道德，不過是媚於世俗多數人的一個東西」《吳虞文錄·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論》。，道家認為道德是違背人性的，它與社會的全面發展背道而馳，若要使社會機體穩定和睦，人之本性返樸歸真，必須拋棄虛假道德而代之以自然無為。法家則以一種發展進化的眼光審視道德，認為「社會的變遷，道德的進步，都是因時制宜，沒有一定的規則」《吳虞文錄·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論》。。法家把道德看作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發展了，道德原則也隨之改變。這種以進化為基礎的道德觀念與儒家那種「以一定不變為神聖」的道德原則是針鋒相對的。
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的目的在於區別是非優劣。吳虞在比較過程中，批判了儒家的道德不變論，並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起源論觀點。吳虞指出：「原來道德本是社會的意志，即由多數壓制的所發現」《吳虞文錄·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論》。，還指出：「道德是人為的」。把吳虞這兩句話聯系起來理解，我們就可看出，他所說的道德是隨著人類社會的出現發展起來的，這里所謂「人為」，不是孤立的「人為」，而是社會的「人為」，社會內部不同之「人」各為其所「為」，構成一種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密切關系，而這種社會關系很大程度上需要用道德關系來調節。基於這種發展的觀點，吳虞認為，儒家的道德觀念已不再適合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那麼中國應有一種什麼樣的道德觀念?吳虞像當時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熱切期望著在中華大地上能出現一種嶄新的道德關系，他指出，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嚴，中國社會必須進行一場偉大的革命變革運動，以造就新的國民素質；與此同時，還必須擴大知識視野，虛心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博採兼攻，虛襟研究」，這樣，我們中華民族「雖不敢與歐美頡頏，其與俄之大彼得，日之明治或堪匹敵」《吳虞文續錄·對於祀孔問題之我見》卷上。。吳虞非常重視知識經驗的積累，有著「廣從世界求知識」《吳虞文錄·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卷上。的宏偉抱負，他本人就對西方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有深入的研究。吳虞強調指出，積累知識是確立新的道德關系的第一步，就是說，我們必須「把現今需要的知識預備充足，有了充足的知識，再去講道德不遲。若知識尚且不夠，便去講道德，便去爭新舊，那就蠢得可憐、糟得可憐了」《吳虞文錄·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論》。，人們只要掌握了現代文化知識，就有了鑒賞分辨的能力，也就不會被那些舊的陳腐的倫理道德所欺騙了。吳虞堅信，中華民族一定會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大通、人群進化」的變革時代，中國在專制時期形成的那套社會習慣、道德意識、行為規范等，應統統予以盪滌打破，「採取世界最通行、最合人生的習慣來改正從前荒謬、愚陋、殘酷、野蠻的『土人習慣』、『土人道德』」《吳虞文錄·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論》。，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這頭睡獅才有覺醒的希望，也才有光明的前途和未來。
由此可見，吳虞是「五四」時期堅定的反儒主義者。他始終認為儒家那套舊禮教舊道德是違背人性、阻礙科學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腐朽之物。吳虞還認為，「革新」是擺脫儒家思想桎梏的唯一途徑。他之所謂「革新」，不是指儒教內部機制的自我調節和結構更新，而是指依靠一種新思想新文化來取代它。這種「革新」主張與吳虞提倡的「博採兼攻，虛襟研究」，「廣從世界求知識」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吳虞認為，革新是思想進步的巨大推動力，西方社會由於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數百年來「宗教界遂辟一新國土」；由於培根、笛卡爾創立了新學說，「學界遂開一新天地」，改革給人們帶來了新思想新學說，然而，由於「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吳虞文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二者相比之下，是非優劣一目瞭然。吳虞深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並以之為指導思想解釋中國的社會現實，他認為中國要富強、民族要振興，最根本問題就是必須徹底拋棄儒家思想，消除封建等級制度及諸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然後在中國成立「共和制度」與「君民共主」制度。吳虞的願望是，在中國，如果「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貴賤不平等之義當然劣敗而歸於淘汰」《吳虞文錄·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卷上。。儒家思想之消除，將何以取代之?吳虞明確指出，將以西方基督教思想取而代之。在當時，曾有人對他說：「孔教既不足法，信仰耶穌亦足為道德之標准」《吳虞日記·1913年4月18日》上冊。，吳虞深表同意。其後，吳虞這種思想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乃至形成一種堅強的信念，他說：「邪(耶)教所主，乃平等自由博愛之義，傳布浸久，風俗人心皆受其影響，故能一演而為君民共主，再進而為民主、平等、自由之真理，竟著之於憲法，而罔敢或渝矣」《吳虞文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吳虞把西方耶穌教看作「平等自由博愛」的崇高象徵，西方社會正是產生了耶穌教，才「演而為君民共主，再進而為民主」，吳虞在耶穌教與西方社會發展之間建立起一種因果的邏輯聯系。他還認為，耶穌教主張廢除社會不平等，恢復人的自由本性及拯救人類受苦受難的心靈，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公平合理，因而耶穌教是「真理」，「亦最有價值」。
吳虞作為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在新舊思想大沖突的時代，觀察問題難免帶有片面性。可以說，吳虞對西方耶穌教的評價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用它來取代中國的儒教更顯得難以實行。他未能透過「自由博愛」的虛偽辭藻洞觀西方社會的本質問題，因而不能正確把握作為西方世界精神支柱的耶穌教的精蘊。但是，不可否認，這種主張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它突出反映了五四時期中國人對儒家傳統思想的基本態度和向西方社會學習的決心。吳虞試圖用自己的理論喚醒中國的民眾，引導民眾把目光從狹小的民族意識圈子裡解脫出來，破除影響中國數千年之久的舊禮教舊道德，適應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對中國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發展起了發聾振聵的推動作用。
二、對儒家的家庭—國家同質
同構學說的剖判 吳虞對傳統的舊禮教和舊道德進行了抨擊，對儒家的家庭—國家同質同構學說也做了細致入微的剖判。他明確提出，儒家家—國同質同構的核心點即在於忠孝，忠孝作為一種內在的道德情感力量，其直接作用就表現在它促成了家—國同質同構體系的最終形成。
眾所周知，家庭是一個社會機體構成的細胞單位，正如人體的細胞構成不同於人體本身一樣，家庭在構成、形態、功能上也與國家有著本質差別。然而在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社會組織形式下，由於忠孝的聯接，這兩種原屬不同形態的存在實體呈現出一種趨同傾向，質言之就是作為社會構成細胞的單位——家庭基本上喪失了其作為家庭所具有的獨特功能與個性特質，其形態表現為：家庭是國家機能的縮小，國家是家庭機能的擴大，家、國以某種奇特的組合方式構築成穩固的實體，共同履行著治理國家、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職責。對這種社會現象，吳虞評價說：「儒家以孝弟(悌)二字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干而不可動搖」《吳虞文錄·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卷上。，他還指出：「儒家……往往把君父二人並稱，忠孝二字連用，忠孝二字，就是拿來連接專制朝廷和專制家庭的一個秘訣」《吳虞文錄·墨子的勞農主義》卷下。，在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忠孝的觀念對維系一個民族的穩定確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吳虞指出，在儒家思想看來，作為國家之臣民，居家則孝敬父母兄長，有此孝之情感，出則自然將此情感移至君主，這種放大了的情感便是忠。吳虞強調說，在封建專制社會里，君主與「國家」是同一個意思，忠君即是忠國。君父至高無上，是真理的代表，權力的化身。在中國人心目中，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吳虞文續錄·松岡小史序》。，其結果導致了「家與國無分」，「君與父無異」《吳虞文錄·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卷上。的奇異的社會現象。
對於儒家奉若至寶的「忠孝」二字，吳虞沉重地感嘆道，在國家與家族雙重枷鎖鉗制下，中國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天真無邪的生命被殘酷無情的忠孝二字所吞噬所扼殺；有多少奮起抗爭的時代叛逆者最終成為忠孝的殉葬品，又有多少企圖沖破忠孝桎梏的嘗試者最終被殺人無血的忠孝所湮沒。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不惟如此，吳虞還指出，儒家提倡忠孝之社會目的就是強化家—國結構，「教一般人恭恭順順的，聽他們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亂，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大工廠」《吳虞文錄·說孝》卷上。。正是由於忠孝觀念的長期影響以及以之為核心建構起來的家—國同質同構的社會聯合體，釀成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拘守徘徊於宗法社會中而難以自拔的困境。吳虞這樣說：「商君、李斯破壞封建之際，吾國本有由宗法社會轉成軍國社會之機，顧至於今日，歐洲脫離宗法社會已久，而吾國終顛頓於宗法社會之中而不能前進，推原其故，實家庭制度為之梗也」，他還說：「儒家之主張，徒令宗法社會牽掣軍國社會，使不克完全發達」《吳虞文錄·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卷上。。吳虞的結論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至少有一點是正確的，即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不能迅速進入近代化的社會形態，忠孝思想觀念以及家—國同質同構體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吳虞還指出，要使中國傳統的思想形態出現重大轉折，除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沖擊外，就是努力促使家—國同質同構體的分化，以恢復家、國各自的社會功能。要達到這一目的，吳虞認為首先必須破除忠孝觀念在社會各領域的消極影響，吳虞所設想的解決辦法是：無「孝」則「忠」無所依附，由「孝」所構築的家族制度既解，那麼由「忠」所維系的君主制度也隨之而散。他說：「夫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則主體墮地」《吳虞文錄·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卷上。。由這段話可以看出，吳虞在主張對儒家思想及家—國結構體的改造過程中，十分重視精神性力量，他以為消除了忠孝觀念，家—國結構體便自然瓦解，而沒有清醒地認識到精神性的東西是社會、國家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產物，沒有意識到一種精神的變更有賴於整個經濟基礎的改變及商品經濟的普遍發展。但是，對吳虞這種主精神力量的傾向我們也不能一概否定，因為在歷史發展長河中，精神的力量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沒有精神力量的參與，歷史將成為無主體無生命的空殼。然而，在考察精神的作用問題時，我們應將精神的決定作用和精神的影響作用區別開來，細究吳虞思想之義，似乎將兩者沒有分別，給人以精神決定論的感覺。吳虞意識到精神、思想因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起的巨大反饋能力和調節功能，並認為這些因素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左右著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以往我們在解釋社會歷史現象時，往往把對精神、觀念性因素蹬強調稱之為歷史唯心論，殊不知，往往正是由於這種強調，使我們能夠更准確、更深刻地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真實奧秘，這種觀點，對我們理解全部人類的發展史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對儒教毒化國民、摧殘人性的深刻反省
可以這么說，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全面反省是五四時期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在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看來，傳統思想(實指儒家思想)的弊端之一就是毒化國民，摧殘人性，吳虞也持這種態度。吳虞對中國的民族性格做了一番刻畫。他指出，中國人自育讀儒家經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竟沾沾自喜而不自覺，於是乎，整個民族陷入「樂天知命，委天任運之見解，沉浸於數千年中國之人心而莫能自拔」《吳虞文續錄·荀子之天論與辟NFDB4祥》卷下。的悲慘境地。吳虞悲憤地感嘆道：吾國自來由六經之理論製成禮法，由禮法之實行而為習俗，風俗既成，則人由之，而不知積非成是，雖已釀成亡國之禍亦不一悟」《吳虞文續錄·國立四川大學文本科同學錄序》卷下。，「麻木不仁的禮教，數千年來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無辜的人」《吳虞文錄·說孝》卷上。。然而，吳虞又痛心而憤慨地指出：世世代代慘遭封建禮教束縛、蹂躪乃至心靈枯死、肉體麻木的中國國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罹遭禮教迫害之不幸，並沒有從一種人性自覺的角度對這種吃人禮教進行抗爭，以維護人自身的價值與尊嚴(當然少數反叛者是有的，但終歸於慘敗)，更沒有對產生這種異化社會現象和人格扭曲現象的社會制度予以全面自覺的反省。這不正是中國國民性歷史悲劇之所在么!吳虞指出，國民雖愚昧若此，然那些自命清高的道德腐儒們卻置社會職責於不顧，崇尚「空泛道德之談，惝恍性命之理，沾沾於漢宗，切切於陸王，自以為命世大賢」《吳虞文錄·消極革命之達》。，其所作為，無助於人生，無益於社會，直到「遼金元清之侵入」，「日本來占據他桑梓的地方」，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而這些人不是起而抗爭，誓死報國，而只是面面相覷，束手無策，終於「舉祖宗之國而棄之，而皆甘為這臣僕也」《吳虞文續錄·國立成都大學文預科同學錄序》卷下。。對這種怯懦的民族性一面，吳虞感慨系之，他說，千百年來，中國國民「畢生顛倒於專制之聖賢、經傳、帝王威勢之下，而認為當然之正義、沉淪於階級之制度，奴隸之生活，不敢妄想脫其羈絆，殊可悲也!」《吳虞文錄·駁康有為君主之論不可廢說》卷下。吳虞還指出，封建時代中國之國民性如此愚陋保守，視封建倫理綱常為金科玉律，在思想深層必導致夜郎自大、盲目排斥的抵觸心理。吳虞認為，儒家便具有這種封閉、排外的思想傾向，在儒家看來，「凡不同於我者，概目之為異端；不本於我者，概指之為邪說」《吳虞文錄·明李卓吾別傳》卷下。，長期以來，儒家正統的「息邪說，辟異端」思想深深根植於中國國民的意識之中，其威力之大，韌性之強，具有同化任何外來事物的能力，於是乎，人人自以為是，唯我獨尊，而對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又鄙夷輕蔑而閉塞之，使不能傳布」《吳虞文錄·明李卓吾別傳》卷下。。這種守舊心理正是造成近代中國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吳虞還認為，禮教的禁錮束縛使人喪失了自我。對此，吳虞援引漢順帝對臣子樊英說的話：「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吳虞文續錄·荀子之政治論》卷下。，一個人的生命是何等微賤、何等渺小!一個人的命運又是何等地無法預卜和把握。吳虞還從另一側面闡述了中國自古以來以習慣為法律、以道德代法律的傾向，並指出了它們的吃人本性。在中國古代，只要君主說某人有罪當誅，就等於在法律上做出了判決，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的體現，臣民的生命對君主來說，根本算不上什麼，甚至連草芥都不如。中國廣大的勞動婦女，其地位更為卑下，痛苦更為深重，「二千年來受儒教之毒，壓抑束縛，蔽聰塞明，無學問，無能力」吳曾蘭：《女權平議》。，全然成為男性的附庸，生兒育女的工具。吳虞舉例說，唐將臧洪，殺死愛妾以享兵將，「把人當成狗屠，把他人的生命拿來供自己的犧牲」，然而，就是「這樣蹂躪人道蔑視人格的東西，史家反稱准他為『壯烈』，國人反親慕他為『忠義』，真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了!」正是這些惡魔為了「在歷史故紙堆中博得『忠義』二字，那成千累萬無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吳虞文錄·吃人與禮教》。。吳虞最後痛切地指出：「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真是慘酷極了!」《吳虞文錄·吃人與禮教》。。講到這里，吳虞得出結論說，禮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禮教，這是吳虞繼戴震、魯迅等人的反封建禮教思想而對中國封建禮教所進行的又一次猛烈抨擊。吳虞呼喚著人性的復歸，呼喚著人的價值與尊嚴的確立。面對封建專制社會「人民無獨立之自由」，「子女無獨立之人格」《吳虞文錄·吃人與禮教》。的社會現實，吳虞向全社會發出了挑戰宣言，他宣稱，現在是人民自由、人格獨立的時候了，讓那一些壓抑人性、褻瀆人格的舊禮教見鬼去吧!他庄嚴地宣布：「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甚麼『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套，來誑騙我們的」《吳虞文錄·吃人與禮教》。。吳虞熱切地期望：在當今中國，必須學會尊重人及人格，人應受到法律的保護；人也應有追求自由、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同時，人們在父母面前，也「不必有尊卑的觀念」，因為「同為人類，同做人民，沒有什麼恩，也沒有什麼德，要承認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吳虞文錄·說孝》卷上。，對苦難的中國人來說，正是度過了漫長的非人之路，所以更加充滿了對人之路的憧憬和嚮往。
吳虞對中國國民性的刻畫及對人的問題的重視，既受當時西方資產階級人文思潮的強烈影響，又與整個五四時期社會發展的一般思想進程相吻合。吳虞的批判是尖銳而深刻的，他是五四時期激烈的非儒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如當時日本學者青木正兒所說：「現代中國底新人物都是反對儒教底舊道德的多，但是像吳氏那麼熱誠來呼號非儒論的一個也沒有」《吳虞文錄·吳虞底儒教破壞說》。。可見，吳虞是全身心投入到「非儒」的斗爭中的，這從時人對他的評論中(「只手打孔家店」)，也可略窺一斑。
歷史已經永遠成為歷史。然而歷史需要我們去反思。吳虞對儒家思想的評判是多方面的，我們這里只是擷取了其中幾個方面。他的反封建反禮教意識，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今天，在中華民族再次覺醒的時代，在中西思想文化再次面臨大撞擊大溝通的時代，把握五四時期特有的精神風貌，從微觀角度研究這一時期先進思想和先驅者，無疑是有意義的。
回答人的補充 2009-10-30 11:20
《文心雕龍》里的儒家思想批判
摘要：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充滿儒家思想的文學理論已深入人心，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今天，它的思想作用以及文學價值都有待探討。劉勰《文心雕龍》一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開拓性地位無需多言，而書中所闡發那一個個經典論斷充滿著儒家思想，表現在他對孔子言行和文章的極度推崇，對「詩教」傳統和文學道德教化功能的強調等方面。在新時代眼光的審視下，《文心雕龍》里的儒家思想有著頗多值得商榷之處，如過分尊古、過度強調道德作用等等，本文將從這幾點展開批評。

F. 文化批判的歷史概述

（1）通過書籍、報刊、廣播電台、電視等公共輿論媒介對某種學說、言論、行為予以公開批評、駁斥的一種輿論方式。批判者與批判對象在形式上構成正確與錯誤的雙方。但在一些具體的情況下，也可能是錯誤的一方批判正確的一方。文化批判有政治性批判、學術性批判、道德性批判，以及組織性批判和組織性批判等多種形式。
（2）對待傳統文化文化糟粕的系統清算方式和態度。參見「文化繼承和批判」。
《文化批判》簡介
1928年1月,《文化批判》創刊,成為創造社同魯迅進行革命文學論爭的中心。《文化批判》登載了多篇文章對魯迅進行筆尖的圍剿。魯迅冷靜地理性思考,寫下一系列文章對《文化批判》一些近乎謾罵式的攻擊進行了尖銳中肯的反批評。值得關注的是圍繞著趣味文學二者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的批評與反批評。這對中國現代文學、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報刊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使知識分子有了論爭的可能性同時,也使其有了更多的思考與進步,通過論爭,魯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從此開始了他更具睿智的戰斗。

G. 那類人是敢於批判歷史的人

獨立學者，不受政治、經濟、社會牽扯影響的人

H. 如何正確評價歷史事件

正確評價歷史事件要做到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辯證分析，從古代的角度看古代歷史，要有邏輯思維。

1，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辯證分析。沒有哲學思想的評價歷史那等於沒看書一樣，要有唯物主義，不是你說什麼就什麼，要不然變成唯心主義。所以要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客觀全面的分析歷史，不要有偏見和極端思想。

2，從古代的角度看古代歷史。而不是現在的發展眼光看古代歷史，古代殺人和現代殺人的性質和制度不一樣，沒有可比性，不能現代的法律道德價值觀來衡量古代歷史。古代沒有手機，現代有，這樣不可能對比的，看看那些狗血劇，穿越劇，不符合歷史。

(8)批判歷史事件擴展閱讀：

歷史觀主要是研究「社會」和「人」這個兩個核心的要素。地理環境，人口以及生產方式構成社會運動的基礎物質要素，這些要素的有機統一就構成人類社會構成的基本生活條件。

社會與自然的可持續性、協調發展，地理環境和人口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第一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前提和必要條件；第二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加速或延緩的作用。

努力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社會發展是一個人類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過程，社會發展必須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的統一，將發展科技與生產力與生態環境有機的統一起來，將人類社會的內在尺度和生態環境的外在尺度有機結合起來。

I. 歷史上的批判者的故事

杜甫生活在唐朝來由盛轉衰的歷源史時期，他的詩歌以深刻、真實的筆觸，廣泛地再現了唐代由盛轉衰時期社會的動盪、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感情深摯而沉鬱，筆法曲折而波瀾起伏，風格沉雄而壯麗，具有「沉鬱頓挫」的特點，被後世譽為「詩史」，他也被尊稱為「詩聖」。杜甫把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推向了高峰，與李白並稱「李杜」，是中國古典詩歌最偉大的雙子星座，對後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代表作品有《望岳》、《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有《杜工部集》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