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布通歷史事件

❶ 歷史上噶爾丹叛亂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噶爾丹奪得准噶爾統治權後，便積極向外擴張。1676年，噶爾丹俘獲其叔父楚琥爾烏巴什，並擊敗和碩特部首領鄂齊爾圖汗。1678年，達賴喇嘛贈以「博碩克圖汗」稱號。他征服哈薩克、滅葉爾羌汗國，稱雄西域。1688年，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繼而進軍內蒙古烏蘭布通，威逼北京。康熙帝遂發動三征噶爾丹之役。1690年烏蘭布通之戰，噶爾丹敗退至科布多。1696年昭莫多(今蒙古國肯特山南)之戰，噶爾丹主力軍被清軍擊潰，侄兒策妄阿拉布坦也背叛他。1697年，康熙帝第三次征討噶爾丹時，他死於科布多(一說自殺，一說病死

❷ 清朝康熙親征地點前還發生過什麼重大歷史事件

[平定準噶爾叛亂]
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叛亂，是一次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正義戰爭。這次戰爭，起於清康熙29年（1690年），迄於清乾隆22年（1757年），迭經三朝，歷時近70年，最終弭叛息亂，取得了完全勝利。
明末清初，蒙古共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今內蒙古地區），漠北喀爾喀蒙古（今蒙古國），漠西厄魯特蒙古（今天山以北一帶）。厄魯特又分為四部，即和碩特（游牧於今新疆烏魯木齊地區）、准噶爾（游牧於今伊犁河流域）、土爾扈特（游牧於今新疆塔城地區）、杜爾伯特（游牧於今額爾齊斯河流域）。四部中，准噶爾部勢力最強，先後兼並了厄魯特蒙古各部，逐步控制了天山南北，在西起巴爾喀什湖，北越阿爾泰山，東到吐魯番，西南至吹河、塔拉斯河的中國西部邊疆地區，建立了准噶爾貴族的封建統治。
准噶爾貴族統治厄魯特蒙古各部後，與清政府仍保持著地方與中央的隸屬關系。准噶爾首領巴圖爾琿台吉、僧格等，每兩年都要向清政府遣使「朝貢」。清政府也賜予大量財物給准噶爾，並經常遣使通報情況。
但是，在准噶爾貴族內部，也有一部分人堅持分裂主義立場。1670年僧格死後，他的異母弟噶爾丹殺害了他的子嗣，奪得了准噶爾的統治權。噶爾丹是個野心勃勃的陰謀家和賣國賊，在他自任為准噶爾汗以後，1677年用計襲殺了和清政府關系最密切的厄魯特「丘爾干」（蒙語，即盟會）首領車臣汗鄂齊爾圖，強佔了河套和碩特部，並在該部強徵兵丁，准備侵犯青海地區。1678年，噶爾丹出兵南疆，佔領天山南北廣大地區，把廣大維吾爾族人民置於其統治之下。
噶爾丹取得准噶爾的統治權後，一反其父兄抗擊外來侵略、捍衛民族主權的立場，而逐漸走上與沙俄相勾結的道路。 噶爾丹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開始把注意力轉向東方，把矛頭指向喀爾喀蒙古地區。1688年，正當蒙古族人民英勇抗擊戈洛文率領的沙俄侵略軍，打得俄軍丟盔卸甲、抱頭鼠竄之時，噶爾丹竟喪心病狂地突然率兵越過杭愛山，大舉進攻土謝圖汗，從背後向喀爾喀蒙古軍民施放暗箭，迫使喀爾喀蒙古諸部南遷。1690年6月，噶爾丹以為有俄國的支持，有恃無恐，以追擊喀爾喀為名，又向漠南喀爾喀蒙古進攻，俘掠人口，搶劫牲畜。他還公然向康熙帝提出「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的分裂主義要求，妄圖把中國北部置於他的農奴制統治之下。
清政府為了保衛邊疆的安寧，反抗沙俄的侵略，對准噶爾部封建主噶爾丹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清政府在外交上與沙俄侵略者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同時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也作了一系列准備。康熙帝認為，若聽任噶爾丹荼毒塞外，將勢成毒癰。要使邊境得以安定，國家得以長治久安，不能貪圖一時苟安之計，而必須順其民心，消滅噶爾丹叛亂分子，才能保障國內安定。因此，康熙帝決計親征。
1690年7月2日，康熙帝組成以和碩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和以和碩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的左右兩路大軍，分別出古北口和喜峰日。7月14日，康熙帝也從北京啟程，24日進駐博洛河屯（今河北隆化縣），節制諸軍，統籌全局，開始了康熙帝的第一次親征。8月1日，清軍全線出擊，大戰於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清軍大敗噶爾丹軍於烏蘭布通峰下，噶爾丹乘夜色昏暗偷渡西拉木倫河，向北潰逃。逃回科布多時，2萬軍隊僅剩數千人。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戰敗後，仍盤踞科布多地區，集合殘部，休養生息，以期東山再起。他一面派人去沙俄活動，企圖獲取更多的軍事支持；一面煽動內蒙古科爾沁等部作亂，並殺害清政府官員，不斷騷擾邊地安寧。針對噶爾丹的騷擾滋事，清政府除加強軍備外，主要是展開政治攻勢，以期政治解決。
1695年5月，在沙俄的慫恿和支持下，噶爾丹率騎兵3萬向東進犯，到達巴顏烏蘭一帶，又點燃起叛亂的戰火。1696年2月，康熙帝發兵10萬，分三路大舉出擊：東路由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軍隊越興安嶺出克魯倫河進剿；西路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率陝西、甘肅兵勇由寧夏北越沙漠沿翁金河北上，以斷敵軍歸路；中路為主力，由康熙帝親率出獨石口，直奔克魯倫河，與東西兩路協同夾擊。
噶爾丹得知康熙皇帝親自統率大軍進抵克魯倫河時，不敢迎戰，盡棄廬帳、器械，乘夜西竄。清軍進抵巴顏烏蘭時，撲了個空。康熙帝為了捕捉噶爾丹叛軍主力，一面命總兵岳?龍、馬進、白斌等率精兵輕騎窮追噶爾丹叛軍；一面密諭西路軍統帥費揚古堵截噶爾丹叛軍脫逃之路。5月13日，西路軍在昭莫多（今蒙古烏蘭巴托以南的宗莫德）與噶爾丹叛軍相遇，雙方展開了激烈鏖戰。在清軍浴血奮戰下，自午至暮，大敗噶爾丹軍，殺死叛軍3000餘人。噶爾丹的妻子阿奴也被炮彈擊斃。昭莫多一戰，基本上殲滅了噶爾丹的叛軍力量，清軍取得平叛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噶爾丹戰敗後，率殘部流竄於塔米爾河流域，成為一股走投無路、日暮途窮的流匪。但他頑固到底，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招撫，繼續堅持分裂祖國的叛亂，作最後的垂死掙扎。為了徹底消滅噶爾丹勢力，康熙帝認為必須乘其新敗之後，搗其巢穴，以其「萬年之計」。1697年2月，康熙帝舉行第三次平叛的軍事行動，命費揚古、馬恩哈分別統率兩路大軍，共6000人，由寧夏出發，進剿噶爾丹殘部。4月，康熙帝親赴寧夏，指揮這次軍事行動。
正當清軍進發之時，噶爾丹集團內部分崩離析，眾叛親離，軍隊只剩下五六百人，噶爾丹成了孤家寡人。在清軍征剿下，噶爾丹走投無路，遂「飲葯自盡」。至此，沙俄支持下的噶爾丹的民族分裂叛亂被清政府平定下去。
噶爾丹敗死後，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繼續任准噶爾部台吉，准噶爾部又逐漸強大起來，和清政府發生矛盾沖突。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又發動叛亂，率兵2000人竄入哈密北境，侵掠五寨。後見哈密戒備森嚴，無法佔據，又改為竄擾西藏。清政府得知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往西藏，即令出兵圍剿。
1718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為撫遠大將軍，統帥大軍，駐節西寧，指揮進藏平叛的各路清軍。1720年，清軍兩路從青海和四川出發，進軍西藏，大敗准噶爾軍，大策凌敦多布狼狽而逃，率殘部逃回伊犁。
康熙帝沒有能徹底平定準噶爾貴族的叛亂就於1722年死了。他所制定的政策，由他的兒子雍正帝、孫子乾隆帝繼續推行並得到貫徹。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繼為准噶爾領袖。他的內外政策基本上遵循其父的路線，對東邊也沒有放棄向喀爾喀擴展的意圖。1729年，雍正帝決定發兵征討，命侍衛內大臣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屯阿爾奉，出師北路；命川陝總督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出師西路，分進合擊。噶爾丹策零聞訊驚恐，忙遣使要求清廷緩兵一年。雍正帝恩准。在緩兵期間，准噶爾出兵二萬突襲西路清軍大營，清軍損失很大，清政府與准噶爾貴族之間的關系進一步破裂。1731年，噶爾丹策零又用詐騙計伏擊傅爾丹北路軍於和通泊，使清軍損失十分慘重。1732年6月，噶爾丹策零又派兵進犯喀爾喀，在光顯寺（今蒙古共和國鄂爾渾河上游）戰役中慘敗，被迫降附。清政府與准噶爾部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暫時得到緩和，維持了將近20年的和局。
1745年，噶爾丹策零死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繼位。1750年，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被殺，其兄喇嘛達爾扎篡位。不久，喇嘛達爾扎的堂兄弟達瓦齊聯合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殺死喇嘛達爾扎，自立為汗。接著，達瓦齊又與阿睦爾撒納互相攻戰。1754年，阿睦爾撒納被達瓦齊打敗，率領2萬餘人投奔清朝。清政府認為統一西北地區的條件已經成熟，決定命將出師，消滅准噶爾貴族割據政權。清政府分兵兩路遠征伊犁，以平定達瓦齊割據勢力。北路以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西路以陝甘總督永常為定西將軍，薩拉爾為定邊右副將軍。1755年春，清軍5萬人分西、北兩路向伊犁進軍。在准噶爾人民支持下，清軍沒有遇到抵抗，不到100天就到達伊犁。達瓦齊率兵6000人扼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蘇縣境內），清軍以25人夜襲達瓦齊大營，達瓦齊軍驚潰，不戰自降。達瓦齊僅帶少數人倉皇南逃，為烏什城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獻清軍。
在清軍捉獲達瓦齊、獲得初步平叛勝利的時候，輝特部首領阿睦爾撒納又叛變了。阿睦爾撒納因敗於達瓦齊才歸附了清政府，欲借清政府的軍事力量消滅達瓦齊，以達到他謀取汗位的目的。1754年，清政府任命他為定邊左副將軍，率北路先鋒部隊出征達瓦齊。1755年，他在進軍途中，廣納黨羽，收納降人，占據地盤，企圖恢復和擴大自己的勢力。乾隆帝識破了他的詭計，密諭西路軍定邊右副將軍薩拉爾留心防範，並指示定北將軍班第，凡事宜會同商辦，切勿令其先行獨辦。阿睦爾撒納在進駐伊犁之後，便公開要求清政府封他為厄魯特四部總台吉。清政府拒絕了他的無理要求。於是阿睦爾撒納就在蒙古各部進行煽動，並與沙俄暗中勾結，公開發動叛亂。1756年，清政府得知阿睦爾撒納率眾叛亂時，當機立斷，命策楞為定西將軍，玉保、富德、達勒當阿為參贊大臣，從巴里坤出兵進討。但策楞和玉保中了阿睦爾撒納的緩兵之計，沒有窮追，讓其逃入哈薩克。
1757年春，清政府開始新的軍事行動，命成?扎布為定邊將軍，兆惠為定邊右副將軍，率清軍7000人分兩路推進。准噶爾叛軍在清軍的追剿下，全線潰敗。阿睦爾撒納乘夜帶隨身侍從8人投奔沙俄，不久因患天花病死異域。1759年8月，清軍抵達喀什噶爾，平定了支持阿睦爾撒納作亂的大和卓波羅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亂。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結束了西北地區長期以來的分裂局面。
清政府平定準噶爾貴族叛亂，消除了西部邊疆的分裂割據狀況，加強了對西部邊疆地區的管理，進一步促進了全國的統一。平叛之後，廢除了准噶爾游牧封建貴族所實行的農奴制統治，促進了西部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清政府平定準噶爾貴族叛亂的勝利，對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國也是一個沉重打擊，客觀上起到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積極作用，對於以後挫敗帝國主義勾結利用民族敗類分裂祖國的陰謀，捍衛西北邊疆的斗爭，產生了良好影響。
[平定回疆反動貴族叛亂]
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康熙時期曾經受准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統治。噶爾丹敗亡後，南疆維吾爾族的宗教首領瑪罕木特管理著南疆。後來准部首領策妄阿拉布但勢力強大起來，他再度進攻天山南路，將俘獲的瑪罕木特拘禁於伊犁。瑪罕木特的兒子布那敦（大和卓木）和霍集占（小和卓木）也和其父一起被監禁。不久，瑪罕木特死，布那敦和霍集占仍留在伊犁。乾隆二十年，清軍擊敗達瓦齊，收復伊犁後，將布那敦遣回葉爾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菏車市），使其統領舊部，霍集占則留在伊犁，掌管伊斯蘭教事務。當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時，霍集占曾「率眾助逆」，參加了叛亂。阿睦爾撒納叛亂被平定以後，霍集占自伊犁逃回葉爾羌，唆使其兄布那敦一起策劃叛亂。開始布那敦不願反叛清朝，「大和卓木欲集所部聽天朝指揮，受約束」。但霍集占執意不從，他煽動其兄道：「若聽朝廷處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質京師，如准噶爾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於人，今幸強鄰已滅，無逼處者，不以此時自立國，乃長為人奴僕，非計。中國新得准部，反側未定，兵不能來；即來，我守險拒之，饋餉不繼，可不戰挫也。」於是布那敦也參與了叛亂活動。這樣，迅速平定天山南路的叛亂，又成為清政府的當務之急了。
清朝本不欲用兵南疆，遣送布那敦回葉爾羌和留霍集占於伊犁管理伊斯蘭教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他們兩人的影響，和平地統一天山南路。但是，清廷派遣赴葉爾羌和喀什噶爾（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市）去確定回部應納貢賦數目的侍衛托倫泰卻被扣留，遲遲不得回歸。於是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兆惠就令副都統阿敏道帶領索倫兵一百名、厄魯特兵三千名再赴葉爾羌和喀什噶爾招撫回部。阿敏道至庫車又被霍集占拘禁，隨後不久被殺。招撫不成，清朝決定發兵征討。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清廷即宣召將軍成袞扎布、富德和兆惠進京商議辦理天山南路回部之事。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清朝正式出兵。因這時兆惠正在搜剿厄魯特叛軍余部，遂以都統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率兵萬人征伐霍集占兄弟。大軍自吐魯番進攻庫車，將霍集占圍於城中。但雅爾哈善不但不乘此機會發動進攻，聚而殲之，反而「不為備，終日棋弈，亦不巡壘」，致使霍集占乘夜突圍逃走。清軍僅得庫車一空城。乾隆帝聞知大怒，同年七月下令免去雅爾哈善職務，將平定天山南路的重任委之於兆惠，令其迅速率軍趕赴庫車。兆惠接到命令後，當即領兵八百名向庫車進發，並上奏朝廷，表示「一抵庫車即與雅爾哈善協力剿賊，斷不肯半道回京有?顏面」。乾隆帝對此大加贊賞：「所奏肫誠勇往，深得領兵大臣之體。軍旅為國家重務，以滿洲大臣身膺簡畀，統率戎行，正當踴躍自效，公爾忘私。我朝簡策所重忠勤代著，遠軼前古。乃近來漸染惡習，或至因循選懦，臨事心懷觀望；或聞撤兵慶若更生，曾不知奉公體國之義謂何？此風深可痛恨。……今兆惠奉到前次回京之旨，不肯苟且了事，毅然以剿賊自任。其器識實出諸臣之右。……朕方幸得一急公任事之大臣，深為嘉悅。……兆惠著加恩賞戴雙眼孔雀翎，以示優獎。」
霍集占自庫車逃出後，不敢停拜城，直抵阿克蘇。阿克蘇維吾爾族人民「閉城拒敵」，霍集占無奈，又趨烏什，仍不得入。於是只得又竄回葉爾羌，而其兄布那敦則返回喀什噶爾，互為犄角，負隅頑抗。兆惠率軍自伊犁南越天山，取沙雅、阿克蘇和烏什等城，聞霍集占據守葉爾羌，即不侍大軍集結，僅率三千餘騎前去進攻。乾隆二十三年十月軍至葉爾羌。此時霍集占已於城外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且掘壕築壘，修築工事。兆惠陳軍於葉爾羌城之東，以兩翼兵先奪據其新築之台。霍集占從東、北、西三城門各出精銳數百騎迎戰，都被兆惠率部打得大敗。霍集占遂不復出。葉爾羌城周十餘里，四面有十二門，據守的叛軍有一萬三千多名。
兆惠見城大，守兵又多，強攻難以奏效。於是率師臨蔥嶺南河為陣。蔥嶺南河即所謂喀喇烏蘇，漢語譯為黑水，所以後人稱兆惠營地為「黑水營」。兆惠力切斷大小和卓木兄弟互援之勢，派副都統多隆阿率八百名清軍，扼守通往喀什噶爾之路；又探知霍集占部落的牧群在城南英奇盤山下，就准備渡河襲取，以便充實清營的軍需，十月十三日，兆惠留少數兵守黑水營，親率千餘騎自東向南，渡河取其牧群。誰知四百騎兵剛過去，橋就斷塌了。兆惠這才知道中了叛軍之計。果然，霍集佔率數千名騎兵前來截擊，清軍奮勇作戰，猛沖敵陣。正在激戰中，叛軍步兵萬余也出動圍攻清軍，而敵騎兵又張兩翼包抄清軍後路。這就使未過河的清軍無法前去援救，而且河岸又沮淤，難於馳騁。於是，兆惠只得率過河軍浮水，與留在北岸的清軍匯合一處，沿河岸向黑水營方向旦戰且退。叛軍復大舉圍攻，清軍被截成數隊，「人皆自為戰，無不以死自誓」。兆惠左沖右突，馬中槍斃命，再易馬又斃。清軍勇猛作戰，使叛軍遭到很大的損失，而清軍也陣亡士兵數百名，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保和護軍統領鄂實等皆戰死。經過一場浴血奮戰，清軍終於在天黑時回到黑水營，掘壕固守。叛軍連續五晝夜沖擊清營，清軍士兵身處危地，無不拚死一戰，使叛軍傷亡慘重，不能得手。於是霍集占就也派兵築長圍，妄圖困死清軍。兆惠率領人數很少的士卒同一萬多叛軍足足相持了三個月。在此期間，霍集佔在河上游決水灌清軍營，兆惠就在下游掘溝泄之。霍集占又向清營猛放槍炮，誰知清軍營地依樹林而建，兆惠派人伐樹，反得叛軍射來的鉛丸數萬，用以擊敵。兆惠還把俘獲的敵軍士兵放回去，傳布清軍得神之助的謠言，以動搖敵軍。但是時間長了，軍糧漸盡，只得煮鞍革為食。兆惠見事情危急，派人沖出包圍，向駐扎其餘地方的清軍求援。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各地增援的清軍陸續到達，包圍黑水營的霍集占叛軍在清軍內外夾攻下土崩瓦解，狼狽逃竄，至此歷史上著名的黑水營之圍才解。
清軍在黑水營之戰所表現出的頑強的鬥志，極大地震懾了霍集占叛軍，他們果真認為有神靈在庇佑清軍，從此士氣低落，一蹶不振。乾隆帝更為欣喜，頒發諭旨，對兆惠大加嘉獎，「今兆惠統軍深入，志在滅此朝食。自不暇輾轉以為身謀，忠誠勇敢，朕實深為嘉許。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晉封為武毅謀勇一等公。」他還撰寫《黑水行》，紀述黑水圍之戰，對兆惠極盡贊揚。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清軍集中在阿克蘇、烏什和阿瓦提之兵已達兩萬人，馬三萬匹，駱駝一萬頭，於是兵分兩路，大舉進攻霍集占。一路由兆惠統領從烏什進攻喀什噶爾，一路由副將軍富德率部由和闐進攻葉爾羌。清軍所到之處，各城都開城迎降。霍集占兄弟見大勢已去，只得率其眷屬和黨羽棄城逃跑。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皆被收復。兆惠師至喀什噶爾，安撫民眾，「為劃疆界，定貢賦，鑄泉幣，並分屯滿、漢兵駐守」。隨後，派遣富德等追擊霍集占兄弟。同年七月，大敗霍集占於阿勒楚爾和伊西洱庫爾淖爾等地。霍集占兄弟窮途末路，只得竄入巴達克山。不久，他倆就被巴達克山首領擒殺。至此，大小和卓發動的叛亂終於被平定。
[癸酉之變]
嘉慶帝即位後，清王朝的階級矛盾已很尖銳，各地起義不斷，先是白蓮教，後又有廣東博羅天地會起事。同時，外國勢力也不斷滲入，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七月，英國商船帶兵駛人廣東香山雞頸洋面。八月初二，英軍300餘人公然登岸，並駕坐舢板艇駛進虎門，要求在澳門寓居，直至十月間在兩廣總督吳熊光的勒令下才開始撤離。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京城爆發的「癸酉之變」更是震動全國。
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林清領導的天理教以「奉天開道」為旗幟，於九月份發動起義。十五日，200名天理會教徒於京城發動兵變，攻人紫禁城東華門、西華門，直搗清廷皇宮重地，經過浴血奮戰，最後因力量懸殊而失敗。十七日林清被捕，清廷對大興、通縣一帶的天理會教眾大肆搜捕，短短4天內將700餘人屠殺。為響應林清的京城起義，直、魯、豫三省的天理會教徒在華北十幾個州縣相繼起事，聲勢浩大，震驚朝野。但是因雙方的力量對比過於懸殊，在半年內便宣告失敗，起義首領們相繼被處死。因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為癸酉年，故史稱「癸酉之變」。
「癸酉之變」這場由天理教引發的較大型的農民暴動震撼了整個華北大地。
[川楚白蓮教起義]
清嘉慶初年的農民起義。最早參加者多為白蓮教教徒。始爆發於川楚陝邊境地區，後波及川、楚、陝、豫、甘等省，歷時九載，是清代前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
川楚陝三省邊境地區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帶，歷來為被迫離開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兩省飢民來此覓食者達數十萬。加上來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總數不下百萬。該地土壤瘠薄，氣候惡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還需受雇於木廂廠、鐵廠、紙廠，獲取微薄工錢，方能生存。他們不僅受地主、廠主的剝削，還要受差役、訟棍的勒索，生活極為艱難。絕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蓮教傳播的對象。
白蓮教是明清時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無生老母」與「彌勒佛」，以「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為八字真訣，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託，對於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力圖擺脫現世的流民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從者日眾。
乾隆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並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導致糧價猛漲，飢民日眾。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奢侈，貪官污吏橫行，人們不滿和反抗情緒日增，白蓮教的宣傳也隨之增加了反抗現實的內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將要「換乾坤，換世界」。稍後，劉松、劉之協、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傳教時，又提出「彌勒轉世，當輔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寫，暗指明朝後裔），宣稱「黃天將死，蒼天將生」，入其教則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災厄。入教後，「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習教之人，「穿衣吃飯，不分爾我」，「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等。這種宣傳既符合小生產者平均平等和互濟互助的要求，又滿足了他們反抗求生的願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蓮教已發展成一支強大的勢力，並醞釀舉行武裝起義。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讓教徒制備刀把火葯。白蓮教的迅速發展和其反清內容，引起了清政府的嚴重不安，遂下令大規模搜捕白蓮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則以查拿邪教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為口號，號召教徒奮起反抗。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 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帶首領張正謨、聶傑人等因官府查拿緊急，被迫提前舉義。長陽、來鳳、當陽、竹山等縣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陽地區的教徒，在王聰兒、姚之富等率領下，按原定日期起義。各路起義軍，互不相屬，各自為戰，所據山寨或縣城，多被清軍各個擊破。唯有襄陽起義軍採取流動作戰的策略，力量迅速壯大，成為湖北起義軍的主力。在湖北白蓮教起義影響下，四川各地的白蓮教徒也紛紛響應。九月，達州教首徐添德，東鄉（今四川宣漢）教首王三槐、冷天祿等皆各率眾起義。
二年初，襄陽起義軍又開始了大規模流動作戰，轉戰於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後分三股進入四川。清軍只尾隨其後，疲於奔命。七月，四川起義軍被清軍圍困，襄陽起義軍趕到解圍，在東鄉與四川起義軍會師。各路起義軍按青、黃、藍、白分號，設立掌櫃、元帥、先鋒、總兵等職。然而，小生產者固有的分散性與保守性，使起義軍並未真正聯為一體，各股仍然各自為戰，分散行動。
三年三月，襄陽起義軍在湖北鄖西被清軍包圍，首領王聰兒、姚之富跳崖犧牲，余部仍繼續斗爭。四川起義軍也受到重大損失。但在嘉慶五年三月以前，起義軍處於發展，壯大階段。起義軍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葯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且有各地教徒「為之向導負運」，多次重創清軍，嘉慶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馬蹄岡戰役以後，起義始轉入低潮。人數從十幾萬減至幾萬人，許多重要將領相繼犧牲。
清政府以「堅壁清野」與「寨堡團練」之策，已逐漸推廣並發揮作用。通過築寨堡、並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將民間糧秣給養充實其內，又訓練丁壯，進行防守，從而切斷了起義軍同人民間的聯系，使之無法得到糧草與兵源的補充，力量日漸枯竭。嘉慶六年下半年，起義軍活動基本上只限於川楚陝邊境地區，轉戰在萬山老林之中，人數已不超過兩萬四千，而圍剿的清軍，則十倍於此。起義軍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戰斗，至九年九月，起義終告失敗。
白蓮教起義軍在歷時九年多的戰斗中，占據或攻破州縣達二百零四個，抗擊了清政府從十六個省征調來的大批軍隊，殲滅了大量清軍，擊斃副將以下將士四百餘名，提鎮等一、二品大員二十餘名，清政府耗費軍費二億兩，相當於四年的財政收入。這次起義使清王朝元氣大傷，此後清王朝的統治逐漸走向衰落。
[虎門銷煙]
從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起，英國就開始對華輸人鴉片，致使中國的白銀大量流人國外。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清政府下詔嚴禁鴉片輸人，但實際上鴉片每年輸入量仍然很大。鴉片泛濫，中國人民健康受到威脅，清政府的政權亦不再穩固。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道光帝特把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林則徐在廣東省內大力禁煙，頒布《禁煙章程十條》，嚴懲販賣、吸食者1600多名，收繳煙土、煙膏 46萬多兩，煙槍 4萬余支。林則徐廣東禁煙，共收繳外商鴉片202833箱、2119麻袋，合計2376254斤。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四月，林則徐在虎門要塞主持銷煙。
虎門位於廣州東南珠江入海口，戰略位置重要，被稱為「廣州南大門」。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則徐在虎門開始銷煙，在場群眾成千上萬，爭相觀看這一次焚煙活動。林則徐先讓兵士在海灘上挖成兩個15丈見方的池子，池底鋪上石條、四壁欄樁釘板，防止滲漏。又在前面設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之後，將水車從溝道推入池子，將鹽撒進，再把鴉片切成小塊投人鹵水中，浸泡半小時後再將石灰投入，池中立刻水湯滾沸，圍觀群眾歡呼聲振天動地。退潮時，兵士啟放涵洞，池中水湯隨浪潮鼓動送人大海。然後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下半滴煙灰。在連續20多天的時間里，收繳的全部鴉片全部被銷毀。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國人義律率兵艦在龍口向廣東水師發炮。次年(公元1840年)五月二十九日，英國軍艦封鎖廣州珠江日，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正月八日，清政府對英宣戰。二月三日，虎門之戰爆發，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部奮力反抗。在激戰中，老將關天培壯烈犧牲，清軍400多名將士全部戰死，虎門要塞落人敵手。此後，戰事不斷擴大，英軍艦駛至南京下關江面，陳兵南京城下，清廷被迫簽訂城下之盟。

❸ 烏蘭布統由來歷史典故

烏蘭布統草原位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克什克騰旗最南端，距北京僅300多公里。與河北圍場縣的賽罕壩林場隔河相望，距北京只有300多公里。這里屬丘陵與平原交錯地帶，森林和草原有機結合，既具有南方優雅秀麗的陰柔，又具有北方粗獷雄渾的陽剛，兼具南秀北雄之美。四季皆宜，處處皆景，是攝影之鄉、天然畫廊、露天影棚。烏蘭布統是清朝木蘭圍場的一部分，因康熙皇帝指揮清軍大戰噶爾丹而著稱於世，更以其迷人的歐式草原風光，成為中外聞名的影視外景基地。

❹ 烏蘭布統古戰場的歷史簡介

史載公元 1690 年，大清康熙皇帝率二十萬大軍，在烏蘭布統烽下，與蒙古殘部准噶爾汗國之王、厄魯特人首領噶爾丹決戰。噶爾丹軍共兩萬餘人，依山傍水，隔河據高岸，縛駝結陣以待－將大量駱駝橫卧於山樑，裹以濕氈，背上加箱架，以防清軍炮火。並從駝陣中放槍發矢，頑強抵抗。清軍以猛烈炮火轟擊駝陣，激戰半日，駝陣終被轟開，血流成河。噶爾丹兵退入山林，據險堅守；至夜，康熙之舅父、內大臣佟國綱，率清軍左翼循河繞山腰而上，大敗噶爾丹軍；右翼被沼澤河崖阻攔，退回原地。次日續戰，雙方死傷無數。佟國綱英勇戰死，將士之血染紅烽下水泊，該湖從此人稱將軍泡子。據知，蒙語中布統亦為霧靄之意，大戰平息，稠血染紅湖水，湖上紅色的霧靄數日不散；霧水相連，紅烽若隱若現，遂得名烏蘭（紅色）布統。若是細細尋訪山上當年的十二連營舊址，仍可撿到銹跡斑斑的箭頭……
噶爾丹後以計謀拖延清軍追擊，夜渡西拉沐倫河逃走。但沿途遭受瘟疫，退回科布多時，僅剩幾千人。清軍重創噶爾丹軍後，康熙親自率軍追擊，又經昭莫多戰事，噶爾丹逃往鄂爾多斯地區，欲往西藏求生。清廷多次勸降，噶爾丹至死不降，於 1697 年赴額黑阿剌爾的途中，突然病死布顏圖河畔。一代梟雄噶爾丹敗亡之後，清朝終於獲得征服蒙古最後一個部族的初步勝利。
從烏蘭布統古戰場一直策馬往南，便是壩上草原的木蘭圍場了。自元代起，這一帶水草豐茂的草原，即為歷代皇家的避暑狩獵勝地。
如今，歷史的傷口已經癒合，烏蘭布統影視基地，以草原為背景的攝制組常年不斷。烏蘭布統，一個美麗的疤痕，展示並提醒著，歲月長河中民族融合的艱辛歷程。

❺ 想知道一下關於蒙古族在清朝時候的事情,誰可以告訴我

烏蘭布通
烏蘭布通位於克什克騰旗（今內蒙古翁牛特旗西南）之西。該地北面靠山，南有高 涼河（沙拉木倫河上游的支流），地勢險要。
在清朝200多年的歷史中，以游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擔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然而，僅有一次，游牧民族的對手進襲到北京附近，原本從關外進入中原的清軍，卻需要再度出塞保衛關內的京師，這就是烏蘭布通之戰。
准噶爾部接近帝國心臟
准噶爾部是厄魯特蒙古，也就是最早所說的漠西蒙古的四部之一。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厄魯特蒙古形成了准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等四部。准噶爾部在伊犁河一帶游牧，和碩特部在今烏魯木齊及以東地區，杜爾伯特部在今北疆額爾其斯河中上游地區，土爾扈特部在今新疆塔城一帶。由於准噶爾部的游牧地均鄰近伊犁河，水草茂盛，並且可以與中亞和內地通商，因此勢力逐漸強大，逐漸開始侵襲其它部落。17世紀20年代，土爾扈特部不堪襲擾，自目前的中哈邊境地區，西遷至當時尚無人控制的伏爾加河下游地區；後來，沙俄勢力逐漸進入當地，並開始試圖征服土爾扈特部，這才有了後來1770年渥巴錫領導的土爾扈特部起義，和土爾扈特部不遠萬里回歸中國的壯舉，當然，這只是題外話了。
當時的新疆，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的領導下，准噶爾部在17世紀前期繼續擴張，於1637年，迫使和碩特部遷徙至青海，並於1640年聯系喀爾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召開雙方大會，重新安排了蒙古各部落之間的權力關系，加強了准噶爾部對蒙古各部的影響，此外，還對西部、南部的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地區發動戰爭，使准噶爾部的勢力不斷擴張。
此時，內地正是明末清初的混亂時期。由於蒙古與滿清的親密關系，故准噶爾部在清軍入關之前就與清政權建立了通貢關系。清軍入關後，巴圖爾琿台吉與厄魯特各部首領一起聯名向滿清附表上貢，並建立臣屬關系，此後，准噶爾部和清朝中央政權之間來往不斷，關系較為和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康熙十年(1671年)。
康熙十年，巴圖爾琿台吉的第六子噶爾丹在內亂中掌握了准噶爾部的統治權，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首領。他的政治目標，是要征服漠北的喀爾喀蒙古，進而征服整個蒙古，重建統一的蒙古汗國，必要的時候不惜和中央政府發生戰爭，為了對抗中央政府，噶爾丹向正在東向擴張的沙俄靠攏，尋求沙俄幫助。這一時期的沙俄，也正處於東向擴張的高峰，有噶爾丹作為其擴張的助手，是其求之不得的好事。康熙二十六年，沙俄的東進部隊與喀爾喀蒙古發生沖突，沙俄使者建議噶爾丹與沙俄聯手進攻喀爾喀，久已等待這一機會的噶爾丹立即組織兵力，於康熙二十七年，率領3萬大軍，越過杭愛山，向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進攻。
從地圖上可以看到，噶爾丹自新疆對漠北地區的進攻，正好與沙俄自貝加爾湖向南的進攻構成鉗形攻勢，使正在與沙俄作戰的喀爾喀軍腹背受敵，喀爾喀首領土謝圖汗難以抵擋兩面攻勢，只能撤回在北線與沙俄作戰的部隊，沙俄隨即由貝加爾湖向東大幅度擴張，這直接導致尼布楚談判時中方做出巨大讓步，最終確定以尼布楚為界的結果。
收縮防線的喀爾喀軍也試圖進行抵抗，土謝圖汗集中兵力在今烏蘭巴托以西地區與噶爾丹進行了會戰，但力量差距過於懸殊，經過三天的戰斗，全軍潰散，喀爾喀蒙古各部最終決定內附清朝，遂向南撤退，進入今內蒙古境內。
此時，本已獲得極大收益的噶爾丹得隴望蜀，派使向沙俄要求，共同進入內蒙古地區，追擊喀爾喀各部，「博碩克圖汗希望沙皇陛下軍隊與他的兵力會合，共同打擊上述蒙古人，將其徹底消滅。」沙皇在遠東的代表戈洛文對此建議也深感興趣，他說，「……沙皇陛下可根據博碩克圖汗的進攻形勢，從沙皇陛下邊境城市，從色楞格斯克、烏丁斯克、涅爾琴斯克(即尼布楚)以及其它城市發兵進攻蒙古人。」由於尼布楚原本即位於中俄邊界，戈洛文的說法，實際上意味著俄軍可能趁噶爾丹內侵的機會侵略中國本土。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春，在沙俄的暗中慫恿和支持下，噶爾丹率軍進入了今內蒙古呼倫貝爾地區，對附近多個部落進行了襲擊和劫掠，隨後，轉向南進，進入了今錫林浩特地區，這里距離北京不足千里，已經威脅到了帝國的心臟地帶，這是中央政府難以容忍的。
康熙大帝皇城布陣
噶爾丹南侵的消息傳到內地，北京市民首先有了反應，城內外商鋪大多關門停業，「米價至三兩余」，似乎准噶爾軍很快就要攻至北京一般。
皇城中的康熙帝，剛剛完成了收復雅克薩、簽訂 《尼布楚條約》 的工作，此時三藩已定，台灣亦已統一，三十七歲的康熙帝經過幾場內外戰爭與常年政治斗爭的歷練，已經成為了一位非常老練的政治家與戰略家，他接連做出了一系列決定，開始准備解決准噶爾部問題。
首先，康熙帝派人到俄國，與沙俄交涉，防止沙俄干涉此戰，由於此前幾年，中俄之間有了兩次雅克薩之戰的歷史，沙俄清楚中國的實力不可小視，故在中方交涉後，始終未向噶爾丹提供任何兵力上的援助，武器和財物的援助也極為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定向噶爾丹出售3000支滑膛槍的決定，這對後來的戰事影響頗大。
斷絕了可能的俄援之後，康熙帝又從分裂准噶爾部的內部著手，通過利誘，策反了噶爾丹隨軍出征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策氏在噶爾丹前往烏蘭布通時，帶五千人返回了准噶爾部起家的伊犁河流域，擊敗了噶爾丹的追兵，「盡收噶爾丹之妻子人民而去」，這等於端掉了噶爾丹主要基地，使噶爾丹自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後勤補給來源。
在進行政治外交籌劃的同時，康熙帝也深知，與噶爾丹的惡戰不可避免，為此，康熙帝調動各地兵力，向可能的決戰地集中。當時，噶爾丹如果突進內地，可能的進展方向有三，第一是進入遼寧，第二是襲擊北京，第三是進攻山西北部。由於晉北多山貧瘠，實際上可能的進攻方向只有前兩個。
4月，康熙帝命令從鄂爾多斯、歸化(今呼和浩特)、內喀爾喀右翼等地調6800人，攜16門火炮，由理藩院尚書阿剌尼和兵部尚書紀爾他布率領，前往今內蒙古烏蘭浩特地區駐守，此後，又命科爾沁親王率領各路集結的近兩萬部隊，前往科爾沁草原一帶建立防禦。這樣，就防止了噶爾丹率部從蒙古直插遼寧，避免了清朝關外「龍興之地」受到威脅。
在調兵的同時，康熙命令從古北口開始，向各路北方部隊設立驛站，動用大批駱駝隊運輸軍糧，保障了後勤和通訊的暢通。
在得知噶爾丹已經進入內蒙古後，康熙帝下定決心，在內蒙古地區會集各路部隊，爭取圍殲噶爾丹軍。為了防止噶爾丹北逃，6月22日，康熙帝派使者前往噶爾丹軍中，令使者對噶爾丹「婉言相慰，羈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另一方面，則通知阿剌尼，如果噶爾丹退兵，則努力阻止，若噶爾丹強行北逃，再發兵追擊。
但是，阿剌尼和紀爾他布可能誤會了聖意，於7月26日在烏爾會河(今內蒙古烏蘭浩特西烏拉蓋爾河地區)擅自與噶爾丹軍交戰，此時噶爾丹有2萬騎兵，而清軍僅有不到9000人，且阿剌尼嚴重輕敵，只帶了200蒙古勇士和500喀爾喀兵向噶爾丹軍進攻，結果「未及戰，諸扎薩克及喀爾喀兵爭取其子女牲畜，陣動不能止。」而噶爾丹軍在兩翼使用火槍交叉射擊，將清軍主力擊潰。當時在噶爾丹軍中的俄國使者回憶，噶爾丹「大殺中國軍隊……繳獲大車五百多輛以及全部輜重」。阿剌尼等人被迫率殘部逃走，後被皇帝降四級調用。
初戰不利的消息傳到北京，康熙帝極為不悅，他於8月5日強調，各路軍會合前不得與噶爾丹交戰，「大兵陸續前進，朕亦親征，姑勿與戰，以待各路軍至齊發，毋致失利。」
8月6日，農歷七月初二，康熙帝宣布親征，以皇長兄、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命皇長子胤禮為副將，出古北口北上，以恭親王常寧(康熙五弟)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札為副將，出喜峰口。其它幾路兵馬還包括阿拉尼部剩餘清軍、科爾沁方向清軍、盛京和吉林方向清軍等部隊。
陪同出征的，還有皇帝的舅舅、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等朝廷重臣。臨行前，康熙帝還作壯行詩一首：「獲丑寧遺類，籌邊重此行。據鞍軍令奏，橫槊凱書成。煙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遐荒安一體，歸奏慰予情。」從詩文中看出，康熙帝充滿了自信。
從「殲滅戰」到「擊潰戰」
8月10日，福全率清軍主力自北京出發，隨後，康熙帝於8月18日自北京出發，計劃隨後到達前線，但是，8月22日，康熙帝不慎受了風寒，身體開始發熱，至27日，身體依然低燒，只好「從諸臣之請」，返回北京，次日，皇太子胤禮來迎，康熙看到胤禮並無憂戚之意，「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中非常不快，遂令胤禮先行回京，自此埋下了後來太子立廢的伏筆。這件事情雖與後來烏蘭布通的戰役無關，但卻極大的影響了清中期的政治發展。
為了確保計劃成功，離京後的康熙帝想方設法穩住南進的噶爾丹，8月17日，康熙帝給噶爾丹敕書，稱阿剌尼等的進攻純屬自作主張，已經受到了責難，又稱福全的北進「非討汝也，欲定議耳」。為了麻痹噶爾丹，康熙帝還命福全給噶爾丹送去羊100頭，牛20頭，結果，噶爾丹果然從今錫林浩特一帶南下，直到8月20日，才得知清軍正在從不同方向朝這一地域集結，完全是一副決戰的架勢。噶爾丹相當自負，決定就此與清政府決裂，8月22日，噶爾丹派使者傳話，「夫執鼠之尾，尚噬其手，今雖臨以十萬眾，亦何懼之有！」這等於是跟朝廷徹底攤牌，此後，噶爾丹率所部繼續南下，於8月31日，抵達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南部，臨近河北省圍場縣)，離京城直線距離不過六七百里。
噶爾丹的南進，實際上是康熙帝所希望的，戰場距離北京越近，清軍的後勤線就越短，噶爾丹的後勤線就越長。但是，噶爾丹行進的方向的確有些出乎康熙帝事先預料，恭親王常寧所部未能趕到烏蘭布通，而其它幾路部隊中，被留用的阿剌尼率領殘部3000人於8月下旬與福全會合，但科爾沁方向的2萬余部隊只來得及趕到烏蘭布通以北方向，未能直接參加戰斗。
烏蘭布通是一座紅色的小山，泡子河與哈而哈河從烏蘭布通的西北匯入薩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倫河。烏蘭布通山南坡是無法攀登的峭壁，北面則是一個可以攀登的陡坡，但易守難攻，噶爾丹部隊「覓山林深塹，倚險結營」，布陣於山上林內，用上萬頭駱駝，縛住駝蹄卧於地面，駝背上加裝箱垛，然後用毛氈漬水蓋於箱垛之上，環繞烏蘭布通山擺成一條防線，稱為「駝城」，噶爾丹部隊兵士從駝與駝之間的縫隙，使用從沙俄購買的火槍射擊目標。而按照清軍當時的弓箭和火槍威力，是難以穿透駝城的。
清軍方面，福全率軍在烏蘭布通40里開外扎營，凡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餘里，闊二十餘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清軍各路參戰部隊，除科爾沁方向部隊和盛京部隊外，於七月下旬先後到齊，全軍官兵連同廝役在內，約10萬人。
雙方的戰斗，隨之展開。
9月4日，八月初一。黎明，福全率清軍主力，自大營向烏蘭布通方向出發，至中午，抵達烏蘭布通西面河對岸，清軍隔河布陣，列好火槍、火炮陣勢，在戰斗一開始，就集中火力轟擊駝城，但由於駝城位於樹林內，位置隱蔽，清軍炮火很難做到精確，這與今天的炮兵作戰一樣，在尚未弄清目標具體位置時，火炮的殺傷作用都是有限的。在雙方陣勢相接的河兩岸地域，噶爾丹軍在隔河高處隱蔽防禦，而清軍則先要渡河，後要仰攻，因此，清軍正面進攻的進展不大。
在組織正面進攻的同時，福全還派出了左右兩翼騎兵，試圖通過迂迴包抄噶爾丹的側後。但是，清軍右翼被河岸沼澤所阻，只能返回原處，進展的惟一希望就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領左翼的是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兩兄弟。佟國綱前一年剛剛與索額圖一起參加了尼布楚會議，此時是一等公、鑲黃旗都統、領侍衛內大臣、皇舅，以其身份，本不必在陣前冒險，但他以清軍高級將領中少見的勇氣親自率兵沿河沖擊，結果被敵方火槍擊中陣亡，他也成為清朝二百年歷史中地位最顯貴的陣亡將領。佟國綱下葬時，康熙帝要親自前往送葬，結果被諸大臣勸阻(皇帝按禮制是不應為臣子送葬的)，康熙帝乃派諸皇子和大臣前往送葬，並親自撰寫了祭文，直到雍正時，雍正帝還在繼位之初為佟國綱追贈「太傅」稱號。在佟國綱的功名蔭庇下，佟氏子孫中多見某省巡撫、某某總督、某某將軍等職銜，佟氏家族成為極為顯赫的門族，至今，泡子河在烏蘭布通當地還被稱為「將軍泡子」，以紀念佟國綱(佟國綱也曾被任命為安北大將軍)。
英雄出現的場合，通常也會有懦夫，史載，戰斗中，正白旗副都統色格印「彼則大懼，故推受暑下馬。其家人憤曰：『身為二品大臣，如此臨陣退怯，歸去何顏見人耶？』扶之上馬。色格印復下馬，卧於草內。及回營，猶戰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達旦。因此伊所管兵丁，無不恥笑」。除去這位副都統大人外，更有許多將領，為了自身安全，抽取所部精裝兵士作為貼身護衛，而清軍統帥部門是按照編制集結調動部隊的，結果導致當天清軍實際參加一線戰斗的兵士人數大為減少。康熙帝後來回憶時也提到，「出征烏蘭布通時，……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近身防護，勇士雲：『挑選我輩原擬獲戰獲追，詎意只令防護？』共生忿怨。」
佟國綱中槍後，左翼軍並未停止進攻，其麾下將領、前鋒參領格斯泰揮舞戰刀，「直入賊營，左右沖擊，出而復入者再」，多次來往出入敵陣，並摸清了駝城的布局結構，這成了戰斗的關鍵點，就是這位格斯泰，戰時乘一匹康熙帝親賜的白鼻戰馬，有旁人說白鼻馬不吉，格斯泰則答曰：「效命疆場，吾夙願也！何忌？」福全戰後向康熙帝奏報，「方戰時，親見一將乘白鼻馬三入敵陣，眾皆識為格斯泰也。」當天傍晚，格斯泰等人乘勝追擊至河岸時，陷於沼澤，「賊麋集，格斯泰力戰，與邁圖等皆歿於陣。」
在格斯泰等人的偵察下，清軍火炮有了確定的目標位置，能夠充分發揮威力，自下午轟擊至日落，終於將駝城轟為兩段，福全趁勢從正面發動進攻，而此時，佟國維也已率軍迂迴至敵軍後方，在清軍的前後夾擊下，噶爾丹軍難以支持，遂以暗夜為掩護，退向山頂，並在隱蔽處施放冷槍。福全見天色已晚，且噶爾丹已處於清軍包圍中，即下令停止進攻，扎營轉入防禦。
此時，噶爾丹駝城被破，殘余主力處於清軍的包圍之中，且補給不繼，如果清軍像前一天那樣持續攻擊，噶爾丹是難逃被全殲的命運的。但是，福全可能是受到了前一天惡戰的影響，於次日命令將士暫時休息，停止進攻。對福全的這一決定，歷來都是負面的評價，不過設身處地的替福全考慮，他這樣做是有其原因的：皇帝不在前線，所有責任都要由自己承擔，既然前一天已經擊破了噶爾丹主力，那麼基本的功勞是可以保證的。如果次日繼續進攻，戰局萬一發生逆轉，則自己前功盡棄。而次日不進攻，最壞的結果無非是噶爾丹逃跑，所以，停止進攻，對福全而言，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萬全之策。
噶爾丹從清軍的這一行動中，揣測出了福全的心思，派達賴喇嘛的弟子濟隆作使者，前往清軍大營講和。濟隆利用達賴的招牌，向福全保證，噶爾丹已經知道了大清的厲害，將「仰體聖上仁心，休徵罷戰」。福全也趁機下台階，向康熙帝報曰，「噶爾丹乃狡詐之人，雖不可全信，但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他還向各路領軍大臣發出印文，令大家暫時停戰。當然，福全也有心奪取更大的功勞，他要求科爾沁方向的2萬人向戰場迅速靠攏，准備與主力一起夾擊噶爾丹。
自然，精明的噶爾丹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趁清軍攻勢暫停的機會，噶爾丹在夜間率余部渡過薩里克河，經今天的內蒙古達里諾爾湖地區，瘋狂向西北的漠北蒙古方向逃去，沿途還焚燒草地，以斷絕追兵。雖然此前科爾沁、盛京方向的2萬人已經到達其逃跑路線附近，但由於此前收到了福全的停戰命令，並沒有阻攔噶爾丹。噶爾丹得以順利逃至今外蒙古境內，烏蘭布通之戰至此結束。
烏蘭布通一戰，雖然打成了擊潰戰而非殲滅戰，但依舊是對准噶爾部的沉重打擊。類似噶爾丹所率軍隊，由於其經濟基礎是建立在游牧文化之上，故此首領與下屬之間並無中原文明那樣絕對的從屬關系，其之所以能夠號召聚集數萬准噶爾兵馬，實質上依賴於戰爭的不斷勝利，可以帶來大量的戰利品和虜獲品。但是烏蘭布通的戰敗，使噶爾丹失去了這種號召力，大量人員脫離部隊，雪上加霜的是，噶爾丹在北逃途中，部隊出現了瘟疫(這種瘟疫很可能是由內地軍隊帶來的，當時的少數民族對內地傳染病的抵抗力非常弱，這也是康熙在承德建造避暑山莊接見少數民族代表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缺吃少穿，噶爾丹所率軍隊的總人數減至幾千人。次年春天，在前方的上奏中提到：「噶爾丹去年敗走以來，日以北徙，人畜屢斃，劫掠無所獲。近者噶爾丹親率兵來劫喀爾喀，至阿爾哈賴地方，又無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極。」可以說，烏蘭布通戰役實際上已經摧毀了噶爾丹的元氣，後來的昭莫多戰役，只是給噶爾丹的反叛劃上一個句號而已，雙方軍隊幾乎沒有真正的交戰。
騎兵加火器，冷熱兵器的結合交替
烏蘭布通之戰的成敗之處，都與康熙的決策有關。
從政治觀點看，康熙帝的指導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其戰前所訂計劃，歸根結底就是力爭「圍殲」。這是出於對當時整個國家形勢做出的判斷：首先，此前十年，帝國先後經歷了多場內外戰爭，「三藩之亂」、統一台灣、兩次雅克薩之戰，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噶爾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時，如果勞師遠征，兵少則不敷用，兵多則勢必又是一場異常耗時耗餉的戰爭。康熙帝是想利用噶爾丹最為接近帝國統治核心的時機，用兵力上的絕對優勢，利用相對最短的補給線(距離北京只有千里)，爭取將其全殲，一勞永逸的解決准噶爾部問題。
但是，從決策理論的角度看，康熙帝計劃的可操作性略顯不足，速決的前提，並不僅僅是兵力優勢，還包括戰備、指揮等多方面的因素，制訂計劃時，應該充分考慮己方的實際能力是否能滿足計劃的要求。實際上，以當時清軍的裝備、訓練，以及將領的臨陣指揮，都不足以完成戰前制訂的合圍計劃。用現代的觀點評判，就是康熙帝制訂了一個精緻的計劃，但卻略有些脫離實際，特別是在幾個關鍵點上出現問題後(特別是科爾沁、盛京方向部隊未能實現有效的合圍，以及福全的臨陣猶豫)，計劃即無法實現。
從軍事上看，烏蘭布通之戰，暴露出清軍八旗部隊在順治以後，戰鬥力逐漸下降。根據現有史料，當時噶爾丹軍作戰遠距離主要依靠火槍，貼身時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但清軍卻缺乏應對火器的經驗，按照康熙帝的評價，「我軍近與厄魯特戰，排列太密，為賊人亂槍所中。且進退並不鳴笳。此皆不習戰陣之故也。」實際上，在清朝初創時，由於早先明軍裝備的火器數量多，威力大，清軍應有豐富的對付火器防禦的經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經驗並未像現代軍隊中的條令、規定那樣，以文字的形式流傳下來，而是逐漸散失了，此外，清軍除少數精銳部隊外，普遍缺乏訓練和紀律，這是清軍進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此次戰役證明，火器已經逐漸成為戰爭中的主要武器，連一貫游牧騎射的厄魯特蒙古軍隊，都已經以火槍為主要武器，清軍能夠擊破駝城，也主要靠此前傳教士南懷仁等人監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民間傳說中的「紅衣大炮」)發揮了威力，康熙帝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於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營。但是，中國自然科學的停滯，以及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導致火器設計和製造技術長期原地踏步甚至退步，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爆發。

❻ 烏蘭布通古戰役的具體情況

在清朝200多年的歷史中，以游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擔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然而，僅有一次，游牧民族的對手進襲到北京附近，原本從關外進入中原的清軍，卻需要再度出塞保衛關內的京師，這就是烏蘭布通之戰。

准噶爾部接近帝國心臟

准噶爾部是厄魯特蒙古，也就是最早所說的漠西蒙古的四部之一。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厄魯特蒙古形成了准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等四部。准噶爾部在伊犁河一帶游牧，和碩特部在今烏魯木齊及以東地區，杜爾伯特部在今北疆額爾其斯河中上游地區，土爾扈特部在今新疆塔城一帶。由於准噶爾部的游牧地均鄰近伊犁河，水草茂盛，並且可以與中亞和內地通商，因此勢力逐漸強大，逐漸開始侵襲其它部落。17世紀20年代，土爾扈特部不堪襲擾，自目前的中哈邊境地區，西遷至當時尚無人控制的伏爾加河下游地區；後來，沙俄勢力逐漸進入當地，並開始試圖征服土爾扈特部，這才有了後來1770年渥巴錫領導的土爾扈特部起義，和土爾扈特部不遠萬里回歸中國的壯舉，當然，這只是題外話了。

當時的新疆，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的領導下，准噶爾部在17世紀前期繼續擴張，於1637年，迫使和碩特部遷徙至青海，並於1640年聯系喀爾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召開雙方大會，重新安排了蒙古各部落之間的權力關系，加強了准噶爾部對蒙古各部的影響，此外，還對西部、南部的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地區發動戰爭，使准噶爾部的勢力不斷擴張。

此時，內地正是明末清初的混亂時期。由於蒙古與滿清的親密關系，故准噶爾部在清軍入關之前就與清政權建立了通貢關系。清軍入關後，巴圖爾琿台吉與厄魯特各部首領一起聯名向滿清附表上貢，並建立臣屬關系，此後，准噶爾部和清朝中央政權之間來往不斷，關系較為和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康熙十年(1671年)。

康熙十年，巴圖爾琿台吉的第六子噶爾丹在內亂中掌握了准噶爾部的統治權，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首領。他的政治目標，是要征服漠北的喀爾喀蒙古，進而征服整個蒙古，重建統一的蒙古汗國，必要的時候不惜和中央政府發生戰爭，為了對抗中央政府，噶爾丹向正在東向擴張的沙俄靠攏，尋求沙俄幫助。這一時期的沙俄，也正處於東向擴張的高峰，有噶爾丹作為其擴張的助手，是其求之不得的好事。康熙二十六年，沙俄的東進部隊與喀爾喀蒙古發生沖突，沙俄使者建議噶爾丹與沙俄聯手進攻喀爾喀，久已等待這一機會的噶爾丹立即組織兵力，於康熙二十七年，率領3萬大軍，越過杭愛山，向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進攻。

從地圖上可以看到，噶爾丹自新疆對漠北地區的進攻，正好與沙俄自貝加爾湖向南的進攻構成鉗形攻勢，使正在與沙俄作戰的喀爾喀軍腹背受敵，喀爾喀首領土謝圖汗難以抵擋兩面攻勢，只能撤回在北線與沙俄作戰的部隊，沙俄隨即由貝加爾湖向東大幅度擴張，這直接導致尼布楚談判時中方做出巨大讓步，最終確定以尼布楚為界的結果。

收縮防線的喀爾喀軍也試圖進行抵抗，土謝圖汗集中兵力在今烏蘭巴托以西地區與噶爾丹進行了會戰，但力量差距過於懸殊，經過三天的戰斗，全軍潰散，喀爾喀蒙古各部最終決定內附清朝，遂向南撤退，進入今內蒙古境內。

此時，本已獲得極大收益的噶爾丹得隴望蜀，派使向沙俄要求，共同進入內蒙古地區，追擊喀爾喀各部，「博碩克圖汗希望沙皇陛下軍隊與他的兵力會合，共同打擊上述蒙古人，將其徹底消滅。」沙皇在遠東的代表戈洛文對此建議也深感興趣，他說，「……沙皇陛下可根據博碩克圖汗的進攻形勢，從沙皇陛下邊境城市，從色楞格斯克、烏丁斯克、涅爾琴斯克(即尼布楚)以及其它城市發兵進攻蒙古人。」由於尼布楚原本即位於中俄邊界，戈洛文的說法，實際上意味著俄軍可能趁噶爾丹內侵的機會侵略中國本土。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春，在沙俄的暗中慫恿和支持下，噶爾丹率軍進入了今內蒙古呼倫貝爾地區，對附近多個部落進行了襲擊和劫掠，隨後，轉向南進，進入了今錫林浩特地區，這里距離北京不足千里，已經威脅到了帝國的心臟地帶，這是中央政府難以容忍的。

康熙大帝皇城布陣

噶爾丹南侵的消息傳到內地，北京市民首先有了反應，城內外商鋪大多關門停業，「米價至三兩余」，似乎准噶爾軍很快就要攻至北京一般。

皇城中的康熙帝，剛剛完成了收復雅克薩、簽訂 《尼布楚條約》 的工作，此時三藩已定，台灣亦已統一，三十七歲的康熙帝經過幾場內外戰爭與常年政治斗爭的歷練，已經成為了一位非常老練的政治家與戰略家，他接連做出了一系列決定，開始准備解決准噶爾部問題。

首先，康熙帝派人到俄國，與沙俄交涉，防止沙俄干涉此戰，由於此前幾年，中俄之間有了兩次雅克薩之戰的歷史，沙俄清楚中國的實力不可小視，故在中方交涉後，始終未向噶爾丹提供任何兵力上的援助，武器和財物的援助也極為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定向噶爾丹出售3000支滑膛槍的決定，這對後來的戰事影響頗大。

斷絕了可能的俄援之後，康熙帝又從分裂准噶爾部的內部著手，通過利誘，策反了噶爾丹隨軍出征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策氏在噶爾丹前往烏蘭布通時，帶五千人返回了准噶爾部起家的伊犁河流域，擊敗了噶爾丹的追兵，「盡收噶爾丹之妻子人民而去」，這等於端掉了噶爾丹主要基地，使噶爾丹自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後勤補給來源。

在進行政治外交籌劃的同時，康熙帝也深知，與噶爾丹的惡戰不可避免，為此，康熙帝調動各地兵力，向可能的決戰地集中。當時，噶爾丹如果突進內地，可能的進展方向有三，第一是進入遼寧，第二是襲擊北京，第三是進攻山西北部。由於晉北多山貧瘠，實際上可能的進攻方向只有前兩個。

4月，康熙帝命令從鄂爾多斯、歸化(今呼和浩特)、內喀爾喀右翼等地調6800人，攜16門火炮，由理藩院尚書阿剌尼和兵部尚書紀爾他布率領，前往今內蒙古烏蘭浩特地區駐守，此後，又命科爾沁親王率領各路集結的近兩萬部隊，前往科爾沁草原一帶建立防禦。這樣，就防止了噶爾丹率部從蒙古直插遼寧，避免了清朝關外「龍興之地」受到威脅。

在調兵的同時，康熙命令從古北口開始，向各路北方部隊設立驛站，動用大批駱駝隊運輸軍糧，保障了後勤和通訊的暢通。

在得知噶爾丹已經進入內蒙古後，康熙帝下定決心，在內蒙古地區會集各路部隊，爭取圍殲噶爾丹軍。為了防止噶爾丹北逃，6月22日，康熙帝派使者前往噶爾丹軍中，令使者對噶爾丹「婉言相慰，羈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另一方面，則通知阿剌尼，如果噶爾丹退兵，則努力阻止，若噶爾丹強行北逃，再發兵追擊。

但是，阿剌尼和紀爾他布可能誤會了聖意，於7月26日在烏爾會河(今內蒙古烏蘭浩特西烏拉蓋爾河地區)擅自與噶爾丹軍交戰，此時噶爾丹有2萬騎兵，而清軍僅有不到9000人，且阿剌尼嚴重輕敵，只帶了200蒙古勇士和500喀爾喀兵向噶爾丹軍進攻，結果「未及戰，諸扎薩克及喀爾喀兵爭取其子女牲畜，陣動不能止。」而噶爾丹軍在兩翼使用火槍交叉射擊，將清軍主力擊潰。當時在噶爾丹軍中的俄國使者回憶，噶爾丹「大殺中國軍隊……繳獲大車五百多輛以及全部輜重」。阿剌尼等人被迫率殘部逃走，後被皇帝降四級調用。

初戰不利的消息傳到北京，康熙帝極為不悅，他於8月5日強調，各路軍會合前不得與噶爾丹交戰，「大兵陸續前進，朕亦親征，姑勿與戰，以待各路軍至齊發，毋致失利。」

8月6日，農歷七月初二，康熙帝宣布親征，以皇長兄、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命皇長子胤禮為副將，出古北口北上，以恭親王常寧(康熙五弟)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札為副將，出喜峰口。其它幾路兵馬還包括阿拉尼部剩餘清軍、科爾沁方向清軍、盛京和吉林方向清軍等部隊。

陪同出征的，還有皇帝的舅舅、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等朝廷重臣。臨行前，康熙帝還作壯行詩一首：「獲丑寧遺類，籌邊重此行。據鞍軍令奏，橫槊凱書成。煙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遐荒安一體，歸奏慰予情。」從詩文中看出，康熙帝充滿了自信。

從「殲滅戰」到「擊潰戰」

8月10日，福全率清軍主力自北京出發，隨後，康熙帝於8月18日自北京出發，計劃隨後到達前線，但是，8月22日，康熙帝不慎受了風寒，身體開始發熱，至27日，身體依然低燒，只好「從諸臣之請」，返回北京，次日，皇太子胤禮來迎，康熙看到胤禮並無憂戚之意，「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中非常不快，遂令胤禮先行回京，自此埋下了後來太子立廢的伏筆。這件事情雖與後來烏蘭布通的戰役無關，但卻極大的影響了清中期的政治發展。

為了確保計劃成功，離京後的康熙帝想方設法穩住南進的噶爾丹，8月17日，康熙帝給噶爾丹敕書，稱阿剌尼等的進攻純屬自作主張，已經受到了責難，又稱福全的北進「非討汝也，欲定議耳」。為了麻痹噶爾丹，康熙帝還命福全給噶爾丹送去羊100頭，牛20頭，結果，噶爾丹果然從今錫林浩特一帶南下，直到8月20日，才得知清軍正在從不同方向朝這一地域集結，完全是一副決戰的架勢。噶爾丹相當自負，決定就此與清政府決裂，8月22日，噶爾丹派使者傳話，「夫執鼠之尾，尚噬其手，今雖臨以十萬眾，亦何懼之有！」這等於是跟朝廷徹底攤牌，此後，噶爾丹率所部繼續南下，於8月31日，抵達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南部，臨近河北省圍場縣)，離京城直線距離不過六七百里。

噶爾丹的南進，實際上是康熙帝所希望的，戰場距離北京越近，清軍的後勤線就越短，噶爾丹的後勤線就越長。但是，噶爾丹行進的方向的確有些出乎康熙帝事先預料，恭親王常寧所部未能趕到烏蘭布通，而其它幾路部隊中，被留用的阿剌尼率領殘部3000人於8月下旬與福全會合，但科爾沁方向的2萬余部隊只來得及趕到烏蘭布通以北方向，未能直接參加戰斗。

烏蘭布通是一座紅色的小山，泡子河與哈而哈河從烏蘭布通的西北匯入薩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倫河。烏蘭布通山南坡是無法攀登的峭壁，北面則是一個可以攀登的陡坡，但易守難攻，噶爾丹部隊「覓山林深塹，倚險結營」，布陣於山上林內，用上萬頭駱駝，縛住駝蹄卧於地面，駝背上加裝箱垛，然後用毛氈漬水蓋於箱垛之上，環繞烏蘭布通山擺成一條防線，稱為「駝城」，噶爾丹部隊兵士從駝與駝之間的縫隙，使用從沙俄購買的火槍射擊目標。而按照清軍當時的弓箭和火槍威力，是難以穿透駝城的。

清軍方面，福全率軍在烏蘭布通40里開外扎營，凡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餘里，闊二十餘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清軍各路參戰部隊，除科爾沁方向部隊和盛京部隊外，於七月下旬先後到齊，全軍官兵連同廝役在內，約10萬人。

雙方的戰斗，隨之展開。

9月4日，八月初一。黎明，福全率清軍主力，自大營向烏蘭布通方向出發，至中午，抵達烏蘭布通西面河對岸，清軍隔河布陣，列好火槍、火炮陣勢，在戰斗一開始，就集中火力轟擊駝城，但由於駝城位於樹林內，位置隱蔽，清軍炮火很難做到精確，這與今天的炮兵作戰一樣，在尚未弄清目標具體位置時，火炮的殺傷作用都是有限的。在雙方陣勢相接的河兩岸地域，噶爾丹軍在隔河高處隱蔽防禦，而清軍則先要渡河，後要仰攻，因此，清軍正面進攻的進展不大。

在組織正面進攻的同時，福全還派出了左右兩翼騎兵，試圖通過迂迴包抄噶爾丹的側後。但是，清軍右翼被河岸沼澤所阻，只能返回原處，進展的惟一希望就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領左翼的是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兩兄弟。佟國綱前一年剛剛與索額圖一起參加了尼布楚會議，此時是一等公、鑲黃旗都統、領侍衛內大臣、皇舅，以其身份，本不必在陣前冒險，但他以清軍高級將領中少見的勇氣親自率兵沿河沖擊，結果被敵方火槍擊中陣亡，他也成為清朝二百年歷史中地位最顯貴的陣亡將領。佟國綱下葬時，康熙帝要親自前往送葬，結果被諸大臣勸阻(皇帝按禮制是不應為臣子送葬的)，康熙帝乃派諸皇子和大臣前往送葬，並親自撰寫了祭文，直到雍正時，雍正帝還在繼位之初為佟國綱追贈「太傅」稱號。在佟國綱的功名蔭庇下，佟氏子孫中多見某省巡撫、某某總督、某某將軍等職銜，佟氏家族成為極為顯赫的門族，至今，泡子河在烏蘭布通當地還被稱為「將軍泡子」，以紀念佟國綱(佟國綱也曾被任命為安北大將軍)。

英雄出現的場合，通常也會有懦夫，史載，戰斗中，正白旗副都統色格印「彼則大懼，故推受暑下馬。其家人憤曰：『身為二品大臣，如此臨陣退怯，歸去何顏見人耶？』扶之上馬。色格印復下馬，卧於草內。及回營，猶戰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達旦。因此伊所管兵丁，無不恥笑」。除去這位副都統大人外，更有許多將領，為了自身安全，抽取所部精裝兵士作為貼身護衛，而清軍統帥部門是按照編制集結調動部隊的，結果導致當天清軍實際參加一線戰斗的兵士人數大為減少。康熙帝後來回憶時也提到，「出征烏蘭布通時，……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近身防護，勇士雲：『挑選我輩原擬獲戰獲追，詎意只令防護？』共生忿怨。」

佟國綱中槍後，左翼軍並未停止進攻，其麾下將領、前鋒參領格斯泰揮舞戰刀，「直入賊營，左右沖擊，出而復入者再」，多次來往出入敵陣，並摸清了駝城的布局結構，這成了戰斗的關鍵點，就是這位格斯泰，戰時乘一匹康熙帝親賜的白鼻戰馬，有旁人說白鼻馬不吉，格斯泰則答曰：「效命疆場，吾夙願也！何忌？」福全戰後向康熙帝奏報，「方戰時，親見一將乘白鼻馬三入敵陣，眾皆識為格斯泰也。」當天傍晚，格斯泰等人乘勝追擊至河岸時，陷於沼澤，「賊麋集，格斯泰力戰，與邁圖等皆歿於陣。」

在格斯泰等人的偵察下，清軍火炮有了確定的目標位置，能夠充分發揮威力，自下午轟擊至日落，終於將駝城轟為兩段，福全趁勢從正面發動進攻，而此時，佟國維也已率軍迂迴至敵軍後方，在清軍的前後夾擊下，噶爾丹軍難以支持，遂以暗夜為掩護，退向山頂，並在隱蔽處施放冷槍。福全見天色已晚，且噶爾丹已處於清軍包圍中，即下令停止進攻，扎營轉入防禦。

此時，噶爾丹駝城被破，殘余主力處於清軍的包圍之中，且補給不繼，如果清軍像前一天那樣持續攻擊，噶爾丹是難逃被全殲的命運的。但是，福全可能是受到了前一天惡戰的影響，於次日命令將士暫時休息，停止進攻。對福全的這一決定，歷來都是負面的評價，不過設身處地的替福全考慮，他這樣做是有其原因的：皇帝不在前線，所有責任都要由自己承擔，既然前一天已經擊破了噶爾丹主力，那麼基本的功勞是可以保證的。如果次日繼續進攻，戰局萬一發生逆轉，則自己前功盡棄。而次日不進攻，最壞的結果無非是噶爾丹逃跑，所以，停止進攻，對福全而言，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萬全之策。

噶爾丹從清軍的這一行動中，揣測出了福全的心思，派達賴喇嘛的弟子濟隆作使者，前往清軍大營講和。濟隆利用達賴的招牌，向福全保證，噶爾丹已經知道了大清的厲害，將「仰體聖上仁心，休徵罷戰」。福全也趁機下台階，向康熙帝報曰，「噶爾丹乃狡詐之人，雖不可全信，但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他還向各路領軍大臣發出印文，令大家暫時停戰。當然，福全也有心奪取更大的功勞，他要求科爾沁方向的2萬人向戰場迅速靠攏，准備與主力一起夾擊噶爾丹。

自然，精明的噶爾丹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趁清軍攻勢暫停的機會，噶爾丹在夜間率余部渡過薩里克河，經今天的內蒙古達里諾爾湖地區，瘋狂向西北的漠北蒙古方向逃去，沿途還焚燒草地，以斷絕追兵。雖然此前科爾沁、盛京方向的2萬人已經到達其逃跑路線附近，但由於此前收到了福全的停戰命令，並沒有阻攔噶爾丹。噶爾丹得以順利逃至今外蒙古境內，烏蘭布通之戰至此結束。

烏蘭布通一戰，雖然打成了擊潰戰而非殲滅戰，但依舊是對准噶爾部的沉重打擊。類似噶爾丹所率軍隊，由於其經濟基礎是建立在游牧文化之上，故此首領與下屬之間並無中原文明那樣絕對的從屬關系，其之所以能夠號召聚集數萬准噶爾兵馬，實質上依賴於戰爭的不斷勝利，可以帶來大量的戰利品和虜獲品。但是烏蘭布通的戰敗，使噶爾丹失去了這種號召力，大量人員脫離部隊，雪上加霜的是，噶爾丹在北逃途中，部隊出現了瘟疫(這種瘟疫很可能是由內地軍隊帶來的，當時的少數民族對內地傳染病的抵抗力非常弱，這也是康熙在承德建造避暑山莊接見少數民族代表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缺吃少穿，噶爾丹所率軍隊的總人數減至幾千人。次年春天，在前方的上奏中提到：「噶爾丹去年敗走以來，日以北徙，人畜屢斃，劫掠無所獲。近者噶爾丹親率兵來劫喀爾喀，至阿爾哈賴地方，又無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極。」可以說，烏蘭布通戰役實際上已經摧毀了噶爾丹的元氣，後來的昭莫多戰役，只是給噶爾丹的反叛劃上一個句號而已，雙方軍隊幾乎沒有真正的交戰。

騎兵加火器，冷熱兵器的結合交替

烏蘭布通之戰的成敗之處，都與康熙的決策有關。

從政治觀點看，康熙帝的指導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其戰前所訂計劃，歸根結底就是力爭「圍殲」。這是出於對當時整個國家形勢做出的判斷：首先，此前十年，帝國先後經歷了多場內外戰爭，「三藩之亂」、統一台灣、兩次雅克薩之戰，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噶爾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時，如果勞師遠征，兵少則不敷用，兵多則勢必又是一場異常耗時耗餉的戰爭。康熙帝是想利用噶爾丹最為接近帝國統治核心的時機，用兵力上的絕對優勢，利用相對最短的補給線(距離北京只有千里)，爭取將其全殲，一勞永逸的解決准噶爾部問題。

但是，從決策理論的角度看，康熙帝計劃的可操作性略顯不足，速決的前提，並不僅僅是兵力優勢，還包括戰備、指揮等多方面的因素，制訂計劃時，應該充分考慮己方的實際能力是否能滿足計劃的要求。實際上，以當時清軍的裝備、訓練，以及將領的臨陣指揮，都不足以完成戰前制訂的合圍計劃。用現代的觀點評判，就是康熙帝制訂了一個精緻的計劃，但卻略有些脫離實際，特別是在幾個關鍵點上出現問題後(特別是科爾沁、盛京方向部隊未能實現有效的合圍，以及福全的臨陣猶豫)，計劃即無法實現。

從軍事上看，烏蘭布通之戰，暴露出清軍八旗部隊在順治以後，戰鬥力逐漸下降。根據現有史料，當時噶爾丹軍作戰遠距離主要依靠火槍，貼身時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但清軍卻缺乏應對火器的經驗，按照康熙帝的評價，「我軍近與厄魯特戰，排列太密，為賊人亂槍所中。且進退並不鳴笳。此皆不習戰陣之故也。」實際上，在清朝初創時，由於早先明軍裝備的火器數量多，威力大，清軍應有豐富的對付火器防禦的經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經驗並未像現代軍隊中的條令、規定那樣，以文字的形式流傳下來，而是逐漸散失了，此外，清軍除少數精銳部隊外，普遍缺乏訓練和紀律，這是清軍進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此次戰役證明，火器已經逐漸成為戰爭中的主要武器，連一貫游牧騎射的厄魯特蒙古軍隊，都已經以火槍為主要武器，清軍能夠擊破駝城，也主要靠此前傳教士南懷仁等人監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民間傳說中的「紅衣大炮」)發揮了威力，康熙帝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於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營。但是，中國自然科學的停滯，以及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導致火器設計和製造技術長期原地踏步甚至退步，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爆發。

❼ 葛爾丹的妻子是不是戰死在烏蘭布統

葛爾丹的妻子是不是戰死在烏蘭布統？往往電視劇跟真事的歷史事件還是有出入的。

❽ 木蘭圍場的七大事件都是什麼

我只知道5個
（一）、烏蘭布通之戰是康熙皇帝親自指揮的發生在木蘭圍場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戰役，它關繫到新疆，青海，xz，蒙古同祖國大家庭的統一問題，烏蘭布通之戰的勝利對祖國西北部的鞏固統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多倫諾爾會盟

會盟是蒙古各部之間定期集會、協調關系、共同商議和解決重大問題的傳統活動。多倫諾爾會盟是指康熙皇帝採取懷柔政策，於康熙三十年在多倫諾爾召集內外蒙古部落首領，解決內部矛盾，加強蒙古內部管理的歷史事件。

（三）、康熙揮淚廢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在木蘭圍場的布爾哈蘇台圍場發生了對清代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康熙揮淚廢太子。
（四）、渥巴錫伊綿峪覲見乾隆帝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乾隆皇帝迎接一個曾遠離祖國，漂泊異域140多年，在歷盡遠古以來少見的艱難困苦，行程萬里回歸祖國的土爾扈特部，覲見地點木蘭圍場伊綿峪，伊綿峪是蒙語，漢語譯為「會歸」，所以這個地點也是那樣的有意義。

（五）、乾隆決策定西藏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巡幸木蘭圍場，舉行木蘭秋獮，此時西藏政、教兩界內部矛盾加深，xz鄰近印度，佛教歷史悠久，明初創立新迦當教，即黃教。乾隆十二年藏王頗羅鼎病故，其次子朱爾默特襲爵繼位，新藏王對清政府十分不滿，做好了叛亂的准備，駐藏大臣看到形勢十分危急，就以聖旨的名義，將新藏王傳到大臣衙內，將其砍殺，藏兵聞訊後包圍了大臣衙門，四處防火，將駐藏大臣全部殺死，清政府派兵進藏後才得以平安。

❾ 康熙年代的烏蘭不通是現在什麼地方地理位置

烏蘭布通，位於克什克騰旗(今內蒙古翁牛特旗西北)之西。該地北面靠山，南有高涼河(西拉木倫河上游的支流)，地勢險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多姿多彩如詩如畫的烏蘭布統大草原。烏蘭布統大草原有遼闊的草原、幽靜的白樺林、世界珍稀樹種沙地雲杉;有包括灤河源頭、金蓮花灘在內的6萬畝濕地;有歷史文化遺跡:烏蘭布統古戰場、將軍泡子、十二座連營、佟國綱墓;有烏蘭布通大草原
在清朝200多年的歷史中，以游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擔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然而，僅有一次，游牧民族的對手進襲到北京附近，原本從關外進入中原的清軍，卻需要再度出塞保衛關內的京師，這就是烏蘭布通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