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不足之處

A. 《中國大歷史》這書都介紹什麼歷史

《中國大歷史》是歷史學家黃仁宇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專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內容，分析中國歷朝發展的問題，從歐洲的歷史，以至經濟學都有利用。
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納領，然後在與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論史，不以考據為文，縱橫捭闔梳理千年歷史，三言兩語點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處尢見黃仁宇獨到的史家眼光。
黃仁宇這部書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物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作者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進路，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類型，或斯賓格勒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據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鑒」，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系的好奇心。

B. 中國大歷史的社會影響

黃仁宇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萬曆十五年》……每一部都那麼炙手可熱。歷史書有很多，黃仁宇的書讓讀者讀得很輕松，感覺很新鮮。這也許是最重要的。
黃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歷史學家。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時僅就讀大學一年級的黃仁宇決定輟學，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期間認識田漢、范長江等人。後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憑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所修的學分獲密西根大學的取錄，攻讀新聞系，1954年獲學士，1957年獲碩士，其後轉攻歷史系，並於1964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現費正清研究所）（1970年）。參與《明代名人傳》、《劍橋中國史》時英國劍橋大學凱思學院院長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體研究工作。2000年因心臟病發逝世於紐約。他的著作近年來在海峽兩岸頗受歡迎，但也有許多學者質疑與批判其觀點。
乍一看，他的履歷並不顯赫，但也許就是這有點坎坷的經歷可以讓他更好的去完善他的理論，《中國大歷史》一書，給我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不在一人一事上做考證，而著眼於歷史大局，而是著眼於中國，是從宏觀的角度對中國的「大歷史」進行評述，在名為《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經坦言，關於這「大歷史」的思路，起源於給外國學生講授中國歷史的實際需要。大凡學習歷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個大概、懂個基本的發展脈絡，而不可能具體到歷史中的每一個細節。學習歷史如此，學習外國歷史更是如此。為了這教學的需要，作者乃開始將這中國幾千年歷史予以壓縮。而到後來，這「大歷史」的綜合研究方法更成為作者的一種研究進路。於是，就有了這23萬字的《中國大歷史》。正如書名所言「macro-history」，更多的是從宏觀視野去看待歷史，不拘泥於細枝末節，而是縱橫交叉，記錄朝代的更替演變，也放到世界歷史中去對比研究，從中我們可看出中國歷史的興衰榮辱。
第一遍讀完這《中國大歷史》，便可感覺，作者寫的歷史，自始至終都在問著這樣的一個問題：緣何中國的文明未能發展出上資本主義？求解這個問題，作者的關注點集中在財稅制度上面。
依著這樣的思路，從作者的敘述中，隱約可以看出，作者將中國的幾千年發展歷史分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權、官僚體系、意識形態逐漸形成的時期，從商周發端，到秦漢；隋唐第二段是從城市商業和國際（邊境）貿易中產生了商業社會的種子，但這種子在官僚體系、自耕農經濟和意識形態面前，只是發展出了服務於宮廷地主玩樂所需的奢侈品生產與商業，這一段從宋元到明清，中間從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似有著搞「數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數目字管理的條件仍未具備，變法必然失敗；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來侵略與沖擊，開始尋找強國的途徑，從清末的洋務自強運動到維新變法、立憲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革命，直到改革開放，這一波一波的革命終於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創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和「一個新的低層機構」。而「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系（institutionallinks）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有人是這么評價黃仁宇的這部書的：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物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作者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進路，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類型，或斯賓格勒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據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鑒》，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系的好奇心。
黃仁宇指出，中國傳統社會「假設多於實踐」，「以滿足民間最低的期望為目的」，「乃是組織簡單、效能低下的政體，既缺彈性，也欠實力」。一部二十四史，絕不是二十四姓的家譜。將一個朝代的盛衰，繞開道德評價的怪圈，而轉作對一個組織結構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黃仁宇為解讀歷史提供了相當精彩的角度。古代歷史上，游牧民族之所以成為中原農耕國家的心腹大患，並往往能取而代之，原因不是野蠻戰勝文明這類不痛不癢的空話，而在於游牧民族結構簡單，行政效率高，在有限的資源分配和作戰調動方面要比老大帝國顯得更有活力。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很多錯綜復雜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危機。由周公開始，中國政治家、思想家總是力圖通過人為的盡善盡美的組織方案來治理這個老大帝國，但龐大又不按專業技能分科的官僚組織，僅靠教化和紀律來控制，是註定不可能適應新時代的。翻讀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最大的感觸在於傳統社會（包括意識形態）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黃一再強調中國傳統社會不能用數字來管理，指的是舊中國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維。道德判斷代替價值判斷現象越盛，則實際的技術手段就越受局限。
黃仁宇認為，在中國早期的歷史進程中，由於地域廣大，在人口統計和土地測量的技術尚未准備妥當之際，從西周開始，就造成了一種人為的政治區分，即他稱之為「間架性的設計」。這種設計在秦漢以後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其立足基礎是遍布全國的均勻的農村組織，上端是同樣結構均勻的有紀律的官僚組織，這樣使中國的朝代以一種權力的架構放在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基礎之上，難以在短時期內用和平方式改造，它在明清時期喪失了其擴展性和開發性，走向內斂和非競爭性，也是中國在近代走向落後和遭受屈辱的歷史根源。從秦漢直到20世紀初期，中國始終處於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之下。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不待社會多元化就先以構成集權體制，漢代採取不斷加強中央統治的政策，通過將宇宙觀、天候與政治結合在一起的政治哲學將專制皇權合理化，構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促使中國政治體系早熟，並成為中國整個帝制時期的楷模。到清代，這一系統使中國保持了長期的秩序與穩定，但是也使國家體制的弱點徹底暴露，因為它組織簡單，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彈性又欠實力的政體，結構上的脆弱使之對外界的壓力也缺乏抵禦的實力，難以成為可資改造利用以增進民權或者轉變為多元社會的橋梁。
在經濟上，以小自耕農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這稅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國家的財政資源過於分離散漫，政府的實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農征取糧食及人力為原則，造成經濟上只有均平主義而無經理上之縱深，並且中國經濟以農村中最落後的部門為基礎並以之為全國的標准，是犧牲質量以爭取數量，無意於國民經濟多元化和商業的充分發展。作為政府本身對服務性質的組織與事業不感興趣，更沒有司法和立法的組織使經濟多元化成為可能和現實。由於缺乏節省人力的動機，農具在長時期內沒有顯著增進仍然廣泛使用。農村經濟既缺乏地區間的聯系，又沒有各行業間的經營。政府籌措的辦法，或是直接科斂，或是向下層加大壓力，勒派額外捐輸，增添不給報酬的工役。村民之間的遺傳、婚姻、財產交割、毆斗糾紛等多由家族內部解決，雖然減輕了衙門的任務，卻長期阻礙了民法的展開。北宋神宗時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圖以現代金融管制方式作為行政工具管理國事，但是當時社會發展尚未達到足以支持這項改革試驗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財政過於遷就農村經濟的習慣，使各地區勉強地湊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無力扶助村鎮工業和地方上的商業作進一步的發展，而且政府的中層缺乏經理能力，財政的實施缺乏強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賬目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准，造成技術上的困難，在執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鬆懈，結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種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貪污行為無從抑制，災荒不能適時救濟，人民鋌而走險為匪為盜，使一個朝代走向滅亡。
在政治上，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就造成一種專制體制，可謂在政治上早熟，它缺少相互制衡機制，它的基礎是儒教的紀律，這種政治權威的負面性格十分明顯，當這紀律被破壞時，此極權也無法維持。事實上，維持高度的中央集權僅有紀律是不夠的，當中大部分的成就，實因恐怖政治而獲得，從長遠角度看，也阻礙了法制的成長。因為以儒學為做官的階梯，其影響所及使得官者與舉者之間保持恩澤關系，而將公事視為次要，在這關頭，儒家習慣上重人身關系，而不嚴格尊重法治，更能產生不正規的影響，易於造成整個政體的瓦解。以紀律自重的官僚體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無意增進經理上的繁復，這樣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由於帝國官僚機構的執行全靠官僚的名譽自重，容易造成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使舞弊、貪污腐化和欺詐的現象相當普遍。「總而言之，專制政府不出於專制者的選擇。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備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段，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由於官僚主義依靠社會價值作為行政的工具，因此有些權力上的斗爭，原來因技術問題而產生，也要假裝為道德問題。對於鴉片戰爭的失敗，組織上的重荷與結構上的大而不當是其根本原因，不能以精神和信仰上的運作掩飾組織上的缺陷。
在文化上，儒家的道德觀念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可是以道德施政總離不開獨斷專制，大凡專制政體總離不開道德作護符。儒家傳統之政府，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所以它不像一個國家，更像由一種文化塑造成的形體。儒術的提倡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也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即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它業可從，造成地方政府長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言辭，短於經理上的能力。除了六經文句之外，以知識本身為目的，從未為政府所提倡。由於其依賴意識形態的情形極為顯著，卻沒有技術上的繁復來解決許多利害沖突，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這種制度極易解體，引起混亂，反映了國家體制的脆弱，也暴露了這種山村文化的簡陋氣息。是故以紅、白、黑色的臉譜論人物反映不了歷史的縱深和實際意義，是將技術上的問題當成道德上的問題，於治史無益。
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因為傳統中國就像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上面一塊長麵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麵包稱為農民，兩者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色彩。以道德標准輔助刑法，缺乏結構上的實力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也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中國傳統的社會體制基於血緣關系構成，以抽象的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代替法律的支撐，它不能將私人財產權明確劃出，更不能給予法制上的支持，暴露出它在對付私人財產問題上的制度上和組織上的缺陷。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主要是以商業組織之原理加於國事之上，以貨幣作為全民管制的工具，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步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社會，擺脫朝代循環的怪圈和長期停滯的狀況，從一個閉關自守的中世紀國家蛻變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的問題在於整個體制的落伍，中國的長期革命，旨在脫離舊式的農業管制方式，進而採取商業原則作為組織結構的根本。
《中國大歷史》由於從宏觀出發，其架構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細節的錯誤也未必能導致整體的錯誤，在某些方面來說，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然後在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視野宏闊，見解獨到，還是有可取性的。當然，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這種全篇結論性的文章在沒有羅列證據的情況下，是否可信就看讀者的知識面了。很多西方學術著作都有這種特點，所以在背後總是列出大堆的參考書，讓讀者知道其說法的來源。
黃仁宇先生應算得是20世紀中國史家中的一個異數。他半路出家，發憤苦攻，以近花甲之齡方發表首部著作，自後25年筆耕不輟，終以一介白首而成一家之言，登上個人學術事業的頂峰；更以其宏大的視野、充滿魅力的筆調，寫出華人世界中極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歷史書籍，傾倒了無數讀者。其獻身學術之執著，著實讓人敬佩。而夫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精神亦在先生身上得以彰顯。對於自己所選擇的這項職業，黃仁宇曾作了這樣的描述：「歷史學家不能自由創造人物，把他們的生命小說化，以求故事精彩動人；也無法採取藝術的美學角度；也不可能展現新聞人員的當場識見，觀察到歷史成形的過程。但這並非說歷史學家的生活就非得無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壓縮的時間段落，來探討過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個宏觀的視野，或是以許多細節來描述單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個獨立事件，或是比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筆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邏輯，呼應他們的情感，或是揭露並駁斥他們的立場；他可以稱贊無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題。歷史學家可以是工匠、技師或思想家。」從中我們亦得一窺先生的歷史觀。
總之，黃仁宇從有別於傳統史家以道德標准評判歷史和馬克思主義以階級劃分與階級斗爭的觀點分析歷史，他側重於從技術衍進的大歷史角度來剖析歷史，雖然他對西方和中國都進行了系統的解構，但是他論述問題的重點和中心一直是關於中國歷史的闡釋與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一點很容易從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體味出來。他對中國歷史某些方面的剖析是獨到的、深刻的、睿智的，體現了他深厚的學術基礎和敏銳的歷史洞察力。他雖然身為美國公民，但是對祖國的統一和未來的發展也時時給予深切的關注。總體說來，他在對許多歷史事實和中國當前國情的分析是欠科學的，這並不是因為他的學識不足，而是他的大歷史觀使然。

C. 求一篇《中國大歷史》的讀書筆記字數5000以上。分數可以加。。。。

真正的自由不是針對他人的言說，而是指向自我的實踐，真正的反抗也許不是公開的對抗，而是拒絕權力穿過的規避或對權力視而不見的沉默。——題記

盡管「大寫的歷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為標識的宏大歷史敘事日益成為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於「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導致一個時代的思想風格或精神氣質的斷裂或轉折。正因為如此，當下的學術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將80年代與90年代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狂飆激進的時代」與「理智漸進的時代」、「面向世界的開放時代」與「關注本土的保守時代」、「思想的時代」與「學術的時代」。

但是，就知識的增長而言，這樣的轉折也許僅僅意味著知識旨趣的平面擴展或轉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識地的疊加或累積。只有當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知識成果成為被重新思考或審視的對象時，這才有可能意味著一個知識時代的終結和另一個知識時代的開啟。由此，我們才有可能理解在當下中國的學術場域中迅速彌散的「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框架在「學術的時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義。當然本文並不是要對這一問題做全面的評價，其目的僅僅是對鄧正來先生在《國家與社會棗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一書中所建構並予以反思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分析性的批評。在我看來，批評並不僅僅是一種簡單地表明不同立場或態度的知識行為，而更主要的是一種知識上的歷險，它要求探險者對所面臨的種種艱險進行周詳細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辯駁和體現洞識的判斷。因此，我的策略是先進入作者的內在理路，分析他對市民社會理論的態度的轉化，以及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以此揭示國家與社會理論的解釋限度。鑒於作者既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始作俑者，又是這一理論的深刻反思者，這樣一種檢討無論是對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還是對於健全的學術批評都有可能獲得某種一般的意義。

《國家與社會》是一本論文集，其中收入了鄧正來先生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7篇研究論文。其中，「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以下簡稱「建構」）一文是整個研究的基礎或出發點，「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以下簡稱「研究」）以文雖然是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所作的知識社會學式的考察，實踐上是對「建構」所作的初步的、整體性的自我「反思獲批判」，後來的「『國家與社會』研究框架的建構與限度——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評論」（以下簡稱「評論」）1一文是對這種反思的進一步推進。當然，鄧正來先生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反思獲批判並沒有就此止步。不過，就本文而言，我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從「構建」到「研究」再到「評述」這一批判性的反思過程中所引發的種種理論問題。2我們當然希望他對這一問題所作的進一步反思能夠多我們的智識構成新的沖擊和挑戰。

一

1、市民社會：從「社會實體」轉向「解釋模式」

無疑，9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的建構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事件。由於市民社會論者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他們所建構的「市民社會」理論也就有所不同。大體說來，目前有兩種市民社會的理論，一種是針對東歐共產主義解體所提出來的「公民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領域」（《國家與社會》，頁142，注釋35，以下凡引此書只註明頁碼），即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它強調的是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這種追求政治民主的極端形式就是強調市民社會對國家的反抗，這也就是台灣學者將civilsociety譯為「民間社會」的原因（頁121）。另一種是針對西方理性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貝馬斯語）而提出來的「市民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的道德價值，即追求一種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將civilsociety譯為「文明社會」。

鄧正來先生所提出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顯然是以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並沒有從關於市民社會的經典理論出發建構一個宏大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詳細地闡發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內在規定性。4盡管如此，他依然採用了與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同樣的建構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對傳統市民社會理論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對這些理論進行重構或再解釋（如「市民社會與國家棗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以下簡稱「架構」）一文），這種解讀經典文本的方法由於其在解釋學上的有效性而獲得了人們的普遍認可；另一方面，他在對這些市民社會理論進行知識社會學的考察中發現了市民社會理論在前台的理論建構與後台的現實關懷之間的密切關系（如「台灣民間社會語式的研究」一文），這使得他在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中採取了一個類似的策略，即強調「中國的市民社會」，強調市民社會理論的中國性：中國是一個「遲一外發型」的現代化國家，因此，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成為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核心（這也是為何將civilsociety譯為「市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原因），以此顯示出與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的不同。但是，這一知識社會學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會的理論建構中卻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化，即讓「舞台後導演的現實關懷」不是隱含在對市民社會的理論建構中，而是直接在理論建構的「舞台表演」中亮相。在「建構」一文中，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中國的市民社會是什麼」這樣的學理推論，還不如說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和「我們將如何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之類的行動綱領：「提出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正是為了促使國人自覺地、有意識地投入到市民社會的建構中，為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創造基礎，進而減少盲目性、情緒性和非理性。」（頁20）

我們暫且不管「建構」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襲了80年代的敘述風格和修辭策略，重要的是，它並不是一篇嚴格的學術論文，而是一個政治綱領。它與其說是提出一個新的解釋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理論模式，不如說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行動方案。不過這一點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細致的清理，這一清理不光體現在敘述風格和修辭策略的重大轉變，更主要的是將「建構」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論建構」與「後台的現實關懷」嚴格加以區分，即將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與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作了嚴格的區分。在這一區分的基礎上，「研究」一文努力對「建構」一文的「政治綱領性」因素進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構」一文中關於「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主要作用」（頁4）和「形成中國市民社會雛形的國家因素、社會因素和外部因素」（頁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為具體行動策略的「兩個階段論」（頁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為一種用「關系或互動」角度取代「動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頁126?28）。當然，我們在分析這種轉化時，必須要考慮「建構」與「研究」兩篇文章的寫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闡述「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理論，後者是要從側面反思這一理論所涉及到的問題。但正是因為作者既作為市民社會的倡導者（insider），又作為市民社會的反思者（outsider），這一雙重角色更使我們容易看到他對市民社會研究的態度是如何發生轉變的。總的說來，這一轉化就在於從學理上拋棄掉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建構，而轉向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的建構5。

2、市民社會理論：「外部緊張」與「內部緊張」

當我們轉向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我們依然發現市民社會理論的建構由於與現實關懷（這種關懷已不再是對現實的指導，而是對現實的解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體現出某種緊張。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國本土的特殊經驗為「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作辯護的，這種理論似乎僅僅由於它與本土歷史或經驗現實的相關性而獲得了學理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由此他堅決反對脫離歷史或經驗現實的理論建構，反對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疇，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對的「方法論帝國主義」，盡管歷史或經驗現實又恰恰是理論所建構出來的；另一方面，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資源又是來自西方，因此，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又無法脫離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體系或話語策略而存在，它必須與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對話，因此，他反復強調建構理論範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維特根斯坦的話說，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對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際，因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而產生的舊問題也會隨之不存。這樣，經驗對象和它的理論建構之間，理論建構和它所「再現」的經驗對象之間就形成了一個「解釋的循環」，這恰恰構成了他所倡導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實現「本土化與規范化」之間的緊張。這一緊張標識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全球學術場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隱含於其後的作為「國家」的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以「國家」作為理論分析單位的局限性。6

對於上述市民社會與國家理論的「外部緊張」，作者採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論上的「不斷反思」（即「研究的研究」）來取代實質性研究。在《國家與社會》中，除了「建構」和「架構」屬於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實質性闡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後來的「評述」一文都屬於「研究的研究」。這種方法論的反思固然與他在中國學術場域中的特定位置有關，而且在中國學術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這種實質性研究與反思性研究的相對分工對於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意義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會理論而言，這種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實質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對的「方法論瘟疫」（韋伯語）之中，其結果是我們在不斷的反思之後依然見不到關於中國國家與市民社會之互動關系的經驗分析範本7。

不過，正是在這不斷反思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在克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上述外部緊張的同時，實際上逐步放棄了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中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並將此轉化為一個抽象分析模式的「國家與社會框架」。在「建構」一文中，「中國市民社會」的一個核心內容是「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在後來的「研究」一文中雖然保留了「良性互動」的說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評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沒能根據「市民社會與國家」範式「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間的真實互動關系進行範例性的解釋和分析」（頁133，著重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們「對那些之於中國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國家與社會間具體互動關系過程的分析及研究上來」（頁135-6，著重為原文所加）。在這里我們發現作者所採用的概念發生了不經意的轉化：具有特定內涵的「良性互動」為一般性的「真實（或具體）互動關系」所取代；「市民社會與國家」為「國家與社會」所取代。前一種轉化實際上暗含了某種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的緊張（這與前面所分析的從「政治綱領」向「理論建構」的轉化密切相關），我在下面將要討論這一問題。就後一種轉化而言，盡管這一對概念經常互換，但不可否認的是，對「良性互動」的關心使得他將「市民社會」界定為「市場之私域」與「非官方之共域」（頁8），其核心主體是「企業家與知識分子」（頁6-7），這樣就將廣大的「非現代化導向」的鄉村社會排除在外（頁10）。因此，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理論顯然無法分析鄉村社會與國家的狀況。由此構成了市民社會理論的「內在緊張」，即既要保持市民社會的「現代化導向」，又要將它作為一個解釋中國社會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這一緊張的一個可能辦法就是放棄「中國市民社會」的特有內容，將其轉化為抽象的「國家與社會」框架，從而將中國鄉村社會納入到這一解釋框架中。在「評論」一文中，「國家與社會」框架所針對的恰恰是關於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就學科傳統而言，這一框架與上述世界范圍內的「市民社會思潮」並沒有直接的關系。漢學人類學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是從國家與家族這一研究傳統中發展出來的，法律社會學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是從國家法與民間法這一研究傳統中發展而來的，8相比之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所堅持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實際上是從政治學的研究傳統中發展而來的。因此，為了將這些不同的學科傳統納入到統一的分析框架中，鄧正來先生最終放棄掉「市民社會」的具體規定性，而將它改造為一個一般性的「國家與社會」框架。

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翻譯和研究哈耶克著稱的鄧正來先生並沒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論來論證市民社會分離於國家的正當性，盡管哈耶克對不受國家干預的「私域」和「自生自發之秩序」的捍衛與市民社會理論有種種暗合之處。9而更重要的是他對哈耶克的研究將我們通常理解的、作為政治哲學的哈耶克理論建構為一套社會理論，其中，並沒有強調哈耶克關於「私域自主」之類的政治哲學的論述。10在我看來，這樣一種「忽略」與上述作者對市民社會理論的反思有關。一方面，正是基於哈耶克對「建構理性主義」的批判，使他放棄了對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的建構；另一方面，正是基於對哈耶克的社會理論的發掘，使得他放棄了進一步從政治哲學的方向上建構市民社會理論的努力，而將此改造為社會理論的分析框架：「國家與社會」。不過，對於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轉化，作者並沒有給出清晰的闡述或學理上的說明，因此，我的批評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經放棄了的「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使我們對這一理論的不自覺遺忘變為一種自覺的反思。
中國大歷史
.從大歷史裡面看中國的改革
大歷史裡面制度、社會大的變革都需要動亂，這樣才能夠調整利益集團。如第一帝國向第二帝國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第二帝國向第三帝國經歷了元朝。（名詞解釋，黃仁宇認為中國的封建王朝可以分為三個大時段，第一帝國包括秦漢，依靠權貴來統治下層。第二帝國指唐宋，採用科舉制度，通過官僚士紳來統治。第三帝國指明清，較唐宋內斂）
大歷史認為，中國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礎建立在孫蔣毛的革命基礎上，蔣建立上層框架，毛建立下層框架。文革相當程度上消除了傳統文化的束縛。
中國改革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國家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經濟體制也從計劃經濟演變為市場經濟。整個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未經革命而如此巨變，實為少有。
現在改革進入到了攻堅階段，要看國家如何走。
a. 一個企業的改革，改革到現在，繼續下去，特權官僚的存在影響了市場公平。目前已經進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階段。社會主義消滅了資本家，但誕生了官僚階層這個特權階級。改革如何建立一個為市場經濟配套服務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能否繼續不經過變亂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領導人莫大的政治勇氣以及執行力。
b. 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重商主義、科技發展、知識經濟階段。日本、台灣、東南亞國家也是通過出口導向發展起來，然後科技發展，創新經濟發面發展不足，經濟後續潛力不大。按照十七大報告，國家將要發展創新型經濟。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依靠科技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這個提法已經有十幾年，之所以未能夠推行下去，而繼續走大規模投資，大規模擴大生產低層次發展的道路，而不是通過科技創新來推動有著深刻原因：政府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地方財政收入與地方經濟發展掛鉤；官員政績與經濟發展掛鉤；土地、環境等要素價值低估。政府現在的一條思路是發展創業板，通過創投來帶動。如何解決現有經濟迷局，促進創新型經濟發展，值得我們思考與關注。
2. 從大歷史裡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論、思想一方面幫助我們更好的解釋世界，指導我們改變世界，構建世界。另外也是對我們的束縛，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用投資的話來說，市場永遠是對的。
封建社會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報國，忠君是最重要的。強調的是以道德來治理國家，所以更關注形式上的東西，而不是解決實際問題。他們有很多做法我們現在比較駁斥的其實是儒家思想裡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統治者，寧與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問題。從當時大臣的角度來看，遠遠比邊境軍事沖突、內地發生洪澇災害重要。
我們看來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如百姓的民生問題、國防問題，儒家精英們根本沒有想或者關注很少。固然有我們從歷史後面看他們的原因，但儒家精英們的理論束縛了他們的期望，使他們覺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國家，各自按照成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夠解決問題。他們的理想社會（或者說期望）更多考慮道德而很少考慮實際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時代，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期望值都會受到時代影響，不可能超脫時代太多。
所以中國歷代朝廷，不論制度怎麼設計，都沒有很好的跳出治亂交替、歷史循環的怪圈。君權最削弱的明朝，君權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權最削弱，儒家精英參與統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無力應對內外挑戰的朝代。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儒家精英更注重對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識形態上的不同（黨爭）。漢人的朝廷一般黨爭很厲害，漢朝是黨錮之爭，宋朝是新黨和舊黨，明朝是東林黨。這種情況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傳統思想的束縛，更多的講求形式，從道德上治理國家。
異族建立的政權反而更能夠擺脫形式上的束縛，更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清朝對救災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歷代，清朝軍事體制改革的活力也遠超歷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綠營，綠營不行了就團練。所以清朝統治者反而內政外交上遠勝於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圖面積也是中國歷代除元朝以外的一個高峰，更重要的是這些版圖的擴大，西藏、新疆納入版圖都是滿清入關以後，康熙、乾隆朝發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綠營組成，國家的制度基本上採取的是傳統的儒家制度。
從大歷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臨三個任務：軍事上抵禦異族入侵；經濟上發展；維持自身的統治。現實中每個朝代的最終選擇是維持自身統治長治久安，希望能夠延續下去，而忽視了前兩個任務。
對於個人來講，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們是過去的精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們很多方面有大歷史的觀點，用大視野來觀察、思考。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思想最終要能夠指導實踐，實踐永遠是對的，不要被思想束縛。我很相信一句話：一個做過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我是做投資的，談一下這個方面。投資有很多理論，但最重要的是通過市場中的實踐來認知。盲目相信某種投資理論或者排斥某種理論都是不可取的，我們也需要積極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華。但最寶貴、最值得信賴的是自己的投資經驗與思考。所以獨立思考很重要，證券市場只有兩種人能夠賺錢，一種人是以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與理念；另外一種人是徹底沒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錢託付給第一種人。獨立思考的人相當大的誤區是過於迷信理論或者死守著自己過去的某種理論不放。還是那句話，市場永遠是對的，以專業化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以金錢得失作為衡量專業化的標准。
用大歷史視野來觀察、思考中國股市、經濟發展史，也非常重要。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全新的思路，也會對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 從大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國從封建小農社會轉型為現代經濟國家化了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經過了曾國藩、孫蔣毛等偉人的努力，黃仁宇認為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想當初百日維新的時候，精英希望能夠很快使得國家轉型。通過大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時候沒有對應的商業社會組織框架，很難建立起來。
一個國家轉變不僅需要上層的改變，也需要下層對應改變。一個人、一個組織同樣如此。
人的顯形意識相當於國家的上層組織，下面還有著巨大的潛意識。當我們接受某種觀念，希望推動自己轉變時，需要時間來慢慢轉變。最起碼推動自己習慣、對待事物的情緒反應方面轉變以後才能說轉變進行中。
繼續回到投資。價值投資對很多人很難，需要兩個方面的轉變。一個是對股價波動的脫敏，脫離股價的束縛。很多人股價下跌時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嚴重影響到他的生活幸福感，這樣是不適合做價值投資的。另外一個是更多的關注投資理念系統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進。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資很重要，飯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資理念與系統的建立需要一步步來，能夠對一個月的局勢變幻有心理准備，那麼就能夠對三個月，接下來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資人士一定要經歷兩輪牛熊轉換，通過實踐來成熟。
4. 公平和效率的問題
中國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於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並，而政府的稅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紳是不當差，不納糧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礎上的。大量兼並只會導致政府稅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稅負加重，從而社會動亂，進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也照樣發生了天平天國運動。
公平往往有兩個方面的公平，一個是機會的公平，另外一個是結果的公平。科舉制度提供了封建社會科舉的公平，所以唐以後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沒有出現出現災荒後，官員報告百姓沒有糧食吃，皇帝居然問，為什麼不吃肉呢這種情況。但結果的不公平照樣導致社會不穩定，朝代更替。所以整個社會效率優先的基礎上，一定要兼顧公平，不僅僅是機會的公平，也要做點結果公平的事情。
5. 國家制度的問題
中國一直是大一統的國家，但是大一統國家抵禦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國好嗎？五代十國分裂的時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樣繳納歲幣。
歐洲國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滿了創新，從一塊貧瘠的土地上（歐洲人口從來沒有中國多）發展出來的文明徵服了世界。
所以大國對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國是聯邦制。中國94年分稅制，給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權利，中國的地方政府相當多成了經濟實體，參與市場競爭。
6. 一個假設
假設宋朝沒有被元朝滅亡，繼續發展下去，會有什麼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似乎應該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是否會產生革命，從而促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如果說當時的中國缺乏配套的信用等體系，可以在後續發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們很難看到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跡象。
一個國家追求內斂，就會停滯。一個人過於安逸現狀，就會停止發展。人的成長一定是擁抱變化，改變思想，積極行動最能適應。實際上競爭的結果不是強者生存而是適者生存，最能夠適應改變的人生存。資本市場的一個特殊在於他的規則與運行規律也在不停的變化中，我們要積極適應變化。但對現狀經常發生改動，就會給人造成痛苦。所以我們可以穩定家庭，積極促進事業與思想的發展。思想的改變一定是在事業發展的前面，有了對應能力、素質准備才能夠勝任對應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斷更新很重要，不斷實踐向前發展很重要。

D. 中國大歷史的名言警句摘抄。

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蘇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傅玄)
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孟郊)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後出師表》)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曹植)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
君子坦盪盪,小人長戚戚。(孔子)
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
1.安不忘危，盛必慮衰。(《漢書》)
2.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4.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5.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6.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7.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8.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9.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10.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11.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12.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
13.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14.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15.操千曲而知音，觀千劍而識器。
16.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17.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18.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19.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20.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21.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22.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2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4.東隅已逝，桑隅非晚。
25.多行不義，必自斃。
26書讀百遍，其義自見。
27.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28.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29.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
30.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
31.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32.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
33.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34.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35.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6.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37.管中窺豹，只見一斑。
38.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39.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40.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41.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42.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
43.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44.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45.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
46.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47.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48.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49.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50.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51.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52.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53.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54.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
55.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56.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57.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58.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59.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60.良葯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61.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62.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63.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64.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
65.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66.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67.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68.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69.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70.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71.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
72.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73.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74.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75.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76.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77.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78.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
79.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80.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
81.前車覆，後車戒。
82.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83.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84.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85.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
86.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
87.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88.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89.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90.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91.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92.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93.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94.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95.山舞銀蛇，原馳蠟象。
96.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97.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98.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99.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100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101.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102.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103.勝人者力，自勝者強。
104.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105.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106.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107.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08.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109.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110.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112.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113.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114.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115.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11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17.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118.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119.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120.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121.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122.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123.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124.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125.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126.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127.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128.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129..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130.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131.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132.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133.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134.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135.銜遠山，吞長江。
136.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137.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138.行遠必自爾，登高必自卑。
139.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140.項庄舞劍，意在沛公。
141.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
142.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143.言必信，行必果。
144.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145.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146.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147.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148.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149.夜闌卧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150.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
151.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
152.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153.業精於勤，荒於嬉。
154.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155.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156.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157.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58.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159.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160.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161.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162.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163.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164.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165.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166.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167.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168.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
169.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170.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171.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172.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173.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174.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175.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176.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177.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178.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179.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
180.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
181.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82.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183.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184.千門萬戶日童日童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E.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的這一句話該如何理解:

其實，你結合一下上下文，特別是這句話後面的話，你就明白了。讓西方作家好奇的是，在公元前後的中國，竟然能夠讓自由經濟的萌芽展開。

那麼問題就來了，我估計你想問的其實也就是「自由經濟」。王莽實施了哪些改革使得西方作家認為是自由經濟呢？其一就是王莽改制中對數字的理想型的應用，沒有必要把王莽改制的條目詳細說明，只是簡單描述一下即可看出端倪：土地國有，8口之家不得超過900畝；更低分配，1對夫婦有地不低於100畝；每人每年繳納布帛1匹等。這本來是好的，並且為自由經濟鋪墊了基礎。可是，當時的王莽是沒有辦法來核實什麼是8口之家，甚或1對夫婦的，更別提去核實900畝或100畝的真偽了。人口之無法核實已動搖其基礎，惠及百姓之好處又無從調理去配給，結果可想而知了——百姓直接反了。

其二信貸制度與政府幹預。王莽還建立了信貸制度，有點像王安石變法的青苗法（王安石變法之失敗，有點類同王莽，不細說）。就是百姓遇到生活困難而錢又不湊手的時候，政府給予幫助，到時只收取本金不收利息。如果百姓希望經營生意，那麼就得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切記，這個利息是賺取的利潤的十分之一，不是貸款本金的。工商業都需要繳納所得稅，這個所得稅就是今天的企業所得稅，不過要低得多，是十分之一。

政府放貸，讓錢流通於民間，而且政府只收取增加了的財富的提成，如果虧本就連利息都不收，只收取本金。你想啊，如果現在的政府能做這件事情的話，那麼社會的經濟發展肯定要加快翻翻啊！多少人死於窘困？多少企業死於流水運轉失靈？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政府就能夠認識到這一點，難道不值得西方作家好奇和激動嗎？多麼牛逼的一代大帝！這可是現代政府想做都做不好的事情啊！

可是還得回到數字化管理上，越是嚴謹的經濟政治政策越要求嚴謹的數字管理能夠跟上。而王莽那個時候，是不具備數字化管理的，不要說王莽，即便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依舊不具備。這就像拿著一根細線去栓老虎，即便結打得再結實，線依舊會斷掉。

王莽的改制並沒有持續多久，有的不分甚至也就一兩個月的時間，並且在這一兩個月里也沒有得到實施。

脫離了實際的空談，最終依舊落得綠林群起，革了他的命。

F.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著,一篇讀後感，八百字左右

《中國大歷史》讀後感 共享文檔
2015-10-22 2頁 5.0分
用App查看
《中國大歷史》讀後感
這個暑假,我閱讀了《中國大歷史》,其實早在三年前,父親就推薦我閱讀這本書,但因當時我的歷史知識還比較匱乏,看問題也比較淺顯,於是一直拖到現在。
《中國大歷史》的作者黃仁宇以其宏闊的視野,獨到的見解來解析中國歷史。之所以把它稱為「中國大歷史」,是因為中國在過去的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影響到13億中國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它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他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實在需要很強的取捨功夫。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所以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黃仁宇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歷程,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他是以一種全新的手法,從長遠的社會、經濟、財政、社會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環境等多種視角來觀察中國歷史的脈動。在歷史的圖景中為我們描繪出了歷朝歷代的大政治,大財政,大文化,大軍事,大法令,而這些都是我們歷朝歷代興衰的根本所在。在著作的意圖上,作者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
壓縮,構成一個簡明而又前後連貫的綱領。在文字中,他還加了很多與歐美歷史的比較,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狀態描述,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因此,我們不必要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鑒,不必要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對歷史的好奇心。同時也能夠在其中給我們更多的借鑒。
《中國大歷史》從小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查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沖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分合。它不以一種民族狹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事件,而是將中國的歷史放在一個龐大的歷史背景下來探討,或者放在西方觀點下來評價。黃仁宇一直在西方研究中國歷史,因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觀點來思考我們自己的問題,這也許就是這本書不同於傳統歷史書籍的原因所在。
歷史不是偶然的,每一次歷史轉向的背後,都是政治、社會等諸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結果。歷史是需要客觀評價的,這點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尤難做到,因為作者在敘述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添加自己的主觀成分,但是當你讀了這篇書以後你就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生動,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書式的羅列,將歷史又一次展現在我們面前,對今日的現實有著很好的借鑒意義。相對於今,當代的許多重要事件,在宏觀歷史來看都顯得微不足道。如果將視野拉開,許多歷史上經歷
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發生。尤其是中國人的政治、官僚體然依然存在,讀古驗今、令人驚詫。
《中國大歷史》成功之處是黃仁宇把專業的歷史知識寫成了趣味讀物,卻又蘊含歷史沉重感與深刻的歷史的反思。特別是書中對當今社會的預言的兌現讓我們佩服不已。由此也實現了歷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鑒今。《中國大歷史》對我的影響力還體現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輪回,如果把自己置身於「人生大歷史」中來看,最大的收獲便是領悟在歷史的洪流中,每個人的生命極為渺小,因此對於生活中的許多紛擾,片刻的痛苦與偶爾的得失又算得了什麼呢?也許我們可以以一種更加寬容的心態去面對人生、笑看人生。
獲取文檔後可享受
文庫App隨時閱讀 電腦端便捷下載 下載到本地
VIP免券獲取
分享收藏下載
下載文庫客戶端，離線文檔隨時查看
相關推薦文檔
查看

網路文庫熊掌號
網路文庫優質內容精選

G. 關於《中國大歷史》上下兩冊與《中國通史》

《中國通史》是呂思勉的成名作，又稱呂著《中國通史》。全書約60萬字。版上冊是總論中國歷朝歷代權的經濟、文化、民族、教育等；下冊是政治軍事史。
《中國大歷史》又名《白話本國史》，全書約80萬字。編排依次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和現代史。上古即為先秦史，明代以前為中古史。相對而言，《中國大歷史》更符合中國人的閱讀方式，畢竟是按照朝代順序寫的。這本書很多書店都有賣，有一種經濟本，30元。

呂著的兩本通史都不詳細，短短數十萬言豈能寫盡，都屬於高度概括，要求讀者有一定的歷史基礎。特別是《中國通史》的政治軍事史部分，極為精簡。所以還是《中國大歷史》好一些。

如果你對通史有興趣，可以看看張帆的《中國古代簡史》，成書於2001年，歷史專業考研的必備書籍之一，只有40萬字，我3天就看完了。字數雖然不多，內容卻是高度提煉，精華中的精華。張帆是元史專家，宋金遼元史部分寫的比較詳細。
當然，最著名的還是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了。一版再版，讀者眾多。我就花了50元買翦伯贊的，放棄了30元錢的呂老作品。

H. 《中國大歷史》讀後感

讀後感：初看這本書，僅僅將其作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於後發覺此書多有牽扯財政知識，則上升至必讀之行列。所謂：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看此書則重在抽取其中的財政史，其他知識則可謂意外收獲了。大歷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觀歷史，用350頁文字粗粗帶過我華夏五千年之文明，雖顯得簡陋而無所適從，但有利於讀者在閱讀中整體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作者別具匠心地將之與世界史聯系起來，則又提供了另一番視角。
總體上，我在閱讀此書時有三大收獲，現簡述如下：
第一， 對歷史的整體認識有所提升。
一般傳統歷史家將中國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為皇帝君王者，號令天下，無所不從。然則在此書中，作者向讀者傳達出鮮明的觀點是，中國古代歷史，是在一種道德的指引下運行。帝王要有所作為，也必須依著道德軌跡，或者成為道德之代言人，否則便不能收到萬民的支持。
作者在書中屢次用到「中國是一隻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此比喻雖生硬而令人費解，卻還是充滿想像力的。歷史發展乃上下兩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結果，要維持整個國家之穩定，上下必須達到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為古代經濟之基礎者，正是「農業之系統」，其與「商業之系統」相對。凡古代之昌盛時期，必有解決土地問題之暫時良策，並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待到每個朝代後期，由於小自耕農的衰落，農業凋敝，國家自然混亂了。
第二， 對一些具體歷史細節的糾正認識。
在對人方面，比如，我從書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緒帝死後不到24小時去世的，而洪秀全則是在運動失敗前服毒自殺（對這點我尚且有所懷疑）；宋朝皇帝趙瑣以及明朝最後一任皇帝崇禎，都有一番雄心壯志，專於政事，卻無力回天。
在對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國在當時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廣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時世界裡任何地方提出。元朝兩次征日，未能取勝的原因，乃是「神風」幫助，看來戰無不勝的蒙古騎兵到了海上戰鬥力就減弱了。遼東半島在「三國干涉還遼」之後的坎坷命運，之前在歷史教科書中卻隻字未提。「文化大革命」雖說是十年離亂，卻也提供了一個新的改組機會。
第三， 財政對於中國古時朝代的興衰有重要影響。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對於每個朝代，都會專門分析其財稅制度。若財稅制度符合當時小自耕農的實際情況，則國家能夠得到充足的財源；而如果該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財稅體系，則滅亡不遠矣。歷史界甚至公認明朝之覆滅由於財政的破產，黃老也曾提出民國時期各軍閥未能成為實際之強人，他們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財政。兩稅法、王安石的變法、一條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為了挽救頹勢對於財稅制度的改革。但這些改革之所以要麼未能實行，要麼未能取得實際效果，正是因為他們要麼脫離小自耕農的實際，要麼由於改革主持者失勢，其所倡導的政策，也被反對派否定。小自耕農的破產與國家之衰落往往構成因果關系。結果國家稅收不能按時按量徵收，君主只好提高稅率，或者變換著方式增加附加稅。軍人不能按時獲得足夠軍餉，則軍隊素質下降，遇到各種天災人禍，國家也無足夠能力應付。真是成也財政，敗也財政。這甚至讓我有些懷疑，是否中國古之朝代更替，無非是「財政周期」？
如此看來，財政之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麼由此及彼，現今中國財政制度的設置，對於國家之強盛必定也是舉足輕重的。然目前國家財稅制度所受之詬病，已經愈加明顯。學財政的人應該以完善這一整套制度為己任。
書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除非下層有法制上的保護，上端無限制收稅的權利並非執政者之福。因為全國財政並無實際上之結構，各級人員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責。目前我國對於下層之法律保護已算有所進展，但對於私有財產的保護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達作者提出的真正「數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離吧。比如目前增值稅的徵收就常常遇到逃稅偷稅的現象，而要想實現如美國之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實在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