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哲學頭顱中國

⑴ 有誰知道中國哲學史上的人性三說是什麼

【一說人性】
無論是在經濟學還是在管理學中,
基於現實中人們對經濟利益的追求,
均將人性假設為「經濟人」，
這聽起來有些道理。
是啊，多少人為了經濟而拋頭顱灑熱血！
而且，一代代的人前赴後繼。
難怪古人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可是，也有一些人不為錢財，只為正義，
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生命！
難道他們的人性出了問題？
你再看，不少億萬富翁，
想方設法用自己掙來的錢去幫助別人，
難道他們的人性也出了問題？
實際上，一般規律是：
人們在經濟上處於困苦狀態時，
大多會非常關注經濟的利益；
而在經濟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時，
就會有其它的需求成為主導需求；
或者在人滿足經濟利益的過程中，
其它方面的成本高於自己的心理承受力時，
或者在其價值體系中將經濟至於其它價值之後時，
人們就會選擇先非經濟後經濟的追求模式。
在我們的生活現實中，
錢少的人中有忠勇仗義之士，
錢多的人中更不乏慈善大家。
唯有那些為金錢所誘，而又沒有超越金錢制約的人們，
沒有把自己的人性質量與金錢的因果關系建立起來的人們，
才處在人性的「夾生」狀態：
因為人性質量低劣，而無法得到更多財富；
因為無法擁有很多財富，人性質量就很低。
故而說：「經濟人」只是現實中人性的一個側面，
而不是本質，更不是全部！

【二說人性】
還有人說，人是「社會人」，
君不見，
許多人士為了尊嚴而放棄功名利祿。
可也有不少的人，
為了功名利祿，
出賣了一切可以出賣的資源，包括人格。
如此說來，
這些人的人性則是「反社會人」啦！
實際上，社會性的需求人人皆有，
只是因為社會性需求與個人價值觀緊密相關，
因而不同人對社會性需求的內涵界定不同罷了；
因而我們看到了許多與我們所認定的價值觀不同的許多社會性需求，
只是那是屬於某個人的價值追求，只是與我們的不同，但絕不是沒有。
可見，「社會人」也只是人性的一個側面。
嗨！看起來，這人性是說不清楚了！
你別著急，請看西方管理學家的「發明」。

【三說人性】
是啊！人是太復雜了。
怎麼辦呢？
只好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啦！
於是，又一個人性假說誕生了——「復雜人」！
到此我們才明白，
原來，人性假設這樣一個關鍵問題，
竟然可以這樣輕松地「製造」出來！？
人間滑稽事多，
看起來並不僅僅限於民間，科學中也不少。
管理中的人性假設，
滑稽就滑稽在方法的錯誤：
用側面代替整體，用現象代替本質。
實際上，復雜的永遠是現象，
而本質則是簡單的。
管理若是把現象認定是本質，
那變幻紛繁的現象又怎能讓人把握？
如果某些人把握了，
就一定是找到了復雜背後的簡單！
「復雜人」的人性假說，
只能說明管理對人性問題研究的欠缺。

⑵ 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或百年抗爭史

歷史的車輪帶給了我們文明和進步，中西文化的發展進程訴說著血和淚的歷史，差異讓我們更加正視自己。
漢使甘英千里西行尋大秦未果，中西方最初的交流擦肩而過。可這歷史火車頭的作用是無法泯滅的。幾十年後，當大秦使臣從遙遠的西方一路風塵來到東土時，迎接他們的卻已是走向沒落的東漢王朝。歷史的見證者秉筆記下，中西方之間有了第一次握手，那是公元166年。
手掌間的輕然接觸，迸發出激烈的火花。隨之而來的也必是兩種文明更為深層次的融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歐算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華夏毋庸置疑地也是。就在這民族間的不斷融合，兩個文明得到了發展。
1、思想、宗教:
中國人的思想原本是極其活躍的。三教九流，書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過的。應該慶幸中國沒有過早地形成所謂的封建「神學」，也才會出現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面。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社會性的人生大討論，他將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雖然立場不同，卻不曾相互詆毀和排斥，每個學派各抒己見，一時間繁花似錦，碩果累累。
而後呢？隨著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時代，當雄才偉略的秦始皇意識到這種思想「混亂」的局面即將對他的統治產生威脅的時候，他便急需在這眾多學派中扶持一個來鞏固自己的王朝。他選擇了韓非，然後是李斯。接著便焚書坑儒了。一個時代的菁華被付之一炬，是歷史的遺憾。
再後來，一個叫劉徹的年輕天子被一個叫做董仲舒的鴻儒博士所折服，從他下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國的封建「神學」也終於形成。從此，一根無形的繩縛牢了中國人探索的手腳，思維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狹小。
較之中國，西方的宗教信仰則顯得單一。除了上帝和耶穌，他們似乎再沒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較為集中與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靜的天空，雖然偶有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這樣的巨星閃耀，但卻是難以與中國諸子的全面繁榮同日而語。基督教義開始是比較寬松的。《聖經》的第一篇，名為「創世紀」，就堅決地承認這種創造的偉大。可到了中世紀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學也逐漸走向反動的極端，苛刻地禁錮人們的思想。這時候，一位波蘭學者挺身而出，拿著他的「日心說」的觀點，敲響了舊時代的喪鍾。開普勒在教會的監獄里演算著行星橢圓形的運行軌跡，布魯諾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訴說著宇宙的無限……幾代英傑前赴後繼，無情地將愚昧的教義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會的廢墟上誕生，前途又重新變得光明。
可在中國，當西方的啟蒙思想家們拿著他們的著作到處宣揚人權的時候，中國卻始終無法形成一股足以革舊立新的大風氣。王陽明將早已變了味的儒學惡化成了心學。那時的中國正是在這樣思想引導下死氣沉沉。士大夫們言必稱孔孟，乾嘉才子龔自珍無可奈何地慨嘆「萬馬齊喑」，這本應是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啊！可這卻現實地存在於華夏的九州土地上。
無可否認，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時間內，中國是領先於西方的。並不是產業革命使得西方飛越了中國，其實在更早的時候，就是那位詩人在油燈下創作著他的《神曲》的時候，西方就已經迎頭趕上。而古老的中國，先進文明前進的步伐卻消失在了無休止的宮廷爭斗與愈演愈烈的文字獄里了。
2、軍事、外交:
當文明的中國人已漸漸意識到人殉的殘酷而改用陶俑替代的時候，為何在古羅馬的斗獸場里還有那麼多人目睹著血腥？為何斯巴德克的起義將士仍被活活釘死在通向首都的大路兩旁？在我的主觀世界裡，中國文明有著它獨有的溫柔。
又過了千多年。
西方教會的警鈴不斷響起，西歐人不停地大喊「黃禍來了」。等他們組織好東征的十字軍，迎接他們的卻只有慘痛的失敗。只因為他們遇到的是來自中國北方蒙古草原上的驍騎，成吉思汗的子孫。只因為他們無論是用來製造冷兵器的煉鐵術、鋼柔術，還是從火銃火炮里發射出的火葯，它們都來自於中國。當然，中國人有理由將它們運用得更加完美。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學派為正宗，本就註定了這個文明的內向性，也只有邊遠的中國少數民族才會創造這樣不朽的曠世奇勛。囊括了整個西伯利亞，從羅馬城下一直到中國的東海岸，遼闊的元版圖。
後來，馬可?波羅來了，他的游記刺激著西方人的東方尋金夢。西方人用從中國傳過去的指南針瘋狂地航海擴張，可在中國，指南針卻被方術士用來看風水，為死者選擇萬年吉地。
西方崛起，中國變得落後，利馬竇來了，颳起了一股「西學東漸」之風。再後來，馬噶爾尼來了。乾隆皇帝卻禮貌的拒絕了他，中國失去了最後一次不需要流血的覺醒。
狂熱的西方人腦子里充斥著擴張與掠奪。中國人卻總是追求著自給自足。這是歷史的矛盾，漸漸變得不可調和。
南京，劉家港。六百年前，鄭和的船隊在這里起錨。他與西方航海家不同，它不需要黃金或是珠寶。他只求明王朝的太平與天威的廣播。沒有利益的刺激，他的船隊歸於結束。而西方的航海事業卻愈加興旺。迪亞士知道了好望角，達迦瑪來到了印度，而麥哲倫周遊了整個地球。西方人在擴張中強大。鄭和之後四百多年，中國王朝已變得懦弱不堪。還是在南京，靜海寺里，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上了失敗方的名字：牛鑒、耆英、伊裡布。
中國人到底是有志氣的，西方人的船堅炮利不會使我們屈服。勇敢的人們在尋找新的出路。一位祖籍湖南邵陽的士大夫率先喊出了「調夷之仇敵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這是那個時代的主題。天朝上國終於放下高傲的架子，向從前的學生學習了。
不用不理解，為什麼像拿破崙那樣的偉人在滑鐵盧之後也會選擇投降。他本應該為他的法蘭西母親捐軀的。西方人看重的是生命，而中國人更重氣節。頭顱可斷血可流，民族的魂魄不能丟。人活一口氣，就是死，脊樑骨也得是直的！
「用投降換回一條命以求東山在起，如果不覺得可恥，那是在你們英國。我，惟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我的腳下是中國的土地，只要有我在，就決不允許強盜的軍艦在這里肆虐。無須多言，水師若敗，惟有戰至船盡人沒而已。」1895年，身臨絕境的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就是用這樣的話回答了手下洋員的勸降。
再一次說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於這個世界，這將是不可能實現的。進步需要汲取，發展需要交流，我們欣賞著其中的差異，但只有兼收並蓄，這些差異才會展現它們的另一番美好。
3、思維方式：
中西文化最大的區別在於思維方式的不同。這種差異自西方黑格爾哲學體系形成以後愈趨明顯，而不同的思維方式導致了不同的行為方式。
中西文化差異若用現代哲學「對立統一」規律來概括，中國人重「內」，西方人崇「外」。正因如此，使中國人文科學發達，而西方自然科學領先。但奇怪的是，人與自然一體的觀念，比人與自然對立的觀念明顯優質，而且更符合自然法則。中華文化這一接近事物本質的閃亮和合理的觀念，卻沒能促進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此點尤應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中國人喜歡從動態中觀察分析事物，西方人習慣從靜態中觀察分析事物。中國人善於把握整體，注重平衡，習慣從整體中看個體；西方人喜歡化整為零，注重分析，習慣從個體中看整體。此點也同樣促進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崇尚鬥智，因而棋術十分發達；西方文化崇尚斗勇，故而體育甚為突出。中國人歷來不重視體育，認為那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喜歡用靜坐練氣，疏通經脈，平衡心態來達到除病延壽之目的。在政治方面，中國人重視集體主義，先團體，後個人，故使中國人容易寬容與忍辱，也利團結合作，但卻容易滋生平均主義，公有思想。西方人喜愛競爭冒險，個人奮斗，注重功利，這是西方較早較快進入商業文明的原因，而有極易產生資本主義和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中國人對家庭對社會是一種責任，西方人對家庭對社會是一種需要。
總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立體型，向前看時往往還要顧後，看到勝利時還會回頭看看失敗，試圖從失敗中尋找出一些教訓來，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就是此種思維方式的表現。再觀西方人卻是一向勇往直前，不但不顧後面，連前面有多少障礙都很少顧及，所以說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線型的，表層的。而此種思維方式的不同絕非地域差異和人種不同，是在於中國人和西方人的靈魂深處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說是因為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進而導致文化不同，從而決定思維方式不同。
二千多年前，釋迦牟尼對他的弟子說：「法在汝邊」，中國人老子亦說：「道不遠人」。中國唐朝文化當時稱雄世界，然而唐人還容納了外來的佛教文化。可以說，時至今日，中國的主流文化仍是以道家、儒家和佛家（教）文化的混合物。不知是佛教在中國找到了契合點，還是中國唐人找到了迎合佛教的契合點，而又為什麼中國明朝中葉的西方文化在中國沒有找到契合點？確實值得研究。再思西方文化，其根基是基督教的倫理道德原則，或者說是上帝的力量，此種信仰平衡了西方人的行為方式，使得他們和平相處。
應當注意，一個民族最大最具特色的優點，有時恰好是它最大最難克服的缺點（實際上，人又何嘗不是這樣），「對立物兩極相通」。比如，中國人重「恕道」，又能「忍辱負重」，推崇「大統一」，這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得以延續的主要原因。恰恰這一點，卻容忍和順從了封建君主集權制度，又使在西方無處落腳的「科學社會主義」（實質上仍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是被統治階級利用的文化。依筆者之見，後者不用說，而前者如果將「迎合」改為「容忍」，似乎更為客觀。再觀西方人，好鬥、沖動，想征服世界，但世界並未被征服，而歐洲的版圖卻四分五裂，國小人稀至今。

⑶ ■■有關語文 歷史■■■■■■■■■■■■

鴻門宴

⑷ 一些研究歷史和哲學的人，為什麼都痴迷於先秦時期的文明

先秦(舊石器時期--公元前221年)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歷史時代，是指舊石器時代到戰國時代，經歷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戰國等歷史階段。狹義的先秦史研究的范圍，包含了中國從進入文明時代直到秦王朝建立這段時間，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戰國這幾個時期的歷史。著名學者黃摩崖先生將先秦比作中華文明的頭顱。

戰國時期，王室勛貴，除任官職有俸祿外，還有封邑;國王王後的寵幸，有的也有封邑。齊國孟嘗君任相國，繼承其父封地，"封萬戶於薛"。呂不韋於秦莊襄王元年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陽十萬戶"，還"食藍田十二縣"。楚頃襄王的寵臣有川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

秦莊襄王王後封嫪毐為長信侯，賜與山陽地，又以河西(今陝西、山西間黃河南段以西地);太原郡(今山西中部地)為毐國。但這時的封君，一般只食封邑租稅，不得佔有土地人民，封君制為分封制形式的殘留。先秦時為官府服務者只受廩食的待遇。如醫者按治療效果領取不等的食糧。樂工及百工亦有廩食。

⑸ 如何從哲學發展的歷史看西方哲學和西醫學

其含義是有巨大區別的.西方哲學的本體概念常被做知性化、形式化與心靈化的理解,更多地被賦予認識論、知識學、心理學的意義,而並不經常是一個宇宙實體.但在中國哲學中,本體概念往往都被解釋為一種實存化的本真之物.老子、莊子哲學里,道即本體,道即物自身.得道的惟一途徑在
於將意義世界不斷消解的「損之又損」.每一個事物都有自己的本體,都有自己的道,所以,才可能道在瓦礫,道在屎尿.佛教哲學中,尤其在禪宗,佛性就是本體,就是物自身.成佛的實質就是拋棄人心強加於佛性之上的一切知識、理解即所謂「分別心」,而返回到物自身.至於本體的體驗,中西哲學之間亦頗有分殊.西方哲學尤其在康德那裡,物自體是人心經驗認知的界限,不可跨越,於是乃濫觴出道德、信仰領域里的絕對法則和彼岸上帝.而在中國哲學,尤其是在儒家哲學形成之後,本體一定不與人相分離,甚至就在「日用綱常」之內,天人合一,體識不二,即道心即人心,即理即氣,即良知即天理.於是乎,「塗之人可以為堯舜」,人人可以得道,人人都想做皇帝.【】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傳統哲學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這些思想對當代的影響;提出面對嚴峻的生態危機挑戰,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們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類是地球生命系統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長期進化的產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和道德系統的高級生物.人類被稱為萬物之靈,但不是萬物的主宰,不能脫離自然而存在,應當和自然和諧相處,否則就會自毀家園.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從對自然的恐懼、取媚、親和,到人與自然的分化、對自然的探索和征服.當人類終於可以高昂著頭顱蔑視自然的時候,也受到了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最終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過程中,人性的發現、人類崇高地位的確立,是人類擺脫自然和社會奴役的精神力量.而當人類把自己視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壞和掠奪的時候,猛然醒悟已經走到了絕路.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惡化的勢態,不得不考慮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要實現這一長遠目標,就必須確立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現代理念.
當然,要糾正人們長期形成的錯誤認識,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們在討論人與自然關系的現代理念之前,有必要對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歷程進行認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
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被稱為天人關系.東方民族習慣於或者說更擅長於將「天」與「人」置於一個彼此相連的大系統中,來思考兩者之間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氣」等哲學命題,都體現了東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思想有三種表現形式: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論」;以莊子為代表的「天人交融論」和以荀子為代表的「天人相分論」.
「天人合一」觀念產生較早,殷商時期人們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獵等重大人事活動,都要通過占卜來揣摩天意,再作決斷.殷商時期的這種宗教思想,經孔孟升華為哲理性的天人觀.
孔子維護「天」的至上尊嚴,主張以「天意」建立人間尊卑秩序,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論證了天賦道德論,進而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的命題,這種「天」與人性、內心的統一,要求人以道德規范約束自己,以求接近人與天的和諧.漢代董仲舒進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論,認為人事與自然規律有類別同形和序列的同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天人感應」、「災異譴告」學說,這一系統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會人事,把人和自然的關系完全淹沒在天道王權的體系之中.宋明理學繼承了秦漢以來由董仲舒系統化了的「天人合一」論,程朱、陸王從唯心主義出發,主張「天理」與「心性」相結合,人性成為聯結天和人的紐帶,從而把「天人合一」改造為心性之學.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將社會道德規范轉化為人的內心道德要求,使人們致力於向內修身養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雖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但卻成為阻礙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思想史上,老莊「天人交融」思想更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關系是基於無為狀態的與天和諧的理想.莊子以「氣」作為溝通天人的物質基礎,認為天地、物、人都是陰陽之氣的對立與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氣耳」.這種人和自然交融的觀念是對人和自然默契關系的肯定,但是·,這種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的,要求人無條件地順從自然.
與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對立,中國古代哲學中還有天人相分的一派.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認為,「天」與「人」,天道與人道是分屬不同范疇的問題.荀子強調天人相分,認為「天」與「人」各有自己的職責.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釋為自然界及其變化規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萊亡.」天道自然不能幹預人事,人也不能違背自然規律.荀子區別天和人,否定了自然變化和社會治亂的聯系,確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觀念;同時,把人從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來.可以說「天人相分」哲學命題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論,既承認客觀規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
縱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一個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不是對立.儒家通過內省本心達到與天的溝通、天理與心性的合一.盡管儒家所謂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還不能完全等同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然,但卻體現出人對自然的一種親和與包容.道家從自然哲學立論,主張通過「抱一」、「體道」達到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種觀念上的回歸自然雖然有消極順從之嫌,可本質上表現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兩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在歷史上互抗互補,對天人關系的理解殊途同歸,共同積淀成為中國人的穩定的心理定勢和價值取向.今天,當我們面對嚴重的生態挑戰時,重溫古人的天人關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對自然關懷的同時,更深切地感到應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重新確立人與自然的平等信念.

⑹ 21世紀的中國精神有哪些

首先說那種精抄神離我們已經遠去了襲，年輕人左右不了時代，他們只能順從，人的一生精力是有限的，中國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體現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那時候中國人的民族精神是偉大的，現在象80，90後年輕人對中國精神基本都是在抵觸和蔑視，他們往往看重物質，年輕人只是一個軀體，他們被時代所洗腦，上樑不正下樑肯定要歪，這跟中國的社會體制有關系，打個比方就像中國有很多年輕人喜歡日本的事物和文化一樣，他們真的明白日本的文化嗎？他們對日本文化其實很模糊，他們真正懂得日本人的精神嘛？其實未必，他們都是故意去模仿，去效仿，去追捧，真正日本民族的精髓他們根本不明白。更不用說中國精神了.中國文明發展程度很早，而且歷史很長的國家，他的精神很深奧。不要說中國80.90後的年輕人，就是50年代,60年輕的人他們多不一定懂得了

⑺ 如何看待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中國是一個的文明古國，有著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曾反復出現關於中國傳統文化能否走向現代化的爭論。這一歷史現象鮮明地揭示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能否走向現代化？如何走向現代化？是一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必須弄懂搞清問題。
一、否定傳統文化，也是否定歷史
文化，廣義上講，它是指人類在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生產的能力及其所創造的財富的總和，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狹義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積淀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遺產，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的精神體現。傳統文化既有精華，又有糟粕，所以，對傳統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時代高度，通過實踐檢驗。汲取精華，清除糟粕，才是正確地發揮作用。
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總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經濟、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傳統文化，也是否定歷史，否定民族精神。人為地割斷自己的「根」。美國文化哲學家懷特說過：「文化是一個連續的統一體，文化發展的每個階段都產生於更早的文化環境」，「現在的文化決定於過去的文化，而未來的文化僅僅是現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說，一個國家民族的發展史，也就是發展和豐富傳統的歷史。同樣，作為凝聚和激勵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傳統文化長期熏陶與培育的結果，是傳統文化的結晶。一個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無所依託。所以，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問題，決不單純是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關系民族命運發展的問題。許多歷史事實證明，一個國家走上民族振興，走向現代化，無不是從弘揚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傳統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種認為中國現代化只能從異質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圖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過程稱為西化派是錯誤的。從認識論來看，主要是由於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
首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缺乏深刻的了解與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並非像某些人所說，是一堆毫無價值的垃圾，而是有著多方面的豐富內涵，它的優良部分，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並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主要體現在這樣幾方面：
一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中國文化歷來關注現實人生，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並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這種入世的人生哲學，培育了中華民族敢於向一切自然與社會的危害和不平進行頑強抗爭。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強調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創造。要實現現代化，這種自信自尊的精神是決不可少的。
二「知、行」合一觀。中國儒家文化所講的「力行近於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行重知輕」的認識論思想，這與實踐品格具有某種一致性。實踐是認識的源泉。實現現代化，當然要努力學習外國的先進的東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會主義實踐。
三重視人的精神生活。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人的內在修養與這精神世界，鄙視那種貪婪與粗俗的物慾。孟子提出「充實之謂美」，並認為「寶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對人格的根本要求，這種傳統美德，對現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貴的。
四具有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愛國主義，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今天，一個國家只有走上現代化，國家才會繁榮富強。而實現現代化，全靠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奮斗。

⑻ 中國百年屈辱歷史

有點多，實在不好意思
太屈辱，所以多......
近代時期戰爭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 中英鴉片戰爭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 三元里人民抗英之戰
1851年(清咸豐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 太平天國運動
1851年(清咸豐元年)至1868(清同治七年) 捻軍起義
1852年(清咸豐二年)12月至1853年1月 武漢之戰
1853年(清咸豐三年)3月 江寧之戰
1853年(清咸豐三年)5月至1855年5月 太平軍北伐
1853年(清咸豐三年)5月至1856年4月 太平軍西征
1853年(清咸豐三年)5月至1857年12月 鎮江之戰
1853年(清咸豐三年)至1855年 上海小刀會起義
1854年(清咸豐四年)6月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 大成國起義
1854年(清咸豐四年)10月 湘軍攻武漢之戰
1855年(清咸豐五年)1月至2月 湖口之戰
1856年(清咸豐六年)2月至6月 一破江北江南大營
1856年(清咸豐六年)6月至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5月 雲南回民起義
1856年(清咸豐六年)至1860年 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7年(清咸豐七年)6月至1863年(清同治二年)6月 石達開遠征
1858年(清咸豐八年)8月至9月 二破江北大營
1858年(清咸豐八年)11月 三河大捷
1858年(清咸豐八年)12月至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1月 黔西南回民起義
1859年(清咸豐九年)6月 第二次大沽口之戰
1859年(清咸豐九年)至1865年(清同治四年) 李永和、藍朝鼎起義
1860年(清咸豐十年)2月至5月 二破江南大營
1860年(清咸豐十年)5月至6月 楚雄之戰
1860年(清咸豐十年)9月至1861年9月 安慶之戰
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6月 二郎場之戰
1862年(清同治元年)2月至1864年4月 浙江之戰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4年7月 天京之戰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3年10月 陝西回民起義
1862年(清同治元年)至1873年 甘肅回民起義
1865年(清同治四年)5月 高樓寨之戰
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灞橋之戰
1869年(清同治八年至十年)至1871年 金積堡之戰
1869年(清同治八年)5月 黃飄之戰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12月 紙橋之戰
1876年(清光緒二年)至1878年 收復新疆的戰爭
1883(清光緒九年)至1885年 中法戰爭
1883年(清光緒九年)5月 第二次紙橋之戰
1884年(清光緒十年)8月 馬尾海戰
1884年(清光緒十年)10月 淡水之戰
1884年(清光緒十年)冬至1885年春 宣光之戰
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2月至3月 鎮海之戰
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3月 鎮南關之戰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至1895年 中日甲午戰爭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9月 平壤之戰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9月 黃海海戰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1月至2月 威海之戰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義
1911年(清宣統三年)10月至1914年(民國三年)8月 白朗農民起義
1911年(清宣統三年)11月至12月 南京之戰
1915年(民國四年)12月至1916軍6月 護國戰爭
1917年(民國六年)9月至1918年11月 護法戰爭

條約：
一、南京條約 1842年8月29日 英國
二、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 1844年10月8日 英國
三、黃埔條約 1844年 美國和法國
四、望廈條約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五、北京條約 1860年9月21日 俄國
六、馬關條約 1895年4月4月17日 日本
七、辛丑條約 1901年9月9月7日 英美俄日法德意奧
歷史的車輪帶給了我們文明和進步，中西文化的發展進程訴說著血和淚的歷史，差異讓我們更加正視自己。
漢使甘英千里西行尋大秦未果，中西方最初的交流擦肩而過。可這歷史火車頭的作用是無法泯滅的。幾十年後，當大秦使臣從遙遠的西方一路風塵來到東土時，迎接他們的卻已是走向沒落的東漢王朝。歷史的見證者秉筆記下，中西方之間有了第一次握手，那是公元166年。
手掌間的輕然接觸，迸發出激烈的火花。隨之而來的也必是兩種文明更為深層次的融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歐算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華夏毋庸置疑地也是。就在這民族間的不斷融合，兩個文明得到了發展。
1、思想、宗教:
中國人的思想原本是極其活躍的。三教九流，書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過的。應該慶幸中國沒有過早地形成所謂的封建「神學」，也才會出現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面。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社會性的人生大討論，他將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雖然立場不同，卻不曾相互詆毀和排斥，每個學派各抒己見，一時間繁花似錦，碩果累累。
而後呢？隨著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時代，當雄才偉略的秦始皇意識到這種思想「混亂」的局面即將對他的統治產生威脅的時候，他便急需在這眾多學派中扶持一個來鞏固自己的王朝。他選擇了韓非，然後是李斯。接著便焚書坑儒了。一個時代的菁華被付之一炬，是歷史的遺憾。
再後來，一個叫劉徹的年輕天子被一個叫做董仲舒的鴻儒博士所折服，從他下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國的封建「神學」也終於形成。從此，一根無形的繩縛牢了中國人探索的手腳，思維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狹小。
較之中國，西方的宗教信仰則顯得單一。除了上帝和耶穌，他們似乎再沒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較為集中與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靜的天空，雖然偶有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這樣的巨星閃耀，但卻是難以與中國諸子的全面繁榮同日而語。基督教義開始是比較寬松的。《聖經》的第一篇，名為「創世紀」，就堅決地承認這種創造的偉大。可到了中世紀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學也逐漸走向反動的極端，苛刻地禁錮人們的思想。這時候，一位波蘭學者挺身而出，拿著他的「日心說」的觀點，敲響了舊時代的喪鍾。開普勒在教會的監獄里演算著行星橢圓形的運行軌跡，布魯諾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訴說著宇宙的無限……幾代英傑前赴後繼，無情地將愚昧的教義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會的廢墟上誕生，前途又重新變得光明。
可在中國，當西方的啟蒙思想家們拿著他們的著作到處宣揚人權的時候，中國卻始終無法形成一股足以革舊立新的大風氣。王陽明將早已變了味的儒學惡化成了心學。那時的中國正是在這樣思想引導下死氣沉沉。士大夫們言必稱孔孟，乾嘉才子龔自珍無可奈何地慨嘆「萬馬齊喑」，這本應是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啊！可這卻現實地存在於華夏的九州土地上。
無可否認，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時間內，中國是領先於西方的。並不是產業革命使得西方飛越了中國，其實在更早的時候，就是那位詩人在油燈下創作著他的《神曲》的時候，西方就已經迎頭趕上。而古老的中國，先進文明前進的步伐卻消失在了無休止的宮廷爭斗與愈演愈烈的文字獄里了。
2、軍事、外交:
當文明的中國人已漸漸意識到人殉的殘酷而改用陶俑替代的時候，為何在古羅馬的斗獸場里還有那麼多人目睹著血腥？為何斯巴德克的起義將士仍被活活釘死在通向首都的大路兩旁？在我的主觀世界裡，中國文明有著它獨有的溫柔。
又過了千多年。
西方教會的警鈴不斷響起，西歐人不停地大喊「黃禍來了」。等他們組織好東征的十字軍，迎接他們的卻只有慘痛的失敗。只因為他們遇到的是來自中國北方蒙古草原上的驍騎，成吉思汗的子孫。只因為他們無論是用來製造冷兵器的煉鐵術、鋼柔術，還是從火銃火炮里發射出的火葯，它們都來自於中國。當然，中國人有理由將它們運用得更加完美。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學派為正宗，本就註定了這個文明的內向性，也只有邊遠的中國少數民族才會創造這樣不朽的曠世奇勛。囊括了整個西伯利亞，從羅馬城下一直到中國的東海岸，遼闊的元版圖。
後來，馬可?波羅來了，他的游記刺激著西方人的東方尋金夢。西方人用從中國傳過去的指南針瘋狂地航海擴張，可在中國，指南針卻被方術士用來看風水，為死者選擇萬年吉地。
西方崛起，中國變得落後，利馬竇來了，颳起了一股「西學東漸」之風。再後來，馬噶爾尼來了。乾隆皇帝卻禮貌的拒絕了他，中國失去了最後一次不需要流血的覺醒。
狂熱的西方人腦子里充斥著擴張與掠奪。中國人卻總是追求著自給自足。這是歷史的矛盾，漸漸變得不可調和。
南京，劉家港。六百年前，鄭和的船隊在這里起錨。他與西方航海家不同，它不需要黃金或是珠寶。他只求明王朝的太平與天威的廣播。沒有利益的刺激，他的船隊歸於結束。而西方的航海事業卻愈加興旺。迪亞士知道了好望角，達迦瑪來到了印度，而麥哲倫周遊了整個地球。西方人在擴張中強大。鄭和之後四百多年，中國王朝已變得懦弱不堪。還是在南京，靜海寺里，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上了失敗方的名字：牛鑒、耆英、伊裡布。
中國人到底是有志氣的，西方人的船堅炮利不會使我們屈服。勇敢的人們在尋找新的出路。一位祖籍湖南邵陽的士大夫率先喊出了「調夷之仇敵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這是那個時代的主題。天朝上國終於放下高傲的架子，向從前的學生學習了。
不用不理解，為什麼像拿破崙那樣的偉人在滑鐵盧之後也會選擇投降。他本應該為他的法蘭西母親捐軀的。西方人看重的是生命，而中國人更重氣節。頭顱可斷血可流，民族的魂魄不能丟。人活一口氣，就是死，脊樑骨也得是直的！
「用投降換回一條命以求東山在起，如果不覺得可恥，那是在你們英國。我，惟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我的腳下是中國的土地，只要有我在，就決不允許強盜的軍艦在這里肆虐。無須多言，水師若敗，惟有戰至船盡人沒而已。」1895年，身臨絕境的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就是用這樣的話回答了手下洋員的勸降。
再一次說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於這個世界，這將是不可能實現的。進步需要汲取，發展需要交流，我們欣賞著其中的差異，但只有兼收並蓄，這些差異才會展現它們的另一番美好。
3、思維方式：
中西文化最大的區別在於思維方式的不同。這種差異自西方黑格爾哲學體系形成以後愈趨明顯，而不同的思維方式導致了不同的行為方式。
中西文化差異若用現代哲學「對立統一」規律來概括，中國人重「內」，西方人崇「外」。正因如此，使中國人文科學發達，而西方自然科學領先。但奇怪的是，人與自然一體的觀念，比人與自然對立的觀念明顯優質，而且更符合自然法則。中華文化這一接近事物本質的閃亮和合理的觀念，卻沒能促進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此點尤應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中國人喜歡從動態中觀察分析事物，西方人習慣從靜態中觀察分析事物。中國人善於把握整體，注重平衡，習慣從整體中看個體；西方人喜歡化整為零，注重分析，習慣從個體中看整體。此點也同樣促進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崇尚鬥智，因而棋術十分發達；西方文化崇尚斗勇，故而體育甚為突出。中國人歷來不重視體育，認為那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喜歡用靜坐練氣，疏通經脈，平衡心態來達到除病延壽之目的。在政治方面，中國人重視集體主義，先團體，後個人，故使中國人容易寬容與忍辱，也利團結合作，但卻容易滋生平均主義，公有思想。西方人喜愛競爭冒險，個人奮斗，注重功利，這是西方較早較快進入商業文明的原因，而有極易產生資本主義和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中國人對家庭對社會是一種責任，西方人對家庭對社會是一種需要。
總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立體型，向前看時往往還要顧後，看到勝利時還會回頭看看失敗，試圖從失敗中尋找出一些教訓來，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就是此種思維方式的表現。再觀西方人卻是一向勇往直前，不但不顧後面，連前面有多少障礙都很少顧及，所以說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線型的，表層的。而此種思維方式的不同絕非地域差異和人種不同，是在於中國人和西方人的靈魂深處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說是因為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進而導致文化不同，從而決定思維方式不同。
二千多年前，釋迦牟尼對他的弟子說：「法在汝邊」，中國人老子亦說：「道不遠人」。中國唐朝文化當時稱雄世界，然而唐人還容納了外來的佛教文化。可以說，時至今日，中國的主流文化仍是以道家、儒家和佛家（教）文化的混合物。不知是佛教在中國找到了契合點，還是中國唐人找到了迎合佛教的契合點，而又為什麼中國明朝中葉的西方文化在中國沒有找到契合點？確實值得研究。再思西方文化，其根基是基督教的倫理道德原則，或者說是上帝的力量，此種信仰平衡了西方人的行為方式，使得他們和平相處。
應當注意，一個民族最大最具特色的優點，有時恰好是它最大最難克服的缺點（實際上，人又何嘗不是這樣），「對立物兩極相通」。比如，中國人重「恕道」，又能「忍辱負重」，推崇「大統一」，這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得以延續的主要原因。恰恰這一點，卻容忍和順從了封建君主集權制度，又使在西方無處落腳的「科學社會主義」（實質上仍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是被統治階級利用的文化。依筆者之見，後者不用說，而前者如果將「迎合」改為「容忍」，似乎更為客觀。再觀西方人，好鬥、沖動，想征服世界，但世界並未被征服，而歐洲的版圖卻四分五裂，國小人稀至今。

⑼ 中國歷史「四大謎案」是哪四大

所謂「清宮四大奇案」是指「太後下嫁」、「順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貓換太子」。這里就這四大奇案，作一簡括的介紹和回答。
一、孝庄太後下嫁
太後下嫁就是太後下嫁攝政王。太後是指清太宗皇太極之妃、世祖福臨的生母，卒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謚為孝庄文皇後；攝政王即指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孝庄文皇後系多爾袞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漢人道德觀念來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對此諱莫如深，求其明文記載則無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蒼水詩集》有句雲「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後婚」，即是指太後下嫁這件事說的。詩作者張煌言是清初人，與多爾袞同時，所說當有所本。另據《朝鮮李朝實錄》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順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攝政王多爾袞」這樣去「叔」字改稱「皇父」的記載，它間接地透露了多爾袞稱皇父「已為太上」與太後相對稱，正是太後下嫁的一個旁證。何況多爾袞之改稱「皇父」不但明載於《清實錄》與蔣良驥《東華錄》等書中，即當時流傳到今的許多檔冊和文告中，於抬寫皇上處，一並抬寫攝政王，而攝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樣。
我們也不要忘了另一個事實：滿洲入關以前的社會性質雖已由奴隸制迅速向封建制過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後習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殘余，延續到入關初年，也是不足為怪的。那麼，太後下嫁這件事是可以相信確有其事的。
二、順治出家
史載順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貴妃董鄂氏薨。世祖福臨哀悼殊甚，為之輟朝者五日。旋即下諭追封為皇後。董鄂氏僅僅是個貴妃，為什麼要這樣濫加謚號，並晉封她為皇後呢？
有的人於是以訛傳訛，說這個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當清軍入關之初，被掠至京師，後入宮，賜姓董鄂氏，跟著又冊立為貴妃。誰知董氏入宮之後，竟以不壽卒。然世祖之於董貴妃，寵冠六宮，莫與倫比，乃紅顏薄命，惹得世祖終日悶悶不樂，不數月，遂棄皇帝不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發披緇，皈依凈土。上述就是順治出家的由來，歷來故老相傳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清世祖福臨好佛，宮中延有木陳、玉琳王秀二禪師，尊禮備至。世祖鈐章有「塵隱道人」、「懶翁」、「痴道人」等稱號，又諭旨對木陳有「願老和尚勿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庵相待」雲雲。世祖信佛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其次要說，世祖死去前幾個月，適值孝獻皇後董鄂氏之喪，世祖哀痛過情，為世所嘆異。因而就有人認為世祖是由悼亡而厭世，終於脫離塵網，遁入空門。從此傳為「萬古鍾情天子」的一段佳話。這是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不錯，由於世祖好佛，他死前確實有過要求祝發為僧的念頭。但事實上在他死去的前幾天，只是叫他最寵任的內監吳良輔去憫忠寺(今北京市廣安門內法源寺)削發，他本人也曾親自前往觀看過。這里還說明世祖當時並無大病。那麼，世祖是怎樣死的呢？據當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譜》載：「奉召入養心殿，諭：朕患痘，勢將不起。」張宸《青王周集》亦稱：「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兩人所記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證。這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世祖既死於出痘，那麼，遁入五台山祝發為僧的說法，就並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傳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說法不一，有說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詞。這一說法究竟可信嗎？
說來話長，它起因於雍正七年(1729年)曾靜、張熙一案。曾靜慕明末人呂留良的為人，以排滿復明為職志，因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他為祖先(岳飛)舉義，不成，獄興、辭連呂留良。世宗嚴加處治，戮留良屍，留良子葆中，時為編修，亦論斬。傳說呂留良有一個倖存的孫女，名叫呂四娘，她的劍術之精，冠絕儕輩，立志要為父祖報仇。後來她潛入宮內，終於刺死了世宗，並把世宗的腦袋割下，提著逃走了。
好事的人說是根據鄂爾泰傳記的記載，說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還「視朝如恆，並無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爾泰入宮，而外間喧傳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滿城風雨了。鄂立刻「入朝，馬不及被鞍，亟跨驏馬行，髀骨被磨損，流血不止。既入宮，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們認為，當時天下承平，長君繼統(清高宗弘歷二十五歲登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這般驚慌失措的。這就只能說明世宗被刺的說法並非沒有道理。
這里需要將真人真事與野史傳聞區別開來，曾靜、張熙一案牽連的呂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歷史真實；但提到呂留良的一個孫女，是傳說，不是歷史事實。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實，但說他是暴崩，並不見明文記載，也只是傳說，目前尚不能證實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爾泰傳記所描述的鄂倉皇上朝一段情節，寫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記載里，如《清實錄》、《清史列傳》、《清史稿》等書並沒有這類的記載。當然，沒有文字記載，不等於沒有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無法得到證實，也就不可能確認有這件事；即使鄂爾泰的倉皇上朝是事實，也不能證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為二者並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劍客力士」，傳說「結兄弟十三人」。皇帝與人結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劍客俠士，則煉丹求長生之術，容或有之。求長生吞丹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漢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議發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無頭顱，以證實被刺與否。後因發掘工作過忙，未果，當然，清世宗死於1735年，屍骨早寒，一旦發掘，果能得其一二遺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將來再說了。
四、狸貓換太子

"狸貓換太子的傳說來自宋朝。說是在宋真宗登基已久，擁有三宮六院，就是得不到兒子。先後有五全都夭折。後來德妃劉娥與李宸妃同時有孕，李宸妃先期誕下皇子，劉德妃卻不慎流產。劉德妃妒忌，就將一隻剝皮狸貓換去了皇子，並將李宸妃之子據為己有，還造謠說宸妃產下怪胎。李真宗信以為真，便對李氏加以懲處。而將劉德妃隨後竊取來的兒子立為皇儲。這個皇儲就是後來的宋仁宗。

最後的結果是：李宸妃為躲避迫害被迫流落民間。仁宗也經常為自己的身世困擾。直到包拯橫空出世，才得以揭開這樁宮闈迷案。於是已經是皇太後的劉娥被活活嚇死，老包也因為替宋仁宗找回了親生母親而官升龍圖閣大學士。

清宮里後來也有類似狸貓換太子的傳說。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雍正）與海寧陳氏換子的傳說（當然沒有狸貓）。浙江海寧陳氏，從明末起，累世簪纓。數傳至陳之遴，清初降於清，位至極品。稍後，陳氏一家，如陳說、陳世倌、陳元龍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祿，尊寵備至。康熙年間，世宗時為皇子，與陳世倌尤相親善。恰巧碰著兩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時辰無一不同。世宗聽說，十分高興，命抱子入宮，過了許久，才送回去。陳氏發現，送還的已經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為女了。陳家萬分震怖，但又不敢出來剖白，只得隱秘其事。後來清高宗（嘉慶皇帝）嘗南巡至海寧，當天即去陳家，升堂垂詢家世甚詳。將出，至中門，命即封閉，並告以後不是皇帝臨幸，此門不得再開。所以此後陳氏家中永遠關閉其門，從未再開過一次。也有人說，清高宗弘歷對自己的身世懷有疑團，所以南巡到陳家，想親自打聽清楚。上述這些傳說，盛行於前清末年。當時革命排滿之風最盛，對清代諸帝極事丑詆。傳聞異辭，其中真偽夾雜，有必要為之剖辨。
海寧陳氏一家，如陳說、陳世倌、陳元龍父子叔侄，位極人臣，皆是事實：就是清高宗南巡去過陳家，也是事實。按清制，皇帝到過的人家，經過的大門是必須封閉，禁止再開的。但不能由於有這些歷史事實，就說清世宗與陳世倌有以女換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報都統衙門，宗室生子一定要報宗人府，定製十分縝密。何況紫禁城內，門禁森嚴，怎麼能隨便抱子出入宮內？顯而易見，這些都是清末漢人在排滿的革命浪潮中，無中生有地編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