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企業在跨文化貿易中面臨的文化挑戰主要有哪些方面
跨文化管理並不是一個新的事物，它起源於古老的國際間的商貿往來。 早在古代古埃及人、腓尼基人、古希臘人就開始了海外貿易，並懂得了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做生意。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丹麥人、英國人以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商人更是建立起了世界范圍的商業企業集團。當他們與自己文化環境以外的人們進行貿易時，他們就會對與他們不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語言、信仰以及習慣保持敏感以避免發生沖突並順利實現交易。這些事實上就是在從事跨文化的經營與管理活動。不過這時候的跨文化管理活動完全取決於從事貿易活動的商人們的個人經驗，有關文化及文化差異與相似的研究也僅僅是人類學家的事。公司與企業還很少注意對文化及其差異的研究跨文化管理，也還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跨文化管理真正作為一門科學，是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美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條件下如何克服異質文化的沖突，進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其目的在於如何在不同形態的文化氛圍中設計出切實可行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機制，最合理地配置企業資源，特別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企業人力資源的潛力和價值，從而最大化地提高企業的綜合效益。
興起這一研究的直接原因是二戰後美國跨國公司進行跨國經營時的屢屢受挫。
美國管理學界一直認為，是他們將管理理論進行了系統化的整理和總結，是他們最先提出了科學管理的思想，也是他們最先將這一思想應用於管理實踐並實現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因此他們的管理理論和管理實踐毫無疑問應該是普遍適用的。然而，二戰後美國跨國公司跨國經營的實踐卻使這種看法受到了有力的挑戰。實踐證明，美國的跨國公司在跨國經營過程中照搬照抄美國本土的管理理論與方法到其他國家很難取得成功，而許多案例也證明對異國文化差異的遲鈍以及缺乏文化背景知識是導致美國跨國公司在新文化環境中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國人也不得不去研究別國的管理經驗，從文化差異的角度來探討失敗的原因，從而產生了跨文化管理這個新的研究領域。
除此以外，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企業管理的成功也是導致跨文化管理研究興起的重要原因。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跨國公司和合資企業的管理日益明顯顯示出對美國和歐洲公司的優越性，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也明顯感覺到了日本的壓力，產生了研究和學習日本的要求。
美國人對日本的研究大體上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專門介紹日本從中總結出好的東西；另一種是聯系美國來研究日本，進行對比┄┄經過研究，美國人發現，美日管理的根本差異並不在於表面的一些具體做法，而在於對管理因素的認識有所不同。如美國過分強調諸如技術、設備、方法、規章、組織機構、財務分析這些硬的因素，而日本則比較注重諸如目標、宗旨、信念、人和價值准則等這些軟的因素；美國人偏重於從經濟學的角度去考慮管理問題，而日本則更偏重於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對待管理問題；美國人在管理中注重的是科學因素，而日本人在管理中更注意的是哲學因素等等。
⑵ 《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txt全集下載
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 txt全集小說附件已上傳到網路網盤，點擊免費下載：回
內容預覽：
大多數有關歷史的答著作傾向於由時間、地點或主題入手，這些分類已為人們所熟悉，而我的研究卻有些有違傳統。首先，它立足於以歷史經濟人類學為標志的社會科學中尚未被開發的那片領域。但在歷史、經濟、人類學這三門學科中，這項研究更關注歷史領域。其次，它還立足於「比較世界史」這一較小但具發展勢頭的領域：「比較」，是因為它概括了與跨文化貿易相關的特定現象，並從中尋找相似點及不同點；「世界」，是因為它力圖擺脫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觀點，而並非要囊括所有地區的活動；「歷史」，是由於它所涉及的是一段相當長時間內發生的變化。再者，這項研究提出了歷史學家應解決的問題：人類社會隨時間變遷的方式和原因是什麼？而這也涉及到經濟學家及人類學家所要研究的那些變遷，當然這一研究也借鑒了他們的理論成果。
運用歷史觀點與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相結合的方法同樣需要付出「代價」。本書所記述的並非那些同等重要或更為重要的事例。首先，它不是一部世界……
⑶ 如何在互動中構建世界歷史》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巴勒克拉夫、布羅代爾、麥克尼爾、斯塔夫里阿諾斯等率先提出和採用的從全球視角觀察和闡釋世界歷史的思想和方法，已為越來越多的各國學者所接受和發展。在這個大的國際學術背景下，中國的世界史學界也在努力開創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學體系。全球史學者強調，世界史（或全球史）並非是各國各地區歷史的簡單羅列或綜合，而是一個持續變化發展的整體，其中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碰撞和相互影響在各個歷史時期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1500年以來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的五百年間。只有揚棄以往把歐洲（或任何地區和國家）作為世界歷史發展中心的觀念和治史方法，才能比較平等地看待和重視各個地區、民族、文化對世界歷史發展的貢獻，也才能夠比較准確地把握世界歷史的整體進程。目前，全球史仍是一個尚未成熟的新領域，在我國史學界更處在初創時期。要真正確立認識歷史變遷的全球視角，還有很多理論和實踐上的問題亟待解決。有鑒於此，我們邀請國內外四位全球史專家就一些相關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全球史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它從相比較的跨文化的角度分析歷史，歷史學家應對不同文化的「相遇」保持足夠的敏感
主持人：全球史已經成為一個風靡全球的語詞，「把全球化歷史化，把歷史學全球化」很好地概括了它的學術取向。全球史既是指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也是一種編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論，更是一種建構世界歷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論。請主要從史學方法的角度談談全球史的內涵。
本特利：當今世界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不同國家、社會和地區的人們相互之間高度的交往和影響。「全球化」這個詞本來是指一種經濟現象，但後來很快人們發現用它來思考社會和文化問題也一樣有用。例如，大范圍的遷移促進了人口統計的全球化。全球化深刻地影響了當今世界這一看法促使史學家們去思考相同的過程在以前時代的作用，毫無疑問，由於交通手段和交往技術的發展，人們之間的交往和影響在前所未有的范圍和水平上展開，使得全球化在今天比在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強烈。然而最近的全球史研究卻發現跨文化的交流和影響在過去像在今天一樣深深影響著歷史的發展。
全球史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它從相比較的跨文化的角度分析歷史，而不是只從國家的角度。全球史家承認研究國家和社會的歷史進程是重要的，因為它提供了形成該地區人們生活方式的背景。但是全球史家認為，僅僅從國家的角度不可能理解許多重要的歷史進程。為了理解諸如跨文化貿易、宗教傳播和文化傳統，甚至傳染病的傳播，採取一種比民族國家和單個社會更寬廣的視角是必需的。
劉新成：全球史的關注對象是各人類社會/群體之間以及各社會/群體與其環境之間的連結史，全球史的任務是通過回顧人類跨越各種界限、在不同系統之間建立聯系的交往活動，說明在交往中實現的全球互動機制對人類發展的推動作用。全球史代表人物之一曼寧教授曾明確指出，全球史研究的含義就是「大范圍的互動研究」。全球史觀的「高明」之處在於其核心理念：互動，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過接觸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領域實現的互動。
主持人：全球史關注大范圍、長時段的整體運動，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從學理上破除了「歐洲中心論」的影響。那麼全球史是如何超越西方傳統的世界歷史觀的呢？
徐洛：歐洲中心主義在我國史學界早已聲名狼藉，但這種史觀在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學中仍有強大的影響力，已成為世界通史編纂中難以逾越的障礙，尤其是通史中1500年以後的近現代部分。指出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正如有論者所言，所謂全球史理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世界通史編纂的方法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的全球史理論闡釋和編史實踐之間明顯脫節。而通史近現代部分在結構、內容、觀點等各個方面對歐洲的特殊重視和傾斜，則來源於長期以來規范和主導世界近現代史研究和教學的兩個相關相連的理論體系：資本主義主線說和現代化主題說。兩者都試圖對世界歷史做目的論式的詮釋和剪裁，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帶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印記。誠然，作為一種認識和解釋世界歷史的理論方法的全球史本身，與當今勢不可擋的全球化一樣，也主要是西方文明擴張的產物。我們應該努力做的，首先是分析解構把歐洲的近代崛起視作一種基於自身內部邏輯之歷史必然的思辨體系，揚棄世界通史編纂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傳統，無論這種傳統是以資本主義擴張為主線還是以現代化演進為主題的形式出現。
劉新成：自上個世紀末葉起，西方傳統的世界史觀受到嚴重挑戰。挑戰首先來自時代變化。人們懷疑建立在「分類學」基礎之上的國別史或文明史研究是否真正能夠對世界歷史作出正確而全面的解釋，是否真正能夠為人類解決當代問題提供有益的經驗。
科學研究的新進展對西方傳統世界歷史研究方法和「經典結論」也形成了沖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現以後，各領域的研究都不僅關注研究對象的孤立、靜止狀態，而且考察對象之間的「關系」與「關聯性」。西方世界史傳統理論忽略不同地區、國家和文明之間「關聯性」的缺陷凸顯出來。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美國，不僅學術界和理論界，而且整個社會都感受到了世界歷史理論的「貧困」。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一些美國歷史學家提出，應開創一種「以全球為一體」的史學，其宗旨是說明人類同屬一個種，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之上；其方法，是綜合考察人類文化的多樣性與運行機制的統一性，說明文明、民族或國家等不同形態的人類組織在全球這一「動態交往網路」中的互動關系；其本質，是繼承西方史學以「模式」框架解釋世界歷史的傳統，用「互動模式」取代「主導——傳播模式」（即佔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向世界傳播的模式）。
全球史學家之所以把「互動」作為建構世界歷史的基礎，首先因為他們認為「互動」是人類社會組織的存在形式。他們認為，任何人類社會組織都不是封閉和孤立的，他們必然存在於與外界的交往當中，彼此形成一個互相關聯的體系或網路，並在該體系或網路內部相互影響。其次，全球史學家認為，互動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動力。全球史學家借鑒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指出社會發展源自變化，而變化的起點是接觸外來新事物。他們說，對新事物的取捨過程就是傳統的蛻變過程，盡管社會對新事物通常並不抱歡迎態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結果同樣導致社會變化。正因為如此，全球史學家主張，歷史學家應對不同文化的「相遇」保持足夠的敏感。
全球史家認同地理學的分析框架替代民族國家和單個社會，全球史家表達「互動模式」的方式有多種
主持人：在通史編纂和專題研究中，全球史學家如何進行全球史研究？如何用「互動模式」建構世界歷史？
本特利：為了分析跨文化的交往過程，全球史家認同地理學的分析框架替代民族國家和單個社會。基於把民族國家作為歷史分析手段的局限性，全球史家設想出了一個替代的概念，以經濟、環境和文化區域為單位，而不是以民族國家為界限。歷史學家把注意力集中到連接不同陸地的海和海洋上，他們通過印度洋、大西洋、中國海、加勒比海等海域來研究貿易、移民、生物擴展和文化交流。從公元600年到1750年，印度洋是世界上最活躍的跨文化交流的地區。從東亞到東非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亞人和中國人都活躍在這一地區。1492年以後，大西洋成為貿易、移民和物種交換的重鎮，後來這一重心移至太平洋地區。
通過認識到海和海洋是歷史發展的緊密的連貫地區，全球史家能夠對過去的歷史理解做出新的解釋。以公元600年到1600年為例，直到最近，歷史學家們在談論這一段歷史時，仍習慣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諸如中國的唐、宋，中亞的土耳其，伊斯蘭世界，拜占庭帝國和中世紀的歐洲。這樣做當然沒有錯：事實上，研究這一時段的歷史，考慮這些國家是適宜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全球史家卻將注意力投放到印度洋，因為不言而喻，跨文化交往決定性地影響了這些單個社會的發展。先通過印度洋，然後跨越陸地的海上貿易，幾乎把所有東半球地區都聯系起來，由此所產生的財富支持和維持了這一時段的許多國家和社會。比如，中國的絲綢、瓷器遠銷到東非，印尼的調味品、印度的棉織品和鋼鐵，東南亞穆斯林的香料和馬匹、拜占庭的珠寶和玻璃製品，東非的金子、象牙和奴隸，也都供應到其他地區。對這些產品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國內經濟，影響了整個東半球社會的發展。
如果只關注單個社會，那麼就不可能理解600年到1600年跨文化貿易的類型和效果，不可能說明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傳播，也不可能理解物種交換，包括食物和疾病的流傳。跨文化貿易、宗教傳播、物種交換對每個社會的歷史進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全球化深深影響了當代人一樣，跨文化交往也建構了我們祖先的歷史經歷。全球史的研究任務就是理解和解釋全球化在過去歷史中的進程。
劉新成：在通史編纂和專題研究中，全球史學家表達「互動模式」的方式計有如下幾種：一、闡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後，文化影響的相互性和雙向性。研究者指出，即使作為當代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國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在美洲的簡單移植，而是印第安文化、非洲黑奴文化和歐洲文化融合的產物，其元素是三種，而非一種。二、描述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各種類型的「交往網路」或「共生圈」，如1500年以前覆蓋「舊大陸」大部分地區的「歐亞非世界體系」、8—15世紀以穆斯林商人為核心的「環印度洋貿易網路」或以南亞大陸為中心的「南方世界」、地理大發現以後圍繞南美種植園形成並包括歐洲和非洲部分地區的「移民與商業網路」以及「現代世界體系」等等。還有「0」數字的世界、18、19世紀的「棉花生產世界」、「食糖生產世界」或上個世紀70—80年代的「錄音機世界」。三、論述產生於某個地區的發明創造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引起連鎖反應。比如論述中國宋代三大發明以及貨幣地租制度如何先後影響「伊斯蘭世界」和「地中海世界」，刺激歐洲市場，並最終影響了「地理大發現」；又如論述近代早期秘魯、墨西哥和日本的白銀開采如何影響了歐洲、南亞和中國的經濟。四、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的關系，說明全球化時代任何局部地區的變化都折射了世界發展趨勢。五、「地方史全球化」。有「當代史學之父」之稱的美國歷史學家菲力蒲·柯廷1995年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之後，積極倡導在國別史、地區史研究中引入全球視角，主張把區域性歷史事件放在全球整體運動的背景下重新考察，重估這些事件的因果關系和歷史意義，使「地方史研究全球化」。六、全球范圍的專題比較研究，如跨國別、跨文化的婦女史、商人史、移民史、疾病史研究，旨在通過比較異同，說明「互動」的歷程與機制。七、生態史、環境史研究。有學者認為，人類內部的互動從更加宏觀的角度看，與人類與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之間的互動、與人類與生態環境的互動是分不開的，因此生態史、環境史應是全球史不可或缺的內容。目前，從生態角度「言說」世界歷史正在成為一個獨特的交叉學科研究領域。八、探討互動規律與歸宿。在這方面，全球史學家的觀點並不一致。關於互動規律，就新事物傳播機制，有人認為取決於「輸出方」，有人認為取決於「輸入方」；關於互動的最終結果，有人認為是全球實現統一文化，有人則認為，全球交往越密切，「本土認同感」越強，文化差異將永遠存在。
在中國，全球史研究發展得很快，任何一部「全球史」都不能不包括中國人的歷史經驗
主持人：請介紹一下全球史在全球各地的研究概況。
曼寧：有兩個主要的研究全球史的新機構成立，可以很好地說明全球史研究在全球的發展勢頭。一個是亞洲全球史家聯合會，2008年5月在中國的天津成立；另一個是全球史和世界史組織協會，2008年7月成立於德累斯頓。他們的成立表明全球史研究的擴展已經帶來了相關機構的變化。一個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從信息和組織的世界范圍的交換中獲益良多。而歷史學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對單個的獨特的社會的研究，很少在全球范圍內被討論。但是現在史學家們發現，他們需要一個視野廣闊的研究計劃，他們需要探討歷史記錄和分析來自其他學科的新信息。同時，史學家必須不僅研究過去的歷史，而且要研究知識的組織，以此保證他們對相關信息的研究和使用方法的正確。
全球史和世界史組織協會強調世界史不止是地方或國家歷史的聚合，它鼓勵做全球性的變化研究，這種變化類型包括人口數量的變化和組成，世界各國識字人口的最新擴展，和當代以及以往技術的變革。如果全球史研究達到了它的理想目的，將為我們帶來許多重要的新知識。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全球知識，包括全球性疾病、生態變化、世界貿易，甚至家庭結構，都可以在這個框架內得到說明。
亞洲全球史家聯合會的創立對於全球史家世界組織的形成是關鍵的一步。該組織的地理范圍包括整個亞洲和太平洋，代表來自中國、印度、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和美國。
在中國，全球史研究也發展得很快，當然，中國的大學長期以來一直教授世界史，這些研究的擴展帶來了兩種變化，一是擴展到全球史研究和該研究的國際性合作。二是全球史研究方法強調地區間跨時代的相互作用。結果，全球史現在把中國作為一種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因子來看待，中國也日益與其他國家發生著相互影響。
主持人：中國的學者如何構建自己的世界歷史體系，把中國歷史的內容有機地融入全球史的敘述當中？
徐洛：史學界普遍同意，任何一部「全球史」都不能不包括中國人的歷史經驗。但怎樣才能把中國歷史的內容「融入」全球史的敘述當中，則是一大難題。迄今出版的世界通史都未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人們首先考慮的是，在一部篇幅有限的世界通史中，中國史應佔多大分量。國內的通史在這方面的選擇似乎一直是「外松內緊」。比如有的著作連篇累牘地討論美國內戰，卻只用寥寥數語介紹19世紀世界最大最長的戰爭，即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其次是內容的剪裁選取問題，究竟哪些內容適合成為全球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這又取決於作者對世界歷史變遷的理論認識。例如一部很有代表性的通史的近代部分，把16到19世紀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歷史描述成一片黑暗落後，反襯西歐國家的光明和進步，從而昭示以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必然性。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已為過去十年間西方學者（如弗蘭克和彭慕蘭）對早期近代歷史的新研究，尤其是他們對中國（和亞洲）在早期近代世界的巨大作用的重新評價所顛覆。同時，弗蘭克和彭慕蘭在中國史學界造成的轟動，也使人們認識到：西方學者對中國在早期近代世界歷史作用的新認識，並不意味著在全球史研究中應以中國中心論來取代歐洲中心論。
全球史與國別史的重要區別之一是不同的價值判斷，這里的難點在於是應該加強還是削弱全球史的「國別特色」。全球史按其定義應超越任何地區或民族的立場，但研究和講授全球史的行為卻又發生在某一特定國度之內，總是受制於地方及民族的觀念和利益關懷。從麥克尼爾到本特利的許多學者都認為，秉承全球史觀的史學家的責任之一，是超越地方或國家本位的立場，致力於展示各國各民族都參與其間的歷史進程，並且發現那些改變人類生存和發展環境的跨國界跨文化的共同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