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的作者

『壹』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論文

過去雖然貧困，生活艱苦，可是養幾個孩子還是很輕松。現在生活富裕，雞的屁股世界第二。養兩個孩子竟然很多人都養不起。未來這樣改下去，後果鬼知道！

『貳』 中國邏輯史的正文

在中國古代，除少數邏輯專著外，許多邏輯理論和思想都分散在大量的政治、哲學、倫理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著作中，這些著作還包含有關於邏輯應用方面的豐富材料。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中國邏輯史，以邏輯理論和思想的產生和發展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務，以總結、分析各家在邏輯理論方面的成就和貢獻為主要內容。
發展過程和主要階段 中國邏輯思想的發展過程可根據中國古代邏輯形成、發展的特點及國外邏輯思想的傳入和影響，分為先秦、兩漢至明清和近代三個歷史發展時期。前兩個時期屬中國古代邏輯的形成和發展階段，以名辯邏輯的建立和演變為主幹；後一個時期是中國近代邏輯思想的發展階段，以西方邏輯在中國的傳播為主流。
先秦時期 這是中國古代邏輯開始形成並發展昌盛的時期。春秋戰國在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過程中,論辯之風極盛,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各家都對名實關系、正名原則和論辯術進行了探討或總結，涌現了一些著手研究名詞概念和論辯術的思想家，經過名家、儒家、法家特別是墨家的總結，建立了比較完整的中國古代邏輯體系。
春秋末年的鄧析最先在辯論活動中提出了「刑名之辯」和「兩可之說」的名辯思想。孔子從政治、倫理思想方面提出了「正名」的要求，其中包含一些合理的邏輯思想，並提出「能近取譬」和「舉一反三」等類推方法。墨子在中國古代邏輯史上最早提出了「辯」的概念，認為「辯」具有明是非、別同異和以往知來、以見知隱的推理認識作用,他最早從邏輯角度提出「名」、「類」、「故」等概念,強調「知類」、「明故」的認識作用,概括了推理、論證中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原則──三表說，還最先要求將「辯」作為一門專門的技術進行學習。名家的惠施和公孫龍曾經是當時最有影響的名辯家。惠施提出了「歷物十事」,主要探討名實關系,他在「善譬」中闡述了以「所知」去類同、推知其「所不知」的類推原則和方法。公孫龍從理論思維的高度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焉」的邏輯正名原則，認為「彼」之名必須專指彼之實；「此」之名必須專指此之實。他通過對「白馬非馬」這一命題的具體分析，論證了種名（「白馬」）與屬名（「馬」）在概念內涵和外延方面的種屬差別。公孫龍關於「名」的分析，把先秦名辯思想引向純邏輯探討的方向，為中國古代邏輯科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後期墨家是一批戰國中、後期的名辯思想家。他們繼承和發展了名家、儒家特別是墨子的邏輯思想,在《墨辯》中系統闡述了「墨辯邏輯」，從而使中國古代邏輯無論在理論上和體繫上都達到了較為完整的程度。它是中國古代為數不多的邏輯專著中的傑作。
《墨辯》最先從邏輯的角度給「辯」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它指出，「辯」就是對同一主項或論題的是非之爭，表現為關於同一主項的一對矛盾命題之間的是非之爭。《墨辯》強調「辯」的對象不應該是兩個，作為「辯」的一對矛盾命題中必有不當者和當者，這就揭示了「辯」具有分清是否和勝負的論證性質，深刻地反映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基本思想。《小取》篇還把「辯」的目的和作用概括為明是非、審治亂、明同異、察名實、處利害、決嫌疑等 6個方面，提出「辯」的客觀基礎和標準是「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
《墨辯》最有價值的是關於「名」、「辭」、「說等思維形式的邏輯理論和邏輯體系。「名」具有舉實的作用,「舉」是「告以文名,舉彼實故也」。所以,「名」具有反映事物屬性或本質（故）的概念性質。《墨辯》中提出了類之相異必須以同一本質屬性之偏有和偏無為標準的分類原則，並根據名的外延大小分為相當於范疇的達名、相當於普遍概念的類名、相當於專名的私名。《墨辯》認為,「辭」（論題）的作用在於「抒意」,因而，「辭」和「言」既表示語句或命題，又是表示理性思維（心）所產生的思想（意）的命題和判斷。在《墨辯》中還初步提出了「辭」的某些不同性質和種類，如：「盡」，即「莫不然也」，它相當於全稱；「假」，即「今不然也」，它具有假言的性質；「或」，即「不盡也」，是一種並非全稱的特稱，亦即或是或不是的選言；「必」，即必然,等等。從而,揭示了「辭」的單稱肯定與單稱否定、單稱否定與全稱肯定之間的矛盾關系。他還比較正確地闡明了詞項的周延理論（見詞項和概念），即「乘馬」之「馬」不必周延；「不乘馬」之「馬」必須周延。《墨辯》指出， 「說」的作用是 「出故」和「明故」，即「以說出故」之意。「故」是「辭」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或條件。「說知」是以「親知」和「聞知」為前提而得的一種演繹的推理之知，如親知「室外之牆為白色」，聞知「室中之牆與室外之牆同色」，則推理可知「室中之牆也為白色」。《大取》篇還進一步提出了「立辭」必須具備「故」、「理」、「類」三物，類似於直接原因、一般規律和同類事物之例證這三個前提。從而，更完整地揭示了墨辯邏輯中「立辭」(論證)的基本過程和形式──三物論式。它要求在基本屬於演繹的論證中包括舉類的歸納因素。《墨辯》還初步總結了「或」、「假」、「效」、「侔」、「止」和「辟」、「援」、「推」等具體的演繹論式。「或」、「假」、「效」、「侔」、「止」這五種論式,分別相當於形式邏輯演繹推理中的選言推理、假言推理、直言推理、復雜概念推理和對當關系中矛盾命題間的直接推理；「辟」、「援」、「推」則相當於三種直接的類推式。這些形式的推論使墨辯的演繹理論和體系更加充實和完善，反映了墨家對假言、選言、直言等基本的間接推論形式和某些直接推論形式都有比較合理的認識。《墨辯》還通過闡述「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的正名理論,進一步揭示同一律原則。在揭露「以言為盡悖」等包含邏輯矛盾的詭辯命題中，進一步反映了矛盾律原則。《小取篇》專有一章討論了辟、侔、援、推四種論式中的邏輯要求和防止邏輯錯誤的一般原則，指出「多方」、「殊類」、「異故」，即詞有多義、類有大小同異之殊、故有充分和必要之異，是導致邏輯錯誤的重要原因。《墨辯》還在歸納方面，提出了樸素的簡單枚舉的思想。
先秦時期，對中國古代邏輯作出過突出貢獻的另一著名思想家是荀子，他繼承、發展了名家和墨家的正名理論，使儒家的正名思想在邏輯上更加理論化和系統化。他強調制名起於感官，認為「名」具有概括一類事物共性的概念性質，又具有「足以指實」的語詞性質。他在理論上的突出創見是提出了「制名之樞要」的正名原則。在概念方面，他提出了制名要堅持「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的制名原則,強調要貫徹「遍舉為共,偏舉為別」和「推而共之」、「推而別之」等關於限制和擴大概念的原則。他把名劃分為共名和別名，一個名(如「動物」)相對於較小的類名(如「牛」)時稱為「共名」，相對於更大的類名(如「生物」)時稱為「別名」。因此，共名之上還有共名，直到不能再共時就稱為「大共名」（如「物」）；別名之下還有別名，直到不能再別時就稱為「大別名」（有人認為相當於最小的共名；有人認為相當於單名）。他還從語詞方面提出了制名必須堅持簡明、易懂和尊重社會約定的原則。此外,荀子也提出了辭、說、辯的邏輯理論，指出「辭」是用不同的實名以表示一種斷定,「辯」和「說」是對同一的實名辯明是非之道,它們相當於判斷、論證和推理。他還提出了揭露和防止邏輯錯誤的「三惑」說，盡管所舉之例包含有對名家、墨家思想的誤解和偏見，但在理論上仍是有價值的。
繼荀子之後，韓非第一個提出了「矛盾」概念，精闢地揭示了矛盾律的思想原則，指出在「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的反對命題中不能同時為真（見矛盾之說）。此外，韓非提出「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循名而責實」，對正名的積極意義作了進一步發揮。約成書於公元前 3世紀的《呂氏春秋》也闡發了「正名審分」、「督名審實」 等正名原則， 並揭示了「言」和「意」即語辭和思想判斷的關系，提出了有關「推類」的原則。但自荀子以後,由於過分強調「正名」的政治目的，對名家和墨家的思想採取排斥態度，先秦的名辯邏輯沒有得到充分的繼承和發展。（見先秦邏輯思想）
兩漢至明清時期 先秦以後一直到近代，由於統治階級在學術上獨尊儒家，廢棄名、墨，中國古代邏輯的發展受到阻梗，在長達2000餘年的時間里，只有極少數知識分子曾經一般地探討過推理、論證的意義和形式以及名實關系等問題。
兩漢時期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在反對宗教神學的斗爭中,自覺運用推理論證的方法,探討論證的作用、要求和方法，提出了一些論證的規則。他將其著作定名為《論衡》，意即關於言論標准之書。他強調要通過論證而達到辨真偽、證是非、駁虛假的目的。所以，他的論證包括證明和反駁，而且更重視反駁。他還強調「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認為論證必須提出真實、充分的效驗或證驗。 他所要求的效驗或證驗， 不僅包括用一一列舉事實作為論據的事實證明，而且十分重視「比方物類」和「揆端推類」等推理方法的邏輯證明。
到魏晉時期，論辯之風曾一度盛行，被禁絕了 500多年的名、墨邏輯思想重新被發掘出來。由魏晉人編的《列子》一書，列舉了先秦的惠施、公孫龍和其他辯者提出的許多命題及有關名辯的一些情況。魯勝首次把墨家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合編為《墨辯》一書，並作注釋和敘文。但原作已亡佚，現僅存的《墨辯注敘》一文，是中國第一篇關於邏輯史的專論。它對先秦名辯思想的歷史和意義作了新的概括，重新肯定了名、墨兩家名辯思想的價值，指出：「孟子非墨子，……荀卿、莊周等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
當時在名實問題上的一場重要爭論，是以王弼為代表的「言不盡意」論和歐陽建的「言盡意」論之間的辯論。王弼一方面承認「言」能表達「意」，另一方面又得出存「言」不能盡意和得「意」在於忘「言」的結論。歐陽建則充分肯定了名能辨物、言能暢理和盡意的認識作用。這場爭論不僅提出了「言」能不能盡「意」的哲學問題， 而且從語義學的角度提出了 「言」能不能盡「意」的問題。但當時對後一個問題未能從邏輯的角度予以充分回答。
從兩漢到魏晉,隨著辯論之風的逐步興起,一種以文學為體裁的論辯方法開始盛行起來。歷史上稱之為「連珠式」或「演連珠」、「連珠體」。這種「連珠式」只是表現為文體的一種相對固定的格式，並沒有從推理的形式或理論上作出概括。
從東漢起，佛教及因明傳入中國（見因明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唐初玄奘帶回並翻譯了印度新因明的兩部重要著作《因明正理門論》和《因明入正理論》。他的弟子根據其講解紛紛為因明註疏，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窺基的《因明入正理論疏》（簡稱《大疏》）；現存的還有文軌的《因明入正理論疏》（簡稱《庄嚴疏》）和神泰的《因明正理門論述記》。玄奘、窺基等人不僅對因明的傳入和翻譯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而且通過翻譯和注釋進而發展了因明理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對「因三相」理論、尤其是對「同品定有性」這一條的翻譯比原來更准確、更嚴密了；②將宗、因、喻中的有體、無體分為三類，把 「生因」和「了因」 各按言、智、義分為六因；③提出「寄言簡別」不屬過失的規則；④對許多謬誤各按自比量、他比量、共比量分為全分和一分，等等。因明傳入後，在唐初一度出現過研究因明的高潮，並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中國也因此而被稱為因明的第二故鄉。但這一高潮只延續了幾十年就衰落了。
在因明傳入漢族地區的同時，也開始傳入中國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大約公元8世紀前後,印度的世親、陳那和法稱的許多著作陸續被譯成藏文。到11世紀，法師子（又譯恰巴曲森，1109～1169）及其弟子，分別寫了關於法稱《量決擇論》一書的註疏，並創立了一種特殊的因明風格，稱「攝類辯論」，表現為一連串的推論式。薩班慶喜幢（也叫薩班·貢噶江村，1182～1251）所寫的《正理藏論》（也譯作《量理藏論》）的頌本和自釋，奠定了藏傳因明的理論基礎，在西藏的影響很大。後來還有宗喀巴著的《七部（量論）入門去蔽論》（也譯作《法稱的因明七論入門》）和一批因明的註疏、課本等。因明在西藏的傳播以宗喀巴為界分為新舊兩個時期。僅在《丹珠爾》論典中就記載有藏族學者著的重要因明著作50多種和譯著60多種，對因明的普及、研究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古代邏輯發展到宋明階段，雖無多少突出成就，但這一時期盛行的理學關於「格物窮理」、「格物致知」的認識論觀點，卻包含著運用推理的認識方法。程顥、程頤認為天下只有一個理，並且由一理而可推知萬物之理。在他們看來,只有人具有「推」的能力,而「格物窮理，非是要窮盡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朱熹充分肯定了推理可由已知到未知的認識作用,認為萬物皆是一理，因而也皆是一類,可以「以類而推之」。他進而指出，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源，因而可以推而通之。他提出的「格物致知」或「即物窮理」方法，要求通過接觸、認識事物,窮盡對「理」的認識。其中，包含著由個別到一般的認識過程的思想和對推理方法的認識。
這一時期的另一些思想家，如陳亮、葉適、羅欽順、王廷相、李贄等人，在批判理學家的唯心主義哲學觀點的同時，探討了名實關系、名辯作用和是非標准，提出了「由一以之萬」和「會萬而歸一」等歸納和演繹推理的思想方法。
在清代，隨著考據之學的興起，先秦的名辯思想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傅山最先對墨家和名家的重要著作作了注釋和研究。顧炎武提出的科學考證方法，既重視「援古證今」,更重視考察對象的實際,即從客觀實際和歷史事實中歸納出一般性的認識。他所著的《日知錄》（共32卷），每一條論證都是從特殊事件或文字語句提出問題，然後運用簡單枚舉或典型歸納的方法，以證明或反駁某一結論之真假。王夫之提出了「知名」、「制義」、「推之而通」，即概念、判斷、推理以及辨類同異的思維形式和過程。戴震在其考證中， 強調要區別「十分之見」與「未至十分之見」，涉及到有關假說和論證的邏輯問題。 清初以後， 對中國古代邏輯的研究也逐漸展開，先後出版了一批有關《墨辯》、《公孫龍子》、《荀子》、《韓非子》等著作的校釋專著。
近代邏輯思想的演變 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因素在中國的出現和西方各種學說的傳入，西方的傳統邏輯也開始被介紹到中國。明末李之藻(1565～1630)和傅泛濟於1623年翻譯出版了中世紀葡萄牙的一本邏輯講義的前10卷，定名為《名理探》，原著名為《亞里士多德論辯學概論》,共25卷。但由於該書的內容過於煩瑣,在當時未產生什麼影響。19世紀末，西方邏輯逐漸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和注意。嚴復譯著的《穆勒名學》，是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J.S.密爾（亦譯穆勒）以介紹歸納邏輯為主的傳統邏輯名著，原名為《邏輯體系》。嚴復通過附於書中的按語提出了自己的邏輯觀點。
晚清之際,因明學重新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對古代名辯邏輯的研究也有了新的進展。梁啟超、章炳麟、章士釗等人不僅研究了先秦時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名學，而且開始將中國名辯、西方邏輯和印度因明的推理方法加以比較研究，開創了中國邏輯史研究的新篇章。梁啟超在《子墨子學說》一書中專門寫了《墨子之論理學》一章，首次把西方邏輯和墨家邏輯作了比較研究。章炳麟著《原名》，以因明三支作為標准法式，把亞里士多德所創立的三段論和墨家的推論都稱之為三支比量，認為其區別只是排列次序不同。章士釗的《邏輯指要》是一本以西方邏輯為經,以中國邏輯為緯,「誼當融貫中西」的邏輯學專著。他在《名學他辯》一文中，還將公孫龍的「他辯」和墨家的「三物」類同為傳統邏輯的三段論和因明的三支論式。這些比較研究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古代邏輯的地位，加深了對它的理解，證明了邏輯科學的全人類性質。
從20世紀20年代起，隨著西方傳統邏輯的廣泛傳播，現代邏輯科學即數理邏輯開始傳入中國，並逐漸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受到重視，出現了比較系統的介紹數理邏輯的著作。1937年，正式出版了金岳霖著的《邏輯》一書，它是3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的大學教材之一，書中批判、介紹了傳統邏輯，也介紹了數理邏輯。這一時期，在中國的許多大學開設了邏輯課，有講傳統邏輯的，也有講數理邏輯的。這是現代邏輯開始在中國的普及時期。同時，在現代邏輯的研究方面，也獲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30年代有人在批判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同時，把形式邏輯混同為形而上學,要求用辯證邏輯(主要指辯證法)來取代、改造或揚棄形式邏輯;也有人認為只有形式邏輯及其規律才是真正的認識方法和思維規律。由於雙方都從哲學上把形式邏輯視為與辯證法相對立的思維方式，從而引起了30年代關於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一場爭論（見「唯物辯證法」的論戰）。從在中國發展邏輯的角度看，這場爭論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哲學界對古代名辯邏輯和印度因明的研究繼續深入並取得了一定成果。1922年，胡適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在國內發行。這是中國最早的邏輯史專著。隨後，郭湛波的《先秦辯學史》等邏輯史專著也先後出版。在因明學的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專著，如呂澄的《因明綱要》(1926)、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刪注》(1926)、虞愚的《因明學》(1936)等。
中國邏輯思想的主要特點 所謂中國的邏輯思想實際上主要指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中國邏輯思想的基本特點,貫穿於中國古代邏輯的發展過程中,其具體表現為：①中國古代邏輯是一個以辯論形名為開端，以正名為重點，包括名、辭、說、辯為內容的名辯邏輯體系。在先秦，針對著「名實相怨」的現實，各家主要是圍繞著名詞概念這個中心,探討名實問題,提出了各自的正名主張。名家的公孫龍和儒家的荀子都主要探討了正名的邏輯。後期墨家不僅研究、總結了正名的邏輯思想，也較為深刻地總結了辭、說、辯的邏輯，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古代邏輯體系。東漢的王充、唐以後對因明的研究和近代關於三種邏輯比較研究等，也都是關於推理、論證的邏輯思想。所以，中國古代邏輯可以被稱為「名學」、「辯學」或「名辯學」。
②中國古代邏輯的發展與語言的關系特別密切。在先秦,「名」既用以表示概念,也用以表示語詞;「辭」既具有判斷的性質,又是指語句或命題。因此,墨家，特別是儒家的荀子都同時從邏輯和語言兩個方面探討了名和辭的性質、形式結構及規律性。不過，當時盡管也有人開始涉及到了名詞多義和同義詞的邏輯性質問題，實際上都沒有真正意識到「名」和「辭」的邏輯性質與語言屬性的區別。所以，對邏輯性質和語言屬性在認識上的混合或混淆，既是中國古代邏輯的特點，也是中國古代邏輯的弱點，因為它最容易帶來語言上的歧義和邏輯上的混淆。它是造成中國古代邏輯未能向規范化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③中國古代邏輯的發展直接受到政治、倫理思想的制約。在先秦，從孔子到荀子都是為了實現正名治國的政治主張而提出並發展正名思想。墨家也是為了建立和論證自己一家獨有的政治、倫理觀點而逐步建立起一套邏輯理論體系。公孫龍也沒有忘記「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們都把「審治亂」、「處利害」、「明貴賤」等政治和倫理方面的要求,看作是「辯的重要目的之一。甚至有的人只是在討論政治、倫理思想時講到了名辯或運用了名辯方法。正是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的反復動盪和不斷改革，帶來了先秦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百家爭鳴」，從而為開拓和發展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創造了條件；也由於各家在政治、倫理思想上的分歧和斗爭，造成了各家在名辯思想上的相互訾應。秦漢以後，由於統治階級獨尊儒術，名、墨思想幾乎滅絕，致使古代邏輯難以得到充分繼承和發展。中國邏輯思想的發端和建立，雖然早於西方和印度，但在先秦以後就基本上中斷了。這是中國古代邏輯發展緩慢和不及西方成熟的重要原因。
④中國古代邏輯在其漫長的發展中，基本上一直處於哲學認識論的范圍。中國的名辯邏輯常常是從論辯的認識目的和論證的實際需要出發,圍繞著名實關系,研究思維形式和論證方法。古代邏輯思想家們為了達到明辨是非和區別同異之論證目的，一般都離不開從認識論的角度討論名辯的客觀基礎和是非標准。 所以， 要求「名」必須符合實，才能謂之「正」；「辯」必須分清是或非、同或異，才能謂之「當」。在先秦辯學中，思維形式的合理性和思維內容的正確性密不可分，致使中國古代邏輯未能從中提煉出嚴格的推理形式，並且最終未能從認識論中完全獨立出來，而只是一種具有認識論意義的論證之學，或者說是一種認識論、論辯術中的邏輯。因此，在中國歷史上能被稱為邏輯思想家的，一般也都是哲學思想家，包含有邏輯思想的著作也大都是哲學著作。
⑤中國古代邏輯的發展具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和繼承性。雖然中國古代邏輯的發展，一直受到各家政治、倫理、哲學思想的制約和影響，但由於邏輯科學固有的全人類性質和獨特的研究內容，使各家在邏輯思想上自覺或自發地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和繼承性。墨家之所以能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邏輯體系，原因之一是繼承了惠施、公孫龍的邏輯思想。惠施的「善譬」推論方式，公孫龍關於「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則，都在《墨經》中有明確的反映。荀子雖然極力非難名、墨，但其正名理論與公孫龍、墨家的正名思想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中國古代的邏輯理論和體系，並非一家一人的獨創，而是名家、墨家、儒家、法家等互相吸取、共同探究的積極成果。

『叄』 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歷史邏輯

價值範式的探索：近代中國兩大社會張力語境下的多種政治文化轉型嘗試
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轉型歷史邏輯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敏銳地察覺到傳統經
學已經無法緩釋晚清社會面臨的近代化轉型與世界資本主義擴張壓力。因此，他們寄希望於變法或革命等救國方式來應對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任何一個國家的近代化發展都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與該國政治力量以及思想文化等因素博弈的產物。
西方國家近代化發展一般經歷了這樣一個歷史進程：最初是封建社會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然後是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壯大形成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新生力量的壯大促使思想文化領域產生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在啟蒙運動中因充分掌握輿論力量而獲得成功。這樣，資產階級就可以利用新生政權去推行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政策，近代化轉型便會在此基礎上獲得成功。當然，由於每個國家的具體國情不同，在近代化具體細節上會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近代化發展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守舊勢力在政治、
軍事以及思想文化等領域斗爭較量的結果，卻是大體一致的。
盡管近代中國地主階級開明士紳與民族資產階級曾經以不同方式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發展，然
而中國近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化」不下去了，這是因為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頑固存在，像天然屏障一般堵塞著中國近代化前進道路。
歷史證明，要順利實現中國近代化發展，就要推翻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並以此為既有經學價值範式變革消弭社會張力。
與曲折發展的中國近代化歷史進程截然相反的是，西方國家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並走上了資本
主義工業化發展道路。資本主義機器化大生產相對於封建主義手工業生產方式來說具有較大優越性，這種情況必然會使前者對後者的生存空間形成擠壓，最終使落後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
日益完善」。
生產力的世界化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結果，即西方國家的先進生產機器無情地掠奪了封建落後國家無數體力勞動者的飯碗。當然，這種無情掠奪往往躲在其堅船利炮的背後。
盡管生產力的世界化能夠消滅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勞動分工差異，並使得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方向發展，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擴張給落後國家帶來的種種壓力卻是不容忽視的，這是因為生產力的世界化往往與交往的世界化藕合發展，並以此滿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增長的原料需求與市場需求。
在此前提下，世界各國的交往活動將無限擴大，各民族的封閉模式將日益成為一種歷史狀態。
世界資本主義擴張不僅是西方列強對東方落後國家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經濟控制，而且還體現在與此目的相適應的文化滲透方面。
西方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對處於工業世界外圍的大邊緣地帶的沖擊，一方面導致了東方落後國家既有社會秩序與發展過程出現了突發性崩壞與中斷，另一方面也由此促使了東方落後國家的傳統文化在與近代西方文明不斷碰撞、交融與整合基礎上，不同程度地實現了近代化轉型。
鴉片戰爭以來的晚清政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歷史沖擊：首先，晚清政府時期飛
速發展的西方資本主義本質上要求對外擴張，不將世界變為其原料產地與商品市場決不罷休。
在擁有強大資本主義經濟實力的同時，近代西方國家還擁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而當時的晚清政府尚沒有足夠的力量阻擊西方國家的軍事入侵，這決定了晚清政府必然會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重要目標。
其次，西方文明在科學技術、制度安排以及價值觀念等方面明顯優越於晚清政府。
文明沖突必然會發生這樣一種結果：即落後方或者被先進方同化，或者是接受先進方的文明滲透而發生變革，並最終加入到先進方行列。當晚清政府恪守的封建專制主義遭遇到西方文明沖擊之後，必然會使「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
近代西方文明「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當然其最終目的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面對中國近代化發展與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壓力，近代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採取多種方式變革既有經學價值範式。
然而，地主階級發動的洋務運動與憲政改革等價值範式探索，與其說是救國，倒不如說是救朝廷更為合適；農民階級發動的太平天國起義與義和團運動等價值範式探索，由於農民領袖具有明顯的盲目性與隨意性，因此近代農民革命不是被封建政權扼殺，就是被封建政權利用；資產階級雖然能夠推翻封建專制政權，但由於自身具有軟弱性與妥協性，因此與封建勢力、西方侵略勢力之間並沒有實現徹底決裂，這種情況使得資產階級無法緩釋中國近代化轉型與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社會壓力，因而其價值範式探索也不會獲得成功。
近代中國價值範式轉換實踐，只能依靠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來完成。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構建：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轉型歷史邏輯的最終實現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作為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轉型歷史邏輯的關鍵因素之所以能夠最終實現，
與近代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有著密切關系。「世界歷史」理論的發端者首推維柯，他以
「理想的永恆的歷史」(the ideal eternal history) 概念確立了普遍歷史原則與詩性歷史綱領，並試圖將「理想的永恆的歷史」提升到哲學范疇層次，以此展現理念層面的世界歷史眼光。而真正完成這一提升工作的卻是學者黑格爾，他接續了維柯「理想的永恆的歷史」之思
維品質，並在精神哲學場域內闡發了「世界歷史」新意蘊。
黑格爾的「理想的永恆的歷史」思維品質為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形成、發展與完善准備了直接而完備的理論前提，這使得馬克思能夠將生產力的世界化與交往的世界化凝練為其「世界歷史」理論的兩個重要方面。
所有這些，都是作為近代西方優秀政治文化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傳播於中國，並最終成為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轉型歷史邏輯終結者的前提條件。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對傳統經學與外來文化展開雙重探索。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價值範式探索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因為具有科學性與實踐性理論特質而獲得了對傳統文化進行矛盾性探索，以及對近代中國外來文化進行批判性探索的可能性。
馬克思主義對傳統文化的矛盾性探索主要包含統一性探索與對立性探索兩個方面：統一性探索主要源於馬克思主義與傳統經學具有世界觀、歷史觀與價值觀等層面的相融性，對立性探索則主要源於文化保守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的學術論爭；馬克思主義對近代中國外來文化的批判性探索，則主要是因為曾經盛行一時的各種西方學說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形成了排斥作用，因此馬克思主義對基爾特社會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等外來文化又展開了文化價值批判。
經過 20 世紀初期的學術論爭與思想爭鳴，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與暴力革命思想突破了傳統經學的「求穩定」價值取向，集體主義價值觀思想突破了外來文化的「個人本位」價值取向，並因此給近代中國凝聚了強大的物質社會變革力量，這可謂是近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的重要社會基礎。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雖然使部分近代知識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但馬克思主義卻並沒有因此而取得完全意義上的話語權，或者說還沒有凝練為近代社會變革的主流意識形態。如辛亥革命以來，隨著袁世凱與張勛復辟鬧劇的先後發生，傳統經學為適應野心家稱帝需要而被「喬裝打扮」，各種反動思想沉渣泛起。
1912年 10 月，張勛、陳煥章在上海建立了孔教會，並在全國諸多城市設立分會。
1913 年 2 月，康有為為了宣揚孔教，創辦了《不忍》雜志，斷言「欲存中國，非賴孔教不可」，「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棄也，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即一切種族隨之而滅也」。與此同時，袁世凱也以大總統名義頒布尊孔祭孔令，斷言：「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亘百代而常新」。
近代復古尊孔逆流再一次說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經過沉痛思考，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要進行政治革命，須「從思想革命開始」。
也就是說，近代中國要使民主共和名副其實，亟需通過思想革命來為之創造條件。為了構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通過啟蒙刊物《新青年》與《每周評論》對傳統經學進行了意識形態批判。如「1916 年 10 月，《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二號至第三卷第六號（1917 年 6 月），先後刊發了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袁世凱復活》《復辟與尊孔》等一系列有影響的文章。」
上述陳獨秀的文章主要圍繞三點展開論述：一是重點闡述封建倫理道德與現代民主政治勢不兩立，尊孔必致復辟；二是尊孔並定「孔教"為國教，有悖思想自由之原則，三是從進化論角度講，封建倫理道德落後於以民主與科學為本質的現代倫理道德。又如，陳獨秀在《每周評論》
第五號上發表《除三害》文章，在舉出封建勢力症結的同時開出反對封建勢力葯方。
他認為，當時封建勢力有三害：軍人害、官僚害、政客害。要除三害，就要做到以下兩點：第一，一般國民要對三害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第二，社會中堅分子要組織依賴有政見有良心的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以此掃盪無政見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狗黨……
僅做到這些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晚清民國時期尚未得到根本
性打擊，因此中國共產黨又先後開展了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以此摧毀經學意識形態賴以生存的社會根基。
當馬克思主義啟蒙宣傳最終遭遇到武裝斗爭、土地改革等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時，中共黨內
便出現了兩種不同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動員方式。在武裝斗爭問題上，陳獨秀等人由於過於相信蔣介石為集團而選擇了放棄武裝斗爭的馬克思主義動員方式，毛澤東等人則因為看到了強大的工農運動革命力量而選擇了堅持武裝斗爭的馬克思主義動員方式。
後來，在如何進行武裝斗爭以及如何進行土地改革兩個問題上，又出現了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
義馬克思主義動員方式，以及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動員方式。
一般來說，中共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可以劃分為黨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與國家
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兩個時期。
首先，延安時期局部執政條件下的中國共產黨由於具有了合法性地位以及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共理論家範文瀾等人因此有機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傳統經學展開意識形態批判，並進而駁斥同時期蔣介石集團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以及陳立夫等人發起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活動。同時，新啟蒙運動所帶來的「哲學動員」，也給毛澤東等人帶來了理論學習機會，這樣毛澤東等人在兩條思想路線斗爭中便取得了主動權，黨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也因此得以實現。
其次，隨著新中國成立以及三大改造順利完成，中國先後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這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提供了政治前提與制度基礎。
由於中共全面執政為國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提供了政治保障，因此組織廣大黨員幹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領導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以及對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展開文化批判等實踐活動，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國家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的主體內容。
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基本成型。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肆』 如何正確認識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倆個三十年的關系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

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

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4)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的作者擴展閱讀：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之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才能發展社會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兩段話，高度概括了我們為什麼要改革，我們應當深刻的領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這種高度的理論概括。

改革有兩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在黨領導下的改革，改革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每次重大改革的決策，都是中央通過決定做出的決策，說明黨是主動的推進改革。

第二，我們的改革是漸進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國家那樣一步到位的。

『伍』 我國歷次行政改革的邏輯及未來的改革去向

這是一篇論文，名字叫做《我國行政改革的回顧與展望》，或許對你有幫助專

http://www.cqvip.com/onlineread/onlineread.asp?ID=25089594

摘 要:人類行政活屬動與社會發展之間有著明顯的互動關系。積極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既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人類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本文通過對我國歷次行政改革的系統回顧，比較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的行政改革，試圖理清中國行政改革的內在邏輯，並結合中國當前改革實踐和西方行政改革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提出了中國行政改革的未來發展的三個趨向，即權力配置上的分散化、組織形態上的靈活化、行政理念上的顧客導向趨勢。 (共6頁)

『陸』 近代中國從改革到革命的歷史發展邏輯

近代中國從改革到來革命的歷史發展自邏輯！
邏輯本身就是一種相互關系，近代中國從改革到革命的歷史發展邏輯，就是說的近代改革與革命的發展關系，近代的改革可以說從太平天國起，
太平天國打響了第一槍，接著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相繼發起，幾著相繼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直至辛亥革命，清政府徹底滅亡，革命趨於成功！！！

『柒』 中國的新聞改革之路如何走歷史邏輯是什麼與西方新聞傳播史有何關聯

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當今中國自上而下對於改革是有共識的，那就是各行各業必須改革，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改革，中國的新聞媒體行業概莫能外。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以市場經濟為背景，我國新聞媒體經過「撥亂反正」、「市場化」、「集團化」、「官辦分離」、「制播分離」等一系列改革逐漸成熟壯大。我國媒體早已經培養了強烈的市場意識，在市場經濟規律面前可以游刃有餘。經過十幾年的集團化發展，我國新聞媒體也積攢了不小的實力，許多有實力的媒體希望能夠新時期的市場經濟中得到進一步發展。然而，中國政府一直強調新聞媒體的意識形態屬性，一直將新聞媒體視為權力運作的工具和社會管理的手段，對新聞事業的管理與新聞媒體的市場發展之間存在矛盾，這種矛盾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的不斷成熟表現地越發明顯，新聞媒介體制改革稱為新聞從業者期盼已久的政治議程。那麼在新時期，我國新聞媒介體制改革路在何方？將採取什麼樣的路徑？
1、首先要有改革意識。最高領導人重點強調要推進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有外媒分析指出，最高領導人提出媒體改革將為媒體人帶來危機感，強化他們的改革意識；官方已經在探討提供政策支持、資金扶持，為媒體人進行媒體融合創造條件。
2、立法保障，建立健全的新聞法律法規，在這個法治國家是改革必不可少的武器
3、以人為本，根據形勢發展需要，我看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 抓。宣傳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兒重點就應該在哪兒。
我國網民有近六億人，手機網民有四億六千多萬人，其中微博用戶達到三億多人。很多人 特別是年輕人基本不看主流媒體，大部分信息都從網上獲取。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加大力量投入，盡快掌握這個輿論戰場上的主動權，不能被邊緣化了。

4、借鑒西方經驗，先行試點，成功之後再推廣

『捌』 中國改革歷程有哪些特點

改革開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實行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對內改革先從農村開始，1978年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干），拉開了中國對內改革的大幕。在城市，國營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得到了明顯改善。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腳步，對外開放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的強國之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改革開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年南方談話發布中國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宣布新時期最鮮明特點是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進入新的改革時期。2013年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深化改革開放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方針、總政策，是強國之路，是黨和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對內改革，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自覺地調整和改革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不相適應的方面和環節，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各項事業的全面進步，更好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開放，即對外開放，是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符合當今時代的特徵和世界發展的大勢，是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

『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麼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

治國理政思想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邏輯,既保持實踐的延續,又有新實踐的開創。回在實踐的延續上,習首答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來之不易的,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每一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在科學總結分析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實踐的偉大成就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歸納提煉出來的,是對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的實踐需要的滿足。這些實踐上的延續使得三年來習治國理政新實踐在續寫中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

『拾』 改革的邏輯包括的方面有哪些

改革從何而來，往何處去?未來中國如何前行?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的歷程，為什麼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為什麼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麼難?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專家學者、大眾輿論，眾說紛紜。
從改革史上標志性的莫干山會議開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參與中國改革的每一步。本書中，他從現實世界出發，用扎實的經濟學功底和風趣、直白的文字，將中國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歷程進行嚴密而邏輯清晰的梳理。
全書從「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到「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從「如何防止改革變成半拉子工程」，到「怎麼避免糟糕的政策組合」，系統地從產權改革、土地改革、貨幣改革等各個方面，深入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來龍去脈和關鍵問題，對未來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讓讀者更加了解中國改革的邏輯，是一部執政者和大眾都亟需閱讀的改革如何推行的務實之作。
作者簡介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經濟研究院教授，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2011年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年度公共經濟學家等榮譽。[1]
圖書目錄
目錄
自序
第一部分 中國做對了什麼？
改革30年感言
鄧小平做對了什麼？
過去十年是改革開放收獲的十年
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
上下互動的改革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產權之路
重新界定產權之路
一部未完成的產權改革史
公司理論與中國改革
農民、市場與制度創新
第三部分 土地制度改革
中國農村改革
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農地產權與征地制度
城市化、土地制度與宏觀調控
試辦「土地交易所」的構想
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已經成熟
成都試驗的新進展[2]
第四部分 貨幣制度重於政策
貨幣、制度成本與中國經濟增長
「貨幣深化」與改革的風風雨雨
貨幣無僥幸
銀根與「土根」的糾結
政府主導投資的經濟性質
貨幣制度重於貨幣政策
第五部分 改革驅動的經濟增長
遠近高低各不同
用三個變數看經濟
成本急升的挑戰
制度費用是大事
競爭後發優勢
向內轉型的困難
經濟增長與企業成長
應對更激烈的全球競爭
三種私人資本和中國經濟
科斯定理和國資轉讓
中國公立機構改革的經驗
第六部分 中國還要做對什麼？
改革是對未來最重要的投資
民貧國衰、民富國強
體制政策要靠前
防止改革變成半拉子工程
避免糟糕的政策組合
以規則的確定應對結果的不確定
「中國製造」的轉型前景
從全球大勢看中國經濟
通而不平的「兩個海平面」
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
接著石頭過河
跋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