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企歷史

A. 中國企業的發展史

1978年以前，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經濟體，它有一整套非常嚴密的計劃生態鏈；它在一個高度集中、全面封閉的體系內運行，全國的企業就像一個個車間，國務院總理相當於廠長，計劃委員會是一個調度室，計劃點菜，財政撥款，銀行數錢，看上去是那麼井井有條。

1978年：時代的拐點：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個熱水瓶，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

(1)中國國企歷史擴展閱讀：

企業發展史與企業傳記的寫作筆法有所區別。企業傳記，好比人物歷史紀傳；企業發展史，好比人物誌或地方誌書。具體而言，二者的寫作有著以下不同：

詞藻的運用

企業傳記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別是在「詞藻」上下功夫，可以有較多的形容詞和修飾語，力求文章生動性，以增強企業傳記的文學性；企業發展史則要求運用志書的語言，力求客觀、真實、准確。

形象的刻劃

企業傳記在撰寫企業家、企業管理團隊時雖然也以事實為根據，同時它可以有文學形象的刻劃，這就可能使得人物歷史的真實性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企業發展史則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展開敘述，它所記載的一切都是企業所發生的事跡和信息。

B. 中國有名的國有企業有哪些

1、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2018年1月31日，經報國務院批准，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與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實施重組，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整體無償劃轉進入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不再作為國資委直接監管企業。

2、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是在我國戰略高技術領域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著名品牌，創新能力突出、核心競爭力強的國有特大型高科技企業。

3、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

成立於1999年7月1日，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特大型高科技企業，前身為1956年10月成立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先後經歷了第七機械工業部、航天工業部、航空航天工業部、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的歷史沿革。

4、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是中國國家出資設立，由國務院國資委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獨資公司，是由中央管理的國有特大型企業，也是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於2008年11月6日由原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重組整合而成立。

5、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1999年7月1日成立，是在原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所屬部門企事業單位基礎上組建的中央直屬特大型國有企業，是國家授權投資機構，由中央直接管理，法定代表人董強。

C. 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國有企業是哪一個

歷史最悠久的國企當仁不讓是山丹軍馬場，從漢朝到現在沒有間斷，一直屬於國家所有，兩千多年難道還不是歷史最悠久的國企嗎？

D. 中國的國企一共有多少家

截至2018年6月，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現有96家。國有企業作為一種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同時具有商業類和公益類的特點。

其商業性體現為追求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體現為國有企業的設立通常是為了實現國家調節經濟的目標，起著調和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發展的作用。

按照國有資產管理許可權劃分，國有企業分為中央企業（由中央政府監督管理的國有企業）和地方企業（由地方政府監督管理的國有企業）。對於個別中央企業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承擔的責任較為特殊，歸屬於國務院直屬管理，這些中央企業屬於正部級。

(4)中國國企歷史擴展閱讀：

地位

國有企業具有一定的行政性。由於歷史原因，國有企業的分類相當復雜。對於中國的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投資或持股超過50％的即為國有企業。

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乃至到20世紀末，國有企業一直是政府支持和扶植的對象，國有企業的建立，其中政府稅收的很大部分都投入到國有企業中，大量的國有企業因此建立和出現。

有的國有企業還是由原來的政府部門轉變而來的，如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原來是郵電部，改為電信局，後來在20世紀九十年代末本世紀初改組成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等電信企業。中國的國有企業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登記注冊，資產的投入主體是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就是國有企業。

E.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歷史回顧

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最困難和爭議最多最大的改革。經過30年的努力，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已取得實質性重大進展，盡管還有一些攻堅任務，但國企改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今後國企改革總的來說是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新體制，基本完成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任務，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實現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國有資本管理體制基本完善，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更好地發揮出來，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30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從1978年底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權讓利，探索兩權分離。第二階段是1993年起到現在，明確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不斷深化改革、完善新體制。
1978年10月，四川省寧江機床廠等6個企業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確定企業在增收基礎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潤留成，職工可以得到一定的獎金。允許國有企業從事國家指令性計劃之外的生產，允許出口企業保留部分外匯收入自主支配。1983年開始，向政府上繳利潤由利潤所得稅替代。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的商品經濟。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要求，決定提出今後應全面推進以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為中心的，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按照這一目標，國有企業改革轉向實行「兩權分離」，即國家的所有權與企業的經營權分離。1986年12月，國務院提出，要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1987年，大中型企業普遍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到1987年底，全國預算內企業的承包面達78%，大中型企業達80%。1990年，第一輪承包到期的預算內工業企業有3.3萬多戶，占承包企業總數的90%。接著又開始第二輪承包。
從擴大經營自主權到承包制的放權讓利改革，使企業開始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承包制「一對一」談判強化了政企不分，承包制只有激勵沒有約束，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了，但所有權不能約束經營權。經營者濫用經營自主權謀取私利或小集體利益，「內部人控制」，短期行為，以致普遍出現企業承包一輪，國有資產流失一輪，富了和尚窮了廟，後果嚴重。實踐告訴我們，國有企業改革不能以承包制為方向，必須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實行制度創新。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指出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徵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此，中國國企改革進入制度創新階段。
由於承包制不能促進國有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帶來國有資產的流失，使許多國有企業包括大中型企業陷於困境。1997年黨和政府提出幫助國有企業脫困的任務，其目標是：從1998年起，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2000年底，這一目標已基本實現。199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為16874戶，其中虧損的為6599戶，佔39.1%。到2000年，虧損戶減為1800戶，減少近3/4。3年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脫困，用去銀行呆壞賬准備金1500億元以上，技改貼息200億元左右，債轉股金額4050億元。在幫助國有大中型企業脫困的同時，進行了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國有企業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巨大進展。首先，到2005年底，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國家重點企業中的252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已有1331家改制為多元股東的股份制企業，改制面為52.7%。國有中小企業改制面已達80%以上，其中縣屬企業改制面最大，一些已達90%以上。其次，作為國有企業主幹的中央企業，已有寶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19家企業按照《公司法》轉制，開展董事會試點，共選派了66名外部董事，有14家試點企業的外部董事達到或超過了董事會成員的半數，實現了企業決策層與執行層分開，改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再次，中央企業及所屬子企業的股份制公司制企業戶數比重，已由2002年底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最後，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這是這兩年改革取得的重大進展。截至2006年底，全國除國有金融機構控股的上市公司外，801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785家完成或啟動股改程序，佔98%。在改革過程中，大量企業實行資產重組，有不少企業關閉破產，職工下崗分流，並盡可能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等。
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告訴我們，要想把數以十萬計的國有企業每個都搞好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從事生產經營的國有中小企業沒有優勢，競爭力低下。針對這一情況，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的任務和抓大放中小的方針，要求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國有經濟主要控制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
自那以後，經過十年的努力，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任務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逐步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而從一般競爭性行業中逐步退出，開始改變國有企業量多面廣和過於分散的狀況。1998年，全國國有工商企業共有23.8萬戶，而到2006年，國有企業戶數減少至11.9萬戶，正好減少了一半。1997年，全國國有工商企業實現利潤800億元，而到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達1.2萬億元，增長了14倍。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7681.5億元，上繳稅金6822.5億元。2006年，中央企業銷售收入超過千億元的有21家，利潤超過百億元的有13家。2007年，《財富》全球500強中，中國有30家，其中內地企業22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這些企業全部為國有控股企業。2007年，有16家中央企業進入世界500強。
以下是1998年以來中國國有工商企業改革發展的情況簡表。
中國國有企業經過多年改革和制度創新，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為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較強贏利能力和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國有經濟也不斷向能發揮自己優勢的重要行業和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並且站穩了腳跟，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支骨幹力量，主導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這說明黨關於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是正確的。下面幾組數字充分證明，國有企業的效益和競爭力已有明顯提高。2005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在全國工業企業中的比重，戶數僅佔11%，但銷售收入佔35%，實現利潤佔45%，上繳稅金佔57%。2007年1～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966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9.6%,超過同期集體企業利潤的增幅(25.2%)、接近股份制企業利潤的增幅(35.1%)。2006年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名單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349戶，佔69.8%；實現年營業收入14.9萬億元，佔500強企業收入的85.2%。2006年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249家，佔49.8%,實現營業收入5.09萬億元，佔66.7%。2006年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307家，佔61.4%，實現營業收入6.59萬億元，佔87.4%。

F. 請介紹國有企業發展或者了解國有企業歷史的渠道

新中國成立後，先是計劃經濟體制，
國家要發展建設，要滿足百姓的衣食住行，於是回有工業，答商貿，公用事業等國有企業。
這時候，是政府投資辦企業，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都由政府定。
改革開放以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
鼓勵個體，私營經濟，同時積極引進外資企業以合資，合作，獨資等形式進入中國，
這時候，部分國企產權多元化，有些行業的生產與市場接軌，有些實行雙軌制。
第三步，中央提出建設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
一部分國企改制上市，成為公眾公司，一部分改革為有限公司，明確責權利
還有一部分國企重組。
這時候，國企部分產品價格由市場定，關乎國計民生的，政府調節。
第四步，經濟全球化

G. 簡述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歷程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歷程：
1978年以來，中國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市場為主要取向。這種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產權體制角度，國有企業的自主性與競爭程度不斷增強，國有、集體企業改革逐步深化，經營自主權逐步擴大；通過股權多元化，實現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二是從企業治理機制角度，國有企業歷經放權讓利、工業經濟責任制、股份制改造到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了「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治理機制。三是從企業監管方式角度，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逐步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管理的手段逐步由計劃手段向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轉變，計劃管理的范圍逐步縮小，作用逐步減弱；四是從市場運營機制角度，市場逐步發育，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調節范圍不斷擴大，調節程度不斷增強，生產資料、消費資料及勞務的價格逐步由市場供求來決定。

H. 中國國營企業的歷史

<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

長期以來，流行的傳統觀點將中國國營企業視為照搬蘇聯企業模式的產物，這雖有助於揭示中國國營企業的制度來源及其弊端，但卻割斷了中國近代以來國營企業的成長史，難於理清其產生的歷史背景、曾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功能，難於揭示中國國營企業的獨特性，因而也就對中國國企改革的艱難性、復雜性估計不足——《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美〕卞歷南著，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不再把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視作對蘇聯體制的簡單移植

熟悉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經歷的人都知道，如何改革我國現有的國有企業制度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單位管理制度，使之重獲生機，始終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點和難點。要破解這一難題，就必須弄清國有企業制度在中國產生、發展的來龍去脈，正確把握這一制度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在中國歷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發揮的功
能。最近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奧本大學歷史系卞歷南(Morris L.Bian)教授的著作:《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為我們深刻認識中國的國營企業制度及單位制度提供了新的視角。

中國國營企業這一制度模式是何時形成的？如何形成的？與這些問題密切相關的「單位」制度又是如何成為現代中國基本的社會經濟組織的？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獨特的制度模式？迄今為止，海內外學界最為流行的觀點是將之視作我們照抄照搬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即斯大林模式的產物，很少有人對之進行深入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關於單位制度，學術界雖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雖然不再將中國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視作對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簡單移植，研究的視野也不再局限於20世紀後半期的中國歷史，但仍傾向於將國營企業與單位制度的形成，視為在比較特殊的革命與建設的環境中所建立的一種比較特殊的制度。至於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的形成同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內在聯系，仍在不同程度上為學術界所否認或者忽視。

卞歷南先生此著的中心論點，就是揭示中國國營企業制度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單位制度，並非單純的外來之物，而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面臨強大的外敵侵略，在種種內憂外患的嚴酷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各界人士逐步創造並不斷完善的經濟制度。它發端於晚清洋務運動時期的官辦兵器工業，最終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重工業與兵器工業中得以形成。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並未從根本上造成歷史的斷裂或者突變，民國時期業已成型的國營企業制度及單位制度在新形勢下得到了延續與進一步發展。

本書的論點及邏輯體系建立在大量的歷史檔案之上立足於大量的歷史檔案及其它文獻資料，作者將中國國營企業體制的根本性特徵概括為三個組成部分:一是官僚治理結構，即企業內部實行行政官僚式的等級制度。二是獨特的管理與激勵機制，如經常運用意識形態方面的活動及發動生產競賽等精神、心理的激勵手段來促進和提高生產能力。三是企業內部提供各種社會服務與福利，如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諸如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等社會服務與福利。

在此基礎上，作者形成了闡釋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產生的理論框架，分別從兵器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的擴張、企業的治理結構、企業的管理與激勵機制、企業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國營企業與「單位」的得名等七個部分展開論述，文末附有作者精心編制的有關中國近代企業之生產、經營狀況、經費來源、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表格數十幅及詳細注釋、索引等，可資參考。卞歷南教授近十多年一直從事有關中國企業史的研究工作，他注意吸納海內外學術界(包括部分大陸學者)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並將結論建立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礎之上。因此，本書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佳作。不株守成說，填補了國內相關研究之不足

愚以為，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本著作進一步改變了過去將中國國營企業與單位體制簡單視為照抄照搬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傳統成說，將國營企業一系列基本制度的產生同中國近代以來所遭受的外敵入侵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危機，中國各社會階層的思想變動，西方學術思想、制度、文化資源傳播對中國的影響等等聯系起來，為人們深刻認識中國國營企業體制的起源及其特徵提供了新的歷史視角，這對於當前國內備受關注的國營企業的改革無疑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不僅如此，作者將中國企業制度的形成過程追溯到20世紀上半期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這對於我們深入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之延續與變遷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中國國內學術界關於企業史的研究，長期以來集中於企業的經營史與成長史方面，有的甚至還只是部門史、行業史的翻版，對於企業制度的形成與演化的研究，國內學術界目前主要集中在近代股份制企業、公司制度方面，在研究時段上則主要集中在抗日戰爭時期以前。關於抗戰時期國統區國營企業的研究，國內還只是集中於對其性質和作用的爭論上，有關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營企業內部管理與激勵機制方面的制度創新，企業管理階層的人員構成的變遷，企業內部對成本會計制度的引進與推廣，企業內部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國民政府戰時行政機構改革及其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等一系列的研究領域還都是國內相關研究中相當薄弱的環節(如果不是完全空白的話)，本書對這些內容都有涉及和研究，推進了這些領域的研究。

此外，本書通過發掘過去學術界利用很少的檔案史料，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兵器工業、重工業的發展作了比較細致的論述，其中有一些工廠或企業過去甚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如本書論述甚詳的大渡口鋼鐵廠等。因此，本著作對於中國企業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國內以往學術研究之不足，並具有開拓新的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要意義。

關於中國國營企業的本質特徵、抗戰時期中國國營企業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最後，筆者不揣淺陋，提出幾點不成熟的看法和意見，向作者請教。

第一，關於國營企業制度的本質特徵，作者在書中具體總結為三個方面，即官僚式的治理結構，重視精神與心理因素的獨特的管理與激勵機制，企業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等，這三個方面是否准確、恰當？有無遺漏？我的感覺是以上特徵固然在中國國營企業中表現得比較突出，但卻不一定是國營企業所獨有的本質特徵。現代西方大型企業中，也不難見到比較明顯的官僚式的治理結構，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式企業。注重精神與心理方面的激勵，為員工提供比較完備的社會服務與福利，這些特徵恐怕也不是國營企業所獨有，正如作者在書中也承認的那樣，在近代中國的一些私人企業中，同樣也可以看到這方面的例子:如民國時期四川省著名民營企業家盧作孚的民生公司也一樣重視對企業員工進行精神激勵，並在企業內部為員工提供各種社會福利。然則，究竟何為國營企業不同於私人企業的本質特徵？這一問題顯然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誠如作者所言，1949年以後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許多基本特徵，在抗日戰爭時期即已發育成熟了，但我們恐怕也必須看到二者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譬如，在意識形態方面，抗戰時期雖然也強調發展重工業、建設國防，將涉及國計民生與國家安全的企業收歸國有，主張實行有計劃的統制經濟等等，但這一時期人們並沒有否認私有企業的存在價值，也沒有完全否認市場在調節經濟中的效率與作用。這與上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將市場視作洪水猛獸，將私有企業甚至個體經濟視作產生資本主義的邪惡的溫床還是大不相同的。

在國營企業管理方面，國民政府大量採用新式知識分子，在企業內部推廣和實行成本會計制度，以及在企業內部推行分層負責，計劃、執行與考核三者合而為一的「行政三聯制」等，均與1949年以後國營企業的管理辦法大異其趣。顯然這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國營企業制度還有著不容忽視的差別，二者之間既有歷史的延續，也有隨著時代變化而發生的變異，其間因革取捨的歷史轉換過程，顯然還大有文章可做。

另外，本書作者不同意一些學者僅僅將中國國營企業的形成視為中國革命運動的特殊產物，而是力圖從國統區國營企業內部尋找答案，這體現了作者的勇氣和史識。不過，抗日戰爭時期的國營企業(或者稱之為公有企業)並非國統區所獨有的，紅色根據地也有，不過數量和規模較小罷了。而且，根據地的國營企業及其管理制度，對建國後的國營企業制度的影響顯然也是不容低估的。作者在書中對此雖略有涉及，惜限於篇幅，未能進一步深入探討，這不免影響了本書之研究結論對20世紀後半期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解釋力度。

第三，在研究方法與理論的選擇方面，我以為作者似乎過於強調了意識形態的作用，相對忽視了決策者基於利害得失的權衡。國內的一些學者在研究國民政府的國營企業制度時，多強調國民黨政權的階級性質及其壟斷資源，攫取私利的一面，而對其根據時代要求，滿足社會需求的一面多有忽視，此固不免有失偏頗。但本書作者在考慮國民政府及其精英人物的決策動機時，主要只是從應對危機方面著眼，相對忽視其對黨派利益與個人私利方面的考慮，恐怕也同樣有失偏頗。如果作者能夠有效地應用國家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彌補這一偏差，並使本課題的研究更為全面、深入。(袁為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