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改革方位

Ⅰ 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如今處在什麼樣的歷史方位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實施，我們國家回農村改革就走出一大步；現在答21世紀，2009年當代土地制度又提出土地流轉進行改革也是改革開放30年後重大的農村轉變。目前中國農村改革發展是特殊時期，也是我們國家進入發達國家前奏最重要的階段。

Ⅱ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格局

改革開放30年 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成型
國家統計局28日發布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稱中國已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形成了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區域梯次開放的格局，實現了從貿易到投資、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領域不斷拓展的開放格局，呈現了從數量小到數量大、從質量低到質量高的開放新趨勢，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報道，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標志著中國原區域性推進的對外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一個從沿海到內地、由南向北、自東向西、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區域格局基本形成。

與此同時，對外開放從商品貿易向投資和服務貿易領域推進，對外貿易連上新台階。具有指針意義的是貨物貿易規模增長超過一百倍，2007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一舉突破二萬億美元大關，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去年出口額佔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到8.8%，世界排名躍居到第二位；進口額佔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也提高到6.7%，位居世界第二。服務貿易世界排名僅次於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服務貿易的重要國家。

利用外資發展迅速，連續多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從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看，1983年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僅9.16億美元，2007年已達到748億美元，2004年增長了81倍；截止到去年底，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累計超過7700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超過二成，遠高於同期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走出去」戰略實施，也取得初步成效。截止2007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1179億美元。

多雙邊經貿合作成就矚目。截至去年10月，中國跟亞洲、大洋洲、拉美、歐洲、非洲的29個國家和地區建設12個自由貿易區，對其出口佔到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與東盟簽署並實施了自貿區貨物和服務貿易協議，促進了「十加一」、「十加三」機制的深化；並已與123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議，與129個國家和地區、13個國際組織建立了180多個多雙邊聯委會機制，對加強多雙邊經貿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還建立多種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Ⅲ 怎樣理解中國現代化所處的歷史方位及其階段性特徵

我是這樣理解的：
歷史方位：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沖破了束縛生產力發
展的體制障礙，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
;
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打開了我國經
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發展的嶄新局面，形成了對外開放的全新格局，實現了新的歷史性突破。
當代
中國正處於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快速推
進，在整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成為名副其實的工業大國；信息化已跨入中等水平的國家行列，
信息化，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已初見成效；城鎮化已進入加速時期，城鎮化率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國家的平
均水平；市場化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
增強，市場體系初步形成；國家化發展日益深刻，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
中國都將處於「五化」不斷深入，並且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歷史進程中。
當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
歷史性變化。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努力突破封鎖到全方位對外開放，以嶄新面貌登
上並屹立於世界舞台，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當代中國與世界前所未有的緊密
聯系在一起，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與穩定也離不開中國。

特徵：我國正處在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發展的一個顯著地階段性特徵。
階段性
特徵還包括①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同時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
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
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③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④協調發
展取得顯著成績，同時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後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
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⑤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扎實貫徹，同時民主法制建
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⑥社會主義文化更
加繁榮，同時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趨旺盛，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
對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⑦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
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諸多新課題。⑧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
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更高。

Ⅳ 新時期黨的歷史方位是什麼，請指點

對新時期黨的歷史方位問題的若干思考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llgc/llgc2003/0304/030414.htm

試析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與「左」傾右傾表現的同異（戴茂林）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須准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這是黨的十六大對新時期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要做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就必然要克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的干擾。而戰勝「左」右傾錯誤干擾的前提，是對「左」傾右傾的本質屬性和不同時期的表現形態有著清醒的認識。

一、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傾右傾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

「左」傾、右傾，是在黨的歷史上和現時黨內生活中都頻繁出現的概念，似乎屬於不需要辨析的常識。然而，何為「左」傾?何為右傾?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傾右傾的表現形式有何不同?對於這些問題，如果按照熟知的常識去解釋，還不能給人以心悅誠服的回答。

通常，人們是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後客觀發展階段作為區別「左」傾與右傾的標準的。超越，就是「左」傾；落後，即為右傾。以「左」傾為例，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連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和王明教條主義錯誤。雖然這三次「左」傾錯誤的程度不同，表現也有區別，但共同特徵都是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超越革命發展階段，「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1]新中國成立後，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政治生活中爆發了在執政黨內部搞「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左」傾錯誤的基本特徵，也都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背離客觀實際。

但是，進入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後，黨內出現的「左」傾錯誤則主要表現為固守舊體制，保守僵化，反對改革開放，不能夠與時俱進，與此前的「左」傾表現形式出現了較大的不同。而且這種表現形式的差異也引起了人們認識上的一些困惑，有人甚至提出，應當把保守僵化、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傾向認定為右傾，把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傾向認定為「左」傾。

雖然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但應當承認，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右傾錯誤的表現形式確有不同。「左」傾右傾在不同環境下的差異是本質特徵的變化還是表現形式的不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從「左」傾右傾的本質屬性談起。

二、「左」傾右傾的本質區別在於如何對待舊形式

「左」傾與右傾原出於「左」派與右派。「左」派與右派一般指政治上激進或保守的派別或政黨，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派與保皇派。中國共產黨是從俄國共產黨那裡引進「左」傾右傾概念的。1918年初，俄國共產黨在是否簽訂對德和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列寧提出的盡快同德國媾和的建議，列寧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觀點，指出：「必須善於估計力量的對比，不要在社會主義力量還薄弱、作戰時機顯然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時候同帝國主義者作戰，便於他們反對社會主義。」，[2]1920年4—5月，列寧撰寫了著名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時，對何謂「左」傾與右傾作了原則上的界定。提出：「右傾學理主義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結果破產了。左傾學理主義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3]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左」傾右傾的概念逐步引入黨內。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中，認為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出現了「左傾或右傾的錯誤」。左傾的主要表現，是「主張繼續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為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使我們的黨變成黃色」；右傾的主要表現，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爭斗」，「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准備。」[4]

從上述考證中可知，無論從列寧對「左」傾右傾的界定還是從中國共產黨引入「左」傾右傾的原意來看，「左」傾右傾的本質區別並不在於超越或者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而在於如何對待舊形式，也即如何對待與自身有重大區別的團體、政權和制度。右傾的本質特徵是「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左」傾的本質特徵與此相反，「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超越或者是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只是這種本質特徵在具體條件下的表現形式。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發生的各次「左」右傾錯誤，對這種界定的科學性已經做出了證明。大革命時期黨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右傾與「左」傾，就是在如何對待國民黨的問題上，前者「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後者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

大革命後期的右傾錯誤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在路線方針政策上都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革命發展階段。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是在與國民黨合作時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而三次「左」傾錯誤的共同表現是急於在民主革命階段就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但是，雖然「左」傾右傾主要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革命發展階段，究其實質，都是在如何對待國民黨和民主革命任務的問題上出現了偏差。右傾，是在與國民黨合作時過分依賴於國民黨這個舊形式，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不想向社會主義前進；「左」傾，則是看不到國民黨這個舊形式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認識不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經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所出現的「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雖然也都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但其實質也是「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甚至連農民的小塊自留地都要鏟掉，幻想讓「小生產在中國絕種」。

改革開放後的「左」傾錯誤雖然主要表現為固守舊體制，在形式上與以往的「左」傾錯誤出現了差異，但這種差異僅是現象上的區別，其本質特徵並沒有發生改變。因為固守舊體制，反對改革開放，實質上是反對借鑒資本主義的舊形式來鞏固和發展自己。而且「左」傾錯誤所固守的「一大二公」的舊體制，本身就是一個急躁冒進的、超越客觀發展階段的「左」傾體制。所以，不管是主張在這個體制的基礎上繼續冒進也好，還是僵化地固守這個超越客觀發展實際的體制也好，「左」傾的實質並沒有改變。

三、「左」右傾表現形式的差異源於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

雖然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不同表現形式的「左」右傾錯誤都有其共同的本質特徵，但改革開放前後「左」右傾錯誤在表現形式上的差異，終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而且這種變化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並進而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干擾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所以，分析這種變化的原因，對於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理解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有著現實的意義。

「左」傾與右傾，雖然源於黨外的「左」派與右派，但自引入黨內後一般指黨內偏離了事物客觀發展規律而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主張。在戰爭年代，黨的政治目標是領導人民推翻舊政權的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由於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只能是先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並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不首先完成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就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不到這一點，企圖在民主革命階段就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左」傾；如果看不到民主革命必然要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使黨的奮斗目標僅僅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就是右傾。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前所發生的「左」右傾錯誤，往往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歷史方位發生了變化，黨的政治目標已經由推翻舊政權轉變為建設新國家，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頭等重要的任務。在實現這一任務的歷史進程中，如何對待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成為「左」右傾錯誤產生的主要原因。拒絕學習吸收資本主義的合理成分為我所用，以姓「社」姓「資」劃線來判定先進與落後，就是「左」傾；主張全盤西化，看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忘卻共產黨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就是右傾。因此，黨執政後所發生的「左」右傾錯誤，主要表現為保守僵化還是全盤西化。

但是，既然黨執政後的「左」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保守僵化和全盤西化，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前的「左」傾錯誤卻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呢?

中國共產黨經過八十多年的艱苦奮斗，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階段，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這種歷史方位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黨內「左」右傾錯誤表現形式的差異。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是黨和國家政權關系的改變；從封閉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到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是黨的執政環境的改變。如果比較一下這兩次變化就會發現，第一次變化與第二次變化具有質的不同，是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而第二次變化是在執政黨地位不變的情況下執政環境的改變。因此，改革開放之前出現的「左」右傾錯誤，本來應當與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左」右傾錯誤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但是，由於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經驗，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概排斥，而且仍然採用革命戰爭年代的習慣方法搞經濟建設，所以，此時出現的「左」傾錯誤在表現形式上反倒與革命戰爭年代的「左」傾錯誤具有了更大的相似性，而與改革開放後的「左」傾表現有了形式上的差異。

四、要立足於黨的歷史方位來研究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新特點

「左」傾與右傾，是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頑疾。由於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必須不斷地面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也就必然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左」傾與右傾認識。因此，不斷地克服「左」傾右傾錯誤的干擾，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的一項長期任務。在當前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進程中，在反對黨內錯誤傾向問題上，特別應當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在正確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前提下，認清不同環境下「左」右傾錯誤的不同特點。黨的十六大全面總結了黨成立以來特別是執政以來的經驗教訓，從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准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明確提出，我們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這種歷史方位的重大變化，是我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立論基礎，也是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觀依據。新時期的所有黨建工作，都必須緊緊把握住黨的歷史方位的這個變化來展開。反對黨內「左」右傾錯誤的斗爭，更要研究隨著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而出現的新情況。既要認清「左」傾與右傾的本質特徵，更要看到隨著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左」傾右傾在不同的時期內會有不同的表現特點。做到不為現象所迷惑，不犯黨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把「左」傾當作右傾來反對的錯誤。

第二，根據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來確定反對錯誤傾向的重點。在正確區分「左」右傾錯誤在不同時期表現形式同異的基礎上，還必須認識到，伴隨著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反對「左」傾右傾錯誤的斗爭也會有不同的重點。改革開放之前，黨在計劃經濟和封閉的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沒有融合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交流范圍局限於蘇聯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自然難以認識、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經濟政治文明，黨內的「左」傾錯誤易於成為主要傾向。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既要破除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又要防止打開國門後放棄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傾向，出現了「左」傾右傾錯誤交織在一起的新情況。

雖然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左」右兩種錯誤傾向會交織出現，但是，由於黨的主要任務是不斷地擴大開放和深入地進行改革，必須正確地認識和借鑒資本主義和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防止和反對「左」傾錯誤，仍然是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主要任務。而且，伴隨著每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無論是初期的改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都必須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干擾，特別是「左」傾的影響。這是我們在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的進程中，應當加以特殊警覺的。

參考文獻：[1]毛澤東選集[M].(3)人民出版，1991.972.[2][3]列寧選集[M].(3)(4)人民出版社，1995.514、211.[4]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M].(1921-192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2.276—277.

Ⅳ 中國改革開放要堅持的方向和道路是什麼

中國改革開放要堅持的方向和道路分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政治方向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1、要把握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2、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誰強加給中國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0多年的實踐中得來的。

(5)中國歷史的改革方位擴展閱讀：

國內外有些輿論質疑和曲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方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這是完全錯誤、不符合事實的，因為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改弦更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麼主義，不論怎麼改革、怎麼開放，始終都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穩步前進。

Ⅵ 我國的改革方向是什麼

改革是當前我國人民普遍關心的國家大事。但從媒體上看到的，關於改革的社評、建議和不同見解的爭論等等來看，我認為只是說了一些現象問題，還沒有認識到：改革是要革除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中脫離、違背客觀規律要求的法律、法規、制度、政策、思想、理論等。使人們自覺地按客觀規律辦事，從必然王國，轉變為自由王國，到那時，我國就會從多元的國家，走上團結統一和諧的社會。在世界政治思想競爭中，也能拿出有說服力的、成體系的、符合客觀要求的思想、理論。因此，我認為，我國的改革，應抓住對經濟社會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討論。這既能引導人們對改革爭論的深入發展，又抓住了改革進入深水區的「牛鼻子」。什麼是經濟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生產與消費、剩餘產品生產與剩餘產品消費的矛盾運動，推動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的發展；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的發展。反作用於生產與消費、剩餘產品生產與剩餘產品消費的，從量變到質變。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為量變時期，市場經濟為質變的時代。因為，人的祖先古猿，具有與別的動物不同的腦的思維能力、後肢直立行走和前肢的打制能力。這樣，就不像別的動物那樣，靠自身肢體的能力解決食物需求與食物來源問題。而是打制石器。使用石器、棍棒、和以血緣為紐帶，形成群的分工的集體力量，進行狩獵、採集，以解決食物需求與食物來源的矛盾。我們的祖先就在漫長的打制石器、使用石器和群的分工勞動，從直立人進化成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最終進化為現代人。這是人的起源史，是研究經濟社會客觀發展規律的邏輯起點。因為，人也是屬於自然物質的組成部分。所以，只有以人的起源為研究的邏輯起點。才能認識人和經濟社會的本質，以及發展規律。人的本質是勞動力。它是腦力與體力、生產力與消費力的二重性對立統一體，由多要素多功能的分工組合而成。經濟的本質，是解決人的生命、生存、發展的物質需求與物質來源的外在新陳代謝的表現形態。社會是群的勞動力分工合作的發展。而勞動者的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也是發展的。這就存在著社會勞動力分工與組合和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的相互關系問題。這種關系，在原始社會，既有以血緣姻親關系為紐帶，形成部落、氏族、家族的三級分工與組合，也有以承擔生產責任的大小，和對生產的不同貢獻，而產生從母權制發展為父權制。從墓葬隨葬品的數量和品種差異的狀況，表明原始社會的從生產不能滿足消費，需要以狩獵來補充，到生產能滿足勞動者的生存、發展尚有少量剩餘的發展時期，人與人之間權責利相統一是平等的，隨著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的發展，剩餘產品的增加，社會貧富分化。當勞動力要素功能，進入以青銅器為標志的分工與組合，社會城鄉分化。形成了以氏族貴族為主體，以武士、巫師為支撐的脫離生產的中心聚落，和承擔農業生產為主的氏族、家族的勞動者的二重性對立統一的單一單向結構的社會，成為國家的萌芽，夏朝就是從堯、舜、禹的中心聚落的「禪讓」制，改為繼承製，而產生的國家。因此，國家的本質是以政治權力的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佔有、支配物質生產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以控制生產與消費、剩餘產品生產與剩餘產品消費。這樣，政治權力社會與勞動生產者社會的關系，就成為佔有被佔有、支配被支配、統治被統治、剝削被剝削的二重性對立統一的、單一單向的統治階級的社會。而勞動生產者的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是屬於動態的、具體的、個性的，在生產與消費、剩餘產品生產與剩餘產品消費矛盾運動推動下，不斷發展的。統治階級的政治體制機制，是屬於權與利的組合，是相對靜止的、抽象的、共性的。因此，當勞動生產者的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發展到一個新標志的台階後，已有的政治體制機制，就成了束縛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發展的桎梏。這樣，就只有打破現有的政治體制，才能促使經濟發展。這就是經濟社會的歷史發展，從舊石器到新石器、青銅器、鐵器、手工工場、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信息化、網路化、知識化和從人類起源的群的分工與合作，到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原理。市場經濟不同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是以政治權力佔有、支配經濟，政治是經濟的統治者支配者，經濟是被統治被支配者。社會是屬於政治統治經濟的二重性分工與組合的對立統一體。市場經濟是商品生產商品。生產的目的是賺取利潤。利潤是剩餘產品轉化為生產、生活消費品時，剩餘價值的轉化。而商品生產商品，是資本家以貨幣資本從市場購買勞動力要素功能，再進行分工與組合，然後投入生產。生產的產品，還是屬於投入市場出售的商品。不過出售商品的內涵，已包含了成本的價值，利潤的剩餘價值，和使用價值中的消費品與剩餘消費品。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後，由資本家用於繳納稅收、支付利息、發放員工獎金、股份制公司的紅利分配、擴大生產的投入和科研經費的支出等分配。剩餘產品的消費，則由社會分配。因為，剩餘的消費品，只能以貨幣進行分配，消費者再用貨幣在市場上購買商品，這樣，在市場經濟處於生產、剩餘產品生產佔主導地位的第一階段時，剩餘產品是被政治權力和各個利益集團佔有和支配的。因為，政治權力和利益集團佔有和支配的，只是剩餘產品，不是生產勞動的勞動力要素功能。同時，政權和利益集團的佔有、支配剩餘產品，是屬於公司、企業利潤的分配。因而，市場經濟的生產是不受政權統治的、自由自主的。但是，由於生產是屬於商品生產商品。這就既形成了生產與消費和剩餘產品生產與剩餘產品消費的雙重矛盾；也形成了社會的一、二、三產業，和基礎產業、能源原材料行業與加工製造業、建築業的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和各公司、企業內部的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的，雙重雙向的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同時，公司、企業的生產是為了利潤，沒有利潤，就要倒閉。為了生存與發展，公司、企業在市場競爭機制推動下，必須不斷地完善優化發展勞動力要素功能分工與組合，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率、和產品質量、增加品種擴大生產。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動態的，同時，剩餘產品是由社會分配的，這就成了從少數人先富，走向人類共同富裕的客觀必然。因此，當資本主義政權機構和各利益集團的消費需求達到滿足時，就產生了生產過剩的經濟金融危機。原因就是沒有建立宏觀計劃集中調控生產與消費、剩餘產品生產與剩餘產品消費協調發展，和以剩餘產品為基礎，剩餘價值為內涵，發行貨幣，分配給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科研、醫療衛生、養老保險和困難家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補助等社會建設和民生問題。而現實世界經濟已進入全球化，發達國家已處於消費、剩餘產品消費佔主導地位。經濟發展必須由宏觀計劃調控機制，有計劃按比例發行貨幣，分配給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福利事業、失業救濟、保障房建設，以及對貧困家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救助等。現實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和經濟難以復甦。原因就在實行赤字財政、和金融、外匯市場自由化，並熱衷於搞虛擬經濟，為投機創造平台。本來市場經濟進入第二階段，社會矛盾是權責利相統一人人平等的，既平等又不平等的結構性問題。現在卻成了投機資本與實體經濟和勞動生產者的佔有被佔有、支配被支配的矛盾，造成經濟倒運轉。本來應在剩餘產品轉化為生產、生活消費品時，剩餘價值才轉化為利潤，再由公司、企業進行分配。現在是先分配剩餘價值，再分配剩餘產品。這既制約了經濟的發展，也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同時，在市場經濟進入第三階段後，市場競爭機制在國內已不起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作用。因為，市場經濟第三階段的發展，主要靠消費拉動。消費的拉動就在擴大內需和擴大出口。這就需要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國際貿易協調機制的建立。因為，擴大內需必須發行貨幣和增加富人稅收，取消虛擬經濟與金融、外匯市場自由化。使經濟轉入良性循環。但是，要完成經濟體制改革，就必須改革「二黨制」「分權制」的政治體制。因為，這種政治體制，已脫離解決現實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中權責利相統一人人平等的，既平等又不平等矛盾的要求。現在還繼續實行與推行這種所謂的民主、自由，無異於我國改革開放前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只不過我國是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敵我矛盾。現實發達國家的民主、自由，是讓各利益集團佔有權利，責任由人民承擔。這次金融危機和經濟難以復甦的現實就是這樣，不承認也得承認。我國深化改革的難點，在思想理論的跟不上時代要求，解決思想理論問題，關鍵在中央有目的地引導人們討論經濟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既可以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可以達到統一思想。 朱夢燈20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