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人嫁到德國,國籍是哪個國家的
嫁到德國後,在未歸化入所在國國籍時,還是中國公民,但這時的身份已是專華僑。在國內的已有子屬女仍是中國國籍。
在國外所生子女,持德國護照入境中國的,可認可為德國國籍。
在國內所生子女,國籍可以選擇,需要德國國籍的,持中國公民入出境通行證出境,再憑德國護照入境。如果選擇中國國籍,就需要在當地落戶,以後再出境時需要辦理中國護照,並到德國領館申請簽證。
Ⅱ 二戰期間,在德國的華人遭遇如何
在二戰期間,其實在德國的華人並沒有一個非常幸福的生活。因為在當時德國人本身就對華人有著非常大的歧視,當地那些德國法西斯也開始大面積抓捕唐人街的華人。要知道被那些納粹抓捕之後,這些華人的生活肯定會非常悲慘。
通過研究當時的法律法規,其實發現這些法規對中國華人並不友好並且還帶著一些歧視。比如有一條規定,就是不允許中國和德國兩國人民進行通婚。在二戰爆發之後,在德國居住的華人更是彷彿深陷到地獄當中。說到當時納粹人處置求翻的手段是非常殘忍的,所以一旦被納粹人關押的話,那麼這些華人也將面臨著這些非常悲慘的刑罰。
Ⅲ 幾個中國人在德國的生活
這個劇情好像很多都是
太難想起來了
Ⅳ 很多中國人到德國後失去的七個中國習慣,是哪七個
手機支付、隨地打車、周末逛街、隨意下載視頻、對孩子過度關心、找物業、聚餐。德國是一個喜歡現金支付的國家,在德國移動支付的人群只有不到20%,有很多地方不僅僅不支持移動支付,還拒絕顧客使用信用卡。因為在德國人看來,透支是一種非常令人厭惡的事情,他們討厭負債,而現金則會加重人們對財物的管理,使得人們不會輕易地陷入負債中。
周末的時候想要和朋友一起出去逛街放鬆一下?在德國不行,因為周末所有的商店都關門,不營業。要購物,就只能周六,周日不提供服務,周日是全民休息的時間。也就是說周日的時候如果想要玩樂,就只能夠自己去想辦法找樂子了。綜合而言,中國和德國的社會情況不太一樣,在兩個國家生活需要解決很大一部分生活方面的習慣,如果不提前做好心理准備的話,很難接受德國的社會規則,從而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巨大的麻煩。
Ⅳ 二戰是在德國的中國人生活怎麼樣
二戰中,大量在德華人被抓進集中營,迫害致死。但戰後德國一直不承認對華人的屠殺。
19世紀末期,一艘艘滿載著絲綢、瓷器和鴉片的歐洲商船從廣東回到漢堡港。船上走下一群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他們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時間,被囚在船艙底下做供暖工或機房工。這些中國人比那些從非洲和美洲來的奴工更任勞任怨,受到了歐洲商隊的「喜愛」。
20世紀初,從中國回來的歐洲商船漸漸多了起來。商人們開始同意婦女在船上作一些雜工。很多中國船員的妻子也跟著四處漂泊。她們在船上做飯、搞衛生,為船員們縫縫補補。日子久了,有些船員的家屬因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隨船隊出發,被遺棄在漢堡。他們就結伴搭夥,在港口聖保利區搭個小屋或幾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這一帶的中國人越來越多。
當1921年中國領事館建立時,聖保利區首飾街一帶已居住了2000多名華人。有的靠著多年的積蓄和烹飪手藝,開起了中餐館、茶樓;有的開了雜貨店、洗衣店和舞廳。當時的《漢堡晚報》就稱這一帶是個「小中國」。1929年10月,來自浙江寧波的老海員陳紀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協會———「水手館」。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後,曾和中國有過一段蜜月期。德國需要中國的戰略物資鎢、鐵、錳,要造槍炮就需要這些物資。而中國需要德國的槍炮,進行軍事裝備。所以,平安地躲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國人,並沒有像大多數猶太人那樣早早收拾行李、變賣家當。相反,很多中國的士紳家庭子弟還選擇到德國留學。
希特勒甚至還吩咐下屬精心挑選了中國留學生和船員,進入德軍服役。之後,他又派遣他們在慕尼黑等地的三所軍官學校接受軍事訓練。希特勒還召見中國籍的軍官學校學生,鼓勵他們「報效祖國」。而他身邊負責德軍東亞事務的特勤秘書,也是一名華人。漢堡的納粹官員對唐人街也另眼相看,修建了不少衛生設施。中國男子也成為德國女子傾心的對象。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純凈德國血統」政策,認為「五代都是德國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國人」。華人因此遭殃。許多秘密警察在唐人街周圍四處活動。華人們被逼與德國太太離婚,理由是「會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後,二戰一觸即發,納粹政權逐步加大對各國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國人開始逃離漢堡。在「水手館」陳老闆的幫助下,華人並沒有費多大週摺,就到達了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倫敦。他們從那裡開始逃向更遙遠的美洲大陸,如舊金山等地,有的則乾脆乘船回到中國。
特別是1941年,納粹與中國斷交,華人地位急劇下降。蓋世太保頭目恩斯特.布雷希特還頻頻帶領手下爪牙以「私藏鴉片」、「販賣女人」等莫須有的罪名「找茬」。沒過幾個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館、雜貨店等都被迫關閉。但是仍有大約300多名中國人留守在首飾街。他們認為,納粹最終抓的只是猶太人,對華人的舉動只是戰爭環境造成的。
風雲突變,1944年5月初,「水手館」陳老闆等人接到納粹內線的密信,說納粹准備向中國人動手。當夜,100多中國人逃離唐人街。13日,200多個秘密警察在布雷希特的帶領下,從首飾街兩頭包抄進來。他們舉著槍,氣勢洶洶地搜查了中國移民的住房,並以憑空捏造的「通敵罪」把剩餘的130人全部逮捕。所謂的「通敵罪」是指,中國人把納粹軍隊的情況向盟軍「通風報信」。
蓋世太保把無辜的華人關進了福爾斯布特蓋世太保監獄。每天,蓋世太保都對中國人進行嚴刑拷打,要求他們承認自己「進行間諜活動」和「敗壞社會風氣」。同時,在獄中,中國人還必須進行強制勞動,否則沒有食物。3個月後,其中80人被投進位於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營」。由於集中營里的衛生狀況很差,中國人又必須進行高強度勞動,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則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戰結束後,偌大的唐人街活下來的大約只有30名中國人。中國政府曾派船接走一些人。後來,德國向被屠殺的猶太人、平民和盟軍戰俘的親屬提供了大量的撫恤金,唯獨對倖存的中國人沒有任何錶示。他們雖然承認,根本沒有絲毫證據證明中國移民曾經與盟軍合作,但是當年的大搜捕並非「種族滅絕行動」,和對猶太人的屠殺有著本質區別。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漢堡才越來越多出現中國人的身影。
Ⅵ 近些年去過德國的朋友請告訴我一下,中國人在德國受歧視嗎受歡迎嗎
中國人在德國這些年,就象非洲人在中國的待遇差不多,但通過奧運,中國國力提升.基本上消除了歧視.
1:
在德國這個非移民國家,許多城鎮幾乎還是清一色的白種人,即使在柏林這個所謂「歐洲最多元化」的大都市,亞裔也並不是那麼常見。在街上和地鐵車廂里,我經常見到金發碧眼的女士先生,暗暗地或毫不掩飾地打量我的東方面孔。
聖誕節假期里,我去德國南方看望我姑姑。她在德國已經定居十多年,在以保守著稱的巴伐利亞州一個小鎮上當醫生。談起在德國的感受,她說她一直未能感到被德國白人社會所接受——盡管他們一家都已入德國籍,兩個孩子都是班上的好學生,夫妻兩人各自有收入不錯的高技術職業。他們在德國算是相當不錯的中產階級了,但他們在與德國人的交往中,總感到自己被當成外國人。
我姑姑工作所在的那個巴伐利亞小鎮,只有她一個亞洲人。時不時就有病人在走廊里追上她,問她從哪裡來,更有一些德國人,看見亞洲面孔就認為他們從事的一定是「掃地」或「洗碗」這類不需要高文憑的服務性工作,他們大都難以置信,一名亞裔中年女性竟然能在德國當醫生。
有一次我姑父買東西的時候,碰見一個他們孩子同學的家長,拉起家常來。她問:「怎麼最近沒見到你太太?」姑父告訴她,她最近剛剛找到一份工作,但那家醫院離家較遠,所以一般周末才回家。
那位太太很驚訝:「她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工作?為什麼不在本鎮的醫院工作呢?那裡有許多空缺的職位呀。」這一下把姑父也說糊塗了:「她去問過,別人說沒有呀!」那位太太搖頭:「不,我知道,他們那裡需要很多清潔工!」
我姑父哭笑不得:「您誤會了,我的夫人是位醫生。」聽到這話,那位太太臉上露出驚異的表情。
「這種事已經發生過多次了。」姑姑講起這事時有一絲憤慨,也有一絲無奈,「我剛到巴伐利亞那個小鎮時,在鎮上找住處,去一家德國人家裡看房子,是間地下室。那位太太說,租她的房子可以,但條件是一定要每個月把他們家所有的窗戶都擦一遍。我說,哪有這種事,我工作忙得要死,連自己家裡的窗戶都沒時間擦,哪有時間來擦你們家裡的窗戶?她就說:『你總有下班的時間吧,而且還有周末呀!』我說:『我每天早上從7點工作到深夜,周末回家和家人團聚,怎麼可能有時間?』」
這位夫人疑惑地問:「那你到底是在醫院做什麼工作?」姑姑說:「我在醫院做醫生呀!」這位夫人聽罷後退幾步,吃驚而抱歉地說:「哎呀,醫生女士,太對不起了,我還以為你的工作就是擦窗戶呢!」
聽到這些小故事,我也哭笑不得。這些事都不大,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也會帶給人很多煩惱。高歌
2:
德國有多少中國人?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統計過,也沒有打聽過。反正生活在德國的中國人越來越多,這感覺不會錯。
街上見到一位黃皮膚的路人,友好地笑一笑,說聲「您好!」如果對方回答「您好!」那他就是中國人。接下去便是相互提出的一連串問題:「哪裡來?」「住哪裡?」「干什麼?」這是中國獨有的問候方式,同德國人迥然不同。因為在他們看來,剛見面怎能這樣刨根究底地問呢?
Ⅶ 關於歷史:我想知道,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有沒有華人在德國
有!海輪或者陸路!大部分都是奴隸貿易和出國留學!
海輪很好理解,沿著歐版亞大權陸大陸架航行就可以了這個自己看世界地圖,1869年蘇伊士運河就已經同行了!可以從一印度洋直接進入地中海。
陸路只要走絲綢之路,想辦法走到伊斯坦布爾然後搭乘東方列車就能到達目的地!
Ⅷ 二戰時期德國這么強大為什麼當時中國人只移民到美國而不移民到德國
畢竟,是個法西斯國家,美國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不怎麼打仗,是為了購買軍事武器,經濟增長。所以軍事力量。
Ⅸ 中國與德國的關系-從近代開始
那就遠了,慢慢道來
對於中國而言,1911年至1941年間的中德兩國合作在20世紀中前期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德合作在某種程度上讓當時的中華民國與德國結成了一個聯盟。親密的合作關系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戰爭之前。從清王朝遺跡上站起來的中華民國,從其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軍閥割據,列強環繞的環境下艱難的生存著。國民黨通過北伐,在1928年從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盪之中的中國。此時,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日益昭現。鑒於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則需要穩定供應的原料供應。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這種關系將中德兩國緊緊地維系在一起。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37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束只持續了不到四年時間。且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改革從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1.早期中德關系
最早的中德貿易線從陸路經西伯利亞輾轉到達德國。為了避免俄國政府沉重的通行稅,德國早在清王朝就嘗試通過海路開拓東方貿易路線,1752年8月,埃姆登普魯士王家亞洲貿易公司(KPAC)的「普魯士國王」號在德國船長格來史克的指揮下抵達廣州,成為中德貿易史上第一艘到達中國的德國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讓諸如普魯士等眾多歐洲國家和中國建立了正常的貿易關系。
19世紀晚期,中外貿易一直受控於英國。而奧托 · 馮 · 俾斯麥則熱切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以平衡英國的影響。俾斯麥力排眾議,為德中的航線設置了獎金。給予獎金的議案於1885年最終通過。同年,俾斯麥派出第一支德國銀行業和工業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投資機會,這最終促成了1890年德華銀行的建立。通過這些努力,德國於1896年繼英國之後成為第二大在華貿易國。
在這段時期,與英法不同,德國並沒有積極的表現出其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國政府也將德國視作來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發展的夥伴。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後,袁世凱請求德國幫助他建立「自強軍」和「新建陸軍」。德國的援助不僅限於軍事方面,也擴大到工業和技術交流領域。比如19世紀80年代晚期,克虜伯公司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築Port Arthur(威海衛?)附近的一系列防禦工事。
俾斯麥苦心經營的德中良好關系被威廉二世的帝國主義野心所徹底改變。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的三國聯合干涉中,德國強迫日本讓出租界漢口和天津;1897年,德國通過「巨野教案」獲得了對膠州灣99年的租約。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時期,德國軍隊野蠻鎮壓義和團員的行為讓中德關系走到了最低點(事實上威廉皇帝激勵他的士兵們「像匈奴人般作戰」,由此,"Huns"成為了德國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蔑稱)。
(譯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論: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們應該對不公正進行報復。象中國人這樣,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國際法於不顧,以令人發指的方式嘲弄外國使節和客人的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樣的事件,在世界史上還沒有過先例...你們如果遇到敵人,就把他殺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誰落到了你們手裡,就由你們處置。就象數千年前埃策爾國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傳迄今的傳說中依然聲威赫赫一樣,德國的聲威也應當廣布中國,以至於再不會有哪一個中國人敢於對德國人側目而視。)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國協約實際上說明德國已被從政治上孤立,這使得一次大戰前期中德關系稍有改善。基於這種孤立,1907年德國希望建立一個由「德—中—美」組成的三國協約,但這個願望未能實現。在1912年,德國提供了一筆6百萬元的金馬克的貸款給新的中國民主政府換得了在山東修築鐵路的權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德國提議將膠州灣歸還中國,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為協約國成員加入了戰爭並開始進攻德國在中國租界,繼而佔領了青島和膠州灣。整個一戰期間,德國困於歐洲戰局而騰不出手顧及其在遠東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宣戰,並且收回了德國在漢口和青島的租界。雖然中國獲得了國聯的承諾在戰後將租界歸還中國,但是最終凡爾賽條約卻裁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半島的特權。強烈的被出賣感和數十年的壓抑導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總的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德關系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特別是從貿易方面。1913年中國有近300個德國商號,但到了1919年,卻只剩下2個。
凡爾賽和約限制了德國的工業出口,軍隊被限制在十萬人以內,軍工生產被大量削減。但即使如此,條約並不能改變德國在軍事創新上的領導地位,許多工業企業仍然保存著設備和技術以生產軍事硬體。因此為了繞過條約的限制,這些工業企業開始與國外合作,例如蘇聯和阿根廷,合法地生產武器並出售給國外。
在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跨台,全國陷入內戰,各地軍閥都企圖取得優勢。因此許多德國軍火企業開始尋求重建與中國的商業聯系,以便進入這個廣闊的軍火市場。
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後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准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國民黨重組並與共產黨合作,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不會有正面沖突。與此同時蔣介石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介石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 鮑爾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並被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並促成了一些為中國的「重建」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介石招募一些長期顧問。不管怎麼說,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以外,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再次回到中國,七個月後罹患天花去世,葬於上海。 鮑爾在中國的短時間工作為以後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他同時建議裁減軍隊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銳的軍隊,並支持中國敞開市場以刺激德國的生產和出口。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10]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於各個利益集團的沖突而陷於困頓,但是德國工業,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發展中獲得利益。直到奉天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並不順利。奉天事變讓滿洲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並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近東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納粹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並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例如鎢絲和銻——這些都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因此,由那時開始,在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到達上海,並擔任國民政府的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摒棄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鬥力在於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於優秀的軍官團 。
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首先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德國精英團隊的架構成立「教導大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於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 。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簽訂,中國開始用戰略性原料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直到中國因內戰和國際貸款出現巨大預算赤字為止,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一直為中德合作起著良好的促進。這個時期,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采購任何產品。這個條約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重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後,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並於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於1936年12月27日去世。
1936年,中國只有約10,000英里的鐵路網,遠遠少於孫中山先生認為在現代化的中國所應該擁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數鐵路網都位於滿洲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已落入日軍手上。中國鐵路現代化步伐緩慢的原因是列強之間在華在利益沖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銀行家在華利益的新四強公會。公會的目標在於平衡外國在華投資,四國中任何一國在對華提供信用擔保以興建鐵路前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國家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緣故,對華投資變得猶豫不決。
盡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南昌、浙江和貴州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原材料,和鐵路線正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再者,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杭州——貴陽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上海和南京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廣州-漢口鐵路網,為東岸和武漢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這個計劃由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ckte,即「工業品貿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建設一個工業中心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鋼鐵工業,建設發電廠和其他化工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
三年計劃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受過高級教育的技術人員,用於建設這些國家計劃。三年計劃訂下了許多目標,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於1937年抗戰的全面爆發而遭到破壞。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極大地損害了近10年來一直處於密切合作中的中德兩國關系,希特勒的亞洲政策是毀掉中德合作關系的主要原因。由於日本軍事實力的優勢,希特勒選擇日本作為其對抗蘇聯的戰友。 另外,中蘇兩國於1937年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希特勒的戰略完全相背。盡管中國政府官員和德國投資者在不斷的游說納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雖然同意合步樓公司將中國已訂購的貨物運往中國,但禁止任何人從中國進口貨物。
德國也曾經希望充當調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讓中日之間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國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8年初,德國政府承認滿洲為獨立的國家。同年4月,赫爾曼·戈林禁止一切戰爭物資發往中國。在日本的堅持下,所有德國顧問也被召回國。
由親華政策向親日政策的調整也傷害了德國的商業利益。德國從與日本和滿洲國的貿易往來中獲得的利益遠低於德中貿易。兩國人民在長期貿易往來中所結下的深厚友誼更是不可磨滅。德國人民為漢口的紅十字會慷慨解囊,在這里,德國捐款比任何一個國家甚至是中國政府自己都多。軍事顧問們也希望能繼續完成他們在中國的使命。1938年6月末,馮·法肯豪森將軍最終被嚴令回國,但在啟程之際,他向蔣介石允諾絕不會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國期間的工作內容。另一方面,納粹黨在中國的機構則聲明日本是中國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後防線。
偽南京政府首腦汪精衛於1941年會見德國外交官實際上,德國和日本友誼並未能給德國帶來多少好處。日本希望壟斷中國北部地區和滿洲的資源,因此許多外國人在這些地區只能經營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獲得這個地區的資源。雖然德日政府從1938年中就開始為解決這些經濟利益問題而展開對話,但隨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36年簽訂的德日反共產主義協約實際上變成了一紙空文,並且阻斷了德日通過對話解決經濟問題的可能。
中德之間的聯系一直持續到1941年。但是1940年德國未能實施「海獅計劃」讓希特勒的計劃偏離了軌道。 1940年底,德國與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軸心協議。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認汪精衛的南京傀儡政權,自此,德國與重慶政府繼續對話的最後可能性也不存在了。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宣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加入盟軍並且對德宣戰。
對孫中山先生而言,或許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20世紀30年代中德合作時期更符合他「國際性協作」發展現代化中國的理想。一戰讓德國失去了它在中國的殖民地,德國並不關心中國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國的原材料。那個時代中外關系大都是其他國家對中國懷有某種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德合作則是基於平等基礎上的經濟合作。中國迫切的需要發展工業以便抵禦日本隨時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國從一戰失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也讓一部分中國人看到了統一中國洗刷近代恥辱的希望。總的來說,雖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並不算很長的一段時間,並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戰中損失殆盡。但是這段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持續的影響。國民黨在內戰失敗後將中央政府移到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許多政府要員、軍官、教授和研究人員都曾經在德國受訓,其中也包括蔣介石自己的兒子,蔣緯國。可以這樣說,戰後台灣的飛速發展與1936年中德合作時期制定的3年計劃有密不可分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