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歷史

A. 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國有企業是哪一個

歷史最悠久的國企當仁不讓是山丹軍馬場，從漢朝到現在沒有間斷，一直屬於國家所有，兩千多年難道還不是歷史最悠久的國企嗎？

B. 中國有哪些百年歷史的企業

胡慶余堂，張小泉剪刀，吳良材眼鏡，永安公司，榮寶齋，朵雲軒等

C. 中國歷史最悠久的企業是哪個

第一的是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六必居，始創業於明世宗嘉靖九年（版1530年），權原是山西臨汾西杜村人趙存仁、趙存義、趙存禮兄弟開辦的小店鋪，專賣柴米油鹽。六必居店內的金字大匾，是明朝大學士嚴嵩題寫。六必的涵義是：黍稻必齊，曲櫱必實，湛之必潔，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
第二的是廣州陳李濟葯廠。廣州陳李濟，始創業於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1600年）。廣東南海縣人李升佐，在廣州大南門已末牌坊腳（今北京路194號）經營一間中草葯店。萬曆二十九年仲夏，李升佐在南光碼頭乘船渡江時發現有人遺落一包300兩銀巨款，於是多日在原地苦候失主，最終原封不動把巨款歸還失主陳體全。陳體全感念李升佐的高風亮節，將失而復得的銀兩半數投資李的葯店，兩人立約：「本錢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濟世，長發其祥。」並將葯店取字型大小「陳李濟」，寓意「存心濟世」。

D. 中國有五十年歷史以上的公司有哪些

中國唱片發行公司、沈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沈飛集團公司）、成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成飛接近五十年）、榮氏企業、張裕公司等

E. 中國企業的發展史

1978年以前，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經濟體，它有一整套非常嚴密的計劃生態鏈；它在一個高度集中、全面封閉的體系內運行，全國的企業就像一個個車間，國務院總理相當於廠長，計劃委員會是一個調度室，計劃點菜，財政撥款，銀行數錢，看上去是那麼井井有條。

1978年：時代的拐點：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個熱水瓶，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

(5)中國企業歷史擴展閱讀：

企業發展史與企業傳記的寫作筆法有所區別。企業傳記，好比人物歷史紀傳；企業發展史，好比人物誌或地方誌書。具體而言，二者的寫作有著以下不同：

詞藻的運用

企業傳記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別是在「詞藻」上下功夫，可以有較多的形容詞和修飾語，力求文章生動性，以增強企業傳記的文學性；企業發展史則要求運用志書的語言，力求客觀、真實、准確。

形象的刻劃

企業傳記在撰寫企業家、企業管理團隊時雖然也以事實為根據，同時它可以有文學形象的刻劃，這就可能使得人物歷史的真實性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企業發展史則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展開敘述，它所記載的一切都是企業所發生的事跡和信息。

F. 中國超150年歷史企業有多少年

中國現今超來過150年的企業自只有5家，分別是成立於1538年的六必居，之後是1663年的剪刀老字型大小張小泉，再加上陳李濟、廣州同仁堂葯業以及王老吉三家企業，中國現存的超過150年歷史的老店僅此5家。這是真的嗎？
查了一下材料，好像不止這些。還有一個全聚德，創立於1864年，到2014年剛好150年。
總體來說，中國過150年的企業不超過10家。如果把時間軸放到100年，則下面幾家企業活過100年。
吳裕泰茶莊，1887年創立
張裕葡萄酒，1892年創立
東來順飯庄，1903年創立
青島啤酒，1903年創立

G. 你知道中國有哪些百年歷史的企業嗎

煙台張裕來集團有限公司自:其前身為煙台張裕釀酒公司，他是由中國近代愛國僑領張弼士先生創辦的中國第一個工業化生產葡萄酒的廠家。 1892年，張弼士投資300萬兩白銀在煙台創辦張裕釀酒公司。大清國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和清廷要員王文韶親自簽批了該公司營業准照，光緒皇帝的老師、時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翁同龢親筆為公司題寫了廠名。

H. 中國企業的發展歷史

http://..com/question/237259649.html 可以來參自考下！

I. 中國有5000千年的歷史文明確沒有100年的企業

六必居五百多年，張小泉、陳李濟、廣州同仁堂四百多年，王老吉近兩百年，吳裕泰、東來順、張裕、青島啤酒都超過一百年了

J. 中國國營企業的歷史

<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

長期以來，流行的傳統觀點將中國國營企業視為照搬蘇聯企業模式的產物，這雖有助於揭示中國國營企業的制度來源及其弊端，但卻割斷了中國近代以來國營企業的成長史，難於理清其產生的歷史背景、曾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功能，難於揭示中國國營企業的獨特性，因而也就對中國國企改革的艱難性、復雜性估計不足——《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美〕卞歷南著，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不再把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視作對蘇聯體制的簡單移植

熟悉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經歷的人都知道，如何改革我國現有的國有企業制度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單位管理制度，使之重獲生機，始終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點和難點。要破解這一難題，就必須弄清國有企業制度在中國產生、發展的來龍去脈，正確把握這一制度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在中國歷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發揮的功
能。最近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奧本大學歷史系卞歷南(Morris L.Bian)教授的著作:《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為我們深刻認識中國的國營企業制度及單位制度提供了新的視角。

中國國營企業這一制度模式是何時形成的？如何形成的？與這些問題密切相關的「單位」制度又是如何成為現代中國基本的社會經濟組織的？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獨特的制度模式？迄今為止，海內外學界最為流行的觀點是將之視作我們照抄照搬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即斯大林模式的產物，很少有人對之進行深入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關於單位制度，學術界雖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雖然不再將中國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視作對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簡單移植，研究的視野也不再局限於20世紀後半期的中國歷史，但仍傾向於將國營企業與單位制度的形成，視為在比較特殊的革命與建設的環境中所建立的一種比較特殊的制度。至於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的形成同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內在聯系，仍在不同程度上為學術界所否認或者忽視。

卞歷南先生此著的中心論點，就是揭示中國國營企業制度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單位制度，並非單純的外來之物，而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面臨強大的外敵侵略，在種種內憂外患的嚴酷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各界人士逐步創造並不斷完善的經濟制度。它發端於晚清洋務運動時期的官辦兵器工業，最終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重工業與兵器工業中得以形成。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並未從根本上造成歷史的斷裂或者突變，民國時期業已成型的國營企業制度及單位制度在新形勢下得到了延續與進一步發展。

本書的論點及邏輯體系建立在大量的歷史檔案之上立足於大量的歷史檔案及其它文獻資料，作者將中國國營企業體制的根本性特徵概括為三個組成部分:一是官僚治理結構，即企業內部實行行政官僚式的等級制度。二是獨特的管理與激勵機制，如經常運用意識形態方面的活動及發動生產競賽等精神、心理的激勵手段來促進和提高生產能力。三是企業內部提供各種社會服務與福利，如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諸如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等社會服務與福利。

在此基礎上，作者形成了闡釋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產生的理論框架，分別從兵器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的擴張、企業的治理結構、企業的管理與激勵機制、企業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國營企業與「單位」的得名等七個部分展開論述，文末附有作者精心編制的有關中國近代企業之生產、經營狀況、經費來源、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表格數十幅及詳細注釋、索引等，可資參考。卞歷南教授近十多年一直從事有關中國企業史的研究工作，他注意吸納海內外學術界(包括部分大陸學者)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並將結論建立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礎之上。因此，本書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佳作。不株守成說，填補了國內相關研究之不足

愚以為，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本著作進一步改變了過去將中國國營企業與單位體制簡單視為照抄照搬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傳統成說，將國營企業一系列基本制度的產生同中國近代以來所遭受的外敵入侵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危機，中國各社會階層的思想變動，西方學術思想、制度、文化資源傳播對中國的影響等等聯系起來，為人們深刻認識中國國營企業體制的起源及其特徵提供了新的歷史視角，這對於當前國內備受關注的國營企業的改革無疑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不僅如此，作者將中國企業制度的形成過程追溯到20世紀上半期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這對於我們深入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之延續與變遷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中國國內學術界關於企業史的研究，長期以來集中於企業的經營史與成長史方面，有的甚至還只是部門史、行業史的翻版，對於企業制度的形成與演化的研究，國內學術界目前主要集中在近代股份制企業、公司制度方面，在研究時段上則主要集中在抗日戰爭時期以前。關於抗戰時期國統區國營企業的研究，國內還只是集中於對其性質和作用的爭論上，有關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營企業內部管理與激勵機制方面的制度創新，企業管理階層的人員構成的變遷，企業內部對成本會計制度的引進與推廣，企業內部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國民政府戰時行政機構改革及其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等一系列的研究領域還都是國內相關研究中相當薄弱的環節(如果不是完全空白的話)，本書對這些內容都有涉及和研究，推進了這些領域的研究。

此外，本書通過發掘過去學術界利用很少的檔案史料，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兵器工業、重工業的發展作了比較細致的論述，其中有一些工廠或企業過去甚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如本書論述甚詳的大渡口鋼鐵廠等。因此，本著作對於中國企業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國內以往學術研究之不足，並具有開拓新的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要意義。

關於中國國營企業的本質特徵、抗戰時期中國國營企業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最後，筆者不揣淺陋，提出幾點不成熟的看法和意見，向作者請教。

第一，關於國營企業制度的本質特徵，作者在書中具體總結為三個方面，即官僚式的治理結構，重視精神與心理因素的獨特的管理與激勵機制，企業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等，這三個方面是否准確、恰當？有無遺漏？我的感覺是以上特徵固然在中國國營企業中表現得比較突出，但卻不一定是國營企業所獨有的本質特徵。現代西方大型企業中，也不難見到比較明顯的官僚式的治理結構，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式企業。注重精神與心理方面的激勵，為員工提供比較完備的社會服務與福利，這些特徵恐怕也不是國營企業所獨有，正如作者在書中也承認的那樣，在近代中國的一些私人企業中，同樣也可以看到這方面的例子:如民國時期四川省著名民營企業家盧作孚的民生公司也一樣重視對企業員工進行精神激勵，並在企業內部為員工提供各種社會福利。然則，究竟何為國營企業不同於私人企業的本質特徵？這一問題顯然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誠如作者所言，1949年以後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許多基本特徵，在抗日戰爭時期即已發育成熟了，但我們恐怕也必須看到二者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譬如，在意識形態方面，抗戰時期雖然也強調發展重工業、建設國防，將涉及國計民生與國家安全的企業收歸國有，主張實行有計劃的統制經濟等等，但這一時期人們並沒有否認私有企業的存在價值，也沒有完全否認市場在調節經濟中的效率與作用。這與上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將市場視作洪水猛獸，將私有企業甚至個體經濟視作產生資本主義的邪惡的溫床還是大不相同的。

在國營企業管理方面，國民政府大量採用新式知識分子，在企業內部推廣和實行成本會計制度，以及在企業內部推行分層負責，計劃、執行與考核三者合而為一的「行政三聯制」等，均與1949年以後國營企業的管理辦法大異其趣。顯然這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國營企業制度還有著不容忽視的差別，二者之間既有歷史的延續，也有隨著時代變化而發生的變異，其間因革取捨的歷史轉換過程，顯然還大有文章可做。

另外，本書作者不同意一些學者僅僅將中國國營企業的形成視為中國革命運動的特殊產物，而是力圖從國統區國營企業內部尋找答案，這體現了作者的勇氣和史識。不過，抗日戰爭時期的國營企業(或者稱之為公有企業)並非國統區所獨有的，紅色根據地也有，不過數量和規模較小罷了。而且，根據地的國營企業及其管理制度，對建國後的國營企業制度的影響顯然也是不容低估的。作者在書中對此雖略有涉及，惜限於篇幅，未能進一步深入探討，這不免影響了本書之研究結論對20世紀後半期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解釋力度。

第三，在研究方法與理論的選擇方面，我以為作者似乎過於強調了意識形態的作用，相對忽視了決策者基於利害得失的權衡。國內的一些學者在研究國民政府的國營企業制度時，多強調國民黨政權的階級性質及其壟斷資源，攫取私利的一面，而對其根據時代要求，滿足社會需求的一面多有忽視，此固不免有失偏頗。但本書作者在考慮國民政府及其精英人物的決策動機時，主要只是從應對危機方面著眼，相對忽視其對黨派利益與個人私利方面的考慮，恐怕也同樣有失偏頗。如果作者能夠有效地應用國家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彌補這一偏差，並使本課題的研究更為全面、深入。(袁為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