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對中國的歷史

A. 以史為鑒,我國古代東西方交通路線的開通有何歷史意義

中國的絲織品以及冶鐵、鑿井、造紙等技術相繼西傳，西方的毛皮、汗血馬、瓜果以及佛教、魔
術、音樂、舞蹈、雕塑等紛紛東來。作用：不同地區的人們互相學習，豐富了人們的經濟文化生活，
有利於各地文明的發展，社會的進步。
絲綢之路：
西漢以前，中國絲綢經西北各民族，少量滴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半島等。張騫出使西域後，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綉沿著通道不斷西運；西域各國的奇珍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就是著稱於後世的「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
漢武帝以後，開開辟了與南海諸國以及印度半島等地的水上交通線從事經常性的貿易往來，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產生的實質：
絲綢之路是西漢政府為了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派張騫出使西域，使漢朝和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漢朝的絲、絲織品大量運到西域後再轉運到西亞和歐洲的情況下出現的。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行為之後的民間行為所導致的後果。

開通絲綢之路的影響和歷史作用：
「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沿著這條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織品以及冶鐵、鑿井、造紙等技術相繼西傳。西方的毛皮、汗血馬、石榴、葡萄等瓜果以及佛教、魔術、音樂、舞蹈、雕塑等也紛紛東來。絲綢之路是西漢與西域交往和交流的歷史見證。絲綢之路也是西漢時期及以後，中國與西亞、歐洲各國的聯系之路。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也密切了漢族與沿途的其他少數民族的關系，促進了我國西北地區的開發。

B. 歷史上溝通中國與中東地區交往的主要通道是

溝通中國與中東地抄區交往的主要通襲道就是現在所說的「一帶一路」，一條是路上絲綢之路，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指西漢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首都長安為起點，經涼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6440千米。這條路被認為是連通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而絲綢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貨物。這條路重要的節點就是中東地區，中東作為東西方的重要中轉站。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最早開辟也始於秦漢時期。從廣州、泉州、寧波、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興於唐宋，轉變於明清，主要是南海航路，但也到了西洋。

C. 國外教科書對中國歷史的評價如何

美國歷史教科書還關抄注中國文學的發襲展脈絡。它稱公元前500年左右編輯成冊的《詩經》是當時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書上翻譯了《詩經》的第100首（丈夫外出打仗）、122首、124首和127首（士兵思鄉）。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鼎盛時代，書中翻譯了唐朝詩人李白的詩歌《靜夜思》和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醉花陰》中的一段。課本還十分注重啟發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在評論歷史事件的同時也會提出一些問題。讓學生自己來分析歷史人物在歷史潮流中的作用，以唐明皇的「開元盛世」為參照，讓學生思考究竟是「英雄造時世」，還是「時世造英雄」的辯證問題。再比如說，書中講孔子認為教育應該教人正確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同時又向學生提問 「你認為今天的老師應不應該教這些，為什麼？」一位在美國高中讀書的中國留學生說：在美國上歷史課和中國不同的是，老師會把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講給學生聽，然後鼓勵同學們討論，通常不會主觀對此事件定性。即使對於二戰這樣的重要歷史事件，也由學生自己來評價歷史責任。

D.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南北對峙

東西之爭和南北對峙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突出現象。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縱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秦嶺一線。南北對峙的前沿地帶常常隨著南北雙方力量的強弱變化而在淮河南北有一定的擺動幅度，尤其以在淮河與黃河之間的擺動為最頻繁，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對峙，中原都必定是雙主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東西之爭

東西之爭在戰國、秦漢時期比較典型。秦的兼並及統一戰爭、楚漢戰爭、西漢時東方諸侯國王國對西漢中央政權的挑戰、東漢末年關東州郡討董卓之戰，都是一種東西之爭的態勢。

春秋末期禮崩樂壞，兼並戰爭興起，各諸侯國之間彼此攻伐，社會秩序比較混亂。秦自隴西徒居關中，經過歷次變革，發展成為一個以耕戰為本的強國。自商鞅變法之後，秦東進意圖日益明顯。秦國以關中、漢中、巴蜀為基礎，東逼六國。合縱連橫遂成為當時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內容。

所謂合縱主要是山東諸侯因感西方強秦的威脅而試圖進行一場縱貫南北的大聯合，西拒強秦；連橫則是作為合縱的對應物產生的。秦經過幾代的努力，其東進已取得重大進展。到昭襄王時，秦已侵佔河南南陽盆地、三川河谷及山西西南部，正沿黃河及太行山嵴嶺一線蓼開攻勢，處於積極東進的良好態勢之中，東主六國的國都均處第二級階梯以東山無山河之險作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國有賢人與楚王談當時天下形勢，談到幫與東方各國之間的戰略態勢，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例，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史記》卷四十・楚世家）可說是對於當時東西對抗形勢的一種很好的概括。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態勢所表現的勢能進一步發展，後世的東西對抗也基本上不出這種態勢。

秦亡後，楚漢相爭，楚據彭城，漢據關中，雙方在滎陽、成皋之間展開激烈的拉鋸戰。漢王劉幫三年（公地前204年），劉邦困於滎陽，成皋間，欲棄成皋以東，退屯鞏，洛以拒楚。酈食其建議劉邦說：「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栗，塞成皋之險，杜太行這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律，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史記》卷九十七・酈食其傳）酈食其的建議旨在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他說到的幾處關隘所扼守的一線，基本上就是前面說到的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澄清東西對峙的態勢對於以後劉邦的戰略決策很有幫助。如果說酈食其的建議在當時主要還是一種守勢的話，那麼，後來韓信率兵東下太行、劉邦自武關南出宛葉以分楚之勢、遣隋何誘英布背楚歸漢等重大舉措都可謂以酈食其所描畫的東西對峙態勢為基礎的，是這種態勢的延伸。

西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其統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東制諸侯」的思路在其統治政策中有著相婁的烙印。賈誼上書，念念不忘「山東之憂」，苦心積慮防備東方「大諸侯之有異心者」（《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漢武帝時，還在琥關、蒲津關設關官以羈行旅；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地區發生大水，下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漢書》卷十・成帝紀）這則史料表明，這些關卡大部時候是限制東西部人口流動的。西漢時，已是「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對於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流動都有一定的盤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政策固然有其不得已的一面，但的確礙著東西部之間深度整合的完成。因此，秦漢的統一還包含著相當的脆弱性，東西方之間的隔閡並末完全消彌過。一有機會，這種隔閡便顯現出來。西漢前期異姓諸侯王叛亂、中期的同姓諸侯王叛亂便是這種隔閡的顯現。

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面反，漢廷大驚。故楚令尹薛公對劉邦分析說：「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末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東取吳，西取楚，並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東取吳，西取楚，並韓取魏，據敖倉之栗，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末可知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史記》卷九十一・鯨布列傳）英布所據為淮南地區。薛公所說的上中二策，實際上是以兼並東部平原地帶而與西漢成東西對峙的態勢。英布乃驍勇之將，自韓信、彭越被誅後，漢軍之中已無堪與匹敵的將領。統兵打仗、沖鋒陷陣，無人能敵；而長算遠略則非基所長。因此，對於英布來說，或許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適些。採取中策，略取吳楚，然後「並韓取魏，據敖倉之栗，塞成皋之口」，以決勝負於順的，是將再現原楚漢戰爭的局面，此時，東部形勢比原項羽時有利，而劉邦所處形勢則較從前不利，因此，單純從戰爭的角度來說，英布採取中策，或許有一線的取勝希望。英布終因取下策而敗。英布並未採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卻是對西漢時期東西形勢的一種很具代表性的判斷。

七國之亂時，吳王劉濞麾下桓將軍建議吳王說：「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守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琥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史記》卷一百0六・吳王濞列傳）在桓將軍建議中，除了出於步兵與車騎二軍利弊比較的戰術性考慮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戰略眼光。他所說的「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可謂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態勢形成，據有洛陽一帶的糧倉和武庫。惜吳王未從桓將軍之議，而盡銳攻梁之睢陽，終為周亞夫所敗。

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又進行過一場未遂的謀反。史載劉安日夜與屬下研究天下形勢，「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他問計於伍被，敘述其發兵的打算，說到七國之亂時吳王的失誤，他說：「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穎川兵塞圜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絕成皋之道，事故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如何？」（《漢書》卷四十五・伍被列傳）看來劉安是看到了吳王劉濞失徽的關鍵，「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是言漢廷平叛大軍順利通過成皋之口東西並迅速展開，足見成皋在當時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計劃「先邀成皋之口」，然後「塞圜轅、伊闕之道」、「守武關」、「據三川之險」，控扼東西之間諸往來通道，以與西漢形成東西對峙之勢。劉安以謀泄而敗，其計昨未及施行。

東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董卓一面徙漢獻帝於長安，一面遣後戍守洛陽。曹操建議說：「諸君聽吾計：使勃海（袁紹）引河內之眾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圜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袁術）率同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計逆，可立定也。」（《資治通鑒》卷五十九・漢紀五十一）當時董卓所率乃涼州精兵，而討董卓諸將皆關東人，從人事組成上看，這種對抗已帶有東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據洛陽，虜掠財物俱運關中，隱然已有西歸之意；董卓西遷，司馬荀爽便對董卓說過：「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同上）雙方都認識到了當時東西對峙的形勢，曹操之議更是深知東西對峙的態勢和爭奪的關鍵。但諸將不聽，終至食盡兵散，漢末局勢遂不可收拾。

十六國時，前後趙在北方對峙，前趙據關中，後趙據河北，雙方在山西、河南對抗。後趙石虎因攻前趙在山西的重鎮蒲坂而引發前、後趙在洛陽的大決戰。時前趙劉曜擊敗後趙石虎，然後揮兵南下，圍攻後趙洛陽。後趙石勒親自率兵自襄國馳援洛陽，進軍途中，石勒偵知劉曜仍轉困洛陽，說：「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資治通鑒》卷九十四）劉曜若能扼守成皋關，或阻洛水而守，是為拒敵於險要之外，石勒給有千軍萬馬也無可奈何，洛陽自可不戰而下。成皋、洛水之險棄而守，縱敵入險，實為劉曜的重大失策，這種失策鑄就了劉曜的失敗。

後來前秦、前燕在北方對峙，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陽之戰的形勢與前、後趙洛陽之戰有些類似，但王猛攻洛陽，先派軍扼成皋之險，以斷前燕援軍入援之路，洛陽遂成瓮中之鱉，不戰而下。

東、西魏在北方對峙，曾在河南展開激烈的爭奪，雙方數度在洛陽展開激戰。但西魏軍既不能東據虎牢，又不能北據孟津河橋，故屢次強攻洛陽而不能得利。這種情勢一直延續到北齊、北周對峙的時代也未有多少改變。

比較典型的東西之爭一般在中國地勢第二階梯與第三階梯之間進行，而以中國地勢第二階梯的東部邊緣地帶為對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轉向鄂西山脈一線，為東、西方之間對抗的前沿，這一列南北向的山脈分隔中國的東、西部地區。

在這一線山脈上有一些山地隘口，為東、西交通要道。沿太行山一線，自北向南，依次有居庸關、飛狐口、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天井關等關隘，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圜轅、廣成、魯陽等關隘，扼守燕、西方往來通道，在洛陽附近不有孟津，為黃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線雙方爭奪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帶為爭奪的關鍵。成皋處於東西對抗的中軸線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東、西方之間通行的捷徑，劉安所言「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當是那個時代流行的看法。

從中國地勢的大體形勢上來說，這種對抗卻是西主居地勢利，而東方則處相對劣勢。西方地勢很高，面對東方，居高臨下，若是能據成皋一線，即已取得一種非常有利的攻勢態勢，失成皋一線則全失地之險，故歷史上的東西之爭以西方勝利者居多而東方勝利者居少。

南北對峙

南北對峙是中國歷史舞台上的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歷史上的南北對峙與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有密切的關系。淮河至秦嶺一線為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為南、北方的主要區域。志、北方內部各域這間聯系比較緊密；南北之間跨度很大，南北氣候、環境的差異較大，南北的生產方式、社會文化乃至生活習性差異也較大。這是南北對峙的地理基礎。

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對峙，除了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一度出現的短暫對峙為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外，其它的南北對峙如西晉衰亡之後的十六國北朝與東晉南朝之間的對峙和北宋衰亡之後的金、蒙古（元）與南宋之間的對峙，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北方少數民族以游牧民騎射為業，男子都是天生的戰士，勇猛善戰；在戰略、戰術上，慣於騎兵野戰、遠程奔襲。這些少數民族在進入中原之後，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但他們久居北方，性習溫涼，而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宜於秋冬時節。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經過嚴格訓練；其作戰講究部伍陣法，長城戰和守城戰，多能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故其對北方的作戰宜於春夏時節。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南北之間、黃淮一帶地形的氣候上的特點，又使得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參半。這一帶既有曠闊的平原，又有縱橫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節變化明顯。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人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這種天時和地利上的特點，也使得南北雙方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軍事對抗一般以黃淮平原為主戰場，而以淮河至秦嶺一線為對抗線，這條對抗線隨著雙方力量的消長變化而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有一定幅度的擺動。淮河以南，有較長的雨季，江河水道縱橫，開成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沖北方鐵騎的沖擊力。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也削弱了北方鐵騎的沖力。這樣，北方勢力和右越過黃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和環境上的巨大困能。但是在淮河以北，情況就不一樣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較短，氣候乾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凍現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擋北方的鐵騎。志方若越過黃河向北深入，則會面臨補給線過長的困難。這樣，作為中國地理上南北分界線的淮河不期而然間也在了南北對抗的一個分界線。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權的衰弱，憑借軍事上的優勢，透入中原，探制北方地區；而南方漢人政權在失去對北方的控制之後，多能憑借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整合南主社會，發揮南方漢人社會的特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從而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秦漢時期，雖間有短暫的動盪，但統一的大局卻基本上維護了三、四百年。這三、四百年間也積累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終於導致了漢未政治秩序的崩潰。漢未政治秩序的崩潰最顯著的後果即為統一的中央帝國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經西晉短暫的統一，又因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而演成南北對峙之局，並持續了近三百年。北宋以後，隨著女真和蒙古的先後南下，金、元與南宋之間再度形成南北對峙之局。

南北對峙之際，雙方的角逐本是在一個更廣闊的舞台上展開，若單考察在中原這片地域內的爭奪，則不能不先考察這片地域的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隨著雙方力量的強弱變化，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在淮河與黃河之間有所擺動。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別山、桐柏山屏護長江上游，東部江淮之間，水道縱橫，屏護長江下游；在黃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環繞著的山西高原，東部是河北平原。

在漫長的南北對峙史上，南北交兵自然是很頻繁的。我們可選取幾場典型的戰例來分析。

在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的對峙中，以劉宋與北魏的對峙最為典型。這期間，南方實力臻於鼎盛，所據地理態勢亦較好，而北魏也在這期間統一了北方，國力空前強盛。劉宋的建立者劉裕在晉末舉行了成功的北伐，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域，到他建宋時，雖關中已失，但河南、山東仍為南主所有。劉裕剛死，北魏趁喪南侵，奪占河南。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垢，便有收復河南之志，在他有生之年，舉行過幾次北伐。劉宋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攻佔沿黃河一線的重鎮，然後沿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戰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台、 ；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沿河的防禦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時，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

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佔河南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且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元嘉七年時，北魏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南面中原。所以每次宋軍來攻，北魏都是先收兵暫避，待秋高馬肥，北魏鐵騎能發揮優勢的時候，再大舉反攻，輕松收復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形勢上的優勢。劉裕北伐後秦時，崔浩便對北魏明元帝說過，就算劉裕上岸北侵，我軍退守代北，諒劉裕不能起東南之兵與我遠爭河北。北魏伐柔然，群臣們又顧慮劉宋，崔浩又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魏收》崔浩傳）所以劉義隆北伐，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倒是劉宋青州剌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欲趁北魏太琥帝拓跋燾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河南詛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志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慶），因事指揮，隨宜加援，畏威掀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資治通鑒》鄭一百二十六・宋紀八）劉興祖所言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之為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縣），西道沖鄴（今河北臨漳附近），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魏書》崔浩傳）在崔浩看來，宋軍右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呆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這次北伐又告失敗。

劉宋的兩次北伐以失敗告終 ，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萬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南抵長江北岸，那年十二月，魏主親至建康對面的瓜步山上，鼙鼓之聲震動江南。劉宋北伐潰軍，退過壽陽、彭城、盱眙等重鎮；江南之軍，沿江戍守，江南全面戒嚴；江淮之間；堅壁清野，甚至不惜在水井、草料上投毒。魏軍也曾強攻彭城、盱眙等重鎮，但都未能破城，只得於新的一年雨季到來之前引兵北還。

北魏在孝文帝時遷都洛陽。此前，北魏已奪佔南朝淮北之地，現在洛陽既為北方之都，與南主江淮一帶更加逼近，孝文帝為求新都的安全，遂於遷都之後一再統兵南方漢方和淮河上游地區。當他取得了南陽，統兵來爭襄陽時，卻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擊，因為這已角及到了南方在襄漢上游的整個防禦體系。雙方幾度用兵，在南陽與襄陽之間形成膠著之勢。南齊時期，雙方在南陽、義陽、壽陽、鍾離一帶展開過激烈的爭戰。

「河朔之變」凶，北方出現動盪，北魏宗室倖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蕭衍欲以魏圖魏，於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年）派將軍陳慶之率兵擁北魏北海王元顥北上。陳慶之率軍連克滎城（今商丘東）、梁國（商丘）。大梁（開封）、滎陽、虎牢，遂入洛陽。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顥在洛陽登位。時北魏主政者為爾朱榮，爾朱榮坐鎮晉陽，遙制洛陽朝廷。爾朱榮聞洛陽有變，當即火速南下，邊行邊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結，然後擁魏主進兵洛陽。陳慶之扼守河陽河橋，以拒爾朱滎之軍。爾朱榮縛材為筏，渡過了黃河。元顥及陳慶之軍潰敗，元顥被殺，陳慶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陽。陳慶之入洛之戰為主宋以後南方對北方較深入的一次用兵，與劉宋時期的北伐一樣，其進兵也速，其潰敗也速。

十二世紀起，北方少數民族雙陸續南下，入據中原，女真和蒙古先後與南宋對峙。女真起自遼東，建立金， ，滅遼而入據河北，又滅北宋進臨河南。金以一游牧民旄憑借武力消滅遼、宋兩個大同，統治區域迅速擴大，它需要時間來消化它征服的成果，也需要時間來適應中原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包括適應中原地區的 氣候和地理環境，所以金在中原地區先後立張邦昌和劉豫兩個傀儡政權作為為它控制中原的過渡階段。金兵鐵騎則根據形勢變化，不時南侵，尋殲南宋軍主力及宋室群臣。

南宋重建之初，對於國防的重建即有「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張浚經略關陝）之類的議論。南宋與金對抗，主要恃川陝、荊襄。江淮三大戰區相到策應，自荊襄北出中原，可以在東、西兩大戰區之間呼應，自荊襄北出中原，可以在東、西兩大戰區之間呼應，尤其是可以趨江淮戰區這北，威脅金兵後路。宋金對峙時期，岳飛、吳拱都曾自荊襄北出，進攻河南，威脅金兵後路。

岳飛於宋紹興四年（1134年）擊敗叛將李成，收復襄陽；又乘勝北進，從偽齊手中收復鄧州、唐州及信陽軍。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自襄陽大舉北進，相繼收復穎昌（今河南許昌），淮寧（今河南淮陽）、鄭州，又配合敵後抗金的李興收復洛陽等地。七月，岳飛在郾城大敗金元帥宗弼之軍，又在穎昌大破金兵的反撲，乘勝進至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金軍對壘，准備渡河收復失地；由於岳飛的勝利進軍，河東、河北人民紛紛響應，襲擊金軍，斷其歸路。金人大恐，准備退回北方。就在這時，秦檜與襟高宗謀棄淮河以北之地與金人求和，急詔岳飛班師，岳飛被迫退兵，所復諸州再次喪失。宋高宗殺岳飛，自毀長城，也毀掉了岳飛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辰的代價換得了暫時的和平，這就是「紹興和議」。

金完顏亮敗盟南侵之時，南宋又以吳拱自荊襄向河南發起反攻，威脅金東路的後路，以牽制金江淮方向的進攻。宋金又以達成「隆興和議」而停戰，是後雙方未再發生大的戰事。

E. 請告知什麼是「通道轉兵」有什麼歷史意義謝謝。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長征途經通道時，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縣恭城書院召開了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史稱「通道會議」。這次會議促成了歷史上著名的「通道轉兵」，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歷史意義：

1、在危急關頭，促成了通道轉兵，甩開了敵軍的圍堵，使中央紅軍免於滅頂之災，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並為後來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2、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對爾後召開的黎平會議解決這個問題起了促進作用，創造了條件。

3、開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此次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轉折，是紅軍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起點，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5)通道對中國的歷史擴展閱讀：

通道會議的會議過程：

12月11日，紅軍佔領湖南通道縣城。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但由於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後，中革軍委於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占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

野戰軍司令部在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於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後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准備。

F. 新航路的開辟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經濟：自然抄經濟占統治地位→自然經濟逐步解體
1．自然經濟的逐步解體
2．地主階級發起的自救運動——洋務運動
3．民族資本主義產生
（二）思想：固步自封→向西方學習
（三）政治：封建社會→半殖半封

殘酷的殖民掠奪從此開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造成了東方從屬於西方的畸形局面，使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具備了原始積累

G. 中國古代交通發展史

中國古代交通發展史

1、先秦時期的道路

歷史發展到原始社會傳說中黃帝炎帝和堯舜禹擔當部落首領的時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顯的進步。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時期，可以說我國道路已經初具規模 。

周武王姬發滅商後，除都城鎬京（今西安附近）外，還根據周公姬旦的建議，修建了東都洛邑（今洛陽），以便於控制東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對付殷商殘余勢力為了有效發揮兩京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們之間修建了一條寬闊平坦的大道，號稱周道。

並以洛邑為中心，向東向北向南向東南又修建成等級不同的呈輻射狀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線，也是國家交通的中軸線。這條交通線也仍然是橫貫東西的大動脈周道在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

東周時期，社會生產力空前發展，大規模的經濟文化交流軍事外交活動和人員物資聚散，都極大地推進了道路的建設。除周道繼續發揮其中軸線的重要作用外，在其兩側還進一步完善了縱橫交錯的陸路干線和支線。

再加上水運的發展，把黃河上下淮河兩岸和江漢流域有效地聯接起來這個時期修建的主要道路工程有許多，秦國修築的著名的褒斜棧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秦惠王時，開始修築褒斜棧道貨殖列傳記載：關中南則巴蜀，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道綰轂其口。

戰略上為蜀之咽喉，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故事即發生於此除了秦國的棧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還有：楚國經營的從郢都通往新鄭的重要通道，晉國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東西孔道，齊魯兩國建設的四通八達的黃淮交通網路，燕國開辟的直達黃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線等。

至此，穿大袖寬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騎馬的戎狄人居雲夢江漢的荊楚人披長發嬉水的吳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連成一體了，為中華民族的進一步統一打下了基礎 。

2、秦漢時期的道路

中國全國陸上交通網的形成，始於秦朝早在秦國出兵掃滅六國的同時，實現了車同軌全國車輛使用同一寬度的軌距，它適應了秦朝全國土木工程和戰爭等方面長途運輸的需要，對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效益 。

根據車同軌的要求，秦朝在把過去錯雜的交通路線加以整修和連接的基礎上，又耗費了難以數計的人力和物力，修築了以馳道為主的全國交通干線這項費時10年的工程，規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師咸陽為中心，向四方輻射，將全國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聯通起來。

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築一條長約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蘇率20萬大軍，邊駐守邊關，邊修直道這條大道沿途經過陝甘等省，穿過14個縣，直至九原郡（今內蒙自治區包頭市），僅僅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就修築完畢。

3、著名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在公元前2世紀至十三四世紀期間，絲綢之路是一條橫貫亞洲的陸路交通干線，是中國同印度古希臘羅馬以及埃及等國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古代中國的絲綢主要是通過漢朝時開辟的絲綢之路運往西方的。

在我國的漢朝和唐朝時期，東部山東和東南沿海江浙一帶的大批質量上乘的絲綢從水路或陸路集中到長安城有相當一部分通過陸路轉運到西方去由於在這條陸路上，絲綢的貿易佔了很大比重，因此把它稱為絲綢之路以後又開辟了經海洋通往西方的航線海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這條國際通道的開辟，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它經過中亞西亞，可與東南歐及北非的交通線相銜接，構成了世界性的東西大商道不僅在兩漢時期，而且在唐宋元明時期，它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古代東西方文明聯系的主要紐帶 。

4、唐代以後的道路

唐朝是我國古代道路發展的極盛時期。當時，京城長安不僅有水路運河與東部地區相通，而且是國內與國際的陸路交通的樞紐，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城內有11條南北大街，14條東西大街，把全城劃分為100多個整齊的坊市。

皇城中間的南北大街稱為承天門大街，寬441米，視野開闊連接12座城門的有六條大街，其中朱雀大街，是盛唐時期長安城的一條貫穿南北的重要大街。出了長安城，向東，向南，向西，向北，構成了四通八達的陸路交通網不僅通向全國各地。隨著唐朝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也相繼成為國內外交通的重要中心。

到了宋和遼金時期，我國的道路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在城市道路建設與交通管理方面，與隋唐時代有著明顯的區別這一時期的城市建設，實現了街和市的有機結合城內大道兩旁，第一次成為百業匯聚之區。

元明時期建成了以北京為中心的稠密的驛路交通網，驛路干線輻射到我國的四面八方。特別是元代，綜合拓展了漢唐以來的大陸交通網，進一步覆蓋了亞洲大陸的廣闊地區，包括阿拉伯半島蒙古族各部在成吉思汗等有作為的領袖統率下東征西略。兵鋒所至，驛站隨置，道路貫通。

運輸不絕蒙古軍軍事勢力的極盛時期，道路直通東歐多瑙河畔，南下攻滅金政權和南宋政權後，把南中國的大片疆土也納入自己的版圖同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比較起來，元明道路規模更大，效率更高，發揮著更為直接的重要作用。

清朝把驛路分為三等，一是官馬大路，由北京向各方輻射，主要通往各省城；二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鎮的支線官馬大路，是國家級官道，在京城東華門外設皇華驛。

作為全國交通的總樞紐，管理北路西路南路東路等官馬大路干線系統。官馬北路系統最重要的是通往大東北的干線，即從北京經山海關盛京（今沈陽）分別延伸到雅克薩廟屯（在黑龍江入海口）的官路和通往朝鮮半島的國際通道。

屬於官馬北路系統的還有分別到呼倫恰克圖的干線以及塞上的橫向大通道這些道路在開發清代北疆，捍衛北疆的斗爭中發揮過重要戰略作用。官馬西路系統包括蘭州官路與四川官路的兩大幹線，前者從北京經保定太原西安蘭州，分別到青海西藏和新疆，並通往中亞西亞諸國。

後者則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線，從西安通往雲貴川，並向西延伸到西藏拉薩在大清帝國創建和鞏固的過程中，這個覆蓋我國整個西部地區的官馬西路系統，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官馬南路系統，包括雲南官路桂林官路和廣東官路三條干線前兩條干線均從太原南下過黃河到洛陽。

後分道到昆明或桂林，並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島；第三條干線即廣東官路的主幹道，則是從北京出發經濟南徐州合肥南昌贛州韶關，直達廣州這是元明以來北京到廣州縱貫中國南北的主要官道，歷來當作使節路，而終點廣州又曾是清代對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所以清政府對這條干線特別重視，官馬東路的唯一干線就是福建官路，沿途經過天津、濟南、徐州、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福州等重要城市。

它是清政府經濟上賴以生存的重要通路此外，還有橫貫東西的長江官路等等清政府正是通過這些道路，實現了對全國各省各市各縣各鄉鎮乃至自然村落的政治控制與經濟榨取；全國各地各民族人民為了生存和發展，也通過這個龐大的交通網路，實現了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我國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還沒有用瀝青或水泥鋪成的道路直至19世紀末期，我國才出現了鐵路和公路1876年，英帝國主義欺騙滿清政府，擅自修築了吳淞到上海的鐵路。這是在我國領土上的第一條鐵路。

而1881年建成的唐山到胥各庄的鐵路，則是我國出資修建並延存下來的第一條鐵路。我國最初的公路，是1908年蘇元春駐守廣西南部邊防時興建的龍州到那堪公路，可惜沒有全部完工。

(7)通道對中國的歷史擴展閱讀：

古代關於道路的稱呼

在遠古堯舜時，道路曾被稱作康衢。西周時期，人們曾把可通行三輛馬車的地方稱作路，可通行兩輛馬車的地方稱作道，可通行一輛馬車的地方稱作途畛，是老牛車行的路，徑是僅能走牛馬的鄉間小道。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車同軌，興路政，最寬敞的道路，稱為馳道，即天子馳車之道。唐朝時築路五萬里，稱為驛道。後來，元朝將路稱作大道，清朝稱作大路、小路等。清朝末年，我國建成第一條可通行汽車的路，被稱作汽車路，又稱公路，由此一直沿用至今。

至於馬路，則是外來語，巷、坊、弄、胡同等，被認為是從唐朝沿用下來的舊稱，系指大道以外的路。

H. 為什麼說「茶馬古道」是中國歷史上對外交流的第五條通道

茶馬古道是雲南、四川與西藏之間的古代貿易通道，通過馬幫的運輸，川、滇的茶葉得以與西藏的馬匹、葯材交易。茶馬古道的發現者和命名者、雲南大學教授木霽弘告訴記者，1990年他和幾位學者到滇西北做方言調查時，偶然得知有一條通往西藏的神秘古道，並在當地人的引領下見到了一條石板鋪就的道路，寸許的馬蹄印，茂密的森林，厚厚的落葉，石壁上的崖畫，讓人驚嘆不已。隨後他在一本書的序言里首次提出了"茶馬古道"的概念。

"茶馬古道上的馬幫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具有許多值得現代人借鑒學習的精神特徵。"李旭分析，馬幫的趕馬人身上最明顯的是冒險精神，要面對惡劣的自然條件、土匪強盜的威脅和生意的風險;其次是勤勉精神，他們必須埋頭苦幹，風餐露宿;再次是寬容親和精神，商業群體的性質決定了他們必須寬容忍讓，共同面對困難增加了彼此間的親密團結;以及守信用的精神，馬幫必須有良好的信譽才能維持生意;還有愛國精神，馬幫在抗日戰爭中冒著生命危險馱運物資就是證明;趕馬人還有創新意識，他們四處游歷，見多識廣，思想活躍，善於創新。

I. 絲綢之路對古代的中國真的重要嗎為什麼呢

在談及中國歷史的時候，被人們逐漸捧紅的絲綢之路一直被賦予了極大的意義，至今仍然被我們奉為中外文明對外交往的光輝歷史，那麼，絲綢之路對古代中國真的重要嗎？

因此，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原王朝主動開通的商業通道，也不能為古代中國帶來足夠的利益，所以其意義也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