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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概

發布時間:2021-03-05 01:57:36

1. 《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社2011年)第二卷第二十八章中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

從新中國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柳建輝「文化大蘋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和進步,而是黨和毛澤東在領導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由於對社會主義本質等問題認識的失誤,逐漸使「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思想占據主導地位,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思想中介,靠「抓革命、促生產」的方法來建設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最終導致生產力被人為破壞,社會正常發展進程也被扭曲的一場長時間的以社會動亂為表現形式的政治運動。因此,從新中國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對於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木路線和綱領,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非常必要的。一、十年「文革」的歷史表明,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首先必須搞清「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杜會主義」這樣一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毋庸諱言,沒有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使全黨從痛苦的經歷中大徹大悟,就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就沒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開辟。正如鄧小平所說「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毛主席經常講壞事轉化為好事。善於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卜年代末和八卜年代初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一廠・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①盡管黨的卜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已經以黨的決議等各種形式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作了科學總結,學術界也從多方面進行研究探討,然而在現實中人們並非都從根本上認清並真正吸取了那些沉痛的歷史教訓。「文化大革命」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歷史啟示,就是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搞清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即從根本上真正搞清社會主義的木質。經歷了『文化大蘋命」的黨和人民,應該從更高更深刻的角度去總結它的歷史教訓,以指導今後的實踐。年月日,鄧小平在會見口木客人時坦率地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如果說我們建國以後有缺點,那就是對發展生產力有某種忽略。」②年月日,他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時更進一步指出「過去耽誤太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卜年,自己找麻煩,自己遭災,不過教訓總結起來很有益處。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的結果。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麼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③這兩段話言簡意賅,是對建國後我們黨長期犯「左」傾錯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錯誤教訓的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毛澤東確實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上犯了「左」的認識錯誤。歷史教訓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試圖「以階級斗爭為綱」、搞「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蘋命」來推動各項工作、促進經濟發展,不僅不會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相反只會使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遭到破壞,乃至根本動搖。正是經歷了這樣的一場噩運鄧小平響亮地提出要撥亂反正,焦點就是重新認識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正是在系統回答這個基木理論問題的過程中他帶領全黨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以及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逐步形成了繼承毛澤東思想又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完整理論體系,成為「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④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試圈開辟一條主要貂『抓革命、促生產」方式來理設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理想道路推行其杜會主義構想中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徵的理想模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觀上包含著「破」與「立」的雙重意向,即試圖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中國。他提出「反修防修」的間題,主觀上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掃除官僚主義和資木主義勢力,但在全黨中卻未對這一特有名詞的含義作出科學界定,以致把什麼問題都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他一方面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些寶貴的預見和構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脫離中國實際的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徵的空想觀點。而這些東西,又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種目標,並由於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結合在一起,使其顯得更加完備,以致造成難以糾正的嚴重失誤。年月日,毛澤東在關於部隊後勤工作給林彪的信〔即後來被廣為宜傳的「五・七」指示中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又批判資產階級的社會組織辦成逐步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逐步限制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大體平均的社會組織,並認為不作這樣的限制,就會產生資本主義。有人認為「五・七」指示是毛澤東晚年提出的建設一個「新世界」的綱領,與「五一六」通知是姊妹篇,一個主旨在「破」,一個主旨在,立」一個是「砸爛舊世界」的綱領,一個是「建設新世界」的藍圖。毛澤東上述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構想的失誤,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於他過分看重中國歷史傳統中農民平均主義的思想作用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社會主義原理中的某些論斷並急於實踐過多地排斥資木主義社會中某些帶有共性的合理的管理經驗和技術。不難看出,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藍圖,就是政治上要把階級斗爭提到「綱」的位置,經濟上要實現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單一公有制,消滅多種所有制及資本主義殘余在所有制形式上急於過渡,經營管理上高度集中,社會分配須大致平均,文化生活政治掛帥,不斷進行思想革命。但是,這種理想社會的構想在推行過程中,由於全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只限於當時的認識水平,又沒有就某些基本理論問題達到共識,便不能不在實踐中受到某些抵制,毛澤東遂把這種抵制視為黨內存在『』獨立王國」或,資產階級司令部」。他不僅認為那些不贊成他的意見、提出某些正確主張的中央領導人是搞修正主義而且斷定他們的思想仍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因此,要實現理想社會的構想,就必須不斷革命。這樣「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就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為中介聯系起來,「破」與「立」達到了統一毛澤東要通過「通知」發動「文化大蘋命」,貫徹其,』繼續革命的理論」,達到「破」的目的而實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又可以達到「五・七」指示所構思的理想社會境界,完成「立」的任務。實踐和歷史都已經證明,毛澤東的這一理論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三、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構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走以經濟迫設為中心,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人民逐步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之路。今天,從社會主義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既不應過多地強調客觀歷史根源也不應過分追究毛澤東的個人責任,而應著重從主觀與客觀是否統一、從當時全黨思想理論水平的狀況中得出有益的啟示。『「文化大革命」並不象某些人斷言的那樣,證明馬克思主義己經「過時」或「破產」。恰恰相反,它從反面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既不能違背、曲解,也不能教條式地理解飛笙至將其僵化。「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通過行政手段和傳播媒介形成一種極「左」的社會思潮,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人力圖糾正這種錯誤,也難以形成扭轉局勢的強大力量,何況當時的政治體制扼制了這種健康力量作用的發揮。這一方面證明提高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證明改革政治經濟體制和黨的領導制度的緊迫性。正是吸取了這樣的歷史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各級各類幹部都要針對新的實際,學習理論和科技知識,加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並相應進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分必要和有戰略意義的。近・幾年來,全黨在建構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過程中,逐步弄清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一系列基木問題,正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等重要理論正確區分了社會主義和資木主義、計劃與市場等的木質區別與一般共性拋棄了那種脫離生產力發展,只從所有制、分配、計劃等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方面來界定社會主義木質的傳統觀念,由僵化、貧窮、封閉的社會主義轉到靠改革開放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上來,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更快發展。綜合上述,由於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黨正確地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使我們找到了開辟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突破口,黨的方針政策在現實中得到落實,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2. 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述

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成立於1921年7月,1949年10月至今為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在中國大陸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執政黨。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陳獨秀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由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先後加入,成員大多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幹。
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推選包惠僧為書記。
1920年秋,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施存統為負責人。
1920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春,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分道揚鑣後,陳獨秀等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陳獨秀、譚平山先後任書記。
1921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張申府為負責人。
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了建黨的探索和醞釀。4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一行來華,了解中國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後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談討論了建黨問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從5月開始,陳獨秀邀約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談建黨的問題。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在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同時在法國和日本也由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了黨的早期組織。這些組織當時叫法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則稱共產黨小組或支部,由於它們性質相同,因此,後來統稱它們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後,開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動。為了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1920年9月,上海發起組把《新青年》雜志(從八卷一號開始)改為黨的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在全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及多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又創辦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勞動界》,北京有《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有《濟南勞動月刊》,廣州有《勞動者》等,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在此基礎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深入工人群眾,舉辦工人夜校,建立工會組織。各地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了一批團員,青年團成為黨的有力助手和後備軍。
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表了關於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並制定了臨時性的綱領,確立了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作計劃,表明了黨組織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工會、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這次會議為黨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備。維經斯基回國不久,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的發起組在李達的主持下進行了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向各地黨的組織寫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達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綱領規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的基本任務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各項活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大會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
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誕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為之一新了。
由於黨的「一大」召開於7月,而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具體開幕日期無法查證,因此,1941年6月在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3. 《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卷第二十八章,摘抄其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

胡亂編d假史

4.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讀後感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讀後感]

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的黨史(二卷)問世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讀後感。這是經過眾多的中央和國家機構主要負責同志、專家學者、黨史研究工作者,歷經十六年認真、慎重地反復審讀、修改才完成的,旨在還歷史一個真面目。這是我黨的一件大事,必將對今後我黨的建設產生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

1949年建國初期,我是一個十三、四歲帶著紅領巾接受開國大典檢閱的少年;到1978年,這二十九年間,我已經是個到了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了。由此可以說,我是這段歷史全過程的經歷者、體驗者和見證人。

重溫這段歷史,回顧自己的一生,讀史的心情是:倍感親切,愈覺深沉。深深地感到黨的發展歷史和個人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黨的事業欣欣向榮,自己就奮發有為,進步較快;黨的事業失誤受挫,自己就徘徊彷徨,步履艱難。

「以史為鑒」,用黨史這面鏡子照照自己,看一下自己哪些問題想對了、做對了;哪些問題想錯了,做錯了,從中找出經驗、教訓,肅清「左」傾錯誤、個人崇拜以及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帶來的流毒、影響。這是由於我和黨內、外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不少同志往往既是「左傾」錯誤的受害者,又是執行者,扮演者悲劇中的角色,很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自覺地以「史為今用」的態度去學習黨史(二卷),這對黨和自己今後的發展無疑都是有益的。

「溫故而知新」,通過建國前、後三十年的對比,深知在新的歷史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綱領、方針、政策的來之不易,意義重大。在「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思想指引下,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將通過我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而影響世界,讀後感《「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讀後感》。

任何個人、任何政黨都會犯錯誤的,問題在於能否自己正視錯誤、糾正錯誤、找出犯錯誤的根源,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以利今後的發展。新的歷史時期是信息社會,信息面廣量大、瞬息萬變,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所能及時、准確、全面掌握的。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大智、大勇的偉人,都會因為對形勢判斷失誤而導致決策出錯,讓我們不能不認真思考,領導者在作出重大決策時,領導體制、機制的改革問題,以確保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大事不出或少出偏差,以及在出了偏差後能及時修補、糾正。作為一個主要領導人,不僅要聽身邊人的意見,還要廣泛、深入地聽取來自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不同、反對的意見和來自基層的意見;要注意防止身邊有野心、有陰謀的兩面派,通過迎合你錯誤的決策,擴大錯誤到難以收拾的地步,然後再亂中奪權,取而代之。

「科學發展」是針對「左」傾冒進而言的,告誡全黨、全國,不要在經濟發展速度上好大喜功搞冒進,而不顧民生;在生產力還不高的現階段,所有制問題上搞「一大二公」,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和諧社會」是針對「以階級斗爭為綱」而言的,告誡我們不要人為製造國、內外「階級斗爭」的緊張局勢,防止再犯肅反、反右擴大化以及「文革」內亂那樣的錯誤,對黨內、外的政治思想狀況要作出全面、正確的分析與判斷。當然,對於那些黨內外的腐敗分子;國內、外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的陰謀分子;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秩序的違法亂紀分子;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分子;……必須加強社會管理,依法予以懲治,絕不能任其滋長、蔓延,以確保和諧社會的實現。

初讀黨史(二卷)後,感慨萬千。認真學習這部黨史,固然對我們這些經歷者十分重要;對於沒有經歷過這段崢嶸歲月的青年同志和朋友們來說,進一步正確樹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走好今後的路,也是非常必要的。我想用兩句話作為結束語,來概括我的讀後感,與大家共勉:

不以個人利害得失評天下;

只從國家安危禍福論英雄。

2011年2月26日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讀後感〕隨文贈言:【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農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種粒;單身漢不會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會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5.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冊 全文

就愛上了當警方立即釋放大姐

6.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電子版

這個有嗎

7.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重要章節有哪些

第一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向社會?義過渡的實現(1949年10月~1956年9月)
第一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鞏固新生政權的斗爭
一、開啟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
二、新中國外交方針的制定和實施
三、中國大陸的統一
四、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而斗爭
五、建立國營經濟和新的經濟秩序
六、黨的七屆三中全會
……
第二章 抗美援朝戰爭
第三章 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各項民主改革
第四章 恢復國民經濟與各項建設的展開
第五章 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六章 全面實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七章 過渡時期的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國防建設
第八章 爭取有利於建設的國際和平環境
第九章 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在中國的建立
第二編 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和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
第十章 黨的八大和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第十一章 全黨整風和反右派斗爭
第十二章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
第十三章 九個月的初步糾「左」和糾「左」過程中的探索
第十四章 廬山會議糾「左」的曲折和黨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思考
第十五章 對國民經濟和社會政治關系的全面調整
第十六章 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中期黨的外交方針和中國對外關系
第十七章 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的完成和「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
第十八章 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左」的錯誤的發展
第十九章 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總結
第三編 「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覆滅(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第二十一章 從「全面奪權」到黨的九大
第二十?章 「斗、批、改」運動與7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
第二十三章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及其覆滅
第二十四章 批判極左思潮和落實黨的政策
第二十五章 外交戰略的轉變和對外關系的新局面
第二十六章 1975年的全面整頓
第二十七章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
第二十八章 對「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
第四編 在徘徊中前進和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第二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左」的指導方針的延續
第三十章 撥亂反正的局部進展和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
第三十一章 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
結束語 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及基本經驗
後記

8.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正式出版。在中共已

1、C 2、B 3、C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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