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⑴ 柯文的學術研究

柯文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與基督教：傳教運動與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 - 1870年》（1966 年）、《內在傳統與現代性容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1974年）、《十九世紀中國之改革》（1976年與石約翰合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984年）、《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1997年） 等。下面主要通過柯文的幾部著作的介紹，了解他史學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認識的發展歷程。

⑵ 有關中國近代歷史的書籍有哪些速度速度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葛兆光《重說中國近代史》張鳴《史學九章》汪榮祖《叫魂》內[美] 孔飛容力《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何偉亞《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施堅雅《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列文森《中國史研究入門》山根幸夫《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美] 柯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清史史料學》馮爾康《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蘇同炳《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美] 孔飛力《晚晴七十年》 唐德剛《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夏曉虹《百年嬗蛻:近代中國的士與社會》楊國強

⑶ 柯文的學術評價

美國漢學的真正崛起，引起全世界矚目的是在1947年。此時，費正清在哈佛全面實施其地區研究規劃，開創新漢學，或稱「中國學研究」（Chinese Studies）。它以其明顯的政策性和現實性明顯區別於傳統的「漢學研究」（Sinology)。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和研究一度超過了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純學術研究。而隨著90年代費正清的逝世，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哈佛時代」結束。一大批學者開始對其前輩的研究提出質疑和批評，美國漢學研究進入反思期。柯文教授就是這一新時期美國漢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就對以往美國漢學研究進行了一次批評總結，並提出「中國中心觀」這一新的理論方法。此後，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強烈的對策性色彩逐漸消退，一輪以研究中國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浪潮被掀起。而此前早已分化的漢學研究和中國學研究的壁壘開始打破。
可以說，從那時起，在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學界，柯文就一直自覺地扮演著一個內部批評者反思者的角色，定期地對自己及同行們的中國歷史研究進行學術批評與總結。
中國學者對柯文的歷史研究開始關注也是始於柯文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國中心觀」這一觀點後。今天，《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這本書幾乎己成為歷史學或海外漢學研究的必讀書目。從這本書的流行程度就可知道，它確實影響了相當一批中國歷史學史家的研究。
柯文的恩師史華茲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稱贊柯文。他說「柯文確切地掌握了歷史學和一些很困難領域的學術研究手段。他也始終注意關心一些總的問題，並很注意在必要的時候運用比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觀察問題立意很高。他的所有這些素質可以見諸於其著作，並且也將繼續見諸於其未來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個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師。」 柯文的學術歷程驗證了史華茲給予他的評價。

⑷ 關於中國近代史

學習中近史要多看一些專著，這里推薦幾本

《天朝的崩潰》茅海建
《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桑兵
費正清《劍橋晚清史》（上下兩冊）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史》（3卷本）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巨變中的近代紳商>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
陳旭麓:《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四卷),中華書局1991年。
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
戚其章:《國際法規視角下的甲午戰爭》,人民出版社2001年。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張開灤、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米新夏:《北洋軍閥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
黃修榮:《國民革命史》,重慶出版社1992年。
軍事科學院:《抗日戰爭史》(三卷),解放軍出版社19981--1984年。
錢實甫:《北洋軍閥時期的政治制度》(上下卷),中華書局1984年。
徐滌新、吳成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993年。
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概論》,中華書局1997年。
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你把這些書看完，你的近代史就到家了，可以達到研究生水平了

⑸ 柯文的延伸

1929年秋，費正清赴牛津大學。他的專業方向為東亞研究，但當時他尚不具備漢語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好在當時牛津大學的學位論文不要求參加考試，也不要求相關的學術經歷。1931年論文完成後，費正清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是年，費正清在華盛頓美國國會檔案局收集資料，隨後在劍橋和巴黎查資料。
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兩年研究收獲甚豐，他把現代中國作為研究主題，以中美外交和機構史為新視點，他的博士論文正是從以上三個方面探討中美關系的發展史，突破了傳統漢學的局限，具有相當的創新意義。
費正清認為中國研究不應只局限於西方的資料，還應依靠中國本土的資源，考察中國的觀點，這自然要求掌握漢語和在中國的生活經歷。牛津的治學研究隊伍十分有限，而且沒有漢語課程。費正清向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提出申請，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批准了他的申請，費正清成為第一位在遠東地區的羅德獎學金學者。
基督教運動與《中國與基督教：傳教運動與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 - 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
在東亞歷史學習中，由於受到語言條件的局限，柯文最初的研究課題是關於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因為畢竟有許多傳教士們留下的英文傳教資料可資參考。1957年，柯文在《中國論文》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戈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對傳教士們在中國的不同傳教方式進行了比較。1962年，柯文又在《中國社會期刊》上發表了《關於清末反傳教士情緒的一些資料》，較為全面地匯集了清末以來基督教運動的歷史資料。1963年，柯文出版了《中國與基督教—1860-1870年間中國的傳教運動及排外情緒的增長》這本完成於1957-1958著作，該著是柯文的博士論文。關於這本著作的撰寫原因，柯文說，首先是便於利用資料來研究中國。因為傳教士的資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國，利用這樣的研究機會可以比較快地進入對中國問題的探討。這是柯文自己對早年研究經歷的解說。在這本著作中，柯文分析了1860-1870這被很多歷史學家視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十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在中國的傳教情況和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而在被選入《劍橋中國晚清史》的《1900年基督教傳教團及其影響》，則更為全面地介紹了基督教傳教活動在中國的起源、歷史和發展情況。
在《中國與基督教》中，柯文主要是循著「傳教士對傳統社會制度的威脅」和「舊制度的反應：反基督教的暴力運動」這一思路，來論述基督教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認為傳教事業有許多不同的影響，每一種影響都引起了中國人一些不同的反應。他特別強調了傳教過程中代表西方文化的傳教士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者紳士階層在思想文化上的沖突，認為「一旦把傳教士對紳士的敵視與紳士對傳教士的怨恨擺在一起看，人們對於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出現的文化沖突的深度和強度便有了一定的認識。」譬如：當時中國許多官，特別是下級官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紳士比中國任何其他社會階級更加深刻地與中國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堅持中國是一切文明中心的主張」所以，他們面對傳教事業的擴展，為了維護舊有的思想傳統就拚命反對基督教的傳播。總之，在柯文看來，代表「西方的」、「新的」、「近代文化」的傳教士與代表「中國的」、「舊的」、「傳統文化」的紳士階層之間的沖突和斗爭構成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演進的一個側面；傳教運動給中國帶來的沖擊是一個遠為巨大的中西文化沖突的問題，這個問題具體表現在「外國傳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相互誤解上。柯文觀察問題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中就提出尖銳的問題。他認為當時研究中國的學者，往往過於重視西方沖擊與中國回應的過程，而忽略其他。包括從另一方面，審視中國沖擊——西方回應的過程。他說，傳教士到達中國時，碰到不少沮喪的遭遇與仇恨的眼光「這是他們來中國之前難以想像的」「他們警覺到這種蛻變，加上他們對中國的情況本來就不滿意……都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在中國的情景中怎樣作出回應」。這是柯文在他這本著作的最後一章所提出的問題和想法。這一想法實際上也影響了他以後的治學道路。柯文說，正是從這樣的思想出發，他醞釀研究西方沖擊——東方回應問題。王韜研究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開始的。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 ：王韜與晚清革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從1964年著手寫作，到1974年正式出版，歷時十年。這是一部關於王韜與晚清社會改革的評傳，書中，柯文主要討論與王韜有關的幾個變革問題，諸如改良與革命的關系、時代變遷與歷史變遷的區別、以內部的變遷為基準量度社會變遷、「傳統」與「現代」的復雜關系、器物之變與價值觀念之變的對立、 世紀19與20 世紀中國的變遷的地域文化源流等。本書一反「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研究模式的偏頗，注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連續性，柯文指出：「現代性是一個相對性概念」，「所有社會——無論多麼現代——都會保有某些傳統特點」，而過去把傳統與現代性當作兩個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社會文化標志，是一種非常僵化機械的認識，它排除了傳統文化中某些本質上並非「傳統的」內容，這些內容在現代化的侵蝕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因此，史學家沒有理由把自己局限於「現代的」與「傳統的」這兩個范疇之間，因為每個社會的組成元素中，總有些並不是正好符合這兩個范疇的東西。就王韜來說，盡管他對受「西方」影響的各種變革十分贊同，並成為19世紀70年代制度變革的最早倡議者，但他思想深處的認同仍是「傳統」的。另一方面，柯文仍然「把西方影響中國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觀的程度作為衡量晚清變革的決定性尺度，把19世紀後半葉較為激進的變革形式大都歸結於『西方的挑戰』」，這種挑戰，在書中被轉化為沿海對內地的挑戰。在書的最後一章，柯文對王韜一代知識分子作了整體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國「沿海」具有創新功能，而這種創新只有經過「內地」的認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
柯文在是著中所闡述的思想，真實地反映了他學術轉化時期的中國史觀。柯文開始寫作時所持有的關於「中國」與「西方」、「近代」與「傳統」的假設，在著書的十年中受到了強烈沖擊。這種「沖擊」使他對以前的研究模式產生了懷疑，開始吸收和形成新的中國史觀。
此書對「從中國發現歷史」雖然有所強調，但根據後來柯文自己的反思，當時的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沖擊和中國回應問題上，還是比較多地重視西方影響的因素。盡管如此 ，柯文自己沒有忽略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說 ，70 年代初期以王韜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鋒報人為主題的研究 ，已經「標志我漸漸向尋找中國內部的變革的動力的方向發展」。
發現歷史
《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柯文在《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剛出版不久就著手於新著——《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撰寫工作，力圖通過對戰後美國中國史研究史著的整理，解決久已積壓在內心的思想矛盾和理論問題。該著在全面批判戰後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的基礎上，系統闡述了他所倡導的「中國中心觀」。
柯文在這一著作的前言中，從史學家的任務與寫作前提入手，結合史學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群體派別，介紹了本書是探討了美國史界研究中國的情況與演繹了一位史學家內心演變過程中某一時刻的狀態兩方面的相關寫作主題情況，同時也以早期的著作為線索簡單地闡述了寫作此書的背景經歷心理思想變化，特別強調指出了寫作時所持的批評公正性態度，柯文正是在批判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柯文在序言中點明了寫作本書的主題，他說：「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沖擊之後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於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譯者代序第7頁）即對普遍影響美國史的三種模式前提假設進行界說、分析與批判，分析了產生的原因，說明了中國近代史研究側入角的探討的問題，概括介紹了這些問題的相關背景以及研究方向的趨勢，並逐一闡述了自己對三種模式進行批判的思路、理解與創新性的見解。
本書的寫作特色是先「破」後「立」。作者以四章篇幅從正反面闡述 「中國中心觀」這一主題，前三章分別批判三種種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第四章正面闡述「中國中心觀」的涵義。
第一章《「中國對西方之回映」症結何在?》主要闡述了「沖擊—回映」模式；介紹了這一理論框架模式依據的前提假設，舉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如鄧嗣禹與費正清合寫的《中國對西方之回應》等，這些著作都把研究視角注意力過多集中局限在中國對「西方挑戰」之回應上，帶有非常明顯的主觀性，沒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圍交代清楚，並不能說明全部的問題，很容易使讀者和史學家陷入認識與理解上的錯誤境地。作者以晚清歷史及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如叛逆運動、改革運動、抗外運動）入手反駁該模式。他提出了從事件本身著手進行研究的觀點。
第二章《超越「傳統與近代」》，該章通過50、60年代代表人物及著作、李文森《儒教中國及在近代命運》，費正清等《東亞文明史》（上、下），以及威特福格爾《東方專制主義》等論點，提出「傳統—近代」模式並得出相關聯的論點：中國只有通過外來的強刺激才能從沉睡中驚醒；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發現這一強激；這一震擊過程已經開始，其結束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國文化。接著分析原因，逐一剖析，提出問題的症結：這種兩分法迫使我們對現象只能嚴格地按兩極來劃分，排除了任何中間的可能；引用了赫克斯特的「歷史能量守恆的假設」，認為在一定特定的社會中，花費在成對的兩極因素身上的能量固定不變的；它採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最後通過重新界說傳統與近代的兩極對立對傳統的「傳統與近代」提出挑戰。
第三章《帝國主義：是現實還是神話?》主要闡述了帝國主義模式；開頭簡單介紹了帝國主義這一詞語的相關來歷與含義，從而指出帝國主義取向與反對派（贊成帝國主義在政治領域曾起過某種限度的作用）兩種派別。接著分別從帝國主義的新版：世界經濟論、大象和跳蚤；壯志未酬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問題的存在等方面進行逐一分析，旁徵博引，指出其優點與缺點。同時認為此模式與前兩種模式實質上都同屬「西方中心模式」，仍是強調西方的影響。
總之，這三種模式在當時的歷史環境條件下確實促進了當時美國史學研究的發展，但它們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與認識上的局限，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從總體上說就是「柯文認為前三種模式實質上同屬於－西方中心模式.，因為它們都認為西方近代的工業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國社會的內部，始終無法產生這種工業化的前提條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這些條件，因此它們都認為19、20世紀中國所可能經歷的一切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只能是西方式的變化，而且只有在西方沖擊下才能引起這些變化，這樣就堵塞了從中國內部來探索中國近代社會自身變化的途徑，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引入狹窄的死胡同」。……（譯者代序第8頁）
第四章《走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該章是作者觀點的集中體現。作者重申三種模式的弊端及共性：認為都是認識論的問題。提出把中國歷史的中心放在中國並例舉了70年代以來，美國思潮的轉變，及一些代表作，並對這些代表作進行全面評價。認為只要從中國內部來觀察 19 世紀、20世紀的歷史，才會產生一幅與傳統看法不同的圖景。
柯文把「中國中心觀」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⑴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的歷史；⑵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縣、城市，開展區域與地方史研究； ⑶把中國社會再「縱向」分為不同階層，推動下層社會歷史的研究；⑷運用歷史學以外的諸學科的理論、方法與技巧，並與傳統的歷史分析方法相結合。這些特點集中反映了柯文對於超越西方所界說的「現代化」是如何沖擊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這一思路的執著追求。
該書首先是一部學術史的回顧，作為方法論上的反思，是一部規范性的學術研究，該書不厚，便學理脈絡非常清楚。其次，該書全面地介紹了戰後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成果及趨向，涉及的美國當代史學學者125 人，對其中的代表人物進行了詳細評介。讓我們有幸在一本書中結識了100多位學者及思想代表作，並傾聽他們的對話。同時每章附有詳細注釋，共319條，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為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創造了條件。
《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1997）《歷史學的三把鑰匙—作為事件、經歷、神話的義和團運動》通過對義和團運動個案的研究，就「歷史學家究竟干什麼?怎樣干?」這一史學界千百年來的老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作為事件的義和團運動」是歷史學家筆下的義和團運動的史實，以敘事為主；第二部分「作為經歷的義和團運動」，討論了事件直接參與者的各種經歷：思想、感受和行動等，指出他們對正在發生之事的看法與後來重塑歷史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大為不同；第三部分「作為神話的義和團」，考察了後人是如何圍繞事件的本身，而產生各種神話化了的歷史。作者認為，就上述三條認識歷史的不同途徑而言，後兩條途徑對普通讀者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作為事件的義和團，代表的是對過去的一種特殊的解讀；作為神話的義和團，代表的是以過去為載體對現在進行的一種特殊的解讀，對現在仍發生深刻的影響。
柯文在書中，旨在借義和團這一「典型」事件來說明一個歷史認知方式。他指出：「『我』並不是對歷史任何方面都感興趣，而只對直接影響了歷史學家和神話製造者的觀念感興趣。」這就暗示了《歷史三調》關注的重點不是義和團運動本身，而是不同的歷史認知主體對歷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觀念。
所謂的「歷史三調」，實際上就是關於歷史學的三個認知層面。第一個認知層面是「事件」，它是由歷史學家建構起來的，以敘事為主，描述作為一個完整事件發展序列的義和團運動，有明確的起始點和終結點。第二個認知層面是「經歷」，是指對歷史過程的參與。在義和團運動中，參與者包括外國傳教士、清朝官員、華北農民、中國知識分子等各種不同的人。他們留下的關於義和團運動的日記、書信、筆記、口述史料，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充滿亢奮、不安、恐懼等個人感受的義和團運動。第三個認知層面是「神話」，是由神話製造者，主要是政治家和知識精英根據現實需要而構築的歷史，也是一種不確定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三個層面的認知主體各有其特點。歷史學家和神話製造者都知道事件的結果，因而他們具有歷史參與者所不具備的廣闊視野。但是，歷史學家旨在發掘所謂的「歷史真實」，著重研究歷史的復雜性、細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話製造者則是為了尋找思想資源，常常會用片面的觀點看待歷史，從歷史中找出個別特點、特性和模式，把他們當作歷史的本質。因此，這兩者在處理史料時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相對後者更加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歷史參與者無法超越時空局限，在對歷史過程進行認知時不夠全面，但歷史參與者卻擁有前兩者所不具備的體驗和感受，他們所留下的資料為歷史注入豐富的內容。
柯文認為，事件、經歷和神話，作為不同的方式來喚醒過去，都是建立在歷史史料的不同體驗上。歷史學家對過去的「重新描繪」，目的「就是了解和概括過去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經歷」（experience）是指「各個不同層面的人們迅速加入的思想、感覺和行動。例如，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北部中國曾經發生過，並促使義和團運動在1900年春夏迅速發展起來的長時期旱災、外國妖魔的壯大、地方軍事化運動的擴展，以及人們對魔法、謠言、狂熱、早死或暴死輕信，都是一種「經歷」。柯文認為「經歷」作為已經過去了的事實不可能在現實生活空間中再現，它們「總是獨一無二的」，「那些摻雜在義和團運動的經歷，就象任何經歷過過去各個階段的經歷一樣是唯一的和不會重復的。」但當現實生活需要這些「經歷」時，就馬上被「加工成神話的形式，這樣的神話便成了社會的一個重要部分。」《歷史三調》為我們展示了解讀歷史的另一種方式。

⑹ 關於文化革命、辛亥革命、詳細近代史、中國近代政治的書籍

[美]費維愷（Feuerwerker Albert）《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195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美]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196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美]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196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美]K. E. 福爾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19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美]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史建雲、徐秀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美]孔飛力(Philip A. kuhn)《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197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美]陳錦江《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197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美]R.J.史密斯《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外國雇傭兵與清帝國官員》（197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199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英]楊國倫《英國對華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美]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美]本傑明·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196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美]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美]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美]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義和團運動的起源》（198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198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美]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滔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美]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附：[美]柯文（Paul A.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譯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⑺ 尋一篇有關中國城市化的論文字數大概在4千到6千

從城市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探討中國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於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徵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註：參見於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網路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註：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隨著城市史 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一

檢討中外學者關於中國近代人口流動與城市化的研究歷程，以本世紀70年代為分界，我將此分為兩個階段。
早在本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現象即已引起學界重視。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個世紀中，本領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關資料的整理方面，「足夠系統的研究」尚未出現。著名社會學家陳達先生在其「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的英文本《現代中國人口》中如此寫道：
國內的遷徙運動，是最普通的一種移民運動。在近幾十年來，一直進行著鄉村與都市的人口移動，這種移動的結果，不斷地使許多年青人從鄉村徙入都市裡，包括長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無錫、漢口、廣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繼續不斷的徙民都是來自鄉間的。雖然移民運動的進行，其吸引力及離心力究是如何，還沒有足夠系統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確是普遍的事實。（註：陳達：《現代中國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頁。）
國內對本研究領域的關注首先出現在20、30年代活躍的社會學界。1929年由世界書局出版的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首開中國城市社會學的先河，該書簡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會學的研究范圍，介紹了西方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對都市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進行了初步論述。一些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著作也開始涉及此一領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印行的黎世衡的《歷代戶口通論》，就有根據海關報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資料和10萬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許仕廉《中國人口問題》（此書為作者在燕京大學所講「中國社會問題」之一部分），列有「城鄉人口之分布」一節並對當時中國城鄉人口比重作出估計。
20年代以降，農民離村問題成為中國社會嚴重問題之一，初步統計對此進行研究的論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東方雜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號（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號（1937年12月）連載的吳至信的《中國農民離村問題》專文。該文分農民離村之時代背景、原因、數字分析、出路、社會影響、展望、結論七部分，對此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論文是地理學家竺可楨先生的《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東方雜志》第二十三卷，第一號1926年1月），該文在研究江浙兩省人口密度的基礎上，對江浙地區人口在一萬至十萬以上的城邑進行統計分類，並與全國及世界主要國家進行了對比。
日本學者對本領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學術風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衛等人對明清乃至民國時期中國的集市作了大量細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論文對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統計或估計。（註：參見（美）施堅雅(Skinner)「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注釋20，原文載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筆者至少見到施堅雅此文的三種中譯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2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輯；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式》。惟《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有注釋譯文，後兩種均刪去未刊（或未譯？），亦屬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堅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鎮的定期市》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該文根據康熙、乾隆以來，以至光緒、宣統和民國時期的大量方誌，考察了直隸（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福建、廣東、廣西七省各州縣的定集市，並盡可能地估計了各州縣定集市的平均人口。（註：原文載1936年2月《東洋學報》第23冊第2分冊，中譯文見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另一位不應忘記的日本學者是飯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據飯田茂三郎在「望月軍四郎氏基金中國問題講座」的演講稿，由洪炎秋、張我軍合譯《中國人口問題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書店刊行，該書專辟「中國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別的構成」一節，對30年代初的中國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會月刊》第一卷第六號上，還刊登過曾任上海《每日新聞》及《上海周報》記者的田中忠夫《中國農民的離村問題》一文，該文分農民離村的沿革、農民離村的數量、農民離村的質量，農民離村的原因、農民離村的類別、農民離村的時期、農民離村的職業、農民離村的影響，共八章近兩萬言，對此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比吳至信同題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國學者也對本領域資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貢獻。筆者所見最早的此類資料整理是夏之時(Father Richard)的《中華坤輿詳志》，輯錄范圍主要限於20世紀頭十年。（註：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後40年均有城市人口資料的論著出現：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華歸主》中輯錄了1922年的數據；（註：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謝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論文《中國城市人口》中輯錄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資料；（註：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則綜合40年代以前的各種資料，著有《中國城市：數量與分布》；此類資料集大成者乃為莫里斯·B·厄爾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陸中國的城市1953-1958》。施堅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認為此書是此類資料最為完整的一部。（註：參見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二輯，第54-55頁，帕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頁。）
70年代以前，美國對中國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論色彩的是施堅雅的集市體系理論。1964-1965年施堅雅的長文《中國農村的集市貿易和社會結構》連載於《亞洲研究學刊》（註：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國學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論的基礎上，施堅雅根據其在1949-50年間在四川成都東南25公里處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調查以及對許多定居海外的大陸移民的采訪，並參閱各地方誌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這樣一個基本論點：同下一級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級的中心地能夠提供更為專門化的貨物供應，並擁有更為廣闊的腹地。據此，施氏還劃分出了五個等級的中心地：基層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區域城市。
應當說，40年代陳達先生概括的本領域缺乏「足夠系統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續到70年代。1966年，新當選的美國亞洲研究會主席奈特·畢乃德在其題為《現代化與近代初期的中國》的就職演說中，仍然不無遺憾地講道：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近代交通運輸和商業的擴展以及十九世紀末以來近代工業的擴展，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雖然這種發展與現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發展一樣，首先出現在外國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純粹的中國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長起來。遺憾的是，這個時期中國人口的可靠數據幾乎沒有，也幾乎沒有人去把分散的資料收集起來，以說明城市化的趨勢。（註：奈特·畢乃德《現代化與近代初期的中國》，譯文見（美）西里爾·E·希等主編《比較現代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頁。）

二

七十年代後，本領域研究開始打破長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現首先來自美國漢學界。
大體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費正清(John k.Fairbank)為代表的「沖擊——反應」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為代表的「傳統——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響，認為中國社會基本上處於一個長期停滯的狀態，循環往復而缺乏突破傳統社會框架的內部動力，只有到19世紀中葉遭遇西方沖擊後，才發生向近代社會演變的劇變，柯文(PaulA. Cohen)批評其為典型的「西方中心論」。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國方興未艾的歷史反思潮流中，年輕一代的史學家一面尖銳地批評「西方中心論」的弊端，一面又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以實證的研究成果向其發起挑戰。柯文將此概括為「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並將其特點歸納為四點：
(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並盡量採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歷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於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並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註：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65頁。）
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的「怪傑」施堅雅先生是「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註：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則將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按不同主題分為三編，每編各收入論文五、六篇，並冠以施堅雅所撰的專題導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城市與地方體系層次》、《中華帝國的城市發展》等重要論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學教授諾頓·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評論道：「此書標志著對中國城市的研究，已經跳出了晦澀難懂的傳統漢學的窠臼，開始進入了歷史社會科學的比較城市研究的軌道。」（註：引自陳橋驛：《讀〈中國王朝時代晚期的城市〉的兩篇書評》，載《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施堅雅對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其提出的區域體系理論(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來，「工業化前期，以中國作為整體的全國城市化率實際上幾乎毫無意義，要重新系統地闡述這一問題，就必須從各個區域出發。」（註：《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二輯，第1頁。）按照河流系統從支脈到幹流的層次，施堅雅將中國劃分為九大區域：長江下游、嶺南、東南、西北、長江中游、華北、長江上游、雲貴及東北（施氏認為，19世紀90年代以前，此區尚在開發之中，不宜列為完整地域進行系統分析）。施堅雅的這種劃分，不僅打破了傳統以政治邊界（即省份）劃分中國的方法，而且改變了自2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認為中國城市化無從談起的韋伯模式，其意義重大且影響巨深。施堅雅的理論並沒有停止於此，他還在其宏觀區域理論中引入了中心邊際論，即每一個宏觀區域都包括中心和邊際兩大部分。中心地區是人口眾多，耕地面積較大，交通運輸發達的大城市所在地；而邊際地區則是較中心地區各方面均為蕭條的、聯系較為鬆散的地區。換言之，人口和資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區，並隨著從中心向邊際地帶外移越來越稀落。柯文對此評論說：「在我看來，施堅雅取向的最大優點在於他同時突出了各個區域之間以及每一區域內部的中心地帶與邊緣地帶之間，在空間與時間上存在的差異。」（註：柯文前揭書，第145頁。）應當說，施堅雅的理論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例如許多學者對施氏理論忽略各巨區(macroregion)間的聯系，忽略全國性因素在區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過尖銳的批評。（註：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堅雅的理論受到過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羅茲曼(Glbert Rozman)的影響。（註：有關羅茲曼的介紹，可參見鄭羽：《美國歷史學家漢學家吉·羅茲曼教授》，載《世界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3期。）羅茲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國和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的城市網路》（註：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書由羅茲曼先生賜寄，謹致謝意。）中創立了城市空間網路學說。羅茲曼認為，在中日兩國的工業化過程中，中國的城市化明顯落後於日本，在此書的扉頁，他特別繪制了兩個金字塔形的圖形來說明中日兩國城市結構的差異。羅茲曼強調，由於中國人口集中於城鎮和鄉村，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數，因而金字塔的形狀是「上小下大」的錐形結構。這種城市網路，使中國難以形成一體化的城市體系，從而削弱了中央集權的統治。日本的情況則恰恰相反，19世紀初期開始，伴隨著各地大城市的出現，農村的集市卻呈衰微之勢，日本的城市網路表現為規格的金字塔形狀。中日兩國城市網路的差異，正表現在城市化指數的巨大差異，羅氏認為，18世紀日本的城市化指數已是中國的兩倍多，之後的一個多世紀內，這種差距愈發加大。
還應注意的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珀金斯的相關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註：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譯本由伍丹戈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書中，曾專辟《城市人口資料，1900-1958》一節作為附錄，羅列了約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個年份（代）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數據，並對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也是研究中國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參考資料。
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教授趙岡先生長期致力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據筆者陋見，80年代後趙岡先生對中國 城市史 研究給予關注，1983年作者的長篇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灣《食貨月刊》第13卷第3-4期發表，可以視其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該文估算了自戰國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並判斷中國歷史上城市人口的發展有兩個重大的轉折點，即十二世紀的南宋和十九世紀的清末。他認為，南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22.4%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紀中葉降至最低點。90年代初，《歷史研究》雜志又發表了趙文《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史》（註：《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又出版了趙岡先生的《中國城市發展史論》收錄了他有關中國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後，有關美國對中國近代城市研究的個案著作，最應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教授羅威廉(wlillan,T. Rowe)有關漢口的兩本著作，即1984年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1796-1889》，1989年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與社區1976-1985》。（註：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羅威廉在第一個部分就將「城市人口」作為重點首先進行了討論，涉及到漢口城市人口總量、人口移動、人口異質度增強等問題，以便展開對其沖突與社區主題的討論。羅威廉此書還以漢口為個案深入探討了八、九十年代以來風靡美國漢學界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范疇，正如楊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樣：「羅威廉的漢口研究以史實勾勒出了一幅國家向社會公域讓渡權益的斑斕畫面。」（註：楊念群：《「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中國案例——有關兩本漢口研究著作的論評》，載《中國書評》，1995年5月總第5期。）
台灣學者劉石吉對江南市鎮研究多有貢獻，其《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198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關江南地區專業市鎮、太平天國後市鎮發展、市鎮數量分析三篇論文，其中即有「市鎮人口的一個估計」。又，台灣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項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東、閩浙台、湖南、江蘇、安徽六種，均有對人口及城市化的專門論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隨著國內史學研究新局面的出現，「中國 城市史 研究進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時期」（張仲禮語）。「七五」期間，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小組將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四城市歷史列為重點研究課題。進入90年代，大部頭的四城市研究專著陸續問世；有關城市史的學術論文10年間已超出千篇；各種有關城市史的學術討論會在各地相繼召開；專門的《城市史研究》雜志應運而生。有學者預言，城市史有可能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突破口。
雖然本領域的研究只被視為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項內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間被列為重點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專章或專節對城市人口以專門論述外，（註：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羅澍偉主編《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還出版了對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專題著作：鄒依仁的《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競能主編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韓光輝的《北京歷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中國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唐振常主編《上海史》、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茅家琦主編《橫看成嶺側成峰——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軌跡》、以及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國 城市史 綱》、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歷史、現狀、展望》、胡煥庸等《中國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國人口史》等專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領域的研究。有關江南市鎮研究的論著也有兩部：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
與有關專著相比，本領域的學術論文相對為少，初步統計不過30餘篇。1989年拙文《略論中國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許是最早涉及本領域的學術論文，此文初步論述了中國古代城市化水平領先，近代落伍的史實，並對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模式及城市化與近代化的關系提出了拙見，雖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拋磚引玉。90年代後，本領域的學術論文逐漸增多，其中樂正先生的《開埠通商與近代中國的城市化問題(1840-1911)》及《近代城市發展的主題與中國模式》對開埠通商與近代中國城市化的啟動與遲滯、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國近代的城市化發展模式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宮玉松《中國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對中國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況、原因、特點也有粗略的羅列和論述；王躍生《近代中國人口地區流動》，以人口城鄉流動為主線，論述了人口流動的形式及流動者身份、流動人口的歸宿及地域構成兩個問題；張景岳《北洋政府時期的人口變動與社會經濟》也對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與社會經濟的近代化趨勢有概略闡述；張慶軍《民國時期都市人口結構分析》就民國時期都市人口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婚姻結構、職業結構、教育結構五個方面進行了分析。有關農民離村問題的研究則有王文昌《20世紀30年代前期農民離村問題》和魯西奇《中國近代農民離土現象淺析》兩文。（註：以上可謂本領域的綜合研究成果，分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天津社會科學》1992第2期；《中國人口科學》1989年第6期；《人口經濟》1991年第4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近代中國》第3輯；《民國檔案》1992年第1期；《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個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論文也時有發表，主要有：周源和、吳申元《上海歷史人口研究》、王躍生《清代北京流動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遷移與城市化》、沈毅《近代大連城市人口略論》、竺菊英《論近代寧波人口流動及其社會意義》、呂實強《清末民初期間四川城市的發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發展述論》、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慶移民、移民社會與城市發展》、吉石羽《傳統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張利民《論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發展》、許擅《16-19世紀山東人口的非農業化趨勢》等。（註：分見《復旦學報》1995年第4期；《人口經濟》1989年第6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會科學輯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學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輯。）另外，筆者所見的未刊論文尚有杜語博士的畢業論文《近代中國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畢業論文《災害、環境與民國鄉村社會》、馬學強《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人口問題——1368-1911年江南地區分析》等，也對本領域問題有所研究。
對於明清以來城鎮的研究，尤其是對江南城鎮的研究可謂成果斐然。涉及本領域的兩篇綜論性的城鎮研究論文是黃葦《中國近代集鎮墟集的興衰存廢問題》和慈鴻飛的《近代中國鎮、集發展的數量問題》。（註：分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至於地區性和個案城鎮的研究論文至少在數百篇以上，茲不贅錄。
四

對本研究領域作上述掃描式的回顧之後，這里有必要就城市發展史與城市化史的區別稍費筆墨。筆者認為，城市史與城市化史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研究范疇。就聯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對象都離不開歷史存在的城市客體；就區別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問題是城市本身發展的歷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點則在城市的「化」這一過程，當城鎮或城市出現於地球之時，並不意味著城市化的歷史已經開始，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城市化乃是一個發端於18世紀後期產業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歷史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現代的歷史是鄉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上述回顧主要限於本領域的研究，而沒有寬泛到整個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領域。（註：有興趣全面了解國內外有關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狀況的讀者，可參見劉海岩《近代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國關於近代中國城市的研究》（《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5期）。詳細的論著目錄則見《 城市史 研究》第1輯，第11-12輯附錄。）

⑻ 在中國發現歷史怎麼樣

沒有中心的中國中心觀——關於近代史研究立場、模式與方式的思考 上世紀八十年代，柯文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在美國出版，此書......

⑼ 京派的相關論文

周泉根《禮失而求諸野——論「京派」文學創作的人性尋租》[A]，《人大復印資料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C]，200601。
面對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讓渡遷移、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點滴侵蝕及西風東漸所引發的「人性之常」與「現實之變」的矛盾，「京派」諸賢「禮失而求諸野」地在鄉土社會中尋找寄託美好人性的小屋，並形成了在所求之野的鄉土社會背景上對民族文化深層結構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進行尋租模式的輓歌式創作。鄉土社會既孕育了「京派」作家們自己生命中農耕文化情致，又承載了農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義地構成作家的深層心理背景，又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義的意象體系和文化內涵。較之於革命派、人生派的鄉土文學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濃重的理想色彩和輓歌情調，凸現該文化群落、文學流派的派性性徵。
中國近現代社會是一個方生未死、玄黃待定的過渡轉型期社會。梁啟超在其《過渡時代論》一文中曾詳瞻論述曰：「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之過渡時代也。」[1](p5)這次轉型是全方位的，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層面，是中華民族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根本性重塑。從動態指向上看，中國過渡時代的特徵為從古典農耕社會范型向現代工業社會范型轉變；從靜態的社會性質上看，中國過渡時代的特徵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從現代化發生類型上看，中國社會轉型主要源於西方的刺激和示範作用，屬於後發外生型的日德模式，區別於早發內生型的英法模式。這次深刻轉型帶來的直接社會現實，便是「政治的權威與權力危機，社會的認同與整合危機，文化道德的失范與脫序危機數症並發，使中國處於前所未有的亂局之中」。[2](p8)
而與社會外在秩序的混亂互為因果的是社會內在價值的緊張。在那段綱紀崩摧、規矩淆亂的歷史中，籠罩在戰爭心理陰影里的社會到處彌漫著斗爭文化的理念，雜說紛呈、異質共生。價值緊張就是內涵於諸種雜說異質之中，具體體現在認同不同價值取向的社會思潮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哲學上有非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對立、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對立；政治上有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三角關系；文化上形成了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三足鼎立；宗教上有佛(以及建立儒教的嘗試)與基督教的抗衡。」[3](p13)所有這些錯綜復雜的思潮，彼此雜糅紐結，又形成了三對難以兼融調和的轉型期社會出路的二難選項。它們是：一是進行反封建的現代性個體意識的文化啟蒙呢，還是進行反帝國的民族性集體生存的政治救亡；二是在現有秩序里進行逐個形而下的問題的漸進改良呢，還是在某種形而上的主義的動員組織下，作出某種邈遠的終極理想的承諾，進行毀棄現有秩序的暴力革命；三是用人文理性勾起的充滿憂傷懷古的輓歌情懷去進行保守的文化續弦呢，還是用歷史理性所強力支撐出的自信來進行激進的新舊置換。可以說，啟蒙與救亡、改良與革命、保守與激進之間的緊張關系所構成的歷史環境，是現代文學最基本的發生及生存環境，也理所當然地構成了「京派」文學最寬厚的歷史天幕。?
「文變染乎世情，而廢興系乎時序。」（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京派」文學運動也是隨著民族斗爭、階級斗爭的起落沉浮而發生、展開或休止。整個「京派」文學活動的展開過程正是被置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圖景之上的。這也意味著「京派」文學運動的開展同時還必然伴隨著一個工業文明對農耕社會、西方文明對中國文化點滴侵蝕的過程。「京派」的文學運動形態、文學創作形態及文學觀念形態正是對這樣的外部環境在文學上所做出的應答。從社會學、文化學等的角度審視「京派」文學創作，我們能清楚地看出：京派文學家「禮失而求諸野」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和在所求之野的鄉土社會中對不與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進行輓歌式尋租的創作模式。
打開「京派」文學的作品世界，撲面而來的是一股濃郁的鄉土氣息。從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到馮文炳的鄂東故里，從汪曾祺的蘇北鄉鎮到蘆焚的豫東「果園城」，還有蕭乾的皇城根下的城郊世界，作者們無一不以鄉村為背景構造自己的藝術天地。而且從「邊城」、「桃園」、「竹林」、「凌盪」的故事裡，我們又無一不能讀出作者們對質朴、和諧的人情人性美、山水風光美的贊詠。比較一下以魯迅的「魯鎮世界」為榜樣、為核心的「人生派」、「革命派」的鄉土文學，如彭家煌的「湘人活鬼」、王魯彥的「浙地冥婚」、蕭紅的「呼蘭河畔」、蕭軍的「八月鄉村」及葉紫、茅盾、葉聖陶筆下豐收成災的農村社會，他們都是致力於揭露醜陋、野蠻、愚昧的封建農村和小農經濟破產後萌生階級斗爭意識的農村。我們不妨借用魯迅小說中的人物作感性的比較：前者象是在對「少年閏土」身上所表現出的勇敢天真人性的贊美，而後者則象是在揭示「中年閏土」的麻木不仁和冥頑奴性。?
針對唯美的鄉土派與批判的鄉土派分畛異域的問題，我們不妨參考一下胡適的觀點。胡適在其名文《易卜生主義》一文開篇借易卜生一生最後之作《我們死人再生時》中的一段話，區分了兩種小說形態：即，「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似的理想派文學和「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似的寫實派文學。[4](p44)如果我們借用他的分類法，對「京派」的鄉土文學與「人生派」、「革命派」的鄉土文學做一下理性的區分，那麼前者就是鄉土文學中的「理想派」，後者則是鄉土文學中的「寫實派」。理想是人對完美的一種期望。按照理想形式進行創作時，作者往往是依「應該如此」的建設性的思維，虛構出一些「不知有秦、無論魏晉」的桃花園之類的世界，從而贊美不與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沈從文就曾坦言，他寫小說是「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5](p242)他還說，他「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只看他表現得對不對，合理不合理。若處置題材表現人物一切都無問題，那麼這種世界雖消滅了，自然還能夠生存在我那故事中。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於故事的真實。」 [5](p245)然而現實往往是殘缺的，尤其是社會轉型期，它幾乎總以罪惡的形式否定著人們的理想。所以按照現實形式進行創作時，作者往往依「不該這樣」的批判性思維，赤裸裸的揭示民族精神創傷、暴露社會千形萬象的丑惡，從而批判、反抗扭曲變態的社會現實。
比照歷史現實敘事，「京派」那種人文理想敘事則染上有極為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常用散文化的手法所寫出的牧歌也因「人性之常」與「現實之變」的強烈反差而變成一曲曲懷舊輓歌。所以汪曾祺在《又讀〈邊城〉》中說：「《邊城》的生活是真實的，同時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實。」「《邊城》是一個溫暖的作品，但後面隱伏著作者很深的悲劇感。」「《邊城》是一個懷舊的作品，一種帶著痛惜情緒的懷舊。」 [6](p100)可謂「京派」性狀的現身說法。而兩者的截然的分畛異域乃是有著深刻的社會現實和傳統文化的原因。
古典社會形態的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轉型期間，必然引起生產關系、社會結構及生活方式的解構和重建，總體表現為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讓渡遷移。這種讓渡遷移是京派所遭遇到的最根本的現實之變。我們知道，中國的現代化類型屬於後發外生型的日德模式。這種模式造成了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分層現象。柯文先生(Pall.A.Cohen)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詳細描述了這種分層現象。書中認為中國社會分三層：即，一、受西方直接沖擊、已發展出了現代工商業、以通商口岸為代表的外層帶；二、非直接西方沖擊，但歷經了近代多次政治文化運動(如，太平天國運動、同治中興、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以各大省城為代表的中層帶；三、基本上沒受西方影響，保持自己亘古未變的外部標志與內部象徵(如，宗法關系、風俗習慣、底層騷亂、匪患不絕等)，以內地鄉村為主的內層帶。[7](p40-62)這種帶狀層次隨著工業文明的一點一點入侵而呈現出由外向內的推進壓縮趨勢。從沈從文先生前後所構造的文本——「《邊城》→《湘行散記》→《長河》」的順序中，我們也可清楚的看到這樣一個推進過程。而且也恰恰是因工業文明侵蝕農耕社會所導致的農村本有的古樸風俗、純良人性的喪失，促使了「京派」文學家們用散文、小說等藝術形式表達他們無盡的傷情和懷念(這一點，我將在下文中深入闡述)。結果是：內地鄉村的一切風物人事都成為他們所寶愛的文明的象徵。
而與此相反，外中層帶中的現代或准現代都市則成為他們想像中的「惡之華」。霓虹燈、夜總會、狐步舞、爵士樂、汽車、飛機、酒吧、報紙、電影、摩天大樓、百貨商店、股票交易所等等人類「慾望結構」無一不成為「京派」作家以倍增其丑的手法渲染或漫畫在他們的文本中的嘲諷對象。這種借城市之丑來反襯農村之美的創作手法和本質先於存在的嘲諷否定城市的創作心理，使他們對城市本真面目的認識產生一種幽閉效應。他們因此不僅沒能象劉吶鷗、穆時英等現代派作家那樣體會都市文明自身的本末精粗、奸媸美醜，還對光怪陸離的現代派作品產生一種「子不語怪力亂神」似地排他情緒，看似清高實則隔閡。當然也更別指望他們認同或實踐諸如「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詩形」 [8]之類的文學觀念了。
「京派」作家大都依託農村的風俗生活、自然景物作懷舊輓歌背景。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這種城鄉對立的觀念其實存在著非常深刻的文化原因。它外在表現為舍城市取鄉村、避現實矛盾就理想世界，在文本的整體風貌上呈現出與現代派相對立與「人生派」、「革命派」相分野的狀態。而其內在的原因卻是基於「京派」對鄉土中國的全部情誼的文化懷戀。這種懷戀集中體現在對健康人性的呼喚。正如沈從文所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的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5](p242)他們所尋找的「供奉人性」的小廟不是別的，正是中國的鄉土社會。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邦無道則隱」的守護心性的後退路線。他們在進不能兼濟天下時，或退於道，或逃於禪，都視山林田園為人的現世的最終家園。這種行止路線、取捨標准發生在文化層面的守護時，則體現為「禮失求諸野」的思維習慣。「京派」作家們正是沿著這條路線在鄉土之野進行他們的精神尋租活動。他們在廟堂頹圯、都市墮落之後，便到生活於鄉土中國的無名人物身上去發現、挖掘健康質朴的人性。象林徽因筆下的挑夫、楊振聲眼中的漁夫，生存於廢名《凌盪》中的啞巴，以及沈從文的湘西人物群、凌叔華的「小哥兒倆」、蕭乾《籬下》《矮檐》系列中堅忍的「媽媽」形象等，無一不葆有著自然健康的人性，且這種人性又能以優美的形式展開，作者對他們也都注入了「不可言說的溫愛」。[5]
這種「禮失求諸野」的人性尋租活動之所以發生並合法，更深刻的原因在於鄉土裡確實生長、培育、承載著堅韌質朴、和諧光輝的人性。在工業文明未侵入之前，即在中國地域分層之前，這塊「鄉土」包括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的整個中國。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所用的「鄉土本色」一概念幾乎涵蓋了以農耕文化為主的古典形態的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內的生活(如，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等)，可以說是古典中國社會的最大共相。西方社會，正如辜鴻銘先生所言「其禮教則以凶德為正」 [10](p17)，他們從「性本惡」的角度出發，相信人有原罪，並因此歷史的形成了一整套法理、法制。而在「鄉土中國」，人們從「性本善」的角度出發，相信「人人皆可為舜堯」，並因此歷史的形成了一整套禮俗、禮制。前者善用刑名之術、講究立法契約，而後者則主張修齊治平，重禮治教化。鄉土中國就是靠著充滿性善溫情的「禮」，而不是冷漠無情的「法」，維系著整個社會。並且這種「禮」還逐漸積淀成為一種民族心理。所以當政治意識形態化後的「禮」成為名繁實寡的「教」時，千百年被性善觀念濡養的下層人民卻從良知直覺出發，反而完整的隱存了「禮」之原始的親善形態。如，仁愛、克己、忠厚、篤實、通達、平和、誠正、守信等。馮友蘭先生說：「每一種文化都代表一種人生態度和由此而生的生活方式。」 [11](p119)杜亞泉先生則在1916年10月的《東方雜志》上所刊的《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一文中具體的揭示了工業文化和農耕文化所代表的不同生活形態。他說：「『動』是都市文明，雖生活豐裕卻身心忙碌，這與『靜』的鄉村文明之生活貧窮而身心安閑適成反比。」可是在追求現代化的過渡轉型期，「鄉土中國」的子民們的人生態度、生活方式隨著農耕文化的衰落也一天天的改變。於是，正如陳寅恪悼念王國維時所說的那樣，「凡是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12](p497) 「京派」作家們正是為農耕文化所化之人，他們目睹著這種文化的一天天失落，雖深感痛苦，卻也只能無奈的化斯痛為文章，以此去傳達、贊美、挽嘆那些民族文化心理深層結構中曾經恆穩而美好的因素，去嚮往、追求、建設那些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鄉土社會既孕育了「京派」作家們自己生命中的農耕文化情致，又承載了農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它既構成作家的深層心理背景，具有著原型的意味，又提供了他們作品的意象體系和文化內涵，發揮了土壤的作用。面對「人性之常」與「現實之變」的矛盾，他們「禮失而求諸野」地在本就葆有的鄉土社會中尋找寄託美好人性的小屋。較之於革命派人生派的鄉土文學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濃重的理想色彩和輓歌情調，凸現該文化群落、文學流派的派性性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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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Seeking integrity among Common People after the Corruption of Courtesy in Officialdom:On the Rent Seeking of Humanity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Jinpai
Abstract：When confron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stanc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drastically changing reality which is brought forth by the transference of China from the feudal civilization to in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graal erosion of Chinese culture by western culture, Jinpai writers turn to seek sustenance in common people and look for a cozy cottage for the shelter of humanity. As a result, they begin their elegiac literary creation in which they are seeking for the rent of the constancy and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rooted in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feudal society as its social background. Feudal society not only conceives the feudal temperament in the lives of Jinpai writers, but also carries all the good element of the humanity in feudal culture; not only forms deep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nse of archetype, but also provides fertile soil for the image system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ir works.
Key word：Jingpai；Instrial Civilization；Feudal Society；Humanity；Pattern of Invention

⑽ 新清史運動為什麼會在美國興起

對「新清史」這個概念，國內目前談論得相當多。一般認為，它主要關注滿人民族性、關注清朝內陸亞洲、探討中國民族問題與歷史關系。但這幾個問題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其實並不太明確。嚴格來講，這是一個從美國漢學傳統不斷發展而產生的一個領域，雖然它研究的是中國問題，但它的目的並非搞明白中國是怎麼回事，而是試圖用西方人文社科的研究範式與中國問題對接、嘗試把中國問題置入世界史。

關於「新清史」的產生，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在《嘉峪關外》(Beyond the Pass)一書的開頭有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論述。這個流派有三個源頭：地域分區學說、中亞問題的關注、18世紀政治史研究的推進。

1980年代以前，美國漢學界對中國的關注，主要仍集中在19世紀以後中國在外國的沖擊下如何做出反應，亦即現代化（此處幾乎等同於融入西方主導下的世界格局）的問題。這種研究其實是很粗疏的、比較淺的，研究者很少深入問題的核心，大多將中國簡單處理為落後、需要幫助的對象——對於一個落後的東方文明，自然沒有什麼必要去關心它的內在邏輯是什麼樣的。

而到1980年代中期，美國漢學界開始意識到情況的復雜性，並嘗試較為深入的分析。關於這一轉變，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書中已經有了比較長的分析。這一轉變過程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層面，便是對中國「幅員遼闊」、「社會差異」、「文化多樣」的現狀，有了深層的認識。說得明白點，就是美國研究者終於知道：中國的不同地區之間差別巨大。以前他們總是把上海當成「中國」，又或是憑借陝西、甘肅的一些情況便說「中國」怎樣怎樣，這其實都不切合現實，因為中國太大了。這種對區域性差別的認識，催生了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分區學說；中國問題被分解為多個大區域(Macroregion)內部的問題。從此美國漢學界終於搞清楚了一件事：研究中國問題，必須先明確研究的是哪一個區域。

隨著研究的推進，美國學者逐漸將中國問題與中亞問題結合了起來。這對於美國這個中亞學大本營、歷史研究者普遍重視亞洲語言學習的地方而言，當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1940年代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已注意到中國有著廣袤的內陸亞洲(Inner Asia)部分，如新疆、蒙古、滿洲等（參見《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那麼，這些帶有內陸亞洲的部分，和江南、華南等地區（即西方印象中的典型的「中國」）是如何聯系起來的？拉鐵摩爾認為，二者是在19世紀中國領土危機時才被聯系起來的，這個觀點當然不符合實際。1980年代的美國學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便有了巴菲爾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險的邊疆》一書中，追溯了從漢匈戰爭到清准戰爭的歷史，試圖重新構建草原與長城以內農耕文明之間的聯系。後來的新清史學者，利用一個美國漢學界已有的概念「中國本土」(China Proper) 來稱呼巴菲爾德研究中的農耕文明部分，限定在長城以內。而長城以外，則是邊疆部分，不屬於一種傳統的、歷史的、文化的「中國」。這是「新清史」的濫觴。

由於美國學者意識到19世紀清代的諸多政治問題都發軔於更早的時期，他們的目光逐漸集中到了18世紀。這方面，孔飛力(Philip A. Kuhn) 和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 兩位學者的研究，稱得上是時代的先驅。他們在研究中都注意到了族群關系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割辮」恐慌、軍機處中的滿漢權力分配），也都注意到了滿文奏摺在清代中央政治中的特殊意義。對於西方研究者而言，作為征服者的滿人，如何與漢人相處，乍看之下像是一個非常熟悉的、在世界史上反復出現很多次的問題。這一脈絡逐漸指向滿人如何把握住了國家的政治權力。後來新清史被稱為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這個Qing Imperial指的就是18世紀的清代（與近代對應）。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上述三種研究路數有合流的傾向。1987年，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發表了一篇探討《滿洲源流考》編纂過程的文章(JAS(1987) 46.4: 761-790)，將文化人類學方法與清史研究結合，提出「滿人構建滿洲起源神話作為政治話語」的觀點。1990年，她的《孤軍》(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一書出版，是為「新清史」誕生前夜的重要作品。1991年羅友枝(Evelyn Rawski) 撰寫亞洲研究綜述時，（以很典型的反華論調）盛贊了這兩項研究（JAS(1991) 50.1: 84-111）：
在處理族姓問題的案例中，有一點可能是最為震撼的：滿人皇帝在統治中國時，淡化了他們非漢族的起源；直到19世紀晚期以前，他們都能令漢人士大夫相信，滿人皇帝已經遵行漢人的規則模式。但是滿人自身並未忘記他們自己的身份，在同蒙古人、回疆人和西藏人往來時，仍會強調自己的草原來歷。
柯嬌燕對晚清時期數代旗人家族的研究顯示，當滿人被稱為國家的少數民族時，他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達到了其頂峰；而「漢化」則尚未被用來描述滿洲身份的歷史演變。
1996-1998年，羅友枝與著名旅美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就這一問題發生了極為激烈的爭論，一般認為是「新清史」正式誕生的標志。這場爭論，起因於羅友枝199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再觀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AS(1996) 55.4: 829-850) 。這篇論文其實今天來看並無多大學術價值：對當時研究狀況的綜述、對自己觀點的陳述（這些陳述多半是從羅友枝自己某本書里摘出來的），遠多於一般意義上的論述。但它實在太尖銳了，幾乎整個排除了漢民族在清帝國中的政治地位。今天我們看到的漢譯本，略去了它反華色彩最重的第三節。這一節竟然認為「漢化」是來自梁啟超、孫中山等漢民族主義者的「詭辯」，並非國家民族主義的概念，暗示它需要被去除；在文章的最後，更有如下令人不快的表述：
正如以前各政權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地鎮壓獨立運動，並一再強調自己有決心維持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的統治。……盡管有很多「民族團結」的口號，當代中國的學者們仍然注意到了持續存在的種族民族主義。一位學者將此現象歸結為現代中國國家在建立構成中國的「想像的共同體」上的失敗。

羅友枝在這篇文章開頭含沙射影地損了一下何炳棣，批評了何炳棣近三十年以前寫的一篇論文(JAS(1967) 26.2: 189-195)，把他當成「漢化」理論的靶子。何炳棣先生為人孤傲，性子較急，羅友枝帶有非學術背景的攻擊自然激怒了他。1998年何炳棣發表《捍衛漢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AS(1998) 57.1: 123-155)一文，以火氣很大的語言指斥羅友枝。應該說，這篇文章寫得也不夠好，幾乎把唐代以來北族政權的漢化歷史整個回溯了一遍，很冗長也缺乏重點。兩人從一開始就不是學術爭論，彼此不摸脈，也是情理之中。但這場爭論一下子把羅友枝背後的話語公開化了。1990年代，柯嬌燕、歐立德(Mark C.Elliott)、羅友枝、濮德培(Peter C. Pere)、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學者陸續發表了一批研究，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新清史」了。

故而事實上，「新清史」是美國漢學獨立成長出來的一個概念。它和中國學術研究的現實關懷，並無多大關聯；中國對於研究者來說，僅是他們展現研究技能的實驗室，就像研究非洲、中亞、西亞、太平洋上小島等「封閉神秘的文化世界」一樣。當然它承接了日本的亞洲研究的部分遺產，但是基本上還是獨立的。在方法上，它有美國人文研究的一切特徵，例如，對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理論的極大青睞，重視語言符號的表意功能，重視突厥語和阿爾泰語，主張以族群的概念審視歷史，等等。

（：國內很多學者認為日本的「東洋史」是新清史的一大源頭。這一點經多方了解，應該算是一個誤解。1997年森正夫、岸本美緒等人編寫《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時，與「新清史」的對話尚不明顯，可為一證。而且日本學者對族群問題非常不熟悉。誠然岸本美緒被很多人認為是「新清史」學者，但並不是說「不按中國權威歷史敘事的歷史學家都是新清史」。）